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 

    妻子怀孕期间，我有过几次轻度的婚外性关系，但都适可而止，时间也都不长。每个人我只和她睡一两次，最多三次。坦率地说，甚至明确的偷情意识我都不具有。我所寻求是“同什么人睡觉”这一行为本身，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们想必也是同样。为避免过分深入，我慎重地选择对象。那时我大概是想通过和她们睡觉而尝试什么，看自己能从她们身上发现什么，她们能从我身上发现什么。 

    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不久，我接到老家转来的一张明信片，内容是通知参加葬礼。上面写着一个女子的姓名，她死于三十六岁。邮戳是名古屋。名古屋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想了半天，想起这女子原来是住在京都的泉的表姐。她的名字早已忘了，其父母家是名古屋。 

    不言而喻，寄来明信片的是泉。除了她没有人会向我寄这东西。泉何苦寄这样的通知呢？一开始我感到费解。但拿着明信片看了几次，我从中读出了她僵冷的感情。泉没有忘记我做的事，也没有原谅。她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于是寄来了这张明信片。想必泉现在不很幸福，直感这样告诉我。若很幸福，她不至于往我这里寄这种明信片，即使寄也会写一句附言什么的。 

    之后我想起泉的表姐，想她的房间和她的肉体，想两人大动干戈的场面。那一切曾经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却了无踪影，如随风吹散的烟。猜不出她是怎么死的，三十六不是一个人自然死亡的年龄。她的姓氏没有变——或未婚，或结过离了。 

    把泉的情况告诉我的是一个高中同学。他从《布鲁斯》杂志的“东京酒吧指南”特集上看到我的照片，得知我在青山经营酒吧。他走到吧台我坐的地方，说道“好久不见了，还好吧”。不过他并非专门来看我的，是和同事前来喝酒。正巧我在，于是过来打招呼。 

    “这里来了几次，以前。地点离公司近。不过完全不知道是你开的。世界也真是小。”他说。 

    在高中时，总的说来我是班上不大合群的角色，而他则学习好体育也行，是地地道道的年级委员那一类型。人也温和，不多嘴多舌，给人的感觉可以说很不错。他属于足球部，原本人高马大，现在又长了不少多余的脂肪，下巴成了双重，藏青色西装的腰部显得有些吃紧。“都是接待造成的，”他说，“贸易公司这地方真是干不下去。加班多，左一个接待右一个接待。动不动就调动。成绩糟的给一脚踢出，成绩好的破格提升，不是正经人干的买卖。”他的公司在青山一丁目，下班路上可以走着来我酒吧。 

    我们聊了起来，都是时隔十八年才重逢的高中同学所聊的内容：工作怎么样啦，结婚后有几个小孩啦，在哪里见到谁啦等等。这时他提起了泉。 

    “当时有个女孩和你来往吧？常在一起的女孩子——是叫大原什么的吧？” 

    “大原泉。”我说。 

    “对对，”他说，“叫大原泉。最近见到她来着。” 

    “在东京？”我一惊。 

    “不不，不是东京，在丰桥。” 

    “丰桥？”我更为吃惊，“丰桥？爱知县那个丰桥？” 

    “是的，是那个丰桥。” 

    “莫名其妙，怎么在什么丰桥见到泉的呢？泉为什么在那样的地方？” 

    他似乎从我的声调中听出了某种硬邦邦不自然的东西。“为什么不晓得，反正是在丰桥见到了她。”他说，“啊，也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就连到底是不是她都没搞清。” 

    他又要了一杯加冰威士忌wild turkey（译注：wild turkey：英语“野味火鸡”之意。）。我喝着伏特加金利特。 

    “不值得说也没关系，只管说。” 

    “或者不如说不光是这个。”他以不无困窘的声音说，“之所以说不值得说，是因为时不时觉得事情好像不是实际发生的，感觉非常奇妙，简直就像做了一个活龙活现的梦。本来实有其事，却不知什么缘故，竟觉得不是真的——说不好怎么回事。” 

    “是实有其事吧？”我问。 

    “是实有其事。” 

    “讲来听听。” 

    他很无奈地点了下头，喝一口端来的威土忌。 

    “我去丰桥，是因为妹妹住在那里。去名古屋出差，加上星期五事就办完了，决定在丰桥妹妹家住一晚上。这么着，在那里见到了她。一开始我心想世上真有相像的人，没想到真就是大原泉，哪里会想到在丰桥妹妹公寓的电梯里见到她呢，何况脸都变了许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一眼看出是她，一定是直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