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把昨天与那个马拉纳的谈话驱出自己的脑海。我也希望把我自己从作品中抹掉，并为每一本书找到一个新我、新的声音、新的姓名，获得一次新生。但是，我的目的是在小说中捕捉到不能阅读的物质世界，那里既不存在任何中心，也不存在我。

    仔细想想，这样一个笼统的作者也许是个很不起眼的人，例如在美国叫做捉刀的人、影子作家等。他们的职业虽不太受人尊敬，他们的作用却是人所共知的。他们是无名的编辑，把别人要讲述但不会写或没时间写出来的东西编辑成书；他们是书写的手，把忙于生存的事物变成文字。也许这才是我的真正使命，可我辜负了这一使命。我本来可以变成许多个“我”，与其他人的“我”连接起来，装扮成许许多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我”。

    既然书中的真实只能是个人的真实，我便决定写我自己的真实。写我自己的真实的回忆？不，回忆只有在没有写出来的时候。没有具体形式的时候才是完全真实的。写我自己的真实愿望？不，愿望也只有在不受意识的支配时才是真实的。我惟一能够写的真实就是我现在经历的这一时刻。也许这本日记才是一本真正的书，我在这里尽量真实地记录了我在一天中不同时刻、不同光线下看到的那个坐在躺椅上的女子的形象。

    为什么不承认我这种不满情绪是妄自尊大白日做梦呢？一个要消除自己、让位于身外之物的作家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表示一切的惟一的书；要么写出所有的书，在每本书里仅反映一个局部，通过局部反映整体。包罗万象的惟一的书，不是别的什么书，而是圣书，是揭示一切的语言文字。但是，我不相信语言文字可以包罗一切，我要写的是语言文字之外的东西，是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事物。因此我的选择只有一个，即写出所有的书，写出一切可能存在的作者可能写出来的所有的书。

    如果我想我只能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的种种问题便会阻碍我，使我止步不前。如果我想我要写的是整整一个书库，那么我的心情便不会感到压抑，因为我知道不论写本什么样的书，它都将得到补充、反驳、衡量、增补，将被成千上万本我尚需写作的书籍所掩埋。

    古兰经是创作条件最清楚的圣书。这本圣书与万物之间至少有两个媒介，即穆罕默德听安拉讲话，再把这些话讲给文书记录下来。有一次——为这位先知作传的人说——穆罕默德在向文书阿布杜拉转述安拉的启示时，讲到一半停住了。阿布杜拉本能地提醒他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先知由于一时疏忽把文书的话当成了真主的启示。这件事使阿布杜拉非常愤慨，随后便离开了先知并放弃了对他的信仰。

    文书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组织句子的责任在他，他应该考虑文字上的连贯性，考虑语法和句法，以便容纳在变成语言之前就已十分流畅的思想，接收作为一位先知讲来必然十分流畅的话语。既然安拉要把自己的启示表示成文字，文书的合作便是不可缺少的。穆罕默德明白这点，有意让文书来结束那句话。但是阿布杜拉却未意识到自己的这一权力。他丧失了对安拉的信仰，因为他缺乏对写作的信心，缺乏对他自己这个从事写作的人的信心。

    如果允许一个非信徒修改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说，那么我会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阿布杜拉在记录时写错了一句话并因此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穆罕默德虽然发现了这个错误，却决定不去改正它，故意保留这一谬误。即使这样，阿布杜拉也不应感到愤慨，因为先知的冲动与言语只有在写到纸上之后才具备最终形式，在变成文字之前无所谓正确与谬误。无限的非文字世界要变成可被阅读的世界，只能通过我们的手做出有限的写作动作来实现，诸如拼写中犹豫不决、疏忽大意和下意识的颤抖等等。如果否认这些现象，这些身外之物便休想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语言来传递信息，而只好通过其他途径来传递信息。

    喏，那只白蝴蝶已穿过山谷，从女读者的那本书上飞到我面前的稿纸上来了。

    这个山谷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物：一些图书经纪人等待我的新小说，他们从世界各地出版社已经支取了我这本小说的预酬金；一些广告商希望我笔下的人物穿某些衣服、喝某些果汁；一些编制计算机程序的专家则提出要求，要我同意他们用计算机完成我那些未完成的作品。我尽量少出门，不上村里去；如果要散步，就走小路上山。

    今天我碰见一队小青年。他们身穿童子军服，既兴奋又小心地在草地上把各种色布排成几何图形。

    “这是给飞机的信号？”我问道。

    “给飞碟的，”他们回答说，“我们要观察尚未认识的物体。这里是个空中通道，近来飞碟经常经过这里。人们认为，因为这里有位作家，外星球上的人想通过他和我们交往。”

    “有什么根据呢？”我问。

    “根据是，这位作家早已陷入危机，不能写作了。报纸上正在讨论他不能写作的原因。我们估计，可能是别的星球上的居民使他失去了创作能力，因为他们要把他大脑中地球上的概念清洗干净，让他变成一部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