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这么想：您写作就像动物筑巢，如蚂蚁建蚁穴，蜜蜂筑蜂房。”

    “我相信您说这话不完全是为了讨我喜欢，”我回答说，“喏，您现在亲眼见到我了，希望您并不感到失望。我符合您想像的西拉·弗兰奈里的形象吗？”

    “不，我不感到失望，不是因为您符合某种形象，而是因为您正像我想像的那样，是个极普通的人。”

    “我的小说给您这种印象吗？”

    “啊不……西拉·弗兰奈里的小说很有特色……好像它们早已存在，您创作它们之前就早已存在，一切细节都存在……好像它们通过您，借助您才表现出来，因为您会写作，它们需要能把它们写出来的人，这样的人应该存在……我多么希望能看您写作，检验一下是否果真如此……”

    我感到非常痛心。对这个女人来说，我只不过是个没有生命的写作机器，时刻准备把独立于我而存在的幻想世界由未表达出来的状态转化为文字。如果她知道我现在已不具备她想像的那一切，即我既没有表达能力也没有需要表达的东西，如果她知道这一切，那就糟透了。

    “您以为能看到什么呢？有人看着我的时候，我无法写作……”我辩解说。

    她解释说，她认为文学的真实性在于写作这一行为的生理属性。

    “……行为的生理属性”，这句话开始在我脑子里旋转并变化出各种各样的形象，我已无法控制自己了：“生存的生理属性，”我低嚷道，“喏，这就是我，我是个活人，在您面前，在您的生理存在面前……”我说这话时心里油然产生一股忌妒之意，不是忌妒他人，而是忌妒我自己，忌妒那个写小说的我占领了这位年轻女子的心。此时此地的我，拥有充沛精力却缺乏创作热情的我与这位女子分开了，被打字机的字盘和卷轴上的白色打字纸远远地分开了。

    “沟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我向她解释说，并急忙向她靠拢。我头脑里各种各样的视觉映象和触觉映象来回翻腾，促使我去迅速消除我与她之间的距离。

    柳德米拉挣扎着，尽力摆脱我，“弗兰奈里先生，您要干什么？我们是在讨论问题！您不要搞错了！”

    当然，我的动作可以更文雅一点，可现在已别无他法了，只有孤注一掷；我围着写字台追逐她，嘴里还不停地说些我承认是下流的话，像“您以为我老了，不，我还……”

    “弗兰奈里先生．您完全误会了，”柳德米拉说。她停下来，把厚厚一本韦氏英语大词典置于我们之间。“我完全可以跟您睡觉；您是位兴趣高雅、外貌漂亮的人。但这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与我读的小说作者西拉·弗兰奈里毫无关系……正如我跟您说过的，你们是两个人，完全不能混淆的两个人……我不怀疑您就是您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在这方面您同我认识的许许多多其他男人完全一样，但是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人，是西拉·弗兰奈里小说中的西拉·弗兰奈里，与站在我面前的您毫无关系……”

    我擦擦头上的汗，坐下来。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消失了。也许是我消失了，也许是我的具体内容消失了。难道这不正是我所追求的状态吗？不正是我力求达到的非个性化吗？

    也许马拉纳与柳德米拉两人来访的目的都是为了告诉我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解脱呢，还是惩罚。他们为什么现在来找我呢？现在我觉得自己把自己束缚起来了，就像关在监狱里一样，为什么他们恰恰在这个时候来找我呢？

    柳德米拉一出门，我就奔向望远镜，想看看那个坐在躺椅上看书的女子以慰藉自己。她不在，于是我怀疑，她是否与来这里会我的女子是同一个人呢。也许她就是我的各种问题的根源。也许他们共同合谋来阻止我写作，柳德米拉，她姐姐，还有那个翻译者，都是一伙的。

    “我最喜欢的小说，”柳德米拉说，“是这样的小说：它们在极其复杂、残酷与罪恶的人际关系周围蒙上一层似乎透明的外罩。”

    我不明白，她说这话是要说明我的小说中什么东西吸引她呢，还是要说明她在我的小说中希望看到却未看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柳德米拉的特点就是不满足，因此她的爱好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她的不满情绪而变化。（不过，她今天来找我时，仿佛已经忘却了昨天发生的事。）

    “我在望远镜里可以看到谷底一位女子坐在阳台上看书，”我向她讲述，“我这样向自己提问：这位女子看的书使她感到平静呢，还是使她感到焦虑？”

    “您觉得呢？她是平静呢，还是焦虑？”

    “平静。”

    “那么她读的是令人焦虑的书。”

    我向柳德米拉讲述有关我的手稿的一些奇怪想法：它们一会消失了，一会又出现了；再现时已不是原来那样了。她告诉我应该十分小心，因为现在伪经书正阴谋向各个领域扩张。我问她，她从前的男朋友是否是这场阴谋的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