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兵帅克》

 译序

    说起我最早接触《好兵帅克》这部世界讽刺文学名著的经过，真是有点失敬，同时也说明我对欧洲文学史有多么孤陋寡闻。

    四十年代初，我住在伦敦西北郊一所公寓里。每逢伤风感冒，我总找点轻松的读物，经常买的是企鹅丛书，因为当时每本仅六个便士，而且封面分别用不同颜色标志着其内容。譬如小说的封皮是桔黄色的，回忆录则是蓝色的。《好兵帅克》则被列为幽默类。

    书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当时我被帅克这位绝妙人物整个吸引住了。我对这本书有了相见恨晚之感，并且责怪把它列为幽默类，未免太轻率了。后来才知道，这部奇书是捷克有史以来的杰作之一，已经被译成近三十种文字。作者哈谢克曾被欧洲批评家与十六世纪的拉布雷（《巨人传》的作者）和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相提并论。这是个节译本，原作要长上三倍。我之所以挑这个节本来译，是因为它节得很高明，略去了原作借用天主教繁琐教规或捷文双关语一些费解的笑料，保留了原作的精华。

    一个极端残暴、腐败透顶的帝国（奥匈帝国）为了在欧洲争夺霸权，就凭借武力奴役另一个弱小但是倔强的民族（捷克人民），并驱使其成员参加一场由于分赃不均而引起的大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以帅克这个无与伦比的人物为代表的捷克民族，由于处在劣势，表面上唯唯诺诺，屈从效忠，甚至口呼“万岁”，内心却充满了鄙夷和憎恨，从而采取种种使反动统治者哭笑不得的方式进行顽强的抵抗；通过主人公帅克这个普通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应征入伍到开拔前线的经历，作者以笑骂的笔锋对这个色厉内荏的帝国内部的强横暴虐、昏愦无能加以无情的暴露与控诉——这就是《好兵帅克》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的基本内容。《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捷克的民族英雄、卓越的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曾经对帅克这个人物所产生的影响作出这样高度的评价，说他“仿佛是一条虫子，在蛀蚀（奥匈帝国）那个反动制度时是很起劲的，尽管并不是始终都很自觉的；在摧毁这座压迫与暴政的大厦上，他是起了作用的。”

    在某种意义上，《好兵帅克》也可以说是一部历史小说，因为它从内部描写了欧洲近代史上一个最古老的王朝——奥匈帝国崩溃的过程。作品几乎是严格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编年顺序写的，从第二卷（帅克入伍后由布拉格开拔前方）起，战局、事件、路线，都与当年的奥匈军队作战史基本吻合，甚至帅克所在的联队番号以及作品中有些人物（卢卡施、万尼克、杜布等）也不是虚构的。然而此书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如何忠于史实，而在于作者哈谢克以卓绝的漫画式手法，准确、深刻地剖析了奥匈帝国的政府、军队、法院、警察机关以至医院、教会的反动而又虚弱的本质。通过手里拿着“叛国者”帽子到处寻找拘捕对象的特务布里契奈德，以及那草菅人命的军医，我们可以看到奥匈帝国是怎样一座黑暗、残暴的监狱。

    为了揭露所谓“神职人员”这种寄生虫，作者在卡兹和拉辛两个神甫的形象上着了浓重的笔墨。这个帝国的一切残酷、肮脏、荒谬与丑恶，都没能逃脱哈谢克那支锋利、辛辣的笔，他无情地揭露了这个庞大帝国所加于捷克民族的种种灾难，并塑造出帅克这个平凡而又极富于机智的不朽形象。

    当然，这部小说暴露得最彻底、抨击得最有力的还是奥匈帝国所炫耀的军队。反动统治者为了驱使人民替他们那腐朽政权去当炮灰，不得不制造一些虚伪的“军人荣誉感”，鼓吹“忠君爱国”的黩武思想，用宗教麻醉、政治欺骗以及特务和集中营等强制手段，硬把包括老弱病残在内的人们推上火线。作者形象地描写了那个军队中主权式的官兵关系和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的军民关系，揭示出临阵拼凑起来的“友”军之间互相倾轧，以至职业军官对后备军官和自愿军官的轻蔑。这样的军队既谈不上效率、纪律，更没有“士气”可言。军官们以彼此贻误对方的公事来报私仇，士兵比赛着怠工；列车开走了，军官还躲在车站后面同妓女讲着价钱。这样的军队对“自己人”是那样残酷，对待俘虏和敌方老百姓更不如禽兽。

    《好兵帅克》这部小说的力量就在于：它以生动有力、令人笑破肚皮的情节，富于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一个不义的军队，无论它在数量上如何庞大，到头来只能失败，灭亡。

    作者雅罗斯拉夫·哈谢克（一八八三～一九二三）出生于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所私立德国中学的数学教员，薪俸微薄，家境贫寒。哈谢克十三岁丧父后，就去一家药铺当学徒。

    一八九七年，当哈谢克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年时，他就参加了反对异族统治者的活动，常常扯掉他们贴的戒严布告，撕破奥匈帝国的国微，砸碎反动政府机关的窗玻璃，并曾因参加反德游行而被警察以“军事裁判法”名义逮捕，投入牢狱。哈谢克十六岁进了一所中等商业学校。级任老师是历史小说家阿洛依斯·伊拉谢克，他在班上时常讲述捷克民族英雄的轶事，对哈谢克的启发极大。

    商业学校辍学后，哈谢克没有进银行去当职员，却选择了写作的道路。读书期间，他就经常为《人民报》写稿，一九○七年当上了《公社》的主编。他经常到内地对矿工及纺织工人演讲，不断受到奥匈帝国特务的监视，曾因反抗警察坐过一个月的牢。一九○八年他两次为警察局传讯，一次是由于他试图扯下挂在温塞斯拉斯广场上的奥匈帝国国旗，另一次控告他的罪名是“扰乱治安”。一九一○年他主编《动物世界》，次年，由于他编造了一些虚构的动物形象，被出版商弗克斯解雇了。一九○三年他一度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一九○七年就断然同他们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