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尼法斯·库安泰和赛里泽在桑树广场上来回走着，望见窗纱上映着夫妇俩的影子，说道：“这个时候他们在干什么？……”赛里泽负责监视老东家的行动，长子库安泰每天半夜里都要来跟赛里泽谈一谈。

    赛里泽道：“大概他拿白天做的纸给女人看。”

    纸厂老板问：“用的是什么原料呢？”

    赛里泽回答：“猜不出来。我在屋顶上开了一个窟窿，昨天夜里爬上去，看见傻瓜用铜盆煮纸浆，堆在一边的原料，看来看去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只能说象苎麻一类……”

    鲍尼法斯声音很婉转的对他的奸细说：“到此为止吧，再进一步就不老实了！……赛夏太太快要叫你续订印刷所的合同，你回答她想自己开店，愿意出半价买下她的执照跟机器，要是她答应了，马上通知我。不管怎么样，你得尽量拖日子……他们没有钱了。”

    赛里泽道：“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长子库安泰应声说了句：“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心上想：

    “这一下可逃不出我手掌啦。”

    梅蒂维埃字号除了经营纸张以外，库安泰弟兄的铺子除了造纸和印刷以外，都兼做放款而不领执照。在巴黎领一张银钱业的执照要花五百法郎，税务机关还设想出办法来控制商业，逼那些私做银钱生意的人领执照。库安泰弟兄和梅蒂维埃，虽然用交易所的行话来说，是地下银行家，在巴黎，波尔多，昂古莱姆的市面上，每季也有几十万往来。那天晚上，吕西安伪造的三千法郎票据正好从巴黎转到库安泰弟兄手里，鲍尼法斯立刻利用这笔债务，想出一条毒计来害那个耐心而可怜的发明家，但看下文就知道。

 七　介绍一般的外省诉讼代理人，尤其是柏蒂－克洛

    第二天早上七点，鲍尼法斯沿着他纸厂的引水道踱来踱去；纸厂规模很大，水声使人听不见说话的声音。他等着一个二十九岁的诉讼代理人，六星期前才在昂古莱姆的初级法院登记，名叫皮埃尔·柏蒂－克洛。

    年轻的代理人被有钱的厂商约去谈话，当然不敢失约。长子库安泰同他打了招呼，问道：

    “你在昂古莱姆念中学可是和大卫·赛夏同一个时期？”

    “是的，先生，”柏蒂－克洛说着，凑着长子库安泰调整步伐。

    “近来有来往吗？”

    “他回来之后，我们至多碰上两回。这也是必然的，平时我不在事务所就在法院；星期天和节日又得用功，想法进修，我是样样要靠自己的……”

    长子库安泰点点头。

    “我们见了面，大卫问起我的情形。我说我在普瓦捷念完法律，在奥利韦先生手下当首席帮办，希望有一天能盘进他的事务所……我跟吕西安·沙尔东比较熟，现在他改称吕邦泼雷，勾上了德·巴日东太太，变了大诗人，跟大卫·赛夏是郎舅。”

    库安泰道：“你何妨去看看大卫，说你当了诉讼代理人，有事的话可以替他出力。”

    年轻的代理人回答：“那使不得。”

    “他从来没打过官司，没有相熟的代理人，为什么使不得？”长子库安泰回答，他借着绿眼镜做隐蔽，打量柏蒂－克洛。

    皮埃尔·柏蒂－克洛是乌莫镇上一个裁缝的儿子，过去受同学们轻视，心底里憋着一股怨气。不干不净，乌七八糟的面色，说明他害着长期的病，生活艰苦，睡眠不足，几乎经常心绪恶劣。用俗话来说，两句话就可以形容这个汉子，叫做又强横又尖刻。破嗓子同他生硬的脸色，憔悴的神气，说不出颜色的喜鹊眼，正好配合。据拿破仑的观察，喜鹊眼决不是老实人的相貌。他在圣赫勒拿岛和拉斯－卡斯提到他的一个心腹，偷了他的钱被他赶走了，说道：“你瞧某人，明明是喜鹊眼，不知怎么我会长时间相信他的。”长子库安泰把那清瘦的起码代事人细细端详了一番，只见他一脸麻子，几根稀剌剌的头发，额角和头顶已经分不清界限，手插在腰里拿腔作势，不由得想道：“我正用得着这样的人。”柏蒂－克洛受尽轻侮，心里急煎煎的只想向上爬，虽然没有产业，胆敢出三万法郎盘进东家的事务所，指望攀一门亲事来拔清这笔债；并且按照惯例，他相信老东家会代他物色一个老婆，因为前任为自己着想，应当帮后任娶亲，保证他收回出盘事务所的代价。不过柏蒂－克洛最相信的还是他自己；他有些长处，在外省的确高人一等，而他主要的力量还是从怨恨来的。

    一个人越恨，干起事来越有劲。

    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和外省的诉讼代理人大有分别。长子库安泰太精明了，看见这些起码代理人受着卑鄙的欲望支配，哪有不利用之理？高明的诉讼代理人在巴黎为数不少，都有点儿外交家的本领；他们业务忙，收入多，案子牵涉的范围广，用不着把诉讼程序当作生财之道。作为攻击的武器也罢，作为防守的武器也罢，诉讼程序对于巴黎的代理人不再象从前那样是个赚钱的项目。相反，凡是巴黎的事务所认为无足轻重的小事，外省的代理人用来大做文章，利用规定的手续，消耗许多贴印花税的纸张，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大宗费用都开在当事人的账上。外省的诉讼代理人注意这些无聊的细节，当做一宗收入，不比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只重视公费。公费是当事人在讼费之外付给代理人的酬劳，不管替他办案子的手段是高是低。讼费一半是国库的收入，公费是代理人独得的进款。老实说，当事人付的公费，跟一个有本事的代理人所要求而应得的酬报，难得相称。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医生，律师，好比交际花同一个临时情人打交道，最不相信当事人会知恩感德。官司未打以前和结束以后，当事人的两副面孔值得梅索尼埃①画两幅精彩的风俗画，拿公费的诉讼代理人见了包管叫好。巴黎和外省的代理人还有一点不同。巴黎的代理人难得辩护，遇到紧急申请的状子才偶尔出庭。可是一八二二年代，大多数的省府律师很少（过后却大批涌现），诉讼代理人都兼做律师，出庭辩诉。担任这个双重的角色势必有双重的工作，使外省的代理人在思想上沾染了律师的毛病，而并不减轻诉讼代理人的重担。外省代理人因此说话很多，丧失了办案子必不可少的冷静的判断。这样一分化，一个高手往往变做两个庸人。在巴黎，代理人不出庭发言浪费精神，不大替当事人主张是非，尽可保持正确的见解。他即使用法律做战术，利用判例中的矛盾作武器，想法打赢官司，他对案子的看法还是照旧。总括一句，思想麻醉人的力量远不如言语那么强。一个人话说多了，会对自己的话信以为真。其实我们尽可以行动与思想抵触，而不歪曲思想，尽可使理屈的案子胜诉，而不必象辩护律师那样坚持理直。因此，老资格的巴黎代理人可以比老资格的律师成为更好的法官。可见外省代理人的庸碌无能，原因不止一端：他同当事人的琐碎无聊的欲望打成一片，办的多半是小案子，平时靠讼费过活，滥用诉讼法，还要亲自出庭辩护！总而言之，他的弱点有一大堆。万一在外省遇到一个杰出的代理人，那必是了不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