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所有自杀者都熟悉如何抵制自杀的诱惑。他们每个人在灵魂的某个角落清楚地知道，自杀虽然是一条出路，然而却是一条不太体面的、不太合法的紧急出路，从根本上说，让生命来战胜自己、摆布自己，比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高尚得多，美好得多。这种认识，这种亏。心感（它和那些所谓的自满自足者的凶恶良心同出一源）促进大部分自杀者持久地和各种诱惑作斗争。他们苦斗着，如同惯窃和他的恶习斗争一样。荒原狼也熟悉这场斗争，他曾经变换过各种武器进行斗争。后来，到了四十七岁那年，他忽然灵机一动，产生了一个侥幸的、不无幽默的妙想，这个妙想常常使他高兴。他把五十岁的生日定为他可以自杀的日子。他和自已谈妥，在这一天，他可以根据当天的情绪决定是否利用太平门。不管他还会遇到什么情况，生病也好，赤贫如洗也好，经历各种痛苦和辛酸也好，所有这一切都不再遥遥无期了，这一切最多也只有几年、几月、几天之久了，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年少一年！真的，现在有些烦恼不幸，他比过去容易忍受得多了。要是在过去，这些苦恼不幸会折磨得他坐卧不安，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撼。当他由于某种原因感到特别不适，除了生活日益寂寞、潦倒、粗野外，还遭遇其他种种特殊的痛苦和损失的时候，他就对痛苦说：“你等着吧，再过两年，我就能主宰你们了！”然后，他就满心喜悦地去想象：他五十岁生日那天早晨，他拿起刮脸刀，辞别一切痛苦，走出太平门，随手把门关上时，信件和贺词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那时，痛风、忧郁、头疼、胃痛就都只好认输了。

现在尚需对荒原狼性格的各个现象，尤其是他对市民性的特殊关系进行解释。这些现象都与他们的基本原则有关。我们就以他对市民精神的关系为出发点来观察吧。

根据他自己的看法，荒原狼完全置身于市民世界之外，他既没有家庭生活，也没有功名心。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与世隔绝的个人，时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颇有天资；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他有意识地蔑视资产者；因为自己不是资产者而感到骄傲。然而在某些方面，他的生活完全像个资产者，他在银行里有存款，他资助贫穷的亲戚，他对穿着虽然不在意，但是他的衣服却也得体，并不破烂，他力求和警察局、税务局以及诸如此类的权力机构和平相处。此外，一种强烈的、埋藏在心底的渴望常常把他引向小康人家的小世界，使他向往庭院洁净、楼梯间擦得锃亮的雅静住房，在这些房子里充满整齐与舒适的气氛。他身上坏毛病不少，他放肆浪荡，觉得自已不是普通人，而是个怪人或天才，对此他也颇为得意。但另一方面，他从来不曾在市民精神已经消失的地方居住生活过。他既不曾在权力在握、具有非凡才能的特殊人物的环境中安过家，也不曾在罪犯或被剥夺权利的人那里住过。他一向在小康人家寄宿，他同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环境始终是非常适应的，即使他和他们处在对立和反叛的关系之中。此外，他是在小资产阶级的教育下长大的，从那里接受了许多概念和模式。理论上，他一点不反对娼妓，但他本人却没有能力认真对待一个妓女，他也不能真正地把她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对被国家和社会唾弃的政治犯、革命家或思想方面的教唆犯，他能够爱如手足，而对小偷、盗贼、强奸杀人犯，他只能保持有产者的尊严，绝不同流合污。

这样，他的知识与行为也分成两半，其中一半所认可和肯定的始终是另一半所反对和否定的。他是在一个有教养的有产者家庭中长大的；那里有固定的形式和道德风尚，所以他的一部分灵魂始终不能摆脱这个世界的秩序，虽然他个性化的程度早已超越普通市民许可的尺度，但他早已不受普通市民的理想和信仰的内容所约束。

作为永恒人性的“市民精神”，无非是企求折衷，在无数的极端和对立面之中寻求中庸之道。我们从这些对立面中任意取出一对为例，例如圣者与纵欲者的对立，我们的比喻就很容易理解了。一个人有可能献身于精神，献身于向圣洁靠拢的尝试，献身于圣贤的理想。反过来，他也有可能完全沉溺于欲望中，一味追求私欲，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获得暂时的欢乐。一条路通往圣人，通往献身于精神，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另一条路通技纵欲者，通往沉溺于欲望，通往自我堕落。而普通市民则企图调和，在两者之间生活。他从不自暴自弃，既不纵欲过度，也不禁欲苦行，他永远不会当殉道者，也永远不会赞同自我毁灭，相反，他们的理想不是牺牲自我，而是保持自我，他们努力追求的既不是高尚的德行，当个圣人、也不是它的对立面，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他虽然侍奉上帝，但又想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虽然愿意做个仁人君子；但又想在人世间过舒适安逸的日子。总而言之，他们企图在两个极端的中间，在没有狂风暴雨的温和舒适的地带安居乐业，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过放弃了某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和感情缺乏那种走极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所具有的紧张与强度。只有牺牲自我才能积极地生活。而普通市民最看重的是“自我”（当然只是发育不良的自我）。他牺牲了强度而得到了自我的保持与安全，他收获的不是对上帝的狂热，而是良。心的安宁，不是喜悦而是满足，不是自由而是舒服，不是致命的炽热而是适宜的温度。因此，就其本质来说，市民的生活进取性很弱，他们左顾右盼，生怕触犯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很容易被统治的。因此，他们以多数代替权力，以法律代替暴力，以表决程序代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