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那些长凳上坐满了容克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成了盖世太保夜间的捕获物。那个站在门边，穿着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就是容克工厂党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他是我被捕的间接原因。我这样说，是不想为我的不幸命运去怪罪任何人。我的被捕倒不是因为同志中有谁叛变或怯懦，而仅仅是因为不慎和倒霉。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领导关系。他的朋友叶林涅克同志对秘密工作规定有点疏忽，告诉了他应当同谁取得联系。本来叶林涅克同志应当事先同我商量，这样便可以不通过他也能把事情办妥。这是一个错误。

    另一个更为严重更带关键性的错误就是有一个姓德沃夏克的奸细骗取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巴尔托尼同志也把叶林涅克的名字告诉了他，——这样盖世太保就开始注意叶林涅克一家了。并不是由于这些同志在两年内胜利完成的主要任务，而是由于一件琐碎的小事，由于完全忽略了秘密工作的规定。

    于是佩切克宫决定逮捕叶林涅克夫妇，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聚会，盖世太保出动了不少——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这件事本来不在盖世太保的计划之内，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才逮捕叶林涅克夫妇，可是那一天晚上在顺利破获了容克工厂的地下党支部以后，他们劲头上来了，就开车出来"兜兜风"。他们的突然袭击固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在这里发现了我，却使他们更加觉得意外。他们甚至不知道抓住的是什么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假如和我一起被捕的不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我才对"四○○号"有了这些认识。

    那一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长凳上和墙旁边都挤满了人。审讯在进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意外：一种是我不明白的奇怪的意外，一种是我很明白的坏的意外。

    然而我的第一个意外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那是一件愉快的小事，不值一提。

    第二个意外：四个人鱼贯地进到屋子里，用捷克语向穿便衣的看守问好，——又向我问好，然后坐在桌子后边，摊开公文纸，抽起香烟来，态度完全怡然自得，好像他们就是这里的官吏似的。可是我明明认得他们，至少认得其中的三个人，他们为盖世太保服务吗？不可能。或许是的，他们真的在这里服务。这明明是Ｒ．，早先是党和工会的书记，虽然他性情有些粗暴，但为人厚道——不，这不可能。这是安卡·维科娃，尽管头发斑白，但仍不失为一个端庄美丽、坚强不屈的战士——不，这不可能。而那个瓦舍克，曾在捷克北部一个矿井里当过泥瓦匠，后来就任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我哪能不认识他呢？我们在北方一同参加过那样多的战斗。盖世太保能使他屈服？不，不可能。但是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呢？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找到答案，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他们带进来米列克、叶林涅克夫妇和弗里德夫妇。是啊，我知道这些人，不幸得很，他们是同我一道被捕的。但是为什么艺术史家巴维尔·克罗巴切克也在这里呢？这个人曾帮助米列克在知识分子中间做些工作。除了我和米列克又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那个被打肿了脸的细长个子的青年人，向我示意我们互不相识呢？我倒真的不认得他。这到底是谁呢？什基赫？什基赫医生吗？兹登涅克？唉，上帝，这么说，一大批医生也遭了殃。除了我和米列克，有谁知道他们呢？为什么在牢房审讯我时问起了捷克知识分子呢？他们怎么会发现我的工作同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关系呢？除了我和米列克以外有谁知道呢？

    答案不难找到，然而这个回答却是严重的、残酷的：米列克叛变了，米列克招供了。最初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他还没有全部供出来，等他们把另一批囚犯带上楼来时，我看见了：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费伯尔教授和他的儿子，被打得变了样、叫人难以认出的贝德日赫·瓦茨拉维克，鲍日娜·布尔帕诺娃，英德日赫·啊尔勃尔，雕塑家德伏沙克，凡是参加过或应邀参加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在这儿了。米列克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供出来了。

    我在佩切克宫的最初几天是难熬的。但这件事却是我在这里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期待的是死而不是叛变。无论我怎样想宽大地评判，无论我怎样寻找可以原谅的各种情况，无论我怎样想他不至于出卖，我都找不出别的说法，这就是叛变。瞬息间的动摇也罢，怯懦也罢，或者是被折磨得要死以致处在昏迷和狂乱中寻求解脱也罢，这一切都不能使人饶耍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盖世太保在第一个晚上就知道了我的名字。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也到这里来了，原来我曾在她那儿同米列克碰过几次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克罗巴切克，会有什基赫医生。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得来"四○○号"，每天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一些可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

    哼，这个人，这个曾经有骨气的人，在西班牙前线冒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严酷考验中没有屈服过，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吓得面无人色，为苟且偷生而出卖别人。他的勇气是那样的差，只是为了少挨几鞭子。他的信仰也同样不坚定。在集体里，在志同道合的人中间，他曾是坚强的。他之所以坚强，是因为他想着他们。现在，当他被孤立，被敌人包围，在拷问下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开始只想自己了。为保住自己的躯壳，他不惜牺牲朋友。他屈从于怯懦，由于怯懦而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