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给他把球拿来，”姑娘们喊道。她们很狡猾，看出自己只能借助于这个男孩才能得到球，而她们自己必须使这个中间人发生作用。楼房勤杂工屋子里的钟敲响了，催着布鲁姆费德快走。“那你们拿着这钥匙吧，”布鲁姆费德说，与其说他把钥匙给了出去，还不如说钥匙是从他手上抢走的。他把钥匙给这男孩的安全感不可比拟地要大得多。“房子的钥匙你们从楼下女人那儿拿，”布鲁姆费德还说，“你们拿回来气球以后，得把钥匙交给那女人。”“知道了，知道了。”姑娘们喊着，顺着台阶跑了下去。她们都明白，什么都明白，布鲁姆费德像是受了男孩迟钝的影响似的，现在自己倒不明白，她们怎么能这么快就能听懂他的解释。 

    两个小姑娘已经在下边硬拖着女佣的裙子走，虽然这很有意思，但布鲁姆费德也不能老看她们怎样完成任务，这倒不只是因为时间晚了，也是因为气球放出来时他不愿在场。姑娘们在楼上开他房间的门时，他甚至想先走出几条胡同。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让气球见不到他。就这样，他在这天早上第二次来到外面。他还看到女佣怎样使劲地对付两个姑娘，男孩怎样扭动着罗圈腿去给母亲帮忙。布鲁姆费德不理解，像女佣这样的人怎么会在世上人丁兴旺、繁衍不绝。 

    在去布鲁姆费德上班的制衣厂的路上，工作的念头渐渐占了其它念头的上风。这加快了他的步伐，尽管男孩子耽搁了时间，可他还是第一个到了办公室。这间办公室是一个用玻璃门开关的房子，里面有一张布鲁姆费德的办公桌和布鲁姆费德手下的实习生的两张供站着工作用的斜面桌。虽然斜面桌又小又窄，好像是给小学生用的，可这间办公室很挤，实习生不能坐着，否则就放不下布鲁姆费德的转椅了。这样实习生就整天挤着站在桌边干活。这对他们来说肯定很不舒服，可布鲁姆费德也因此很难观察到他们。他们俩人经常凑到桌子边，可不是为工作，而是为悄声说话，或者甚至打瞌睡。布鲁姆费德对他们很是恼火，摊派给布鲁姆费德一大堆工作，而他们给布鲁姆费德帮的忙远远不够。他的工作是负责与国内女工的整个货物的资金来往，这些女工是工厂为生产某些精细产品雇佣的。为了判断这份工作的工作量，得进一步了解一下工厂的整个情况。自从布鲁姆费德的顶头上司几年前去世以来，没有人了解这进一步的情况，所以布鲁姆费德也不承认别人有对他的工作作出评价的权力。比如工厂主奥托玛先生显然就低估了他的工作，他虽然承认布鲁姆费德二十几年对厂里作出的贡献，他承认这些，不仅是因为必须，而且也是因为他尊重他是一个忠实可信的人，——可他仍然轻视布鲁姆费德的工作，因为他认为，这工作可以比布鲁姆费德干得更简单、因此从各方面来说可以带来更大的好处。据说，并且这也许并非不可信，奥托玛之所以很少到布鲁姆费德的科里来，是为了少生看到布鲁姆费德的工作方法时的那份气。被人这样错误地理解一定使布鲁姆费德感到悲哀，但这是没法子的事，因为他总不能强迫奥托玛一个月不间断地呆在布鲁姆费德的科室里，研究这里所需完成的工作的的多样性，运用他自己所谓的更好的工作方法，——其后果是科里工作必定是一踏糊涂——从而相信布鲁姆费德的正确性。因此布鲁姆费德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完成他的工作，要是过了很长时间奥托玛出现那么一次，他便感到有点惊慌，不过仍以下级的义务心理稍微尝试着给奥托玛讲解这个或那个设备，而后者总是沉默不语，低着眼睛点着头继续走他的路，另外，使他难受的还不是这种错误的判断，而是这种想法，即要是有一天他被解除了职务，其立杆见影的后果就是会产生任何人都对付不了的乱七八糟的局面，因为他不知道厂里还有谁能代替他，能以某种方式使厂子几个月都能避免最严重的生产停顿的局面。要是上司低估某人的能力，那么当然他的职员会做得比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厂里的每个人都轻视布鲁姆费德的工作，没有人认为有必要为了自己的业务应该到布鲁姆费德的科室去工作一段时间，要是招收新职员，没有一个人主动愿意分到布鲁姆费德手下去工作。因此布鲁姆费德的科室缺少后备力量。当布鲁姆费德在科室里只有一个勤杂工搭把手，所有的事情都得一人干、要求派一个实习生作帮手时，他费了好几周的唇舌。布鲁姆费德差不多每天都去奥托玛的办公室，心平气和地、详详细细地给他解释为什么这个科室需要一个实习生。实习生必不可少并不是因为布鲁姆费德舍不得自己干，布鲁姆费德并不打算珍惜自己，他还是做他的那份过多的工作，并不想停止，但奥托玛先生应该考虑考虑公司的整个发展情况，所有的科室都在相应地扩大，只有布鲁姆费德的科室总是被遗忘。可要知道，正是那个科室的工作量增加了多少！当布鲁姆费德进厂时，奥托玛先生肯定记不起他进厂的时间了，那个科室只和大约十个女工打交道，而今天女工的数字已经介于五十至六十之间。这样的工作需要人力，布鲁姆费德可以保证他全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但从现在起他不再能保证完全胜任这个工作。不过奥托玛先生从不直截了当地拒绝布鲁姆费德的请求，他不能对一个老职工这样做，可他那种几乎不听他说话、不理睬他的请求而和别人说话，半推半就地答应，可几天以后又忘得精光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确侮辱人。这其实不是对布鲁姆费德的侮辱，布鲁姆费德并不是个空想家，荣誉和赞赏好是好，可布鲁姆费德可以不要，无论如何，只要能做到，他就得坚守岗位，不管怎么说，理在他手里，而最终，有理就能得到承认，哪怕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这样，布鲁姆费德甚至真的到底有了两个实习生，不过这是什么实习生啊。别人简直可以相信，奥托玛看出，他提供实习生比拒绝提供实习生更能清楚地表示他对这个科室的轻视。甚至，奥托玛之所以这么长时间用空话敷衍布鲁姆费德可能是因为他在找这样两个实习生，而可以理解的是，他这么长时间找不到这样的人。现在布鲁姆费德抱怨不得，人们早就可以预知对他抱怨的回答，他只要一个实习生，却得到了两个；奥托玛这一招实在是妙。当然布鲁姆费德还在抱怨，但那完全是他的处境逼的，而不是因为他现在还需要帮手。他也不是一个劲地抱怨，而只是有适当的机会时顺便提一下。尽管如此，过了不久，在那些不怀好意的同事之间，仍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有人问过奥托玛，布鲁姆费德现在有了这么了不起的帮手，会不会还在一直抱怨。对此据说奥托玛回答说，是的，布鲁姆费德还在一直抱怨，但他有理由抱怨。他，奥托玛，终于认识到布鲁姆费德是对的，他打算逐步给布鲁姆费德的每个女裁缝分配一个实习生，也就是说一共大约六十个人。要是这还不够，他还会派去更多的人，直到这个疯人院人满为患，而布鲁姆费德的科室几年以来已经正在变成一座疯人院。不过说这番话时，人们把奥托玛说话的口气模仿得惟妙惟肖，而奥托玛自己却绝不会以类似的方式对布鲁姆费德发表这样的意见，对此布鲁姆费德毫不怀疑。这一切是二层办公室的懒蛋们造的谣，布鲁姆费德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两个实习生的存在也这样心安理得就好了。这两人就站在那儿，赶也赶不走。他们两个还是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孩子。根据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早已到了不用再上学的年龄，可实际上人们不能相信。是的，人们还不愿把他们托付给一位老师，他们的的确确还应该让妈妈领着才对。他们还不能从事理智的活动，开始时，长时间的站立尤其使他们感到疲备不堪。不看着他们吧，他们就立刻任其弱点暴露无遗，歪着身子站着，在墙角里低着头。布鲁姆费德试图使他们明白，要是他们老图舒服，一辈子都会成为残废。让实习生跑点路真是冒险，有一次一个实习生只需走几步路，他却过分热心地跑起来，结果在桌旁把腿磕破了。屋子里满是女裁缝，桌子上堆满了活，可布鲁姆费德不得不放下所有这一切，带着哭鼻子的实习生到办公室给他简单包扎一下。但就是实习生的这种热心也只是表面现象，他们像真正的孩子一样，有时想得到表扬，可更多的情况是，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几乎总是想迷惑这位上司的注意力，欺骗他。有一次在最忙的时候，布鲁姆费德汗流浃背地走过他们身边时，发现他们躲在货包中间交换邮票。他本想用拳头给他们的脑袋几巴掌，对这样的举止这本来是唯一可行的处罚手段，但这是孩子，布鲁姆费德总不能把孩子往死里打。就这样，他继续和他们纠缠着。本来他以为，实习生会直接给他搭把手的，眼下分配活很吃力，并且得留神才是。他本想，他能站在斜面桌子后面的中间，环顾着一切，负责登记就行了，实习生按他的命令来回跑着分活。他以为，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他的监督，虽然是这样的严格，也还不够，实习生的留心可以对此进行弥补，实习生慢慢可以积累经验，不必在细微末节之处靠他的命令行事，最终自己学会在对产品的需求和对人的信任程度方面对女裁缝能够区别对待。对两个实习生而言，这都是落空的希望，布鲁姆费德过了不久就看出，他根本不能让他们和女工说话。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从不到某些女工那儿去，因为他们讨厌或是害怕她们，而对那些他们偏爱的女工，则经常跑上门去。他们给这些女工愿意要的东西，哪怕是她们应该得到的，这两人也鬼鬼祟祟地把东西塞到她们的手里，在一个空货架上给这些偏爱的人积攒着各种布头，无用的零头，不过也还有用得着的小东西，他们老远就拿着这些东西高兴地在布鲁姆费德的背后朝她们摆手，为此得到的是女工给他们两人嘴里塞糖果。可不久，布鲁姆费德就结束了这种胡作非为的行为，女工一来，就把他们赶到隔开的棚屋里去。可他们俩好长时间都把这样的处置当作最大的不公平，他们反抗，故意折断钢笔，大声地——不过他们不敢把脑袋抬起来——敲着玻璃窗，以便让女工知道他们得忍受布鲁姆费德什么样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