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夏季，一个炎热的白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从一家庭院门前经过。我不知道，她是出于恶作剧还是由于思想不集中敲了那扇门，或者她仅挥了挥拳头吓唬了一下，根本就没敲。往前再走一百步，在大路拐向左边的地方，就是村头了。我们并不熟悉这个村子，但我们刚刚走过第一家，人们就纷纷走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有的和善友好，有的发出警告，有的甚至惊慌失措，有的慌得弓起了腰。他们指着我们经过的那家庭院，提醒我们曾敲过那家的门。那家庭院的主人将控告我们，调查将会马上开始。我十分镇静，我也安慰着妹妹。她可能根本就没敲，即使她敲了，这世上到哪里也找不出证据。我力图让围着我们的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认真听我说着，但却不愿做出判断。后来他们说，不光我妹妹，连我这当哥哥的也将受到控告，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全都回头望着那家庭院，就像观望着远处的浓烟，等着看大火。果然，我们很快就看见几个骑马的人进了那家洞开的院门。尘土高高扬起，遮掩住了一切，只有长矛尖在闪闪发光。这队人马刚刚消失在院子里，似乎立刻就调转了马头，沿大路朝我们奔来。我催妹妹离开，我将一个人了结一切。她拒绝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说，可她至少也该换换衣服，穿件好点儿的衣服去见那些先生。她终于同意了，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骑马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他们骑在马上打听着我妹妹的去向。她现在不在这里，回答小心谨慎，不过呆会儿就来。回答被漫不经心地录了下来。最重要的好像是他们找到了我。主要是两位先生，法官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的助手沉默寡言，被称作阿斯曼。他们要我到农舍里去。在诸位先生锐利的目光的注视下，我摇头晃脑，手指拨弄着裤背带，慢慢地挪着脚步。我还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足以使我这个城里人摆脱这帮乡巴佬，甚至还是很光彩地摆脱他们。可当我迈过农舍的门槛时，跳到前面等着我的法官说：“我为这人感到惋惜。”毫无疑问，他这话指的不是我现在的处境，而是我以后的命运。这屋子看上去是个农舍，可更像一间牢房。大石板铺的地面，光线昏暗，光秃秃的墙壁，墙上有个地方嵌着一个铁环，屋当中放着那既当木板床又作手术台的东西。 

    除了这监牢的空气，我还能闻出别的空气吗？这是个大问题，说得更确切点，如果还有望获释，这问题就来了。

 卡夫卡短篇集隔壁

    我的生意全靠自己的肩膀撑着。前厅里是两位小姐以及打字机和帐簿，我的房间里摆着写字桌，钱柜，客桌，安乐椅和电话，这就是我的全套工作机构，是那么容易通览，那么容易掌管。我还正年轻，生意滚滚而来。我不抱怨，我不抱怨。 

    从新年起，一个年轻男子毫不犹豫地租下了隔壁空着的小套房，而我却傻乎乎地犹豫了那么长时间也没租它。它也是一室一厅，不过另外还有间厨房。正室和前厅大概我用得上——我的两位小姐有时已觉得负担过重，可那间厨房我用来做什么呢？让别人占去了这套房子，全怪这一小小的顾虑。现在坐在那里的是那个年轻的男子。他姓哈拉斯。他到底在那里干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那门上写着：“哈拉斯，布雷奥”。我设法打听，人们告诉我，他做的生意和我一样。谁也不敢直截了当地警告别人别提供贷款，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奋发向上的年轻人，他的事业也许大有前途。谁也不敢直截了当地出主意贷款，因为目前他好像没有任何财产。当人们一无所知时，通常都是这样答复你。 

    有时我在楼梯上遇到哈拉斯，想必他总有十万火急的事，拘谨地从我身边一晃就过去了，还没等我仔细看看他，他手里已经准备好了办公室的钥匙。顷刻之间他已打开了房门，像只老鼠尾巴似的一闪就进去了，我又站在那块写着“哈拉斯，布雷奥”的牌子面前，那上面的名字我已毫无意义地念过不知多少次了。 

    这薄得可怜的墙壁总是出卖做事诚实的人，但却庇护狡诈的人。我的电话装在那堵将我和他隔开的墙上。我可只是将它作为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加以强调。即使电话机挂在对面墙上，隔壁照样能听到一切。我已经养成打电话时不提顾客姓名的习惯。不过要从谈话中那些特征明显却又无法避免的措辞中猜出这些名字，当然也不需要多少机灵。有时我惶惶然如芒刺在背，我将耳机捂在耳朵上，踮起脚尖围着电话机蹦来跳去，可这样也防止不了秘密给泄露出去。 

    自然，我在生意上的抉择因此而变得没有把握，我的声音变得瑟瑟颤抖。我打电话时哈拉斯在干什么？如若我想特别夸张——为了说清什么事，人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那我就可以说：哈拉斯不需要电话，他在用我的，他将他的长沙发移到这扇墙边偷听电话，而我呢，电话铃一响，就得跑向电话，接受顾客的要求，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进行大量的说服——可最要命的是在整个时间内无可奈何地隔着这扇墙向哈拉斯汇报着一切。 

    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等到电话打完，而是一听到足以使他明白此宗生意内容的地方后就站起来，按他的习惯迅速跑遍全城，在我挂上听筒之前，也许他已经下手阻止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