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妹妹每天就是这样给格里高送饭的，早上送一次，这时父母和女仆尚未起床，第二次是午餐之后，父母这时也要睡一会，这时妹妹有意将女仆支开，当然父母和女仆也不愿意让他挨饿。但他们只是听听妹妹关于他的饮食情况的汇报，而不愿亲自去了解，这或许是他们不忍目睹吧。另外也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妹妹在讲述情况时故意隐瞒了一些令人难受的细节。因为父母心灵上受到的折磨是够多的了。 

    第一天上午，他们把医生和钳工请来，以后又说了些什么话将他们打发走了。格里高并不知道；大家听不懂他的话，但他们并未想到，包括妹妹也没有料到，他却能够听得懂别人的话，所以每当妹妹进得房来，格里高能听清她不时的唉声叹气和对神明的祷告，妹妹以后对送饭的事慢慢地习惯了一些，——要全部地习惯当然是不可能的——直到妹妹习惯了一些以后，格里高才有时捕捉到片言只语，这些话有时显示一种手足之情，或者具有确定的意义。要是格里高某次把食物吃得精光，她就说：“他今天味口真好，”要是情况相反，她就伤心地说：“又是原封未动。” 

    不过当格里高从他妹妹的嘴里听不出新的信息来时，他就会偷听隔壁房间里的一些谈话，当然，他只能听到声音，哪个房间一有声音，他就立刻跑到与那个房间相通的房门那里。他的身子紧贴着房门，开始时，没有任何涉及到格里高的谈话。哪怕是秘密的谈话，但是后来在吃饭时他们对此进行了讨论，讨论怎样处理这件事。吃饭前后也有同样的话题，每次讨论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这种磋商持续了两天。没有一个人愿意单独留在家里，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都留在家里，女仆第一天——格里高不了解她对这个突发事件知道些什么，和知道多少——她在第一天就跪在母亲跟前，请求辞工。当一刻钟以后她向主人家告别时，并没有人向她提出什么要求，她自己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保证，那就是关于这种事，她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丁点儿。 

    母亲和妹妹共同烧饭，然而并不怎么费事，因为大家几乎不大吃什么。格里高老是听说，这个叫那个吃饭，回答没有别的，只是：“谢谢，我不饿”或是类似这样的回话。妹妹经常问父亲是否喝点啤酒，并且真心诚意地起身取酒，当父亲沉默时，她便劝他喝一点儿，她可能请女管家去取；接着父亲大声说不要，然后客厅才归于寂静。 

    发事的当天，父亲就向母女讲述家庭财产情况和她们的前途问题，他不时从桌旁起身，从他的钱箱里取出单据和记事本，五年以年父亲的公司曾濒临崩溃，这个钱箱就解救过当时的危机，格里高听到父亲的开箱手续是如何的复杂，在取出东西后又锁上了。父亲讲述家庭财政情况，格里高在房间里听到的那部分是最令人高兴的，他认为，父亲从那个公司里得到的并不少，至少父亲没有说到相反的情况，格里高当然也没有问他，以前他考虑的只是尽力让全家忘记那次商业上的失败，那次失败破灭了全家的希望；于是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从一个小伙计升到公司的外勤，外勤当然有其它赚钱的门道，此外，他工作上的努力使回扣变成了现金，这些现金摆在桌子上使全家感到惊奇和幸福，那曾经是家庭中辉煌的时代。虽然格里高以后赚了许多钱以供全家的开销，但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辉煌。家里人和格里高取钱的时候，都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这已经成了习惯，他很乐意供家里花钱，但不再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只有妹妹和他的关系贴近，他妹妹和他不一样，很喜欢音乐，而且小提琴拉得很动人。格里高有个秘密计划，到下一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付出代价从这年开始，钱是可以通过别的途径赚回来的，从下一年开始，他要将他妹妹送到音乐学院去深造；格里高在城里作短暂停留时，曾经常向他妹妹提起音乐学院，但总认为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要实现这个美梦是不可想象的事；父母则毫无兴趣，连听都不想听这种无稽之谈。但格里高已经想好了，准备在圣诞节那天郑重宣布这件事情。 

    当他竖着粘在门上偷听的时候，这些在目前情况下，毫无用处的思想涌进了他的脑海。有时候，由于太累，他的头不小心磕在了门上，他立刻重新粘紧门扇。因为他引起的任何微小的响动，都可被门外面的人听到，使大家归于沉默。 

    “他又在干什么哪？”响过之后不久，他父亲说，并且转动身子对着房门，然后继续他们中断了的谈话。 

    格里高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情况——因为父亲在叙述中习惯于经常重复他说的话，一来父亲自己长期来并未亲自经手家庭经济收支，二来母亲开始总是听不懂，要提问——父亲再说一次，就重复了。但格里高终于知道，尽管家里发生过各种不幸，以前挣得的少量财产依然还保留住了。这笔财产可以在此期间按规定生出不少的利息，此外，格里高每月除给自己留少许钱外，其它所得都交给了家里，这一部分钱家里并没有全部用完。格里高粘在门背后赶紧点头，很高兴家里能如此量入为出，节约开支，本来他可以用这些多余的钱来还父亲对上司的欠债，他被辞退的日子为期不远了，但现在看来，如同父亲安排的那样，毫无疑问，情况会美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