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演出我们是不会错过的。 

    然而，这与约瑟菲妮所声称的她在这样的时候给了我们以新的力量等等，还有相当的距离。当然这是对一般听众而言，而对那些约瑟菲妮的谄媚者来说，却完全不同了，“怎么能不是这样？”——他们厚颜无耻地说——“对于演出时门庭若市、听众云集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尤其是灾难临头时，这种现象有时甚至阻碍了必要的和及时的灾难防范。”不幸的是，最后这句话正好言中，它可不能算是为约瑟菲妮歌功颂德。尤其是再补充这样一些情况：当这种集会突然被敌人的暴力驱散时，我们一些同胞不得不为此而丧命，约瑟菲妮本应为此负全部责任，是的，是她的口哨声引来了敌人，但她这时总是躲在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在她的追随者的保护之下，悄悄地以最快的速度第一个逃离现场。这些事情本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当约瑟菲妮下一次随心所欲在某时某地演出时，他们却又匆忙奔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约瑟菲妮几乎不受法律约束，她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让全民族遭殃，也不会追究她一点责任。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约瑟菲妮的一些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的，从这个民族给予她的自由中，从这个特殊的、别个谁也得不到的、根本与法律相违背的馈赠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这个民族并不理解约瑟菲妮，正如她所说，他们无力地对她的艺术表示惊异，感到自己不佩欣赏它，同时他们又拼命努力，企图补偿由此而带给约瑟菲妮的痛苦。然而，正如她的艺术已超越了他们的理解力一样，他们把约瑟菲妮及其愿望都置于他们的管辖权之外，这当然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或许这个民族的成员会轻易地拜倒在约瑟菲妮脚下，但是，正如这个民族不会无条件地向任何人屈服一样，他们也不会拜倒在她的脚下。 

    很久以来，或许自约瑟菲妮的艺术生涯开始，她就力争为了她的歌唱艺术而从任何劳动中解脱出来，让她不必为每日的面包而操心，也不必参加其它一切与我们的生存斗争相关的活动，这些——或许——应该由这个民族作为整体去承担。头脑简单者——也确有这种头脑简单者——单凭这种要求的特殊性，根据能够想出这一要求的精神状态，就会得出结论：此要求具有其内在合理性。但是我们民族得出的结论却相反，我们冷静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并且对她提出的理由也不去费力反驳。比如约瑟费妮说：紧张的劳动有害于她的嗓子，虽然劳动不及她唱歌辛苦，但是这样毕竟会使她在唱歌之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以便为下一次演出养精蓄锐，在这种情况下，她虽然竭尽全力地演唱，但还从未达到其最佳效果。大家听她争辩，权当耳边风。这个如此容易被打动的民族有时也会无动于衷。拒绝有时是那样冷酷无情，甚至约瑟费妮都会大吃一惊，她佯装顺从，干起属于自己的那份活，并尽量好好演唱。但这只能是一时半会，接着便又重抖精神投入战斗——看来她有的是力量。 

    但是显而易见，约瑟费妮所力争的根本不是她所提出要求的满足。她是明智的，也不惧怕劳动，我们这儿根本不知何谓懒惰，即使满足了她的要求，她也肯定不会过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劳动根本不是她唱歌的障碍，当然歌声也不会变得更美妙。约瑟费妮所力争的只不过是要大家公开地、明确地、长久地、远远地超过所有常规来承认她的艺术。虽然她几乎在所有别的事情上都可心想事成，但这件事却始终是事与愿违，不能得逞。或许一开始她就应该把进攻的目标转向别处，或许现在她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她却不能再回头，退却意味着自我背叛，她必须坚持这一要求，否则就会垮台。 

    假若她真的有敌人，如她所说，那么他们就会对这场战争兴灾乐祸，袖手旁观。但是她并没有敌人，即使有谁偶尔反对过她，这场斗争也不会使任何一个感到高兴。之所以不这样，是因为这个民族在这种场合会表现出一种严峻的法官的姿态，这在我们这里平常是罕见的。虽说你可以赞同这种场合下采取此种态度，但是只要你想到，有朝一日这个民族也会对你采取类似的做法时，你就丝毫不会感到高兴了。无论拒绝也好，要求也好，问题都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这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同胞竟如此冷酷，而以往他也曾慈父般地、甚至超过慈父般地、低声下气地照顾过这位同胞，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无情了。 

    假如在这个事情上全民族换成了某个成员，可以想象，这个成员会对约瑟菲妮接连不断的、咄咄逼人的要求一直让步，直到最终结束这种让步。虽然他做出了巨大让步，但同时坚信，让步会有其应有的极限，他之所以做出了过多的不必要的让步，只是为了加快事情的发展过程，只是为了纵容约瑟菲妮，使她得寸进尺，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直至真的提出了这个最后的要求，那时他就自然一口拒绝，因为他早已准备好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民族不需要采用这种手段，况且他对于约瑟菲妮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是经受了考验的。而且约瑟菲妮的要求确实太高，以致于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都可以告诉她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是，约瑟菲妮对这件事的看法可能有这种猜测成分，即：这个民族在耍手腕。因此，在遭到拒绝的痛苦之上又平添一层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