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多世纪以来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的亚历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庙被夷为平地。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时起就闻名于世的大学仍然留在故地，继续教授和解释古代哲学。地中海各个角落的学生闻风而至。亚历山大主教下谕不让这所大学关闭，但教区的僧人自行其事。他们闯入教堂，毒刑拷打最后一位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海帕蒂娅，把她大卸八块，扔到大街上喂狗。 

罗马的情况更糟。 

丘比特的庙宇关闭了，古罗马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著名的图尔斯主教当权的高卢，旧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庙宇都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边远的乡间，有时农民会起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军队就开来，用斧子和绞架平息“撒旦的叛乱”。 

希腊的破坏进行得慢一些，但是到了三九四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禁止。希腊国家生活的中心（从无间断地进行了一千一百七十年）一终止，其它活动便土崩瓦解。哲学家被逐出国境，最后贾斯蒂尼安皇帝一道命令，雅典大学也关闭了，基金被没收。最后的六位教授丧失了谋生之路，逃到波斯。乔思罗斯国王倒是友好地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过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玩一玩神奇新颖的印度游戏——棋。 

到了五世纪上半叶，克莱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张地宣称，古代作者和哲学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被所有好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他们要再过六百年才能重见光明，在这以前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听凭神学家的摆布。 

真是古怪的节食（按医学行话讲），但并不平衡。 

基督教会虽然战胜了异教徒，却没能摆脱困境。大声疾呼要为自己的古老上帝进香的高卢和卢西塔尼亚贫苦农民还是容易制服的。但要命的是，奥斯特罗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为亚力山大教士艾利厄斯所描绘的基督真实面目是否正确、同一城市里艾利厄斯的死对头阿塔纳修斯是否错误争执得面红耳赤，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在是否坚持基督与上帝“井非同类，只是相象而已”的问题上打得不可开支，范达尔人和萨克逊人为证明内斯特所说的圣母玛丽亚只是“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的正确性撕破了脸，布尔戈尼人和弗利西人为承认或否认耶稣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而剑拔弯张。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义，却不幸误入歧途。不过他们还是教会的坚定朋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革出教门，也不能用地狱炼火恫吓。他们必须用婉言说服，指出错误，引回具有仁爱和献身精神的信徒队伍。他们必须首先有明确教旨，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人们要求把形形色色有关信仰的说法集于一同，这便导致了著名的集会——“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自从四世纪中叶，这种会议就不定时地召开，决定哪些教义对，哪些带有异端邪说的痕迹，应被指为错误、谬论和异端。 

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三二五年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第二次会议五十六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第三次四三一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会议连续在查尔斯顿开了几次，在君士坦丁堡开两次，在尼西亚开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八六九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从那以后，会议便在罗马或教皇指定的欧洲任何一个城市召集，因为在四世纪，人们已经默认，皇帝虽然有布置会议地点的权利（这一特权也迫使他为忠诚的主教出路费），可是权力博大的罗马主教提出的建议却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我们无从得知是谁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不过以后的会议都是由教皇主持的，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一方把宽容捧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抵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谈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而辩解时，讲得都是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其它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立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试其法，从教会滚出去。”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正确合理的。 

如今，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信仰，还可以转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信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广阔世界大路纵横，任人驰骋，除去饥肠辘辘的家人外，没有人和他唱反调。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不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遥远，十去九不还，而且还意味着永远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心里感到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说服教会修改一下教旨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