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不幸的出走者被迫干上了不光彩的行当，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富人和穷人的对头。他们一发迹，对方便翻脸无情，诋毁谩骂，把他们锁在城市最脏的地方，冲动之下还会把他们作为不信教的恶棍绞死或作为基督叛徒烧死。 

真是愚蠢，而且无知。无休无止的攻击和迫害并没能使犹太人喜欢基督徒。直接的结果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智慧从公共交往中退出了，成千上万天性聪明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和科学中进取，却把脑筋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地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吹毛求疵的诡辩的旧书上，数以百万计无依无靠的男女青年注定要在发臭的小屋里过着畸形的生活，一面听老人讲他们是肯定会继承大地和所有财富的上帝的选民，一面却又听到别人不停地骂他们是猪罗，只配上绞架或刑车，并为此吓得魂不附体。 

要让在这种逆境中生活的人（不管是谁）保持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逼得对基督徒同胞采取疯狂行动，白热化时还起来反抗压迫者，于是他们又被称为“叛徒”，“不知报恩的恶棍”，受到更严重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有一个结果，它使心怀怨恨的犹太人增多，使其他人意志颓丧，使犹太区成为受挫的雄心和积累的仇恨的可怕栖身地。 

斯宾诺莎生在阿姆斯特丹，因此幸而没有遭到大部分亲戚生来就遭到的苦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合适的称呼是“生命之树”）掌管的学校，学会希伯莱文的动词变化以后，便被送到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范·登·恩德博士那儿，攻读拉丁文和科学。 

弗朗西斯科博士正如他的名字所示，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传闻他是卢万大学毕业生，按照城中最为广傅的教堂执事的说法，他是伪装的耶稣会成员，是个危险人物。不过这是胡说。范·登·恩德年轻时确实在天主教学校呆过几年，但他对功课心不在焉。离开家乡安特卫普以后，他来到阿姆斯特丹，自己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有卓绝的鉴别能力，善于想办法使学生们喜欢古文课，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民不顾他过去与天主教的关系，情愿把孩子托付给他，而且很自豪，因为这个学校的孩子在六韵步诗和变格上总比别的学校强。 

范·登·恩德教小巴鲁克拉丁文，但他热情追求科学领域的最新发现，对乔达诺·布鲁诺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毫无疑问教给了这孩子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一般不应提及的事情。 

小斯宾诺莎一反当时的习惯，没有和其他学生同住，而是住在家里。他的学识很深，颇使家人惊奇，亲戚们都自豪地叫他小先生，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他没把这钱浪费在烟草上，而是买了哲学书。 

有一个作者最使他感兴趣。 

这就是笛卡尔。 

雷内·笛卡尔是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交界处，查理曼的祖父曾在这里挡住了穆罕默德征服欧洲。他不满十岁就被送到耶稣会受教育，呆了十二年，很惹人讨厌，因为他肯思考，没经过证明的东西就拒不接受。耶稣会会士能调理这种难管的孩子，既不挫伤他们又训练得很成功，他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这样的人。要检验布丁就要吃一吃。办教育也是一样。如果现代教育家学会了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会有几部自己的笛卡尔了。 

笛卡尔二十岁时开始服兵役，他到了荷兰，在那里，纳索的莫里斯曾经彻底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使他的军队成为有志当将军的年轻人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经常去纳索亲王的司令部。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能当新教徒首领的仆人！这听来就象叛国罪。不过笛卡尔憾兴趣的是数学和炮兵，不是宗教和政治。荷兰刚刚和西班牙休战，他便辞了职，来到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作战。 

但是那场战争并不长，唯一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是在拉罗谢尔附近进行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抵御黎塞留。笛卡尔回到法国，想学一点高级攻坚战。可是军营生活使他厌倦了。他决定告别戎马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 

他自己有一笔小收入。他不想结婚，奢望也无几，只想过安静快乐的生活，而且如愿以偿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荷兰做为居住地。不过这个国家充满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店，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出版检查的法律就形同虚设。况且，他从未学会他所移居的国家的文字（这种文字对真正的法国人来说本来并不难），所以避开了不必要的伙伴和没用的谈话，能够把全部时间（每天差不多二十个小时）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太枯燥了。但是笛卡尔有生活的目的，很满足于这种自我折磨的背井离乡生活。随着光阴的流逝，他逐渐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测的无知笼罩着，被称做“科学”的东西其实连真正科学的边都不沾，陈旧的错误和荒谬不首先铲平，总体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这可不是小的命题。不过笛卡尔的耐性很好，到了三十岁，他开始向我们奉献出了崭新的哲学体系。他深为自己的工作所激励，在最初的提纲里加进了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在工作中他毫不偏袒，这使得天主教徒宣布他是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又驾他是无神论者。 

这些喧闹传到他的耳朵里，丝毫不去干扰他。他平静地继续自己的探索，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了哲学，最后安详地死在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