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管重权的国家里，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显示了巴尔的摩家族的杰出政治能力和非凡的勇气。这种宽宏大度的精神深受来访者的赞扬。后来，一伙外逃的清教徒推翻了马里兰的政权，废除了《宽容法》，以自己的《关于宗教的法案》取而代之，它给予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以宗教自由，但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却除外。 

幸运的是，这个反动的时期并不长。一六六○年，斯图亚特分子重新当权，巴尔的摩派的人也重掌马里兰的大印。 

对他们政策的又一次攻击来自另一边。圣公会教徒在本国获得了完全胜利，因此硬要让自己的教会变成所有移民区的官方宗教。卡尔弗特家族继续奋战，但他们看到要把新移民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是不可能了。经过整整一代人的斗争，这次试验宣告终止。 

新教徒胜利了。 

专横也占了上风。 

二十三　太阳国王

十八世纪常被指为专制的年代。在现今信仰民主的年代里，专制无论多么开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总是说人类好话的历史学家也会对路易十四国王伸出责难之指，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做结论。这个聪明的国王带上王冠的时候，在他继承的国家里天主教和基督徒两派势均力敌。他们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残杀（天主教人占了很大便宜），最后终于达成了和平，双方许诺，尽管对方是不受欢迎的，但既然是躲下开的邻居和公民，就要承认其存在。一五九八年发布的“永久的和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包括了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即：天主教为国教，基督徒可以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不得因其信仰而遭迫害。他们还获准建造自己的教堂和担任公职。基督徒还获准掌管法国境内二百个要塞城市，以此表示对他们的信赖。 

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安排。胡格诺派教徒不是天使，把二百多座繁荣的城市和乡村放在敌视政府的政党手中，简直就象我们把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交给民主党人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荒谬无稽。 

黎塞留是统治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聪明人，他看出这一点。经过长期奋斗，他剥夺了基督教徒的政治权利，却丝毫不干涉他们的宗教自由，尽管他本人的职业是大主教。胡格诺派教徒不再能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单独的外交谈判了，不过享受的权利还和从前一样，可以唱赞美诗，听布道，全都听便。 

下一个执行类似政策的法国统治者是马萨林，但是他于一六六一年就死了。年轻的路易十四开始当政，这便是人心向善的时代的终止。 

这个国王很聪明，却又引起了人们的争沦，似乎十分不幸的是，他一辈子只有一次不得不与正派人结交，却落入一个宗教狂的女人手里，她叫弗朗斯·多碧娜，是御用文人斯科隆的遗孀。她在宫中担任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七个私生子的家庭教师，由此开始发迹，等到那位夫人的春药已经丧失了魔力，国玉已经偶尔表露出厌烦的时候，这位女教师便取而代之。她与以前所有国王情妇的唯一不同是，在搬入国王的居室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的结婚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王位后面的权力全抓在这个女人手中，而她又听凭她的忏悔神父的摆布。法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原谅过黎塞留和马萨林对基督徒的和解态度。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毁掉那些明智的政治家的成就了，便大干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也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是又一个奇怪的故事。 

在前八个世纪里，修道院积攒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与日俱增，拒不向国家交税，因而他们握有大量过剩的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他的信誉大得多——抓住了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金库。为此，他给支持他的教士一点好处，作为报答，他被允许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就给多少。 

这样一来，“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被一项一项地改变了。起初基督徒还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信仰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是得不到安宁。据说一些省份里的错误教义很顽固，龙骑兵的人马便去大肆横行，住在老百姓家，发号施令，很使人讨厌。他们狂吃豪饮，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象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无恶不作。主人们失望无度，便冲到法庭要求保护，谁知却被嘲弄一番，还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从了劝告，到附近的乡间牧士那里接受天主教洗礼。但是绝大部分纯朴的人还是坚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最后等教堂一个接一个被关闭，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们才懂得原来他们命里注定要倒霉。他们不想投降，使决定一走了之，可是刚到边境，才得知谁也不许离境，抓住就被绞死，帮忙的人大概也得上绞架。 

显然，当时发生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其实自从法老的时候起，各个政府也都不时“关闭边境”，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决意要走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危险，总是可以找到路的。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徒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当然这些外逃者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是以忠诚肯干而闻名的商人和艺术家，信誉很好，精力又充沛，没过几年便重新繁盛起来。这繁盛本来应该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在经济上失去了无法计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