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二九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生活在巴黎，但是他很少利用这种特权。他象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十分警觉，稍微有一点危险的迹象就会逃之夭夭。他努力地工作。他写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知识渊博、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独步一时的文学家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一种不同的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想能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作伴。他非常羡慕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是对于一七五○年的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一再提高给他的款项，伏尔泰这才接受了邀请。 

他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经过两年的龙争虎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汲取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的确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这就是他比欧洲任何君主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伏尔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反抗词句。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为之恼火。他（伏尔泰）痛恨各种形式、各种样子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象古罗马的政治家一样，总是威胁要摧毁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大家”。他们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提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架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架机器似乎是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固执联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个东西成了他老年的遐想。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了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帮了伏尔泰的大忙。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七六一年。 

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个新教徒。土鲁斯一直是个虔诚的城市。那儿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准任用新教徒佣人。每年的八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全体居民要用隆重的赞美盛宴和感恩来纪念杀戳新教徒的圣巴塞格梅大惨案。 

尽管环境不太妙，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合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父亲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对人们说，就他自己来说，他完全可以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吉恩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这个职业不让新教徒参加。他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还拒绝改变自己的信条。思想斗争使他患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思想。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自，他独自长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招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然离去，跑到父亲的储藏室里，拿了一根打包的绳于，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 

他父亲几小时以后发现了他，他的罩衣和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的上面。 

家里人绝望了。那时自杀的人要脸朝下赤身裸体地被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把尸体吃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对这样的奇耻大辱是不甘心的。他们站成一圈，讨论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报告了警察。丑闻迅速传开了，这条街上马上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杀了。” 

在小城市里是无奇不有的，而且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象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因而最无知离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似地松一口气。 

高级官员完全清楚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犯人送到镇公所，给他们戴上镣铐，扔到专门关押怙恶不悛的敌人的地牢里，第二天对他们进行了审查。所有人讲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不露声色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认为他是去一个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这时土鲁斯城的教士们也参与了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可怕的消息传开了：这个胡格诺派教徒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为儿子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就杀死了他。 

熟悉现代侦破方法的人们会认为官方一定要利用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人们都知道马克·安东尼身强力壮，他二十八岁，父亲六十三岁。他父亲不经任何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微不足道的细节费脑筋，他们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因为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现在被认为应当受到殉教者的待遇，尸体在礼堂里停放了三个星期，被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埋葬了。他们出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把已死去的加尔文主义看作为自己组织的成员，把他的涂抹了防腐药料的尸体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这通常是为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采用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