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7岁。三年来，不能看书，不能看电视，不能散步……不仅如此，连起床、翻身都不可能。这封信是求一直陪伴我的姐姐代写的。她为了看护我而中断了大学学业。我当然真诚地感谢她。三年时间里，我在床上懂得的事情，无论多么令人不忍，但毕竟懂得了一些事理，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点一点生存下来。

    我的病听说叫脊椎神经疾患，是一种十分棘手的病，当然康复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尽管只有3％……这是医生（一个极好的人）告诉我的同类病症康复的比例。按他的说法，较之新投手面对高手而击球得分，这个数字是够乐观，但较之完全根除则难度大些。

    有时想到要是长此以往，心里就怕得不行，真想大声喊叫。就这样像块石头一样终生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不看书，不能在风中行走，也得不到任何人的爱。几十年后在此衰老，并且悄悄死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已。半夜3点睁眼醒来，时常觉得好像听见自己的脊梁骨一点点溶化的声音，说不定实际也是如此。

    算了，不说这些不快的事了。我要按照姐姐一天几百回向我说的那样，尽可能只往好的方面想，晚上好好睡觉，因为不快的事情大半是在夜晚想到的。

    从医院的窗口可以望见港口。我不禁想象：假如每天清晨我能从床上起来步行到港口，满满地吸一口海水的清香……

    倘能如愿以偿——哪怕只有一次——我也当会理解世界何以这般模样，我觉得。而且，如果真能多少理解这点，那么纵使在床上终老此生，恐怕我也能忍耐。

    再见，祝您愉快！

    没有署名。

    收到这封信是昨天3点多钟。我走进台里的咖啡室，边喝咖啡边看信。傍晚下班，我走到港口，朝山那边望去。既然从你病房可以望见港口，那么港口也应该可以望见你的病房，是吧？山那边的灯光真够多的。当然我不晓得哪点灯光属于你的病房。有的属于贫家寒舍，有的属于深宅大院，有的属于宾馆酒搂，有的属于校舍或公司。我想，世上的的确确有多种多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而活着。产生这样的感觉还是第一次；想到这里，眼泪不由夺眶而出，我实在好久没曾哭过了。不过，好么，我并非为同情你而哭。我想说的只是这样一句话——只说一次，希望你听真切才好：

    我爱你们！

    10年过后，如果还能记得这个节目．记得我放的唱片和我这个人，那么也请想起我此时说的这句话。

    下面我放她点播的歌曲，普雷斯利的《好运在招唤》。曲终之后，还有1小时50分，

    再回到平时的狗相声演员上来。

    谢谢收听。

    38

    准备回东京这天傍晚，我抱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爵士酒吧．还没有开始营业，杰把我让到里边，拿出啤酒。“今晚坐汽车回去。”

    杰一边给用来做炸马铃薯片的马铃薯削皮，一边连连点头。“你这一走，还真够寂寞的。猴子的搭挡也散伙了。”杰指着柜台上挂的版画说道。

    “鼠也肯定觉得孤单的。”

    “呃。”

    “东京有意思？”

    “哪儿都一个德性。”

    “怕也是。东京奥林匹克以来，我还一步都没离开过这座城市呢。”

    “喜欢这城市？”

    “你也说了，哪儿都一个德性。

    “嗯。”

    “不过过几年想同一次中国，还一次都没回过……每次去港口看见船只我就这样想。”

    “我叔叔是在中国死的。”

    “噢……很多人都死了。”

    杰招待了我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马铃薯片装进塑料袋叫我带着。

    “谢谢。”

    “不用谢，一点心意……说起来，一转眼都长大了。刚见到你时，还是个高中生哩。”

    我笑着点头，道声再见。

    “多保重！”杰说。

    咖啡馆8月26日这天的日历纸下面，写有这样一句格言：“慷慨付出的，便是经常得到的。”我买了张夜行汽车的票，坐在候车室凳子上，专心望着街上的灯火。随着夜迟更深，灯火渐次稀落，最后只剩下路灯和霓虹灯。汽笛挟带着习习的海风由远而近。汽车门口，两个乘务员站在两边检查车票和座号。我递出车票，他说道：“21号中国。”

    “中国？”

    “是的。21号c席，c是第一个字母。a是美国，b是巴西，c是中国，d是丹麦。听错了可不好办。”

    说着，用手指了一下正在确认座位表的同伴。我点头上车，坐在21号c席上，开始吃还热乎乎的炸马铃薯片。一切都将一去杳然，任何人都无法将其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