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发现匹克威克先生原来和金格尔在一起，很真诚地谈着，对于聚集在板球场上的群众一眼也不看；那一堆堆的人群是很混乱的，很值得看一看，假如有那份无所事事的好奇心的话。

“唔，”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时山姆和他的同伴走近了。“你要看看你的健康变得怎么样，同时你想一想吧。你觉得自己担任这项工作的时候，就把意见写出来给我，我考虑了之后就和你讨论。现在你回房间去吧。你累了，你还不能在外面待得时间太长呢。”

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昔日的活泼劲儿一点都没有了，连匹克威克先生在他的困境中第一次无意间碰见他的时候他装出来的那点悲伤也没有了——不声不响地深深鞠了一躬，示意乔伯不必现在就跟着他去，于是爬一样地慢慢走了。

“多么奇怪的场面啊，是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高兴地掉头看看说。

“非常奇怪，先生”山姆答。“怪事层出不穷，”山姆自言自语加上一句，“假如那个金格尔不是在干洒水车那一类的事情，那我就大错而特错！”

弗利特监狱的这一部分，就是匹克威克先生站在那里的由墙壁围成的场子，恰好宽阔得满能够做一个板球场：一边当然就是围墙，另外一边是监狱的一部分——这里正对着（或者不如说假使没有围墙的话就是正对着）圣保罗大教堂。许多的承担者，带着百无聊赖的神态在那里荡着或坐着，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在监狱里等待上破产法庭去被宣告“垮台”的日子，而另外一些却已经在那里扣押了一期又一期，尽可能在虚度年华。有几个褴褛不堪，有几个穿得漂漂亮亮，污秽的很多，清洁的很少；但是全都像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没精打采，在那里懒洋洋地闲着瞎混，和走动着。

有许多人在懒洋洋地靠在俯瞰运动场的那些窗户口；有的在和下面熟人大声地谈话，有的在和下面的一些养撞的掷球手玩球；另外一些在看着人家打板球，或者注意着报分数的孩子们。污垢的、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们在通到位于场子一角的厨房去的路上走来走去；另外一个角落里，孩子们叫着、打着和玩着；球柱的翻滚和玩球的人们的叫唤，不断地和这些以及其他千百种声音混杂着；完全是一片喧哗和骚乱——除了几码之外的一个可怜的小棚子里，那里安静而恐饰地停着昨天夜里死掉的高等法院犯人的尸体，等候着验尸的作弄，尸体！这个法律家的术语所指的就是组成活人的一切忧虑、爱恋、希望的悲苦之动乱回旋的总体呵。法律占有了他的身体；它现在停在那里，裹着尸衣，作为法律的大慈大悲的庄严的证物。

“你要去看看使用嗓子的铺子吗，先生？”乔伯·特拉偷问。

“你说的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反问。

“使用嗓子铺子啊，先生？”维勒先生插嘴说。

“那是什么呢，山姆？鸟店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上帝保佑你，不是的，先生，”乔伯回答说：“店铺，先生，就是卖烧酒的地方呀。”于是乔伯·特拉偷先生简单地解释了一下，任何人都不能把烧酒拿进债务人监狱，违犯者要受到重罚；而这种商品却是拘禁在里面的女士们和绅士们所非常看重的东西：所以不知哪个投机的看守，为了某种捞外快的原故，默许两三个犯人零售杜松子酒这种受宠爱的东西，为了使他们自己落点好处。

“这个办法，先生，已经逐渐推广到所有的债务人监狱里了，”特拉偷先生说。

“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山姆说，“除了送钱给看守的，无论谁想做这种坏事，看守们都非常小心地加以禁止，所以有时报纸上称赞他们的机警呢；这有两种结果——吓得别人不敢做这门生意，和抬高他们自己的人格。”

“完全是这样的，维勒先生，”乔伯赞许的说。

“对，但是这些房间没有被搜查，看看有没有烧酒藏在里面？”匹克威克先生说。

“当然搜查过的罗，先生，”山姆答：“不过看守们事先就知道了；通知了叫叫儿，你去看的时候大约只好暗自在肚子里叫叫罢了。”

这时，乔伯已经敲了一扇门，有一位蓬头的绅士开了，他们走进去之后他又把门闩了，于是咧开嘴巴露齿一笑；乔伯报之以同样一笑，山姆也是：匹克威克先生呢，觉得人家或许希望他也如此，就一直微笑到这会晤的最后。

蓬头的绅士似乎对于他们的交易上的这种无言的宣布颇为满意；从他的床下拿出一只扁平的石头子，那大约可以装两夸尔，从里面倒出三杯杜松子酒，乔伯·特拉偷和山姆用非常熟练的态度喝了下去。

“还要吗？”那位叫叫儿绅士说。

“不要了，”乔伯·特拉偷答。

匹克威克先生付了钱，门拨了闩，他们走了出来；洛卡先生正好走过，蓬头绅士对他友善地点点头。

匹克威克先生从这里走出以后，走遍了所有的过道，上下了所有的楼梯，又重新在院子里各处兜了一圈。监狱的居民们大体上似乎全是弥文斯、史门格尔、牧师、屠夫和腿子的重重复复。在每个角落里，都是一样地污秽，同样地骚乱和喧嚣，有同样的特征；在最好的方面或最坏的方面都是一样的。整个的监狱似乎是不安定而骚乱的，而人们来来去去地爬过、掠过，好像不安的睡梦中的黑影。

“我看够了，”匹克威克先生投身于自己的小房间里的一只椅上的时候说。“这些景象让我头痛，我的心也痛。从此以后我要做我自己房间的囚犯了。”

匹克威克先生顽强墨守着这个决定。整三个月，他都是整天关在房里；只在夜里偷偷地出去呼吸新鲜的空气，那时候他的同狱的难友们大部分已经睡在床上或者正在房间里喝酒。他的健康显然开始因为严密的监禁而受到损害了；但是，无论潘卡和他的三位朋友的屡次请求，或者塞缪尔·维勒先生的更加常常提出的警告和劝诫，都不能使他把顽强的决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