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利姆·扎帕塔，”那人面无表情然而彬彬有礼地说。随即他又伸出细长的食指，示意特普弗勒走近点，向他附耳道：“说实话，那不是我的真名。我在这儿用的是化名。要是你能为我保密，我太感谢你了。”

“他准是个疯子，”特普弗勒心想。“要不就是个古巴人。现在巴蒂斯塔下了台，一个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取代了他。最近几个月，瑞士出现了许多古巴人，他们带着的钱正是哈瓦那的新当权者垂涎三尺的目标。”

“我无非想把一张支票兑现，”那男的说。“也可以说，提一笔款子。”

“那是再简单不过的，先生，”特普弗勒说，那股飘逸劲儿以后他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总不免要回忆起来。“只要承蒙不弃，在敝行开过户……”

“我有户头。”那男的说，“不过我什么支票也没带。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张空白的现金支票？”

特普弗勒提到了若干必要的手续。只要手续完备，他以及银行的全体雇员，且不说整个瑞士联邦，都将听候扎帕塔先生的吩咐。如果他开的是密码账户，那就更不在话下。是不是？

“是的，”那人说。

他们走进旁边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办公室。手续办好了。斯利姆·扎帕塔有礼貌地按了手印，说出了他的秘密帐号、他的姓名的三个缩写字母rmk，甚至同意出示护照。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特普费勒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很快地请示过上司之后，便去拿了一张空白支票。

“手续完备，”他回来时觉得有必要这么说。“你只要写下所要提取的金额就行了。”

“我身上没带笔，”扎帕塔—克立姆罗德斯斯文文地说。

这时，特普弗勒才又一次吃惊地注意到，那个年轻女人已在一张柔软的矮沙发上坐下，显然想要打盹。她已脱去鞋和袜，这会儿正在卸去她的迪奥套装。

现在她身上只有一副胸罩和一条带花边的短裤。

“有什么不妥贴的吗？”那男的问。

特普费勒咽了一口吐沫，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写字桌上。

“没什么，”他说。“一点没什么，先生。”

支票放在桌上。他看见的是倒象，不过上面的数字自然不会看错。只见那只又大又黑的手写下一个很小的“1”，然后是个大不了多少的“0”。

“我是写得小了一点，”扎帕塔—克立姆罗德认真地解释说，“我觉得这样可以少花一点，留有余地。”

第二个“〇”，接着是第三个……

“我想要条毯子，”那年轻女人说，“我有点儿冷。”特普费勒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可是立即又为此而恨不能自杀。这会儿她已完全光着身子，脖颈枕在两只手掌上，右脚跟搁在左脚腕上。

“这位先生会把我们的支票拿去并兑现。而且他肯定愿意——”

“对极了，”特普弗勒说，“对极了，对极了。”

他开始感到自已有些意马心猿，便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支票上。

第五个“0”，第六个，第七个…

“我的上帝啊！”特普弗勒暗叫，“我的确是在和疯子打交道。”

第八个“0”，然后是个“3”，然后是逗号，然后是“45”。“好了，”扎帕塔说着把支票转了九十度。

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直盯着特普弗勒，毫无表情。特普弗勒咳嗽起来。

“对不起，”特普弗勒说，  “你漏填了大写数字，你还忘了加逗号。”

扎帕塔—克立姆罗德似乎颇感诧异，他把支票拿了回来。

“没那回事，”他说，“逗号明明在这。‘3，45’是地道的欧洲写法。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儿。亲爱的，你能过来一下吗？”

特普弗勒低首垂目，津津有味地研究起自己的膝盖来。

“这是个非常可爱的逗号。”那年轻女人的声音说，“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对。这些银行家就爱找岔子，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们全都一个样，把你的钱收进去时眉开眼笑，可是你要往回拿的时候……”

特普弗勒依然俯身凝视着自己的双膝，一边有点儿瓮声瓮气地说：“对不起，先生。不过，你要是就让逗号撇在那个地方，金额将要超过十亿瑞士法郎啊。”

“不是瑞士法郎，而是美元。”扎帕塔—克立姆罗德回答说。“确切的数目是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我完全肯定我的帐户上有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其余的么，我没把握。你最好去了解一下，先生。回来时别忘了毯子。”

于是，一些咄咄怪事在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的身上发生了。

他是瑞士人，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银行家。特普弗勒家族从事银行业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当我的祖父说到银行的时候，”他常说，“我们通常都要静默片刻。

然而，他刚走出办公室，就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显然，这是神经质的笑，但怎么也克制不住。

那天他做的第二件怪事是：走进他平素最恨的人——信贷部主任奥特马尔·布罗克曼——的办公室，连门也没敲。

“姓下有个脚登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

说到这儿，他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差一点摔倒。他这一阵歇斯底里是自己描述那人的打扮所引起的。

“你醉了，特普弗勒，”布罗克曼说。

特普弗勒总算把那张支票放到桌子上。他本想说：“你自己看吧，”但哪怕只是为了说这样一句话而暂时敛笑，他也做不到。

布罗克曼向支票瞥了一眼，耸耸肩膀。“一个疯子。悄悄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吧。”

接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重新拿起支票仔细察看。然后，他站起来，走过去打开墙上的小保险箱，取出一个笔记本开始查阅。

同一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阿洛伊斯·克纳普正在出席瑞士银行家联合会的每月例会。一听到要他接电话，副会长克纳普心里就不痛快。然而他没有显露出来：作为一个银行家，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动声色，就象一具冰冷的骷髅。一九六〇年，他刚满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