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海丁把晚上的时间都花在了阅读上。他读诗歌，“天哪，我搞不准在我们这种清醒早期是不是该读安妮-塞克斯顿annesexton，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女诗人，抑郁症患者。的诗。”他评论道。

    我读着一本平装小说。我每页必须得读两次，因为我根本集中不了注意力。十点时，我们关灯睡觉。但我至少有一个小时睁着眼，脑子里一遍遍回映福思特递给我电话号码时的情景。

    突然我灵光一闪，我想起我根本没看到他在小组活动时写那个号码，那他一定是活动前就写好的了。这意味着他在活动外至少都想我一次；这意味着不管是有意识还是下意识，这都可能影响到他选择穿什么衣服来；这意味着那件紧身白t恤是特意为我穿的。有时候人们把男同性恋比作十几岁的小女孩，他们是对的。我想原因在于男同性恋们在中学时还不会表达那种异样的情愫。我们一直压抑自己，直到成年后才学会胡思乱想，分析谁穿了什么白t恤，为谁而穿……

    “你睡着了吗？”海丁轻轻地问。

    我咕咕哝哝，装作几乎已睡着了。最好还是自己留着这些迷思吧，况且，在复原院时，没人说心怀幻想有什么错。

    “我不知道，我只是心神不安。”

    我在电话里和皮格海德说。我打电话是想问问既然我有天假，他想有什么安排。“你发烧了？”

    他开始打嗝。“没有，就是有点……”他又打嗝。“我老是忍不住打嗝，”接着他承认道，“我是有点发烧，头有点晕。”

    一刻钟后我已经出现在他的家里。他看上去很糟糕，脸色苍白，不停出汗，打嗝不止。“你得打电话给你医生了。”

    “我已经打了，”他说，“她出城了。她的信息中心在尽力找她，让她给我回电话。”

    维吉尔呼呼喘着粗气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仿佛暴风雨正在逼近。“你能带维吉尔出去散散步吗？我今天还没带它出去呢。”

    马上要中午了。皮格海德通常上班前七点时带他出去，即使休假时也如此。

    我把维吉尔带了出去。他脚一落在马路沿上，就抬起腿来撒尿，他几乎撒了有二十分钟。我带着他绕着街区溜。我突然发觉我有点恐惧，接着我意识到是因为我从皮格海德眼里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东西：害怕。

    回到公寓后，皮格海德发誓说他很好，他只要休息一下就行。他对我说我没必要再留着照顾他，他需要什么可以自己打电话。我离开了，但是回家的一路上有种不安的情绪笼罩着我，挥之不去。

    我到家时海丁正往杯子里倒开水，“这么快就回来了？！你朋友还好吧？喝点茶？”

    我靠在水槽上。“我不知道，很奇怪，皮格海德从来不生病。”

    “但是你说过他得了艾滋病。”

    “不，他只是hiv阳性，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艾滋病。我是说，他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病状，感冒都没得过。”

    “好吧，可能不过是个感冒；但是你不能否认，那也有可能……”他绕着圈子说道，“那可能意味着更多……”

    他的话重重地落到地上，发出巨响，以至于我们都沉默无语了。我绝不允许自己，哪怕只是想像一下那种可能性。

    最后，我说，“现在我们有新的艾滋病治疗方法了，不像从前了，现在我们有办法了。”我这么说时，我发现我声音里有种我向客户推荐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广告时的腔调——我在兜售。

    海丁笑了，吹着他的茶。

    “太烫了？”我说。

    他点点头。“哦，对了，你的那个治丧人朋友打电话给你了。”

    “吉姆？什么时候？”

    “你在皮格海德家的时候。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了。”

    “没关系，我待会儿打给他。”

    “他说他一定要和你谈一下。”

    某种渴望一闪而现。要在以往，我可能会说我想喝一杯，但是现在我只想能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我要忘掉皮格海德和他的打嗝。我给吉姆回去电话：“什么事？”

    “我遇到了一个人。”他说。他总是遇到一个人，他的一个人通常持续一个星期，或者持续到他终于承认他是干哪行的那天，而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哦，是吗，她怎么样？”我问。

    “她很棒，”吉姆说，“一个电脑程序员，而且她身材很火辣。”

    他们是在东乡村的一个叫乌鸦的昏暗忧悒的哥特式酒吧里遇到的。那种酒吧总让那些只习惯夜间活动的夜猫子趋之若鹜。

    “你们俩出去……”我想说白天也出去吗，但是还是改口说成，“一起吃晚饭或干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