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又问我上周的小组活动怎么样，我说小组活动非常有帮助；她说我表现很不错，一步步走向清醒了，我点头表示同意。

    当我站在走廊，等电梯下楼时，我听到身后传来声音，“奥吉？”我转过身，一看，福思特正向我走来。“你在这干什么？”

    “和温迪一对一治疗。”我说，我真希望我能回答得更长些，最好能让我回答四十五分钟，和他私下里。

    “我刚和罗丝做完治疗，真太巧了。”他把身体重心全移到一只腿上，看着我笑。

    “是啊，真有趣。”我挤出话来，我的心在胸膛里砰砰直跳。

    电梯来了，我们走进去。福思特首先打破了电梯沉默定律，开腔说话：“那么，哦，你现在准备做什么？”

    我看着电梯往下时闪亮的数字，“哦，我不知道，可能会去健身吧。”

    电梯到四层时停了下来，但是没人进来。福思特伸出头去两边看了看，耸耸肩，然后按了关门按钮。

    我们两个都看着前面，一言不发，直到我们到了大厅。我们从大厅出去时，福思特说道：“你不想喝点咖啡吗？”“我是说，如果你不急着去健身的话。”他补充道。

    “好的，没问题。”我尽力用最平静的声调说。我压抑住我的兴奋，没有像个六岁的孩子一样上下直跳地叫，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我们一起去了第六和十一大道交的“法国烘烤”。我们在露天的座位上坐下来，要了份卡布其诺。一阵微风温柔地拂来，仿佛是从一个旅游胜地的旅馆被特意联邦快递过来，为这一刻助兴似的。

    “奥吉，”他用他低沉、浑厚而懒洋洋地腔调说，“说说你的事吧。”他身体往椅背靠去，仿佛要安顿好自己，准备好好享受我奇妙的故事。

    我喜欢夏天，因为日照很长。金黄色的阳光几乎是从地平线上向我们照过来。我注意到他的胸毛从他t恤的v字领溜出来，闪闪发光。他的眼睛如此纯净幽蓝，让我浮想联翩，想到无数美好的词。

    我笑起来，确信边上的光一定会突出我下巴上那道扭出来的缝。

    他也笑起来，头轻微往右挺，嘴边露出漂亮的酒窝。

    我看向别处，又看回来。

    我们的卡布其诺送过来了。

    当获知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异常地惊异。我母亲在我十二岁时把我送给了她的精神病医生。于是我和那个疯医生住在一起，再也没上过学，而且还和一个住在我房子后面谷仓里的恋童癖者发生了关系。

    我也很惊讶地得知了原来不到两个月前，他还在一家毒品旅馆里，当时一块碎瓶玻璃正压在他脖子上。他心知肚明，他不值得人爱；而且他还不敢把那个英国人赶出去，因为他害怕他会自杀。

    “但是在小组里，你还说他一直打你，冲你发火。”我说，“听你的口气，他很可怕。”

    “他是很可怕，但我是他惟一的依靠。如果我把他踢出去，他就无家可归了。”

    “那是他的问题，他得对自己负责，跟你没关系。”我说。

    “不，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我的责任，他甚至身无分文。”福斯特挠挠他的锁骨，露出他大芒果一样的二头肌。

    “你是不是爱他？”我故作漫不经心地说。

    “不，我不爱他，从来没有。我们只是两个混到一起的混球。”他痛苦地笑着，“我就是大混蛋。”他呷了口咖啡，问，“你呢？你的交往怎么样？”

    “我没跟谁交往。”我说。

    “但是……我好像听说你跟一个叫海克特的人住一起。”

    “是叫海丁，”我纠正道，“我们不是那种关系。我是在复原院遇到他的，他只是在回伦敦前在我那儿住一段时间。”

    福思特假笑了一下：“你确定没什么？”他擦掉他上嘴唇上的泡沫，舔舔他的手指。

    “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我说。

    他笑起来。“对不起，我不该管你的事。”他往右抻抻脖子，喀嚓一声响，接着又喀嚓一声，他又把脖子抻到左边。然后他看着我：“那么，你是单身？”

    “是的，我可不像你。”我的声音有种迷乱的敌意。我立刻就后悔了——它出卖了我。

    他挠挠他的下巴，露出不易觉察的笑容。

    这时服务员拿着一盒火柴走过来，点燃了我们桌上的蜡烛。我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自我恐慌中，我事无巨细地向他摊开了我的生活：我疯疯颠颠的母亲；我吝啬、总是醉熏熏的父亲；我的广告生涯；我是如何用我手机的叫醒服务来提醒我出门和朋友去离奇古怪的餐馆吃饭；我什么时候换的手机；我吃的法式面包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