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诺特先生①，”我转过身去对医师说，“我们县里有几个医院？”

“索包尔，……”我妻子纠正说。

“有两个，先生，”索包尔回答说。

“那么每个医院里一年要死多少人？”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我有话要跟您讲，”我妻子对我说。

她向客人们告个罪，走到隔壁房间去了。我站起来，跟着她走出去。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说。

“您太无礼了，”我说。

“您马上回到楼上您的房间去，”她又尖刻地说一遍，带着憎恨的神情瞧我的脸。

她站得那么近，要是我略微弯下一点腰，我的胡子就会碰着她的脸。

“不过，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什么地方忽然出毛病了？”

她下巴开始发抖，匆匆忙忙擦一下眼睛，顺便照了照镜子，小声说：“老一套又来了。您，当然，是不肯走的。好，那也随您的便。我自己走，您留在这儿好了。”

她带着果断的脸色回到客厅，我呢，耸动着肩膀，极力做出讥诮的笑容，也回到客厅。这儿已经来了新的客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我没有跟新客人打招呼，也没有向旧客人告辞，就走回我的房间去了。

自从喝茶的时候出了点事，后来在楼下又接连出了一些事以后，我心里才明白：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淡忘的我们那种“家庭幸福”，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无聊原因，如今卷土重来了。不论我或者我的妻子，都没法制止自己。我依据往年的经验来下判断，这种憎恨一旦爆发，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出现一种可憎的局面，打乱我们生活的全部秩序。我开始在我那些房间里走来走去，同时暗想：这样看来，这两年我们并没变得聪明点，冷静点，沉稳点。这样看来，又要有眼泪啦，嚷叫啦，咒骂啦，皮箱啦，出国啦，然后就是连绵不断的、病态的恐惧，生怕她在那边，在国外，跟意大利或者俄国的花花公子相好，玷辱我的名声，随后又是我拒绝给她身分证，又是信札往返，又是彻底的孤独，又是对她的想念，于是，五年之后，我衰老，头发灰白了。……我走来走去，暗自想象一种不可能的事：她又漂亮又丰满，搂着一个我不认得的男人。……我这才相信，这种事是势必要发生的，就抱着绝望的心情问自己：为什么过去，在长年的吵架当中，我没有一次对她提出过离婚呢？或者，为什么她当时没有一下子离开我，从此不回来？为什么？如果是那样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对她眷恋，不会有憎恨和不安，我就会平心静气，什么也不想，专心做我的工作，过完一辈子了。……一辆挂着两盏灯的马车驶进院子，随后又来了一辆由三 匹马拉着的、宽大的雪橇。显然我的妻子在举办晚会。

午夜以前，楼下一直安安静静，我什么也没听见，可是到了午夜，椅子纷纷挪动，餐具玎珰乱响。这样看来，楼下开晚饭了。后来，椅子又纷纷挪动，我隔着地板听到一片喧哗声，他们似乎在欢呼。玛丽雅·盖拉西莫芙娜已经睡觉了，整个楼上只有我一个人。客厅墙上挂着的那些肖像画上，我的祖先们，那些渺小而残忍的人，瞪起眼睛瞧着我。我书房里那盏灯映在窗玻璃上，不愉快地眫着眼。我对楼下的种种情形生出又羡慕又忌妒的心情，一面听一面想：“我是这儿的主人，只要我有心，我就能在一分钟里把这伙可敬的人统统赶走。”可是我知道这是胡思乱想，我没法赶走任何人，“主人”这两个字毫无意义。人尽可以随自己的高兴，认为自己是主人，结过婚，有钱，担任少年侍从，可是却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晚饭后，楼下有个男高音唱起歌来。

“其实，并没有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我说服自己。“我何必这么激动呢？明天我不到楼底下去找她就行了，我们的争吵也就结束了。”

一点一刻，我走去睡觉。

“楼下客人都散了吗？”我问阿历克塞说，他在给我脱衣服。“是的，老爷，散了。”

“刚才他们为什么欢呼？”

“阿历克塞·德米特利奇·玛霍诺夫捐给挨饿的人一千普特面粉和一千卢布现款。还有一位老太太，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的姓名，答应在她的庄园上办一个食堂，供一百五十个人吃饭。谢天谢地。……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当下决定，要所有的老爷太太每星期五来聚会一次。”

“就在这儿楼底下聚会？”

“是的，老爷。晚饭以前，他们念过一张单子：从八月起到今天，娜达丽雅·加甫利洛芙娜已经收齐八千卢布，粮食除外。谢天谢地。……我是这样想，大人，要是太太肯为拯救她的灵魂多费点心，那她还会收到许多钱。这儿阔人多的是。”

我把阿历克塞打发走，然后吹熄灯火，拉过被子来，蒙住头。“其实，我又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宁呢？”我想，“是什么力量推动我，象灯蛾扑火似的，去为挨饿的人们奔忙？是啊，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不了解他们，从来都没见过他们，也不喜欢他们。那么这种心神不宁是怎么来的呢？”

我忽然在被子底下抬起手来，在胸前画个十字。

“不过，她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到我的妻子，对自己说。

“她瞒着我，在这所房子里办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委员会。何必瞒着我？为什么他们串通一气？我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呢？”

伊凡·伊凡内奇说得对：我得离开此地才对！

第二天我醒过来，就下定决心：干脆走掉。昨天的种种情形，例如喝茶时候的谈话啦，我的妻子啦，索包尔啦，晚饭啦，我的恐惧啦，都使我十分苦恼。我暗自庆幸很快就可以脱离这个环境，不会再为那些事伤脑筋了。我喝咖啡的时候，总管符拉季米尔·普罗霍雷奇冗长地向我报告各种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