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开往涩谷的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正在地铁线路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是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停进站台，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已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大概不是120 元就是140 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的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20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浪费钱。”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地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默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一样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无益的论战。于是我只好放弃买报的打算。一天刚开头就这样不顺心。连今天星期几都无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