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一条5 米来长的绳子。”

    “拿出来。”

    我从背部放下背包，插进手，从罐头威士忌水筒之间掏出尼龙绳递给女郎。女郎把绳的一端系于我的腰带，另一端缠在她自己腰上。而后顺绳拉了拉双方的身体。

    “这回不怕了，”她说，“这样绝不会走散。”

    “如果两人不一起睡着的话。”我说，“你不怎么困的吧？”

    “问题是不要造成可乘之机。要是你由于睡眠不足而开始同情自己，邪恶势力必然乘虚而入。明白？”

    “明白。”

    “明白就走吧。没工夫磨磨蹭蹭。”

    我们用尼龙绳拴住双方的身体，继续前进。我尽量把注意力从其鞋音移开，并把手电筒光照准她的脊背，盯着橄榄绿美军夹克挪动脚步。记得这夹克是1971年买的。1971年越南战场仍在交火，当总统的是长着一副不吉利面孔的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所有的人都留长发穿脏鞋，都听神经兮兮的流行音乐，都身披背部带和平标记的处理的美军作战服，都满怀彼得·冯达般心情，一切恍惚发生在恐龙出没的远古时代。

    我试图想起当时发生的几件事，却一件也无从想起。无奈，便在脑海中推出彼得·冯达驾驶摩托飞驰的场面。俄顷，这场面便同斯特佩沃尔夫的《让人生充满野性》重合起来，而《让人生充满野性》不觉之间又变成了马宾·基的《悲哀的谣言》。大约是序曲相近的缘故。

    “想什么呢？”胖女郎从前面投过话。

    “没想什么。”我说。

    “唱支歌？”

    “歌就算了。”

    “那，你看做什么好？”

    “说话吧。”

    “说什么？”

    “说下雨如何？”

    “好的。”

    “你记得的雨是怎么样的呢？”

    “父母兄弟死的那天下雨来着。”

    “说点愉快的吧。”

    “也好。我是很想说。”女郎道，“况且除了你，我也没人可说这种话。……要是你没情绪听，当然不说也可以。”

    “既然想说，还是一吐为快的好。”我说。

    “那是一场分不清是下还是不下的雨。从一大清早便一直是那样的天气。满天空是灰蒙蒙的云，一动也不动。我躺在医院床上，始终仰望天空。时间是11月初，窗外长着樟树，很大的樟树，叶子差不多落了一半，从树枝空隙能望到天空。可喜欢看树？”

    “啊，怎么说呢，”我应道，“算不上讨厌，只是没特别注意看过。”

    老实说，我还真分不出柯树与樟树有何区别。

    “我顶喜欢看树。一向喜欢，现在也喜欢。一有时间就坐在树下，或摸树干或仰望树枝，就这样呆呆过几个小时。当时我住院的那家医院院子里长的，也是一棵相当气派的树。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只顾看那棵樟树枝和天空，一看就是一整天。最后连每条树枝都一一印在了脑海。对了，就像铁道迷对线路名和站名倒背如流一样。

    “樟树上常有鸟飞来。各种各样的鸟：麻雀、伯劳、白头翁，还有不知名的颜色好看的鸟，有时鸽子也来。飞来的鸟在树枝上歇一会脚，又不知飞去了哪里。鸟对下雨十分敏感，知道？”

    “不知道。”我说。

    “每当下雨或快要下雨的时候，鸟们绝对不会出现在树枝上。但雨一停就马上飞来，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简直像在一齐庆贺雨过天晴。不明白是为什么，或许雨过后虫子马上爬出地面，也可能单单因为鸟喜欢雨停。这么着，我得以知道天气变化。见不到鸟便是有雨，鸟一来叫雨就停了。”

    “住院时间很长？”

    “嗯，将近一个月。以前我心脏瓣膜有问题，必须动手术。据说手术非常难做，家里人都对我不抱多大希望。结果却只有我活下来并活得好好的，其他人都死了，也真是不可思议。”

    她就此止住话头，默默前行。我边走边想她的心脏、樟树和小鸟。

    “家人死的那天，也是鸟忙得不可开交的一天。因为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鸟便随之忽儿出来忽儿离去折腾个没完。那天很冷，像冬天的尖头兵似的。病房里通了暖气，窗玻璃迷濛一片，我不得不再三擦拭。从床上爬起，用毛巾擦罢，又折身回来。本来是不能下床的，但我很想看树看鸟看天空和雨。住院时间久了，那些东西竟成了命根子。你住过院？”

    “没有。”我说。总的说来，我健康得如春天的熊。

    “有一种红翅膀黑脑袋的鸟，行动时总是成双成对。相形之下，白头翁的装束朴实得活像银行职员。但它们都同样雨一停便来树上啼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