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把话说完了，陷入了沉默。

她的喉咙里空空的，再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了。

她的弟弟抱着膝盖消失了。

片刻的静默后，镇长夫人走到门边，捡起书。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脸上再也没了笑容。莉赛尔可以看到，有鲜血从她鼻子里流出来，一直流到嘴边。她的眼睛更暗淡了。伤口被撕开，一串伤痕出现在她的皮肤上，一切都是莉赛尔这番话造成的。

伊尔莎·赫曼手里拿着书，蹲着的身子直了起来，她又准备说抱歉，但这话始终没有说出口。

扇我耳光吧，莉赛尔想，扇我耳光吧。

伊尔莎·赫曼没有扇她耳光，仅仅是退后几步，退回到这所漂亮的大房子污浊的空气中去。莉赛尔被再次留在外面，呆立在台阶上。她不敢转身，因为她知道，只要一转身，就会发现罩着莫尔钦镇的广口瓶已经被打碎了。

那封信是她最后一笔订单，她又把它读了一遍。快走出大门时，她用力把信纸揉成一团，朝那所房子的木头门扔过去，像是在扔一块石头似的。我不知道偷书贼希望有怎样的效果，但那纸团打在了结实的木门上，骨碌碌滚下台阶，又回到她脚边。

赌徒们（骰子有七面）(9)

“十足的，”她说着把纸团踢进了草丛，“窝囊废。”

回家的路上，她在想，下一次下雨时，当罩着莫尔钦镇的被补过的玻璃瓶倒过来后，那纸团会有怎样的命运。她甚至都能看见信上的字一个个溶化在雨里，最后一字不剩，只有纸，只有泥土留存。

莉赛尔走进家门，真是不巧，罗莎正好在厨房里。“喂，”她问，“衣服呢？”

“今天没有要洗的。”莉赛尔告诉她。

罗莎走过来，在餐桌旁坐下。她明白了。她仿佛突然就衰老了。莉赛尔在想罗莎头发披在肩上会是个什么形象，大概会像一块灰色的毛巾吧。

“你这头小母猪，你都干了些啥好事？”这句话算不上刻薄，她一时也想不出更恶毒的话了。

“是我的错，”莉赛尔回答道，“都是我的错。我骂了镇长夫人，让她别再为她死了的儿子嚎个没完，我叫她可怜虫，这就是他们解雇你的原因。来吧。”她走到木勺边，抓了一大把勺子放到自己跟前，对罗莎说：“你挑一把吧。”

罗莎顺手拿起一把勺子，举了起来，却没有用它打莉赛尔。“我才不信你的话。”

莉赛尔在痛苦和迷茫中煎熬着，这个时候，她迫切希望妈妈打她，却不能如愿！“是我的错。”

“不对，”妈妈说，她甚至还站起来摸了摸莉赛尔油腻腻的头发，“我晓得你不会说这些话的。”

“我说了。”

“得了，就算你说过吧。”

莉赛尔离开房间时，听到妈妈把木勺放回了原来装勺子的金属罐。但是，她走到自己的卧室后，所有的勺子，包括那个罐子，都一齐被甩到了地上。

隔了一阵儿，她走进地下室，马克斯正站在黑暗中，很有可能是在和元首打架。

“马克斯？”出现了一点如豆的灯光——就像一枚红色的硬币漂浮在角落里。“你能教我做俯卧撑吗？”

马克斯给她做了示范，必要时还帮她支撑身体。莉赛尔虽然外表瘦弱，但身体很结实，双手能够稳稳地撑起身子。她没有数一共做了几下，但这天晚上，在地下室昏暗的灯光下，偷书贼做了许多次俯卧撑，以至于全身酸痛了好几天。马克斯提醒她不要做得太多，但她没有理会，坚持做了许多。

她和爸爸坐在床上看书时，爸爸看出她有点异常。一个月以来，爸爸第一次进来和她坐在一起，她得到了某种安慰，虽然只有一点点。汉斯·休伯曼总是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该和她待在一起，什么时候该让她独自待着。也许，他是真正了解莉赛尔的人。

“是因为洗衣服的活儿吗？”他问。

莉赛尔摇摇头。

爸爸好几天没有刮胡子了，他每隔两三分钟就摸摸扎人的胡茬。他那双银色的眼睛平和宁静，带着暖意，每次他都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莉赛尔。

快读完书时，爸爸睡着了。这时，莉赛尔才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话。

“爸爸，”她低声说，“我想我会下地狱的。”

她双腿温暖，膝盖却是冰凉的。

她回忆起尿床的那些夜晚，爸爸洗净床单，然后再教她认字母表。现在，他躺在毯子下面呼吸着。她亲了亲爸爸扎人的脸颊。

“你该刮刮胡子了。”她说。

“你不会下地狱的。”爸爸回答。

她盯着爸爸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躺下来，靠在爸爸身上，和爸爸一起入睡。他们是在慕尼黑沉沉入睡的，不是在德国这颗骰子的第七面上。

鲁迪的青春(1)

最后，她只得吻了他。

他知道该如何表现。

鲁迪·斯丹纳的一幅肖像画：1941年7月

他的脸上沾着几滴泥浆。领带像一根早已停摆的钟摆。

一头蓬乱的淡黄色头发，脸上挂着悲伤的，怪诞的微笑。

他站在离台阶几米开外的地方，极其坚决、极其快乐地说着话。

“到处都是狗屎。”他宣称。

是的。

1941年的上半年里，当莉赛尔忙于隐藏马克斯·范登伯格、偷报纸、斥责镇长夫人的时候，鲁迪正经历着自己一段崭新的人生，那是在希特勒青年团里度过的人生。二月初开始，他每次开会回来时，心情都比去的时候更糟糕。一路上，汤米·穆勒总陪伴在他左右，和他有同样的感受。这种痛苦出于三个原因。

三层烦恼

1.

汤米·穆勒的耳朵。

2.

弗兰兹·德舒尔——希特勒青年团愤怒的头头。

3.

鲁迪不能坐视不管。

六年前，汤米·穆勒没有在慕尼黑历史上最冷的日子里失踪七个小时，要是没这回事就好了。他那双受伤的耳朵和受损的神经一直影响着希特勒青年团前进的队形。我向你们保证，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起初，事情变糟的速度相对缓慢，可是，几个月后，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头们渐渐把矛头对准了汤米，尤其是在齐步走的时候。还记得头一年希特勒生日那天发生的事吗？最近，汤米耳朵的感染愈发严重，直到他的听力真的出了问题。在列队前进时，他听不清队伍的口令，无论是在大厅里还是在雪地里，在泥巴地里还是在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