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个人都同时停止，这是队伍前进时的目标之一。

“声音要整齐划一！”他们总是得到这样的命令，“这才是元首想听到的。每个人的行动都要一致，就像是一个人一样！”

接下来，汤米出现了。

我想他左耳的毛病最严重，当那声声嘶力竭的“立定！”传到其他人耳朵里的时候，只有汤米没有察觉，还在可笑地前进。他能把前进的队伍眨眼间弄得七零八落的。

特别是七月初的一个星期六，三点半刚过，在汤米破坏了队伍一次又一次前进的准备后，弗兰兹·德舒尔（这个最忠实的小纳粹）简直受够了。

“你这傻瓜——”他浓密的金发气得直抖，他冲着汤米劈头盖脸地骂道

：“怎么回事？”

汤米站在后面吓蔫了，可他的左脸却扭曲成一副激动而愉快的模样。他看上去不仅是在洋洋得意地傻笑，更像是在兴高采烈。弗兰兹·德舒尔无法忍受了，他瞪大了双眼，仿佛要把汤米吃掉。

“好吧，”他问，“你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

汤米的脸抽搐得更厉害了，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

“你敢嘲笑我？”

“万岁，”汤米抽搐着，徒劳地想赢得一点赞许，可他却没能说出“希特勒”几个字。

这时，鲁迪站了出来。他面对弗兰兹·德舒尔，仰头看着对方。“他有毛病，长官——”

“我看得出来！”

“是他的耳朵，”鲁迪想把话说完，“他不能——”

“行了，就到这儿，”德舒尔搓着双手，“你们俩——去跑六圈。”他们服从了命令，跑步的速度却不够快。“快点！”他的声音就跟在他们后面。

六圈跑完了，紧接着又是卧倒，起立，再卧倒，漫长的十五分钟后，他们又奉命来到操场，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训练了。

鲁迪盯着地面。

地上一圈歪歪扭扭的泥巴好像在咧着嘴笑他。

你看上去像什么？

泥巴圈好像在这么问。

“卧倒！”弗兰兹命令。

鲁迪马上倒在泥巴地上，肚子紧贴地面。

“起立！”弗兰兹笑着，“向后一步走。”他们照做无误。“卧倒！”

鲁迪的青春(2)

口令十分清晰，这一次鲁迪也接受了。他扑倒在泥巴地上，屏住呼吸，把耳朵贴在潮湿的土地上。训练结束了。

弗兰兹·德舒尔彬彬有礼地说：“十分感谢，我的绅士们。”

鲁迪爬了起来，掏掏耳朵，朝汤米看去。

汤米闭上了双眼，他的脸在抽搐。

这天，他们回到汉密尔街时，莉赛尔正在和一群小孩子们玩跳房子的游戏，她身上还穿着少女队的制服。她从眼角的余光看到两个身影郁郁寡欢地走近自己，其中一个把她叫了过去。

斯丹纳家的房子就像个水泥鞋盒，他们就在这鞋盒前的台阶上碰了头，鲁迪把这一天发生的插曲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十分钟后，莉赛尔坐了下来。

又过了十一分钟，汤米挨着她坐下了，对她说：“都是我的错。”可是，鲁迪却挥挥手让他走开，同时，一边对莉赛尔说着话，一边笑着用手指把泥巴搓成碎末。“是我的——”汤米又准备开口，但这次鲁迪干脆打断了他，指着他说：“汤米，请你，”鲁迪脸上有一种奇怪的满足的神情，莉赛尔从没见过有谁遇上了这等倒霉事还能像这样心满意足，“就坐在那儿抽抽脸，或者干点别的事儿好啦。”他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他来回踱着步子。

他正了正领结。

他的话一句句扔到她身边，落在水泥台阶上的某个地方。

“那个德舒尔，”他轻描淡写地总结着，“他整了我们，对吗，汤米？”

汤米点点头，脸抽搐着，开了口，忘了先前的命令。“都是因为我。”

“汤米，我说过什么话？”

“什么时候？”

“现在！保持安静！”

“是，鲁迪。”

汤米最后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家了，不久，鲁迪准备玩个看起来不错的新花样。

同情。

他坐在台阶上，仔细打量了一番制服上结成硬壳的泥巴，然后无助地看了看莉赛尔的脸。“小母猪，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心里清楚。”

莉赛尔的反应一如既往。

“蠢猪。”她笑了，向不远处的家门走去。泥巴和可怜是一回事，要吻鲁迪·斯丹纳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在台阶上伤心地笑着叫她，一只手还捋了捋头发。“有一天，”他警告她，“总有一天，莉赛尔！”

两年后，在地下室里，有些时候，莉赛尔非常渴望去隔壁看看他，即使在凌晨写作的时候。同时她也意识到，很可能就是因为那些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伤心往事，才使得他，后来也包括她自己，有了犯罪的冲动。

尽管雨一场接一场地下，可夏天已经快来了。水晶苹果应该已经成熟了，还会发生一些盗窃事件的。

失败者(1)

说起偷东西，莉赛尔和鲁迪都认为集体行动会更安全。安迪·舒马克召集他俩到河边开会。一个偷水果的计划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那你现在当头儿喽？”鲁迪曾问过安迪，可他却失望地摇摇头。他当然也希望自己能有这个机会。

“不，”他那冷酷的声音里带着不同寻常的耿耿衷心，莫名其妙的，“另外有人了。”

新的阿瑟·伯格

他有风一样的头发，一双浑浊的眼睛。

他是那种有偷窃癖的少年犯。

他的名字是维克多·切默尔。

与大多数热衷于偷窃的人不同，维克多·切默尔是以此为乐。他住在莫尔钦镇富人区的一幢别墅里，犹太人被赶出后，这里消了毒。维克多有钱，还有香烟。不过，他想要得到更多。

“想多要点东西算不上犯法，”他躺在草丛里对周围的男孩们宣称，“这是我们作为德国人最起码的权利。我们的元首是怎么说的？”他自问自答道，“我们必须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

从表面上看，维克多·切默尔的话显然是在胡说八道，但不幸的是，当他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时，这话总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跟着我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