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明白在现在这个时刻，生活一定是难以忍受的。但你不能放弃，你知道你妈妈对你的希望会是什么。” 

她摇摇头，脸上的神情表现出了痛苦，也同样表现出了困惑。 

“尼科，爸爸不愿和我说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他在尽他所能地应付着这一切。” 

她神情异样地看着他。“你相信上帝吗？” 

“难道他们在学校里不教这个吗？” 

“教，可我是在问你。你信上帝吗？” 

“呃，有时候信。” 

“我只是想问问他，妈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坏到他要惩罚她。” 

是的，尼科暗自想道，这毫无疑问是我不信上帝的时刻之一。 

他看着地平线的方向，用尽可能随便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觉得冷了。咱们都回屋子里去吧，弄点暖和的好东西喝喝。” 

起初她没有回答。 

“来吧，朋友，”他把手伸向她，“看在我的面子上。” 

她慢慢站起身来，三个人走回宅子里去。 

葬礼不对外公开，但这一悲剧却被无情地四处传播。 

一群瘟疫般的专门报导上流社会新闻的摄影记者站在公墓墙外匆忙搭起的台子上，照相机像黑兀鹰一样，贪婪地吸食着受害者的悲痛。 

参加葬礼的人们跟在棺材后面慢慢地行进，尼科拉着西尔维亚的手跟在吉安·巴第斯塔和马里奥·里纳尔迪的身后走着。 

葬礼结束后，当达官贵人们开始离去时，西尔维亚国在墓坑旁轻声说道：“再见，妈妈。” 

然后她转过身子，重又握住尼科的手，走了开去。 

第七章 

巴黎全部的人口突然减少到只剩下西尔维亚和我。 

在班上，我们从早到晚坐在一起，晚上就在附近不同的小饭馆一起吃饭。在完成规定的第二天课程的准备后，我们就会合起书本来聊天。 

如果西尔维亚有着某个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话，那就是充满激情。 

她致力于做个好医生，热爱歌剧，疯狂地迷恋职业篮球，热情地拥抱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在回想起来，她在我心中唤起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后的合唱中那种狂喜的感情：“欢乐，上帝的光辉，极乐世界的女儿……” 

不知怎的，财富的重担和童年痛苦的伤痕似乎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妨碍。 

至少起初似乎是这样。 

显然她一直过着极受保护的生活，没有什么亲密朋友。她天真坦率，不去掩饰存在于她无瑕外表下的复杂性。有意思的是，她经常提到她的母亲。 

“和父亲结婚的时候，妈妈是《晨报》，意大利最大的一家晨报的编辑。但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在一起。我出生以后，她把住宅的一翼改成了办公室，在大胆冒失的摩托车通信员、迷人的魅力——以及非常响亮的说话声——的配合下，在家里指挥一切。然而她不像那些只顾事业。没有时间给孩子的女人。无论日夜，只要我需要她，她总是在那里。” 

经历了痛苦和岁月的间隔，已经很难说这究竟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理想化了的回忆。 

“后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呃，有我的父亲在。”她柔声说道，口气里更多的是忠于家庭的感情，而不是她真正的想法。然后她低声承认道：“尽管他更需要我对他的支持。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恢复过来。他直到现在还在拼命工作。我很为他担心。” 

“可是谁为你担心？谁和你玩？谁送你上学呢？” 

“不同的人。我并不特别记得哪个人。当时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全穿着一样的制服。”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评论道：“我一直相信有两件事是不能让别人代替你做的——理发和当父母。” 

她笑了，会意地、赞同地笑了。“我在学校里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康拉德没有执照，可喜欢搞心理分析。根据她擅自得出的意见，我患有严重的父母缺失症。据她说，如果我不找个心理医生谈谈，很可能会把生活中的一切关系搞得一团糟。” 

别包括和我的关系，我心里想道。立刻，我便极力驱散这突如其来的脆弱表现。 

“得了，西尔维亚，一切规则都有例外。我是说，有些来自人多、关系密切的家庭的人照样和孤独的人一样搞不好关系。我只举一个经典的例子成住在鞋子里的老妇》。” 

“没错。”西尔维亚大笑，接着背诵道：“‘她把他们全都痛揍了一顿，然后让他们上床去睡觉。’” 

“对。顺便问问，用意大利语念听起来怎样？” 

“不知道。尼科是用英语给我读的。” 

“啊，尼科。” 

“是他。他还教我打网球，下象棋，带我去看马戏。” 

“那么我猜你会嫁给他。”我说，掩饰住对自己机会的渺茫产生的悲观情绪。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的意思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现在都一百岁了。” 

“首先，他没有一百岁。他年轻得可以和你一起玩耍，又年长得可以依赖。但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总会在那里，而这一点对你是十分重要的，对不对？” 

她点了点头，把我心中那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给扑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