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都不，”我真心说道，“要不然你怎么能了解一个人呢？” 

“但是了解并不是喜欢的同义词。”她大着胆子说道。 

“西尔维亚，对于你它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意义。” 

我们互相吻了吻面颊以祝晚安，然后她乘电梯回房。我，一个积习难改的美国人，要进行每天的锻炼，便沿着吱嘎作响的楼梯爬到我那在第10层上的阁楼（至少那时是这种感觉）。我一边爬一边心里在想——除非我过于陶醉在希望中了——她最后的那句表面看来无关痛痒的话是有它的含义的。尼科还没有赢得她。我仍有机会。 

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完成了日程上的最后一项——彻底地钻研了由接触污染的水而造成的常见的血液传染病血吸虫病的发病、发展和治疗之后，叫了一瓶干白葡萄酒，开始了我们此时已经熟悉的仪式：重新打开家庭的心理相册。 

我们谈到最初把我们吸引到医疗事业上来的一些事情。 

“说实话，”西尔维亚说道，“我记不得有什么时候我不是多多少少想着要当个医生。我是说，我觉得早在乔治的时候就开始了。” 

“乔治是谁？” 

她弓起背俯向桌子。每当她向我述说内心深处的隐秘时总是这样。今晚，感谢她套头衫的剪裁样式，在她对我叙述乔治·望祖托的时候，我无法避免一瞥她美丽的乳房。 

“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那时我们都是7岁。他很瘦，眼睛黑黑的，又圆又大，个子比我们小得多。下课的时候，别的男孩跑来跑去乱闹，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一旁。我就过去和他做伴。 

“可是他从不能到我家来玩，原来，他每天放学以后要到医院去做透析。”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见鬼，这么久以后说起这件事还是那么难。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父亲提出为他出钱到美国去换一个新肾，我感到非常骄傲。我觉得爸爸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失败的。” 

她停顿了片刻，然后说道：“他们在波士顿综合医院给他做手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西尔维亚低下了头。“这件事一直使父亲非常不安。但想一想里祖托太太吧。如果我们没有干预这事，她的儿子还有可能活上6个月，甚至1年。而情况是，医学科学只是使结局来得更快。” 

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柔声说：“因此你决定做个医生。” 

“不是有意识的，不过我心里一定是怀着这种感觉。无论如何，莎拉的父亲，剑桥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的临床主任。有一天他早上查房时允许我们跟在后面。 

“约翰·康拉德真是太棒了。我是说，当他和一个病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使病人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倾听每个病人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且总能找到恰当的话来鼓励每一个人。 

“那里有个8岁的小男孩。虽然他非常虚弱，可听见大夫的笑话仍能竭力笑一笑。 

“我突然发现自己希望乔治当年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关怀和人情味的地方死去。我就是那天在回圣巴茨的路上下定决心的。” 

“我能想像得出你父亲的反映。” 

“其实你想像不出来。尽管他显然非常吃惊，但似乎接受了我的决定。只是到后来他才开始反击。自然，他的第一招是自责。” 

“父母都爱用这一手。” 

“总之，这一招不灵以后，他就试着以学医有多么艰苦来劝阻我。” 

“告诉我，大夫，”我微笑道，“他有没有形容一番3天一个班，不许睡觉？” 

“详细得令人痛苦。可是我争辩说，要是别人能经得住，我也能。后来就是——收买。他建议我们建立一个类似福特基金会的组织，向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医学事业提供资助。我承认自己动了心。但是，在整整一个夏天的毫无结果的讨论之后，他放弃了。当他和我吻别的时候，他轻轻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让我去干能让我感到幸福的事。” 

“反正，”我试探地说，“其实这不就是在你和尼科结婚之前你做些什么的问题吗？” 

“上帝啊，”她假装生气地看着我道，“你比我爸还够呛。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爱他？我说过爱他吗？” 

“反正那会是个资产大合并。”我回避直接回答。 

“这一点我无法否认。”她勉强承认道。 

“那么你们定了日子没有？”我突然觉得并不想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事实是，”她恶作剧地笑着说，“最近两位父亲建议定在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你是说就这个8月？” 

她点点头。“当然，现在他们得往后推了。” 

我又开始呼吸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渴望参加国际医疗队的特别理由。 

她不仅能够为生病的儿童工作，而且还能远远地离开尼科·里纳尔迪和一切来自家庭的压力。 

“告诉我，西尔维亚，你去非洲的决定是否碰巧和能不参加自己的婚礼有关？” 

她想压下笑，但没有成功。 

“实际上我确实解释过，我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好好考虑考虑。” 

“他们的态度呢？” 

“他们没有选择。我像爸爸，可也像妈妈。她也会维护自己的独立的。所以现在，爱提问的记者先生，你的问题都得到回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