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已经结束，孩子们几下就吃完了俄式水果奶油布丁。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们回家。我高兴地发现，她们就住在离我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在具有传奇色彩的博尚巷里。 

“你们这所房子很有名，”我对孩子们说，“人们给了它一个外号，叫它‘东卡内基厅’，说这是纽约唯一的一所每一个公寓都配有冰箱、冰柜、炉子和斯坦韦牌钢琴的住宅楼。” 

“是的，”戴比说，“妈妈喜欢叫它‘交响乐巷’。” 

我看着埃维，她笑了。 

“我是孩子们唯一的监护人，这是好处之一。不存在谁得到这套房子的问题。我不仅很高兴有这么多酷爱音乐的邻居，”她顽皮地一笑，“而且还特别得意，因为卡门对这房子想要得要命，可是怎么也办不到。” 

“啊，他们仍然有可能得到的。”莉莉插嘴道。 

“怎么回事，宝贝？”埃维问。 

“这事有点复杂，不过卡门说要是塞普哈迪先生得到了伦敦的那份工作，他的楼顶套间就会上市，他们会是第一个有希望的买主。” 

我看见埃维对此的反应是一个响亮而没有说出口来的“妈的”。为了安慰她，我谎称自己也可能对那套房子感兴趣，会同样努力地争取得到它。两个孩子好像很喜欢这个主意。 

“现在告诉我我急着想知道的事，”埃维急切地说，“目前在音乐方面你在干些什么？” 

我搜索着，想找到一个回答。 

“目前我正把莫扎特所有的钢琴协奏曲都过——” 

“太棒了。”埃维大声说。我不好意思地补充道：“只不过我是让丹尼尔·巴伦波姆在弹。我是说，我在实验室大忙了，只能在音响上放光盘听。不过这事说来话长，我们下次见面再谈——希望很快就能再见。” 

在电梯里，我看得出埃维在和女儿们进行着无言的对话，以及她们同意她尽管提出她的建议的暗示。 

“哦，马特，女孩子们和我想请你过来吃晚饭。” 

“那太好了。” 

“哪天对你合适，马特？” 

“我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所以你们来定吧。” 

我们进行了复杂的协调时间的工作。孩子们星期一有音乐课，埃维星期二、四上课要上到10点半。星期一、四的下午我有研讨会，在各个不同的时间还有客座报告会。 

我们能排出的第一个共同的日子几乎在半个月以后。我很满意这个时间，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整理自己的思绪。 

和埃维的重逢打开了道道记忆的脉络。那失去了的机会，那没有抓住的机缘。我当时根本就不应该听任我们逐渐疏远起来。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现在既然又一次相遇，我们的友谊将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将不再会中断。 

第十七章 

作为一个怪人的问题在于，只要你表现得稍显正常，大家便都注意到了。 

因此两周后，当我5点30分离开实验室，说要到第二天才回去时，人们就开始嚼舌头了。 

实际上，那天早上我头发理得比较像样地走进实验室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既不开医学会，又没有从华盛顿来的客人，老板干吗要在看来无缘无故的情况下收拾得整齐像样？ 

具体情况我甚至连秘书宝拉都没有告诉，仅仅让她记下那晚“晚餐，7点半”，然后要她自己记住提醒我“带上玩偶”。 

我在非洲最后的日子里曾在附近的村子里到处转悠，寻找手工艺人（我现在才知道他们是最棒的）购买——有时定做——当地各式各样人物的小人像，好在回国后怀念他们时拿出来看看，回忆他们是什么人，和我的关系等。 

我看着我厄立特里亚的微型居民，想从中为埃维的女儿们挑选礼物。 

一开始我想给她们带去和她们同龄的女孩子的小模型，但最后我挑了我最珍爱的两个：两个老音乐家演奏当地的乐器，一个是一种鼓，另一个是一把长脖子提琴。（这两个音乐家和艾达圣诞节聚会上的音乐家一模一样。） 

我决定不给埃维小人像，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猜是因为我不愿意她成为我已经留在了身后的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只是给她带了花去。我记得她喜欢水仙花。 

“东卡内基厅”真是名不虚传。进门时我认出了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和他的妻子，显然正要去一个音乐会（不是他演出，否则他会走得早得多）。开电梯的意大利人在把客人送到各自的目的地时不停嘴地大谈音乐，对我也是如此，他立刻就认为我是某种大师。 

当他得知我的目的地后，他宣称约瑟夫森太太是个“可爱的女士，出色的音乐家，但最重要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他是把自已经过深思熟虑的对这里居民的判断一律提供给所有的客人，还是说埃维很特殊？他还说，“我的妻子也是个优秀的母亲，不过遗憾的是她不会乐器”。） 

对他来说，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来到了埃维的楼层。 

从她邻居的公寓里传出了演奏拉赫马尼诺夫①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乐声，这毫不令人奇怪。但当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从埃维门下飘出来的西红柿和大蒜的刺鼻香气。 

①拉赫马尼诺夫（1873-1943），20世纪最著名的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俄罗斯浪漫主义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