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就会对你说他们是些笨蛋，你压根儿就不该跟他们费劲。” 

“两点都说对了。”这时他一跃而起，开始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了下来，转身连珠炮般说道：“设想一下你是在一个破败的野战医院里，在非洲荒无人烟的地方，远离你所熟悉的任何文明事物。你怎样保持不失去理智？” 

“巴赫①。”我眼睛都没眨地回答道。 

①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出生于音乐世家，其四个儿子也均为作曲家。 

“什么？”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或者他的任何一个亲属都行。我每天一开始都是先来50个俯卧撑、50个仰卧起坐和两三个振奋精神的变奏曲及赋格曲。” 

“啊，不错，从你的履历表上我看得出来你还是个不错的音乐家呢，可惜我们的诊所里不包括钢琴。” 

“那没关系，我能在脑子里演奏，照样感到很兴奋。我有个练习用的键盘可以带上。它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它能保持我手指灵敏，同时音乐能保持我心灵健康。” 

那天上午我似乎第一次让敌意的电流短了路。他现在还可能向我扔出什么样的石头？我的头脑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好，”他沉思道，一面上下打量着我，“你还没有垮。” 

“听起来你很失望呀。” 

弗朗索瓦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又问道：“那么肮脏、饥饿和可怕的疾病呢？” 

“我一年的实习都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过来的。我想我能经受住任何可以想像的可怕的医疗场面。” 

“麻风病呢？天花呢？” 

“我得承认在密执安州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种病的具体病例。你是不是想撵我走？” 

“有点儿。”他不得不承认道，一面密谋似的向我更近地弯过身来，送过一阵特别难闻的烟味。“因为如果你会被吓跑，那么在这里跑要比在非洲中部跑好得多。” 

这时，那个荷兰女人决定要说话了。 

“告诉我，你本可以到公园大道住户的家里去给人看病，为什么却要到第三世界去？” 

“说想要帮助别人会给你什么印象？” 

“预料之中，”桑立一面记录一面评论道，“难道你就找不出什么新鲜的话吗？” 

我的忍耐力正在迅速消失，火气直往上冒。 

“坦白地说，你们真让我失望。我原以为国际医疗队里全都是利他主义的医生，而不是讨人嫌的挖苦人的角色。” 

三个审问人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弗朗索瓦转向我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么，性呢？” 

“不能在这儿做，弗朗索瓦，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反击道。此时此刻，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他的两个奴才大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这也回答了我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马修，你很有幽默感。”他伸出手来说，“欢迎人伙。” 

到了这个份上，我可不敢肯定说想人伙了。可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又给折腾了这么半天，想想还是先接受下来，至少考虑考虑再说。 

为赴厄立特里亚而进行的三周培训后天开始，因此我有48小时可以看看巴黎的壮观景象。 

我住进了他们为应选人预定的位于左岸的便宜低级旅馆里，认定它挺有气氛。我敢肯定，这是那种每个房间都像个阁楼，床的每根弹簧都吱嘎作响的小旅馆。也许弗朗索瓦选这个地方是为了锻炼锻炼我们，为面前的旅行做准备。 

我弟弟对我说过，在巴黎不可能吃到糟糕的饭菜，他算是完全说对了。我在一家叫小锌馆的地方吃饭。在那儿，你从楼上陈列着的各式各样奇异的甲壳类动物中挑选食物，然后他们给你送到楼上享用。如果我有胆量问一问我吃的那些东西的名字，说不定就不会觉得那么好吃了。 

那两天的生活对我是个极大的震动。要想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看遍巴黎的艺术宝藏就像想一口吞下一头大象。但我拿出了全部力量。从天一亮起直到天全黑，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吸纳着这座城市。 

在他们把我踢出罗浮宫、锁上大门以后，我在附近一家小咖啡馆很快吃了晚饭，然后沿着圣米歇尔大道漫步，一直走到累得只有力气回到房间里去和蟑螂做伴为止。 

当我仿佛是一天中第一次坐下来的时候，我到巴黎后一直在追赶着我的时差终于一把抓住了我。 

我刚刚脱下鞋子倒在床上，便堕入了到达巴黎后的怠情状态。 

当然，我记得那个确切的日期：1978年4月3日，星期一。然而它的开始和任何一个早上一样：我刮了胡子，淋过浴，挑了一件最凉快的衬衫（蓝色短袖开衫）穿上，然后到圣父街厄立特里亚行动组去。第一天。 

此时我已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强化了自己的观念，准备好应付一切。 

除了等待着我的情感伏击。 

大多数人已经到了，端着纸杯装的咖啡在聊天。弗朗索瓦在喷烟的间隙把我介绍给四个法国人（其中一个是个挺漂亮的女人）、两个荷兰人，其中一个戴着一顶像个十加仑的桶似的帽子，这人将要干大多数的麻醉的活儿（别间我这两者间的联系）。 

还有西尔维亚。 

我停止了呼吸。她是一首没有字的诗。 

她的一切都是优美的。她的脸和美杜莎①的正相反，看一眼就会把你化成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