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乌鸦、卡夫卡与《海边的卡夫卡》之间似乎有一条若有若无的游丝，循此可以窥见作品的深层结构，而那未尝不是作者的灵魂结构。作者的灵魂不再依傍外界而直探意识的底层，在那里自由游弋。其中充满神秘、感悟、暗示、哲理、机警、教养，富有张力与力度而又不失细腻与舒缓，咄咄逼人而又不乏喜剧性温馨，笔锋冷峻而又含带激情。无数读者在网上诉说他们的感想、感动、感慨和许许多多的疑问——我上村上网站看过，一天有几百个伊妹儿进来。村上对伊妹儿回复得相当认真，这次一气回了一千多个。

    一些读者朋友以为我这个“村上专业户”跟村上很熟，其实我也是今年一月十五日才见到他(九三年至九六年我曾在长崎执教三年，那时他几乎一直旅居美国)。村上这个人极其低调，一般不接受媒体采访。别说我国媒体驻东京记者，即使日本记者也见不到他。但我对于见他还是颇有信心的，因为我毕竟是译者而不是记者，况且村上本身也搞翻译即也是译者，也跑去见过原作者，自当理解译者的心情。实在见不到我也不至于抱憾终生，因为钱钟书老先生早已开导过我们：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非得见下蛋的鸡。

    当然实际上我见到了这位著名作家。总的说来，村上和我想象中的差不许多：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小男孩发型，再加上没发胖的中等个儿，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村上认为“男孩”与年龄无关，具备三个条件即可：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而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并认为自己基本符合，尤其1、2两条)，就连当然已不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这种男孩气还表现在签名上。他在日文版《海边的卡夫卡》写完名字后，盖了两个印章，一个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于是我想，难怪他的作品多少都带有孩子气和童话意味，不仅男主人公，还包括一些比喻。

    村上把女助手(他说是assistant，没说是秘书)介绍给我。因是两个女孩，我自然好奇地多看了两眼，两人既没像《且听风吟》里缺一支小手指，又不大像《寻羊冒险记》中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耳模特。开句不太礼貌的玩笑吧，颇让我想起《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的208和209。我们隔桌坐下交谈。他问我路上如何，我开玩笑说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随和，更近乎自然，全然没有大作家派头，也不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式的一般日本人。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

    攀?欢晡j? 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以采访的形式集中问了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很有新意。关于《海边的卡夫卡》，因为他在中文版序言谈得更全面，这里就不说了。此外几点简单归纳在下面的引号内。

    (1)关于创作动力。“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而这大约就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2)关于奇异的想象力。“想象力谁都有。难的是接近那个场所，找到门、打开、进去而又返回——我并没什么才华，只不过具有这项特别的专门技术。如果读者在看我的书的过程中产生共鸣，那就是说拥有了和我同样的世界。”

    (3)关于孤独与沟通。“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人们总要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或者说人们总要深深挖洞，只要一直挖下去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而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

    (4)关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读者。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何况一旦获奖就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匿名性’，非常麻烦。再说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5)关于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和中国之行。“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那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关于去中国，由于中国有那么多读者，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接受采访和宴请什么的，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和出席正式活动，以致逃避至今。倒是很抱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