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要么就是有事外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连着三四天连一面都见不到。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还没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译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这样，这个家不久就转让给别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阴暗房间。过了一阵子，在经济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立马告罄，香烟、酒、乳酪、水果等等家里随时都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帐。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宿舍独居的生活，一切都只能在每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我真是一筹莫展。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逗人发笑的虚构。窃以为，求助他人的上策乃是引人发笑）。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可是手头照样拮据。 

　我没有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兀自呆子宿舍房间里我感到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帮助那种“运动”，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荒废了。进入高中翌年十一月，发生了我和那个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徇情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奇怪的是，考试答题却颇多要领，故而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终于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游戏的心境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子（现在想来，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不停地下达了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羸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是仅仅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变成了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对p的人嘀咕：恐怕你们是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是更好吗？于是我逃走了。虽然逃走，心情却没有变好，我决定去死。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参加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来时，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筏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妹妹吵死人了，害我都没法写信了。”　

说罢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照旧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所以我又发挥了惯用的那种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我其实一句话也不想说，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趴在那边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应付着。　

“听说呀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呐。是你吧？”　

“不，我嘛，只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你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为扫兴。于是我想打发她曲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呢？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深谙，打发女人去干活是不会惹她讨厌的。就是说，男人拜托女人做事，她会高兴的。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运动的关系，我和她不管愿意与否，都每天碰头。碰头会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呐。”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做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味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却厚颜无耻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