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同时，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由于这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经毋需再借助掘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抑或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而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喝抑郁寡欢，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它原来与那个时候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地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致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的美味无比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东京的一个地名]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一点也用不着隐匿自己平常那颗悒郁的心灵，就像受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样，我一边用一只手捂住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呐。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呆在监狱里呐。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在这方面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她们的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马耳东风。 

真是寂寞啊。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叹息更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来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言语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但是，她的身体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像是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一样，我的身体一旦考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包围住，于我自己所拥有的那种多少有些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所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加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棉花也能让人受伤。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我又放出了惯用的逗笑烟幕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