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赖派文学，灵魂憔悴破败之音。顾名思义，无赖派文学在日本主要是指以自谑的态度来表现战后日本战败社会与现代人精神与感官世界的双重委靡，疏远于主流之外，以颓废抵抗社会化，现代人身陷其中而又难以脱离的异化被一再抵制，由此“无赖派”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影响深远。太宰治在《东京八景》中有段话很形象地表明了无赖人的无奈境地“我是无知骄傲的无赖汉，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伪装天才的欺诈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惊吓乡下的亲人。像猫狗一样虐待贤淑的妻子，最后将她赶出。” “我深刻体会到，像野兽的，并不只有所谓的军阀。那并不拘限于日本人，而是人类一个大问题。”（《货币》）当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惩罚与训诫的严密组织时候，太宰治的主人公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厌倦社会，太宰治书中主人公或者说他自己往往与社会格格不入， “不合法，对我来说有点好玩。说得更明白点，这让我心情大好。世界上所谓的合法，反而都是可怕的”（《人间失格》）；同时又因无力反抗而厌倦自我，所以以不作为的颓废堕落来抵制一统的普世价值，但是理性思维与非理性行为在不断脱节拉锯自责，最终生命在在自我沉沦与放逐中跌入毁减灭绝。 

对于太宰治作品的评价，争议往往很大，爱者众多不假，诋毁者也不少，其中三岛由纪夫或许是最为严重的，批评太宰治“气弱”，人也很讨厌。但是他后来却在文章中分析说讨厌看太宰的作品，也许恐怕是因为他暴露了自己所不愿意暴露的心情所致。其实，即使三岛不说，当时也有人注意他们风格的内在的一致性，三岛看见太宰治的不安，或许是一种类似从镜中看到另一个我的缘故。还是奥野健男说的最为切题，“无论是喜欢太宰治还是讨厌他，是肯定他还是否定他，太宰的作品总拥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宰笔下生动的描绘都会直逼读者的灵魂，让人无法逃脱。” 因为，我们心中或明或暗，都存有懦弱的一块，被他无声地侵袭，无从回避。 

四 

因为太宰治一生多次自杀，所以在他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五次自杀之前的失踪，6月15日的《朝日新闻》还登载了一则小新闻《太宰治先生出走了吗？》；6月十九日，太宰治与情人在玉川上水投水离世，因为这天也是他三十九岁生日，所以从此在日本生死如果在同一天，就会被称之为“樱桃忌”，语出太宰治晚年作品《樱桃》。 

加藤周一认为日本人的死生观中，自杀非常重要。日人认为生如樱花，在绚烂的巅峰迅速凋谢具有非常的美学意蕴，画家古贺香江直接说 “再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所以日本现代文人多有自戕之举，太宰治之外，北村透谷，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牧野信一，三岛由纪夫等等均是此辈中人。自杀的作家中，深究个中原因，恐怕除了文化之外，有太多伤痕是历史生生割出的。昭和时期的文豪自杀颇多，因为激荡而新旧变迁昭和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委实痛苦，日本一百年来“超克”与现代化之冲突更让人困惑，比如三岛由纪夫为了唤醒军魂在全日本电视直播面前切开自己锻炼了十几年的精实腹肌，这一自杀行为显然有相当外部性，极具政治意味。至于太宰治，日本评论家平野谦说：“太宰的死，可说是这种历史的伤痕所造成的”。太宰治作为战后崛起的作家，以昭和十二年为界，战前战后的变故足以摧毁太多东西，他大学时代就对左翼运动抱极大热情，之后经历左翼运动被镇压，日本战败，战后左翼的妥协，日本文明的瓦解，国家被迫转型，这些动荡虽然在他小说中着墨不多，但是对于生命信仰的破坏却是致命的；从个人来说，从小缺乏家庭关怀，生性敏感，神经纤弱，厌恶家庭却一生都在经济上难以脱离家庭支持，这些都最终促使他彻底走向虚无。 

五 

在大陆出版太宰治的作品，据我目力所及，除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过《人间失格》，《斜阳》曾经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过之外，唯一的例外是06年因为鲁迅一百周年所以新星出了本太宰治以鲁迅为原型的中篇小说《惜别》。《惜别》是太宰治受日本的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委派与资助而成，后两者的目的自然是为当时的大东亚思想服务，但是太宰治在书中基本保持了独立。可惜这本书在太宰治的作品中评价不高，首先因为日本战后对鲁迅的评价基本是竹内好的观点一统学界，其次《惜别》中鲁迅的形象受制于资料，过于机械，所以太宰治这本书就渐不为人知了。 

小川洋子认为作家必然是站在生者与死者的界限，视角往往是已死之人，太宰治亦然。但和其它大师好作上帝视角俯瞰终生不同，太宰治对人间的深意凝视常含情意，连讽刺以及憎恨往往亦寄予温煦，所以他的文风多情怀旧处不让女子——对于诸多的美好，海角的花朵，裸泳的少女，奔走的美乐斯，庭院中的灌木，地上的日影，于他都不是不能欣赏呵。因为懦弱，所以逃避生命，以不抵抗在最黑暗的沉沦中生出骄傲，因为骄傲，所以不选择生，所以拒斥粗鄙的乐观主义。或许正如他在写到的古希腊诗人萨福一般：“以为纵身跃下山崖，就可以忘记思念”，灵魂破碎之后，我们在歌舞喧哗中继续苟且，他选择死亡，谁更好一点，只有上帝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