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正确，”戈尔东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要说说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场面。这个拿一位长者嘲笑取乐的哥萨克，完全同无数类似的情况一样，是最普通的一种卑劣下贱的举动。很清楚，对这种举动用不着讲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说到整个犹太人的问题，就需要哲学，而且它会出乎意料地翻个个儿。不过，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见解。你我的这些思想，都是从你舅舅那儿来的。 

“人民是什么？——这是你刚才问到的。对他们是不是需要过分迁就照顾？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悦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丰功 

伟绩使万民趋之若骛并受到颂扬而留芳百世的人，这不就是他应有的本分吗？哦，这是当然的。话说回来，在基督教的时代还需要谈什么民族呢？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说服和教化过的，所以关键在于转变，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新约》。它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呢？首先，《新约》并不曾规定：要这样，要那样。它只提出一些朴素的、稳重的主张。它提出：你愿不愿按照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方式生活，愿不愿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结果，上下几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它谈到天国里既没有古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的时候，难道仅仅说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不是的，只为这个也不需要《新约》，在这以前，希腊的哲人、罗马的圣贤和价日约》的先知早就了解这个道理。不过它说的是这个意思：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 

“你刚才说过，如果不加进某种思想的话，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基督教和个人奉行的宗教仪式，正应该加进事实中去，从而才使它对人具有意义。 

“我们已经谈到了那些对生活和世界总体上说无所贡献的庸才，那些眼光狭小的二流货色，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总要有那么一种关于人民的话题，人民最好还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难，因此也就听任对他们的摆布，同时在他们身上还可以满足大发善心的欲望。这种灾难的独一无二的、百分之百的牺牲者就是犹太人。民族的意识已然规定他们必须麻木不仁地永远充当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变，可是在这期间他们当中产生的一股力量却把整个世界从这种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来。多么奇怪！这又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欢欣鼓舞的节日，这种从平庸混沌状态之中的解脱，这种克服了终日碌碌无为的飞跃，所有这一切就诞生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白白放过了？他们不可能让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胜的美德和力量，他们木可能同意在这股力量取得胜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时候，心安理得地继续充当已经被他们抛掉的这种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壳。这样自讨苦吃究竟对谁有利，究竟是谁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负重，让那些绝对无辜的、对善与爱能够如此体贴入微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流淌鲜血！为什么这个民族的精神主宰不远远地甩开这种过分廉价的举世闻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讥讽味道的智慧？为什么不肯冒险放弃自己的这项不可更改的职责，而像锅炉在巨大压力之下爆炸一样，把这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正在挣扎和受到残害的队伍释放出来？为什么不说：‘你们清醒清醒吧，够了。别再这样了。不要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了。别再抱成一团，散开来吧。你们应该和所有的人一样。你们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你们当中那些最低级的、最软弱的，才是你们的对立面。’”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午饭的时候说： 

“你不是总说急着要走么，这话可应验了。我决不能说‘你真走运’，咱们又被包围了，这还算什么运气？往东去的路还通，可是又从西边朝我们压过来了。已经命令所有的医疗单位收缩集中。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就要开拔。到哪儿去可不知道。卡尔片柯，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内衣还没洗好吧。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光说是干亲家、干亲家，你要正经问他是怎么个干亲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涂虫。” 

他根本没去听勤务兵如何东拉西扯地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注意因为临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大痛快的戈尔东，继续说： 

“唉，咱们这个行军当中的家，算得上是个吉卜赛人的窝，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不顺眼，炉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而且又脏又闷。可是现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来在这以前还住过什么更好的地方。看着炉子角上的磁砖反射的阳光和路边那棵树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来晃去，似乎就在这儿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收拾东西。 

夜里，喧嚷、喊叫、射击和奔跑的声音把他们惊醒了。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窗外人影憧憧。一墙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着身。“卡尔片柯，快到外边去问问，怎么这么乱糟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亲自跑到师部医院想去证实这是谣传，结果却是实情。德军在这一地段突破了俄军的抵抗。整个防线向村子这边推进，越逼越近。这个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内。师部医院和机关不等撤退命令到来就匆忙开始撤离。估计天亮以前撤退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