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喻文化和非前喻文化或前喻文化和另一前喻文化及外来文化相接触之后产生的压力，往往会使前喻文化涵化一部分其它文化的自认，而个人也就可能因此而脱离原有文化，进入其他文化之中。他们带有原有文化的自认感，在新的文化中，期望着能象在原有的文化中那样获得自认。他们赋予许多事物以新旧文化的双重含义。比如，用旧的句法说新的语言，根据新的风俗选择房屋式样但仍以原有文化的习惯装饰内壁。对于那些来自于前喻文化的成年移民来说，这是他们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最常见的方式之一。但他们的内在整合机制并没有改变，这种整合机制是如此坚固，以致能在维持自认的前提下完成一系列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对于大多数成年移民而言，这种交互转变的丰富积累之日，将是他们面临新的抉择之时。

至今仍不知道的是，这种转变是否可能发生在那些来自于没有变革观念的文化环境的人们中间。那些在美国出生，但被送回日本长期接受教育的日本人，如果再回到美国（在二次大战的艰难时期，这些日本人被称为“归米”），一旦遇到重新抉择的时刻，对忠诚于谁的问题不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虽然懂得一个人必须忠诚祖国，但他们也知道一个人在某一社会中的成员身份可以丧失，对该社会的忠诚也可以改变。他们过去忠诚和承认日本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同样可能成为忠实的美国公民。他们所受的前喻文化熏陶已使他们能够完全适应另一社会。

正是凭借着这些过程，使我们能够理解原始时代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妇女的生活。为了避免当时盛行的乱伦之习，她们不能嫁给说同样语言的本部落的男子，只能以陌生人的身份终生生活在说另一种语言的群体中。由此经历无数个世纪之后，在同一个群体中竟发现两种语言：女人的语言和男人的语言。父母双方的不同语言及与此相应的不同文化对个人所赋予的不同的期望，这种强烈的对比将成为个人所赖以生长的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期望是通过祖母所唱的歌谣和妇女们独处时的谈话表达的。刚嫁到其他部落里的新娘已经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学会了不同于男子的女人的语言，而娶她的新郎则必须学会听懂女人的语言，但却只能说男人的语言。这种要求成了交互通婚但语言却完全不同的部落维持整个体系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正如前喻文化能够在自身的母体之中孕育在他文化中生活并成为其中一员的种种期望和要求，它也同样能够酿就使人们无法适应其他文化环境的种种学习方式。艾西，是一位孤立无援的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白人消灭了他所在的部落，他是那场战争的唯一幸存者。1911年，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奄奄一息。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在白人世界中生存。艾西是印第安雅那族人，他告诉那些热情的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们，雅那人如何制作箭头。他所受的早期教育，额上留着的雅那人的烙印，以及10多年来独自与那些嗜血成性的白人周旋的艰苦卓绝的经历，都使他后来虽然生活于白人文化之中，却无法更改自己的群体属性。

理查德.古德（richard gould）最近研究了那些在沙漠居住的澳洲上著居民，他们熟悉那里的每一寸沙漠，并赋予其深刻的涵义，他们一旦远离自己的“国土”，迁居到由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居住的新的聚集点时，他们会以自己熟悉的、已为祖先们沿用了无数代的方式去接近毗邻而居的其他部落，他们欲图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其他土著人通婚。而那些受外来文化影响较深的土著人已经部分丧失了自己的自认，他们不再狩猎，也不再举行祭把的仪式，但是他们却和自己的祖先一样，时刻谨防受到外来文化的交互影响，因此，他们最终似乎总能抵御外来文化的涵化。他们深信以往的厄运总和白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洲土著人并不介意自己的妻女和其他部落的男人同床共寝，但他们规定了外人应该遵守的禁忌，这些禁忌将婚姻划分成优劣不同的等级，即只有同一等级的男女才能随意拼居。但是人白人在婚姻方面却没有高低优劣的等级之分，他们有的是整个种族的强烈优越感。因此，在他们眼里，土著妇女在性方面的随意赠予，是土著人掩饰不尽的低劣标志之一。一旦和白人接触以后“，土著人便失去了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其他文化交溶并蓄的可靠途径，其结果势必有碍于进一步的文化涵化。

晚辈向自己的长辈们学习语言的方法规定了如何做一位成年人，而这些晚辈们也能够去学习新的语言。作为那些可能带来变革的文化体系间的比较方式，他们也许会去学习每一种新的语言。犹太人和美国人曾这样做过，现在那些被说其它语言的群体包围而居的新几内亚的各个民族也在这样做，他们可能将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唯一正确的体系来学习，而将其它所有语言系统仅仅看成是由此衍生而出的并不完善的翻版，当美国人由那些已经基本不说自己母语的教师来教授英语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如此历经数年，儿童们便能够通过该文化的特定养育方式长大成人；一般说来，出生于该文化之中的儿童虽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却能够在这种养育方式之中受到磨砺。人们根据儿童们的个体差异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给予他们不同的培养。巴厘人将儿童分成本性邪恶和本性朴实、善良的两种。儿童们在生活的早年就被划定属于哪一种类型；无论这种划分是否适合，都将延续到老年。萨摩亚人——以及法国人——是以儿童的年龄，以儿童对社会事件的理解能力作为划分标准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具有足够的能适应所有儿童的不同教养方式。有的时候，有的儿童因背离社会期望太远而过早夭折；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发育迟缓，或愤世嫉俗，或被迫成为具有双重性别自认的人；这些孩子成人以后往往会以歪曲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如果我们把这些个案看成是人类教育体系的失败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类神经症在任何社会中都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