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20年间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原子分裂的成功，原子弹、氢弹的发明，活细胞生化机理的发现，月球表面的探险，人口的急剧膨胀（人们开始意识到如不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城市组织的解体，自然环境的破坏，凭借着喷气式飞机和电视建立起的畅通无阻的世界性联系，人类已开始步入太空。为空间站的建立进行着准备，人们已开始意识到能量和合成原料的应用具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此外，在那些相对发达的国家中，人类由来已久的生产问题已为分配和消费问题所取代——所有这一切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的变化，都造成了代际之间彻底的无法挽救的决裂。

即使在不久以前，老一代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训斥年轻一代：“你应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是，现在的年轻一代却能够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再年轻。”这就全为那些开拓者和他们的子孙们的不同经验所做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在40年代以前出生、成长的人象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一样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我们在被养育的过程中所掌握的技能和价值观只有一部分适应新的时代，但是我们老一代却仍旧掌握着政府和诸多的权力。和当年那些来自殖民国家的移民开拓者一样，我们也执拗地深信，孩子们终归有一天会和我们一样。但是，令人担忧的现实却和我们的希望相抵牾。在我们的眼中年轻一代变得越来越陌生，十七八岁的孩子们会聚在街头巷尾，使人感到象四处滋扰的侵略军的士兵一样可怕。

我们一次次地告慰自己：“孩子毕竟是孩子。”我们十分自信地告诉别人：“都因为这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核心家庭太不稳定了，”“孩子们都是看了电视才学坏的。”我们将自己的孩子比作那刚刚成立就要求在世界各国的首都设立使馆、开辟航线的新的国家：“他们还年轻幼稚，他们需要学习，他们会长大的。”

过去，尽管存在着互相间的并喻学习，能够广泛地接受迅速变化的数代人，在各个国家的不同阶级、地区和特殊群体之间，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的经验之间，仍然存在着人所周知的极端差异。变化仍然显得较为缓慢，而且极不协调，某些国家中属于某些阶级群体的青年人可能比另外一些国家中属于另外一些阶级的成年人知道得还要多，但是，仅就经验而论，成年人仍然比青年人更为丰富。

今天，却几乎在顷刻间发生了骤然的变化，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置身于电子化的互相沟通的网络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年轻人都能够共同分享长辈以往所没有的、今后也不会有的经验。与年轻人的经历相对应，年长的一代将无法再度目睹年轻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变化的深刻体验，这种体验在老一辈的经历中是史无前例的。因此，代际之间的这次决裂是全新的、跨时代的：它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

今天的年轻一代生长在一个他们的长辈完全未知的世界中，但成年人中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即使那些预感到后喻文化即将来临的人，对后喻文化的具体内容亦同样一无所知。

第三章 未来 后喻文化和前途未卜的晚辈

我们目前的危机大部可以归诸于时代的剧变，家庭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没有灵魂的冷冰冰的机器代替了人类的感情，所有传统都被抵押上了历史的拍卖台，这一切都导致了现存制度的全面崩溃。在这诸多原因的背后，还隐匿着另一更为根本的冲突，这一冲突发生在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现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现存的并喻文化的强化而已，在这一文化中，作为人们标准行为楷模的是同伴而不是双亲；但另一种人则明确申明：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人类文化革命的又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

那些说长论短的批评家们，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多数仍然将未来看成是过去的延伸。他们认为，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不会比成吉思汗的铁蹄对欧亚大陆的蹂躏可怕到哪里。举凡谈及人类目今的危机，道德学家们总将原因推诿于以往的宗教制度的衰败，而历史学家们则指出，人类文明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帝国的崩溃中获得永存。

与此相似，批评家们将整个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秉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年轻人对现在和过去的全盘否定仅仅看成是青春期反抗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此，马克斯·勒纳能够说：“每个年轻人都必须经历两个危机时期：其一发生在他与某一行为楷模——双亲、兄长、教师——取得认同之时，其二发生在他与这一楷摸脱离，反叛这先前的偶像，重新估价自我之时。”这一看法和戴维·李斯曼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李斯曼在对自主性人的描述中认为，这种人是并没有和过去完全割裂的现实的产儿。

理论家们在解释代沟时总是强调过去和现在的平行，但却往往忽略了自工业革命发端以来一系列变革的必然性。尽管自当代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以来，这一变革尤为显著，但人们却将其错误地等同于古代的某一文明从另一文明中吸收了农业、印刷、航海技术和劳工、法律等组织形式以后所产生的变化。

当然，人们可以根据缓慢或急剧的变化去讨论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而不必涉及这一变化过程的本质。例如，当农民或手工业者的子女首次进入工厂之际，即拉开了一场无以逆转的变革的序幕。但是，由于这种变化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调适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所经历的变化并不比古代那些被侵略者们征服并入罗马帝国的民族所经历的变化更为剧烈。所以，当我们热切地关注代际关系和传递文化的行为方式的类型时，完全可以将栖居陆地的人民学习捕鱼技术的古代情形同来自海地的移民子女学习电子计算机的现代情形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