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选》

前　　言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对于我国广大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同为俄国文学卓越的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一席。

他于一八二一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里。

父亲在军队中担任医官时，取得贵族身份并拥有两处不大的田庄。但总的说来，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住在平民医院，接触到的全是贫苦的病人。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家庭贫穷，他在上完三年寄宿学校以后，就进了彼得堡一家军事工程技术学校学习。但他对工程技术工作并不感兴趣，毕业后一年就申请退职，离开了工程局绘图处。从此他就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就在退职后的一年之中，他译出了巴尔扎克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小说一出版，即轰动文坛，受到读者的普遍赞扬。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两年以后，他因参加彼得拉谢夫斯基小组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被捕，并被判处极刑，剥夺公权终身，只是在行刑前数分钟才被改判充军服苦役八年（四年苦役，四年充当列兵）。实际上九年以后，他才因病获准离开部队，回彼得堡定居。这时，他已年过三十七岁，可以说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消耗在军营和苦役之中。他刚刚开始的创作，也因此而中断达十年之久。

非人的苦役和充军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他原本就体质孱弱，并患有癫痫病，现在病情变得更加严重。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这一严重的疫病，以后一直未能治愈，伴随作者终生。发作时，作者苦不堪言。

充军归来，重新拿起笔来从事中断的创作时，他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简直与以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他青年时代怀抱的梦想、希望完全破灭了，被现实生活扼杀了。他原有的信仰改变了；他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不再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而是要求人们容忍、退让、妥协、顺从、和解，从宗教中求得道德上的新生。他不再相信革命，精神上走向消沉。但尽管如此，他并未受到沙皇政府的信任，警察对他进行的秘密监视，直到他临死前五年才撤消。

他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作家，在个人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顺利。先是同一个寡妇结婚，关系并不融洽。寡妇带来的儿子，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成了他的沉重包袱，成了他负债累累的重要原因。前妻去世三年以后，他才于一八六七年与自己年轻的打字员结婚，找到了一个忠实的伴侣，称心如意地生活了十四年。

他是在生活的重压下从事创作的。兄弟欠下的债款，需要他偿还，前妻带来的儿子，不从事任何劳动，一家的费用，全部由他负担，因此他经常债台高筑。为了还债，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疯狂地进行写作，有时歇斯底里发作之后不久就拿起笔来写作。他完全不能像生活有保障的作家那样悠然自在、随心所欲地创作。他的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写到他创作时的苦况。由于有着沉重的债务，他经常主动上门向各家杂志投稿，这样一来，他得到的稿酬就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少得多。往往只有他们所得的三分之一，比如作者的《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后所得的稿酬为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而屠格涅夫在同一家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却是每印张五百卢布。为了多挣点钱来还债，他的夫人也不得不亲自出马，经营出版和推销他的作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彻底摆脱贫困。还清债务后，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

他多次出国，先后到过德国、瑞士、意大地、奥地利、捷克等等国家。一八六七年续弦以后，他第一次偕新婚夫人出国，原来打算居留三个月，结果却一住四年。他在国外写出了长篇《白痴》与《群魔》以及一些中短篇。但在国外，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也许与他的病有关吧，他嗜赌成癖，经常钱一到手，就去赌场，而一赌又几乎次次输得精光。没钱去赌时，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痛哭嚎啕，对着夫人下跪。

可以说他是一名病态的赌徒。直到晚年他才痛下决心，戒掉嗜赌的恶习。

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特别是长达九年之久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使他成了一位独特的作家，一位充满矛盾的作家。平心而论，他对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是有贡献的。一部俄国文学史如果缺了他这一章，那就很难说是完整的。他的创作影响，远远超出俄国以外。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从他的创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营养，现代派作家刚把他的作品奉为经典，而称他本人为他们的先驱和导师。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他的艺术才华，连对他批判最为尖锐的革命作家，也是无法否认的。比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就说过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一位最有争议的作家。引起争论、批评和责难的根本原因，是他在作品中宣扬的思想。他发表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引起过争论，特别是他的几部长篇，受到的批评和责难之多，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是罕见的。他原来信奉空想社会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沙皇统治，服苦役和充军归来以后，放弃了原有的信仰，转而反对暴力，反对革命。他认为解决俄国社会的对立，不能像西欧那样，采取斗争和革命的方式，而应该采取和解的方法，使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这样一来，他就公开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对立面，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眼中，自然就成了“反动作家”、“反革命作家”。虽然如此，他创作中的真实性、艺术性，还是没有人加以否认的。一百多年来，进步文艺界对他的评价，大体上就是如此：充分肯定他的艺术性，彻底否认他的思想倾向。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某些理论家对他的作品的批判，还是相当严厉的，认为《罪与罚》虽是一部“最富于历史涵义的社会心理小说”，给作者带来过空前的荣誉，但它却是“充满了反动思想”、“实际上是公然反对革命民主主义的”；他的另一部长篇《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直接反对革命斗争、维护顺从思想的”；他的《死屋手记》是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展示各类苦役犯可怕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的真实作品，屠格涅夫视之为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赫尔岑则说它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后的审判》，列宁也说它是一部“不可逾越的作品”。但尽管如此，这部作品还是“反动倾向极其明显”。至于他的长篇《群魔》，那就更加反动了，因为它是直接攻击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极其恶毒”。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人打算将《群魔》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高尔基坚决反对，说这部作品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毒攻击的无数次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为恶毒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