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该去哪儿？”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兴奋地问。

    春天，我们就坐在社会学系大楼外的一棵大树下；冬天，我们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穿无领的灰色长袖衫和阿迪达斯运动鞋，莫里则穿洛克波特鞋和灯芯绒裤子。我们每次交谈时，他先听我漫无边际的聊天，然后将话题移到人生经验上，他提醒我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这和校园里盛行的观点截然相反。他对我说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他谈到了青春的异化问题，谈到了同周围的社会建立某种联系的必要性。有些事情我能理解，有些则不能，但这无关紧要。讨论问题向我提供了一个同他交谈的机会，我和我父亲从未有过这样的交谈，我父亲希望我将来当律师。

    莫里讨厌律师。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他问。

    我想成为音乐家，我说。弹钢琴。

    "太好了，”他说，“但这是条很艰难的道路。”

    是的。

    "有许多行家高手。”

    我早已听说了。

    "但是，”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应该让你的梦想成真。”我真想拥抱他，感谢他这么说，可我不是很外向，我只是，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弹钢琴时一定很有活力，”他说。

    我笑了。活力？

    他也笑了。“活力。怎么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第一个星期二--谈论世界

    康尼替我开了门。坐着轮椅的莫里正在厨房的餐桌旁，他穿一件宽松的全棉衬衣和一条更为肥大的黑色运动裤。衣服显得宽松是因为他的腿已经萎缩得脱了形——用两只手围住他的大腿部分已经绰绰有余。他站立起来的话，身高不会超过五英尺，也许六年级学生的牛仔裤他都能穿。

    "我给你带来一些东西，"我说着递给他一只包装纸袋，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路上去附近的一家超市买了火鸡、土豆色拉、通心面色拉和硬面包圈。我知道他家里有许多食品，我只是想有所表示。我在其它方面一点也帮不了他。我还记得他对吃的爱好。

    "哈，这么多吃的！"他高兴地叫道。"行，现在你得和我一起吃。"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旁，桌子四周放着柳条编制的椅子。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弥补中断了十六年的信息，很快就转入了彼此都熟悉的大学时的谈话轨道。莫里提问题，然后听我回答。有时他会打断我，像厨师一样撒上一点我忘记了的或还没有领悟的佐料。他问起了报业的罢工，他始终无法理解双方为什么就不能靠开诚布公的对话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明智的。

    他有时要停下来上厕所，这得花上些时间。康尼把他推到卫生间，然后抱他离开轮椅并在他小便时扶住他。他每次回来都显得非常疲乏。

    "还记得我对特德·科佩尔说过的话吗，用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了？"他说。

    我笑了。那样的时刻你是不会忘记的。

    "唔，我想这一天就快来了。它令我很烦恼。"

    为什么？

    "因为这是失去自理能力的最后界限：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但我在努力适应它。我会尽力去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

    "是的。不管怎么说，我又要当一回婴儿了。"

    这想法真与众不同。

    "是啊，我现在必须与众不同地去看待人生。要能面对它。我不能去购物，不能料理银行的帐户，不能倒垃圾。但我仍可以坐在这儿注视那些我认为是人生重大的事情。我有时间——也有理由——去那么做。"

    这么说来，我既带着幽默又有些尖刻他说，我想，要找到人生意义的关键就在于不倒垃圾。

    他大笑起来，于是我也释然了。

    等康尼把盘子端走后，我注意到了一叠报纸，显然他在我到来之前读过它们。

    你还在关心时事？我问。

    "是的，"莫里说。"你觉得奇怪吗？你认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就不必再去关心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了？"

    也许。

    他叹了口气，"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是不该去关心它们了。毕竟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但这又很难解释得清，米奇。正因为我在遭受痛苦，我就更容易想到那些比我还要痛苦的人。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见波斯尼亚那儿的人在大街上奔逃，被枪打死，都是些无辜的受害者……我不禁哭了。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就像感受自己的一样。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可是——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同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