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

    三

    描画至此，我想人们已可想象这门最后课程的主要内容。

    莫里老人在乐滋滋地体验死亡的时候，更觉得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告诉学生和社会。

    他不希望把最后发现的“重大问题”留给只听不说的静宁墓地。这个重大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对人类文化的告别性反思。

    莫里老人认为，人类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什么误导呢？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演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官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

    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莫里老人认为这是美国教育文化的主要弊病。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沾沾自喜，觉得弊病比他们轻。在过去经济不景气的时代，人们想拥有物质而不可能，在权位和虚名的追逐上也是越多越好，毫不餍足，其后果比物质追求更坏，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等到经济生活逐步展开，原先的追求并不减退，又快速补上物质的追求，真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这也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莫里老人想呼吁人们阻断这种全球性的文化灌输，从误导的惯性里走出来。

    他认为躲避这种文化灌输不是办法，实际上也躲不开。躲不开还在躲，那就是虚伪。

    唯一的办法是不要相信原有文化，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莫里老人很温和，不想成为破旧立新的闯将。他说，在文化的一般性生活准则上，我们仍然可以遵循，例如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必要去突破；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疏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允许任何能言善辩的旁人和从者如云的诱惑，来代替自己的选择，简言之，不要落入“他人的闹剧”。

    临终前几天，他思考了一个人的最低需要和最高需要，发现两者首尾相衔，他与学生讨论，如果他还有一个完全健康的一天，他会做什么。他想来想去，最满意的安排是这样的：早晨起床，进行晨练，吃一顿可口的，有甜面包卷和茶的早餐。然后去游泳，请朋友们共进午餐，我一次只请一两个，于是我们可以谈他们的家庭，谈他们的问题，谈彼此的友情。

    然后我会去公园散步，看看自然的色彩，看看美丽小鸟，尽情地享受久违的大自然。

    晚上，我们一起去饭店享用上好的意大利面食，也可能是鸭子——我喜欢吃鸭子——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跳舞。我会跟所有的人跳，直到跳得精疲力竭。然后回家，美美地睡上一个好觉。

    学生听了很惊讶，连忙问：“就这些？”老人回答：“就这些。”不可能再有的一天，梦幻中的二十四小时，居然不是与意大利总统共进午餐，或去海边享受奇异和奢侈！但再一想，学生明白了：这里有一切问题的答案。

    如果就个人真正需要而言，一切确实不会大多，甜面包卷和茶，最多是喜欢吃鸭子，如此而已。意大利总统的午餐，奇异和奢侈，全是个人实际需要之外的事。于是，在无情地破除一系列自我异化的物态追求之后，自私因无聊而受到嘲弄；真正的自我在剥除虚妄后变得既本真又空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放到了人生追寻的中心。在莫里看来，只要明白了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就会走向关爱和奉献，他在最后的课程中一遍遍重申：

    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施爱于人，并去接受爱。

    爱是唯一的理性行为。

    相爱，或者死亡。

    没有了爱，我们便成了折断翅膀的小鸟。

    莫里老人对爱的呼唤，总是强调社会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