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分数，也没有成绩，但每星期都有口试。你得准备口答问题，还得准备提出问题。你还要不时干一些体力活，比如把教授的头在枕头上挪动一下，或者把眼镜架到他的鼻梁上。跟他吻别能得到附加的学分。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但讨论的题目很多，涉及到爱情，工作，社会，年龄，原谅，以及死亡。最后一节课很简短，只有几句话。

    毕业典礼由葬礼替代了。

    虽然没有课程终结考试，但你必须就所学的内容写出一篇长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就在这里呈交。

    我的老教授一生中的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我就是那个学生。

    那是1979年的春末，一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几百个学生并排坐在校园大草坪的木折椅上。我们穿着蓝色的毕业礼服，不耐烦地听着冗长的讲话。当仪式结束时，我们把帽子抛向空中：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市布兰代斯大学的毕业班终于学成毕业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标志着孩提时代的结束。

    随后，我找到了莫里·施瓦茨，我最喜欢的教授，并把他介绍给了我的父母，他个子矮小，走起路来也弱不禁风似的，好像一阵大风随时都会把他拂入云端。穿着长袍的他看上去像是《圣经》里的先知，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日见稀少的白发覆在前额上，大耳朵，鹰勾鼻，还长着两撮灰白的眉毛。尽管他的牙齿长得参差不齐，下面一排还向里凹陷——好像挨过别人的拳头似的——可他笑的时候仍是那么的毫无遮拦，仿佛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他告诉我父母我在他的课上的表现。他对他们说，“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我有些害羞，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告别时，我递给教授一件礼物：一只正面印有他名字首字母的皮包。那是前一天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买的，我不想忘了他。也许我是不想让他忘了我。

    "米奇，你是最优秀的，”他欣赏着皮包说。然后他拥抱了我。我感觉到他搂在我背上的细细的臂膀。我个子比他高，当他抱住我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大了许多，似乎我是家长，他是孩子。

    他问我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当然会。”

    他往后退去时，我看见他哭了。

 课程大纲

    他的死亡判决是在1994年的夏天下达的。回想起来，莫里很早就预感到了这一凶兆。他是在终止跳舞的那一天预感到的。

    我的老教授一直是个舞迷。音乐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摇滚乐，爵士乐，布鲁斯。他就是喜欢跳。他会闭上眼睛，悠然自得地按着自己的节奏移动脚步。他的舞姿并非总是那么优美。但他不用担心舞伴。他自己一个人跳。

    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要去哈佛广场的那个教堂，为的是那场“免费舞会”。那里有闪烁的灯光和大音量的喇叭，莫里挤在大部分是学生的人群中，穿一件白色的Ｔ恤和黑色运动裤，脖子上围一条毛巾，不管奏的是什么乐曲，他都能跟上节拍跳。他能和着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跳林迪舞①。他扭动、旋转着身体，像吃了兴奋剂的指挥那样挥动着手臂，直到背中心留下汗来。那里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博士，是一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著有多部学术专著的教授。他们都以为他是一个老疯子。

    ①源于哈莱姆区的一种黑人舞蹈，流行于三十和四十年代。

    有一次，他带去一盘探戈的音带让他们在扩音器里放，然后他独占了舞池，像一个狂热的拉丁舞迷扭开了。表演一结束，掌声四起。他似乎能永远这么天真活泼下去。

    但后来跳舞终止了。

    他六十几岁时得了哮喘，呼吸器官出了问题。有一次，当他沿着查尔斯河散步时，一阵凉风使他呛得几乎窒息。人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注射了肾上腺素。

    几年后，他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他无缘无故地跌倒了。另一个晚上，他从剧院的台阶上摔下来，把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

    "别围住他，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有人喊道。

    他那时已经七十多了，因此人们一边小声议论着“老了”，一边把他扶了起来。但对自己的身体比谁都敏感的莫里知道有地方不对劲。这不仅是年龄的问题。他一直感到乏力。晚上睡眠也成了问题。他梦见自己死了。

    他开始去医院，找了不少大夫。他们检查了他的血液，检查了他的尿液，还给他做了肠镜。最后，当什么都没有检查出来时，有一个医生要他做肌肉活组织检查，从他的腿肚子上割下了一块活组织。反馈回来的实验室的报告怀疑他有神经方面的疾病，于是莫里又进医院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其中有一项检查是让他坐在一张特殊的椅子上，医生用电流震击他——类似坐电椅——然后观察他的神经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