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耸耸肩。“大概看过两次。”

    "就两次？”

    "别感到不好受。‘奥普拉’我也只看过一次。”

    "唔，那两次你看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感想？”

    莫里有些迟疑。“说真话？”

    "是的。”

    "我觉得你是个自恋狂。”

    科佩尔哈哈大笑。

    "我这么丑还配自恋？”他说。

    不一会，摄像机在客厅的壁炉前转动起来，科佩尔身穿那件挺括的蓝西装，莫里则还是那件皱巴巴的灰毛衣。他不愿为这次采访而特意换上新衣服或打扮一番。他的哲学是，死亡不应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他不愿为它涂脂抹粉。

    由于莫里坐在轮椅上，摄像机一直拍不到他那两条萎缩的腿。加上他的手还能动——莫里说话时总喜欢挥动双手——因此他显得非常有激情地在阐述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

    "特德，"他说，"当这一切发生后，我问自己，我是像大多数人那样退出生活舞台呢，还是继续生活下去？我决定活下去——至少尽力去那么做——像我希望的那样活下去，带着尊严、勇气、幽默和平静。

    "有时早上醒来我会暗自流泪，哀叹自己的不幸。我也有怨天怨地、痛苦不堪的时候。但这种心情不会持续很久。我起床后便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

    "眼下，我已经能应付了。可我能继续应付下去吗？我不知道。但我愿意为自己押这个宝。”

    科佩尔看来完全被莫里吸引住了。他问及由死亡引起的羞怯感。

    "嗯，弗雷德，”莫里意外地叫错了名字，他很快纠正了自己。“我是说特德……”

    "这句话引出了羞怯感，”科佩尔大笑着说。

    两人还谈到了来世，谈到了莫里对别人越来越多的依赖性。他现在吃、坐、移动都需要有人帮助。科佩尔问莫里，面对这种不知不觉在加剧的衰亡，他最怕的是什么。

    莫里迟疑了片刻。他问能不能在电视上谈论这种事。

    科佩尔说没关系。

    莫里直视着这位美国最著名的采访记者的眼睛。“那好吧，特德，用不了多久，有人就得替我擦屁股。”

    这个节目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了。节目开始时，特德·科佩尔在他华盛顿的工作台后面用他富有魅力的语调说："谁是莫里·施瓦茨？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今晚要去关心他？”

    几千英里之外，在我山上的那幢住宅里，我正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我听见了那句话——“谁是莫里·施瓦茨？”——我一下子愣住了。

    ※※※

    那是在197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上他的课。我走进莫里那间大办公室，注意到沿墙而立的一排排书架。书架上叠放着有关社会学、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的书籍，看上去无以计数，硬木地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窗户对着校园的林荫道。课堂上只有十来个学生，正忙着翻笔记本和教学提纲。他们中大多数人穿着牛仔裤。大地鞋①和格子衬衫。我暗自说，这么个小班要逃课可没那么容易。也许我不该选这门课。

    ①一种前掌比后掌厚、穿看舒适的方头鞋。

    "米切尔？”莫里看着点名册说。

    我举起了手。

    "喜欢称你米奇？还是米切尔？”

    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这么问过。我不禁再次打量起了这个穿着黄色高领衫、绿色灯芯绒裤，白发覆盖到前额的老头。他在微笑。

    米奇，我说。朋友们都叫我米奇。

    "那好，就叫你米奇了，”莫里说，像是跟人成交了，“嗯，米奇？”

    什么？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入校

    当我那辆租来的车子拐上莫里在波士顿一个僻静的郊区西纽顿的那条街时，我手里握着一杯咖啡，肩膀和耳朵间夹着一只手机。我正在跟一个电视制片人谈一个节目。我的眼睛在数字钟一离我返回的班机时间还有几个小时——和树木成行的街道上那些邮箱号码之间跳来跳去。车上的收音机打开着，那是新闻台。这就是我的生活节奏，一心可以五用。

    "把带子倒回去，”我对制片人说，“让我把那部分再听一遍。”

    "好的，”他说，“稍等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