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他拄着拐杖走上了人行道，然后摔倒在马路上。拐杖换成了学步车。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来去卫生间也使他不堪重负了。于是，莫里开始用一只大口瓶小便。他小便时还得扶住自己，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人替他拿瓶子。

    我们大多数人会因此而感到难堪，尤其是到了莫里这样的年龄。但莫里却和我们不同。当熟悉的同事们来看望他时，他会对他们说，“听着，我要尿尿了。你能替我拿着瓶子吗？你行吗？”

    通常他们都能这么做，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惊讶。

    事实上，他接待了越来越多的来访者。他和一些讨论小组的成员一起讨论死亡，讨论死亡的真正含义，讨论各个社会阶层是怎样由于对它的无知而惧怕它。他对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助他，那就不要光是同情，而是多来看望他，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他们遇到的难题——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莫里是个出色的听众。

    尽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变化，但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有力，那么吸引人，他的脑子仍在活跃地思维。他要证明一件事：来日无多和毫无价值不是同义词。

    新年乍来即去。虽然莫里对谁都没说，可他知道1995年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现在已经用上了轮椅，他在争取时间对所有他爱的人说他想说的话。当布兰代斯大学的一位同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时，莫里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回来后他显得很沮丧。

    "太可惜了，”他说。“他们在葬礼上说得那么好，可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莫里有了个念头。他打了几个电话，选好了日子。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他的家人和几个好友在家里为他举行了“活人葬礼”。每个人向我的老教授致了悼词。有的哭。有的笑。有位女士念了一首诗：

    "我亲爱的表哥……

    你那颗永不显老的心

    随着时光的流逝，将变成一棵

    稚嫩的红杉……”

    莫里随着他们又哭又笑。所有情真意切的话语都在那天说了。他这场“活人葬礼”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只是莫里并没有死。

    事实上，他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页即将掀开。

 学生

    现在，我必须交代一下自从那个夏日我最后一次拥抱了我那位可亲、睿智的教授。并答应和他保持联系后我所发生的变化。

    我没有和他联系。

    事实上，我同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联系，包括我的酒友和第一个和我早晨一起醒来的女朋友。毕业后的几年把我磨炼成了另一个人，他身上再也没有那个当年离开校园准备去纽约向全世界贡献才智的年轻人的影子了。

    我发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吸引人。我浑浑噩噩地打发着二十刚出头的那几年：付房租，看广告，寻思着生活为何不向我开绿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音乐家（我那时在弹钢琴），但几年昏暗、空虚的夜总会生活，从不兑现的允诺，不断拆散的乐队以及除了我对谁都感兴趣的制作人，终于使我的梦想变了味。我第一次在生活中成了失败者。

    与此同时，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了死亡。我最亲近的舅舅，我母亲的弟弟，那个为我取名、教我音乐、教我驾驶，和我开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个在我眼里仍是个孩子，也是我长大后要学习的楷模——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死于了胰腺癌。他是个矮小、漂亮的男人，长着浓浓的胡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一直陪伴着他，我住在他楼下的一间公寓里。我看着他强壮的身体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后又开始浮肿，看着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体趴在餐桌上，手按着肚子、闭着眼睛，嘴巴痛得都变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那稣！”其余的人——我舅妈，他两个年少的儿子，以及我——则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着盘子，眼睛躲避着这痛苦的场面。

    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无能为力的时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阳台上。天气很暖和，微风习习。他望着远处，从牙缝里硬挤出几句话来，他说他看不到他的儿子读下一个学期了，问我能不能照顾好他们。我让他别这么说。他哀伤地望着我。

    几个星期后他去世了。

    葬礼之后，我的生活改变了。我感觉到时间突然变得宝贵起来，年华似水，而我却追赶不上。我不再去空着一半座位的俱乐部弹琴，不再呆在屋子里写那些没人要听的歌。我又回到了学校，读完了新闻专业的硕士学位，并找到了一份体育记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转而开始写那些渴望成名的运动员。我给报纸和杂志专栏撰稿。我夜以继日、没有节制地工作着。我早上醒来后，刷完牙便穿着睡衣坐到了打字机前。我舅舅过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后来十分怨恨这份工作——天天老一套——于是我发誓不要有他那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