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没花多少时间就在上层甲板上找到了这个匆匆溜走的陌生人。他躺在躺椅上看书。在我走过去之前，我先处利用这个机会，仔细地看了看他。他躺着，把他尖削的脑袋仰卧在枕头上，看上去有些疲劳。我又一次惊异地发现，他那还算年轻的脸，苍白得异乎寻常，两鬓全都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却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一定是突然变老的。我刚刚走近他，他就客气地站起来，进行自我介绍。他所说的姓氏，我一听就很熟悉，这是奥地利一家古老的名门望族。我记得这家的一个成员是舒伯特①的至交，另一位是老皇帝的御医。当我向这位b博士表示我们请他接受琴多维奇的挑战时，他显然大为震惊。原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刚才是在同世界冠军下棋，而且下得相当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给予了他强烈的印象。他一再反复问我，我是否确信他的敌手真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锦标获得者。我很快懂得了，这一情况大大减轻了我的使命的艰巨性。但是，我感到我是在同一位非常周到、极有教养的人打交道，所以如果他输了将由麦克柯诺尔承担物质损失一事，我决定还是不提为好。b博士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同意参加比赛，但他请我向我的朋友们事先说清楚，大家对他的才能不要寄予太大的期望。

    ①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因为，”他带着一种梦幻似的微笑补充说，“我确实不知道能不能按照全部规则下棋。请您相信我，我上次说从中学时代起，也就是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动过棋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虚伪的谦逊。而且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只不过是个平平庸庸的棋手而已。”

    他说得那么自然，以致我丝毫也不怀疑他的真诚。可是各个大师下过的棋局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误，我不由得对此表示了我的惊讶。我说，不管怎么说，想必他至少在理论上对棋艺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吧。

    b博士的脸上又掠过了一个奇怪的梦幻似的微笑。

    “大量研究？天晓得！这话大概可以这么说吧。我对象棋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那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一个相当错综复杂的故事，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插曲，用来说明我们这个美妙的伟大时代，要是您能忍耐半小时的话。”

    说着，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把躺椅。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b博士摘下他看书时戴的花镜，搁在一边，开始说道：

    “您客气地提到，您作为一个维也纳人记得我们家的姓氏。但是我估计，您未必听说过起初由我父亲和我、后来由我自己主持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根本不受理报纸上公开议论的案件，并且原则上避免接受新的当事人的委托。事实上，我们后来根本就不再从事一般的律师业务，而只限于充当法律顾问和管理一些大修道院的财产。我父亲过去是天主教政党的议员，和这些修道院过从甚密。此外，在帝制已成历史陈迹的今天，下面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妨公开谈论——我们还受托管理皇室某些成员的资产。我们家同皇帝以及教会的联系（我的一个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个是寨滕希特顿修道院的院长），可以追溯到前两代，我们只要保持这些联系就行了。委托人对我们的信任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而随着他们的信任，那静悄悄的可以说是无声无息的工作也就落到我们身上。这些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过是严加保密和忠诚可靠，先父充分具有这两种品质。只是由于老练周到，他才成功地在通货膨胀年代和改朝换代以后为我们的委托人保存了可观的财产。后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开始侵吞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于是由我们经手和国外进行一些谈判和交易，为的是至少还能挽救一些动产，使之免遭没收。关于皇室和教廷所进行的某些秘密的政治交易，我们两人所知道的远比外界知道得多。可是正因为我们的事务所很不惹人注目，我们门上连个牌子也没挂，再加上我们小心谨慎，我父亲和我特意避免和保皇派来往，这使我们免于遭受那些好管闲事之辈的多方询问。事实上，奥地利当局在这些年代里从来没有料到，皇室的秘密信使一直在我们这个坐落在五层楼上的不显眼的事务所里投递或者领取特别重要的信件。

    “大家知道，还在国社党党徒武装他们的军队去进攻全世界以前很久，他们就在与德国毗邻的所有国家里开始建立一支由被损害、被轻视和被侮辱的人组成的队伍，一支和他们的军队同样训练有素和极为危险的大军。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企业都有他们所谓的基层组织，他们的间谍和奸细到处都是，包括陶尔斐斯和舒什尼格的私人府邸在内。就是在我们简陋的事务所里，也坐着他们的暗探，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此人当然只是一个可怜而无能的办事员，是一位神父介绍来的，我们雇用他只是为了使我们的事务所对外像一个正常的办事机构；事实上我们给他干的事，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差。接接电话、整理整理文件，那些文件当然都是无足轻重，没有问题的。邮件是从来不许他拆的。所有重要的信件都由我亲自在打字机上打出来，而且只打一份，不留副件。每一份重要的文件我都亲自带回家去，而秘密谈判只在修道院的院长或者我叔叔的御医办公室里进行。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坐探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一件不幸的偶然事件使这个野心勃勃、虚荣心盛的家伙睁开了眼睛，他注意到我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可能，当我不在的时候，一位信使不小心说了‘陛下’，而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说‘贝恩男爵’，要不就是这个流氓非法拆看了我们的信件——反正在我怀疑他之前，他就已经从慕尼黑或者柏林得到了监视我们的命令。一直到很久以后，我都已经被捕入狱，我才想起他开头干活如何懒散，后来，在最后几个月里突然变得很卖力气，好几次他巴结得过火，硬要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去。我不能说我没有一点疏忽大意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时代那些最为杰出的外交家和军人不也是被这帮希特勒匪徒卑鄙地暗算了吗？盖世太保早已虎视眈眈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这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极为具体的证实。在舒什尼格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就已经被党卫军逮捕了。幸亏，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舒什尼格的辞职演说，还能及时地把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全都烧毁，而其余的文件，包括一些修道院和两位大公爵存放在国外的财产的不可缺少的凭据，我都藏在一个装脏衣服的提篮里，由我年老忠实的女管家带到我叔父家里。所有这一切都真正是在希特勒分子闯进我家前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