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博士停了一下，点燃了一支雪茄。火柴一亮，我看见他的右嘴角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这点我先前早已注意到了。我发现，这种痉挛，隔几分钟就要重复一次。只是轻微地抽动一下，转瞬即逝，几乎难以觉察，可是使他的脸显得特别不安。

 六

    “您大概以为我现在要讲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关在那里的集中营，以及我在那里所受的屈辱、拷打和折磨吧，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被算作另外一种囚犯。我没有同那些不幸的人囚禁在一起，希特勒分子用尽一切办法折磨他们的心灵和肉体，把积聚起来的愤懑都发泄在他们身上。我则被列入另外一类人之中，这种人数目很少，国社党徒指望从他们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情报。盖世太保对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本身当然毫无兴趣，不过他们大概听说，我们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的财产委托人、监护人和心腹。他们想从我这儿诈取的，是一些罪证材料，可以用来向修道院提出公诉，证明它们隐瞒财产；他们可以用这些罪证材料来反对皇室和一切在奥地利为皇室奋斗牺牲的人们，他们估计，而且也并非没有根据，我们经手的大部分基金还隐藏得好好的，他们要想侵占还很难办到。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第一天就把我抓了去，他们指望用他们屡试不爽的方法从我这里获得这些秘密。由于他们想从我这一类人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材料，所以我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去，而是受到一种特殊的待遇。您大概记得，我们的首相以及罗特希尔德男爵（纳粹分子希望从他的亲戚那里诈取几百万元）都没有被投入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却似乎是备受优待，被安置在‘大都会饭店’里，——盖世太保的总部也设在那里——每人住一个单间。连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获得了这种优厚待遇。

    “在大旅馆里独自住单间——这话听起来极为人道，不是吗？不过，请您相信我，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些‘要人’塞到二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寒冷的木棚里，而是让我们住在大旅馆还算暖和的单间里，这并不是什么更加人道的待遇，而是更为阴险的手段。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需要的‘材料’，不是采用粗暴的拷打或者肉体的折磨，而是采用更加精致、更加险恶的酷刑，这是想得出来的最恶毒的酷刑——把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他们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虚无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虚无那样对人的心灵产生这样一种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关进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之中，关进一间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房间里，不是通过鞭笞和严寒从外部对我们施加压力，而是从内部产生压力，最后迫使我们开口。乍一看来，分给我的房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使人不舒服的地方：房里有门，有床，有张小沙发，有个洗脸盆和一个带栅格的窗户。不过房门日夜都是锁着的；桌上不得有书报，不得有铅笔和纸张；窗外是一堵隔火的砖墙；我周围和我身上全都空空如也。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表给拿走了，免得我知道时间：铅笔拿走了，使我不能写字；小刀拿走了，怕我切断动脉；甚至像香烟这样极小的慰藉也拒绝给我。除了看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张人的脸，就是看守也不许同我说话，不许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人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从夜晚到黎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其他感官都得不到丝毫滋养。我真是形影柑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像潜水球里的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可听，没有什么可看。我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你在房里踱来踱去，你的思想也跟着你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直不停。然而，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从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着什么，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这样等着等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脑袋发痛。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

    “这样继续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是置身于时间之外，置身于世界之外活过来的。要是当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的世界仅限于桌子、门、床、洗脸盆、小沙发、窗户和墙壁之间。我老是一个劲地望着同一面墙上的同一张糊墙纸，我盯着它看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致糊墙纸上那种锯齿形图案的每一根线条都像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脑最深的褶纹里。最后审讯终于开始了。我被突如其来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叫之后，就给带着穿过几条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然后，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张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桌上放着一叠纸——那是档案，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接着开始提问：问题真真假假，有的明确，有的刁钻，有的打掩护，有的设圈套；你回答问题时，别人恶毒的手指在翻动着文件，而你不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别人恶毒的手在做着记录，而你不知道它在写些什么。不过，对我来说，在这些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永远也猜不出，而且也无法料到，关于我的事务所办理的业务，盖世太保究竟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到底还想从我口里掏些什么出来？我已经给您说过，我在最后时刻，已经把一些可以构成罪证的文件通过我的女管家带去交给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这些文件呢，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到底截住了我们多少信件？这期间他们从我们代理事务的那些德国修道院里，说不定已经从哪一个笨拙的神父那里诈出了多少线索？他们盘问再三。我为某某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我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名叫某某的先生？我从瑞士以及天晓得还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信没有？因为我无法揣测他们究竟已经查明了多少情况，我的每一个回答便承担了极其严重的责任。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我就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