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昆丁是凯蒂寄养在母亲家的私生女。康普生太太的冷漠与杰生的残酷（虐待狂者的残酷）使小昆丁在这个家里再也呆不下去。一九二八年复活节这一天，康普生家发现，小昆丁取走了杰生的不义之财，与一流浪艺人私奔了。这自然激起了杰生的"狂怒"（书名中的"骚动"原意即为狂怒）。杰生驱车追寻小昆丁，想追回他偷来的那笔钱，他在火车上惹出乱子，差一点送了命。 

据《圣经·新约》中的《路加福音》载，耶稣复活的那天，彼得去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只见细麻布在那里，"耶稣的遗体已经不见了。在《喧哗与骚动》里，一九二八年复活节这一天，康普生家的人发现，小昆丁的卧室里，除了她匆忙逃走时留下的一些杂乱衣物外，也是空无一物。在《圣经》里，耶稣复活了。但是在《喧哗与骚动》里，如果说有复活的人，也不体现在康普生家后裔的身上。福克纳经常在他的作品里运用象征手法，这里用的是"逆转式"的象征手法。 

在小说中，与杰生相对立并且体现了福克纳的积极思想的是迪尔西。福克纳说过："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同情心永不枯竭似地从她身上涌流出来。她不畏惧主人的仇视与世俗观念的歧视，勇敢地保护弱者。在整幅阴郁的画卷中，只有她是一个亮点；在整幢坟墓般冷冰冰的宅子里，只有她的厨房是温暖的，在整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只有她是一根稳固的柱石。她的忠心、忍耐、毅力与仁爱同前面三个叙述者的病态的性格形成了对照。通过她，作者讴歌了存在于纯朴的普通人身上的精神美。迪尔西这个形象体现了福克纳"人性的复活"的理想。福克纳把迪尔西作为主人公的这一章安排在复活节，这绝不是偶然的。当然，迪尔西不等于基督，但如果说福克纳有意引导读者作这样的类比与联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从《喧哗与骚动》中，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对生活与历史的高度的认识、概括能力。尽管他的作品显得扑朔迷离，有时也的确如痴人说梦，但是实际上还是通过一个旧家庭的分崩离析和趋于死亡，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到，旧南方的确不可挽回地崩溃了，它的经济基础早已垮台，它的残存的上层建筑也摇摇欲坠。凯蒂的堕落，意味着南方道德法规的破产。班吉四肢发达，却没有思想的能力，昆丁思想复杂，偏偏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兄弟杰生眼睛里只看到钱，他干脆抛弃了旧的价值标准。但是他的新的，也即是资产者们的价值标准，在作者笔下，又何尝有什么新兴、向上的色彩呢？联系福克纳别的更明确谴责"斯诺普斯主义"（也就是实利主义）的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暄哗与骚动》不仅提供了一幅南方地主家庭（扩大来说又是种植园经济制度）解体的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有对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批判。

另外，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福克纳也是爱憎分明的，他是有他的善恶是非标准的。在他的人物画廊中，他鞭挞、嘲笑的是杰生、康普生太太、康普生先生、毛莱舅舅、赫伯特·海德、杰拉德太太和杰拉德等，他同情的是凯蒂、昆丁、小昆丁与班吉，他满怀激情歌颂的则是地位卑微的黑女佣迪尔西。熟悉福克纳的人都一致认为，迪尔西的原型是福克纳自己家里的黑女佣卡罗琳·巴尔大妈。巴尔大妈进入晚年后，与其说是她服侍福克纳，不如说福克纳象对待长辈那样照顾她。一九四○年大妈以百岁高龄病逝，福克纳在她墓前发表演说，并在她墓碑上刻了"为她的白种孩子们所热爱"这样的铭言。一九四二年，福克纳出版《去吧，摩西》，又将此书献给她。如果我们说得概括些，那么，福克纳的所憎所厌莫不与蓄奴制和实利主义有关，他的所敬所爱则都与劳动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 

在艺术表现方面，福克纳写《喧哗与骚动》时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法，这里不妨作些简略的介绍。 

首先，福克纳采用了多角度的叙述方法。传统的小说家一般或用“全能角度”亦即作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角度来叙述，或用书中主人公自述的口吻来叙述。发展到亨利·詹姆士与康拉德，他们认为“全能角度”难以使读者信服，便采用书中主人公之外的一个人物的眼睛来观察，通过他（或她）的话或思想来叙述。福克纳又进了一步，分别用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如在《我弥留之际》中）的角度，让每一个人讲他这方面的故事。这正如发生一个事件后，新闻记者不采取自己报道的方式，却分别采访许多当事人与见证人，让他们自己对着话筒讲自己的所知。一般地说，这样做要比记者自己的叙述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让三兄弟，班吉、昆丁与杰生各自讲一遍自己的故事，随后又自己用“全能角度”，以迪尔西为主线，讲剩下的故事。小说出版十五年之后，福克纳又为马尔科姆·考利编的《袖珍本福克纳文集》写了二个附录，把康普生家的故事又作了一些补充（中译文见本书附录）。因此，福克纳常常对人说，他把这个故事写了五遍。当然，这五个部分并不是重复、雷同的，即使有相重叠之处，也是有意的。这五个部分象五片颜色、大小不同的玻璃，杂沓地放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幅由单色与复色拼成的绚烂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