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要用新话来表达异端的思想，几乎毫无可能，除非只是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要说一些很拙劣的异端思想，说一些谩骂亵渎的话，自然也是可能的，例如可以说"老大哥不好"。但在一只正统的耳朵听来，这说的不过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谬误；由于找不到必需的词汇，它也无法用理性的论证来为自己辩护。反对英社的思想只能是一些含糊的、非语言状态的东西，而且只能用一些很笼统的词汇加以命名：这些词汇堆放在一起，对异端思想只做总体的鞭挞而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明。实际上一个人要抱了非正统的目的使用新话，那只有秘密地把它的词汇转而翻译成老话。例如，新话中可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这与老话中说"人人都是红头发的"没有什么区别。它没有语法错误，但它表示人人都有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和力气，显而易见是一个错句。政治平等的概念已经消失，这一种衍生的平等含义已经从"平等"这个词中删除了。在一九八四年，由于老话仍是一种正常的交流工具，使用新话的时候存在一个理论的危险，那就是人们可能联想到词的原始含义。但实践当中，一个精于双重思想的人是不难克服这一点的，而再过两三代人，这种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一个伴随着新话长大、始终只是使用新话的人，不会知道"平等"一词曾经有过"政治平等"这一种衍生的含义，也不会知道"自由"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这就类似于一个不知象棋为何物的人，不会知道"王后"和"车"还有其它的含义一样。有很多的罪行、错误，他是没有能力去做的，原因只是在于，这些罪行、错误全没有名字，也就无法想象。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话的一个显著特征，词汇越来越少，词义越来越严格，滥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旦老话被完全取代，与旧世界的联系就完全割断。历史已经做了改头换面的书写，但从前的文献会有断片留存，逃避检查，如果还懂得老话便能够阅读。在将来，这样的断片即使侥幸留存，也无法辨认、无法译读了。老话里，除非指的是某种技术过程，某种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本身的倾向就已经很正统（新话叫做"goodthinkful"），它的所有段落都是无法翻译成新话的。实践中这就表示，凡是大约一九六○年以前写作的书，总体上都属不可翻译的了。革命前文献的翻译，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不仅语言、而且含义都要做变化。这里以《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为例：

我们认为下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造物主赋予而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政府在人群之上建立，它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凡任何时候、任何政府有害于这些目的，人民有权利改变它，废除它，建立新政府。

这一段要译成新话而不失去原意几乎不能做到。最可能的，无非是用一个简单的词"犯罪思想"概括整个段落。要完全译出，那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把杰弗逊的话译作对绝对政府的颂词。

事实上，过去的文献都大量作了这一类的改造。出于声望的考虑保留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当然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成就必须符合英社的哲学。因而，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等，这些作者都属于正被翻译的行列；一旦翻译完成，他们原始的作品，各种残存的历史文献，都要被销毁。翻译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事业，预计要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还有大量纯粹功用目的的文献，比如少不得的技术手册一类的东西，也会如法炮制。而所以最终全部采用新话的时间会订得那么晚，要到二○五○年，主要就是为了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初步的翻译工作。

译者后记

对于这部天才而富于洞见的著作，再说任何话都只能是多余的。每个人都自会在书中找到共鸣，作为译者，我所能做的惟有沉默而已。

我要向先辈大师董乐山先生致以敬意。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直参考了他的译笔；尽管先生的译作不能不说有草率之处，我在翻译中也常僭怀超过先生之心，然董先生对奥维尔的理解，他深切的人文关怀，都是我辈无法企及的。现先生的其它译作，如《中午的黑暗》等亦将出版，先生拳拳之心终有继者，此或可告慰先生之灵矣。

北京大学的林猛先生代我翻译了部分章节，包括第一部第七章历史课本上的那一段，第二部第九章"戈德斯坦"那本书的引文，以及附录"新话的原则"。这当然不意味着他的译笔只适于处理那些"官方文件"，而完全是因为我希望在这样大段的引文里，出现截然不同的风格。其实，没有哪篇"官方文件"，文笔上能达到他的水平——不信，到你的周围去看好了。

本书的出版颇多艰辛，有些甚至是我无法想到的。如今它终于见了天日；愿这不仅是我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

张晓辉

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