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类词在意识形态上都不是中立的，大量存在的是一些委婉的说法，比如"幸福院"其实是指强劳营，"和平部"实际是战争部，字面的意思和实际的所指几乎正好相对。另有一些词则表现了对大洋国社会真实本质的一种坦率而蔑视的看法，比如，"prolefeed"指的是党施舍给群众的那种廉价娱乐和虚假消息。还有一些词具有双重的色彩，如果形容党就表示肯定，形容敌人就表示否定。此外还有大量的词，它们初看起来只是一些缩略语，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是来自它的含义，而是来自结构。

凡是有可能，任何政治上略有影响、或可能有影响的事物都放到了b类词里。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它们的名字总要经过删削，以一种常见的形式出现，也就是音节要尽可能少，要便于发音，同时又保留词的最初来源。比如真理部下属的记录总局，也就是温斯顿·史密斯工作的地方，就叫"记总"，小说总局叫"说总"，电讯总局叫"电总"，诸如此类。这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早在世纪之初，政治语言的一个特点就是使用经过压缩的词和词组；而且已经发现，使用这种缩略语的现象最显著的是在极权主义的国家和组织，像"纳粹"、"盖世太保"、"共产国际"这些词就是例子。这种做法一开始只是本能，但新话却是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人们发现一个名字像这么缩减以后，附着在上面的许多联想就都消失了，它的含义因而受到限制，并且有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像"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幅由人类友爱、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组成的画面，而"共产国际"暗示人们的却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一种明确的教义，指代的像是某种椅子、桌子一样容易辨认、用途有限的东西。一个人说"共产国际"的时候几乎可以不用思考，而碰到"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他必定免不了一丝踌躇。同样，像"minitrue"这样的词激起的联想就比"ministry of truth"要少得多，可控制得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有可能，人们就喜欢用简称；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小心翼翼力求每个词都易于发音，简直到了不合时宜的程度。

在新话里面，除了词义的准确以外，声音的悦耳最为重要，必要时语法的规则也要服从于它。这也合该如此，因为出于政治的考虑正要求有含义准确无误、发音短促清楚的词汇，使发言者能够吐字迅速，但心里几乎没有任何余响。b类词中，几乎个个相似，这使得它更加显出力量。这些词，比如 "goodthink", "minipax", "prolefeed", "sexcrime", "joycamp", "ingsoc", "bellyfeel", "thinkpol"，以及其它无数的词，音节都只有两、三个，首末的音节同样重读。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养成急促简练的说话风格，顿挫有力而又单调乏味，而这正是党所希望的。党的意图正是要使得言谈、尤其是意识形态并非中性的问题上的谈话尽可能脱离人的意识。日常生活中有时无疑需要思索之后再发言，但党员响应号召对政治或伦理问题的表态，就应当能够脱口说出正确的意见，犹如机枪发射子弹一样全然是自动地进行。他受到的训练使他能够适应这种要求，语言本身又给了他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词的构成，再辅之以急促、不堪入耳的发音，--这与英社精神是相吻合的，--更有利他的发挥了。

另一点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供选择的词语非常之有限。相比我们所用的词汇，新话的词汇量很少，而且还不断地发明新方法减少词汇。事实上，新话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它的词汇每年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每减少一次，它的成果就增加一分，因为选择余地越少，思想的诱惑越小。最终党所希望的是，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只有喉咙在发声，而没有更高等的神经中枢的参与。新话中有一个词"duckspeak"就很直率地表明了党的这种用意，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嘎嘎叫"。"duckspeak"与其它许多b类词一样，含义也是模糊的：倘若嘎嘎叫出的都是正统的观点，这个词就只是表示赞扬；像《泰晤士报》用"doubleplusgood duckspeaker"来称呼党的某位演说家的时候，那就是在高度地、热烈地恭维。

c类词。

c类词只是其它两类词的补充，里面全是科技术语，类似于今天我们使用的术语，词根也相同，不过仍与平时一样，很小心翼翼地对它们做了严格的限定，删除那些不愉快的含义。它的语法规则与a、b两类词完全相同。c类词几乎都是不见于日常的谈话或者政治的演说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在为他的专业提供的目录上，就可以发现他需要的全部词汇；而对其它领域的词汇，他就几乎一无所知。只有极少的词才是各个领域共同的，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词汇能够无视科学的具体分支，把科学的功能表述为一种思想习惯，或者一种思考方式，事实上表示"科学"的词都是没有的，它可能具有的全部含义现在都由"英社"一词整个包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