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女囚(8)

我嘱咐弗朗索瓦丝在她让阿尔贝蒂娜离开大厅时打电话通知我，并且把阿尔贝蒂娜带回来，不管她是否乐意。“她要是不乐意回来见先生，那真做绝了。”弗朗索瓦丝回答。——“可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见我。”——“那她未免太忘恩负义了，”弗朗索瓦丝又说。对阿尔贝蒂娜的嫉羡折磨着她，正象多年前对我姨妈身边的欧拉莉的嫉羡折磨过她一样。弗朗索瓦丝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的这种地位不是她寻求的，而是我一手造成的（出于自尊心，也为了激怒弗朗索瓦丝，我宁可对她保密），她对阿尔贝蒂娜的机灵既欣赏又嫌恶，她对其他佣人谈到阿尔贝蒂娜时称她为随心所欲地摆布我的“女戏子”、“女骗子”。她还不敢向阿尔贝蒂娜开战，只是对她和颜悦色，在我面前炫耀她在阿尔贝蒂娜与我的关系中为她出的力，心里却想对我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她什么目的也达不到，只有窥伺机会；一旦她在阿尔贝蒂娜的处境中发现一个破绽，她定会加以扩大，并且把我们彻底分开。“忘恩负义？噢不，弗朗索瓦丝，我觉得忘恩负义的是我，您不知道她对我有多好。（装作被爱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甜蜜！）快走吧。”—— 

“我要跑了，马上跑。” 

她女儿的影响开始稍微改变着弗朗索瓦丝的词汇。所有的语言就是由于增添了新的语汇而失去其纯洁性的。弗朗索瓦丝这种言语上的堕落（我熟悉她言语上的全盛时期），我对此也负有间接的责任。假如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仅仅同她的母亲讲方言，那么她大概还不会使她母亲的传统语言蜕变为最低贱的行话，女儿从来没有摈弃这种方言，当她们俩在我身边时，如果她们之间有悄悄话要说，她们就在我的卧室中用方言讲，而不是关在厨房里交谈，讲方言是比关紧的门扉更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我仅仅猜到母亲与女儿并不总是生活得很融洽，这一点我可以通过我能分辨的唯一一个词：“m′esasperate①”的频繁出现加以判断（除非这个令她们恼怒的家伙是我）。不幸的是，最不熟悉的语言最终也能学会，如果人们总听这种语言的话。我很遗憾这是方言，我终于懂得了这种方言，如果弗朗索瓦丝习惯于用波斯语表述的话，我大概也会学得同样好。当弗朗索瓦丝发现我的进步时，她加快了讲话的速度，她的女儿也一样，但是这无济于事。弗朗索瓦丝先是为我懂得方言而发愁，继而又为听到我讲方言而高兴。其实，这种高兴是一种嘲讽，因为尽管我的发音最终几乎和她一样，她仍然从我们俩的发音中找到了令她开心的巨大差别，她开始为自己再也没有看到故乡的人而感到遗憾，而许多年来，她从未想到过他们，据她说，她的乡亲们要是听到我讲一口如此蹩脚的方言定会捧腹大笑，她真想听听这笑声。仅仅这个念头就使她充满快乐和遗憾，她一一列举出这个或那个会笑出眼泪的农民。然而不管如何，任何喜悦都未能调和我懂得她们的方言而引起的悲哀，尽管我方言讲得很糟。当人们试图阻拦的那个人可以使用一把万能钥匙或者一把撬门铁棒时，钥匙就变得毫无用处了。既然方言变成了一道毫无价值的屏障，她便开始跟她的女儿讲法语，这种法语很快变成了近代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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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言中“令我恼怒”的意思。 

我已经穿戴完毕，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打来电话；不等电话就动身吗？然而谁知道她有没有找到阿尔贝蒂娜？谁知道阿尔贝蒂娜会不会在后台？还有，即使碰到弗朗索瓦丝，阿尔贝蒂娜是否愿意跟她回来？半个小时之后，电话铃响了，我的心中交织着希望与恐惧。那是一位电话员接过来的，一连串即刻飞来的声音给我送来了女接线员而不是弗朗索瓦丝的讲话，因为面对她父辈未见过的东西而感到的一种祖传的腼腆和忧伤使她宁可拜访传染病人也不去接近电话听筒。她在戏院后座的过道上找到了孤身一人的阿尔贝蒂娜，后者仅仅去通知安德烈说她不留下了，随即很快回到了弗朗索瓦丝那里。“她没有生气吗？噢！对不起！请您问一下这位夫人，那位小姐有没有生气……”——“这位夫人让我转告您，她没有生气，一点没有生气，恰恰相反，总而言之，即使她不高兴也看不出来。她们现在要去三区商店，两点钟回来。”我心里明白，两点钟意味着三点钟，因为现在已经两点多了。但是弗朗索瓦丝身上具有这些独特的、一贯的、无可救药的、被我们称为病症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永远无法看出并且说出准确的时辰。当弗朗索瓦丝看见她的手表指在两点钟而她却说：现在一点钟，或者现在三点钟时，我永远无法理解，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源于弗朗索瓦丝的视力，她的思想还是源于她的语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现象始终存在。人类太古老了。遗传、交配为恶劣的习惯，荒谬的反应增添了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个人之所以打喷嚏和嘶嘶喘气是因为他经过一株玫瑰旁边的缘故；另一个人则因为闻到刚刷的油漆味道而出现皮疹；许多人因为必须去旅行而感到腹痛，小偷的孙子即使成了百万富翁而且慷慨大方，他们仍然忍不住要偷我们五十法郎。至于弗朗索瓦丝为什么不可能准确地说出钟点，她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任何线索。因为尽管这些不准确的回答通常使我发怒，然而弗朗索瓦丝既不打算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也没有对此作出解释。她默默无语，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这终于使我火冒三丈。我真想听到一句辩解的话，哪怕只是为了在她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除了无动于衷的沉默之外什么也没有。总而言之，今天的事毫无疑问，阿尔贝蒂娜将在三点钟与弗朗索瓦丝一起回来，阿尔贝蒂娜不会看见莱娅和她的女友们。阿尔贝蒂娜与她们重新接上关系这一危险一旦得以避免，马上就在我眼前丧失其重要性，看到这种危险那么容易避免，我十分吃惊我竟然以为自己无法避免这种危险。我对阿尔贝蒂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激之情，正如我看到的那样，她并不是为了莱娅的女友们而去特罗卡德罗的，她用离开日场演出，被我招之即来的举动向我表明她是属于我的，甚至将来也属于我，这一切超过了我的想象。当一个骑车人给我带来她的一张便条时，我对她的感激之情又增加了许多，她让我耐心，其中还有这些她习以为常的客套话：“我亲爱的，亲爱的马塞尔，我要比这个骑车人晚到，我真想骑上自行车尽快赶到您的身边。您怎么能以为我会生气，有什么比跟您在一起更使我愉快呢？两个人一起出去该有多好，永远两个人一起出去就更好了。您产生了什么念头？这个马塞尔！这个马塞尔！全心全意属于您，你的阿尔贝蒂娜。” 

我为她买的连衫裙，我对她提到过的游艇，福迪尼制的晨衣，这一切不是对阿尔贝蒂娜的这种顺从的回报而是这种顺从的补充，因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就象我所享受的种种特权；因为一个主人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他统治的部分内容，这些义务和责任就象他的权利那样明确和证实了他的统治。而她承认我拥有的这些权利恰恰赋予我的责任以其名副其实的特征：我有一个属于我的女人，她一见我即兴给她的字条便立即郑重其事地让人打电话告诉我她马上回来，让人把她带回来。我比自己想象得更象主人。更象主人意味着更象奴隶。我不再是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阿尔贝蒂娜。我确信她正在与弗朗索瓦丝一起采购，她将用弗朗索瓦丝一起在一个临近的时刻回来，我简直想推迟这一时刻，这种确信就象一颗绚丽而又祥和的星辰闪耀着眼前这段时间，我觉得若是让我单独一人度过这段光阴也许会有更大的乐趣。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使我从床上起来准备出去，但是这种爱又使我无法从我的外出中得到享受。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一些年轻的女工，时装店女店员，轻佻的女人大概会去树林散步。而凭着时装店女店员、年轻的女工这些词（我看到一个专有名词或在一篇报导一次舞会概况的文章中看到一个少女的名字时也常会这样），凭着一件白色女上衣，或一条短裙的形象（因为在这些词语和形象背后我放上了一个可能会爱上我的陌生女人），我独自一人杜撰出一些令人向往的女人，我对自己说：“她们该是多么令人喜爱啊！”然而，既然我不会一个人出去，即使她们令人喜爱，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我利用自己仍然单独一个人的机会，半掩上窗帘以免阳光妨碍我看乐谱，我坐到钢琴前，随手翻开摊在那里的凡德伊奏鸣曲，开始弹奏起来；因为阿尔贝蒂娜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但是她肯定会回来，我既有时间，又有精神上的安宁。我沉浸在对她与弗朗索瓦丝一起回来的那种充满安全感的期待以及对她的温顺的信任之中，仿佛沉浸在跟屋外的阳光同样温暖的内心阳光的无上幸福之中，我可以支配我的思想，使之与阿尔贝蒂娜暂时分离，专心致志于奏鸣曲。我甚至没有去致力发现奏鸣曲中快感的主题与焦虑的主题的组合现在是多么切合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这种爱里曾长久不存在嫉妒以至我曾私下里对斯万说我对嫉妒这种感情一无所知。不，我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奏鸣曲，将它视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流泻的音响将我带回到贡布雷的那些日子——我不是指在蒙舒凡和梅塞格里斯那边的那些日子，而是在盖尔芒特一带的那些散步——那时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艺术家。其实，在放弃这个雄心的同时，我是否也放弃了某种现实的东西呢？生活能否用艺术给我安慰呢？在艺术中是否有一种更加深刻的现实呢？在这种现实中，我们的真实个性得到了一种表现，而生活的行为却没有使我们的个性得到表现。实际上，每个伟大的艺术家与其他人是如此截然不同，他使我们那么强烈地感觉到个性，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寻找不到的！就在我想到这里的同时，奏鸣曲的一个节拍使我感到震惊，而这个节拍我是相当熟悉的，但是专心致志有时会使长期以来就熟悉的东西闪耀出不同的光彩，我们从中发现了我们在熟悉的东西中从未见过的东西。在演奏这个节拍时，尽管凡德伊正在那里表述一个与瓦格纳完全无关的梦，我却情不自禁地低声咕哝了一声：《特里斯丹》，并且微笑了，就象一个家族的朋友从未见过其祖父的孙子的一个语调，一个动作中重又见到其祖父的某种东西时那样微笑。正如人们打量一幅能够使人确证相似之处的照片那样，我在谱架上，在凡德伊奏鸣曲上面摆上《特里斯丹》的乐谱，这天下午，在拉穆勒的音乐会上恰好要演奏这首乐曲的片断。我欣赏拜罗伊特①的大师时丝毫不带某些人的顾虑，那些人和尼采一样，责任命令他们在艺术和生活中逃避那诱惑他们的美，他们要摆脱《特里斯丹》正如他们否认《帕西发尔》②，他们通过精神上的禁欲，逐渐的苦苦修行，沿着最血腥的苦难之路，终于升到对《隆朱莫的驿站马车夫》的彻底认识和完全欣赏。我意识到瓦格纳的作品中存在的一切现实的东西，我再次看见在一段乐曲中出现的执着而又短暂的主旋律，它们消失后又卷土重来，它们有时遥远，缓和，几乎断裂，而在其他时刻，在始终模糊不清的同时却又是那样的急促，那样的迫近，那样的内在，那样的有机，那样的发自肺腑，人们会说，这不象是一种主旋律的反复，倒更象是一种神经痛的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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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拜罗伊特是瓦格纳的出生地。 

②《帕西发尔》：是瓦格纳作的一部三幕歌剧。 

音乐在这一点上与阿尔贝蒂娜那一伙相去甚远，音乐帮助我自我反省，从中发掘新的东西：那就是我在生活中、旅行中枉然寻找的多样性，而让它那阳光照耀的波浪逐渐在我身旁减弱的音响之波涛则勾起了我对这种多样性的憧憬。双重的多样性。正如光谱向我们显示了光的组合，瓦格纳的和弦，埃尔斯蒂尔的色彩使我们认识另一个人的感觉中质的要素，而对另一个人的爱却无法使我们深入这种要素。还有作品本身内在的多样性，通过真正成为多样性的唯一方法：集中多种个性。当一个平庸的音乐家声称自己在刻划一个骑士侍从，一个骑士时，他其实在让他们唱同样的乐曲，相反，瓦格纳却在每个名称底下放进了一种不同的现实，每当他的骑士侍从出现时，那是一个独特的，既复杂又简单的形象，这个形象带着喜悦与封建的两种线条的相互冲突，记载在广阔的音响之中。因而是由许多音乐充实而成的那种音乐是丰满的，其中的每一种音乐都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或者说是大自然的一种瞬间景观给人的印象。即便是大自然中那些与大自然给我们的感触最不相关的事物，也保持了其外部的，完全确定的现实；一只小鸟的啼唱，一个猎人的号角声，一个牧人用芦管吹出的曲调都在天边勾勒出自己的音响形象。当然，瓦格纳会接近和把握这种音响形象，将它写进一首管弦乐，使之服从于最高的音乐意念，同时又仍然尊重这种音响形象的原来特征，正如一个做木箱的木匠会考虑他要加工的木头的纤维和独特的木质那样。 

在这些作品中，在行动的旁边，在不仅仅是一些人物名字的那些个体旁边，对大自然的沉思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尽管这些作品极其丰富，我想他的作品仍然多么明显地——即使是极为巧妙地——具有永远不完整的特征，这就是十九世纪所有伟大作品的特征；在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都没有把他们的著作写好，但是他们在工作时仿佛自己既是工人又是法官，他们从这种自我观照中抽出外在于作品而又高于作品的一种新的美，又回溯既往地给予作品一种它原先所没有的统一性和宏大气魄。即使不停留在事后从自己的小说中看到一出《人间喜剧》的那个人身上，也不停留在把互不协调的诗歌或散文称为《历代传说》和《人类圣经》的那些人身上，然而难道不能说，这后一本书如此精彩地体现了十九世纪，以致米什莱最伟大的美不应该从他的作品本身去寻找，而应该从他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中去寻找，不应该从他的《法国史》或者《大革命史》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他为这两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去寻找吗？序言就是写在作品之后的那些篇章，他在序言中审视这些作品，在序言中还必须在这里或那里加上通常以：“我要把这一点说出来吗？”开头的句子，那不是学者的谨慎，而是音乐家的一段华采。另一个音乐家，即此时此刻使我陶醉的瓦格纳，从他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美妙的片断，把它作为事后看来是很必要的主旋律放进一部作品，而他在写作这个片段时并没有想到这部作品，接着，他写出了第一出神话歌剧，继而是第二部，然后又是其他作品，当他突然发觉他刚刚写完一部四部曲时，他大概有点感受到巴尔扎克用一个陌生人和一个父亲的目光打量他的作品时体验到的那种陶醉，巴尔扎克在这部作品中发现了拉斐尔的纯洁，在另一部作品中发现了福音书的简朴，当他给他所有的作品投去回照的光芒时猛然发现，如果这些作品组成一个系列效果会更好，在这个系列中相同的人物可以重新出现，为了衔接这些作品，他给自己的作品增添了最后的，也是最出色的一笔。这个整体是后来形成的，但并非是仿造的，否则就会象平庸作家们的无数体系那样化为齑粉，这些作家用上大量的标题和副标题便自以为是在追求一个统一的卓越超群的构思。并非是仿造的，也许正因为它是后来形成的，是诞生于一个充满热情的时刻的整体所以它才更加真实，在这个时刻，整体是从只需重新聚合的片断中被发现的；整体对自身一无所知，所以它是内在的、非逻辑的，整体没有摈弃多样性，没有把制作搁置一边。整体（然而这次适用于全部）犹如另外组成的、诞生于一种灵感的片断，而不是出于一个论题人为发展的需要，尔后再与其余的东西融合成一体的片断。在绮瑟归来之前的一大段管弦乐章前面，是作品本身吸引了几乎被一个牧人遗忘的芦管曲调。而且毫无疑问，当乐队把握了芦管的音符，对它们加以改造，使它们与自身的陶醉水乳交融，打乱它们的节奏，让它们的声调焕发出光彩，加速它们的运动，增加它们的器乐性时，乐队就越是靠近大殿，毫无疑问，当瓦格纳在他的记忆中发现了牧人的曲调，将它收入他的作品，使之产生其全部意义时，瓦格纳本人就越是高兴。而且这种欢乐始终伴随着他。他的身上尽管有诗人的忧伤，但是制作者的轻松愉快却安慰和超越了——不幸的是也稍微摧毁了——这种忧伤。然而，我既被我刚才在凡德伊与瓦格纳的乐句之中发现的相同之处，也被这种火山爆发式的灵巧扰得心绪不宁。难道就是这种灵巧使人以为大艺术家的作品具有一种固有的、不可制服的独特性，表面上象是一种超人的现实的反映，其实却是精心制作的产物？如果艺术只是这种东西，那么艺术并不比生活更加真实，而我也就不必有这么多的遗憾了。我继续演奏《特里斯丹》。与管音响的屏障把我与瓦格纳隔开，我还是听见了他狂喜并邀请我分享他的欢乐的声音，我听见那永远年轻的笑声和西格弗里德①的锤击声愈益加强；此外，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乐句，艺术创造者的灵巧技艺只是使这些乐句更加自如地离开地里，这些飞鸟不象洛亨格林②中的天鹅而更象飞机，我在巴尔贝克看见这种飞机把自己的能量化作飞升、在波涛上翱翔，然后消失在天空当中。也许，正象飞得最高最快的鸟类拥有最强壮的翅膀一样，人们也需要这些粗笨的机器去探索无限，需要标志着神秘的一百二十马力，然而不管飞得多高，强大的马达轰鸣声多少会妨碍人们去体味天空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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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格弗里德是瓦格纳的歌剧，四部联剧中的一部。 

②洛亨格林是瓦格纳的歌剧。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至此一直追溯着音乐回忆的梦幻流程突然转向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演奏者，并且有点评价过高地把莫雷尔列入其中。紧接着，我的思绪作了一个急转弯，我开始想到莫雷尔的性格，他性格上的某些独特之处。此外——这一点可以与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相关联而不是相混淆——莫雷尔习惯讲述他的生活，但是他把他的生活描述得如此晦暗以至别人很难分辨出任何东西。比方说，他完全听凭德·夏吕斯先生差遣，条件是他晚上必须自由，因为他想在晚饭后去上一堂代数课。德·夏吕斯先生表示同意，但是要求在上完课后看见莫雷尔。“这不可能，那是一幅古老的意大利油画（这个玩笑搬到这里毫无意义；但是德·夏吕斯先生曾经让莫雷尔阅读《情感教育》，在倒数第二章中弗里德里克·莫罗说过这句话，莫雷尔在开玩笑时总是在“不可能”后面加上：“那是一幅古老的意大利油画”），这堂课经常上到很晚，而这对教授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他当然会生气的……”——“根本不需要上什么课嘛，代数既不是游泳也不是英语。完全可以从一本书中自学，”德·夏吕斯先生反驳道，他立即从代数课猜测出人们根本无法弄清的景象之一。也许莫雷尔是去跟一个女人同床共枕，也许是莫雷尔打算用不正当的手段挣钱，参加了秘密警察，同保安警察一起出去执行任务，谁知道呢？更糟的是在一家妓院里等待人们可能需要的某个小白脸。“从一本书中学甚至更加容易，”莫雷尔回答德·夏吕斯先生说，“因为代数课上什么也听不懂。”——“那你为什么不在我家学代数，你在这里不是更加舒服吗？”德·夏吕斯可以这样回答，但是他没有说出口，心里却明白，只要能够确保晚上的时间，假想的代数课马上会变成一堂必不可少的舞蹈课或者绘画课。在这一点上，德·夏吕斯先生大概发觉他弄错了，至少是错了一部分：莫雷尔经常在男爵家解方程式。德·夏吕斯先生提出异议，认为代数对一个小提琴家毫无用处。莫雷尔则反驳道，代数是消磨时间和对付神经衰弱的一种消遣。毫无疑问，德·夏吕斯先生可以试着去打听和了解这些神秘而又必要的，只在夜间才教授的代数课的真相。但是德·夏吕斯先生过深地陷于社交事务，没有精力去弄清楚莫雷尔究竟在忙些什么。接待客人或者出门拜访，在社交圈里打发时间，在城里用晚餐，去戏院看夜戏，这一切使他无法去想这件事，也无法去想莫雷尔既粗暴又阴险的恶意，据说，莫雷尔在他去过的各界和不同城市里对自己的这种恶意又是张扬又是隐瞒，在这些地方，人们只是带着一种恐惧的战栗压低声音谈论他，而又不敢讲述任何事情。 

不幸的是，他今天让我领教了这种恶毒的神经质的一次发作，当时我离开了钢琴，下楼来到院子里，为的是赶在尚未到来的阿尔贝蒂娜之前。在我经过絮比安的店铺前面时，莫雷尔和我以为即将成为他妻子的女人正单独在那里，莫雷尔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发出一种农民般的、通常受到抑制，而且是十分古怪的声音，我不知道他会有这种声音。他说的话也同样古怪，从法语的角度来看有不少错，不过他对一切都懂得不透彻。“您给我出去，荡妇，荡妇、荡妇，”他向那个可怜的姑娘反复嚷道，她一开始显然不明白他想说什么，接着她浑身颤抖而又高傲地呆在他面前一动不动。“我叫您出去，荡妇，荡妇；去找您的舅舅来，我要对他说您是什么货色，婊子。”正在这时，院子里响起了跟一位朋友一路聊天回家的絮比安的声音，我知道莫雷尔十分懦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我的力量与絮比安和他的朋友的力量加在一起，他们再过片刻就要进店铺了，我重新上楼，以免遇到莫雷尔，尽管（可能是为了用一种也许莫须有的讹诈去吓唬和镇住小姑娘）他很想叫来絮比安，但是在院子里一听见絮比安的声音，莫雷尔就赶紧溜掉了。刚才的这些话算不了什么，它们不能说明我重新上楼时心跳的原因。我们在生活中目击的这些场景从军人们在进攻上称为突然袭击的那种优势中找到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因素，我从阿尔贝蒂娜不留在特罗卡德罗，而即将回到我身边这件事中感到无限恬静的快意也无济于事，我的耳朵里仍然回响着重复过十遍，使我心神不安的词语： 

“荡妇，荡妇。” 

我的骚动渐渐得到平息。阿尔贝蒂娜即将回来。再过一会儿，我将听到她按门铃的声音。我感到我的生活不再象应有的那个样子，我有一个女人，当她即将归来时，我自然应该跟她一起出去，我身上的力量和活力即将逐渐朝着美化她的方向变化，这种生活使我变成了一根不断壮大，然而又被吸取了它积聚的所有养分的丰满果实压得沉甸甸的树枝。与我一个小时之前还有的焦虑相比，阿尔贝蒂娜的归来给我带来的宁静远远超过了早晨她离开前我感受到的宁静。展望未来，我女友的温顺使我几乎成为更有能耐的主人，好象由于她迫在眉睫，令人腻烦，不可避免而又甜美愉快的出现而变得充实和稳定，那种宁静（它使我们不必从自己身上寻找幸福）来自一种家庭的感情和一种驯服的幸福。家庭和驯服：这种感情在我等待阿尔贝蒂娜时曾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安宁，接着我在与她一起散步时又感受到了这种感情。她一度摘下她的手套，也许是为了触摸我的手，也许是为了向我炫耀，让我看看她的小手指上在邦当夫人赠送的一枚戒指旁边的另一枚戒指，戒指上镶嵌着一大块晶莹透亮的浅色红宝石叶瓣：“又是一枚新戒指，阿尔贝蒂娜。您的姨妈真慷慨！”——“不，这不是我姨妈的，”她笑着对我说。“这枚戒指是我买的，多亏了您，我才能攒下一大笔钱。我甚至不知道这枚戒指以前是谁的。一个没有钱用的旅客把戒指留给一家旅馆的老板，我去勒芒时就住在这家旅馆。他不知道怎么处置这枚戒指，他打算把戒指低价出售。但是当时这枚戒指对我来说仍然太昂贵了。现在，多亏了您，我变成了一位漂亮的太太，我让人去问他戒指是否还在。戒指就在这里。”——“这样就有好多戒指了，阿尔贝蒂娜。您打算把我要送给您的戒指戴在哪里？总之，这枚戒指很漂亮；我分辨不出红宝石周围的雕镂花纹，看上去象是一个扮鬼脸的男人脑袋。不过我的视力不太好。”——“您的视力即便再好些也帮不了您多大的忙，我也辨认不清呢。” 

从前，我在阅读一些《回忆录》和一部小说时看到，一个男人始终与一个女人一起出去，跟她一起吃茶点，我经常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做。有时，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我带着圣卢的情妇一起出去吃晚饭就是其中一例。然而，尽管我自以为当时我出色地扮演了我在小说中向往的人物，这种想法使我坚信我在拉谢尔身边应该得到乐趣，而她却没有给我这种乐趣。那是因为，每当我们打算模仿某种确实是真实的东西时，我们忘记了这某种东西并非产生于模仿的意愿，而是产生于一种无意识的而且也是真实的力量；但是，我希望跟拉谢尔一起散步时能感到一种微妙的快意，这一欲望没有能给我带来特殊的印象，而现在我却在根本没有找寻它时感受到了这种特殊印象，然而那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其他真实而又深刻的原因；举一个例子，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嫉妒心使我无法远离阿尔贝蒂娜，而当我能够出去的时候，我不让她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出去散步。我直到现在才感觉到这一点，因为认识不是人们要观察的某些外在之物，而是一些不自觉的感受；因为过去虽然一个女人跟我一起坐在同一辆车中，但只要我还没有每时每刻感到我象需要阿尔贝蒂娜那样需要她，只要我的目光对她的不断爱抚还没有经常把这些需要不断更新的色彩归还给她，只要虽已经平息然而又在回忆的感官还没有把味觉和质感置于这些颜色之下，只要与感官和刺激感官的想象融汇在一起的嫉妒还没有用一种如同万有引力法则那样强有力的代偿吸引力使这个女人在我们身边保持平衡，那么实际上这个女人并没有在我身边。我们的车迅速地驶过大马路和林荫道，两旁林立的旅馆象太阳与寒冷的粉红色结晶，它们令我回想起我在斯万夫人家拜访等待掌灯时菊花雅照的情景。 

我刚好来得及看到一个年轻的水果女贩，一个送牛奶女郎站在自己的门前，晴朗的天气使她容光焕发，就象我不熟悉的小说开端时的女主角，我的欲望足以使她进入妙趣横生的曲折情节，而眼下我在车窗后面与她们的距离就象我在卧室的窗户后面与她们的距离一样的遥远。因为我不能要求阿尔贝蒂娜停车，而这些少妇已经看不见了，我的眼睛适才仅仅分辨出她们的轮廓，并在笼罩着她们的金色雾霭中爱慕地注视她们的清新容貌。我发觉酒商的女儿站在柜台后面或者一个洗衣女工在街上谈话时所感到的激动不亚于人们认出女神时的那种激动。自从奥林匹斯山不复存在之后，出上的居民们就生活在尘世上。当画家为了描绘一幅神话图，把一些从事最平庸的职业的平民女子请来摆姿势，装成维纳斯或塞雷斯时，他们并没有亵渎圣人而只是给这些姑娘奉还和增添了她们所缺少的神的品质和属性。“您觉得特罗卡德罗怎么样，小疯子？”——“离开那里回来跟您在一起我非常满意。我想那是达菲乌设计的。”——“我的小阿尔贝蒂娜真有学问！确实是达菲乌设计的，可我忘了这—点。”——“您睡觉的时候，我就看您的书，大懒虫。作为建筑，它太丑陋了，不是吗？”——“小宝贝，瞧您变得有多快，您变得那样的聪明（这倒千真万确，再者，她能满意地——既然没有其他事令她满意——对自己说在我家度过的时光对她来说至少不完全是浪费，我对此并不感到恼火），所以必要时我会对您说说一般被看作是谬误的，但与我寻求的真理却是一致的某些东西。您知道印象主义是什么吗？”——“知道。”——“那好，您明白我想说的意思：您还记得骄傲者马库维尔教堂吗？埃尔斯蒂尔不喜欢这座教堂，因为那是新的。他这样把建筑物从包罗它们的总体印象中抽出来看，使建筑物离开它们融于其中的光线，并且象一个考古学家那样审视它们的内在价值，这与他自己的印象主义不是有点相互矛盾吗？当他绘画时，难道一家医院，一所学校，一张墙上的招贴不是跟旁边的一座无法估价的教堂具有同样的价值，构成一幅不可分割的图景吗？您再回想一下，阳光是如何焙烤着教堂的正面，马库维尔这些圣人的雕像如何浮现在光线之中。一座崭新的建筑看上去古老或者不古老又何妨？古老的街区蕴含的那种诗意已经被榨干了，但是在新的街区里，用新近开凿出来的白得过份的石块为富有的小资产阶级新建的某些房屋不是用一声樱桃味一般尖酸的喊叫划破七月正午酷热的暑气吗？这时，商人们回郊区吃午饭，这喊叫是等待午餐在昏暗的餐厅里准备就绪时发出的喊叫，餐厅里摆刀具时玻璃棱柱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如同夏尔特尔大教堂的彩画玻璃一样绚丽。”——“您太好了！如果我有朝一日变得聪明的话，那也是您的功劳。”——“在一个晴朗的白天，为什么把视线从拥有长颈形塔楼的特罗卡德罗移开呢？那些塔楼令人想到帕维的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坐落在高地上居高临下，也令我联想起您收藏的一幅曼坦那的仿制品，我想那就是《圣塞巴斯蒂安》，画面的远景上有一座梯形的城市，人们可以肯定那城市里有特罗卡德罗。”——“您瞧，可不是吗！不过您是怎么看到曼坦那的仿制品的呢？您真让人震惊。”我们来到最有平民气息的街区，每个柜台后面站立着一个女仆维纳斯，把柜台变成了一个市郊的祭坛，我真想在这个祭坛脚下度过我的一生。 

正象人们在过早地死去之前会做的那样，我估算着阿尔贝蒂娜彻底结束我的自由后我被剥夺的种种乐趣。在帕西，就在车行道上，因为交通堵塞，一些互相搂着腰的少女以她们的微笑使我赞叹。我没有时间细加分辨，但不可能是我对她们美化了；因为在任何人群中，在任何一群少女当中，总不难遇到一个外形高贵的头像。因此节日里嘈杂拥挤的平民人群对于沉湎声色之辈来说是可贵的。就象能从中发掘出古代纪念章的一片乱七八糟的荒地之于考古学家那样。我们来到树林。我想，假如阿尔贝蒂娜没有随我一起出来，，我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去香榭丽舍大街的马戏场聆听瓦格纳的狂风骤雨似的交响乐，它使管弦乐队所有的乐弦震颤，犹如席卷一堆轻盈的泡沫那样把我刚才演奏的芦笛调融汇其中，使之飞扬、成形、变样、分隔，卷入一股逐渐增强的旋风。我至少希望我们的散步时间短暂些，希望我们早早回去，因为我已经决定晚上去维尔迪兰家，我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阿尔贝蒂娜。他们新近寄给我的一份请柬被我连同其他的请柬一道扔进了字纸篓。然而今晚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想知道阿尔贝蒂娜下午在他们家希望遇到的是哪些人。说真的，我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假使一切照此继续下去，假使事事正常的话），这时一个女人所起的作用只是帮我们过渡到另一个女人。她依然占有我们的心，不过这种占有极少；我们每天晚上都急于寻找陌生女人，尤其是认识她的陌生女人，这些女人会向我们讲述她的生活。因为，她本人，我们已经掌握并且穷尽了她同意给予我们的她自己的一切。她的生活，也还是她自己，却恰恰属于我们不熟悉的那个部分，我们枉费心机地向她打听的那些事情，我们可以从新结识的人的口中探听到。 

如果说我与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使我无法去威尼斯和旅行，刚才假使就是独自一人的话，我本来至少可以结识一下这个晴朗的星期天沐浴在阳光中三三两两的年轻女工，我把她们的美大部分归之于她们的不为我所知的生活。她们的眼睛不是渗透着一种目光吗？人们不了解这种目光所蕴含的种种形象、回忆、期待和轻蔑，又无法将这一切与目光分开。这种生活，即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的生活，不是按照其面貌赋予眉头的颦蹙和鼻孔的扩张一种变化不定的涵义吗？阿尔贝蒂娜在场使我无法走向她们，也许因此使我不能停止她们抱有欲望。希望自己保持继续生活的欲望，希望对某种比通常的事物更美妙的东西抱有信仰的人应该出去散步，因为街上、林荫大道上有许多女神。然而女神们却不让别人靠近她们。在这里或那里，在树木之间，在某家咖啡馆门口，一位女招待就象山林水泽的仙女守候在圣林边缘。而尽里面三名少女则坐在她们身旁的自行车巨大的弧圈旁边，犹如腾云驾雾或者乘坐神马进行她们神话般的旅行的女神。我发现，每当阿尔贝蒂娜全神贯注地打量所有这些少女片刻后，她立即朝我转过身来。但是，我并没有过多地被这种静观的紧张性及其在紧张中得到补偿的短暂性所折磨；因为，说到这种紧张的静观，阿尔贝蒂娜往往就这样在一种沉思之中审度我的父亲或者弗朗索瓦丝，也许是因为疲劳，也许那是一个专心的人观察时的独特方式；至于她朝我转过身来的速度之快，可能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阿尔贝蒂娜了解我的疑虑，她大概不打算给这些尽管尚未得到证实的疑虑留下把柄。再者，当阿尔贝蒂娜这样专心凝视时，在我看来似乎是有罪的（即使关注的对象是年轻男人），而我自己就这样关注着所有的年轻女工，却没有一刻认为自己有罪——与此同时，我几乎觉得阿尔贝蒂娜的在场妨碍我凝视她们，走向她们，因此她是有罪的。人们觉得有欲望是无辜的，他人也有欲望则是残忍的。这种涉及到我们或者我们爱恋的女人之间的反差不仅关系到欲望，而且还关系到谎言。比方说，掩饰日趋衰弱的健康状况，还想让外界以为自己身体强壮，隐瞒一样瑕疵，或者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去获得自己喜爱的东西，有什么比这类谎言更为常见的呢？那是保存自身最必要的最常用的工具。然而我们却试图把谎言排斥在我们爱恋的女人的生活之外，它正是我们到处窥伺、侦察和憎恶的东西。它使我们心烦意乱，足以导致一种决裂，在我们看来它似乎隐瞒了最严重的缺陷，除非它隐瞒得极其巧妙使我们没有任何怀疑。我们正处于这样古怪的境地：我们对一种病原是那样的敏感，这种病原到处迅速而又大量的繁殖使它对于其他人变成无害的，而对不再有免疫力的不幸之人却变得十分危险！ 

这些漂亮少女的生活——由于长期隐居的缘故，我难得遇见这样的姑娘——在我以及在唾手可得的成功没有减弱想象能力的所有人看来，是某种与我熟悉的东西完全不同而又令人向往的东西，就象旅行会给我们展示的最美妙的城市一样。 

在我认识的女人身边或者在我去过的城市里感受到的失望并没有使我不受新闻诱惑力的欺骗，不相信这些新闻的真实性。因此，正如看威尼斯——春天这个季节使我憧憬威尼斯而跟阿尔贝蒂娜结婚将使我无法了解这座城市——看威尼斯的全景图（茨基也许会说其色调比真正的威尼斯更美），根本无法代替我的威尼斯之行，这段确定的旅程长度在我看来是必须逾越的，虽然这与我毫无关系；同样，一个拉皮条的女人人为地为我弄来的轻佻女人，无论她多么漂亮，对我来说却根本无法代替那个身段呆板、这时正笑嘻嘻地跟一位女友从树底下走过的女人。我从一家妓院中找到的女人即使更加漂亮，也不是一码事，因为我们不能象打量一小块蛋白石或玛瑙那样打量我们不认识的一位姑娘的眼睛。我们知道，使这双眼睛呈虹色的一小束光线或者使它们闪闪发光的晶亮颗粒，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切，却看不到它表达的思想、意志以及记忆，那里面有着我们不熟悉的家族以及我们羡慕的挚友。能够把握这一切是那样的困难，那样的艰巨，这一点比目光本身的实际美更能赋予那目光以其自身的价值（由此大概可以说明，一个年轻男人在一个听说他是威尔士亲王的妇女的想象中能激发起一连串奇想，当她得知自己认错人的时候她就不再注意那个男人了）。在妓院中得到个轻佻女人，这意味着得到一个被抽掉了渗透她的、而且我们渴望与她一起拥有的陌生生活的女人，这意味着我们在接近实际上已变成纯粹宝石的一双眼睛，接近一个象朵皱起的花朵那样毫无意义地皱起的鼻子。不，我与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使我丧失掉的，恰恰就是这个正经过那里的陌生女郎，假使我想继续相信她是真实的，我就必须忍受她的抵抗，并据此改变我的行动方向，我就必须迎战一次侮辱，然后卷土重来，争取得到一次约会，在工场的出口处等待她，逐步了解这个小姑娘的生活所由组成的一个个细节，吃透我所寻找的乐趣对她包含的蕴意，跨过由于她的不同习惯和她的独特生活而造成的我与我想得到的她的关注和青睐之间的距离，正如假使我想相信比萨是真实的，我就必须坐火车长途跋涉，这样，我就会看到它，它对于我也将不只是一种世界性的景观展览。然而欲望和旅行之间的这些相似性本身使我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进一步把握这种不可见的而又与信仰或者与物理中的气压同样强烈的力量的性质，这种力量把我不认识的都市、女人托举得如此之高，而当我已接近她们以后，这种力量便抽身逃遁，让她们立即坠落到最最平庸的现实底层。稍远处，另一个小女孩跪在她正摆弄的自行车旁边。自行车一修好，年轻的女骑手就登上她的自行车，然而她不是象男大那样跨上去的。自行车颠簸了一会儿，女孩的身上仿佛扬起了风帆，插上了巨大的翅膀；不久我们就看到这个半是凡人半是飞人，半是天使半是谪仙的年轻女子飞快地远离而去，继续她的旅程。 

这恰恰是阿尔贝蒂娜在场时我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从我这里剥夺掉的东西。是她从我这里剥夺掉的吗？难道我不该想相反是她满足了我吗？如果阿尔贝蒂娜没有与我一起生活，如果她是自由的，那么我就会把所有的这些女人想象成她的欲望和她的乐趣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对象，而且我有理由这样做。在我眼里，她们就象这些舞女，在一出恶鹰出没的芭蕾舞剧中，她们有时代表对一个人的诱惑，有时又把自己的箭射向另一个人的心窝。轻佻的女工，年轻的姑娘、女演员，但愿我能憎恨她们！作为憎恶的对象，在我看来，她们本该被排斥在天地万物的美之外。阿尔贝蒂娜的顺从在使我不再因她们感到痛苦的同时又把尘世的美归还给她们。拔掉了心中的嫉妒这根刺，这些女人对于我已毫无伤害，我就有闲情逸致欣赏她们，爱慕地注视她们，以后也许是以更亲密的方式。在幽禁阿尔贝蒂娜的同时，我便把所有这些在散步中，在舞会上，在剧院里微微作响的绚丽多彩的翅膀还给了宇宙，但它们对我来说重新变得具有诱惑力。因为她，阿尔贝蒂娜，再也不会受到它们的诱惑了。这些闪光的翅膀构成了尘世的美。它们从前也构成了阿尔贝蒂娜的美。正因为我将她看作一只神秘的小鸟，继而是海滩上令人想望，也许是已经到手的大演员我才觉得她美妙绝伦。某天晚上我看见那只小鸟在堤岸上踱步，周围是一群不知来自何方的海鸥似的其他少女，这只小鸟一旦被捉在我家中，阿尔贝蒂娜就失去了她所有的光彩，连同别人拥有她的一切可能性。她逐渐失去了她的美。我想象她在散步时没有我作伴，而由这个女人或那个年轻男子陪同，必须有这样的散步，我才能再次看到她沐浴在海滩的绚丽色彩之中，尽管我的嫉妒与我的想象乐趣的减退不能等同视之。但是，尽管有这些突如其来的振奋，在这种时刻由于她被别人垂涎，她在我眼里重新变得很美，我仍然完全可以把她在我家逗留的那段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她依然是海滩上那个光彩照人的女演员，尽管其光彩日渐黯淡；在第二个阶段，她变成了一个忧郁的囚犯，沦落到平庸乏味、暗淡无光的地步，只有在我对过去的重新回忆的闪电中，她才重新恢复自己的光彩。 

有时，在我对她最冷淡的那些时辰，我勾起了对很久以前的回忆，那是在海滩上，当时我还不认识她，我对离我不远的那位夫人极为反感，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她跟这个女人有过来往，她放声大笑，同时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光滑平展的蓝色大海在四周拍击出轻微的响声。在海滩的阳光下，置身于女友之中的阿尔贝蒂娜是最美的一个。那是一位花容玉貌的少女，在辽阔大海的这个习惯的背景下，她，受到欣赏她的那位夫人珍视的她，就这样冒犯了我。这个举动具有决定意义，因为那位夫人也许回到了巴尔贝克，她也许注意到阿尔贝蒂娜已经从发亮而又嘈杂的海滩上消失了；但是她不知道这个少女住在我家，唯我独钟。蔚蓝色的汪洋大海，忘记她对这位少女的偏爱以及转而偏爱其他人，沉溺于阿尔贝蒂娜对我的当众凌辱，把她禁闭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牢不可破的首饰盒中。于是，对这个女人的仇恨咬啮着我的心；对阿尔贝蒂娜我也同样仇恨，然而仇恨中却夹杂着对这个备受赞赏，秀发迷人的美丽少女的倾慕，她在海滩上放声大笑就是一种冒犯。羞耻、嫉妒、对最初的欲望以及闪亮的背景的再度回忆重新赋予阿尔贝蒂娜以她昔日的美，她从前的价值。就这样，我在她身边感受到的有点沉重的烦恼与一种令人战栗，充满奇妙的形象和怀恋的欲望交替出现，这要看她是在我卧室中呆在我身旁还是重又自由地呆在我的记忆里，在海堤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沙滩服装，置身于大海的音乐演奏之中：阿尔贝蒂娜时而象是魔鬼缠身似地退出这个环境，而且并没有多大价值，时而重又置身其间，逃离到一个我无法知道的过去之中躲避我，在那位夫人、她的女友身边冒犯我，喷溅的波涛或者眩目的阳光，阿尔贝蒂娜就象某种具有两牺性的爱人，或者置身于海滩或者回到我的卧室。 

在另一处，一大群人正在玩球。所有这些少女都想充分享受阳光，因为二月的白昼尽管如此明媚，却持续不久，白日的光辉终将衰退。在夜慕降临之前，我们还有黄昏这段时光，因为在径直来到塞纳河之后，我们下车走了很久，阿尔贝蒂娜欣赏的是塞纳河冬天湛蓝的水面上闪耀的红色帆船，远方明亮的地平线上犹如孤零零一朵丽春花那样缩成一团的一幢瓦房，在更远的地方，圣克鲁仿佛是零零星星、容易破碎和并行排列的化石，她的在场却使我无法欣赏这些景致。甚至有时我还把自己的手臂伸给她，我觉得她的手臂勾住我的手臂形成的这个连环把我们两个人联成了一体，并且把我们两个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我们平行的，继而是靠近和并拢的影子在我们脚下勾勒出一幅令人陶醉的图景。毫无疑问，在家里，阿尔贝蒂娜与我同居，是她躺在我的床上，这已经使我觉得妙不可言。然而，在我如此喜爱的布洛尼湖前，在树林下，恰恰有她的身影，她的大腿和她的上身完美而又简洁的影子，在我的身影旁边，太阳用水彩笔在小径的沙砾上画下了她的身影，这就好比是把我们俩在家的情景朝外输出，朝大自然中输出。我在我们俩影子的交融中感到一种魅力，它也许不如我们俩肉体的接近和交融那样实际，但却同样亲昵。然后，我们重新上车。汽车在蜿蜒曲折的小径中往回开，一路上披挂着长春藤和荆棘的冬季树木象废墟，仿佛通向一位魔术师的住宅。刚刚走出阴森森的树林，一离开森林，我们重又见到了天日，天色尚早，我想晚饭前我还有时间干我想干的一切，然而才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的汽车接近凯旋门时，我突然间在巴黎上方惊奇而又恐惧地看到一轮过早露面的满月，犹如一只停止不动，使我们觉得已经迟到的时钟的圆盘。我们对车夫说我们回家。对她来说，也就是回到我家。无论多么惹人喜爱的女人都必须离开我们回家去，她们的在场不可能让我们感到坐在汽车尽里面，在我身边的阿尔贝蒂娜给我的那种安详，这种在场不是把我们引向人们彼此隔开的空虚时辰，而是把我们引向更为牢固的结合，更好地禁闭在我的家中，那也是她的家，这是我占有她的具体标志。当然，为了占有就必须有欲望。我们只有在心怀爱意的情况下才会占有一根线条、一个平面、一个立体。但是，在我们散步的时候，阿尔贝蒂娜对我来说不象从前的拉谢尔，她不是一种由肉体和衣料组成的浮灰。在巴尔贝克，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双手凭藉想象扎扎实实地构筑着她的肉体，温情脉脉地润色着她的肉体，所以现在，我在这辆车中不用贴近阿尔贝蒂娜也能触摸和控制这个肉体，我甚至用不着看见她，我只要听见她说话就足够了，假使她不言语的话，我只要知道她在我的身边就足够了；我的感官编织在一起完全包围了她，来到住宅前面，她理所当然下了车，我停顿了片刻，告诉司机让他回来接我，但是我的目光却仍然包围着她，她在我的前面走进拱门，看着她这样举止笨重、满脸红光，体态丰腴囚犯般十分自然地跟我一起回家，犹如我自己的妻子，看着她在墙壁的护卫下消失在我们的住宅之中，我总是体会到那份懒懒的居家的安宁，不幸的是，她似乎觉得自己置身于监狱，并且同意、德·拉罗什富科夫人的观点，当人们问这位夫人呆在象利扬库尔那样漂亮的住宅里她是否感到满足时，她回答说：“世上没有漂亮的监狱，”我可以从那天晚上我们在她的卧室里两个人单独吃晚餐时她的那种忧虑而又倦怠的神情中看出这一点。我对此先是毫无觉察；我还懊丧地想，如果没有阿尔贝蒂娜（因为在一家旅馆中她会整天与许多人接触，跟她在一起我会饱尝嫉妒的痛苦），我这时可能在威尼斯的一家小餐厅吃晚饭，这些小餐厅低矮得就象船上的货舱，从那里可以透过四周装饰着摩尔式线脚的拱形小玻璃窗看见大运河。 

我必须补充一点，阿尔贝蒂娜很欣赏我家的那尊巨大的巴布迪安纳青铜像，布洛克有无数理由认为铜像丑陋无比。但他奇怪我为什么保留这尊青铜像时也许就不那么有理由了。我从未象他那样追求室内的艺术装饰和布置，我实在懒得去管这种事，我对眼前习以为常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既然我的情趣不在那里，我就有权不让室内装饰细腻别致。尽管如此，我也许应该拿掉铜像。但是，丑陋而又豪华的东西却很有用处，因为这些东西摆在那些不理解我们，与我们的情趣格格不入而又可能被我们爱上的人旁边会产生一种威性，而这种威性是一种美的、而又没有显露出自身的美的东西所缺乏的。然而不理解我们的那些人恰恰就是我们必须施用某种威性的对象，而我们的智慧则足以保证我们在那些上等人身边拥有这种威性。尽管阿尔贝蒂娜已开始有鉴赏力，她仍然对这尊青铜像有某种崇拜，这种崇拜投射在我的身上就变成了一种敬意，这种来自阿尔贝蒂娜的敬意对我至关重要（远比保留一尊有点不太体面的青铜像更加重要），因为我爱阿尔贝蒂娜。 

然而，我受到束缚这种想法突然间不再使我感到难堪，我希望这种束缚持续下去，因为我仿佛觉得阿尔贝蒂娜痛切地感到她也在受束缚。毫无疑问，每当我问她呆在我家她是否愉快，她总是回答我说她不知道在哪里还会比在这儿更加幸福。但是这些话却往往与她那种忧郁和烦躁的神情不相吻合。 

显然，如果她真有我以为她有的那些情趣，那么满足这些情趣受到阻碍就会令她恼火而使我宽慰，如此宽慰以至我觉得我不公正地谴责了她这一假设十分可能，即使按这种假设我很难解释她的苦心刻意的行径：阿尔贝蒂娜设法从来不独自一人自由行动，她回家时不在门前停留片刻，每当她去打电话时总是让某个能够向我重复她的话的人，比如弗朗索瓦丝或安德烈陪伴她，当她和安德烈一起出去过，事后她总让我单独和安德烈在一起，却又不露出有意为之的痕迹，好让我得到关于她们外出的详尽报告。某些很快克制住的不耐烦的冲动与这种奇迹般的驯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些冲动使我自问，阿尔贝蒂娜是否打算挣脱她的枷锁。一些次要的事件佐证了我的设想。有一天，我单独外出时在帕西附近遇见了希塞尔，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开了。我立即对她说我经常看见阿尔贝蒂娜，我为自己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她而非常得意。希塞尔问我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因为她刚好有什么事要告诉她。“什么事？”——“跟她的女伴有关的一些事。”——“什么样的女伴？我也许可以向您提供点情况，这不影响您见她。”——“噢，是些从前的女伴，我不记得她们叫什么名字，”希塞尔含糊其辞地回答道，连忙抽身告退。她离开了我，自以为她的话谨慎得足以让我明白一切。然而谎言终究经不起任何追究，一点点东西就能将它拆穿！如果关系到她甚至不知道姓名的从前的女伴，为什么她“刚好”需要对阿尔贝蒂娜谈谈她们的事呢？“刚好”与戈达尔夫人心爱的口头禅“真凑巧”如出一辙，这个副词只能适用于一种非同寻常、恰到好处，也许是十万火急，与确指的人物有关的东西。此外，她张张嘴，就象人们打呵欠时那样，含糊其辞地对我说（同时身体几乎也往后退，正如她在我们谈话的这一刻开倒车那样）“啊！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她们的姓名，”她张嘴说这话的样子使她一脸撒谎像，她的声调与脸是合拍的，而她先前说“我刚好”的那种截然不同、紧张活跃的神情说明了一个事实。我没有盘问希塞尔。即使盘问她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她撒谎的方式跟阿尔贝蒂娜不同。当然，阿尔贝蒂娜的谎言更令我痛心。但是首先，她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在撒谎这个事实本身，而撒谎在某些场合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真相显而易见，因为真相隐藏在谎言底下。众所周知，每个杀人犯都自以为已经把一切筹划得滴水不漏，不致被人逮住；到头来，杀人犯几乎总要被逮住。相反，撒谎的人却极少被人发觉，特别是其中被人喜爱的撒谎女人。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在那里做了什么。但是在她说话的时候，在她说到的另一件事，而这件事后面有她没有道出的东西的时候，谎言即刻就被发现，嫉妒之心油然而起，因为人们意识到那是谎言却又无法了解真相。在阿尔贝蒂娜身上，谎言是从人们在这段叙述中已经看到的许多特点中让人感觉到的，主要是通过下面这个特点：当她说谎时，她的叙述便或是贫乏、疏忽，不真实，或者相反，充满过多的旨在使叙述显得真实的细枝末节。无论说谎的人怎么想，显得真实根本不等于真实。人们想听某种真实的东西，却听到仅仅是显得真实的东西，它也许比真实更加真实，也许过份真实，有点音乐欣赏能力的耳朵感觉到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听见一行错误的诗句，或者听到高声把一个词读成另一个词。耳朵对此有所感觉，如果是一个正在恋爱的人，他心里便会惊慌不安。当人们因为不知道一个女人是经过贝里街还是经过华盛顿街，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时，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只要我们明智地持续几年不见这个女人，那么这几米的差距以及那个女人本身将缩小到一亿分之一（也就是缩小到我们无法觉察的数量），那时比格列佛还要大得多的人将会变成任何显微镜——至少是心灵的显微镜，因为无动于衷的记忆显微慎倍数更高而且不那么易碎——都看不见的小矮人！不管怎样，虽然阿尔贝蒂娜的谎言与希塞尔的谎言有一个共同点——即撒谎本身——希塞尔撒谎的方式却不同于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安德烈，然而她们各自的谎言彼此之间却配合默契、丝丝入扣，同时又千变万化，以至这个小小的帮派具有某些商行，比如出版社或者新闻机构的那种不可渗透的严密性，尽管它们的组成人员多种多样，不幸的作者却根本无法知道他是否受到欺诈。报纸或者杂志的主编撒起谎来态度特别真诚、郑重，因为他在许多场合需要欺瞒如下事实，即当他高举起真诚的旗帜对付其他的报纸主编或者戏剧导演以及其他的出版商时，他恰恰在做他所鞭笞过的事情，运用同样唯利是图的手段。公然宣称（正如一个政党的领袖那样，正如任何事物那样）撒谎是可怕的，这样做往往迫使人们在不摘掉庄严的面具，不放下真诚这顶桂冠的情况下比其他人撒谎更多。 

“真诚的人”的协会会员撒起谎来截然不同，而且样子更加天真。他欺骗他的作者犹如欺骗自己的妻子，使用了滑稽笑剧中的一些噱头。编辑部秘书，一个诚实而又粗俗的人撒起谎来直截了当，就象是向您许诺您的房屋将在房屋尚未开始营造之时竣工的一位建筑师。拥有一颗天使般心灵的主编在其他三个人中间周旋，即使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会出于兄弟般情谊的考虑及温柔的同舟共济之情用一句不容置疑的话给他们以可贵的帮助。这四个人生活在永恒的纠纷之中，作者的到来终止了这些纠纷。他们超越个人之间争吵，人人都记得前去援救受到威胁的“部队”这一伟大的军人职责。很久以来，我一直在这个“小帮派”面前扮演着作者的角色，而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希塞尔说“刚好”的时候想到了阿尔贝蒂娜的某个女伴，这个女伴一俟我的女友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离开我，便准备跟她一起去旅行，如果她想通知阿尔贝蒂娜时机已经或者即将成熟，那么希塞尔即使粉身碎骨也不会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所以向她提问毫无用处。 

象遇见希塞尔这样的一些相会并不是加深我的疑虑的唯一原因。比方说，我欣赏阿尔贝蒂娜的绘画。而阿尔贝蒂娜的绘画，女囚的这些令人动容的消遣，使我深受感动，我为此向她表示祝贺。“不，画得很糟，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堂绘画课。”——“有一天晚上，在巴尔贝克，您可是派人告诉我说您留下来上绘画课。”我提请她回忆那个日子，并且对她说我当时即刻就明白，人们不在这个时辰上绘画课。阿尔贝蒂娜满脸通红。“确实如此，”她说，“我没有上绘画课，我一开始对您撒了许多谎，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我不再对您撒谎了。”我真想知道一开始的谎言究竟是哪些！然而我心里预先就清楚，她的招认会是新的谎言。因此我只是拥抱她。我只要她讲出其中的一个谎言。她回答道：“那好吧！比如，我以前说大海的气息让我感到难受。”面对这种恶意，我就不再坚持了。 

为了让她觉得她的枷锁不那么沉重，对我来说最妙的莫过于让她相信我将亲手砸碎她的枷锁。无论如何，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骗人的计划向她和盘托出，她刚刚带着过份的殷勤从特罗卡德罗回来；我所能做的，绝不是用与她决裂的威胁折磨她，而充其量是闭口不谈我那颗感激的心正在编织的与她永远共同生活的梦想。在打量她的时候，我很难克制自己不向她泄露这些梦，也许她也觉察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梦的表述没有感染力。一个矫揉造作的老夫人的情形，正如德·夏吕斯先生那样，由于他在自己的想象当中只看得见一个骄傲的年轻男子，于是便以为自己也变成了骄傲的年轻男子，正因为如此他变得更加矫揉造作更加滑稽可笑，这种情形更为普遍，一个热恋之中的情夫的不幸就在于他没有意识到当他看到自己面前的漂亮容貌时，他的情妇却看到了他那张原有的脸，这张脸并没有因美的视觉产生的快意而变得漂亮些，恰恰相反。爱情甚至不能说明所有这些普遍情形；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身体，其他人却看见了，我们“追随着”我们的思想，对其他人来说那是不可见的；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艺术家有时将这种东西显示在他的作品中。因此，作者会使欣赏其作品的人感到失望，因为这种内在的美不完全反映在作者的脸上。 

一切被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一切人，在我们眼里都是雅努斯，如果这人离开我们，他向我们显露的就是令我们欣喜的那一面，如果我们知道这人永远受我们支配，他向我们展露的就是阴郁的那一面。对阿尔贝蒂娜来说，与她长期共存的社会具有另一种我在这段叙述中无法言表的难以忍受之处。另一个人的生活与她的生活捆绑在一起，就象捆绑着一枚炸弹，丢下炸弹就必定犯罪，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曲折、坎坷、危险、担忧，想到虚假和貌似真实的事以后会被信以为真而自己又无法解释时的恐惧，假使人们的贴心知己中有个疯子的话，就会体验到这些感情，请以这些感情作比较。比如，我对德·夏吕斯先生与莫雷尔生活在一起表示同情（对那天下午情景的回忆立即使我感到我的左胸远比右胸胀大）；姑且不论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德·夏吕斯先生一开始大概不知道莫雷尔是疯子。莫雷尔的美，他的平庸，他的高傲大概使男爵不想去深究，直至凄凉的日子来临，在那些日子里，莫雷尔指责德·夏吕斯先生忧郁，而又无法作出解释，莫雷尔借助荒谬而又极为微妙的推理攻击他的多疑，用绝望的决定威胁他，在这些决定中始终起作用的是对最直接的利益的最奸诈的考虑。这一切只不过是比较。阿尔贝蒂娜不是疯子。 

我心里明白，这一天贝戈特的死使我非常难过。众所周知，他的病拖了很久。当然不是指他起初得的病，那是自然产生的疾病。自然产生的疾病似乎只可能很短暂。但是医学却把握了延长疾病的艺术。药物、和药物提供的暂时的缓解及药物中断后又产生的身体不适形成了一种患病的假象，病人的习惯最终会使这种假象稳定下来，而且使它一直照原样继续下去，就象孩子们患百日咳痊愈很久之后还一阵一阵咳嗽那样。接着，药物不太起作用了，人们就增加剂量，药物不再生效，反而由于长期使用不当开始产生危害。药物的天然属性恐怕不会让它们持久发挥作用。几乎可以与这种自然属性匹敌的医学却能够迫使人们卧床，迫使他们继续服药，否则便会死亡，这真是一大奇迹。这一来，人为的疾病扎下了根，变成一种次要而又真实的疾病，区别仅仅在于自然产生的疾病会痊愈，而医学制造的疾病却永远不会痊愈，因为医学不懂得痊愈的奥秘。 

第五部 女囚(9)

几年以前，贝戈特已经足不出户了。再说，他也从不喜欢社交界，或者说他曾经喜欢过一天，那仅仅是为了蔑视它，正如他蔑视其他的一切那样，而且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蔑视，即是说并非因为得不到而蔑视，而是刚得到便加以蔑视。他的生活如此简朴，人们猜不出他究竟富有到什么程度，即使知道也可能出错，因为大家认为他非常吝啬，然而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慷慨。他跟女人，确切地说跟少女在一起时尤其慷慨，她们为自己付出太少而得到太多感到惭愧。在他自己看来他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感到自己爱着别人的气氛里他才能更好地创作。爱情，这未免言过其实，微微渗入肌肤的快感有助于文学工作，因为这种乐趣压倒了其他乐趣，比如社交的乐趣，以及普遍认可的乐趣。即使这种爱情带来幻灭，它至少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触动心灵的表层，否则心灵会变得毫无生气。因此，为了使作家先与别的人既疏远又适应，随后再让一架超过了一定年限，有停顿趋向的思想机器开动起来，欲望对作家来说不无裨益。人无法幸福，然而人却能指出妨碍幸福的原因，假使没有失望这类突然的缺口，这些原因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不可见的。梦想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我们明白；如果没有欲望，我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梦想是有益的，为此人们可以看见梦想的破灭，梦想的破灭具有教育意义。贝戈特也在思忖：“我为少女花费的钱比百万富翁花费的钱还多，但是她们给我带来的乐趣或者失望使我写出一本给我带来钱财的书。”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然而他在这样把黄金转化为爱抚，把爱抚转化为黄金的过程中无疑得到了某种乐趣。当我外祖母故世的时候，我们看到，精疲力尽的晚年喜欢憩息。然而在社交界中却只有谈话。她对谈话反应迟钝，但是她有权赶走那些不过是问题和答案化身的女人。出了社交界，女人们重新变成凝视的对象，这使精疲力竭的老人感到那样舒适。总而言之，这一切现在已经不再有问题。我说过贝戈特已足不出户，他在他的卧室起床一个小时浑身就得裹上披巾和花格毛毯，穿着人们在大冷天外出或者坐火车时穿的一切。他只让极少数朋友在他身边出入，在这些朋友面前为了替自己辩解，他指着他身上的花格披巾和毛毯愉快地说：“您还想怎么样，亲爱的，阿纳格萨戈尔说过，人生就是一种旅行。”就这样，他慢慢感到越来越冷，就象一个小星宿预示着地球这个大星宿的景象：温暖逐渐离开地球，生命随即消逝。因此人类靠作品复活是不可能了。因为在将来，人类的作品要想光照后世，首先必须有人类存在。如果某些种类的动物能更长久地抵御严寒的侵袭，那么当人类不复存在的时候，即使贝戈特的荣耀还能持续到那个时候，这种荣耀顷刻之间也会永远消失。能够阅读他作品的并不是最后仅存的那些动物，因为它们不大可能象过五旬节的使徒那样无师自通地学会人类的各种语言。 

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贝戈特遭受到失眠的折磨，更糟的是，他刚刚睡着就恶梦缠身，要是他醒了这些恶梦也会促使他避免重新入睡，很久以来，他一直喜欢做梦，甚至喜欢不详的梦，由于这些梦，和这些梦与人们在清醒状态中面对的现实互相矛盾，最迟在醒来时我们就会因做梦而深深感到我们曾经睡着过。但是，贝戈特的恶梦并非办此，当他谈到恶梦时，以前，他老听到一些不愉快事情经过他的脑海。而现在，梦仿佛来自他的身外，他感到一个凶恶的女人手上拿着一块湿抹布从他脸上擦过，竭力把他弄醒；臀部的搔痒难熬；车夫的狂怒——因为贝戈特在睡梦中曾经低声抱怨自己驾驶技术糟糕——那个疯狂暴怒的车夫向作家扑过来，咬他的手指，锯他的手指。最后，当他在睡眠中光线很暗时，大自然便进行了一次不穿服装，用中风夺走他的生命的排练：贝戈特乘坐轿车进入斯万家新别墅的门廊，他想下车。一阵闪电般的晕眩使他呆坐在车座上，看门人试图帮助他下车，他仍然坐着，不能起身挪动他的双腿。他想紧紧抓住他面前的石柱，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他站起来。 

他看过一些医生，这些被召请的人受宠若惊，诊断出他的不适是由于他过分勤勉（他已经二十年没有做任何事了），由于他过度操劳。他们劝他不要看恐怖小说（他从来不看书），多晒“对生命必不可少的”太阳（他有几年稍感舒服全靠他在家幽居），增加饮食（这使他逐渐消瘦，倒为他的恶梦提供了营养）。他的一个医生擅长于自相矛盾和戏弄人，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为了不伤害他，贝戈特一看见他就把别人对他的忠告作为自己的意见转告他，那医生矢口否认，以为贝戈特想让他开出他喜欢的某种药，便立刻禁用这种药，为了达到目的，他经常用即刻编造的一些理由，在贝戈特用以具体反驳他的明显的事实面前，医生不能自圆其说，不得不在同一句话里自相矛盾，然而他又用新的理由强调同样的禁令。贝戈特回头去找第一批医生当中的一位，这人以头脑灵活而自鸣得意，尤其在一位文人面前，如果贝戈特委婉地说：“我觉得某医生好象对我说过——当然是从前——那会使我的肾脏和大脑充血……”，那人就会露出狡黠的笑容，举起手指说道：“我是说使用，而不是滥用。当然，任何药物，夸张地说，都是一种同时具有利和弊两个方面的武器。”我们的身体具有某种有益于我们健康的本能，正如我们的心灵具有道德责任感，这是医学博士或神学博士的任何准许都无法代替的。我们知道冷水浴会使我们害病，我们仍旧喜欢洗冷水澡；我们总能找到医生来建议我们洗冷水澡，而不是来防止洗冷水澡的害处。贝戈特明智地遵从每个医生几年来下的禁令。几个星期之后，从前的意外再度出现，新的意外更加严重。每分钟都痛得死去活来，再加上被短促的恶梦打断的失眠，贝戈特不再请医生了，他试着服用各种麻醉药，而且卓有成效不过剂量过多，他信任地看着每种麻醉药附带的简介，简介上都说明睡眠的必要性，但是又含蓄指出，所有催人入睡的药品（除了说明书介绍的瓶内装的产品，这种产品从无毒副作用的）都有毒性，而且因此产生的副作用比病痛更糟。贝戈特试过各种麻醉药。某些麻醉药与我们常用的，由比如戊基和乙基制成的麻醉药类别迥异。人们只能怀着对未知事物的美妙期待吞咽成份完全不同的新药。心跳得就象赴第一次约会。新的药物即将把我们引向哪些鲜为人知的睡眠和梦幻呢？药物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的身体、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将以何种方式入睡？一旦我们睡着了，这种全能的主宰会让我们通过哪些古怪的途径，到达哪些颠峰，哪些无法测量的深渊呢？我们在这种旅行中会有哪一类新的感受呢？新药会使我们不舒服？心情恬淡快活？死亡？贝戈特的死发生在他把自己如此这般地托付给这些朋友（朋友还是敌人？）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之后的第二天。他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世的：尿毒症的轻微发作是人们建议他休息的原因。但是一位批评家在文章里谈到过的弗美尔的《德尔夫特小景》（从海牙美术馆借来举办一次荷兰画展的画）中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贝戈特不记得了）画得如此美妙，单独把它抽出来看，就好象是一件珍贵的中国艺术作品，具有一种自身的美，贝戈特十分欣赏并且自以为非常熟悉这幅画，因此他吃了几只土豆，离开家门去参观画展。刚一踏上台阶，他就感到头晕目眩。他从几幅画前面走过，感到如此虚假的艺术实在枯燥无味而且毫无用处，还比不上威尼斯的宫殿或者海边简朴的房屋的新鲜空气和阳光。最后，他来到弗美尔的画前，他记得这幅画比他熟悉的其它画更有光彩更不一般，然而，由于批评家的文章，他第一次注意到一些穿蓝衣服的小人物，沙子是玫瑰红的，最后是那一小块黄色墙面的珍贵材料。他头晕得更加厉害；他目不转睛地紧盯住这一小块珍贵的黄色墙面，犹如小孩盯住他想捉住的一只黄蝴蝶看。“我也该这样写，”他说，“我最后几本书太枯燥了，应该涂上几层色彩，好让我的句子本身变得珍贵，就象这一小块黄色的墙面。”这时，严重的晕眩并没有过去。在天国的磅秤上一端的秤盘盛着他自己的一生，另一端则装着被如此优美地画成黄色的一小块墙面。他感到自己不小心把前一个天平托盘误认为后一个了。他心想： 

“我可不愿让晚报把我当成这次画展的杂闻来谈。” 

他重复再三：“带挡雨披檐的一小块黄色墙面，一小块黄色墙面。”与此同时，他跌坐在一张环形沙发上；刹那间他不再想他有生命危险，他重又乐观起来，心想：“这仅仅是没有熟透的那些土豆引起的消化不良，毫无关系。”又一阵晕眩向他袭来，他从沙发滚到地上，所有的参观者和守卫都朝他跑去。他死了。永远死了？谁能说得准呢？当然，招魂术试验和宗教信条都不能证明人死后灵魂还存在。人们只能说，今生今世发生的一切就仿佛我们是带着前世承诺的沉重义务进入今世似的。在我们现世的生活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为我们有必要行善、体贴、甚至礼貌，不信神的艺术家也没有任何理由以为自己有必要把一个片断重画二十遍，他由此引起的赞叹对他那被蛆虫啃咬的身体来说无关紧要，正如一个永远不为人知，仅仅以弗美尔的名字出现的艺术家运用许多技巧和经过反复推敲才画出来的黄色墙面那样。所有这些在现时生活中没有得到认可的义务似乎属于一个不同的，建筑在仁慈、认真、奉献之上的世界，一个与当今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这个不同的世界出来再出生在当今的世界，也许在回到那个世界之前，还会在那些陌生的律法影响下生活，我们服从那些律法，因为我们的心还受着它们的熏陶，但并不知道谁创立了这些律法——深刻的智力活动使人接近这些律法，而只有——说不定还不止呢——愚蠢的人才看不到它们。因此，贝戈特并没有永远死去这种想法是真实可信的。 

人们埋葬了他，但是在丧礼的整个夜晚，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橱窗里，他的那些三本一叠的书犹如展开翅膀的天使在守夜，对于已经不在人世的他来说，那仿佛是他复活的象征。 

我曾经说过，我知道贝戈特是在那一天去世的。我对那些说他是前一天去世的报纸——彼此都重复着同一个调子——的这种不准确十分欣赏。就在前一天，阿尔贝蒂娜遇到过他，她当天晚上就对我讲述了这件事，她甚至因此迟到了一会儿，因为贝戈特跟她聊了很久。毫无疑问，贝戈特是与阿尔贝蒂娜进行最后一次谈话的。她是通过我认识贝戈特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她出于好奇想要拜见他，我便在一年前写信给这位年迈的大师，把她引荐给他。他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想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我重新见他只是为了让另一个人高兴，这证实了我对他的冷漠。这些情况经常发生：有时，人们不是为了享受重新跟他交谈的乐趣，而是为了第三者而恳求他或者她，他或者她的断然拒绝使被我们监护的女人以为我们在炫耀自己拥有一种莫须有的能力；更多的则是，天才或者著名的美人同意了，然而由于他们的荣誉受到了侮辱，他们的情感受到了挫伤，他们对我们只怀有一种已经淡薄了的，忧伤而又带点轻蔑的感情。在错误地指责报纸不准确之后，我猜测了很久，因为那一天，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有遇到贝戈特，但是，当时我却一刻也不曾怀疑过她，因为她向我讲述这件事时神态自然，而且我在很久以后才了解她那坦然撒谎的迷人技巧。她所说的、她所招认的与事实如此不谋而合——我们无可辩驳地看到并了解到这点——所以她就这样在她的生活间隙当中散布了另一种生活的种种插曲，当时我没有怀疑这另一种生活是虚假的，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觉察到了这一点。我曾补充说，“当她招认的时候”，下面谈谈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些奇特的比较使我对她产生过嫉妒和怀疑，在这种怀疑里，在过去，或者很遗憾在将来，有另外一个人。为了对我掌握的事实显得有把握，我说出了姓名，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是啊，一礼拜前我在离家几步远的地方遇见过她。我出于礼貌内她还礼。我跟她一起走了两步。但是我们之间没有过任何事情，从来也不会有任何事情。”而阿尔贝蒂娜却根本没有遇到过这个人，最充分的理由就是那人已有十个月没去巴黎。但是我的女友觉得完全否认不足为信。因此她虚构了这次短暂的相会，她说得那么实在，我仿佛看到那位夫人停下脚步，向她问好，跟她一起走了几步。假如我这时在外面，我的感官也许会向我证实，那位夫人没有跟阿尔贝蒂娜走过几步。然而即使我知道事实恰好相反，那也是得之于一系列推理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信任的那些人的话语环环紧扣），而不是感官的实证。为了引用感官的这种实证，我必须恰好在外面，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假设也不是难以置信的：我有可能在阿尔贝蒂娜那天晚上（她没有看见我）对我说她跟那位夫人一起走了几步的那个时辰外出并且来到街上，那样我就会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撒谎。这是否确凿？一片该死的阴霾占据了我的头脑，我可能会怀疑我看到过她独自一人，只要我设法了解由于哪种视觉幻象我才没有看见那位夫人，我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误会大吃一惊了，因为天体世界也并不比人类，尤其是我们热爱的人的真实活动更难认识，就些人为了对付我们的怀疑，会用一些保护他们自己的谎言使他们更加理直气壮。他们可以让我们麻木不仁的爱情相信，我们热爱的女人在国外有并不存在的姐妹，兄弟、嫂子，这种情形又能持续多少年呢？ 

感官的实证本身也是一种思想活动，在这个活动中自信造就了事实。我们好多次都看到，有时听觉给弗朗索瓦丝带来的不是人们说出的那句话，而是她自己信以为真的那句话，这就足以使她听不进一种更加优美的发音对她的暗中纠正。我们的膳食总管也是如此。德·夏吕斯先生这时穿着——因为他变化多端——颜色很浅，在千万个人当中一眼便能认出的裤子。不过，我们的膳食总管以为“公共小便池”（plssotiere）①一词（这个词指德·盖尔芒特公爵所谓的朗比托小厕所，听到这样的称呼，德·朗比托先生火冒三丈）就是“pistieie”的意思，他一生中从来没听到任何人说过“公共小便池”，尽管人们经常在他面前提到这个词。但是，谬误要比信任更加顽固，而且谬误从不对自己的自信加以反省。膳食总管经常说：“德·夏吕斯男爵先生长时间呆在小便池里（pistieie）肯定是因为他得了一种病。这就是一个老色鬼的下场。他还穿着长裤。今天早晨，夫人派我去纳伊买东西。在勃艮第街，我看见德·夏吕斯男爵先生走进了公共小便处。一个多小时之后，当我从纳伊回来时，我在同一个小便处，在老地方又看见了他的黄裤子，他总是呆在中间好让别人看不见他。”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谁比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侄女更漂亮、更高贵、更年轻。然而我却听见我有时去去的那家餐厅的守门人在她经过的时候说：“瞧瞧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妇人，象什么样子！少说也有八十岁。”关于年龄，我看他对自己的话也难以相信。但是，每当她经过饭店前去看望她那两个离这里不远的可爱的姑婆德·弗桑萨克夫人和德·巴尔鲁尔夫人时，聚集在他身边的那些跑堂的人都要嘲笑一番，他们以为这个小美人的脸看上去有八十岁，守门人形容“自命不凡的老妇人”的八十高龄被用到了她的身上，这也许是开玩笑，也许不是。要是有人对他们说，她比饭店里两个女出纳之中的一个更出色，他们可能会笑破肚子，而那个患着湿诊，肥胖得可笑的女出纳在他们眼里居然是个美妇人。也许只有性欲才能阻止他们产生这样的谬误，假使性欲在所谓自命不凡的老妇人经过时发生作用，那些跑堂的也突然对这位年轻的女神起了馋心才能。然而，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可能是社会方面的原因，这种欲望并没有起作用。况且其中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我们大家来说，世界是真实的，在每个人看来世界又是不同的。为了叙述的顺序，如果我们不必局限于一些无聊的理由，有多少更重大的理由使我们能够指出这卷书的开头，有多么肤浅多么骗人，在那一卷里我说我在自己的床上听见世界忽而在这种天气忽而在那种天气里苏醒了！是啊，我被迫使事物变得浅薄，成为撒谎的人，然而每天早晨醒来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成千上万个，几乎与人类的眼珠和智慧一样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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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issotiere比pistiere多一个音节，而后者是不存在的。 

提到阿尔贝蒂娜，我从来不知道哪些妇女在使谎言生动形象，染上生活本身的色彩这一点上比她更具有独到的天赋，除非是她的一位女友——我那些如花似玉的少女当中的一位，她也象阿尔贝蒂娜那样娇艳，但是她那凸凹不平的侧影就象一串串玫瑰花，花串又长又弯曲，我忘记了这种玫瑰的名字。从说谎的角度来看，这个少女比阿尔贝蒂娜更胜一筹，因为她说谎时没有一刻显得痛苦，也没有因恼怒而省去什么不说，而这些现象在我的女友那里比比皆是。然而我说过，她在编造一小滴水不漏的故事时迷人可爱，因为听她说话的人在自己面前看到了她说的——却又是想象出来的——那些东西，把她的话当作自己亲眼目睹的了。激励阿尔贝蒂娜的只有貌似的逼真，而根本没有使我产生嫉妒的欲望。因为也许并不引人关注的阿尔贝蒂娜喜欢得到别人的奉承。不过，在这部作品当中，即使我有过而且可以有许多机会表现嫉妒怎样增强了爱情，我也是站在情人的立场这样做的。但是，哪怕这个人的傲气几乎已荡然无存，哪怕他会因为别离而死去，他也不会用奉承去响应假想的不忠，他会自己走开，或者并不远远离去，而强迫自己装出冷漠的样子。因此，他的情妇使他备受折磨痛苦，这对情妇来说倒纯粹是一种损失。相反，她可以用一句巧妙的话，用温情脉脉的爱抚去驱除折磨他的种种疑虑，尽管他自以为对此无动于衷，情夫也许并没有体会到由嫉妒引起的爱情的猛烈增长，但他突然不再痛苦，他感到幸福、动情、放松，犹如人们在一场风暴过后大雨降临时感到的那样，当人们还在大栗树底下感受到挂在树上的水珠间隔很久才一滴一滴垂落下来的时候，色彩绚丽的太阳已经重新出现了，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对治愈自己的那个女人的感激之情。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喜欢报答她对我的盛情，这也许正说明她是为了开脱自己才杜撰出那些故事，承认得那么自然的，我并不怀疑她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就是遇到贝戈特，而他当时已经死了。直到现在，我只知道阿尔贝蒂娜这些谎言，比如，弗朗索瓦丝在巴尔贝克向我报告的，我忘记说了，尽管这些谎言他我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因为她不愿来，她就对我说：‘您难道不能对先生说您没有找到我，说我已经出去了？’”然而热爱我们的“下人们”，正如热爱我的弗朗索瓦丝，他们喜欢刺伤我们的自尊心。 

晚饭后，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想乘着我已经起床的机会去看望一些朋友，比如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德·盖尔芒特夫人、康布尔梅一家，我不太清楚，总之是我在他们家里能够找到的那些人。但是我没有说出我准备去看望的维尔迪兰一家的姓。我问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去。。她借口没有裙袍。 

“再说，我的头发也梳理得太不象样子。您是否坚持要我继续保持这种发型呢？”她突然伸出一只手向我告别，她摊开胳膊，耸起肩膀，就象从前她在巴尔贝克海滩上那样，此后她再没有过这样的动作。这个被人遗忘的动作使阿尔贝蒂娜的身体获得了活力，她变成还不大了解我时的那个阿尔贝蒂娜了。这种举动使外表唐突、拘泥虚礼的阿尔贝蒂娜恢复了她原来的新鲜感，她的陌生感，甚至使她回到了她自己的天地。我看到了这个少女背后的大海，自从我不再去海边以后，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大海象这样向我招手。“我的姨妈觉得这发型会使我显老，”她神情阴郁地补充道。我心想：“但愿她姨妈说得对！”让娃娃脸的阿尔贝蒂娜使邦当夫人显得更年轻，这正是她姨妈最大的追求，还有，最好阿尔贝蒂嫁在嫁给我之前别花她的钱，而且从我们结婚那天起她还会有所收益。但是我希望的恰好相反，我愿意阿尔贝蒂娜别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少在街上让人回首顾盼，因为无论是讨厌的老妪还是被爱恋的女人衰老的面容都不能使一个嫉妒的情夫感到放心，不过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我要求阿尔贝蒂娜采纳的那种发型在她看来竟然是又一重幽禁。哪怕我远离阿尔贝蒂娜，不断地把我与她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这种新的居家的亲切感。 

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让她陪我去盖尔芒特和康布尔梅家，我不太清楚我究竟想去哪里，她对我说她没心思去，我便去了维尔迪兰家。正当我动身去维尔迪兰家的时候，我到那里听音乐会的念头使我联想起下午的情景：“荡妇、荡妇”——失恋的情景，也许是妒火中烧的情景，然而又是兽性大发的情景，除了言语之外，其兽性和一头爱上女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大猴对这女人干得出来的一模一样——，正当我在街上打算叫一辆出租马车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的抽泣声，他坐在一块界石上试图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走上前去：那人双手捧着脑袋，看上去象个年轻男子；从他大衣里露出的白颜色判断，他似乎穿着套装，系着白色领带。听到我的声音，他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挂满泪水，但是他立即认出是我，并且掉转脸去。那是莫雷尔。他知道我已经认出了他，便竭力止住泪水，他对我说，他因为心里难受在这里停停。他对我说：“就在今天，我粗暴地侮辱了一个女人，我对她曾经一往情深。卑鄙的家伙才会这么干，因为她爱我。”——“时间长了她也许会忘记，”我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样说话会显得我好象耳闻目睹了下午的情景似的。然而他一个劲地伤心去了，根本没有想到我会知道点什么。“她也许会忘记，”他对我说。“但是我却无法忘记。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讨厌自己！不过归根到底，既然已经说了也没有办法，再怎么做也无济于事。当我被激怒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这对我的健康非常不利，我的神经完全错乱了，”正如所有的神经衰弱患者那样，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担心。如果下午我看到的是一头猛兽的爱情怒火，那么今天晚上，几个小时之间恍若过去了几个世纪，一种新的感情，一种羞愧、后悔、忧伤的感情则表明：野兽向人类转变的演化过程中一个冗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尽管如此，我却始终听到“荡妇”的喊声，我惟恐下一轮再循环到野蛮状态。况且我也很难理解所发生的一切，这点再自然不过，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本人也完全不知道几天来，尤其是今天，甚至在那段与小提琴手的精神状态并无直接关系的不体面插曲之前，莫雷尔的神经衰弱已经又犯了。实际上他在上个月就飞快地勾搭上了絮比安的侄女，而勾搭的速度却比他原先的期望要慢得多，他可以象未婚夫那样随心所欲地带她出去。然而，当他在准备强奸的勾当中陷得深了些时，尤其是当他对自己的未婚妻说要她跟别的少女交朋友并把她们提供给他时，他遭到了抵制，这激怒了他。这一下（她过于贞洁也好，相反她自愿失身也罢），他的欲望一落千丈。他决定断绝关系，不过他觉得男爵这个人虽然邪恶却也十分仗义，他害怕断绝关系之后德·夏吕斯先生会赶他出门。所以，他半个月前就下决心不再去见那个少女，让德·夏吕斯先生和絮比安在他俩之间去解决（他使用了一个更加康布尔梅式的动词），并且打算在宣布断绝关系之前，“溜”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 

爱情的结局使他有点伤心，因此，尽管他与絮比安侄女的行为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恰恰可以同他与男爵在圣马尔斯吃晚餐时他当着男爵的面论说的行为相吻合，这两种行为可能还是截然不同的，而他在自己论说过的行为中没有料到的一些不太恶劣的感情可能美化了他的真实行为并且使之情感化。相反，现实比计划更糟的唯一地方倒在于计划中他觉得在这样一种背弃之后似乎不可能留在巴黎。现在，对他来说，为了一桩如此简单的事情“溜走”未免太过份了。这意味着离开无疑会发怒的男爵，破坏自己的地位。还会失去男爵给他的一切钱财。一想到这一切在所难免，他便心烦意乱，他一连几个小时伤心落泪，为了不去想这些，他用了吗啡，是小心翼翼用的。然后，他的头脑中突然转过一个念头，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在头脑中逐渐产生成形已有一段时间了，那就是：在断绝关系与完全跟德·夏吕斯先生闹翻之间的选择也许并非两者必居其一。失去男爵供给的一切钱财损失太大了。莫雷尔犹豫不决，他有好几天都在发愁，就象他见了布洛克时发愁一样，然后他得出结论，絮比安和他的侄女试图让他落入一个圈套，他们大概在为这桩占便宜的交易而感到庆幸。他觉得总之是那个少女自己不好，她笨拙得简直不知道怎样用肉欲去缠住他。对他来说，牺牲他在德·夏吕斯先生家的地位不仅荒唐，而且他们订婚以来他请少女吃过的那些昂贵的晚餐也很可惜，他也许可以报账，就象那个每月都把自己的“账本”交给我舅舅的随身男仆的儿子那样，因为账本的单数对一般人来说意味着印成铅字的著作，而对“殿下”们和随身仆役来说便失去了这层意思。对仆役来说这个词意味着账本；对“殿下”们意味着人们记事的本子（在巴尔贝克，一天，卢森堡公主对我说她没有带书，我正想把《冰岛渔夫》和《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借给她时才明白她想说的意思；并非她日子过得不太愉快，而是因为她没带本子，我要给她留名字就难一些）。 

尽管莫雷尔对他行为的后果看法老变，尽管两个月之前当他狂热地爱上絮比安的侄女时，他也许会认为这种行为十分可憎，尽管半个月来他一再重申这种行为本身是自然的，值得称道的，这种行为却仍然使他的神经质状态更加严重，刚才他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申明断绝关系的。他已经做好了“出气”的充分准备，即使（除非是在瞬间的冲动中）不拿这个少女出气，残存的爱情使他对少女还心有余悸，也就是说她还残存一丝爱意，至少也要拿男爵出气。不过，他在晚饭前对男爵守口如瓶，因为他把他本人专业上的精湛技艺看得高于一切，当他要演奏高难度作品的时候（比如今天晚上在维尔迪兰家），他就避免（尽量避免，而这比下午的情景更够他受的）一切可能使他的演奏动作不连贯的东西。就象一个热衷于赛车运动的外科大夫在他要动手术的时候不再开车。因此，他在对我说话的同时轻轻地逐个活动他的手指，看看手指是否恢复了它们的灵活。他皱皱眉头，那意思好象是还有一点神经质的僵硬。然而，为了不让手指更僵硬，他放松面部，正如人们在没有睡着觉或者没有轻易占有一个女人时不让自己激动恼火那样，因为他生怕恐惧症本身会进一步耽搁他睡眠或者享乐的时间。所以，他希望重新恢复心灵的宁静，以便象往常一样专心致志地在维尔迪兰家演奏，他还希望让我证实他的痛苦，因为我后来看出了这一点，为此在他看来，最简单的莫过于恳求我立即离开。他的恳求是多余的，因为离开他对我是一种解脱。当我们往同一幢住宅走去，在离住宅还有几分钟的路程时，我真害怕他要求我开车带他同往，我对下午的情景印象太深，所以这段路如果让莫雷尔在我身边我不能不感到有点厌恶。莫雷尔对絮比安侄女的爱情，后来的冷漠或者说憎恶很可能发自真心。不幸的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此行事，突然“贴上”一个少女，向她发誓永远爱她，甚至向他出示他随身携带的手枪，说假使他卑鄙残忍到抛弃她，他就叫自己脑袋开花。后来他还是抛弃了她，并且感到某种怨恨而不是悔疚。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行事，这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许多少女——忘不了他却被他忘怀的少女——感到痛苦——比如絮比安的侄女，她仍然痛苦了很久，她在继续爱着莫雷尔的同时又很蔑视他——她们痛苦，而且准备在内心苦痛难熬时发泄出来，因为莫雷尔那张坚硬犹如大理石，俊美犹如古代艺术品的面容就象一尊希腊雕像的碎片那样充塞在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他那漂亮的头发，机智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嵌进不该接受它们的头颅便形成肿块，而这肿块又无法开刀。然而，久而久之，这些如此坚硬的碎片终于滑落到一个地方，在这里它们已引不起太大的痛苦，也不动弹；人们再也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那就是遗忘，或者说无足轻重的记忆。 

我在白天有两个收获。一方面，由于阿尔贝蒂娜的温顺给我带来了宁静，我有可能，从而也下了决心跟她断绝关系。另一方面，我坐在我的钢琴前等待她的那段时间里反思的结果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想争取把自己重新得到的自由奉献给艺术，而艺术并不是某种值得人们为它作奉献的东西，而是某种生命之外的东西，它与人生虚浮的荣誉和一事无成都毫不相干，从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个性这种表象仅仅来自技巧上的逼真。如果说我度过的下午在我身上留下了其他的，也许是更加深刻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在很久之后才被我了解的。至于我明确地权衡过的这两个收获，它们不会持续很久；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关于艺术的看法便在那天下午的感受逐渐减弱时重新占据上风，相反，我说的宁静以及由此而来的我能够献身艺术的自由倒会重新弃我而去。 

我的车沿着堤岸驶近维尔迪兰家，我让司机停车。其实我刚刚看见布里肖在波拿巴特街的拐角从有轨电车里走下来，他用一张旧报纸擦拭自己的皮鞋，戴上银灰色手套。我朝他走去。一段时间以来，他的眼疾逐渐恶化，所以他佩戴了一副——犹如实验室一般阔气的——新眼镜，就象天文望远镜那样功率大而且复杂，眼镜仿佛用螺丝拧在他的眼睛上；他把眼镜的焦距对准我，并且认出是我。眼镜的状况良好。但是，透过眼镜，我却觉察到呆在这种大功率的设备底下的是一缕细微的、淡淡的、痉挛的、垂死的漠然目光，正如在那些对人们干的活报酬太多的实验室里，有人把一只微不足道、濒临死亡的小动物置于最精密的仪器之下那样。我把自己的胳膊伸给这个半瞎的人，好让他放心走路。“这一次，我们不是在大舍尔堡附近，”他对我说，“而是在小敦刻尔克旁边碰面了，”我觉得他的话实在无聊，因为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是我又不敢问布里肖那是什么意思，与其害怕他的轻蔑，我倒更怕他的解释。我回答他说，我很想看看从前斯万每天晚上与奥黛特会面的那间客厅。“怎么，您熟悉这些古老的故事？”他对我说。“不过，诗人完全有理由称之为：grandespatiummortalisaevi。”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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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语。意为：死而复活的巨大空间。 

在当时，斯万的逝世使我大为震惊。斯万死了！斯万在这个句子中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格的作用。我从此领会了独特的死亡，由命运派遣为斯万服务的死亡。因为我们说死是为了简化，然而有多少人就几乎有同样多的死亡。有些感官我们并不具备，这种官能使我们能够看见朝四面八方疾速奔跑的死神，命运之神把活跃的死神往这个人或那个人引过去。这些死神往往只有在两、三年之后才能完全从自己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飞奔的死神把癌症放入斯万的胁部，然后又跑开去干别的活，直到外科大夫动完手术时再重新回来，以便把癌症再次放进去。继而，人们从《高卢人报》中看到，斯万的健康令人不安，但是他的身体不适正在有效地恢复。于是，在咽气之前的几分钟，死神就象一个不会毁灭您而会照料您的修女前来倍伴您度过最后的时刻，用最后的光环为这个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身体永远冰凉的人加冕。正是死神的多样性，它们来回走动的神秘性，它们身上致命的披肩的色彩使报纸的字里行间具有某种引起如此强烈感受的东西：“我们非常遗憾地获悉，查理·斯万先生因患某种痛苦的疾病的后遗症于昨日在巴黎寓所逝世。作为巴黎人，他的思想备受重视，他在有选择的人际关系中始终忠诚可靠，为此也深孚众望，艺术文学界将一致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他对文学艺术高超精微的鉴赏力使他深受喜爱和欢迎。赛马俱乐部全体国人也对这位成员的逝世表示惋惜，他在俱乐部不仅资深而且驯马有方。他还是同盟联谊会和农业联谊会会员。前不久，他递交了王家街联谊会成员的辞呈。他的精神风貌以及他引人注目的声望却仍然在音乐绘画的大型活动中，尤其在艺术预展或开幕式上引起公众的兴趣，他甚至在极少出户的最后那几年仍旧是这些领域忠实的常客。丧礼即将举行，云云。”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不是“有身分的人”没有名望，头衔会使尸体腐烂更快。毫无疑问，没有突出个性的人只能默默无闻，即使那人是于塞斯公爵。然而公爵这顶桂冠还会把各种因素聚集起来并保持一段时间，有如阿尔贝蒂娜喜欢吃的冰糕暂时保持好看的形状，而那些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资产阶级人士一俟死去，他们的名字立即就会解体，“脱模”融化。我们看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谈到加蒂埃时把他当作德拉特雷穆瓦伊公爵的好朋友，当作一个在贵族圈子中备受推崇的人。对下一代人来说，加蒂埃变成了那么不定型的东西，以至把他归到于首饰商加蒂埃一类人还算抬高了他的身价，他可能会嘲笑那些无知的人竟然把他跟首饰商混淆起来！相反，斯万却是个具有出色的文化艺术个性的人；尽管他没有任何“作品”，他却有幸存留了一点时间。然而，亲爱的查理·斯万，我在年轻时对您了解甚少，而在您离坟墓不远时，因为那个也许被您看作小傻瓜的人已经把您作为他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人们已经又开始谈论您了，也许您因此还会活下去。在迪索描绘王家街联谊会的阳台这幅画中，您在加里费、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和圣莫里斯中间，人们在谈这幅画时之所以经常谈到您，那是因为人们看到，在斯万这个人物身上有您的某些特征。 

再谈谈更普遍的事实，我曾经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听见斯万本人谈到他的这种预期之中而又出乎意料的死，是在公爵夫人侄女举行宴会的那天晚上。一天晚上我浏览报纸时，他的讣告就象不合时宜地插进来的几行神秘的文字顿时吸引了我，我当时又重新体会到了同样的死亡独特而又扣人心弦的怪异性。这几行文字足以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只能用姓名，用见诸文字的姓名，而且是突然间从阳世转到阴间的姓名来应答别人的人。正是这几行字使我仍然渴望进一步了解维尔迪兰从前居住过的地方，斯万当时还不光见诸于报纸上的几行文字，他那时经常和奥黛特在那个地方共进晚餐。还应该补充说（这使我为斯万之死悲哀的时间比为另一个人之死悲哀的时间更长，尽管去了解的动机与他的死亡的个别怪异性无关），我没有去看望希尔贝特，而我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却答应过斯万去看她，他没有把这条“别的理由”告诉我；在那天晚上，他暗示过这条理由，为此他还选择我作他与亲王交谈的知情人；上千个问题又涌现在我面前（犹如水泡从水底冒上来那样），我想就最不相干的主题问他：关于弗美尔，关于德·穆西先生，关于他本人，关于布歇的一张壁毯，关于贡布雷，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并不迫切，因为我已经把这些问题搁置再三，然而自从他封住了牙关不可能再答复之后，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噢，不，”布里肖又说，“斯万不是在这里遇到他未来的妻子的，至少他只是在最后的时刻，在局部摧毁了维尔迪兰夫人的第一个住处的那场灾难之后才来这里的。！ 

不幸的是，我惟恐在布里肖眼前展示在我看来似乎不合适的奢侈，因为这位大学教师没有奢侈的份儿，我急急忙忙走下小汽车，司机不明白我为了在布里肖发现我之前躲远点而飞快地对他说的话。结果是司机又走过来与我们攀谈，他问我是否要来接我；我赶忙对他说好吧，并为此对乘坐公共汽车到来的大学教师表示倍加尊重。 

“啊！您是坐小汽车来的，”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我的上帝，这是最偶然不过的事；我从来不乘小汽车。我总是乘坐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不过，如果您答应我坐进这辆破车，今天晚上陪您回家对我来说也许是莫大的荣幸；我们会有点挤。但您总是对我那么宽厚。”唉，我心想，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对我毫无损失，既然因为阿尔贝蒂娜的缘故我得老回家。她在任何人都不能前来见她的那个时辰呆在我家，这就使我能够象下午那样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下午我知道她即将从特罗卡德罗回来，我又并不急于再见她。然而，归根到底，也象下午那样，我感觉到我有一个女人，我在回家时就不会经历孤独引起的有益于健康的兴奋。“我乐意接受，”布里肖回答我说。“在您提到过的那个时期，我们的朋友任在蒙达利维街一个宽敞的带夹层的一楼，夹层对着花园，房屋当然不算豪华，但比起威尼斯大使的住宅我更喜欢这房子。”布里肖告诉我，“今天晚上，‘孔蒂码头’（自从维尔迪兰迁到那里之后，他的老常客谈起他的沙龙便这样称呼）有德·夏吕斯先生组织的盛大音乐‘招待会’。”他还说，在我刚才谈到过的从前那些日子，小中心是另一番景象，基调也截然不同，这不仅仅因为常客们更年轻的缘故。他向我讲了埃尔斯蒂尔的一些恶作剧（他称之为“纯粹的瞎胡闹’），比如有一天，他在最后一刻装作走掉的样子，然后装扮成临时加班的司厨长走进来，他在递盘子的同时凑到假装正经的普特布斯男爵夫人耳边说了一些放荡的话，男爵夫人又怕又气，满脸通红；接着，在晚饭结束前他消失了，他让人把一个盛满水的浴缸抬进客厅，当人们离开饭桌时，他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走出浴缸，嘴里骂骂咧咧；还有，有几次大家穿着纸做的，由埃尔斯蒂尔设计、裁剪、绘制的服装前来夜宵，那是他的杰作，有一次布里肖穿了查理七世宫廷中一个贵族大老爷的服装，脚上穿的是尖长的翘头鞋，另一次他穿着拿破仑一世的服装，埃尔斯蒂尔用封信的火漆给这套服装制作了一条荣誉军团饰带。简而言之，布里肖正在他的头脑中重温当时的客厅，客厅里的大窗户，那些被正午的太阳晒糟了，需要更换的矮脚长沙发。他声称，与今天的额厅相比，他更喜欢往日的客厅。当然，我很清楚布里肖所理解的“客厅”——就象教堂这个词不仅指宗教建筑，而且还指信徒的团体——不仅指那个夹层，而且还指常去那里光顾的人，他们去那里寻求的特殊的乐趣，在他的记忆中是这些长沙发使那些人和事变得更清晰了，当时有人下午前来拜会维尔迪兰夫人时就坐在这些长沙发上等待她准备就绪，当时外面栗树上的粉红色花朵，壁炉上花瓶里的石竹仿佛是在用它们的粉红颜色笑盈盈地向来访者亲切致意，表示它们聚精会神地期待着姗姗来迟的女主人。然而，这个“客厅’在他看来之所以比现在的客厅更胜一筹，那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就象老普罗透斯①，对什么样的形式都无法屈从，甚至在社交生活里，我们的思想也会突然脱离一个艰难而缓慢地臻于完善的客厅，而去喜欢一个不太出色的客厅，正如奥黛特让奥多拍摄的那些“经过整修”的照片，照片中她身穿公主的宽大裙袍，朗代里克为她卷发，比起这些照片来，斯万更喜欢照相簿上那张在尼斯拍摄的小照，在这张小照上，她头戴呢绒遮阳阔边女软帽，散乱的头发从绣着蝴蝶花，黑丝绒打结的草帽中露出来（照片越旧，女人们一般看上去也就越老），风姿绰约使她看上去年轻了二十岁，就象一个可能比实际年龄大二十岁的小丫环。也许他还热衷于向我吹嘘我所不知道的事，告诉我他曾经品尝过我不可能领略的种种乐趣。况且，只要指出这两、三个不复存在的人，用他自己的谈话方式赋予这些人的魅力以某种神秘的东西，他也就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人们向我讲述的关于维尔迪兰家的一切都过于粗浅；就连我从前认识的斯万，我也责备自己没有对他加以足够的注意，对他的注意也没有做到大公无私，在他一面接待我一面等候他的妻子回来吃午饭时我也没有认真听他说话，他给我看一些精品时我也没有认真听他解说，因为我现在明白了，他堪与从前最出色的健谈者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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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他是一个海神，能占卜凶吉，随时变化形状。

第五部 女囚(10)

来到维尔迪兰夫人家的时候，我发现德·夏吕斯先生正挺着他那大腹便便的肚子朝我们走来，还无可奈何地让一个流氓乞丐之类的人跟在他身后，现在他经过哪怕表面看去无人问津的角落，这类人也会从那里冒出来，因为这大块头丑八怪总是身不由己地让这类人跟着他，哪怕隔一段距离呢，就象鲨鱼总由它的向导护送一般，这与第一年在巴尔贝克见到的那个外貌冷峻、装出具有男子气概而又高傲的陌生人形成了那么鲜明的对照，我觉得好象发现了一个处于不同公转周期的天体，旁边还有一个卫星，而且这天体只有变圆了才能被人看见，或者说发现了一个病人，这病人现在染上的疾病在几年前只是一个小肿块，当时他很容易掩盖这肿块，所以没有被人察觉它的严重性。尽管布里肖动过的一次手术使他以为即将永远丧失的视力恢复了一点点，我却不知道他是否发觉了不离男爵左右的那个流氓。再说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在拉斯普利埃之后，而且尽管大学教师跟他有交情，德·夏吕斯先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他某种不快。毫无疑问，对每个人来说，别人的生命都在暗地里通过各种途径延伸，谁也猜不出是怎样的途径。谎言，尽管经带骗人，而且人们所有的交谈都少不了谎言，谎言却不能圆满地掩饰恶感或关心的感情，或一次装作没有进行过的拜访，或和情妇溜出去玩过的一天，而他又不愿意妻子知道——即使不让猜出他的坏品行，就是好名声也不能使妻子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无知。这些坏品行可以在一生当中不被察觉；夜晚在河堤上的一次相会都会偶然暴露这些不道德行为；况且这通常很难理解，必须有一个知情的第三者向您提供无人知晓的难以得到的内情。然而，这些坏品行一旦为人所知，就会把人吓一跳，因为人们感觉到这事荒唐之至远不止出于道德观念，德·絮希－勒迪克夫人的道德观念最不强了，她的儿子们用利益去贬低和解释任何事物她都可能加以认可，利益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她得知她的儿子们每次去德·夏吕斯先生家拜访，他都仿佛命里注定，必然按时拧他们的下巴，而且彼此互相拧下巴时，她就禁止他们继续去他家。她感受到对生理奥秘的不安，这种感情使她心里琢磨与自己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邻居是否染上了吃人肉的毛病，男爵再三问她：“我最近难道见不到这些年轻人了？”对此她回答说，他们正忙于自己的功课，忙于准备一次旅行，等等，心里却对自己十分窝火。不负责任使错误甚至罪恶罪加一等，无论人们对此怎么说。如果朗德吕（就算他确实杀死过一些女人）这样做是出于私利，对私利，人是可以抵制的，那他还有可能得到特赦，然而如果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性虐待狂，他就等不到特赦了。 

布里肖在与男爵的友谊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他家讲一些粗俗的玩笑话，当他讲的话已不再是老生常谈而是表示理解时，那些玩笑就被一种愉快掩盖下的痛苦感情代替了。他在朗诵柏拉图作品的片段、维吉尔的诗行时感到心安理得，因为他这个在头脑方面也是瞎子的人并不明白在当时爱恋一个年轻男子等于今天（与柏拉图的理论相比，苏格拉底的玩笑对此的揭示更加出色）供养一个舞女，然后同她订婚。德·夏吕斯先生本人可能也不明白这一点，他把自己的怪癖与友谊相混淆，而友谊与怪癖却是两码事，他还把伯拉克西特列斯的竞技者与温顺的拳击手混淆起来。他不想看到，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拉布吕耶尔说过，“虔诚王子手下的虔诚朝臣可能是无神论王子手下的无神论者”），任何习惯上的同性恋——柏拉图的年轻人的同性恋和维吉尔的牧羊人的同性恋都一样——已经消失，残存下来并且日益繁多的只有人们向其他人秘而不宣以及自我扭曲的那种不自愿而又神经质的同性恋。而德·夏吕斯先生的过错也许在于他没有坚决否认异教的家谱。怎样的道德优势才能换取一点点形体美呀！忒奥克里托斯笔下那个牧羊人爱慕一个少年，日后他也并没有理由非得比为阿玛里利斯吹笛子的牧羊人心肠更软，思想更细腻不可。因为前者并不是沾染了什么病而是服从了当时的风尚。只有这种克服了重重障碍而残存下来、可耻而又缺乏生气的同性恋才是唯一真实的、唯一能够在同一个人身上与道德品质的完美相称的东西。当人们在思考纯肉欲小小的转移，和感官的轻微瑕疵时，一想到肉体竟可能与美德发生关系便会吓得哆嗦，这些美德说明，诗人和音乐家们的天地在德·盖尔芒特公爵眼里如此难以理解，它对德·夏吕斯先生来说却比较能够理解。德·夏吕斯先生内心有家庭小摆设式的情趣，这倒不令人惊讶；可是，竟让他通过狭窄的缝隙借光理解了贝多芬和委罗内塞！然而，这并不能使健康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不感到害怕；一个写出一首好诗的疯子用最正当的理由向健康的人解释，他被关起来是错误的，是因为他的妻子太坏，他请求他们去疯人院院长那里进行干预，他还对人们强迫他和别人挤在一起连声抱怨，并且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瞧瞧，这人就要到院子里来同我说话了，我不得不勉强和他接触，这人以为他就是耶稣－基督。然而，这正好向我证明我和什么样的疯子关在一起；他不可能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而就在片刻之前人们还准备去向精神病医生指出他的错误呢。听到上面那些话，即使人们想到这同一个人每天推敲的那首令人赞叹的诗，人们也会远远走开，正如德·絮希夫人的儿子远离德·夏吕斯先生，倒不是因为他对他们有什么伤害，而是因为邀请次数过多而且邀请的结果是拧他们的下巴。诗人值得同情，他必须在没有任何维吉尔引导的情况下穿越由硫磺和沥青组成的地狱的那些圆圈，投身于从天而降的大火中，为的是从天上带回索多姆①的几个居民。他的作品没有任何魅力；他的生活与那些还俗的人一样刻板严肃，这些人遵循最清白的单身汉的守则，以便人们只能将他们脱下教士长袍归咎于丧失信仰，而不能归咎于其它。作家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有什么样的疯病医生经常接触疯子而自己却不会发疯呢？他如能肯定促使他照料疯子的并不是他先天的和潜在的疯病，那倒是幸运的事。精神病医生的研究对象经常反作用于他。但是在此之前，促使他选择这个对象的又是哪种模糊不清的癖好，哪种令人慑服的恐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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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勒斯坦一古城。《圣经》说，因其堕落而毁于天火。 

男爵装作没有看见这个紧跟在他身后、形迹可疑的人（当男爵在林荫大道碰运气或者穿越圣拉萨尔车站的大厅时，这些追随者有几打之多，他们抱着得到一枚五法朗银币的希望对他穷追不舍），生怕那家伙斗胆向他开口，他假惺惺低下他那与扑过粉的脸蛋形成鲜明对比的染黑的眼睫毛，使他活象格雷戈描绘的一个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然而这个神甫却令人生畏，看上去象个被停止职权的神甫，练习他的嗜好和保护这种嗜好的秘诀的必要性强迫他作出各种妥协，结果恰好把男爵试图掩饰的东西暴露在脸孔的表面，这东西就是被说成道德败坏的放荡生活，实际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道德败坏都能一望而知，因为它迟早要具体地表现出来，扩散在容貌上，尤其在面颊和眼睛四周，正如在生理上黄赭增多是一种肝病的表现，令人厌恶的红斑是一种皮肤病的表现那样。此外，从前被德·夏吕斯先生埋藏在他自己最隐密的内心深处的邪恶如今却象油脂一样，不仅浮现在这张搽粉的面孔的双颊，确切地说，下垂的脸颊上，在他那自由放纵而且已开始肥胖的躯体的丰满的胸脯，滚圆的臀部上，而且现在已溢露于他的言谈之间了。 

“布里肖，难道您晚上就是这样跟漂亮小伙子一起散步的吗？”他说着走近我们。流氓一时不知所措，趁此走开了。 

“太好了！我们可要把这事告诉您那批索邦大学的年轻学生，原来您才不是一个那么正经的人。话得说回来，和年轻人在一起，对您确实有好处；教授先生，您娇嫩得就象一朵小玫瑰。恕我打扰了你们，瞧你们当时高兴的神情，简直象两个发疯的姑娘。你们当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老婆婆来扫你们的兴。既然你们差不多都招了，我就不要特意为这件事去作忏悔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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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晚我们有幸见到您的表妹吗？哦！她人真漂亮。如果她能进一步讲究穿着艺术，那就更加完美了；懂得这门艺术的人真是屈指可数，可她则是天生就拥有这门艺术的”。我在此必须说明，德·夏吕斯先生与我迥然不同。他“天生拥有”洞悉入微的秉赋。他能将某人的穿着打扮观察得仔仔细细，看一幅画，能把任何细部记得一丝不漏。说到衣裙帽饰，有些刻薄的人或专断的理论家一定会说，一个男子如果为男性的魅力所吸引，那么反之他天生就会对女子的服饰发生兴趣，会对此加以考察，精于此道。有时候这种观点还真能灵验。男性们仿佛将夏吕斯之类的人的肉欲和温情都吸引到自己这一方，而女性们从夏吕斯之类的人那里所能获得的满足只能是“柏拉图式的”（此形容词毫不恰当）趣味，甚至简单地说，就是一种趣味；不过这种趣味保你无比讲究，精不厌细。后来有人给德·夏吕斯先生起过一个别号，戏称他“女裁缝”，看来这个别号是非常贴切的。但是它的趣味和他的观察力涉及面很广。上文说过，那天晚上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里用过晚餐后前去拜访他，借着他的指点，我才发现，他府邸上珍藏着数件精品。别人不加注意的东西，包括对艺术品和晚餐菜肴（从绘画到饮食，无所不包）他都能一眼看出个中精华。我总是替德·夏吕斯先生惋惜，他不该把自己的艺术天赋局限起来，仅仅满足于画几幅扇面馈赠嫂子（上文说过，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拿在手里并不是为了煽风，而是为了炫耀，借以向人显示巴拉麦德对她的友情），或者满足于弹一手钢琴，以便在为莫雷尔小提琴伴奏时不出差错。我说，我总是替德·夏吕斯先生可惜，现在还是如此，因为他从未撰写过什么东西。当然，我这话并不是说，因为他说话写信不乏才气，因此就能断言他有可能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有些才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们见过，有些出言平平的人能写出惊人之作，而那些口若悬河的人一旦提笔，竟不及一名庸才。总之我可以断定。如果德·夏吕斯愿意试笔，先从他熟谙的艺术题材入手，那么就会火焰喷射，光芒万丈，社交能手定能变成大师级作家。我经常对他这么说，可是他就是从来不肯提笔。也许这仅仅出于懒惰，或者是那些辉煌的晚会和鄙俗不堪的娱乐活动吞噬了他的所有时间；在盖尔芒特家，听凭他们的需要，海阔天空起来没完没了。我为他惋惜，更是因为他只要与人交谈，其机智就从不能摆脱其性格，即便是在他谈锋极健，光彩夺人时，其情况也是如此，一边是妙语连珠，一边却玩世不恭。他在沙龙里的时候充满智慧，敏锐好奇，但同时，他却欺凌弱者，对并未侮辱过他的人也要施以报复，甚至卑鄙地设法离间朋友。如果他不学沙龙闲者，对书籍既崇拜又憎恨，而是真正著书立说的话，我们得到的将是他洗净恶素以后独有的精神价值。这样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我们对他大加崇拜，他的许多优点还会使友谊绽开花朵。 

当然，他在寸方的纸上究竟能实现什么，我在此所作的估计可能发生错误，但只要他提笔写作，那他就已经做了一件罕见的好事，因为他不仅凡物都能识别，而且所识之物，他能都道出名来。诚然，跟他交谈，即便我没有学会怎么观察事物（我总是走神，感情总是飘向别处），我至少也看出了一些事物；没有他，我对这些事物就会始终视而不见。但是这些事物的名称本来可以帮助我回忆起事物形象和色彩，我却总是听过便忘，无法记住。如果他写在书上，即便是劣等的书——我不信他写出的书会是劣作——那将是一本多么美妙的词典，一类多么取之不竭的词汇大全啊！不过谁能预料？也许他真的不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却甘受那在我们的命运前面屡设障碍的妖魔的驱使，去写那些味同嚼蜡的连载小说以至那些无人问津的游记和历险记。 

“是的，她很注意衣着，更确切地说，很注意穿着打扮。”夏吕斯先生接着谈论阿尔贝蒂娜。“我唯有一丝疑虑，即不知她是否真的做到按照自己天生的丽质来穿着梳妆。此事我也有一定的责任，有时出主意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去拉斯普利埃庄园时，常常给您表妹一些指点，可是那些话也许较多地出于当时当地以及附近海滨的特殊环境，而没有考虑到她固有的性格特点，结果使她的举止打扮有些偏于轻佻。我承认，我见过她穿一身漂亮的塔兰丹布妆服，戴着迷人的薄纱围巾和玫瑰红无边小帽；即便上面插了一根玫瑰红的羽饰，也无损于它的美观。不过我深信，她那真实无假的美貌，需要比这些可爱的破布烂絮更好的衣饰来装点。无边小帽怎配得上这一头茂发，换一俄罗斯冠冕不是更能显出其价值？适于穿古式戏裙的女子不多。但是我们这位已具妇人风姿的姑娘就属例外；她要穿上热那亚天鹅绒的古装裙（我由此想到埃尔斯蒂尔和福迪尼产制的连衣裙）就正合她的体态，如果裙子上再镶挂一些旧时的珍奇珠宝（这是最令人们叹为观止的），如橄榄石、白铁矿和稀世的拉长石岩，我绝不怕这会显得累赘罗嗦。她跟体态丰腴的美貌女子一样，身体本身就需要得到一种重量上的平衡。她到拉斯普利埃庄园吃饭去的时候，漂亮的大包小包就随身沉甸甸地背着，这您一定还记忆犹新吧。待到她将来在农庄举行婚礼的时候，除了涂脂抹粉，化妆一番以外，还可以在一个淡蓝的青金石盒里备一些白珍珠和红宝石碾成的脂粉；我想那不会是充假的，因为她可能是和一个富人结婚。 

“够了，男爵！”布里肖打断了他的话。他是担心这最后一句话会刺伤我的心，因为他对我和阿尔贝蒂娜两人的关系是否纯洁，是否真的属于表亲将信将疑。“您就是这样来关心小姐们的！” 

“在这孩子面前您最好还是住嘴，烂皮癣。”德·夏吕斯先生奚落道。他的手顺势一挥，样子是要逼布里肖不要多嘴，可那只手却落在我的肩上。——作者注。 

絮比安觉得，先不用着急把事情告诉德·夏吕斯先生，保护他女儿不受反击才是当务之急。为此，德·夏吕斯先生对下午发生的事情还蒙在鼓里，对成婚一事深信不疑，心情十分愉快。这些伟大的单身汉仿佛是在用一种虚幻的父性来给自己悲凉的独身生活添加一份温存，寻找某种安慰。“布里肖，说句真话，”他笑着向我们转过身来补充道，“看见您和别人在一起如此风流，我有点顾虑。你们手挽着手，看起来就象一对情侣似的。嗨，布里肖，您倒是什么也不在乎！”他说这番话，是否是他思想衰老造成的自然结果？如今他的思想不如以往了，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有时候说话会言不由衷，深藏四十余载的隐私会不慎说漏出来。他说这番话或者是不是对平民观点的鄙夷？总而言之，盖尔芒特家的人自己就都是平民之见，连德·夏吕斯的长兄，德·盖尔芒特公爵也不例外，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己。有一次，我母亲亲眼目睹，公爵敞着睡服，毫无顾忌地站在窗口刮胡子。德·夏吕斯先生往后摘下草帽，透开宽阔的前额，利用片刻时间松掉绷在脸上的面具。他是否是在东锡埃尔到多维尔炎热的途中染上了这无拘无束的危险习惯？凡是了解莫雷尔已经不爱德·夏吕斯的人，看见他俩还亲如夫妻，都会感到惊奇。德·夏吕斯先生的情况是，淫乱只带给他千篇一律的肉体快感，对此他早已感到腻味，他本能地去寻求和创造新的成绩。对萍水相逢的陌路人厌倦了之后，他便返回另一极端，重新热衷于自以为将永世诅咒的东西，比如模仿起“夫妻生活”或“慈父恩泽”。有时候，对这样一套他犹感不足，还要搞些新花样。他就象一个正常男子一样，平生完全可能愿意与一个小伙子一起过夜，然后又去和一个女人同枕共眠，这完全出于与前相似的好奇心，只是倒错而已。不过这两种好奇心都是不健康的。男爵由于夏利①的缘故，始终以“常客”的身份出入于小圈子。所以，尽管他为了伪装自己，进行了长期努力，其结果恰如有些欧洲人那样，一去殖民地探险或者小住，就不象去法国，忘记了应有的行为准则。但是，内心的革命，较之在维尔迪兰小圈子内消磨的时间，更有效地使德·夏吕斯先生摆脱了最后的社会约束：他起初对自身的异常现象一无所知，日后刚认识到这种异常现象时惊恐万状，过后也就习以为常了，竟至忘了，自己终于不觉羞愧，能够认可的事情，向别人坦然承认却不能没有危险。南极也好，勃朗峰也罢，事实上都不如淫乱的内心，即与众不同的思想，能为我们提供一块长期离群索居的地方。夏吕斯先生从前就是如此形容淫乱的。如今他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可亲的形象，把它看成一个人所难免的瑕疵，犹如懒惰、闲散或贪食一样，甚至可以说讨人喜欢，十分有趣。夏吕斯先生不仅意识到自己的特殊性格激发着那种好奇心，而且尽力满足，增加刺激，维持不熄，以此寻找某种乐趣。有位犹太记者，每天都在捍卫天主教，也许他并不是指望别人对他刮目相待，而是为了不致于使那些好心的取笑者大失所望；德·夏吕斯先生就和这位记者一样，在小圈子里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事情大加指责，似乎不用别人邀请，他都会乐意模仿英国腔或者穆内－絮利②来说话一样。同时他又在众人面前炫耀其艺术鉴赏家的才能，还慷慨解囊，分摊到自己头上的那份钱毫不犹豫就掏了出来。所以，德·夏吕斯先生威胁布里肖，说要到索邦大学告他与小伙子一起散步，这与受过割礼的专栏编辑大谈“教会的长女”③和“耶稣的圣心”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假仁假义之嫌，但也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弊。不过，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到德·夏吕斯先生的语言内容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话与他从前敢说的话大相径庭——而且还应该注意到他的语调和举止也正在发生变化——他现在的语调、举止和以前受他严厉指责的有些人的语调举止竟十分相似。我们应该从这双重的变化中寻找原因，这才有意味。他现在偶而会发出几下轻叫声。于他，这是无意的，因为这声音十分低沉；然而那些性欲倒错的人这么叫出声来则是故意的。他们互相见面致意一律用“我亲爱的”。对这种忸怩作态，德·夏吕斯先生素来持反对态度。然而，犹如一个全身瘫痪或体内失调的人最终总要显出某种症状一样，德·夏吕斯这类人，恶习发展到一定程度必要作出这种媚态，别人仿佛只是故意进行一种天才而又忠实的模仿而已。其实不然。虽然我曾经见过德·夏吕斯先生身着黑色西服，留一头平发，不苟言笑，而那些年轻人却涂脂抹粉，缀满首饰，但那种纯粹的心理做作告诉我们，他们之间只是表面不同而已。正如一个是烦躁型的人，说话时急迫不安，不停摇晃；另一个是神经病人，说话慢条斯理，始终平平静静，但在医生看来，前一位同样患了精神衰弱症。医生知道，这两个都在忧心忡忡，内心都备受痛苦的煎熬。此外，我们还发现，德·夏吕斯先生已显出各种衰老的迹象，谈话中有些用语从前就大量使用，现在则发展到了出奇膨胀，脱口而出的地步（例如：“一系列情况”）。男爵句句不离这些用语，似乎必不可少地要求助于保护人一样。“夏利已经来了吗？”我们正要走到宅邸前去按门铃，布里肖问德·夏吕斯先生。“哦！我不知道，”男爵手在空中一挥，半眯着眼睛说，样子就象怕别人说他守口不严似的。也许男爵因为说漏了有些话，已经遭到了莫雷尔的责备（莫雷尔既是懦夫，又爱虚荣，高兴时借德·夏吕斯先生来点缀自己，不高兴则六亲不认；他把那些无关紧要的话也看得比什么都严重）。“您知道，他干些什么，我全然不知。”如果说两个互有直接关系的人在交谈中互相撒谎的话，那末，一位第三者在和一个情人谈到这位情人的心上人时，那自然更是谎言连篇，不管此人的性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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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莫雷尔的别名。 

②法兰西喜剧演员（1841—1916），最著名的角色为《安德洛玛克》中的奥雷斯特，还演过哈姆雷特和俄底浦斯王。 

③指法国。 

“您是好久以前见到他的吗？”我问德·夏吕斯先生。我装出一副既不怕跟他谈论莫雷尔，也不轻信他和莫雷尔朝夕相处的样子。“他今天早晨刚巧明未过，才呆了五分钟。我还没有睡醒，他坐在我的床边，象要强奸我似的。”我立刻想到，德·夏吕斯先生一定是在一小时前刚见过夏利，因为如果我们问一个情妇，她是什么时候见到她那位情夫的——大家都知道那是她的情夫，她也猜测到大家是这么认为的——是否和他一起用了午后点心，她必定回答说：“我在午饭前一会儿见到他的。”这两个事实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是骗人的，另一个是真实的。不过，两个同样是无辜的，或者毋宁说，同样也是有罪的。这些答语是由一定的因素决定的。回答人自己并不知道，决定因素很多，事实的比重却很小，两相不成比例，以至回答人借此就不顾事实如何了。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明白为什么情妇（此处为德·夏吕斯先生）总是选择骗人的事实。但是物理学家认为，即便再小的木球在空间仍然总有它的一席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制约着比它大得多的物体的引力定律跟斥力定律之间存在着冲突或者平衡。备忘起见，暂举几例。譬如：那种故意要显出自然洒脱的欲望，那种明有幽余还遮遮掩掩的本能性动作（这是一种害羞与炫耀的混合心理），那种把自己觉得十分愉快的事情透露给别人，并向人显示出自己正爱人所爱的需要（这是对对方内心活动无言的洞察，这种洞察力超过对方的洞察力，致使对对方作出过低的估计，或者这种洞察力低于对方的洞察力，结果对对方作出过高的估计），那种自然的纵火欲以及起火后丢车保帅的意愿，这种种规律都在互相矛盾中发生着作用，更为普遍地制约着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回答。譬如，有一个人我们明明是晚上看见他的，却硬说成是早晨看见的。那么，我们与此人的关系是属于纯洁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还是相反，是一种肉体的联系，这就值得探讨。总的来说，尽管德·夏吕斯先生的淫邪有增无减，不时地暗暗流露出来，有时甚至直接发明出一些有害于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段生活中，他仍在设法表明夏利和他夏吕斯不是同一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友谊。但他不妨（有时他的话也许是真的）有时又会露出破绽（譬如他矢口最后见到他是在早晨）。也许他是忘乎所以，不慎道出了真情，也许他是为了吹嘘一番，或者出于多愁善感，甚至觉得如能迷惑听者，便能显出自己才智超人，因此他不惜编织弥天大谎。“您知道，他对于我来说，”男爵接着说，“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我对他感情最为深挚，我敢肯定他对我也抱有同样的感情（看来他对这一点是拿不准的，不然他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当众声明，他敢肯定呢？），但是我们俩之间没有任何其他关系，没有那种事情，您可听清楚，根本没有那种事情。”男爵说话的口气十分自然，如同是在谈论一个女人。“是的，他早晨来拉拉我的脚。他明明知道我讨厌别人看见我在睡觉。您不讨厌吗？噢！真难看极了，让人讨厌，丑得让人害怕。我知道我已不是一个二十五岁的人了，我并不是还要装出一副天真少女的样子，但是人保持一点小小的俊俏还是必要的。” 

男爵说莫雷尔只是他一个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此话也许不假。“他干些什么事，我根本不知道，我对他的生活起居，一概不知。”他说这话时以为自己是在说谎，其实也许说的确是实话·且说（趁德·夏吕斯先生、布里肖和我朝维尔迪兰夫人的公馆走去的当儿，我们插一段后话，将几星期后的故事提前到这里来叙说；这段后话说完之后，我们再立刻接着原来的故事讲下去），且说，这次晚会以后过了不久，男爵无意之中打开了一封别人写给莫雷尔的信，为之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痛苦。这封信反过来大概也引起了我强烈的悲伤。此信出自于女演员莱娅之手。该演员只对女人发生兴趣，素来以此闻名。她给莫雷尔的信（德·夏吕斯先生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认识她）字里行间充满了情欲，其下流程度使我们在此不能全文加以援引。但是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比如莱娅和他说话，通篇都用阴性，什么：“邋遢姑娘，走开！”，“我亲爱的美人”，“你，你起码也是这种人”，等等，不一而足。信中还提及其他好几位女子，她们跟莫雷尔和莱娅似乎保持着同样亲密的友情。此外，莱娅对供养她的军官奚落起来，犹如莫雷尔对德·夏吕斯先生进行嘲讽那样，每每尖酸刻薄。她说：“他在信中竟劝我老实听话！你听听，我的小白猫。”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这些话泄露的天机，其所料不及，也绝不亚于莫雷尔和莱娅之间如此特殊的关系。然而，尤其使男爵感到震惊的是那些关于“也是这种人”之类的话。他起先还蒙在鼓里，久而久之，他终于明白自己“也是那种人”。不过眼下他对业已获得的这一概念重又发生了疑问。原先当他发现自己“也是这种人”的时候，他以为从此事情非常明白，自己的兴趣，如圣西门所说，不在女人身上。然而现在通过莫雷尔的事情，“也是这种人’的说法又加上了德·夏吕斯先生闻所未闻的引申义，而且引申范围之广，足以使我们从这封信中看出，莫雷尔之属于“这种人”，在于他甚至还具有女人对女人的那种兴趣。从此，德·夏吕斯先生的嫉妒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莫雷尔所认识的男人，而必须扩及到他所认识的女人们身上。如此而言，所谓“也是这种人”的人，不仅是指他心目中原有的那些人，而且是指全球一大部分人，其中包括男男女女，而男的又是指男女均为喜爱的男人。一个如此熟悉的字眼居然又出现这么一个新的意义，男爵的理智和心灵难免焦灼不安，备受折磨。他陷入一个双重奥秘，不明白为什么一方面他的嫉妒心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一个词的原义突然变得贫乏不足。 

日常生活中，德·夏吕斯先生素来只是一个艺术爱好者。由此可见，上述这类事情对他毫无益处。此事给他的痛苦感受，他只是化作一番雄辩，或者一场阴谋诡计而已。然而这类事情要是落在贝戈特这类德操高尚的人身上，倒是弥足珍贵的。这甚至于可以部分地告诉我们（既然我们的行动是盲目的，但我们象虫兽一样，总是挑选有利于我们的花木），为什么贝戈特一类的人通常都和趣味低级、虚情假意和凶狠毒辣的人相依生活。作家那些同伴美于其表，虽然充实他的想象，激发他的善心，但却丝毫无法改变他们固有的本质。我们不时地发现，这批人在远离地表以下数千米的深处生活着，干着难以令人置信的种种勾当，编织的谎言出乎于人们的想象，甚至与人们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到处撒谎。不论是关于我们认识的人，我们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表现在我们以各种方式完成的行为中的动机，他们都要撒谎。此外，对于我们的人品，我们的心上人，我们对某些人的感情，比如对那些爱我们，并且由于每日亲吻我们就认定已把我们按其模式改塑一新的人的感情，也不免要撒谎。其实这些谎言是一种人间珍品，它能打开我们的眼界，揭开新的未知世界，唤醒我们沉睡着的感觉，使我们静观这个世界；没有这些谎言我们永远无法认识这一世界。至于德·夏吕斯先生，应该说，莫雷尔有些事精心地瞒过了他。他得知事情真相时惊愕不已，这是不足为怪的。但他由此断言，跟下等人打交道本是一大错误，那他不免有些小题大作了。因为我们在此书末卷中将会看到，德·夏吕斯先生干出的事情叫他的亲友更不知要惊愕几倍呢，相比之下，莱娅泄露的生活私情真是望尘莫及了。 

现在该回头再来写男爵了。男爵、布里肖和我正朝着维尔迪兰家门走去。“我们在多维尔见到过的您那位年轻的希伯莱朋友，”他转过脸来又对我说道，“他的近况如何？我想过，如果您乐意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挑一个晚上请他一下。”德·夏吕斯先生就象一个丈夫或情人一样，雇用了一家侦探代理行，对莫雷尔的一举一动，出出进进都进行无耻的监视。对于其他年轻人他甚至于还不满足于此，还要亲自不断地加以注意。他派一名老仆人去让侦探代理行暗中监视莫雷尔，可是这事情做的太不谨慎，以至于跟班们都以为受到了盯梢，害得一名女仆人也胆战心惊。连街上也不敢去，就怕身后有密探盯着。老仆人说：“她想干什么，随她干呗！这么跟踪她，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好象她的行为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似的！”老仆人高声嚷嚷，借机冷嘲热讽一句。尽管他达不到主人那份雅趣，但他因为对主人感情之深，为主人的兴趣如此尽忠效命，到末了他谈起主人的兴趣来竟如同是自己的兴趣一样。“他是正直人的典范，”德·夏吕斯先生对老仆人作了高度的评价，因为最受赏识的人莫过于那些既具备崇高的品操又能无私地用其来为我们的邪癖服务的那种人。况且，涉及到莫雷尔的事，德·夏吕斯先生所要嫉妒的只能是男人，女人们根本不会燃起他的嫉火。这几乎是适用于夏吕斯一类人物的普遍规律。如果他们心爱的男子对某一女人发生爱情，那毫不碍事，这仿佛是异类动物之间发生了这种事（狮子从不干预老虎的事），他们觉得不仅无伤大雅，而且心里更加踏实。当然，对那些把性欲倒错视为神圣职业的人来说，有时候这种爱情不能不叫他们感到恶心。于是他们责怪朋友不应该坠入这种爱情，这不是怪朋友喜新厌旧，而是怪他意志不够坚强。要不是男爵德·夏吕斯，换一个另外的夏吕斯，如果发现莫雷尔与一个女人发生关系，那就象在广告上看见他这个演奏巴赫和亨德尔的人，竟要去演奏普契尼一样，一定会大发雷霆，因此，那些年轻人出于利害关系，屈尊俯就夏吕斯这类人的爱情，向他们发誓男女之欢只能引起他们的恶心，这正如他们对医生发誓一样，他们从来滴酒不沾，就喜欢喝矿泉水。不过，德·夏吕斯先生有些与众不同，他对莫雷尔的一切都十分崇拜。莫雷尔在女人身上的成功非但没有在他心灵上蒙盖阴影，反而象他在音乐会或在纸牌游戏上获得成功一样，给他带来了欢乐。“可是我亲爱的，您知道吗，他在搞女人呐，”他说这话的神情就象刚发现什么秘密似的，充满了愤慨，不过其中也许又夹带几份嫉羡，甚至是钦佩。“他真了不起，”他又说道。“他所到之处，那些风流名妓也都得把他放在眼里。他每到一处，就引人注目，地铁里也好，剧场里也罢，他都逃不过众人的眼睛。这真叫人讨厌！跟他一起上餐馆，每次伙计都免不了至少要递给他三份女人的情书，而且每次都是些美人儿。不过，这也不奇怪。我昨天看看他，我便理解她们了。他成了一个美男子，那神态绝不亚于布隆契诺画中的人。他真令人倾倒！”德·夏吕斯先生喜欢这样炫耀，他爱莫雷尔；他要借题发挥，一直说到让人相信，也许说到让自己相信，他也为莫雷尔所爱。尽管这位小伙子对男爵的社交生活也许会带来不利，但男爵依然终日把他当作自尊心一样紧紧守在身边，他目前的情况是（这种情况举不胜举：那些道貌岸然，谈吐高雅的人，纯粹出于虚荣心，断绝一切交往，独为能够和那么一个半上流、半破烂的情妇厮守一起，到处去抛头露面。即便别人不再邀请这种女人了，他们仍然为能和这种女人保持联系而洋洋得意），自尊心要求他将已经达到的目的全力摧毁一尽。这一点，我们也许是受到了爱情的影响，我们觉得——只有我们自己觉得，将我们与我们所爱之物的关系公开出来，这将产生一种魅力。另外也许因为我们在社交生活方面的抱负业已实现，所以这方面的热情现在开始消退，好奇心开始转到仆人身上，而且由于这种好奇心带有柏拉图式恋爱的性质，因此更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它不仅达到了，甚而还超过了其他好奇心尚还难以维持的水平。 

至于其他小伙子，德·夏吕斯先生以己度人地觉得，莫雷尔的存在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妨碍。作为小提琴演奏家，莫雷尔已经誉满遐迩，作为作曲家和记者，他也已初露头角。在某种程度上，这对那些小伙子来说甚至还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偶而有人向男爵引荐一位格调欢快的作曲家，男爵顿时觉得这可能是发挥莫雷尔才能的天赐良机，他寻找机会向新来的作曲家彬彬有礼地说：“您应该给我带一些作品来，可以让莫雷尔拿到音乐会上演奏，也可以拿出去巡回演奏。漂亮的小提琴曲子为数太少了！有新的曲子问世，那是意外收获。外国人就非常欣赏小提琴曲。甚至有些外省小乐队的人也喜爱小提琴曲，那种激情和才智实在令人钦佩。”由于布洛克曾经对男爵说过他“偶而”也作作诗——男爵讥笑地转述道；每当他找不到妙言隽语的时候，他总是用这种笑声来掩盖语言的平庸——因此夏吕斯不多加诚意地（因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充当钓饵之用，莫雷尔极少会乐意付诸实现）对我说，“既然这位犹太人是写诗的，您就对他说，他完全应该替我带些来给莫雷尔。作曲家需要漂亮的歌词来进行谱曲，但是暗礁丛生，总是感到难找。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用他的诗词来作歌剧剧本。这件事绝不会徒劳无益的，因为诗人受到我的保护，本人又才华横溢，再加上一系列因素的帮助，这事一定能获得某种价值。当然在那些因素中，莫雷尔的才能占首要地位。他目前不仅作曲丰盛，而且还勤于写作，写的东西十分漂亮，这一点我过后还要向您介绍。至于他的演奏技能（这您知道，他已经完全是一名大师了），您今晚就会听到，这孩子拉凡德伊的曲子，拉得是何等的出色。他令我折服。这个年龄，对音乐却已具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然而又还是那么孩子气，那么学生气，真令人不可思议！噢！今晚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排练。盛大演出将在几天以后举行。但是今天的试演要高雅得多。因此您能光临，我们万分荣幸，”他说——他使用我们这个词，无疑是因为国王就这么说的：我们希望。“鉴于节目精彩，我建议维尔迪兰夫人组织两次晚会，一次放在几天以后，届时她可以邀请她所有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另一次就是今天晚上，这一次用法律语言来说，女主人被剥夺了权力。请柬是我亲自发的，我请了几位其他圈子里的人，他们为人和善，对夏利也许有用，当然介绍给维尔迪兰夫妇认识认识那也是一件愉快的事。请最伟大的艺术家来演奏最美丽的乐曲，这自然是件好事，可是如果听众都是些对门的针线商或本街的杂货铺老板，这气氛一定会象捂在棉花里那样压抑，这话在理不在理？您了解我对上流人士文化水平的看法。当然他们也可以起到某种相当重要的作用，诸如报刊在发生社会重要事件时所起的作用，即传播的作用。您明白我的意思吧。比如我邀请我的嫂子奥丽阿娜。她来不来，这还不一定，她绝对什么也听不懂。不过我并不要勉为其难要求她听懂，而是要她说话，这恰恰是晚会所需要的，这一点她会干得非常出色。结果是：一到明天，莫特马尔家里不会是针线商和杂货铺老板的鸦雀无声，而会出现一片热闹的谈话声，奥丽阿娜述说着她听到了绝妙的音乐，听到了一位名叫莫雷尔的演奏，等等。未受邀请的人便会气得无法形容，说：‘巴拉梅德肯定认为我们是不够资格；话说回来，这晚会在这种人家里举行，那都是哪号人参加呀？’这一串反话跟奥丽阿娜的赞词同样有益，因为莫雷尔的名字反复出现，最后就象一篇连诵十遍的课文，牢牢地印刻在众人的记忆之中。对于艺术家和女主人来说，这一切便构成一系列弥足珍贵的环境因素，形成一个扬声器，将一次演出的声音一直传送到远处听众的耳朵里。真的值得光顾：您会看到他取得了何等的进步。而且我们新发现他还有一个才能，亲爱的，他写东西真跟天使一般，我跟您打赌，真跟天使一般。”德·夏吕斯先生不屑于告诉我，近期以来，他跟十七世纪的贵族老爷一样，自己不屑于签署或撰写攻击文章，却唆使莫雷尔起草卑鄙的短文，诽谤莫莱伯爵夫人。读到这些文章的旁观者且都已觉得那尽是些无礼不逊之词，更何况对少妇本人来说，那是多么残酷的打击！除了她自己谁也不会发现，文章中巧妙地引用了她的亲笔书信，书信内容一字不差，可是引用时断章取义，足以象一场残酷之极的复仇，逼得她发疯。结果少妇真的死在这些文字刀下。巴尔扎克会说，巴黎每天都在发行一份口传日报，这要比印刷的报纸厉害多倍。我们日后将会看到由于这份唇舌之报，夏吕斯风流扫尽，到后来再也没有回天之力，而莫雷尔虽然以前抵不上保护人的百万分之一，此时却借机崭露头角，并且远远超过了他。这种文化生活风尚至少是幼稚的，它虔诚地相信，天才的夏吕斯是索然无味的，而愚蠢的莫雷尔竟具有无可争议的征服力，不过男爵无情的复仇说明他不那么清高无邪。也许他口中挖苦别人的毒液正是由此分泌出来的。每当他怒火中烧，口中便会溢满毒汁，两颊立刻出现黄疸。 

“我曾考虑过，您既然认识贝戈特，您也许可以提醒他，让他注意一下这位年轻人的散文。总之您可以跟我合作，帮助我创造一系列机会，促进这位集音乐家与作家于一身的双重人才迅速成长。有朝一日他的声誉也许会与柏辽兹齐名。向贝戈特说些什么，您应该明白。您知道，名流显贵经常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他们受人阿谀奉承惯了，最后几乎只对自己发生兴趣。可是贝戈特这人却非常朴实善良，为人热心，他一定会向《高卢人报》或其他什么报刊推荐发表莫雷尔那些纪实小品的。这些短文熔幽默家之风与音乐家之才于一炉，文笔可谓熠熠生辉。夏利能为他的小提琴加上这一小支安格尔的羽笔①，我实在为他高兴。我知道我这人一说到他就容易言过其实，就跟所有那些带着自己宝贝孩子上音乐学院来的妈妈们一样。怎么，亲爱的，这一点您不知道？那说明您对我容易盲目崇拜的性格还不甚了解。我在考场门口引颈翘首，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快活得象一位皇后。回过来说贝戈特，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过，莫雷尔的文章写得确实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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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格尔（1780－1867），法国画家。法文中原有“安格尔的小提琴”一说，因安格尔本为画家，偶也玩弄小提琴，故谓某人的业余爱好。此为成语倒用。 

德·夏吕斯先生认识贝戈特，是通过斯万介绍的，这事已有好久了。夏吕斯确实去见过贝戈特，请求他为莫雷尔找一家报纸，在上面发表一些半幽默的音乐报道。不过走在路上，德·夏吕斯先生有一些内疚，因为他感觉到，作为贝戈特的一名崇拜者，他从来没有为了看望他本人而去拜访过他，每次都是仗着贝戈特对自己的学识和社会地位各参一半的敬意，为了取悦于莫雷尔、莫莱夫人或者某某别人才登门造访的。眼下德·夏吕斯先生除此目的与人不相往来，对此他已变得十分心安理得。不过事关贝戈特，他觉得这有所不妥，因为他感到贝戈特不是社交界那种只图实利的人，应该待之有别。问题只是夏吕斯的生活忙得不可开交。没有燃眉之急，比如涉及到莫雷尔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有分秒空闲。况且，他自己聪颖过人，并不在乎要跟某某聪明人打交道。尤其是象贝戈特这类人，按他的趣味，文人气就太足了一点，更何况又是圈外的人，看问题跟他也不是持同样的观点。至于贝戈特，他对德·夏吕斯先生造访的功利性意图却看得十分真切，但他并不表示责怪。因为他这人，叫他每日施善，他无法胜任。但他愿意让别人高兴，善于体谅别人，而绝不会以教训别人取乐。对于德·夏吕斯先生的陋习，他丝毫不加恭维，但他觉得这是人物身上的一种色彩，是艺术家身上神圣和罪薮的两重特性。这一点不从道德实例，而从柏拉图或索多马①的回忆中可见一斑。“我多么希望他今天晚上能来，他可以听到夏利演奏他的拿手曲子。但是我猜他是足不出户的，他不愿意别人纠缠他，他的想法完全有理。可是您呢，漂亮的小伙子，贡第河滨很少见您露面，您去得不多啊。”我回答说我经常跟我表妹出去。“瞧您说的！跟他表妹一起出去，真够纯洁的！”德·夏吕斯先生对着布里肖说，然后又转过来对我说，“您干些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是要您一一交待，我的孩子。您爱干什么，这完全是您的自由。只是我们被甩在一边，这未免有点可惜。不过您很有眼力，您的表妹长得十分妩媚。您问问布里肖，在多维尔他被弄得怎样神魂颠倒。今晚她不来，十分遗憾。不过您不带她来，这么做或许也是对的。凡德伊的曲子，真是妙不可言！可是今天早晨我听夏利说，作曲家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可能也来。这两个人声名狼藉。一个姑娘背上那种名声该是够麻烦的。想到我邀请的客人，这事也使我有点难堪。不过，他们差不多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这事对他们影响不大。这两位小姐会光临的，除非她们来不了，因为一下午她们大概都在维尔迪兰夫人家排练。请到她家里去的都是些讨厌的家伙，那些人士今晚一个都不应该在此出现。刚才晚餐以前夏利告诉我，两位我们称呼为凡德伊小姐的姑娘估计一定会来的，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来。”我突然想到，阿尔贝蒂娜刚才要求跟我一起来（正如结果先知，原因过后才被发现），我便把这事同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要来的消息（我原先不知道）联系起来了，为之心里十分痛苦。尽管如此，我内心仍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德·夏吕斯先生几分钟前还对我们说过，他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过夏利一面，可无意中却泄露出晚饭前他就见到了他。不过我的痛苦越来越明显。“您怎么啦，”男爵问我，“您脸色发白。来，我们进去吧，您受凉了，脸色非常不好。”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操行发生怀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刚才德·夏吕斯先生的一番话又唤起了我的疑心。早已有许多别的疑点钻入我的心肺。每次出现一个新的疑点，我们总是认为怀疑已经到了饱和程度，再也无法容纳新的疑点，可是过后我们依然为它找到了空位。这些新的疑点一旦进入我们的生命中心，便立刻遇上竞争对手。我们多么希望信任别人，制造种种理由忘却那些怀疑，以至于很快就对疑点习以为常，终于不再继续理会那些疑点。疑心便象一种仅仅半愈的病痛，一种单纯的痛苦阴影滞留下来。较之于欲望，疑心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两者都占据在我们的心念中间，在其间辐射出无限遥远的微妙的忧愁之波；疑心和欲望一样，一旦有什么事情与我们对心上人的思恋结合在一起，不知何处立刻就有一股快悦之感、喷涌而出。但是每当一种新的完整的怀疑进入我们的内心，痛苦便会苏醒。我们几乎立即可以对自己说：“我能克服，我会找出一套抑制痛苦的系统，那些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这么自我劝慰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和我们信教一样，在一瞬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痛苦。如果我们光长着上下四肢，生活将十分容易忍受。可悲的是，我们体内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器官，即我们称之为心脏的东西，很容易患病。病发期间，它对涉及到某人生活的一切事情都无限敏感易受震惊；如果该人撒了谎——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他人制造的谎言，我们生活在期间都是那么愉快，因此谎言本身是毫无毒害的——便会叫这颗只需外科手术也许就能摘除的小小的心脏引发无可忍受的急症。无需提我们的头脑，一旦病发我们的思想不必再进行无境的逻辑推理，它无法改变病状，正如牙痛发作时我们聚神凝思又于事何济。诚然，此人对我们撒谎，她是有罪的，因为她对我们发过誓，要对我们永远保持坦诚。但是我们平心揣度一下自己，事情就明白了，这种海誓山盟对于别人又有多大价值。我们明知道她想方设法要对我们撒谎，而且我们看中她的也不是她的品德，然而我们偏偏要去听信她的振振誓言，为的只是这是她发下的誓言。当然，日后她再也不需要对我们撒谎了——正是人心对谎言已经漠然置之的时候——因为我们对她的生活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点我们十分清楚，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奉献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为此人毁了自身，或者杀了她自己便被判处死刑，更或因为她几年内弄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最后不得不自杀身亡。另一方面，我们在热恋之中，哪怕再自以为心绪安定，内心的爱情也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件小事足以将心灵置于幸福的位置，我们心里一时充满了阳光，把一片温情不是直接献给我们所爱的人，而是献给在她眼里突出了我们的价值、使她始终拒绝任何阴险诱感的人。我们自以为心绪泰然，然而只要听到一句：“希尔贝特不来了，”“凡德伊小姐受到邀请，”我们预期前去拥抱的全部幸福均会倒塌，阳光立刻藏到云后，罗盘顿时改变标向，内心瞬时风云突变，有朝一日我们会对之失去抵抗能力。到了那一天，心灵变得为此脆弱，崇敬我们的一些朋友会痛苦不解，这类微不足道的事情，这些区区小事怎么居然能使我们如此痛苦，竟导致我们走向死亡。可是他们又有奈何？如果一位诗人得了传染性肺炎，病入膏肓，我们难道可以想象他的朋友对肺炎球菌解释说这位诗人才华横溢，应该让他病除复愈吗？我对凡德伊小姐的怀疑由来已久，不是新近才产生的。不过，由于下午莱娅和她的朋友激起了我的嫉妒，所以把这怀疑给消除了。特罗加德罗的危险一旦避免了，我便感到以为因此获得了永久的安宁。对我来说，新疑点的真正出现，是在有一次和安德烈一起散步，她对我说：“我们到处走了走，谁也没有碰到。”事实恰恰相反，凡德伊小姐显而易见跟阿尔贝蒂娜约好了在维尔迪兰夫人家见面。现在我宁愿让阿尔贝蒂娜一个人出门，她可以随意去哪儿，只要我能够在什么地方牵制住凡德伊小姐和她的朋友，肯定阿尔贝蒂娜无法和她们见面就行。因为一般来说是嫉妒局部的，断续受控的；也有可能因为嫉妒是某种焦虑性痛苦的延续——这种焦虑有时产生于某人，或可能受我们的朋友心爱的另一个人——再不就是因为我们思想狭隘，唯有对能想象的事情才能理解，其余的均一片迷糊，相对而言无法为之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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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索多马（1477—1549），意大利画家，以壁画著称。 

正当我们要跨入公馆庭院的时候，萨尼埃特从后面赶上来。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我们。“可是我们已经观量你们一阵子了，”他气喘吁吁地对我们说。“我竟会犹豫，奇怪否？”在他看来，“奇怪不奇怪”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偏喜欢用这古词，结果让人听了有一种恼人的亲热劲。“可是你们是可以结为朋友的人。”他消沉的脸色犹如风雨将临昏暗的天空投下的光影。乃至今年夏天，只有当维尔迪兰先生“臭骂”他，他才会开始气喘，可是眼下居然也在喘个不停。“我知道，凡德伊一部未发表的曲子将由一批杰出的艺术家来演奏，其中首推莫雷尔。”“为什么说首推？”男爵问道，因为他从这个字眼中听出了非难的话外音。”我们的朋友萨尼埃特，”扮演翻译角色的布里肖赶紧打圆场说，“是位杰出的文人，喜欢使用古语，古时的‘首推’相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首先要数’”。 

走进维尔迪兰夫人公馆前厅的时候，德·夏吕斯先生问起我是否有工作，我回答说没有，但我现在对旧银器和瓷器很感兴趣，他对我说维尔迪兰夫妇家的银器是最为漂亮的，无处可觅，又说，而且我在拉斯普里埃见到过，因为维尔迪兰夫妇借口说器什也是朋友，所以走到哪儿发疯似地把什么都带到哪儿。他还说，一个晚上单为我把什么都取出来，也许不太方便，然而他会请他们把我要看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我请求他什么也别麻烦。德·夏吕斯先生解开大衣扣子，摘下帽子。我看见他的头顶上已有几处染上了银色。犹如一株珍贵的灌木，不仅秋天替它染上了颜色，而且人们为了保护它的树叶，还要替它包上棉花或者涂上石灰。德·夏吕斯先生的脸上本来已抹了油彩，现在头顶上那几根白发只是替他增添了几份色彩而已。他尽力掩饰，涂脂抹粉，表情丰富，但这无济于事。他几乎在所有人面前继续掩盖他的隐秘，但在我看来，这是欲盖弥彰。看到他的眼睛我就有些窘迫，因为我怕他突然发现我从他的眼睛里公然破译他的秘密；听到他的声音我也感到难堪，因为我觉得各种声调在不知疲倦、不拘礼节地重复着他的秘密。有人通过此人或彼人，如通过维尔迪兰夫妇，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虽然相信事实，但是他们与德·夏吕斯先生素不相识。夏吕斯的面容非但不是扩散而且还驱散了不善的传闻。这是因为我们的某些实体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概念，以至于我们无法将这一概念与某个熟人的面容对号入座。此外我们对邪癖陋习往往难予置信，犹如有人昨日还和我们一起前去欣赏歌剧，今天突然听说他是个天才，不敢让人相信一样。 

德·夏吕斯先生把大衣递给侍从寄存，未看清伸手接衣的是一个年轻的新手，就加了几句熟客式的嘱咐。夏吕斯现在经常头脑不清，可谓不分东南西北，已觉不出什么事情可行，什么事情不可行。原先在巴尔贝克他有一种令人赞赏的愿望，为了表明有些话题并不能吓倒他，他就大胆地当众说某某人“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总之敢说一些与他非同类的人敢于说出口的事；现在为了表达这个愿望，连与他非同类的人也绝对说不出口的事他都居然敢说出口来。这些事情萦绕着他的心思，以至于他忘了，这些事情通常不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这当儿，男爵瞧着新来的侍从，朝空中举起食指，威吓着说：“您，我禁止您对我这么暗送秋波。”他以为这是开了一个极其漂亮的玩笑。说完转过身去又对布里肖说：“这孩子长得真奇怪，鼻子很逗人。”不知是为了充实一下他的玩笑，拟或让步于某种欲望，他的食指横划了一下，犹豫片刻，随后，再也按捺不住，不可遏制地径直伸向侍从，点在他的鼻尖上，说：“鼻子，”说完走进了客厅。布里肖、我和萨尼埃特随着他走了进去。萨尼埃特告诉我们，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六点钟去世了。“这人真鬼！”侍从心想。他问同伴，男爵是恶作剧还是神经不正常。“他这人就是这个样子，”领班回家说（领班觉得他有些“疯疯癫癫”）。“不过这是我始终最为钦佩的一位夫人的朋友，这人心地很好。” 

“您今年打算再去安加维尔吗？”布里肖问我。“我想，我们的老板娘重又租定了拉斯普里埃别墅，尽管她跟别墅的主人发生了一些纠纷。这些事无伤大雅，只不过是一片暂时的乌云，现在已经云消雾散了，”他补充这句话时乐观的口气和报纸的语调如出一辙，“错误确实犯了一些，这不可否认，但是孰人无错？”我是带着如何痛苦的心境离开巴尔贝克的，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丝毫没有重返那地方的愿望。同阿尔贝蒂娜的计划我一推再拖地搁着。“他当然要去，我们要他去，我们不能少了他，”德·夏吕斯先生带着出于个人利益的殷勤，专横地、不顾他人意愿地宣布说。 

就谢巴托夫的逝世，我们向维尔迪兰先生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情。维尔迪兰先生对我们说：“是的，我知道她现在身体很不好。”“不，她已于六时去世了，”萨尼埃特大声说。“您，您说话总是言过其实，”维尔迪兰先生冲着萨尼埃特怒斥道。晚会既然没有取消，他宁可作出她只是卧病的假设，无意之中在仿效德·盖尔芒特公爵的行为。外道门不时地打开，萨尼埃特不是不怕着凉，可是他还是忍耐着，等别人取走他的衣物。“您这是干什么，象狗一样叭在那儿？”维尔迪兰先生问他。“我在等待监管衣物的人来取走我的大衣，再给我一个牌号。”“您说什么？”维尔迪兰先生厉声问道。“‘监管衣服的人？’您是变糊涂啦？我们只说：‘保管衣服的人。’您是不是应该象那些神经受过刺激的人那样重新再学学法语！”“监管衣物才是正确的说法，”萨尼埃特断断续续地嘟哝道。“勒巴德神甫……您，您真叫我讨厌，”维尔迪兰先生用可怕的声音叫道。“瞧您喘得多厉害！您难道刚爬了六层楼梯不成？”维尔迪兰先生的粗暴产生了效果，衣帽室的人让别的来客在萨尼埃特前面先过，每当萨尼埃特把衣物递过来时，他们就回绝说：“挨个来，先生，请别这么着急。”“这些才是有条有理的人，有工作能力，干得很好，我的朋友。”维尔迪兰先生微笑着赞道，以此鼓励他们将萨尼埃特挤到所有人的后面。 

“来，”他对我们说：“这个畜生想必是要让我们在他那亲爱的穿堂风中冻死。我们到客厅去暖和暖和。监管衣服！”我们到客厅里后他还在说。“真是傻瓜！”“他只是喜欢玩弄辞藻，小伙子人倒不坏，”布里肖说。“我没有说他是个坏小伙子，我说他是一个傻瓜，”维尔迪兰先生尖刻地回驳道。 

这工夫，维尔迪兰夫人跟戈达尔和茨基正谈得十分投机。

第五部 女囚(11)

莫雷尔刚刚谢绝了一些朋友的邀请（原因是夏吕斯不能同去），可是她却已经在向那些朋友保证，提琴手会赏光前去的。莫雷尔拒绝到维尔迪兰夫妇朋友组织的晚会上去演奏，这自有他的道理——我们过一会儿将会看到这里面还有更重要的缘故——他之所以强调这个道理，主要是受启发于有闲阶层固有的，而小圈子特有的一种习惯。诚然，如果维尔迪兰夫人暗中听到一位新客和一位熟客低声互道一句什么，估计他们互相认识或者有互相结为朋友的愿望（“那么，星期五在某人家见”或者：“您哪一天到画室来都行，我一直呆到五点钟才走，您能来我真是高兴”），老板娘便会坐立不安，揣摩起如何给新客创造一个“机会”，以便使他成为小圈子一名灿烂夺目的新成员。她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同时，她那对因常听德彪西的作品而不是多服可卡因而产生黑圈的美丽的眼睛保持着唯有音乐的陶醉才会引起的疲倦神态，可是在她那由于负载着超量的四重奏和累年的偏头痛而明显前突的美丽的额头下却翻腾着并非纯复调的思想。她一分钟也无法忍耐，她要见缝插针。她立刻扑向两位正在交谈的人，把他们拉到一边，指着忠实的常客，对新来的客人说：“您不愿意和他一起来吃晚饭吗？比如星期六，或者您自己挑一天，来吃饭的人都很好。不要过于声张，因为我不准备把这伙人都请来（这伙人一词在五分钟之内用以特指小圈子里的人，为了表示对新客人寄予厚望，有必要暂时怠慢一下小圈子的成员）。 

但是这种迷恋新客乃至制造亲近关系的迫切需要也有它消极的一面。维尔迪兰夫妇的圈子里每周三的例行聚会在成员之间产生了一种对立的情绪，即挑拨离间的欲望。在拉斯普里埃的几个月当中，大家朝夕相处，这种不和的欲望有增无减变本加厉了。维尔迪兰先生巧妙地抓住某人的把柄，张开蜘蛛网，象网住无辜的苍蝇那样网住他的伙伴。如果没有事情可以指责，那么无事生非，出人洋相也好。一个圈内的常客只要出去走半个小时，他就对着大家公开地奚落他，装出吃惊的样子说，大家怎么没有发现他的牙齿总是那么脏，或者反过来说，他刷牙成癖，每天要刷二十次之多。若要有人胆敢打开窗户，这种缺乏教养的举止就会使夫妇俩老交换愤怒的眼色。过不了片刻，维尔迪兰夫人便会要人给她一块披巾，维尔迪兰先生便借此厉声说道：“噢不，我要把窗户关上，我弄不明白，是谁自作主张把它打开的，”说得开窗的人如犯重罪，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耳根。酒喝得多了一些，也会给你招来指桑骂槐。“您不觉得难受吗？一个工人多喝酒确有好处。”两个常客如果事先没有征得老板娘允准，擅自一起散步，尽管这散步毫无不良动机，结果也会引来无休无止的非议。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的散步属于例外。纯粹是因为莫雷尔住宿军营，男爵没有客居拉斯普里埃的关系，对男爵的厌恶和唾弃才得以推迟了。但是这一时刻已即将来临。 

维尔迪兰夫人动怒了，决定叫莫雷尔“分辨清楚”，德·夏吕斯先生让他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笑而又可恶。“我补充一句，”维尔迪兰夫人继续说（她感到自己对某人的感激之情成了一种压在身上的沉重义务，杀了这人又于心不忍；这时候她就把这人的某一严重缺点公诸于众，于是她用诚实的手段免除了向该人感恩致谢的义务），“我补充一句，他在我这儿摆出的有些架势，我不太喜欢。”维尔迪兰夫人对德·夏吕斯先生耿耿于怀，除了莫雷尔拒绝参加她朋友的晚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德·夏吕斯先生一心一意想着要为维尔迪兰夫人争光，给老板娘贡蒂河滨的沙龙带了一批人来。要是原初按照她的意愿，把她的朋友都邀请来的话，那么这批人一听说被邀人的名字，就绝对不会来了。德·夏吕斯先生用坚决的口气，不容分说地否决了维尔迪兰夫人提出的名单，否定的口吻中掺杂着贵族大老爷那种耿耿于怀和任性傲慢的气质以及节庆活动专家那种艺术憨直精神。他宁可收回棋子，拒绝出力，也绝不愿意屈就让步。据他看来，那会糟蹋整体效果。德·夏吕斯先生只允许森蒂纳赴会，仅此一项已充满了保留意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为了摆脱森蒂纳妻子的缠绕，对森蒂纳从开始每日亲热会面，发展到最后完全断绝交往。但是德·夏吕斯先生觉得森蒂纳头脑聪明，仍不断地与他见面。在与小贵族杂交的资产者阶层中，所有人都非常富有，而且都与大贵族不曾相识的贵族攀了亲。森蒂纳这朵昔日盖尔芒特家族圈子中的奇葩，就是到这个阶层中来寻找发迹途径的，而且他自以为在此找到了根据地。但是，维尔迪兰夫人自以为知道森蒂纳妻子的贵族背景，对其丈夫的地位却未加注意（因为镇住我们的高度往往是几乎仅仅高出我们一头，而不是那些高不可见，耸入云霄的东西）。她认为有必要邀请森蒂纳，理由是他“娶了某某小姐为妻”，交往一定很广。这个想法恰恰与事实背道而驰，说明维尔迪兰夫人是多么孤陋寡闻，把男爵抹了口红的嘴唇引得笑开了花，散发出宽容的鄙夷和豁达的理解。他不屑于正面作答。然而他热衷于构筑社交理论。以展示他充裕的智慧、傲然的气度，因此他带着遗传性的轻浮，倾吐了他的心思。“森蒂纳结婚前应该征求我的意见才是，”他说。“既有生理优生学，就必有社会优生学，而这一领域我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大夫。森蒂纳的病例是无可争辩的。显而易见，结了这门姻缘，是给自己背上了一个包袱，爱情的火焰从此熄灭。他的社会生命从此告终。我向他解释清楚，他也了解了我的用意，因为他非常聪明。另一方面，有那么一个人，具备了一切条件，本来完全可以有一个高贵万能，凌驾一切的地位，只是因为有一条可恶的绳索把她牵制在地面上。我半推半拉帮助她砍断了缆绳。现在他怀着胜利的喜悦获得了我给予她的自由和全能。这里需要用一些意志，但是她将得到的报偿却是何等巨大！因此谁只要善于听从我的劝告，谁就成为自身命运的助产士。”显而易见，德·夏吕斯先生在处理自身命运的时候，没有采取妥善的行动。行动不同于语言，尽管你能言善辩；行动也不同于思想，尽管你才思横溢。“但是就我而言，我是一个哲人，我只是用好奇的眼光旁观着我刚才提及的社会动向，而绝不助长这种动向。因此我继续和森蒂纳保持交往，他对我始终表示适度的尊敬和热忱。我甚至还去了他的新居吃过晚饭。这新宅第虽然富丽堂皇，却叫人无聊厌倦，倒不如他生活拮据时，把挚友们都请来聚集在一个小阁楼里那样来得欢乐。反正您可以邀请他，我允许。但您提出的其他的人，我一概否决。您会因此而感激我的，因为如果说我是婚姻问题的行家，那末，在夜庆活动方面我更不逊色。我知道哪些人士能够扩大一次晚会的影响，使它能够腾飞，升高；我同样也清楚哪些人会把晚会搞得默默无闻，一败涂地。”德·夏吕斯先生这些排除客人名字的主张并不是一直基于痴人的积怨或者艺术家的挑剔，而是基于演员的灵巧，当他就某人或某事演了一段曲子大获成功时，他便希望能使尽可能多的人听到这首曲子。但是请第二批听众，必须把第一批听众全部排除干净，不然他们会发现演奏的曲子没有改变，还是老调重弹。他调换演出场地，正是因为他没有更换广告。当他在交谈中获得成功，他还需要组织到外省巡回演出。无论这些排除客人的动机是多么复杂，夏吕斯这么做使维尔迪兰夫人感到她老板娘的权威受到了折损，使她的心灵受到了伤害，甚至使她的社交生涯受到严重挫折。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德·夏吕斯先生比絮比安更易动怒，莫名其妙地跟维尔迪兰夫人的最佳朋友人选个个都闹得反目。很自然，可以给他们的惩罚首先便是不请他们参加他在维尔迪兰夫人家组织的晚会。这些被排斥在外的人往往是所谓的社会显贵。可是在德·夏吕斯先生的眼里，从他跟他们翻脸之日起，他们就自动失去了显贵的地位。他富有奇妙的想象，一旦这些人不再是他的朋友，与其说对他们吹毛求疵，不如叫他们名声扫地。如果罪魁祸首出身于某个名门世家，但其公爵领地仅仅受封于十九世纪，比如蒙代斯吉乌家族，那么，对于德·夏吕斯先生来说，重要的是看公爵领地受封的年代，而朝夕之间家世渊源变得无足轻重。“他们连公爵都不是，”他嚷道。“是蒙代斯吉乌神父的头衔张冠李戴加到了一个亲戚身上造成的，这事距今还不满八十个年头。如今的公爵，如果确有公爵可言的话，也仅仅是第三代公爵。说说于塞斯、拉特雷莫依勒、吕依纳这些人，他们都是第十代、第十四代公爵，我的胞兄就是盖尔芒特家族第十二代公爵和贡栋家族第十七代亲王。即便能够证明蒙代斯吉乌是望族世家的后裔，它又能说明什么呢？七传八传到他这一代还不早就成了败家孽障？如果换一种情况，跟他不睦的贵族久有一块封地，婚姻堂而皇之，跟王室沾亲带故，只是这份荣耀来得很快，并非列祖列宗所传，比如象吕依纳一类的人，那末事情又完全变了，唯有家世才是头等重要的。 

“我倒想请教一下，阿尔贝蒂先生只是在路易十三时代才洗清污垢，变得斯文起来的！靠着王家公主的恩宠他才得以聚敛封地，在原先他们是根本无权问津的。这又有什么稀罕！”与德·夏吕斯先生打交道，失宠跟着得宠接踵而来，这是盖尔芒特家族人的天性决定的。盖尔芒特家的人要求社交闲谈能结出友谊的果子——这是社交闲谈无能为力的——并且还要能引发恐惧症，使人人害怕自己成为恶语中伤的对象。得宠越甚，失宠越烈。男爵以往对莫莱特夫人的垂青，众人有目共睹，而又望尘莫及。但是不知何日开始，突然出现了冷漠的迹象，表明她不配享受这种恩典。伯爵夫人自己总是说她始终没有能够发现个中的奥秘。反正一提到她的名字，男爵便怒火冲天，激起他雄辩至极因而致人重伤的抨击。维尔迪兰夫人觉得莫莱伯爵夫人为人很好。我们将会看到，维尔迪兰夫人将巨大的希望寄托在伯爵夫人身上。老板娘想，伯爵夫人将在她家里见到自己所谓的“法国四方”最高贵的人士，为此，非常高兴，当下建议邀请“莫莱夫人”。“啊！我的天，天地悠悠，人各有志，”德·夏吕斯先生回答说。“夫人，如果您有雅兴请比普莱夫人，希布夫人和约瑟夫·普吕多姆夫人前来一叙，我求之不得。不过，那样的话，最好是放在一个我不在的晚上。刚说几句，我就听出，我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提及的都是贵族大姓，可是您给我援引的均是一些不见经传的法官，诡计多端、说长道短、居心不良的市井小人。还有那些小家夫人，梦想效尤我嫂子盖尔芒特的仪态风度，但恰如松鹤模仿孔雀，低了八度音。可是，她们还自命为艺术保护者。我要补充一句，有一个人我经过斟酌，决定断绝同她的亲密关系，如果把她引入我非常希望在维尔迪兰夫人家举行的晚会，那将有失体统。这是一个自命不凡的蠢女人，出身本不高贵，又缺乏诚实和才智，居然认定自然能够替演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企图集两个角色于一身，这本身就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因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这正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这就好比有人想同时兼做海森伯格①和萨拉·贝尔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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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珊·海森伯格（1853—1924），法兰西喜剧院演员，专演天真少女的角色。 

②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著名悲剧演员。 

总之，即使这不相矛盾，那也是极其可笑的。我有权对一位的言过其实付之一笑，对另一位的孤陋寡闻深感不幸。可是这位小资产者象青蛙胀破肚子一样妄想去跟这两位伟大的夫人争比高低，这岂不所谓引得母鸡都要发笑了，因为这两位夫人始终表现出本家族无与伦比的高贵气质。莫莱！这就是一个不应该念出口来的名字，您要请她，我就不得不告退了，”他含笑附加了一句，那口气如同一位医生为了病人的利益，却不顾病人本人的意愿，决意不屈从于顺势疗法医生的合作。此外，德·夏吕斯先生还将另一批人归为可以忽视不请之类。对夏吕斯来说这些人确实可以忽视一边，但对维尔迪兰夫人来说，情况未必如此。德·夏吕斯先生自恃出身名门，登天的豪门望族，他或许也无所相求，可是这些名流要来到维尔迪兰夫人的沙龙里，就有可能将它变为巴黎的一等沙龙。维尔迪兰夫人开始发现，她已经多次坐失良机，这还不算社交界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误解给她造成的社交耽误。其实这一件事也未尝成全了她。“我不知道是否对您说起过没有，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见她社交圈里的有些人，心里有多么不快。他们干什么都以德雷福斯事件为上，为了争论重审与反重审的问题，居然把高贵的妇女排斥在外，却把那些低俗的女人迎进门来，连公爵夫人也受到了这些妇人的抨击，说她缺乏热情，思想不正，把祖国的利益置于社交名片之下。”我不知能否问问读者，犹如问一位朋友，跟他交谈了那么多次，但是记不清是否想到过或者找到过机会已把某件事情告诉了他。无论我交待过没有，那时候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们接下去看看后来的一个时期，从社交的观点出发，她的态度甚至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德·康布梅尔先生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是外国人一手制造的阴谋，目的在于摧毁情报机构，破坏军纪，削弱部队战斗力，离间法国人民，伺机入侵法国。除了几首拉封丹寓言以外，侯爵与文学绝不沾边。于是他委托妻子设法加以证实，作为残酷的观察者的文学，不仅制造了互不尊敬的社会气氛，而且还制造了如此严重的社会混乱。“雷纳克①先生和埃尔维厄②先生是串通一气的同谋，”她说。人们大概不至于会控拆德雷福斯事件用心险恶，策划阴谋来反对上流社会吧。不过她这番话无疑是打破了框框。上流人士不愿让政治渗入上流社会，恰如军人不愿让政治渗入军队一样，这一点是极为明智的。上流社会的事情跟性趣味相仿，我们一旦听凭审美理性来对性选择发号施令，那么我们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反常的行为上去。基于那些妇人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个道理，圣日耳曼区养成了接待别的社交圈妇人的习惯。随着民族主义的出现，道理遁然消失，习惯却沉淀下来。维尔迪兰夫人随波逐流，顺应德雷福斯运动，把有价值的作家吸引到自己身边。尽管他们是德雷福斯派，对她的社交活动一时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政治热情和其它热情一样，是不会延续持久的。新一代的人来到时，不再会理解这种热情；即便是表现过这些政治热情的同一代人也会改弦易辙，转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政治热情并不相仿的政治热情。随着排他原因的改变，他们会恢复一部分原先拒之门外的人的地位。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过程中，君主主义者再也不是忧心忡忡，整日担心某人如果是反犹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就可能是共和党人、激进派、甚至是反教会分子。万一有朝一日战争爆发，爱国主义也会采取另外一种形态，即便是一个沙文主义作家，人们也不会再去关心他曾经是不是一名德雷福斯派。就这样，维尔迪兰夫人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一场又一场的艺术革新，犹如燕子筑窝一样，接连不断地把碎片捡回家来。这些碎片暂时没有用处，但有朝一日就会组成她的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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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瑟夫·雷纳克（1856—1921），法国政治家和作家。最初德雷福斯支持者，后来态度改变。 

②保尔·埃尔维厄（1857—1915），法国剧作家，德雷福斯反对者。 

德雷福斯事件过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却留下了。维尔迪兰夫人的力量表现在她对艺术的真诚的爱，对忠实的圈内成员的一片苦心，以及她不请社交人士而专门酬劳圈内成员的美餐。在她家里，每个人都象贝戈特在斯万夫人那里一样，受到敬重。当这个社团中的某一门客有一天成了杰出人物，众人希望来拜见他，那末在这位维尔迪兰夫人家里，他决不会象博代尔及夏博①烹制的官方宴席或圣查理曼菜肴那样，弄虚作假，而是一位美味芬芳的普通人，一位如同世界空净无人一样完美无缺的人。维尔迪兰夫人手下的演出班子陈容整齐，训练有素，拿出的节目堪称一流，缺的只是观众。自从观众的兴趣离开了某位贝戈特鼓吹的法兰西型的理性艺术，迷上了充满异国情调的音乐以后，维尔迪兰夫人成为一名外国艺术家常派巴黎的特约通讯员，在美丽动人的尤贝尔季也夫公主②身边为俄罗斯舞蹈家当起了加拉布斯仙女③，虽然老态龙钟，但是法力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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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黎当时最著名的熟食商。 

②俄罗斯芭蕾的保护人。 

③传说中加拉布斯仙女是行恶仙女，老态龙钟，曲背驼腰。 

这批英俊美丽的舞蹈家进驻巴黎，只有那些缺乏艺术趣味的评论家才对她们诱人的魅力提出异议。我们知道，她们给巴黎带来了狂热的好奇，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这狂热不太粗犷激烈，却更富有纯粹的审美情趣，而且也许同样的活泼热烈。维尔迪兰夫人借此又走到了前列，不过其社交效果与以往截然不同。正如我们在重罪法庭开庭期间，看到她总是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法官席下面一样，当一批为俄罗斯芭蕾热情欢呼的新观众纷纷涌向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总是看见她戴着从未见过的羽饰，和尤贝尔季也夫公主并肩端坐在头等包厢中。在司法大厦一阵激动之后，晚上大家相聚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从近处端详比卡尔①和拉博里②，尤其是借此打听最新消息，设法了解，从楚林登③、卢贝④和儒奥斯特上校⑤那里可以获得什么希望。与此相仿，经过《天方夜潭》⑥或者《伊戈尔王》⑦的舞剧所引起的兴奋之后，大家都无意就寝歇息，便来到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在尤贝尔季也夫公主和老板娘的支持下，每天晚上鲜美可口的夜宵把大家会聚在一起。有为了舞步更加轻捷而点食未进的舞蹈家，有他们的经理和美工，还有伟大的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⑧和理查·斯特劳斯⑨，大家欢聚一堂，形成了一个经久不变的小核心。这里犹如爱尔维修斯夫妇⑩的夜宵，巴黎最为高贵的女士以及外国殿下均乐意垂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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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乔治－玛丽·比卡尔（1854—1914），德雷福斯事件时任中校，后为将军和战争部长。 

②费尔南·拉博里，德雷福斯和左拉的律师。 

③埃弥尔·楚林登（1837－1929），1898年战争部长，不太相信德雷福斯无罪。 

④埃弥尔·卢贝（1838－1929），曾任法国总统，坚定的德雷福斯支持者。 

⑤儒奥斯特上校，1899年雷恩军事法庭的审判长。 

⑥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萨科夫（1844－1908）所创作的组曲，由俄罗斯芭蕾舞团于1910年演于巴黎歌剧院。 

⑦原为鲍罗丁的歌剧，1909年由俄罗斯芭蕾舞团改编为芭蕾。 

⑧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法籍，后转美籍的俄罗斯作曲家。 

⑨德国作曲家和指挥家（1864—1949）。 

⑩爱尔维修斯（1715—1771），法国哲学家，和他妻子在巴黎近郊奥特依举办沙龙，常有哲学家聚会。 

那些上流人士，自称很有艺术欣赏力，对俄罗斯芭蕾硬作无谓的区分，认为《仙女》①的导演较之《天方夜谭》更为“细腻”、不难在《天方夜谭》中找到黑人艺术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十分高兴，高兴能亲眼看到这些艺术趣味和戏剧的伟大革新者，看到他们的艺术虽然比绘画略多一些做作，但是引起的革命却和印象派一样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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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为肖邦钢琴曲，改编为芭蕾舞剧，1909年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巴黎演出时，斯特拉文斯基担任指挥。 

回头再说德·夏吕斯先生。如果他仅把邦当夫人排在名册之外，那末维尔迪兰夫人也许不致于那么痛苦。维尔迪兰夫人在奥黛特家里发现她酷爱艺术，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她和丈夫到维尔迪兰夫人家里来吃过几次饭。维尔迪兰夫人称他丈夫是个温吞水，因为他并不主张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他极为聪明伶俐，得意地和所有党派都串通关系。和拉博里共进晚餐时欢乐地表明他的独立态度。他对拉博里只是洗耳恭听，不利的话一句也不说，但在关键之处悄悄插一句，赞扬饶勒斯为人诚实正直。这是任何党派都一致公认的。不过德·夏吕斯先生还除掉了一些贵族夫人的名字，她们是维尔迪兰夫人近时在隆重的募捐、赈济音乐会上新建立的关系；不管德·夏吕斯先生对她们作如何感想，她们远远有胜他一筹；她们是维尔迪兰夫人家新核心的构建因素，而且是贵族核心的基本分子。维尔迪兰夫人把希望寄托在这次晚会上，指望德·夏吕斯先生给她带些贵族夫人来，她另外加上一些她的新朋友。为此她事先就十分庆幸地想到，男爵请来的人可能是她新朋友的亲朋好友，要是她们在贡蒂河滨不期相遇，一定会喜出望外。他的禁令使她大失所望，愤懑不平。她觉得，按照这样的条件，举办晚会是有益还是有害，还值得考虑。如果德·夏吕斯先生请来的客人对维尔迪兰夫人起码都表现出极度的热情，那么损失还不至于太重，因为她们将会成为她的朋友。如果这样，还不算亏本。德·夏吕斯先生拼命想把上流社会这两部分人始终拆成两半。可是，不久有一日开晚会，有人自会把她们重新聚在一起，只是没让他来参加而已。维尔迪兰夫人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男爵邀请的客人。她不久就会知道那些人是带着何种精神状态前来赴邀的，终于知道了能够和她们建立何种关系。眼下，维尔迪兰夫人正在和忠诚的门客们进行磋商，看见夏吕斯、布里肖和我一同走进来，立时收住了话头。 

当布里肖对维尔迪兰夫人说，他得知她前挚友身体如此欠佳，他深表悲伤，她大出我们所料，回答说：“听着，我不得不承认，悲伤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感到。自己没有的感情硬要装出来，这是无济于事的……”她无疑是精神不佳才这么说的，一想到整个晚会上她都要装出一副愁容，就已经觉得疲劳了；她这也是出于傲慢，她不想让人觉得自己由于没有取消这次晚会在寻找歉词；不过她又是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深于世故，因为她的缺乏悲痛，如果归之于对亲王夫人突然公开化的个人厌恶，那末总比众人事不关己的态度要高尚，不失气节，因为面对一种无可置疑的诚实，人们容易失去武装：如果维尔迪兰夫人对亲王夫人的故世不是真的无动于衷，难道她会给自己背上一个比这严重得多的罪名来为自己继续接待客人的做法开脱吗？人们忘了，维尔迪兰夫人本来可以承认，她确实非常悲痛，但是她没有勇气放弃一次欢聚的机会。但是，朋友的冷酷无情虽然是一件较为令人震惊、较为缺乏道德的事情，却又不是一件过于丢人的事情，因此比家庭主妇那种轻佻浅薄较为容易承认。从犯罪学的观点来讲，罪犯觉得哪里有危险，就避之不及朝有利的方向坦白；在免受惩治的错误面前，是自尊心决定坦白的内容。有些人为了不让忧伤中断他们欢乐的生活，便反复不休地说，内心的悲哀靠外在的服丧来表现是毫无意义的，也许维尔迪兰夫人觉得这种遁词已经是路人皆知的旧玩意了，因此她宁可仿效那些聪明的罪犯，弃绝者老一套的无辜表白，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作了一半坦白——的时候就说，凡是众人指责的事情，自己反而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可是不巧得很，自己迄今没有机会身体力行。也许维尔迪兰夫人在解释自己行为的时候，采用了无动于衷的论点，她觉得自己既然已经踏上了怨恨的滑坡，不如把怨恨的心情表达出来，这样至少也有几分独特。把这种心情理清头绪，已不失为一种罕见的敏锐；把它公开表白出来，那就更能显示出某种“胆识”。因此，她故意强调自己毫无伤感，内心充满了荒唐的心理学家和鲁莽的戏剧家所有的那种骄傲与满足。“是的，这事很奇怪，”她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的天，我不能说我不希望她活着，她不是一个坏人。”“她就是一个坏人，”维尔迪兰先生打断说。“啊！他不喜欢她，是因为他觉得我请她做客，有损于我。他为这件事情失去了理智。”“请承认我是正确的，”维尔迪兰先生说，“你们相互来往，我从来没有赞成过。我一直说，她的名声不好。”“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萨尼埃特回驳说。“什么？”维尔迪兰夫人嚷道，“这是众所周知的；不是不好，而是可耻，丢人。不，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也无法说明自己的感情。我对她并不厌恨，可是她对我们却那么冷漠，以至于当我们得悉她身体严重患病时，连我丈夫都大为惊奇地对我说；‘你对这事好象毫无感触似的。’这不，今天晚上他建议我取消晚会，我恰恰相反偏要举行，因为没有悲伤硬要装出悲伤，我会觉得是在演戏。”她说这番话是因为她觉得这奇怪得象“自由剧”，而且非常方便。因为冷漠无情或者坦白了的缺德跟浮浅的道德一样，都使生活变得简单了。她把应该受到惩罚的行为变成了一项诚实的义务，为之人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开脱的借口。底下的信徒们聆听着维尔迪兰夫人的话语，心头交织着钦佩和不适之感，犹如以前某些以残酷现实和痛苦观察为题材的戏剧所引起的感觉一样。许多人一边赞叹地看到，老板娘的正直坦诚和落拓不羁又变换了新的形式。一边不禁联想到自己的死亡，虽然他们心想，归根结底这不是一回事，但是他们还是在考虑，有朝一日自己突然死去，别人会是悲恸哀哭呢还是会在贡蒂河滨举行欢庆。“为了我的客人，晚会没有取消，我非常高兴，”德·夏吕斯先生说，他没有发现，他如此表达谢意，恰恰刺伤了维尔迪兰夫人。 

这工夫，我跟那天晚上每个走近维尔迪兰夫人的人一样，闻到一股不太好受的诸美果耳利鼻油的气味，深有感触。事情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知道，维尔迪兰夫人表达她的艺术感情，从来不是使用心灵的途径，而是使用身体的途径，目的是使这种感情显得更加势在必行，更加深刻动人。如果有人跟她谈起凡德伊的音乐，即她最喜爱的音乐，她会一直毫无反应，仿佛她根本不指望凡德伊的音乐能够使她激动起来似的。她的眼神一动不动，几乎是心不在焉；这样停了几分钟以后，她却开始用准确、实在、近乎失礼的口气来回答你的话，仿佛在对你说：“您抽烟，我不在乎。我为的是地毯；地毯很漂亮——这我就更不在乎了——只是它很容易着火，我很怕火，我可不愿意因为您把一个没熄灭的烟头掉在地上，而把你们全都烧着了。”对于凡德伊也是这样。如果有人谈到他，她从不吐露半句钦佩之言，可是过了一阵，她却神情冷漠地对那晚演奏凡德伊的作品开始表示遗憾：“我对凡德伊毫无异议。据我看，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只是我听那些作品，一刻都不能停止哭泣（她说“哭泣”时毫无悲伤的神态，自然的样子倒象是在说“睡觉”。有些恶言恶语的人甚至还认为这后一个动词也许更为确切。其实谁也说不准，因为她听那些乐曲的时候，头蒙在手里，有些鼾声，说到底也有可能那是抽泣）。哭一哭与我倒没有害处，哭多久都行，只是过后这会给我添上要命的鼻炎，鼻膜充血，两天以后，我那样子简直就象一个老酒鬼了。要使我的声带恢复功能，我必须连续吸氧几天才行。总之，戈达尔大夫有个学生……” 

“嘿！说到他，我还没有向您表示哀悼呢。他去得真快，可怜的教授！”“是啊，又有什么办法，他死了，跟其余人一样。他杀死的人够多的，这回是该轮到他举刀自戮了。嗯，我刚才对您说他有一个学生，一个十分有趣的人。给我治过这毛病。他有一句相当独特的警句：‘治病不如防病。’所以他趁音乐开始之前。就给我的鼻子上药。这玩意儿彻底管用。我现在可以象无数失去孩儿的母亲那样放声痛哭，也不会再闹半点鼻炎。现在只是偶尔闹点结膜炎，仅此而已。药效绝对可靠。没有这贴药，我根本不可能继续欣赏凡德伊的音乐，还不是要一次接一次地患支气管炎。” 

我再也按捺不住，终于要提一下凡德伊小姐。“作曲家的女儿是不是没有来？”我问维尔迪兰夫人。“还有她的一个朋友也没有来吗？”“没有，我刚刚接到他们一封快信，”维尔迪兰夫人吱吱唔唔地对我说。“她们不得不呆在乡下。”我心中一时升起了一线希望，也许她们从来就没有说过要来。维尔迪兰夫人通告说，作曲家派这两个代表来，只是为了给乐队和听众一个良好的印象。“怎么？难道她们连刚才的排练也没有来吗？”男爵假装惊奇地问道，以便让人觉得他没有见到过夏利。夏利走过来向我道安。我凑近他耳边问他凡德伊小姐为什么不来的事。他好象对这件事一点也不了解。我示意他不要大声说话，并且告诉他我们过后再聊。他谦恭地答应说他将不胜荣幸地听凭我的吩咐。我发现他比以前有礼貌多了，恭顺多了。我当着德·夏吕斯先生的面赞扬了他——赞扬他是因为他可能有助于我解开我的疑团。德·夏吕斯先生回答我说：“他仅仅做了他应该做的事，他跟贵人们在一起，行为举止如果还那么粗俗，那还有什么意思。”文雅的举止，按德·夏吕斯先生的看法，是法国人的传统举止，不带英国式的呆板。正因如此，当夏利从外省巡回演出归来，一身旅装回到男爵家中时，如果没有过多的人在场，男爵就会无拘无束地亲吻一下他的两颊。他如此炫耀他的温存，也许是想靠这个办法来消除别人脑中认为这种温存是有罪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接受一种乐趣，但更主要的，也许是想用文学的方式来维护和弘扬古老的法国礼仪，犹如他会用曾祖母的旧椅子来反对慕尼黑风格或者摩登款式，用见到儿子时毫不掩饰内心喜悦的十八世纪型温和慈祥的父亲形象与不列颠式的冷漠沉静相抗衡。不过这慈父般的恩爱是否蕴含着一丝乱伦的色彩？更有可能的是，德·夏吕斯先生自从丧偶以后，感情生活就一直十分空虚，他的行为方式虽然能满足他的恶习——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得到一些事实证明——但却不能满足他的感情需要。总之他曾多次考虑过重新结婚的问题，现在脑子又在打着主意，一定要继养一个孩子；周围一些人担心，这欲望别是冲着夏利来的。这事并不稀罕。只有阅读两性人文学才能引起共鸣，手捧着缪塞的《夜》，心里却想着男人，这样一个性欲倒错的人，同样需要担任正常男人的所有社会职能，象舞蹈演员的情人和歌剧院的老听众一样，负起供养的责任，只跟一个情人过规矩生活，跟他结婚或者姘居，做一个父亲。 

夏吕斯跟莫雷尔，借故要商讨一下呆一会的演奏，俩人一起离开了众客。当夏利拿出乐谱给夏吕斯过目时，夏吕斯得以公开展示他俩的秘密关系，心中充满了甜蜜。这段工夫我可被迷住了。尽管小圈子里姑娘不多，然而遇到举行大型晚会的日子，不少姑娘都被邀请来了，作为补偿。我认识其中好几位，都长得十分漂亮。她们远远地向我送来欢迎的微笑。空气中不时闪烁着姑娘妩媚的笑容。这就是晚会，甚至白天五彩缤纷的装饰。我们之所以能够回忆起某时某刻的某种气氛，就是因为姑娘们在这气氛中微笑过。 

谁要是记下这次晚会上德·夏吕斯先生和多位重要人物偷偷交谈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人物中有两位公爵，一位杰出的将军，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著名的医生，一位大律师。那些话是这样的：“说到这件事。您是否认识那个侍从，不，我是说登上汽车的那个小伙子……”“嗳，您堂妹盖尔芒特家，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目前不知道。”“您给说说，大门前面有一个金发小伙子，穿着短套裤，我觉得他非常客气。他叫来了我的车子，十分殷勤，我很想再跟他聊聊，” 

“是的，可是我觉得他不太可爱，有些忸怩作态。您办事喜欢急于成功，您会恶心的。何况我知道这事不好办，我有一个朋友试过。”“太可惜了，我觉得他身材苗条，头发别致。” 

“您真的觉得那么好吗？我觉得如果您凑近一些看，您就会失望了。不，两个月以前，在一次冷餐会上您本来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奇物，一个两米高的壮小伙子，一身理想的皮肤，而且喜欢这事。可是到波兰去了。”“啊！这地方有些远。”“谁说得准？也许还会回来。人一辈子总有重逢的机会。”如果我们善于沉入一定的深度，截取一个断面，那么所有大型社交晚会都大同小异：仿佛医生把病人请了来，病人说话很有理智，举止也十分文雅；如果病人不是用手指着一位走过的老先生，套着你的耳朵说；“这是圣女贞德，”你绝对看不出他们是疯子。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把话说明白，”维尔迪兰夫人对布里肖说。“我所做的，不是要反对夏吕斯，恰恰相反。他为人和善，至于他的名声，我对您说，这类名声于我又有何害？出于我们小圈子的利益，为了我们的聚餐，我反对男女调情，讨厌那些男人正经有趣的事情不谈，却躲到一边跟女人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夏吕斯就不同，我不用害怕，我跟斯万、埃尔斯蒂尔以及其他许多人所发生的事情，跟他绝对不会发生，跟他在一起我十分放心。他出席我的晚餐，任凭有多少上流女人在场，我们都可以肯定，桌面上的谈话不会为调情戏谑、窃窃私语所搅乱。夏吕斯与众不同，犹如一名神父，对他我们十分放心。只是他不能自以为是，对来这里的小伙子发号施令，否则他就连两性人都不如。”维尔迪兰夫人宣布，她对夏吕斯主义的宽容是真心实意的。维尔迪兰夫人如教权在握一般，出现一点不正习气并没有大惊小怪；严重的是在她的小教会中出现了那些可能削弱权威原则、有害于正统观念、企图改变既有信条的东西。“不然，我就要给他一点厉害瞧瞧。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因为自己没有受到邀请，便阻止夏利也前来参加排练。为此，他要受到一次严正警告，我希望这对他来说够了，再不，他只有自请尊便。他把夏利锁在屋里，我说的是真话。”她接着又说，“现在我们每次见到他，他身边都要有这丑恶的莽汉，这保镖似的人跟着。”她说这番话，恰恰没有跳出常人的表达方式，因为有些不太常用的说法，遇到某一特殊话题，某一特定场合几乎势必要涌上说话人的记忆；说话人以为是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实则只是在机械地重复普世训诫。维尔迪兰先生佯称有事要问问夏利，提议把他引开一会儿，跟他说说。维尔迪兰夫人却担心他受到惊扰，接下去演奏失常。“还是等到他演完以后再对他挑明为好，甚至改口再谈也不着急。”维尔迪兰夫人如果知道丈夫在隔壁房间向夏利说明事实真相，她要想舒舒服服激动一下，那就纯系枉然了。她害怕弄得不巧，夏利一生气，会把16号①的事撇下不管。 

那天晚上叫夏吕斯先生一败涂地的，是他自己邀请而陆续到来的客人们那缺乏教养的言行——在这上流社会，这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现象。公爵夫人们来此，一是出于对德·夏吕斯先生的友谊，再是怀着好奇心跻身进来看看。每位宾客一到，都径直走向男爵，仿佛他是主人负责接待似的。这些人还近在离维尔迪兰夫人一步远的地方问我：“告诉我，维尔迪兰妈妈在哪儿。您认为有必要叫人介绍我认识她吗？我至少希望她别在明天的报上刊登我的名字，这会叫全家人跟我闹翻的。什么？就是这个白发女人？她的模样不是还可以嘛。”这些话一字不漏地钻进了维尔迪兰夫人的耳膜。凡德伊小姐不在，听到谈起她，好几个人都说：“啊！奏鸣曲的女儿吗？带过来让我瞧瞧。”她们在此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一下便三五成群围成一堆，闪烁着好奇与嘲讽的目光，窥视着走进门来的维尔迪兰夫人圈内的门客。她们老老实实，最多只是用手指指点点，表示某人的发型有些奇特——若干年以后，这种发型便在一等的上流社会中蔚然成风了。总之，她们十分遗憾地发现，这个沙龙与她们熟悉和想象中的沙龙没有什么不同，为此不禁大失所望。就象有些上流人士到布吕昂②夜总会去，本来满怀希望，能被歌唱家痛骂一顿，不料进门时受到的却是礼貌的致意，而不是预想中的迭唱：“啊！瞧这嘴脸，瞧这丑相。啊！瞧她这副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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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能是维尔迪兰夫妇贡蒂河滨公馆的门号，也有可能是莫雷尔第二次音乐会举行的日期。 

②阿里斯蒂德·布吕昂（1851—1921），法国通俗歌曲作者与演唱者。在蒙马特高地自办米里通夜总会，以通俗、口语化歌曲讽刺社会。 

德·夏吕斯先生在巴尔贝克的时候，曾经当着我的面，敏锐地批评过德·福古贝夫人，说她尽管聪颖超人，但是意外的发迹升迁，却酿成她丈夫彻底的失宠。德·福古贝先生被委派在狄奥多西国王和欧多克西王后的国度里任外交使节。两位君王再度来到巴黎，不过这一次逗留时间较长，因此每日要为他们举行宴庆。王后与德·福古贝夫人早已结识，十年来在自己首都常与她见面，而且在此既不认识总统夫人也不认识部长夫人，所以跟大使夫人结了缘。大使夫人认为德·福古贝先生是狄奥多西王国和法国两国关系的开创者，觉得自己地位稳固，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从此，仗着王后对她的偏爱，有恃无恐，得意忘形，丝毫没有担心会有危险临头。结果几个月以后，这一危险演化成重大事件，德·福古贝先生突然被宣布退休离职。夫妇俩先前过于自信，错误地认为这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德·夏吕斯先生在“小火车”里评论着他儿提时代朋友的倒台，惊奇地认为，这样一个聪明女子在当时的情况下竟没有利用她对君王的影响，说服国王和王后，设法让别人觉得她对国王和王后没有任何影响，教国王和王后把情谊转到共和国总统夫人和部长夫人们身上。当这些夫人们以为这份情谊是出自国王和王后本人而不是福古贝夫妇一手操纵的话，她们就会无比得意，也就是说，欣喜之余，对福古贝夫妇充满感激之情。但是凡是发现别人错误的人，只要稍遇时机，春风得意，便会重蹈覆辙。客人们拨开一条通道前来向德·夏吕斯先生恭贺道谢，把他当作主人看待，这时他就没有想到应该劝他们去跟维尔迪兰夫人寒暄几句。只有与伊丽莎白皇后和德·阿朗松公爵夫人具有同样高贵血统的那不勒斯王后①一人跟维尔迪兰夫人聊起天来。她仿佛是专程前来拜访维尔迪兰夫人的，而不是为了来欣赏音乐和看望德·夏吕斯先生。她对老板娘畅叙衷肠，滔滔不绝地说她久已盼望能够跟她拜识，对她的公馆竭尽恭维，然后又象正式访问一样，跟她交换了许多话题。她说，她非常遗憾，本来多么希望把她的侄女伊丽莎白（不久前跟比利时阿尔贝王子②结婚的那个）也带来。看到乐师们坐到了台上，她收住了话语，叫人指给她看，哪位是莫雷尔。德·夏吕斯先生希望别人对这位演技精湛的小伙子给了如此巨大的荣誉，对其真正动机，她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觉。但是这位君主体内流淌着有史以来最高贵、最富有阅厉，凝聚着怀疑与傲慢的血液：她那君王特有的古老智慧。使她把表亲夏吕斯（两人均为巴伐利亚一位公爵夫人的后裔）这类她爱不胜爱的人的缺陷仅仅看作是一种不幸。夏吕斯一类人的这种不幸在她这里得到的支持弥足珍贵，因而她也尤为乐意向他们提供援助。她知道，连这样的场合，她都屈驾亲临，他会双倍感动的。只是，这位妇人目下的心地善良，正如她以往的勇猛顽强。她是一位勇士王后，曾经亲手向加埃特③的城墙射击过④，至今充满着骑士精神，一见到弱者被欺，便准备拔刀相助。她现在看到的是维尔迪兰夫人孤单一人，受人冷落，殊不知是维尔迪兰夫人本人未敢离开王后一步。她拼命摆出样子，向来客显示，对她——那不勒斯王后来说，这次晚会的中心以及吸引她光顾的引力中心是维尔迪兰夫人。她不停地表示歉意，说她不能呆到晚会结束，还要有另一个晚会需要光顾——尽管她足不出户。她特别强调，她告辞的时候，请在座的千万不要为她送行，这样，可以免了叫大家向她表示敬意。其实，维尔迪兰夫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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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丽－索菲－阿美丽（1841－1925），奥地利皇后和阿朗松公爵夫人的妹妹，于1859年嫁于弗朗索瓦二世，双西西里王国的末代国王。 

②比利时的阿尔贝（1875—1934），自1909年至死为比利时国王。1900年娶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为妻。 

③意大利一港口，位于地中海边上。 

④那不勒斯王后确实于1861年参加过围攻加埃特的战役。加埃特的陷落宣布了双西西里王国的寿终正寝。 

但是有一点需要为德·夏吕斯先生辩护。虽然他把维尔迪兰夫人忘得一干二净，并且听凭他邀请来的“他的圈子”里的人把她忘得叫她出了丑，可是他却明白，他不能听任这批人用对老板娘同样的恶劣态度来对待“音乐演出”。莫雷尔早已登上演台，艺术家们也已聚拢，可是交谈声甚至于笑声仍不绝于耳，还有那些“据说必须是内行才能听懂”的话在嗡嗡作响。德·夏吕斯先生立刻挺起胸膛，仰起脖子，跟我刚才他来维尔迪兰夫人家时看到的他那疲沓的样子相比，他似乎换了一个身躯。他摆出一付先知的样子，环顾四周，那严肃的神情似乎在说，现在不该再是说说笑笑的时候了。一时只见许多客人的脸突然发红，犹如当堂受到教师训斥的学生一样。在我看来，尽管德·夏吕斯先生神态十分高贵，但是难免带有几份滑稽。因为他时而双目喷火，对客人大发雷霆，时而又现身说法，把戴着白手套的手举到漂亮的额前，显出肃穆庄重、乃至出神入化的样子（大家都必须照此模仿）。他借此象一本随身携带的规则手册一样，向来客指出，必须严格遵守宗教般的静默，抛弃一切社交杂念。为此，姗姗来迟者向他致意，他一律不予理睬：这些人太失礼了，一点儿都不明白，此时此刻，时间已完全属于伟大的艺术。在场所有的人都象施了催眠术那样全都入了迷，不敢移动半张椅子，发出丁点声响。一批虽无修养，但衣冠楚楚的人，受到帕拉梅德名望的感化，对音乐肃然起敬。 

我看见，在演台上排开阵势的，不仅有莫雷尔和一名钢琴师，而且还有其他乐师。我想他们一定先演奏其他音乐家的作品，而不是凡德伊的作品。我先前以为，晚会仅仅演奏凡德伊的钢琴小提琴奏鸣曲。 

维尔迪兰夫人独坐一隅，白皙而略施粉脂的前额呈半圆状，奇异地突兀，头发分两边梳理，一半是为了仿效十八世纪肖像，一半是为狂热的人醒脑之用——这种人羞于公开表达内心状态。她离群独坐，宛如一位主掌音乐盛会的天女，一位专司瓦格纳音乐体系以及偏头痛的女神。看着艺术守护神沦入这批讨厌鬼中间，不免使人想起某种近乎悲怆的诺纳①。听到的音乐，她比他们更要熟悉，她自然比平时更不屑于表露她的感受。音乐会开始了。我听不出演奏的是什么曲子，我身临一片陌土。这是何方？我在哪位作曲家的作品之中，我十分希望知道。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向，我真想化作我爱不释手的《天方夜谭》中的一个人物。书中，每逢你不知所措，就会冒出一位仙人或者一位美貌绝伦的少女。别人看不见她，而身陷困境的主人公却看得真切。她告诉他的事情，恰恰就是他渴望知道的。此时此刻，我恰恰遇到了类似的显灵，获得了帮助。我们有时到达的一个地方，以为是陌生之地，其实我们是绕过了一条路，从陌生的一头朝熟悉之地行走。突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走到另外一条路上，这里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只是我们没有习惯从那陌生的一头走过来。这时我们突然会想：“这条小路是通我朋友家花园大门的，我离他们家只有两分钟之遥，”而且就在这时，朋友家的女儿已经顺道迎来向你问好。同样，我听着是全新的音乐，忽然发现自己正在听的是凡德伊的奏鸣曲。那小乐句比少女更为出奇动人。她身披银装，全身闪闪发光发出的声响，涓涓流淌，又如披肩一般，轻盈柔和。她款款向我走来，崭新的首饰衣束依稀可辨。我看出，她心里十分喜悦，这喜悦，随着她情深意长、展喉高亢的歌曲在逐级增长，这歌曲如此令人折服，如此纯朴，但并没有因此阻止她身上闪光的美姿放射异彩。不过这一次她的用意仅仅在于向我指点新道，一条与奏鸣曲不同的新道，因为她指点的是凡德伊另一部尚未公开演奏过的作品。在眼下这部作品中，凡德伊只是作了一个暗示——节目单上有一句话，我们应该看到，提到过这一暗示——小乐句只是稍纵即逝地闪现了一下，似乎仅仅在于引逗取乐似的。这小乐句刚刚重现了一下，就遁然消失了，我再度身临一片陌生世界。我开始明白——一切都在不断地证实我的想法——这个世界就是凡德伊所创造的世界。我开始明白——一切都在不断地证实我的想法——这个世界就是凡德伊所创造的世界。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奏鸣已是一个枯竭无源的世界，我对之已经产生了厌倦。于是我尽力想象一些与奏鸣曲同样美丽，但面貌又不相同的世界。这时，我的做法与一些诗人的做法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诗人在自己诗歌的天堂里点缀一些草原花木，山川河流，这无疑是下界俗世的翻版。我眼下聆听的音乐，在我心里唤起的喜悦心情与我首次听到奏鸣曲时的喜悦心情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这段音乐之美，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般的奏鸣曲入曲，是一片百合花般洁白、充满田园气息的晨曦，圣洁羞涩的晨花轻轻绽开，悬挂在乡间乃冬和天竺葵错落交织、结实难解的绿棚上。然而这部作品一开始出现的是拂晓，平静酣睡的海面沉浸在一片沉闷的寂静和无限的空旷之中。狂风骤起，先是死寂和黑夜，然后是一片玫瑰色的曙光，进而整整一个世界从中脱颖而出，在我面前渐渐升腾起来。这片红色如此新奇，如此罕见于温柔抒情、圣洁天真的奏鸣曲，一如朝霞，给天穹染上了一片神秘的希望之光。一首优美的乐曲已经划破天空。乐曲虽然是由七个音符构成，却是闻所未闻，与我想象中的一切都截然不同，既妙不可言，又尖锐刺耳。这已不再是奏鸣曲中鸽子的低咕，而是撕裂长空的高鸣；它跟曲首沉浸中的鲜红色一样强烈，如公鸡报晓一般神秘，它乃是永恒的晨曦不可言表但又振聋发聩的呼唤。寒冷、雨洗和带电的空气——与奏鸣曲相比，这空气的质极其不同，气压迥然相异，它离纯洁天真、草木丛生的奏鸣曲相去甚远——时刻都在改变甚至消抹彤红的、希望的曙光。然而到了正午，顿时出现了炽热的太阳，空气似乎化成一种凝重的、村镇般的，近乎于乡野的欢乐。震天而响、疯狂飞打的大钟（这种与把贡布雷教堂灼得火热的大钟相仿，凡德伊大概经常听到那钟声；如同画板上唾手可得的颜料，凡德伊当时轻取一下，就在记忆中找到了这钟声），似乎把最厚实的幸福变成了现实。如实而言，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欢乐的动机我并不喜欢。我甚至觉得很丑，那节奏如此步履维艰，拖地而行；从某种程度来说，光用杂音，甚至光用小棒击打桌子，就能模仿其主要节奏。我觉得凡德伊在此缺乏灵感，所以我在此也缺乏了一些注意力。 

第五部 女囚(12)

我瞧瞧老板娘，她倔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对圣日耳曼区贵族夫人们和着节拍摇晃无知的脑袋表示抗议。维尔迪兰夫人没有说：“你们明白，这支曲子我可熟悉，而且还只是熟悉一点而已！如果要我把我的全部感受都倾吐出来，你们就压根别想有完！”她没有这么说。但是她那正襟危坐的姿势，若无表情的眼神，难以捉摸的发绺却道出了她的心声，也表达了她的胆略。她似乎在说，音乐家们只要有种，尽可以演下去，不用照顾她的神经；行板不能使她怯阵，快板不会叫她呼救。我又瞧瞧音乐家们，中提琴手双膝紧紧夹住提琴，脑袋往下冲着，线条鄙俗，做作起来的时候，不由流露出令人作呕的样子，他身子下倾去摸低音，那份耐心恰如仆人拣菜一般。他旁边是弹竖琴的姑娘，一脸稚气，穿着短裙，全身框在金光闪闪的四边形中。这竖琴的边框犹如古代巫魔屋中一贯象征太空的金框一样，而姑娘恰如寓意画上的小女神，站立在金栅围隔的天穹之前，采撷颗颗银星一样，在竖琴上上下远近，按照规定之点，求索着美妙的音符，再看莫雷尔，一撮头发先前一直混杂在头发里面，这时却脱离出来，在额前卷成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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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纳：为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掌管人间命运的女神。 

我悄悄回过头去观察一下听众，借机了解一下德·夏吕斯先生对这绺头发作何感想。可是我的视觉仅仅遇到维尔迪兰夫人的脸，不如说仅仅遇到她的一双手，因为她的脸全部埋在手里。老板娘采用这种定坐的姿势，究意是想表明，她仿佛正在教堂静思冥想，觉得这音乐与最崇高的祈祷并无两样呢，还是如同有些人进教堂一样，试图躲避不知趣的目光，或者出于廉耻之心，借以掩盖其假冒的虔诚呢？要不她这就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藏匿其罪恶深重的走神或者说无法驱逐的睡意。我一度认为这后一种假设是正确的，因为有一种并非音乐的声音不断传出。不过我继而发现，这声音虽然是由打鼾造成的，但这不是维尔迪兰夫人，而是她的母狗的鼾声。很快地，铜铃的辉煌动机结束，被其他动机驱散了，我又为这支乐曲所吸引。我觉察到，这首七重奏中的不同乐思相继呈现，最终汇成一体。凡德伊的奏鸣曲以及——正如我日后得悉的——其他作品，较之我眼下发现的完美成功的杰作，都仅仅是一些腼腆的尝试而已。那些初试作品虽然同样脍炙人口，但毕竟还非常稚弱。一经比较，我立刻回忆起，以前每当我想到凡德伊创造的其他音乐世界，就不免要想到我每一次恋爱所构成的封闭世界；现在一经比较，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必须承认，我最后一次恋爱——和阿尔贝蒂娜的恋爱——包含着我和她的初恋时的彷徨（最初是在巴尔贝克，继而是打抽白鼬牌，她在旅馆过夜，后来是一个星期日在大雾迷漫的巴黎，盖尔芒特家的晚会，巴尔贝克的重逢，最后又是巴黎，我的生活跟她紧密地连在一起），因此，如果现在不是单单回顾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而是回顾我的全部生活，那末，我的其他恋爱经历就同样是一些微弱和腼腆的尝试，是对那更为宽阔的爱情——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所作的一种准备和呼唤。我不再听音乐，而是再度思忖道——犹如我们内心的痛苦因一时的闲乐而暂时遗忘，现在重又犯发一样——不知阿尔贝蒂娜近日是否见过凡德伊小姐。阿尔贝蒂娜在我的内心发生着潜在的影响作用。凡是我们熟识的人，都有一个复影。但是这个复影通常只是处在我们的想象和回忆的边际，所以相对来说它只是留在我们的身外，它所做出的或所能做出的事情，就象一个离我们远远摆放着的物体一样，不会具有什么致害成分，只能引起我们无痛的视觉。涉及到这些人的事情，我们也只是用静观的方式来感知而已。我们可能用适当的语言对他们表示同情，使别人感到我们心地善良，可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不关痛痒。但是自从我在巴尔贝克受到打击之后，阿尔贝蒂娜的复影就进入了我的心里，沉淀到相当的深度，使我难以摆脱。我从她身上发现了一些东西，心灵受到了伤害，这就好比一个人得了病，感觉器官受到恼人的损伤，视觉中出现的明明是一幅五彩图画。可是在他心里引起的感觉却如当体剜肉一般。幸亏我们没有屈从诱惑，再度与阿尔贝蒂娜断绝关系。呆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还需要重新见到她，把她看成一个倍受爱恋的女子，这事有些令人烦恼；但是换个情况，如果我只是对她有点怀疑，她却还没来得及对我表示无动于衷，这时就需要跟她分手，那我又会焦虑万分。所以相形之下，这点烦恼算不得什么。我想象着，她在家里等候我，觉得时间漫长，也许已经去卧室入睡片时。我这么想着，七重奏一句温柔的乐句偶而来轻拂我一下，充满了家常式的亲昵。我们内心生活的一切都盘根错节，叠床架屋；这句乐句凡德伊也许就是从他女儿——他的女儿目前是引起我一切烦恼的祸源——的睡眠中获得灵感的，因为在那些宁静的夜晚，这睡眠为音乐家的工作披上了一层温馨。这句乐句使我心绪安宁，它蕴含的那种静谧柔美的景色能使舒曼的某些梦幻得以平静：在这些梦幻中，即令“诗人在说话”，我们也能猜出“孩子在睡觉”①。今晚只要我高兴回家，无论她是已经进入梦乡还是醒着，我今晚就能跟她——阿尔贝蒂娜．我的小宝贝——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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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暗指舒曼的《儿时情景曲集》中的最末两首歌曲，最后一首的曲名正是《孩子入睡》。 

可是，我思忖着，这部作品开始的时候，具拂晓的最初几声啼鸣似乎预示了某样比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更为神秘的东西。我努力排除对我朋友的思念，一心想着音乐家。于是，音乐家仿佛就在我眼前。作曲家似乎是不朽的，他能在其音乐中获得永生。我们感觉得到，他选择某一音色，给它配上其他音色，这时他的心情是何等快乐。因为，除了一些更为深藏的天赋以外，凡德伊还具备另一种才能，那是一般音乐家，甚至一般画家都望尘莫及的，他使用的色彩不仅如此稳定，而且如此富有个性，以至于它能永远保持新鲜，不为时间所消蚀。即令后生步发明者后尘，模仿他的色彩，又有大师比他更胜一筹，这些都无法使这些色彩的独创性失去光辉。这些个性色彩的问世实现了一场革命，其成果不会无声无息地为后继的时代所融化。每当人们重新演奏这位与世永存的创新者的作品，革命就会重新爆发，震天动地。每一个音色都是匠心独运，令世上任何通晓乐理、博才多学的音乐家都无法模拟。因此凡德伊尽管登峰造极，确立了自己在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已经到了激流勇退的时候，但一旦有人演奏他的某一作品，他总是重返乐坛，领导潮流。他的作品之所以不为时人所淘汰，仍能绽开新花。这应当归之于那种看似矛盾，实又欺人的特性，即永恒的标新。凡德伊每谱一首交响曲，都是先有钢琴曲为基础的，配了器以后再听，其效果就象夏日的阳光经过窗户的折射和分解以后才照进幽暗的餐室，就如同打开《天方夜谭》的所有宝藏以后，出乎我们的意料，眼前仍是一片琳琅满目的珠光宝气。但是这一成不变、令人目眩的光耀如何能跟那生命，那永恒的欢乐运动等量齐观？我所了解的这位凡德伊曾经是如此腼腆，如此忧愁，但当他需要选择某一音色并配以另一音色的时候，则浑身是胆，而且无论如何理解，他都非常快乐，这一点，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令人深信不疑。某某音质引起他的快乐，快乐的心情又给他增添了力量，促使他去寻找其他音质，这就把观众从一个发现引向另一个发现，确切地说，是创新者亲自引导着观众，从这个发现走向另一个发现。他一经发现新的音品，便欣喜若狂，充满信心；新的音品又召唤着更新的音品，于是他全力以赴，又去作新的发现。铜管相遇，产生雄壮的音响，他就仿佛火花迸溅，浑身打颤，喜不自胜。他绘制巨幅音乐壁画，气喘吁吁，如痴如醉，动作之快，令人头晕目眩，恰如米开朗琪罗身子缚住梯子，俯首往西斯廷教堂天花板猛烈挥舞画笔一般。凡德伊去世已有多年。但是，他曾有幸用无限的时间，至少将部分生活泡度在他所喜爱的乐器中间。他泡度的是否仅仅是他人生的一部分？如果艺术真的仅仅是生命的一种延续，那是否还值得为它作出什么牺牲呢？难道生命本身不也是不真实的吗？仔细听这七重奏，我则不能这么认为。诚然，粉红色的七重奏与白色的奏鸣曲是截然不同的；乐句所回答的那种胆怯的探问跟旨在使奇特的希望——这个希望如此尖锐、如此超凡、如此短促，但是却震撼了静寂粉红的海上晨空——获得实现而提出的那种急切的恳求，这两者也是迥然相异的。但是，这些如此相异的乐句是由同一些成分构成的。有些世界需要我们由零看整。我们从某建筑上，某博物馆中，东西各处、一鳞半爪，能看出一个世界。埃尔斯蒂尔的世界就是如此，这是他眼中、生活中的世界。相反，有些世界需要我们由整看零。凡德伊的作品通过一音一符、一拍一调把一个出人意料的世界，一种闻所未闻、不可估价的色彩展示出来。但是由于听众欣赏他的作品，时间上前后是有错落的，这个世界就出现了空隙，造成了间隙。这两种探索的方法如此不同，致使奏鸣曲和七重奏的行进节奏也如此不同。一个使用短促的呼唤，将一根纯净延绵的长线切成碎段，另一个则将散乱的残音重新溶入同一隐形的调号。一个是如此沉静腼腆，近乎于分弓拉奏，又如哲学玄思，而另一个则是如此急促焦虑，苦苦哀求。然而这是同一种祈祷，内心一旦出现不同的朝霞，它就喷溢而出。那些年间，他希望创新，这祈祷便仅仅表现为思想新异、艺术探索的折光。祈祷和企冀说到底并无二致。它们在凡德伊的作品中无论怎样乔装打扮，都能一眼辩认出来；这也正是凡德伊作品的特点。听那些乐句，音乐理论家们自然可以发现，它们与其他伟大音乐家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那只是吹毛求疵，是通过巧妙推理而不是通过直接印象发现的外表的雷同。凡德伊的乐句给人的印象与别人的乐句毫无相似之处，仿佛尽管科学对某些规律似乎早已作过定论，可是个体现象依然存在一样。然而正是在个体致力标新的时候，我们才透过一部作品的表面区别，看出其深层的相似和故意的雷同。凡德伊多次重复一切乐句，翻弄花样，变换节奏。然后又恢复乐句的原状，此刻的相似性是故意的，是巧思的结果，它必定带有人工斧凿的痕迹，永远不可能跟那些隐蔽的、无意的，在两部不同的杰作之间焕发不同光彩的相似性一样引人注目。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凡德伊致力于标新，反躬自问，用他自己的全部创造能量来达到自身的本质，而且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深度，无论别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的本质总是用同一种重音，即他自身独有的重音来作回答。一种重音，这是凡德伊的重音，它与别的音乐家的重音是互不相仿的。这是由于他们之间有一种区别，它比我们在两个人的声音中，甚至于两种动物的叫声中听出来的区别要大得多。这是一种真正的区别，是某位音乐家的思想跟凡德伊的永恒性探索之间所具有的区别。他使用千万种方式反躬自问，他习惯于纯思辨。但他那种思辨仿佛是在天使国里进行似的，完全摆脱了推理所具有的分析形式，以至于我们可以测量其深度，但是我们无法将其迻译成人类语言。这跟脱离肉体的灵魂具有相同的道理。当通灵者召唤亡灵，向亡灵询问死亡的奥秘时，亡灵也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转译。说它是一种重音，它毕竟是一种重音；看一看下午使我为之震惊的那后天获得的独创性，再看一看那音乐理论家能够发现的音乐家之间的承袭关系，它毕竟还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重音。伟大的歌唱家，即独特的音乐家们，不由自主返回到这一重音上来，朝着这重音的高度攀登。这重音表明，完全个体性质的灵魂确实是存在的。凡德伊试图做到更加宏伟庄严，或者创造出强烈活跃的作品，将他感觉到的、反映在观众心灵中的美的东西写出来，却不知不觉将这一切沉没在海底涌浪之下、使他的歌曲永恒不衰、一眼可辨。这别于他人、同于自己的歌曲，凡德伊是从哪里学来、哪里听来的呢？艺术家如同一个异国的公民，他身处这个国家，却对它毫无所知，不放在心上，但是他又不同于刚刚远航到岸，登上这片国土的另外一位艺术家。凡德伊最后几部作品所接近的，似乎最多也就是这样一个国度。这些作品的气氛与奏鸣曲的气氛已大相径庭，疑问式的乐句变得更为急促、更为焦虑，回答也更加深不可测。晨曦和黄昏的空气甚至似乎湿润了琴弦。莫雷尔的演奏再为出色，也于事无补，我觉得他那小提琴发出的声音特别尖锐，甚至近乎于刺耳。这刺耳的声音叫人听着入耳，它跟有些人的嗓音一样，我们一听便能觉出某种崇高的道德和思想品质。但是这也会叫人吃惊。宇宙观一旦发生变化，得到净化，与内心国土的回忆更加合拍，音乐家自然就会使用大幅度的变音将其转译出来，犹如画家是使用色彩的变幻将其转译出来一样。尽管聪明的听众没有弄错，日后把凡德伊的最后几部曲子称为最深刻的作品，但是却没有一个标题和主题可供人们对其作品作出思想评价。于是人们纷纷猜疑，这会不会是思想深度在声响领域的移植。 

这失却的故国，音乐家们统统遗忘干净，无从回忆，然而他们无意识中始终跟它保持某种程度的共鸣。音乐家按照故国的声调而演唱，歌声便充满了喜悦，而有时候他追慕虚荣，就会背叛故国。沽名钓誉，结果是丧失荣誉，而鄙视荣誉，却荣誉加身。即时，音乐家唱起那独特的歌曲，单调的旋律——无论他处理的是什么主题，他与自身始终保持统一——证明了他灵魂的构成因素是永恒不变的。由此说来，这些因素就是那确实不变的沉淀物吗？这是一种无以言传的东西，我们只能专为自己保存着，而无法转达给别人，师友之间和情人之间的交谈却无以透露；这各人自身的沉淀物使个人之间的感受产生质的区别，它被迫留在乐句的门外，因为每个人进入乐句，与他人进行交流，都只能严格遵守大家共有的、毫无意义的外在符号。但是艺术却非如此。凡德伊之艺术和埃尔斯蒂尔之艺术将这隐形的东西呈现出来，将这内心世界的构造外化于五颜六色之中。这内心世界就是我们所谓的个体，离开了艺术我们难道还能认识个体吗？虽然翅膀这种特殊的呼吸器官能使我们穿越茫茫宇宙，但却于我们毫无用处，因为纵然我们飞抵火星或者金星，只要感觉器官不变，那末我们在火星和金星中所见之物仍无异于地球之物。唯一的真正旅行，唯一的青春之浴，不是去观赏新的景物，而是获得新的目光，用另一个人，另外成千上百人的眼睛来观察宇宙，来观察成千上百人眼中的成千上百个宇宙，成千上百人所体现的成千上百个宇宙。正是有了埃尔斯蒂尔，有了凡德伊，这一点才成了可能；跟这样的人相处，我们才得以在宇宙星际真正展翅翱翔。 

行板刚刚结束。临终的乐句变满了温情，听得我心驰神往。下一个乐章没有立即开始；演奏者放下乐器，稍事休息。听众纷纷谈论起来，交换各自的感受。有一位公爵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行家，煞有其事地说：“这段曲子不容易拉呀。”一些人较为客气，过来跟我闲聊了片刻。可是，我刚刚跟那超凡越圣的乐句作过交谈，相形之下，他们的言谈还算得了什么？那只能跟人间一切外在语言一样，叫我无动于衷。我象一位天使，被逐出个人陶醉的天堂，而堕落到最无意义的现实之中。我在想如果没有语言的发明、文字的诞生和思想的分析，音乐也许就是所谓心灵交流的唯一实例，犹如有些人就是自然所淘汰的某种生命形式的最后见证一样。音乐仿佛原是一种种子，没有开花结果。结果是人类走上了别的道路，即口语和笔语的道路。因而音乐永远是对混沌初始、非分析状态的回归，一进入这一天堂就令人心迷神醉，出了这个天堂，无论跟聪明与否的人接触，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我回想起一些人，把他们同音乐揉和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溶入音乐的，几乎只有对一个人的思念，即阿尔贝蒂娜。最末一句行板是如此辉煌，我不禁想到，阿尔贝蒂娜被同化于如此伟大的东西，这是何等的荣誉！她不知道这一点，知道了也不会理解。她之所以有感人的嗓音，我们之所以连结在一起，都是出于这如此伟大的音乐。音乐一停，在场的人个个显得淡然无味。有人端来了一些饮料。德·夏吕斯先生不时高声地问某个仆人：“您好吗？您收到我气压传递寄给您的信吗？您来不来？”这样的问话也许含有显贵平易近人的气度，因为他认为这样就是在抬举别人，比资产者更接近民众；但这些问话同时也包含着罪人的狡诈，因为他以为：公开炫耀的事情，顾名思义就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他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具有的盖尔芒特家人的口吻又说：“这是一个正直的小伙子，这是一个好人，我家里经常用他。”可是男爵的巧言巧语对自己却并不一定有利，因为别人听后觉得他跟仆人如此亲善，还寄气压传递信件，这里面定有一些原因。何况仆人们听到男爵的话也并不为伙伴骄傲，而是为他们感到羞耻。 

这当儿，七重奏重又开始；朝着终曲进行。奏鸣曲乐句反复重现，但多彩多姿，节奏和配器都富有变化，如同生活中重复发生的事情一样，既保持着原样，又带着新貌。有些乐句，我们一时分辨不出，不知它们与某音乐家过去的作品具有何种亲缘关系。这些乐句把这位音乐家的作品当作唯一的住所，不断地出现于其中，成了乐曲中的女仙、山林之卫和亲切的神明。这样的乐句我在七重奏中先听出两三句；它们使我想到的是奏鸣曲。过了一会儿，我又发现了奏鸣曲的另一个乐句。那是在凡德伊作品的最后一个乐段中，这句乐句沉浸在一股紫色的雾霾之中。尽管凡德伊在一些地方插进一段舞曲，但这句乐句仍然被乳白色的烟雾包围着。它如此地遥远，我勉强能够辨认出它。它踌躇着走近来，似乎怀着愤怒消失了，继尔重新返回，跟其他乐句——我后来才知道；这些乐句来自其他作品——交织在一起，又呼唤着其他乐句。其他乐句一旦得到驯服以后；也立即变得引人入胜，进入全音符，充满了说服力。这超群绝伦的全音符，大多数听众无法看见，因为他们的眼前隔着一层迷糊的网纱，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听着乐曲感到无聊，甚至觉得会无聊至死，但仍然盲目欣赏，为这乐曲打着节拍。慢慢地其他乐句远离而去，只剩下一句，重复地出现五至六次，我都没有看清它的容貌。但那乐句如此温柔，也许象小乐句之与斯万一样，绝对不能与任何女人所能激化的欲望同日而语。它用温柔的声音给了我一种真正的幸福。我不懂它的语言，但又完全能够理解。它有可能就是那隐形物，就是我平生遇见的唯一的陌生人。接着，这句乐句又四处弥漫，变幻形态，和奏鸣曲中的小乐句一样，化成曲首那神秘的呼唤。有句显示着痛苦的乐句，跟这呼唤形成了对应。这句深沉的乐句模模糊糊，几乎是发自肺腑、带有器质性的内心呼声，它每次重现，我们都不知道它究竟是某一主题的表现还是神经痛的表现。不一会儿，两个动机展开了肉搏战。一方被打得片甲不留，但我们立即发现，另一方也只剩下残肢断臂。但说实话，这只是两股锐气在短兵相接。说锐气，是因为这互相交锋的生命双方都已经脱离了自己的身体、外表和名称。遇到了我这样一个内在的听众——我对名称和个别物也是毫不在乎的——我对它们非物质的、充满活力的争斗充满兴趣，津津有味地注视着跌宕起伏的声响变化，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内在型的听众，对名称和个体都毫不在乎。最后快乐的动机占据上峰。这已不再是苍天后面传出的焦急的呼声，而是似乎来自天国的无以形容的快乐。但这快乐与奏鸣曲的快乐完全不同，犹如蒙塔尼亚①画中一身猩红，吹奏号角的大天使迥然相异于贝利尼②画中手抱双弦诗琴，温柔庄重两者双兼的天使一样。有关喜悦的这一新的微妙区别，这向着超尘脱世的喜悦的召唤，我是难以忘怀的。但是对我来说这喜悦最终可能实现吗？这个问题，我觉得至关重要，因为这句乐句也许最能够体现——恰恰跟我其余的生活和可见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生活中的一系列感受：马丹维尔教堂钟楼以及巴尔贝克海滨近处的树木在我内心激起无限感受。我把这些感受视为构筑真正生活的基准和开端。但是重新回顾这乐句独特的重音，我奇怪地发现，与世俗生活最不相同的感受，向上界乐园最大胆的挺进恰恰不是体现在别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圣母同贡布雷所遇见的那位拘于礼节、俗不可耐的小市民身上！对这闻所未闻的喜悦的发现，我一生最为奇特的发现，我怎么可能受之于他？据说，他死后只留下一部奏鸣曲，其余的只是一些毫无价值、无法辨读的记号。别人无法译读，唯有一个人例外。此人曾经在凡德伊身边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谙熟他的创作方法，能够猜读他的配器记号。此人依靠耐心、智慧和敬佩之意终于破译了凡德伊的手稿。这人就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大作曲家在世时，她就深受其女儿对其父亲崇敬的影响。但物极必反，正是出于这种崇拜之情，两位姑娘对他的画像进行疯狂糟蹋，以此取乐。前文对此已有交待（对父亲的崇拜是女儿亵渎行为的固有条件。毫无疑问，她们本来对这亵渎行为的情感，是应该将其拒之门外，但是这快感并不能充分表达那些糟践的言行。但是这种肉体的和病态的关系，这种暖昧不清的炽烈感情渐渐让位于一团高尚纯洁的友谊之火，那些亵渎行为也就日趋减少，直至彻底消除了。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有时自寻烦恼，认为也许是她加速了凡德伊的死亡。殊不知她历经多年，整理了他的遗稿，把那些天书变成了可靠的曲谱。她至少可以聊以自慰，虽然她给作曲家的晚年蒙上了阴影，但是她保证了他的英名永世流芳，仅此已补偿了自己的过失。从法律未予认可的关系生发出的亲属关系较之婚姻衍生的亲属关系不仅一样丰繁复杂，而且更加牢固。这种如此特殊的关系姑且不论，单举我们司空见惯的通奸为例，如果通奸奠基于真诚的爱情，岂不是非但没有动摇，而且是更加激发了家庭感情和亲属义务吗？通奸在婚后经常变为一纸空文的婚姻契约里加入了实质性内容。一个好姑娘如果纯粹出于礼仪，为母亲的第二位丈夫服丧，那么就不会有充足的泪水来哀悼她母亲百里挑一选中的情人。况且，凡德伊小姐当时的行为仅仅是出于肆虐。这当然并不能为她开脱，但过后我想到这一点，心里便安然得多。我想她跟女友一起糟践她父亲的像片时，一定意识到，这一切仅仅是病态，是疯狂，而不是她真心希望的以恶取乐。想到这只是恶行的一种仿制，这便扫了她的兴。这种想法以后又有抬头，正如它扫了她的兴一样，它大概同时也减轻了她的痛苦。“这不是我，”她一定会想，“我是身不由己的。我，我还可以为我父亲祈祷，对他的善心仍抱希望。”问题是，这一想法出现在她的脑中每每都带着快乐的形态，却从未带有痛苦的形态。我曾希望能将痛苦输入她的脑中。我敢肯定我那样做一定得益匪浅，她和她对父亲的怀念之间一定会恢复一种相当甜蜜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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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蒙塔尼亚（1450－1523），意大利画家。 

②贝利尼（1429－1516），意大利画家。 

正如一位天才的化学家不知死神已经降临把研究发现记录在笔记本上。但是记录无法辨认，很有可能就将永世埋没一样，凡德伊小姐的女友从一些比纸莎草纸上无法辨认的楔形文字的稿纸中发掘出这富有永恒的真实、千古丰盛的新奇的喜悦形式，发掘出晨曦天使般鲜红的神秘希望。她今晚重新勾起我对陋尔贝蒂娜的嫉妒。对凡德伊来说她只不过曾经是，可是对我来说她曾经是，今晚是，将来更是如许痛苦的根源；但是她也作了抵销。全都亏了她，那奇特的召唤才得以传入我的耳中。我将永不停止地听到这召唤声，把它看作希望：虽然我在一切欢乐之中甚至于在爱情之中遇到的全是虚幻，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存在——毫无疑问只有艺术才能使之实现。虽然我的生活在我看来如此空幻，但至少它还没有完全实现。 

人们通过她的辛勤劳动所认识的凡德伊，说实话是凡德伊的全部作品。与这部七重奏相比较，听众唯一熟悉的奏鸣曲的某些乐句便显得极其平凡，以至于我们无法明白，这些乐句如何会引起如此普遍的赞赏。我们惊奇地看到，多年当中，诸如“星空颂”、“伊丽莎白的祈祷”①等那样毫无价值的唱段在音乐会上居然引起乐迷的狂热，为之鼓掌得精疲力竭，只要听过《特里斯坦》、《莱茵黄金》和《名歌手》就会发现，上述唱段只不过是味同嚼蜡的破烂货②，可是听众却狂呼乱叫“再来一遍”。但是应当想到，那些唱段的旋律虽然缺乏个性，然而包含着惊世之作的某些独到之处。尽管其量微乎其微——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不容易被人发现——但当我们回顾起来，这类杰作都是独具风采的；然而如果当时它们就已炉火纯青，听众的理解就会发生困难。那些尚还缺乏个性的旋律就为听众日后理解那些惊世杰作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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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格纳歌剧《汤豪塞》（1845）第三幕中的两个唱段 

②均为瓦格纳的歌剧。 

话得说回来，虽然那些旋律使人隐约预感到未来之作的绚丽多姿，但是未来之作毕竟还只是一个彻底的未知数。凡德伊属于这种情况。如果他临死的时候留下的仅仅是他的完成之作——奏鸣曲的某些部分除外——那末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实际的宏伟业绩的认识，就将只是沧海一粟，这就好比雨果如果在写了《约翰亚保卫要道的比武演习》、《鼓手的末婚妻》、《浴女撒拉》①以后便溘然辞世，而根本未及写下《历代传说》和《静观集》一样。果真如此，他的真正作品就可能始终是一部潜而不发之作，永不问世，犹如我们的感知无法企及，我们永远无法认识的宇宙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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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两篇见于《颂歌集》，后一篇为《东方集》的第二十篇。 

天才的内涵（包括才华、甚至德行）和邪恶的外表，两者之间初看反差强烈，实则是相辅相成。正如凡德伊身上所体现的，才华常常被包容和保留在邪恶的外套之中。音乐一结束，我置身于宾客之中。客人的云集，其本身就犹如一张通俗寓意画，透视出天才的内涵和邪恶的外表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聚会大同小异，尽管这一次举行了维尔迪兰夫人沙龙，但与其他许多沙龙的聚会并无什么区别。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入药的都是些什么成分。消息灵通，达观明理的记者们把这些沙龙称作为巴黎沙龙，巴拿马丑闻沙龙，或者德雷福斯沙龙，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沙龙在彼得堡、柏林、马德里到处可见，而且任何时代都大量存在。有一位负责艺术的副国务秘书——是位真懂艺术、富有修养、风度翩翩的人——几位公爵夫人、三位偕同夫人的大使一齐光临维尔迪兰夫人的公馆，他们之所以选在同时露面、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之间存在的关系。这层关系促使男爵希望给他年轻偶像的艺术成就竭力制造反响，替他争取荣誉军团勋章。这次晚会得以举行的另一个次要原因，是一位跟凡德伊小姐保持着类似夏利跟男爵关系的姑娘发掘整理出一系列天才的作品发现之重大以至于国民教育部刻不容缓，亲自出面主持募捐，筹措资金为凡德伊竖立一尊塑像。况且，男爵跟夏利的关系，如凡德伊小姐跟其女友的关系一样，对这些作品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条捷径。世人凭借着这条道路，即可径直跟这些作品相汇合，而避免多走弯路。这虽然不是说世人将对作品一直迷惑不解，但至少多年之间，他们将是一无所知。每当发生了能为达观明理的记者那平庸心理的理解的事件——通常是政治事件——时，达观明理的记者深信不疑地认为，法国必定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从此这类晚会行将销声匿迹，人们再也欣赏不到易卜生、勒南、陀思妥耶夫斯基，邓南遮、托尔斯泰、瓦格纳、斯特劳斯。达观明理的记者认为，官方举办的艺术活动都有可疑的内幕，他们以此为据，认定官方颂扬的艺术总有某种颓废的意味，然而一本正经的往往正是这种艺术。当然，德高望重的达观记者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大名能足以使人举办这类奇怪的晚会，尽管其奇怪的特性并不那么引入注目，甚至掩盖得天衣无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次晚会其鱼目混珠，成分混杂不免令我吃惊。我掌握了识别能力，比任何人都能更清楚地将他们区分开来。我主要区分的是这样一些人：一部分是与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有关的人。这些人使我回想起贡布雷，也叫我想起阿尔贝蒂娜，也就是说想到巴尔贝克。正是由于我曾经在蒙舒凡见到过凡德伊小姐，又得知她女友跟阿尔贝蒂娜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过一会儿回到家里时，才不是孤独一人，而是见到阿尔贝蒂娜在等候我；另一部分是与莫雷尔和德·夏吕斯先生有关的人，他们使我想起巴尔贝克——我就是在巴尔贝克附近的东锡埃尔看见他们结成关系的——也使我想起贡布雷及其两边人家。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是盖尔芒特家族——贡布雷诸伯爵——的一员，虽然在贡布雷没有宅邸，却在那里居住，犹如彩绘玻璃上的痞子吉尔贝一样，头顶青天，脚踩土地。而莫雷尔便是叫我认识桃色夫人并在多年以后又使我认出她就是斯万夫人的那位老仆人的儿子。 

“演奏得不错吧，嗯！”维尔迪兰先生问萨尼埃特。“我只怕，”萨尼埃特支吾着答道，“莫雷尔本人的精湛技艺别有些冲淡了作品的总体感觉。”“冲淡！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维尔迪兰先生吼道。客人们都象一头头狮子，伺机随时准备扑上前去把这被问得哑口无言的人吞噬掉。“噢！我并不是仅仅针对他……”“瞧，他真不知道在胡说些什么。针对什么？”“我……我应该再听……听一遍，才能下一个严谨的结论。”“严谨！他疯了！”维尔迪兰先生说话时两手捧着脑袋。“我们得把他带走。”“我意思是说准确；您……您自己说……说过……严谨准确。我是说我不能作严谨的判断。”“我，我说，我要您走。”维尔迪兰气疯了，两眼喷火，手指着门对他叫道。 

“我不许有人在我家里这么说话！”萨尼埃特象个醉汉踉踉跄跄打着圈子走了。一些人以为，这么被撵出门外，那一定是个不速之客。有一位夫人在此之前一直跟他非常友好。前一天他还借给她一本珍贵的书籍，可是第二天她用一张纸草草包上这本书，叫总管在纸上干巴巴地写上萨尼埃特的地址，一句话不说就把书还给了他。她可不愿意对一个赶出小圈子失了宠的人“欠下任何债务”。可是萨尼埃特夫人对这无礼的行为一直不得而知。因为维尔迪兰先生怒骂后未出五分钟，便有家仆前来禀报，萨尼埃特突然跌倒在公馆院子里。当时晚会还未结束。“叫人把他送回家里。这没有什么。”主人说。按照巴尔贝克旅馆经理的话说，维尔迪兰“公馆”就跟有些大旅馆一样，有人猝死，为了不使住客受惊，人们急忙遮掩其事，将死者暂时藏在食品贮存间里，无论他生前是如何才华出众、慷慨大度，此刻都只能屈尊秘密地从专供“潜水员”①和调味师之用的门出去。可是说到死，萨尼埃特还不至于。他还多活了几个星期，只是知觉没有一刻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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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谓洗碟盘的人。 

音乐会结束，德·夏吕斯先生的客人纷纷起来向他告辞。这时候他又犯了客人到达时的错误。他没有请他们去向老板娘道别，请他们在向他表示谢意的同时，把她，她和她丈夫结合进去。告别队伍很长，但是长龙只是排在男爵一人面前。他对此却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因为几分钟后他是这么对我说的：“艺术活动形式后来出现了‘圣器室’般的有趣色彩。”大家甚至找出各种话题，延长致谢的时间，以便在男爵跟前多留片刻，结果逼得那些跟在后面尚未向他的晚会的成功致以祝贺的人停滞不前、原地踏步。不止一个做丈夫的想就此离开，可是身为公爵夫人但也很懂时髦的妻子反对说：“不、不，我们应该等候一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对巴拉梅德不谢一声就离开。他真是呕心沥血，时下只有数他能够常举办这样的晚会了。”没有一个人想到要跟维尔迪兰夫人结识。这情景就象是在戏院里，一位贵妇人为晚会带来一批显贵名流，谁也不会想到设法把自己介绍给引座的女郎。“表哥，您昨天是否在爱丽阿娜·德·蒙莫朗西的府上？”莫特马尔夫人问道，她想借此拖长谈话的时间。“嗯，没有。我非常喜欢爱丽阿娜；可是我不太理解她的请柬的含义。我也许有一点儿不太开窍。”他痛快地绽开笑脸说。莫特马尔夫人此时感到她将捷足先登，抢到“巴拉梅德的头条新闻”，如同她常在爱丽阿娜那里所获得的一样。“两个星期前我确实收到过可爱的爱丽阿娜的一份请柬。她在蒙莫朗西这个颇有争议的名字上方写着这样一句客气的邀请：‘我的好友，望您施恩，请在下周五九点半想着我。’下面写着这样五个不太施恩的字，‘捷克四重奏’。这一行字，字迹模糊，而且看不出跟上面的句子有什么联系。这犹如有些写信的人，开了一个头，‘亲爱的朋友，’没有写下去，没有换信纸，反过来又写，结果背面的字透了出来。这可能出于粗心，也可能是为了节省信笺。我很喜欢爱丽阿娜，所以我并不责怪她。我只是不把‘捷克四重奏’那几个奇怪而又不得体的字放在心上。我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人，我把周五九点半想着蒙莫朗西夫人的请柬搁在壁炉上面。众所周知；尽管我的天性如布封对骆驼的评价，温顺守时（夏吕斯先生周围响起一片笑声。他知道，恰恰相反，别人把他看成一个最难相处的人），但是为了脱去白天的衣服我还是迟了几分钟。不过我没有过分内疚，心想说是九点半，权作十点钟吧。十点钟一敲，我便立即穿上高级睡服，脚登厚软的便鞋，端坐于炉火边，开始照爱丽阿娜的请求想她，强烈的思念一直到十点半才稍稍减退。烦请转告她，我严格服从了她大胆的请求。我想她会高兴的。” 

莫特马尔夫人笑得前仰后合。德·夏吕斯先生也跟着仰天大笑。“那末明天，”她根本不考虑早已超过了别人可以让给她的时间，接着又说：“您去我们的族亲拉罗什富科家吗？” 

“啊，这，这我办不到。我看他们邀请您我去参加的是一件最难想象和最难实现的事情。按请柬的说法，这事情称作‘茶舞会’。我年轻时可算是四肢灵巧了，可是现在不得不怀疑，让我一边跳舞一边饮茶，会不会有失体态。而且我从来不喜欢用不卫生的方式来吃东西和喝东西。您一定会说，如今我不一定要跳舞。可是，即便舒舒服服坐在那里饮茶——况且既然叫做舞茶，这茶的质量如何，我不敢恭维——我还是害怕，那些比我年轻，却没有我年轻时那么灵巧的客人，别把茶杯打翻在我的衣服上，这会扫了我的兴，结果连茶也喝不了。”德·夏吕斯先生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偏偏不谈维尔迪兰夫人（他津津乐道，大肆发挥，故意使他的朋友们无休止地“排队”站着，精疲力竭，耐心等着轮到他们，以满足他那残酷的取乐心理）。即便这样，他犹嫌不足，居然对维尔迪兰夫人负责的晚会部分开始了品头论足。“说到茶杯，那似碗非碗的东西；是什么怪玩意？倒有几分象我年轻时，布瓦雷·布朗什餐馆给我送冰冻果汁用的盛器。有人刚才对我说这是用来盛‘冰冻咖啡’的。可虽说是冰冻咖啡，我既没有见到咖啡，也没有见到冰。真是用途不明的奇物！”说这番话时，德·夏吕斯先生赶紧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捂住嘴巴，瞪圆眼睛，谨慎地暗示别人，仿佛怕被主人听见甚或看见似的。可这只不过是装装模样而已。没过几分钟，他已经开始对老板娘本人品头论足起来：“特别注意不要再用冰冻咖啡杯了！您希望哪位朋友的家变得丑一些，您就把它们送给哪位朋友。但是叫这位朋友特别注意不能把这些杯子放在客厅里，别让客人搞错，以为走错了房间。因为看看这些杯子实在是和便桶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我的表哥，”客人说话时压低嗓音，并带着疑惑的神情瞧着德·夏吕斯先生。这倒不是害怕惹维尔迪兰夫人生气，而是怕由于自己还未洞悉一切，会冲犯了德·夏吕斯先生。“我会教她的。”“啊！”客人笑道，“她找不到比您更好的老师！她真有运气！有您的指教，可以肯定不会出错。” 

“不管怎么说，音乐会至少没有出错。”“啊！那演得真是妙极了。那种喜悦叫人无法忘怀。说到这位天才的小提琴家，”她天真地以为德·夏吕斯先生感兴趣的是小提琴“自身”，接着说，“您认识另一位小提琴家吗？那一天我听他演奏了一首福雷的奏鸣曲，他的名字叫弗朗克……”“知道，那是什么破烂，”德·夏吕斯先生回道。他说话毫不留情，粗硬的回驳意味着他表妹毫无欣赏趣味。“论小提琴家，我劝您听听我这位就足够了。”德·夏吕斯先生和他表妹重新开始交换那低垂而又窥觑的眼色，德·莫特马尔夫人满脸通红。为了弥补她的蠢言，她热情地向德·夏吕斯先生建议举办一次晚会，专听莫雷尔演奏。不过对她来说，这次晚会的目的不在于奖掖人才——她会说这确实就是她的目的，实际上这倒是德·夏吕斯先生的真正目的——她只是觉得这是一次天赐良机，可以借此举办一次超高雅的晚会。为此她已经算计起来，应该邀请哪方人士，又该放弃哪方人士。这样筛选是晚会举办人（即上流报刊大胆地或者愚蠢地称作“精英”的人）首先关心的大事；与催眠师的暗示相比，这种筛选对记者的眼光甚至文字能够发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德·莫特马尔夫人未及考虑莫雷尔将演奏什么乐曲（这件事被认为是次要问题。这样认为并不是没有道理。瞧瞧来客们，他们看在德·夏吕斯先生的份上，音乐会进行过程中，规规矩矩保持着安静，没有大声喧哗，然而真正想到要听音乐的却没有一人）。她首先决定把德·法尔古夫人排除“入选者”之列。出于这一决定，她立刻露出一副策划阴谋者的神情，大有将那些不顾流长飞短的上流女子一扫而光的气势。“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来举办一次晚会，听您的朋友演奏？”德·莫特马尔夫人低声问道。她虽然在跟德·夏吕斯先生单独说话，可是象着魔似的，禁不住向德·法古尔夫人（被排除者）瞥了一眼，为的是肯定德·法古尔夫人离她有足够的距离，无法听见她说些什么。“不，她不可能听清我在说些什么，”德·莫特马尔夫人瞥了一眼以后放心地下结论道。然而这一眼在德·法古尔夫人身上所产生的效果恰恰与它的目的背道而驰：“瞧，”德·法古尔夫人心想：“玛丽－泰雷兹跟巴拉梅德在商议什么，一定是没有我的份。”“您是指受我保护的人吧，”德·夏吕斯先生纠正道。他对表妹的语法知识和音乐天赋都丝毫不加恭维。他也不顾她赔着笑脸已在表示自歉，暗中求饶，继续大声说：“当然有办法……”他声音之大足以使全沙龙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一个如此富有魅力的人才被放到这样的环境里是会遇到危险的，他的固有力量会遭到削弱。尽管如此，固有的力量需要适应环境才行。”德·莫特马尔夫人心想，她这么压低声音，小心谨慎地提问，看来全然是徒劳无益，因为回答都是从嘴漏斗里哗啦啦流出来的。德·法古尔夫人什么也没有听见，原因是她一句话也听不懂。德·莫特马尔夫人原先害怕自己的阴谋遭到挫败，害怕由于自己跟德·法古尔夫人关系过于密切，如果“事先”被她知道不请她有所不妥，请她又实在违心，现在她的担心减少了。如果她没有再度抬起眼皮，朝埃迪特方向看一眼——仿佛是为了居安思危。可是她迅速地重又低下眼皮，为的是别过早备战——，她的担忧早就彻底烟消云散了。她计划举办晚会以后第二天给埃迪特写一封信，补充一下她刚才那意味深长的目光。有人以为这种信是巧妙的伪装，其实是直言不讳的不打自招。譬如：“亲爱的埃迪特，我跟您一样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厌倦。昨天晚上我没有太指望您会来（埃迪特肯定会想她既然没有邀请我，怎么会指望我来？），因为我知道您对这类聚会不是十分喜欢，而且十分讨厌。不过您的光临仍然使我感到十分荣幸（德·莫特马尔夫人在信中除了需要给谎言披上真心话的外衣以外，绝不轻易使用“荣幸”一词）。您知道，我永远欢迎您来我家做客。不过，您走得很对，因为这次完全没有搞好，靠两个小时临时拼凑起来的东西怎么会搞得好”等等，不一而足。可是，德·莫特马尔夫人向埃迪特这新瞟去的一眼，已经足以使她明白，德·夏吕斯先生那转弯抹角的语言里究竟包藏的是什么东西。莫特马尔的目光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它先打击了德·法古尔夫人，现在它所蕴含的公开秘密以及故弄玄虚的意图转而波及到了一位秘鲁小伙子身上。其实，德·莫特马尔夫人倒是打算邀请他的。但是，他却以为看透了别人在搞鬼名堂，没有注意到这目光根本不是冲他而来的。他立时对德·莫特马尔夫人充满了仇恨，发誓要用成百上千次的恶作剧来回报她，比如在她闭门谢客的日子里，给她送去五十份冰咖啡，而在接待客人的日子里，到报上刊登启事，说聚会因故延期，并且还胡编乱造，谎称以后还有聚会，列举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把他们渲染成远近闻名的达官显贵，并且谎称鉴于种种原因，主人不希望接待他们，甚至也不希望认识他们。德·莫特马尔夫人想为德·法古尔夫人担心实在是错了。德·夏吕斯先生将亲自挂帅，全面负责把这预计的聚会搞得面目全非，这是德·法古尔夫人的光临所万万不及的。“可是，我的表兄，”她瞬间的过敏感觉使她悟出了“环境”一词的含义，于是针对那句话回答说，“我们会避免任何麻烦的。我负责叫希尔贝照管一切。”“不，绝对别叫希尔贝，因为他本身就不在被邀请之列。一切都由我来操办。最重要的是要排除那些有耳无聪的人。”德·夏吕斯先生的表妹起初希望借莫雷尔的声誉，来举办一个晚会，以便可以吹嘘说，她跟那么多的亲戚都不一样，“她得到了巴拉梅德。”现在她的思绪突然离开了对德·夏吕斯先生名望的眷恋，想到如果由他插手操办，邀请哪位、排除哪位全来由他决定，那一定会有许多人跟她反目。一想到德·盖尔芒特亲王（她打算排除德·法古尔夫人一部分就是考虑到他的缘故，因为他不见德·法古尔夫人）将不被邀请，莫特马尔不由惊慌失措，眼里露出忧虑的神色。 

“是不是灯光太亮，您有些受不了？”德·夏吕斯先生假装一本正经地问道，那骨子里的嘲讽丝毫未被领会。“不，一点儿也不。我是在想，如果希尔贝知道我举办了一次晚会，而没有邀请他，这也许会造成一些麻烦。这当然不会是指给我造成麻烦，而是指给我的家里人。他这人向来家里来四个猫太太也都非请我不可……”“恰恰如此，我们首先就去除那四只只会叫的猫。我想大概沙龙里的喧哗声使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举办这样一次晚会不是要借此向人行礼致意，而是要按照庆祝活动正规的惯例行事。”此刻德·夏吕斯先生倒还没有觉得排在后面的一位已经等候多时，而是觉得她这人心里光顾着自己的邀请“名单”，而根本没有莫雷尔，给她过多的优惠是不合适的。德·夏吕斯先生于是就象一名觉得诊察了足够的时间的医生开始停止门诊，向她的表妹示意可以告退了。他没有向她说再见，而是把脸转过去，朝着接踵跟上前来的人。“晚上好，德·蒙代斯吉乌夫人。刚才的音乐会非常精彩吧？我没有看见埃蒙娜。请转告她，总不能放弃参加任何活动。哪怕这种放弃出于再高贵的理由，也总该视具体情况而定。今晚的晚会这样灿烂辉煌，遇到这种情况，就该有个例外。自命不凡，这并非坏事，但是能以高雅取胜而不以消极的非凡取长，岂不更好。您的妹妹对那些专请她去但与她身价不相称的活动一概缺席，对她这种态度我比任何人都加以赞赏。但是，象今天这样值得纪念的活动，她只要前来出席，得到的就是首席的荣誉。您妹妹本身已名声卓著，现在更会声名大噪。”他说完又转向第三位。这时候我看见了德·阿尔让古尔先生，感到非常惊奇。此人从前对德·夏吕斯先生非常冷酷无情，现在变得既和蔼可亲，又阿谀奉承。他请德·夏吕斯先生把自己介绍给夏利，并对他说，希望夏利来见自己。这人原来见到德·夏吕斯先生那类人非常可怕。可是现在他自己身边就生活着这么一批人。当然情况并不是说连他也已变成了德·夏吕斯先生的同类。而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对一位上流女子发生了崇拜。这位女子极其聪颖，她要他跟她学，也对聪明人发生兴趣。她非常希望能把德·夏吕斯先生请到自己家中做客。但是德·阿尔让古尔先生嫉妒之心很强，同时却有些阳刚不足，觉得自己不太能够使被自己征服的人得到满足。他既希望她受到安全保护，又希望她能消遣解闷。要不出危险地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边安插一些于她无害的男人。这些男人就扮演了后宫警卫的角色。他们觉得他变得非常客气，说他要比他们想象当中聪明得多。他和情妇听了都不亦乐乎。 

第五部 女囚(13)

很快地，德·夏吕斯先生的客人都走了。许多人说：“我可不愿意去圣器室（指男爵把夏利拉在身边，接受别人祝贺的小客厅），可是应该让巴拉梅德看见我，让他知道我是一直坚持到结束才走的。”没有一个人搭理维尔迪兰夫人。还有好几个人甚至佯装跟她根本不认识，错去跟戈达尔夫人道别，指着戈达尔大夫的妻子对我说：“这就是维尔迪兰夫人吧？”德·阿巴雄夫人在老板娘听觉范围内问我：“首先得弄弄清楚，究竟有没有叫维尔迪兰先生的人，那还是一个问题呢。”公爵夫人们还呆着没走。她们原先期待着这地方一定跟她们见识过的地方大不相同，可是居然什么特殊奇异的东西都没有发现。她们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着埃尔斯蒂尔的画捧腹大笑，以弥补这一损失。她们没有想到，其余的东西跟她们见识过的如出一辙。于是她们对德·夏吕斯先生恭维道：“巴拉梅德真会布置！一经他的安排，车库和盥洗室都会变成仙境，发出夺人的光彩。”最高贵的要数那些向德·夏吕斯先生至诚恭贺晚会成功的夫人。举办这次晚会的真正动机，有些人不是不知道，然而却并没有为此感到难堪，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肆无忌惮跟光大门楣已发展到了同样远的地步。也许这只是出于对某些历史时期的眷恋，那时候，她们的祖先已经完全寡廉鲜耻，并以此为荣。她们当中有好几位当即邀请夏利到她们的晚会上来演奏凡德伊的七重奏，可是竟无一人想到要邀请维尔迪兰夫人。维尔迪兰夫人已经恼羞成怒。可是德·夏吕斯先生此时腾云驾雾，非但对此毫无警觉，而且居然还请老板娘来分享他对晚会的喜悦之情。这位艺术聚会的正统理论家，这时候也许倒不是出于老气横秋，而是出于文学情趣，对维尔迪兰夫人说：“怎么样，您高兴吗？我想客人至少是高兴的。您瞧，凡是我来操办一次晚会，那就绝不会只是一半成功。我不知道您的纹章概念是否能使您准确地估计一下这次活动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举托起多大的重量，又为您移走了多少空气容积。您见到了那不勒斯女王、巴伐利亚国王的兄妹以及三位元老重臣。凡德伊若是穆罕默德，我们便可以说，我以为他搬走了最难移动的大山。想一想，那不勒斯女王为了参加您的晚会，是专程从纳依赶来的，对她来说这要比离开双西西里还要难得多。”尽管他对女王充满了敬意，但是他说这话怀着一种险恶用心。“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想一想，自从加埃特沦陷以后，她也许一直深居简出。今后词典有可能将加埃特沦陷之日和维尔迪兰晚会并列定为两个辉煌灿烂的日子。她为了替凡德伊鼓掌而放下的扇子一定要比德·梅特涅克夫人因为有人起哄瓦格纳而折断的扇子更加著名。” 

“她连她的扇子也忘了带走了，”维尔迪兰夫人说道，并指着椅子上的扇子给德·夏吕斯先生看。回想起女王对她的客气，她一时气也消了。“噢！太激动人心了！”德·夏吕斯先生叫道，虔敬地走近圣物。“正是因为它样子丑陋才那么感人至深。那小紫罗兰真令人不可思议！”激动和嘲讽轮番地穿过他的周身，使他全身为之痉挛。“我的天哪，我不知道您对这些东西的感受是否跟我一样。斯万要是看到这玩意，我担保他会一蹶不振。女王如要拍卖这把扇子不管如何要价，我是买定了。我很清楚她肯定是要出售的，她已分文不名了，”他又补充道。在男爵这里，恶言恶语和赤诚崇拜始终相互参杂，相互映照；尽管这两者源于两种截然相悖的天性，可是在他身上却获得了统一。 

这两种相悖的天性甚至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得到轮番的表现。德·夏吕斯先生是一位富足安逸的人，他从心底里睥睨女王的贫困，但他又经常颂扬这种贫困。有人谈起缪拉公主，双西西里女王的，他就回击道，“我不知道您想说的是谁。那不勒斯只有一位女王，就是那一位，她没有小轿车，但她是至高无上的。她坐在普通马车上，都能叫任何车马随从都黯然失色。她所到之处，平民百姓都在尘土飞扬中下跪迎候。” 

“我要把扇子赠给一家博物馆。当务之急是先替她送回去，以免她再自己掏钱派人坐着马车前来寻找。鉴于这件物品的历史意义，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窃走。但是这样做，会使她难堪，因为她可能只剩下最好一把了，”他放声笑道。 

“总之，您瞧，她看在我的面上来了。我创造的还不止这一个奇迹。我请来的人我不相信时下还有谁有此能耐把他们请来。当然，每人都有自己一份功劳。夏利跟乐师们演得如此精湛，如天神一般。而且，我亲爱的老板娘，”他屈尊说道，“您本人在这次晚会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您的大名不会被轻易遗漏。史书上不也清楚地记载着贞德出征时那位替她披甲戴盔的侍从的名字嘛。总之，您起到了破折号的作用，您使凡德伊的音乐跟它天才的演奏者得以结合在一起。您深刻地明白了一系列环境因素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有了这些因素，演奏者才得以受益于一位重要人物——如果不是我，我甚至于可以说是上帝派来的一位人物——的全部影响。您英明地请了这位人物来，确保了晚会的声誉把原来一副副耳朵都直接系在最受人恭听的舌头上，现在您把它们带到了莫雷尔的小提琴前面。不、不，这不是无谓的细节。在一次圆满的成功中不存在无谓的细节。成功是一切因素促成的。那位迪拉斯表现十分出色。总之，一切都十分出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好为人师地总结道，“我才反对您邀请那些人。他们是些充当除数的人，他们要是遇到我给您带来的那些举足轻重的人，就可能象在数字中加上了一个小数点，把别人都挤到小数点后面去了。在这些事情上我的感觉是非常可靠的。您明白吗；我们举办一次晚会要无愧于凡德伊、无愧于他天才的演奏者，无愧于您，我甚至敢说，无愧于我的晚会，为此必须杜绝一切容易引出丑闻的事情。您要请那位莫莱，那一切都会砸锅。别看这只是微水一滴，但它是不利物质，它会起中和作用，将一剂药的效力化为乌有。电灯会因此熄灭，小糕点会送不上来，桔子汁众客喝了会闹腹泻。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请来的。只要说出她的名字，就会发生仙国里的事情，铜管就会立刻变成哑管，长笛和双簧管就会黯然失音。纵然莫雷尔本人还能拉出几个音来，但也一定会离弦走调，拉出的不再是凡德伊的七重奏，倒是贝克梅塞对凡德伊的戏仿①，不被哄下台才怪呢。我听到莫雷尔拉出的广板犹如一朵鲜花，自始至终盛开不败，愉快的终曲更使其鲜艳夺目。那不是一段普通的快板，其轻快的节奏是独一无二的。我从中清楚地感到，人的影响作用是很大的，莫莱不在，演奏家们就充满了灵感，连乐器都心花怒放。更何况，人们款待贵客的日子，当然是不请自己的门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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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格纳《名歌手》中的人物。他反对灵感，以技巧取胜。 

德·夏吕斯先生说起她都是那个莫莱（如同他把迪拉斯非常友好地称作那个迪拉斯一样）他这么称呼是为了对她讲公道。因为这类女子充其量只不过是社交场上的演员。外界传说莫莱伯爵夫人在此方面具有出众的才华，坦率地说，即使以此水平衡量，她都与这名不符实。她享有这种声誉，不禁使人想到有些劣等演员或文学家。这些演员和小说家一度被捧为天才，名声大噪，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同仁水平低劣，没有一位艺术家出类拔萃，能够向人们显示，什么是真才实学，不然就是由于观众读者水平太低，其中虽然不乏杰出分子，但却没有一个具有欣赏能力。针对莫莱的情况，仅取第一种解释较为合适，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上流社会既然是一个虚幻的王国，那么上流女子相互之间孰优孰劣，其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德·夏吕斯先生只是出于积恨或想象，才将其作了疯狂的夸大。诚然，他刚才之所以要使用这种语言——艺术和社交珍奇的大杂烩——来说话，是因为他那老妪似的怒气和他的社交修养夹在一起，向他所向披靡的雄辩提供了一个毫无价值的话题。由于我们的感知将一切国度均划为第一，地球表面就并不存在一个互有差异的世界。因此“上流社会”之间就更无差异可言了。但是是否有地方存在差异呢？凡德伊的七重奏似乎告诉我是有差异的。但是差异又在何处呢？由于德·夏吕斯先生还喜欢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所以他又说：“您不邀请莫莱夫人，就使她失去了机会说：‘我不明白这位维尔迪兰夫人为什么要请我去。我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人，我跟他们又不认识。’这纯粹是一个疯子，根本不用再请她。说到底，她又不是一个那么了不起的人。她们可以到您府上来，但她再也不可能给您制造麻烦，因为有我在。总之，”他总结道，“我觉得您可以感谢我了，从整个过程来看，晚会是完美无缺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没有来，我不敢说，但也许这样更好。我们不会责怪她，我们下一次仍然会想到她的。况且，我们也忘不了她，她的一对眼睛就在对我们说，别忘了我，因为那是两棵勿忘草（我在想，公爵夫人跟我一样，也需要有多么坚强的盖尔芒特精神——决定去一地，而不去另一地——才能战胜对巴拉梅德的恐惧）。而对一次如此圆满的成功，我们不禁象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①一样，处处看见上帝之手。德·迪拉斯公爵夫人非常高兴。她还托我向您说明这一点。”德·夏吕斯先生一字一顿地说道，仿佛是要让维尔迪兰夫人把他的话看作对她足够的敬意。这敬意岂止是足够的，乃至是难以置信的，因为他觉得为了使人相信，就有必要说：“真的。”其激动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而其理智失常犹如被朱庇特逐出天国的人。“她已经跟莫雷尔说定，请他到她府上把这套节目重演一遍，我已想过，让她也邀请维尔迪兰先生。”德·夏吕斯先生对其丈夫一人表示敬意，万没有想到，这是对妻子最血腥的侮辱。维尔迪兰夫人按照在小圈子内实行的某种莫斯科法令②，认为演奏家未经自己特殊恩准，不得擅自外出演奏。她作好了决定，绝不让莫雷尔参加迪拉斯的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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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著有《保尔和维吉尼》。 

②莫斯科法令，指拿破仑一世于1812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发的法令。这一法令后来成为法兰西喜剧院的章程，对剧院分红演员的行动具有严格规定。 

德·夏吕斯先生仅这一番饶舌，就激怒了维尔迪兰夫人。她不喜欢别人在小圈子内另立山头。在拉斯普里埃的时候，当她听到男爵跟夏利一人喋喋不休，不是老老实实地合着圈内全体人员的节奏唱他的声部，他就指着男爵怒斥过：“瞧他这张嘴，真是一张贫嘴！噢，说他是张贫嘴，真是名不虚传！”这事已屡有发生。可是这一回，情况更为糟糕。德·夏吕斯先生这么胡言乱语，殊不知他是在给维尔迪兰夫人规定角色，给她圈定了一个狭窄的疆域。这不能不激起她仇恨的感情，而她内心的这种感情仅仅是嫉妒的一种特殊形式，即嫉妒的一种社会形式而已。维尔迪兰夫人真心喜爱圈子里的门客和信徒，她希望他们把一切都奉献给她老板娘。有些嫉妒心强烈的人，不是不允许别人欺骗他，而是要求在他自己家里，甚至于在他的眼皮下欺骗他，也就是说不欺骗他。她就属于这种人，她采取的是丢一保全的办法。她愿意作出让步，允许别人有情妇和情夫，条件是在她公馆之外不得造成任何社会后果，结缘、恋爱只能在每周之例行聚会的严格庇护下进行。从前，奥登特在斯万身边偷偷卖笑，已够钻她心窝的了，不料最近又出了个莫雷尔和男爵在那儿窃窃私语。她难忍忧伤，找到了一个聊以自慰的办法，即折散别人的幸福。她再也无法眼看男爵沉浸在幸福之中，而自己长受煎熬。而男爵呢，自以为自己压低了老板娘在小圈子里的地位，正在自鸣得意，哪料到大难已经临头。她看得清楚，莫雷尔步入上流社会依靠的不是她，而是男爵的保护。补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让莫雷尔在男爵和她之间进行选择。她利用关系，编造谎言，真真假假为莫雷尔提供一些方便，创造条件让他本已深信不疑，后又亲眼所见的东西得到证实。同时她又张开罗网，让那些天真的人休想逃脱。这样，她得以向他显示，自己具有惊人的预见力，以此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然后利用这巨大的影响，促使他选择她而放弃男爵。至于那些来参加晚会，然而没来见她的上流女子，待她弄明了她们为什么犹豫或者放肆以后，她立刻说：“啊！我明白了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全是些老淫妇。我们不要这种人，这是她们最后一次看见这个沙龙。”她宁可去死也不会说，没想到别人对她不那么客气。 

“啊！我亲爱的将军，”德·夏吕斯先生突然扔下维尔迪兰夫人叫道，原来他瞅见了共和国总统府的秘书德都尔将军。夏利要获得勋章这人可能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军向戈达尔请教完一个问题，匆匆忙忙正准备抽身。“晚安，亲爱而又迷人的朋友。怎么样，难道您不跟我道别就打算偷偷溜走吗？”男爵既笑容可掬，又傲气十足地说。他心里明白，别人总是乐意跟他多聊一会儿的。接着，仍处于激动状态中的夏吕斯，尖声尖气，一个人自问自答起来：“怎么样，您还满意吧？确实很美吧？您是说行板，是不是？从来没人写得那么感人至深。我料定听到曲终没有一个人不热泪盈眶。您能来真是太赏脸了。我说，今天早晨我收到弗罗贝维尔一封令人鼓舞的电报，他告诉我荣誉勋位管理会方面，照流行的说法，困难均已夷平。”德·夏吕斯先生噪门还在提高。那声音极其刺耳，跟他平时的嗓音截然相异。听起来犹如律师辩护时那夸张激昂的论辩，完全离开了他通常的语速。这是过度激动和神经兴奋造成的声音放大现象。这同样的激动和兴奋也曾使盖尔芒特夫人在一次晚宴上，将声音升到极高的音域，目光也越抬越高。“我正在打算明天早晨派一名卫士给您送信去，把我的激动心情告诉您。我本来倒是希望能当面向您表示这种心情的，可是，瞧，那么多的人等着跟您说话！弗罗贝维尔的帮助当然是万万不能小看的，但是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已经得到了部长的许诺，”将军说。“啊！太好了。况且，您已亲眼看见，这样一位天才确实是受之无愧的。霍约斯①听了非常满意，可是我没有看见大使夫人。除了那些有耳无聪，生着舌头却不会说话的人以外，谁还会不为之欢欣鼓舞呢？”维尔迪兰夫人趁男爵走开去跟将军说话的机会，跟布里肖打了个手势。布里肖不知道维尔迪兰夫人会对他说些什么。不过他走近对老板娘说：“男爵看见凡德伊小姐跟她的女友没有来，非常高兴。他对她们十分反感。他说了，她们的道德品行叫人害怕。您无法想象，男爵的德行是多么纯洁和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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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约斯伯爵，当时奥地利驻巴黎大使。 

布里肖说这番话只想到要让老板娘高兴，也不顾我听了心里有多么痛苦。可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维尔迪兰夫人听了一点儿也没有高兴：“他是一个淫邪之徒，”她回答。“您去把那位夏吕斯拉过来，建议跟您一起抽支烟，设法别让他发现，我丈夫把他的杜尔西内带走了。”布里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我对您说，”维尔迪兰夫人为了消除布里肖最后一丝疑虑，又说，“我家里出现这类事情我有些不太放心。我了解，他有过那些肮脏的前科，警察的眼睛正盯着他哪。”维尔迪兰夫人一旦获得恶毒的灵感，立刻就会显示出即兴编造的天赋，她绝不肯只说两句就此罢休：“据说他还坐过监狱。真的，真的，这是消息非常灵通的人告诉我的。而且他的一个街坊还告诉我，真令人难以想象，他甚至还引狼入室，把强盗歹徒带进自己家里。”布里肖经常出入于男爵家，他不同意这种传言。见布里肖不信，维尔迪兰夫人越发激动起来，居然高声叫道：“既然我这么对您说，我就敢向您保证！”这是她信口雌黄以后竭力表明自己是言出有据时的惯用语，“他有朝一日也会遇到他同类一样的命运，遭人暗害。他甚至还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他正落在那个叫絮比安的手里呢。他竟有脸把他送到我这儿来。这人原来是一个苦役犯。您知道吗？我可一清二楚，哼，我是经过调查的。他掌握着一些不堪入目，让人害怕的信件，以此把夏吕斯捏在手里。这是一个亲眼看到那些信件的人告诉我的：‘要是您读了那些话，您一定会病倒的。’那个絮比安用木棍赶着他走路，叫他把自己所需要的钱吐出来的。放在我，情愿去死，也不要象夏吕斯那样苟且偷生。总而言之，如果莫雷尔的家人决定向他提出起诉，我可不想被指控为同谋。他要执迷不悟，那是他自己愿意铤而走险，我可做到了仁至义尽。有什么办法呢，并不是天天都有快乐的事情。”维尔迪兰夫人盼望着她丈夫快跟小提琴手交待，想到这里她非常兴奋地对我说：“您问问布里肖，我是不是一位打抱不平的朋友，我对伙伴是不是赤胆忠心，肝胆相照。”（这话暗指她及时挑动布里肖，先后跟他的洗衣妇和康布尔梅夫人闹翻。这阵反目以后，布里肖理智几乎丧失殆尽，而且据说还变成了一个吗啡瘾。）“您是一个无与伦比，眼光敏锐，见义勇为的朋友，”大学教授天真激动地附和道，“维尔迪兰夫人使我避免了一件天大的蠢事。”维尔迪兰夫人离开后布里肖对我说。“她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我的朋友戈达尔说过，她是一位干预别人事务的专家。我得承认，想到可怜的男爵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快要受到打击，我十分难过。他还狂热地迷恋着那小伙子呢。如果维尔迪兰夫人这一手成功的话，那这个男人就要倒霉了。当然她难保一定会成功。我只担心她只能在他俩中间挑起不和，到最后，不能把他们拆开，只能叫他们俩一起跟她反目。”维尔迪兰夫人跟门客们经常发生此类事情。显而易见，她需要维护自身跟门客之间的友谊，但在她身上这种需要日益为另一种需要所支配，即她需要她与门客之间的友谊永远不受门客们相互间友谊的管束。同性恋只要不涉及正统，她不会提出什么异议；一旦触及正统，她却跟教会一样，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作出半点让步。我有些害怕起来。她之所以对我耿耿于怀，别不是由于我不让阿尔贝蒂娜白天上她家里来的缘故。她不要象她丈夫在小提琴手面前拆夏吕斯的台那样，也在阿尔贝蒂娜身边着手或者已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以此来离间我们俩人的关系。“去吧，快去把夏吕斯找来，找一个借口，是时候了，”维尔迪兰夫人说，“特别注意，我不派人去找您，尽量让他回来。噢，都成了什么晚会哟！”维尔迪兰夫人还在说，她气急败坏的真正原因昭然若揭。“给这批蠢货演奏这样的杰作！我不是指那不勒斯女王，她是个聪明的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请理解为：她对我很客气）。可是其余的人！噢！简直叫你发疯！有什么办法，我，我可不是一个二十岁的人了。年轻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应该学会烦恼，我当时还能尽力而为。可是现在，噢！不！这是不由自主的，我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年龄，生命太短暂了。要我自寻烦恼，跟蠢人交往，还要弄虚作假，假装觉得他们很聪明，噢！这我怎能办到。去吧，怎么啦，布里肖。我们可磨蹭不起。”“我这就去，夫人。这就去。”布里肖见德都尔将军已经走掉，终于答应说。不过大学教授先把我拉到一旁说：“道德责任，并不象我们的伦理学所教导的那样，清晰明了，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尽管神智咖啡馆和康德啤酒店认为道德责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却仍然十分可怜，连善的本质是什么都说不清楚。我本人就为我的学生讲解此位名叫埃马纽埃尔·康德的哲学，可不是自吹，也不是有什么偏见，关于目前面临的社交决疑论的情况，我在那本《实践理性批判》中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阐述。这位伟大的还俗者信奉柏拉图学说，是为了按照日耳曼的方式，建立一个具有史前情感和枢密院意志的德国，完全是出于某种波莫瑞神秘主义特有的实用目的。他讲的当然是《会饮篇》，但他是在哥尼斯堡讲课，使用的是那地方的特有方式。讲课内容虽然严肃庄重，但都难以消化，因为里面讨论的尽是腌酸菜，却避而不谈小白脸。①我们的女主人请求我助她一臂之力，遵照正规的传统道德，我不能拒绝她的请求。确实不应听人花言巧语，上当受骗，不然就会说出许多蠢话。可是也应该说回来，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如果让母亲们获得选举权，可惜的很，那男爵在教授品德的评比中就有可能要名落孙山，他是带着一个放荡者的气质在从事教育家生涯的。请注意，我可没有说男爵的坏话。这位男子举止温文尔雅，可切起烤肉来谁也比不上他。他虽然具有诅咒的天才，但又拥有无边的善心。他倒象一名高级小丑，能引人发笑，可是我跟有些同仁——请别弄错，是学士院院士——在一起，如同色诺芬②所说的每小时花一百个德拉克马③，竟买一个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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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柏拉图《会饮篇》中讨论过各种爱情类型，其中论及成年女子对美少年的恋爱问题。 

②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约公元前430—约公元前354）。 

③古希腊银币名。 

但我担心的是他有些超过了道德健康的要求，对莫雷尔施与了过多的善意。尽管我们不知道年轻的苦行僧对教理讲授人给他规定的特殊修行项目表现出何种程度的顺服或反抗，但是不必成为大主教我们也能断定，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向他发放许可证，听其崇拜撒旦，那我们就如人们所说，对圣—西蒙和佩特罗尼乌斯①而传给我们的这蔷薇十字会②就犯了宽容的错误。然而，维尔迪兰夫人让我去牵制住夏吕斯。她是出于对这道德罪人的好意，并想试一试她的医治方法灵不灵。她要直言不讳地跟蒙在鼓里的小伙子挑明一切。这会夺去他所喜爱的一切，甚至还会给他以致命的打击。对此，我不能说无动于衷，我觉得我似乎在把他引入陷阱，似乎在向卑鄙的行为让步。”布里肖说得动听，可这卑鄙的行径，他毫不犹豫地就去做了。他挽住我的胳膊说：“走，男爵，我们去抽一支烟怎么样。这位小伙子还没有领略公馆的全部奇观呢。”我托词说我得回家了。“再待一会儿吧，”布里肖说。“您知道您得带我回去，我可没有忘记您的应诺。” 

“您真的不要我取出银器来看看吗？没有比这更方便了，”德·夏吕斯先生说。“您答应过我，对莫雷尔，一字别提他受勋的事情。我想过一会等人走空一些，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大吃一惊。尽管他说，艺术家对这套东西并不稀罕，倒是他叔叔希望他获得这个荣誉（我听了脸都红了，因为维尔迪兰夫妇从我祖父那里打听到了，究竟谁是莫雷尔的叔叔）。怎么样，您真是不要我把最漂亮的银器拿出来让您瞧瞧啦？”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不过您熟悉那套银器，您在拉斯普利埃见了都不下十次了。”我未敢对他说明，可能使我发生兴趣的，并不是那几件散发着布尔乔亚气息的劣等银餐具，即便是最为富丽堂皇，配套最为齐全的餐具，我也毫不在乎，我感兴趣的是巴里夫人收藏的几件餐具样品，那纵然是印在一张美丽的木刻上，也一定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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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运动。运动倡导人受1880年左右的象征主义影响，重提十七世纪的这一结社。拉丁作家，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著有淫诲故事。 

②十七世纪德国一种神秘主义的秘密结社。布里肖此处暗指一种文化艺术我的心事十分沉重—— 

尽管这并不是由于发现了凡德伊小姐的到来而引起的——在社交场合我总是心不在焉，坐立不安，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漂亮程度不同的玩物上。能使我聚精会神的唯有向我想象发出召唤的某种现实。比如我下午如此渴望见到威尼斯，要是能让我看上一眼今晚我就有可能达到聚精会神的境地。有些凡常的因素也具有这种功能。凡常因素与表面事物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却比表面事物更为真实。凡常因素总是唤醒我体内通常沉睡着的心灵；当心灵浮上意识的表层，我便感到莫大的喜悦。我随布里肖和德·夏吕斯先生走出称为剧场的客厅，又穿过其它的客厅。这时我发现一件件家具中夹杂着一些拉斯普利埃的气息，但我却从未加以注意。公馆的陈设和古堡的陈设之间诱发着某种令人熟悉的格调，体现着一种长时不变的统一性。布里肖笑着对我说：“瞧，您看见这客厅的布置了吧，现在您对二十五年前蒙塔利维街的情形至少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再纯属grandemortalisaevispatium。”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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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110页注。 

我对布里肖此番话略有所悟。布里肖微微一笑，将这笑献赠给业已逝去而又重见天日的沙龙。我明白了，布里肖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喜欢旧沙龙之处，并不是那落地大窗，也不是主子及其门客活泼的青春气息，而是那部分非现实的东西（我自己从拉斯普利埃跟孔蒂河滨公馆之间的相似中看出了这部分非现实的东西）。沙龙如其它一切事物一样，其外表现实的，众人都能觉察的部分，仅仅是那非现实部分的延伸而已。这非现实部分脱离了外在的世界，隐藏到我们灵魂之中，赋予我们的灵魂以一种剩余价值；与非现实的东西在我们灵魂深处与自己通常的实体融为一体，脱胎换骨——我们回忆起摧毁的房屋，旧时的人们，夜宵水果盘等等——嬗变为洁白如玉、晶莹透明的回忆。我们无法向人道明，这回忆具有何种色彩。我们向别人谈及过去的事情，告诉别人，过去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别人对这些事情仍无法有清晰的概念，因为这跟他们的阅历毫无相似之处，然而我们自己内心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能不产生激动，因为我们想，往日之事之所以得以延长生命，熄灭的灯火之所以还能发出余光，枯败的千金榆之所以还能飘香，这全都是因为有我们的思恋存在。在布里肖眼里，由于有蒙塔利维街沙龙的影子存在，维尔迪兰夫妇如今的沙龙的魅力减低了。但是，另一方面教授又觉得原来的沙龙又为目前的沙龙增添了某种新来的人无法发现的美感。这里放置了一些原沙龙的旧式家具，有时摆放的位置也保持着原样，连我都能发觉这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拉斯普利埃的样子。目前的沙龙掺进了一些旧日的气氛，有时竟能以假乱真，让人错以为是置身于旧时的沙龙；明明在一片现实的环境中，却不现实地以为自己身置别处，看到一片业已摧毁、残壁断垣的世界。从实实在在、崭新的坐椅之间，梦幻般冒出沙龙、玫瑰红丝绒面的小椅子以及挖花毯面的赌台。这赌台跟人一样有一段历史，有一段记忆。它曾被带到多维尔去过，每日里从花园这头，望着远处的深谷，等候戈达尔和小提琴手前来一起下赌。尽管它现在身处孔蒂滨河街客厅寒冷的阴影之中，却仍然保持着从蒙塔利维街以及多维尔的落地窗门照射进来的炽热阳光（它跟维尔迪兰夫人一样，对日起日落的时间十分熟悉）。自此以后，这赌台便平步青云，荣升到与人的爵位相等的高度。再看一幅画着紫罗兰和蝴蝶花的水粉画。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朋友馈赠的礼物，不久以后这位朋友就去世了。于是这幅画便成了一个不留痕迹、悄然逝去的生命所遗存下来的唯一残片。它蕴含着一位艺术家杰出才华和一段长久的友谊，它令人想起艺术家作画时那专心而又温柔的眼神，那厚实而又漂亮的大手。另外还有一些门客馈赠的漂亮玩意儿，杂七杂八东堆西放着。主妇走到哪里，这些玩意就跟到哪里，与之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结果身上打上了某种性格和命数的烙印。最后还有大量的花束和整盒整盒的巧克力。所有这些东西，或此或彼都在按照一统的方式开花。它们千奇百怪，却毫无用处，只是莫名其妙地在积存成堆；它们总是带着从礼盒里刚刚取出的样子，而且终年不变，一直保持着新年礼物的样子。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出跟其他东西有什么区别，但是在布里肖这位维尔迪兰公馆晚会的常客眼里，它们却具有古玩的色泽和光润，还有着一层灵魂色彩，因而具有某种深刻的意义。这一切杂乱无章的东西，犹如一排排响亮的琴键，对着他高声歌唱，在他内心唤醒了相似的爱物，勾起了他模糊的回忆。它们四处点缀着这完全现时的客厅，犹如晴天缕缕阳光筛选着空气一样，切割、划分着家具和地毯。它们从靠垫到小花瓶，从方凳到香水怪味，从点灯方式到色调安排，在其间追逐嬉戏；它们雕凿着，回想着，透发着灵性，栩栩如生地体现着维尔迪兰夫妇今昔住宅所固有的某种理想款式。“我们来试试，”布里肖凑近我耳边说，“叫男爵谈谈他喜欢的话题。谈到那些事情，他是非凡出众的。”一方面我很想从德·夏吕斯先生口中得到有关凡德伊小姐和她女友的确切消息。为了这消息，我先前还决定过离开阿尔贝蒂娜，可是另一方面，我不愿意让阿尔贝蒂娜一人呆着，时间过久了，这倒不是因为她会趁我不在，干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她难以知道我何时回家，何况这个时候有人来访，或者她自己出门都会过分引人注目），而是为了别让她觉得，我离开她时间太久了。想到此，我便对布里肖和德·夏吕斯先生说，我再跟他们呆一会儿，但时间不会太久。“还是来吧，”男爵对我说。过时候他社交激情虽然已经降退，但还需要拉长谈话的时间。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府上和他家里都已发现过他这种需要。虽然这是盖尔芒特家庭特有的需要，但更广泛地看，有些人跟他们也差不多；由于他们的智慧只表现于交谈的本领，即一种不完美的本领，所以尽管别人已经奉陪他们许多时辰，可他们犹感未足，谈兴仍浓，越发贪婪地缠住对方死死不放。对方已经精疲力尽，他们却因社交乐趣未能尽兴，居然错误地要求从对方这里获得满足。“来吧，”他又说。“是不是，客人们都走了，现在才是尽情欢乐的时刻。唐娜·莎尔①的时刻来到了。希望我们不要欢聚一场却落得那么凄惨的结局。可惜，您急着要走，您急着要去办的事情也许是您最好不要办的事情。急事人人都有，可是往往人们告辞的时候正是应该到达的时候。我们犹如古迪安②画中的哲人，现在该是回顾一下晚会的时候了，用军事语言来说，就是进行所谓的战况分析。我们请维尔迪兰夫人给我们送一份小小的夜宵来。不过我们得小心一点，不要把她也给请来。我们光请夏利——说说又回到了《艾那尼》③上——来专为我们再拉一遍那段柔板。这是不是很美，那段柔板够美的吧？可是这位年轻提琴家上哪儿去了？我还要向他祝贺呢。现在是表示激动和互相拥抱的时候了。布里肖，您得承认，他们演得真象天使一般，尤其是莫雷尔。一绺头发分开的时候，您注意到了吗？啊，真是！我亲爱的，那您算是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一声升f调，足以使埃内斯库④、加贝⑤、和蒂博⑥嫉妒而死。我敢向您承认，我是强做镇静，还是徒劳无益，听到那一声，我的心都碎了，我简直要哭出声来了。全场人的呼吸都加剧了。布里肖，我亲爱的，”男爵猛地摇着大学教授的手大声说道：“真是盖世绝伦。只有年轻的夏利，犹如磐石，一动不动，我们甚至都看不出他在呼吸。他当时的表情正如泰奥多尔·卢梭⑦所说的，就象人间没有生命的东西，自己虽然没有思想，却能发人深省。然而突然间，德·夏吕斯先生做了一个大幅度的动作，犹如在描绘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一样，大声说道：“这时候……一绺头发！这时候，他正拉到动人的小四组舞曲那活跃的快板。您知道，这绺头发甚至对于头脑最为迟钝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启示信号。塔奥米那公主至此为止耳朵一直聋着，因为没有比有耳不听的人更聋的了，但面对这奇迹般的发绺，她无法否认事实，立刻明白这是音乐，而不是扑克。啊！那真是庄严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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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暗指雨果戏剧《艾那尼》的结局：女主人公唐娜·莎尔为三人所爱，最后与艾那尼结婚。但艾那尼对唐娜·莎尔之舅立下诺言，婚后即自杀身亡，唐娜·莎尔也随之殉情。 

②法国画家（1815—1879），所作《没落的罗马人》一画，背景为两位哲人正在交谈。 

③《艾那尼》中另一主人公唐·卡洛斯，其名在拉丁语中与夏利为同一词源。 

④埃内斯库（1881—1955），罗马尼亚著名小提琴家和作曲家。 

⑤加贝（1873—1928），法国著名小提琴家。 

⑥蒂博（1880—1953），法国著名小提琴家。 

⑦卢梭（1812—1867），法国画家。 

“对不起，先生，请允许我打断一下。”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以便把他拉回到我感兴趣的话题上来。“您刚才对我说，作曲家的女儿本来该来的。对此我很感兴趣。您是否肯定，说好了她要来？”“啊，我不太清楚，”德·夏吕斯先生也许不由自主地也服从了人类普遍使用的指令，即不要向嫉妒者通告消息。他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向挑起嫉妒的女士表示尊敬，尽管别人十分憎恨这位女士，他却荒唐地表明自己是个“够朋友”的人；他这么做也有可能倒是出于对这位女士的恶意，因为他以为一个人嫉妒了，反而会加倍地表示爱情。再不然，他就是要成心与人作对，对大多数人都讲真情，就是对嫉妒者守口如瓶，这样，嫉妒者因被蒙在鼓里而备受痛苦；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事情至少就是如此。为了折磨别人，大多数人都以己度人，拿自己以为最为痛苦的事情——也许那本来就是错觉——来折磨别人。您知道吗，这里有些象争比高低的场所，人都不错，可就是人人都喜欢从此发迹，出人头地。可是您的脸色有些不好，这间屋子如此潮湿，您会着凉的。”他边说边把一张椅子推到我的身边。“您既然身体不舒服，就应该小心为好。我去把您的外套拿来。不，您自己别去，您找不到，而且会着凉的。瞧瞧，真是太不谨慎了。可是您毕竟不是一个四岁的孩子了。您还真需要一个象我这样的老仆人来照料您才行。”“男爵，不用您劳驾，我去。”布里肖说着就离开了。布里肖也许没有发现，德·夏吕斯先生倒是真的为了向我表示友谊，他那狂妄自大、折磨别人的急性发作已经过去，眼下又恢复了平易近人，真诚相待的态度。布里肖还记着，维尔迪兰夫人把德·夏吕斯先生是当作囚犯那样交给他严加看管的，就怕他别借口去取我的大衣，而偷偷去跟莫雷尔幽会，结果把老板娘的计划搞得全盘皆输。 

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为了我，布里肖先生劳驾了，我很遗憾。“噢不，他非常乐意，他很喜欢您，大家对您都十分喜欢。有一天大家都说，怎么老不见他的人影，他是把自己锁起来了还是怎么的，布里肖真是一个正直的好人。”德·夏吕斯先生只看见伦理教授跟他说话的样子和蔼可亲，坦诚相见，绝没有料想到，他会在背后肆无忌惮地讥讽他。“这是难能可贵的人，他知识渊博，却没有陷于迂腐，不象许多人那样变成一个书库里的老鼠，浑身散发着墨水气。他视野宽阔，胸怀豁达，在他的同人中纯属罕见。看他对生活能有那么深刻的理解，那么善于因人制宜，尊重每人的个性，有时候我们不禁纳闷，他不过是索邦大学一名普普通通的小教授，原来甚至只是个中学教师，究竟是从哪儿学到这一手本领的，连我都常常百思不解。”听到夏吕斯关于布里肖的这番赞赏，我比夏吕斯还要百思不解。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圈子里最无修养的人都嫌布里肖笨拙迟钝，他怎么竟能取悦于德·夏吕斯先生这位难上加难的人。取得这一成绩跟有些事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且举一例，当然这事跟夏吕斯的事情并不一样。斯万与奥黛特热恋，在小圈子里度过无数美妙的时光。结婚以后，他又觉得邦当夫人非常客气，她佯装对斯万夫妇无比崇拜，不断来看望那女人，对有关丈夫的事情津津乐道，还用轻蔑的口吻谈论他们。这情况如同作家们把智慧的桂冠不是戴在最富有智慧的人头上，而是戴在寻欢作乐者的头上，原因是他们就某一男子对某一女子的情欲发表过大胆而又宽容的议论；作家和附庸风雅的情妇听了那种议论以后一致认为，到家里来的所有人中间，就数那漂亮的老头傻气最少，因为他在爱恋方面具有丰富的阅历。出于同样的道理，德·夏吕斯先生觉得布里肖比他的其他朋友都聪明，他不仅对莫雷尔非常客气，而且还到希腊哲学家、拉丁诗人、东方说书人中去采撷精品，用一种奇异迷人的诗意来装点男爵的情趣。德·夏吕斯先生现在年纪已经不轻，换了维克多·雨果，就喜欢身边有法克里跟莫里斯①这样的人簇拥着。无论是谁，只要能接受他的生活观，他就喜欢。“我经常见到他，”他继续说道。他说话声音嚷嚷，一字一顿，但是除了嘴唇以外，没有任何动作。脸上涂脂抹粉，如同一张假面具，铁板着一丝不动。教士般的眼皮故意低垂着。“我听他的课，拉丁区的气氛可以使我换换环境。那里有一批勤奋好学、善于思考的青年。年轻的布尔乔亚们，比起我那些另一社会阶层的同学们要更加聪明，更有知识。他们完全不同，这一点您也许比我更加了解，这是一些年轻的布尔乔亚。”他一字一扣地咬着，先吐了好几下布字，然后才慢慢地将布尔乔亚完整地说出来。按照演讲的习惯，在这个词上特别加重了语气。他这么咬文嚼字也许是因为他喜欢以此来表达其特有的细腻思维，也许是忍不住要在我面前恣意傲慢一下。德·夏吕斯先生的傲慢无礼，丝毫也没有削弱他在我心中（自从维尔迪兰夫人向我披露了他的用心以后）激起的巨大和深切的同情。我只觉得他的话是在跟我逗乐，即便我对他没有现在这么多好感，他的话也不会伤害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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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克里（1819—1895），法国作家。其兄为雨果之女婿；莫里斯（1820—1905），雨果的弟子和遗嘱执行人。 

我象我的外祖母，缺乏自尊心到了很容易丧失尊严的地步。固然，从中学开始，我就不断地听到一些我最仰慕的同学说，要是别人对他们无礼，他们不会在意，但要是别人玩弄手腕，那绝不能轻易饶恕。久而久之，我在言行中便不自不觉地表现出一种自尊自豪的第二天性，在别人眼里，我这种第二天性甚至于还有些过分，因为我无所畏惧，动辄就跟人决斗——不过连我自己后来也渐渐嘲笑决斗的举止，降低其道德声誉，不用我来说，别人更是觉得决斗是非常可笑的。但是被我们压抑着的天性，并未逐出体外，它依然久驻于我们身上。有时候当我们拜读某位天才的新作时，我们高兴地发现，书中有许多议论都是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书中有许多欢乐和凄凉，是我们曾经克制着不敢表露的，书中有整整一个感情世界曾为我们所不齿；这本书使我们恍然大悟，认识了这些感情的价值。正是如此，生活经历终于使我发现，别人对我进行嘲讽，我还不憎恨，而是报以微笑，那就有所不好了。从此缺乏自尊心和不会耿耿于怀的状况不再复有表现，我甚至几乎彻底忘了那种状况曾经在我身上存在过，但是那种状况毕竟是我原始的生存环境。我不会愤慨和凶狠，急了只会发怒。而且我对正义感是陌生的，甚至也不知道什么叫道德感。我在内心深处只是完全忠诚于那些最弱、最不幸的人。我对于莫雷尔和德·夏吕斯先生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牵涉到善与恶的问题发表不了任何意见，可是想到别人正在算计德·夏吕斯先生；要他受苦，我觉得这是难以容忍的。我真想告诉他，却又不知道如何启齿。“我这样一个老头子，看见这批孩子勤奋好学，打心里高兴。我跟他们不认识。”他抬起手来又加了一句，作出话有保留的样子，证明他是纯洁的，以免别人以为他是在自吹自擂，同时也避免别人将怀疑笼罩在纯洁的大学生身上。“这些孩子都很有礼貌，知道有我这位老态龙钟的先生，经常还替我留一个座。真的，我亲爱的。别不相信，我可是四十出头的人啦。”男爵说。其实他已六十出头了。“布里肖讲课的梯形教室有些闷，不过每堂课都有意思。”尽管男爵喜欢与学生为伍，心甘情愿受人拥挤，但是布里肖为了免得让他久等，有时候就让他跟着自己一起进教室。到了索邦大学，布里肖该说是回到自己家里，该拿出一点气度了，可还是无济于事。去教室，是负责开门的公务员走在前头，备受青年崇拜的大师却跟在后面，还控制不住某种腼腆的神情。尽管布里肖此刻感到身价百倍，希望借此良机向夏吕斯表示一下友好之情，但他仍感到有些为难。为了叫公务员让夏吕斯进去，布里肖装出忙不过来的样子，不真不假地对公务员说：“男爵，您跟着我，有人会给您安排座位的，”话一说完，就再也不顾夏吕斯，只管自己，摆好入场‘架势’，矫健地步入了走道。年轻教师夹道向布里肖致意。他知道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他不用再装腔作势，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早已是一名权威，所以向他们频频点头，不断递去眼光，表示心意领了。由于他时刻保持着军人风度，所以他的举止带上了某种诚誓的鼓励和sursumcorda①的色彩，仿佛是拿破仑时代的一份老兵在说：“他妈的！我会好好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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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意为：“加油啊。” 

第五部 女囚(14)

他一进教室，学生座上便掌声四起。有时候，布里肖借夏吕斯前来听课的机会，对他加倍奉承，近乎是加倍还礼。他对有些家长，或者有些布尔乔亚朋友说：“如果这事能够博得诸位的妻子或女儿的欢心，那我就向诸位宣布，德·夏吕斯男爵、阿格里让特亲王、孔代家族的直系后裔，要来听我讲课。对孩子们来说，能目睹一位我国正宗贵族的末代后裔，这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记忆。孩子们来的话，一眼就能看到他，他将坐在我讲坛的旁边，讲坛旁只有他一位。他是个身材魁梧的人，白发黑须，身挂军章。”“啊，我向您表示感谢！”有个做父亲的说。然后，尽管道谢人的妻子有了安排，但他为了不辜负布里肖的一片心意，硬逼着她去听课，而女儿呢，尽管被人群和热气包围着，颇感不适，却还用好奇的眼睛恨不得把孔代的后嗣一口吞下去；但见到他没有戴什么皱颌，跟今人大同小异，不禁觉得有些蹊跷。然而他却顾不上看她一眼。不少大学生并不知道他是何人，只见他非常客气，十分奇怪，对他毫不尊敬，态度生硬。然而男爵走出教室，还沉浸在遐想和伤感之中。“对不起，我又扯到我刚才的话题上来了。”我听到布里肖的脚步声急忙对德·夏吕斯先生说。“您如果得知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要来巴黎，您能不能用气传信预先通知我一下，告诉我她们究竟要逗留多长时间，但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向您提出过这个请求，行吗？”我几乎不再相信她已来过，提这个请求是为了预防未来。“行，这事我会替您办的。首先因为我还欠您很大一笔情。以前您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这对您是不利的，但却帮了我一个大忙，您把自由留给了我。当然，我又用另一种方式丢弃了这一自由。”他继续说道。忧伤的声音听得出他希望倾诉衷肠。“我始终认为，这事包含着不可抗力。有一系列的机遇，您却错过了，没有利用。也许是命运之神在千钧一发之际告诫您，让您不要阻挡我的道路。因为说到底，‘忙碌者是人，支配者是上帝。’①谁能预料？我们一起从维尔巴里西斯家出来的那一天，要是您接受了我的建议，也许此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永远不可能发生了。”我听了这话十分窘迫，赶紧抓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名字，说她的故世使我十分悲痛，想以此扯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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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哲学家、散文家爱默森（1803—1882）之语。 

“啊！是嘛。”德·夏吕斯先生干巴巴地低咕了一句，其声调充满了傲慢不逊，听上去他注意到了我的悲哀，却丝毫看不出他相信我悲痛的心情是真实的。我还发现，谈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他毫无悲痛之心，我便想从这位十全十美的贵人这里了解一下，究竟为了什么缘故，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受到贵族阶层排挤。他不仅对我这个社交方面的小问题不予解答，甚至还露出一付对此闻所未闻的神情。于是我明白了，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的地位在她故世以后当然是越来越高，但生前，在愚昧无知的平民百姓眼里，她的地位已是高不可攀的，并且在社会的另一极，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那个阶层，即盖尔芒特家看来，她的地位也已是十分显贵；她是他们的姑母，他们看重的是出身门第和姻亲关系以及祖宗对家族留下的影响。他们把这些看成是“家族问题”而不是“社交问题”。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家族比我想象得还要光彩夺目。我吃惊地得悉，维尔巴里西斯的名氏显虚构的。不过，贵妇人缔结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以后，仍保持着显贵地位的，大概不乏其例。德·夏吕斯先生自我述说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某某有名的公爵夫人的侄女。这位公爵夫人是七月王朝时期大贵族中最有名望的人物，但她不愿意跟公民王及其家族有所来往，我是多么渴望聆听有关这位公爵夫人的故事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善良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长着布尔乔亚的脸颊，送我如许礼物，我每天毫不费力就能见到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居然是那位公爵夫人的侄女，居然是在她家里，在某某公馆由她亲自抚养成人的。德·夏吕斯先生告诉我：“有一次某某公爵夫人问德·杜多维尔公爵：‘三位姐妹中您最喜欢哪一位？’杜多维尔回答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某某公爵夫人回斥他道：‘猪猡！’公爵夫人是个非常风趣的人。”夏吕斯说这句话时用盖尔芒特家的人惯用的发音方式对风趣一词作了强调。他觉得“风趣”一词本身就十分“风趣”，我对他这种想法并不感到惊奇，因为我在多种场合都注意过，有些人客观上有一种离心的倾向，他们仔细观察，认真记录他们自己不屑于创造的东西。一遇上他人饶有风趣，便欣赏不已，立刻放弃自己的严肃，把他人的风趣掠为己有。 

“瞧他是怎么啦？他居然把我的大衣给拿来了。”夏吕斯见布里肖去了那么久，结果还错拿了他的大衣，便这么说道。 

“早知道还不如我自己去呢。算了，您先披上。您知道吗，亲爱的，这很不好，这就好比是俩人拿同一个杯子喝东西。我知道您在想些什么。不不，不是这样，瞧，还是我来吧。”夏吕斯说着把他的短大衣接过来替我披在肩上，朝脖子前拉了一拉，又替我把领子翻起来。这时他的手在我的下颌上一掠而过，立刻向我表示了一下歉意。“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连被子都还不会盖呢，应该好好照顾他，管好他穿戴才是。我错过机会了。这本是我能干的事情我却没有干成。布里肖，还生来就是当保姆的料子。”我想借机告辞，可是德·夏吕斯先生表示想去找莫雷尔，结果布里肖硬把我们俩一起都留住了。此外，我想，呆一会儿等我回到家里，肯定能见到阿尔贝蒂娜，这肯定的心情犹如我下午想到阿尔贝蒂娜会从特罗卡德罗回来一样。想到此，我就象同一天弗朗索瓦丝给我打了电话，我坐在钢琴前时一样，反而一点儿也不急于要见阿尔贝蒂娜了。正因为心绪平静，所以虽然谈话过程中我几度想起身告辞，但都经不住布里肖命令式的挽留，还是呆着没走。布里肖怕我一走，他一人无法牵制住德·夏吕斯先生，无法一直等到维尔迪兰夫人遣人来叫唤我们了。“行了，”他对男爵说，“再跟我们呆一会儿吧，您过一会儿再去跟他拥抱也不迟嘛，”布里肖补充道。他那无神的眼睛盯视着我。他的眼睛接受过多次手术，虽然尚存一丝生气，但要他狡黠地斜瞟一下，却谈何容易，它早已没有那必要的灵活性了。“什么拥抱，他这人真傻！”男爵兴奋地失声说。“我是说，他还以为自己是在领奖。他在梦想他那批小学生。我在想他会不会跟他们一起睡觉。”“您是想见凡德伊小姐吧，”布里肖对我说。显然，他听见了我们那段谈话。“她要来的话，我一定告诉您，我从维尔迪兰夫人那里便可以知道。”布里肖对我说这番话，可能是已经预料到男爵即将会被逐出小圈子。“怎么，您以为我跟维尔迪兰夫人的关系还不如您吗？”德·夏吕斯先生说。“这些声名狼藉的人来不来，难道还瞒得过我吗？您知道，那都是些臭名昭著的家伙。维尔迪兰让她们来是错了。这批人去走私集团也许是件好事，她们跟一伙恶徒是狐朋狗友，要聚会只能到可怕的地方去。他每说一句，我的痛苦就增加一层，旧的痛苦又换了新的痛苦。我突然回想起，阿尔贝蒂娜曾有过某些焦躁不安的举动，但她都能迅速加以克制，不让其流露出来。我想，她也许在盘算着要离开我，这一想心里不禁产生了害怕，更觉得有必要将我们的共同生活延续下去，直到我恢复平静为止。然而，要让阿尔贝蒂娜打消念头——如果她有此念头的话——不让她在我决定一刀两断以前就有所行动，要设法维持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感情纽带变得日益脆弱，直至我在执行决裂计划时不再有丝毫痛苦。我觉得，最精明的办法（也许我也受到了夏吕斯先生的感染，无意中回想起他喜欢演的戏），莫过于使阿尔贝蒂娜相信，是我自己决意要离开她的。呆会儿回到家里，我就装出要跟她作最后道别，从此一刀两断。“当然不，我并没有认为自己跟维尔迪兰夫人的关系比您更好。”布里肖赶紧解释说，生怕因此引起男爵的疑心。布里肖见我要告退，又想出花样替我解闷，诱我留下别走。他说：“男爵谈到那两位夫人的名声时，似乎遗漏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可能声名狼藉，但有可能他背的是莫须有的罪名，众所周知的冤案错案不胜枚举。据记载，历史上一度谁搞鸡奸就要判刑，结果有些名人清白无辜，根本没有此行也身陷囹圄。直至最近人们才发现，米开朗琪罗曾经与一名女子发生过伟大的爱情①。这一新的事实，使得莱翁十世②的这位朋友将终于有幸得到平反昭雪。我觉得米开朗琪罗这件事是富有现时意义的，它应该使追逐时流的人发生浓厚兴趣，它会把拉维莱特区③的人全部鼓动起来。可是眼下得等另一件事的风波过去以后才行④，现在是一片混乱，有些善良的艺术爱好者都把这件事当成了时髦，我们还不能指名道姓说出来是哪些人，不然又是一场争论。”布里肖一开始对男性的名声问题发表议论，德·夏吕斯先生的脸上就流露出一种特殊的焦躁不安的神情，仿佛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外行面对着医学专家或军事专家在胡说八道，大谈什么医道或战术。 

“您说的这些事情，您都知道些什么。”他终于对布里肖说，“您给我举一例冤假错案，说出名字来给我听听。哼，我什么事情没您清楚？”布里肖怯生生地想打断夏吕斯的话，结果被夏吕斯严厉地驳了回来。“以前有些人干这种事是出于好奇，或是向一位已故朋友表示感情专一。另有一种人，害怕自己走得太远，如果您向他夸耀，某某男子长得如何英俊，他会回答说，对他来说，男子美貌问题象汉语那样难以理解，他一窍不通；正如机械不是他的本行，他说不出两部马达孰优孰劣一样，他根本无法区别两个男子谁俊谁丑。他这是纯属瞎扯。我的天，瞧瞧，我不是说有人背着莫须有的罪名（或者背着应该这么称呼的罪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只是这种情况实属例外和罕见，可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不过，我是个好奇的人，喜欢到处打听，我倒确实亲眼见到过这样的事情，那可不是神话传说。真的，我平生观察到（我是说科学地观察到，而不是凭空吹嘘）两起给人强加莫须有罪名的事情。一般来说，造成坏名声的原因经常是两个人的名字相仿，或者由于某种外部的迹象，比如有人多带了几个豪华的戒指，有些昏庸之徒就一定要想象一番，断定这就是您所说的那些事情的典型症状。他们的根据就是农夫说话必定是一句一个“我的天”，而英国人则是三句不离“该死的”。这都是林荫道戏剧的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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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指罗曼·罗兰所著《米开朗琪罗》一书所披露的事实。 

②莱翁十世教皇（1475—1521）确实请米开朗琪罗负责设计过几项工程，尤其是处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之墓。 

③拉维莱特为巴黎北面的屠宰场，屠夫和流氓杂在一起，鸡奸盛行。 

④可能仍指德雷福斯事件。 

德·夏吕斯先生列举性欲倒错的人时，提到“女演员的男友”。这人我在巴尔贝克见过，他是“四友社”的头。夏吕斯提到他，我大为震惊。“那么这位女演员怎么样子呢？”她为他作屏风，再说他跟她也确实有关系，而且关系也许要比跟男人们更加密切。跟男人们他倒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他跟那三个男人有关系吗？”“一点没有！他们交朋友可根本不是为了干那种事情。其中两人完全是要女人的。另一个虽然是那种人，可不一定就是跟他的朋友。总之，他们俩人是相互隐瞒着。最叫你们吃惊的是，在平民百姓眼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还都是有根有据的。布里肖，来这里的人，尽管您可以保证，此人或彼人德行高尚，但了解内情的人却说某某人早已臭名昭著。于是您也不得不人云亦云，对别人的说三道四将信将疑。众人以为，该人就是代表着那种趣味，其实他倒不是谁愿出两文钱他就肯干的。我说两文钱，是因为如果我们假设那价格是二十五个路易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假正经的人数就会缩减到零。否则的话，正经人的比例，如果您看这里面有正经可言的话，一般保持在十分之三至四左右。”布里肖是针对男性提出名声败坏问题的。可是我听了德·夏吕斯先生的话以后，心里想到的却是女性，是阿尔贝蒂娜。男爵的统计数字把我震住了，尽管我意识到他可能是随心所欲，在扩大数字，或者是在参照那些说三道四者的报告。我意识到，这些人也许是在说谎，在欺骗别人，总之是在受自身欲望的欺骗。他们的欲望跟男爵的欲望加在一起便构成了男爵的计算。“十分之三！”布里肖叫道，“如果比例颠倒的话，那犯罪人数岂不要成百倍地增长。男爵，如果您没有搞错，如果那人确是您所说的那种人，那我们得承认，您是一位罕见的先知先觉者，您预见到了一个别人近在身边都未发现的真理。巴雷斯就是这样的人，他对议会受贿腐败的技露，事后才得到证实；又如勒维里埃①关于海王星存在的假说，也是如此。维尔迪兰夫人十分喜欢援引一些人的名字，我在此还是不点名道姓为好。这些人猜测，情报局和参谋部出于爱国热情——我对此表示相信——干了一些秘密勾当，对此我始终难以想象。诸如同行业间的秘密关系。德国间谍机构、吗啡瘾等等，莱翁·都德每天都写一篇神奇的童话，其实写的都是事实。岂止十分之三！”布里肖惊诧不已地继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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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勒维里埃（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1846年曾根据天王星运行轨道的计算，得出海王星存在的假说。这一假说日后得到证实。 

说实话，德·夏吕斯先生将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说成了性欲倒错，可就是把跟他有关系的男人都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关系稍为带有一些小说色彩，因此他觉得情况比较复杂。这跟有些及时行乐者的态度相仿，他们根本不相信女子有所谓贞操可言，他们认为只有曾经做过自己情妇的人，才谈得上有那么一点贞操。事后又一本正经，非常神秘地反驳别人说：“不不，您搞错了，她才不是一位姑娘呢。”这些人说出这意想不到的看法，部分是听命于他们的自尊心，因为他们洋洋得意地想，情妇们把爱情专留给了他们；部分是听命于他们的天真幼稚，因为情妇们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部分是听命于对生活的某种理解，因为当你接近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的时候，那些标签称号，那些分门归类都显得过于简单草率了。“十分之三！请您万万小心，可别象那些只有未来才予承认的历史学家那样乐观。男爵，如果您想把您说的那张统计表留给后世，那末后代们就会发现，这是一张错误百出的统计表。他们要找根据，因此需要检查您的资料来源。然而，由于那些当事人对这类集体现象极其关心，竭力使它无声无臭，销声匿迹，因此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实这类现象。届时好人们就会群起攻之，把您看成诽谤者或者弄臣。您虽然在风雅比赛中荣膺榜首，成为这块土地上的王子，但九泉之下却王冠落地，饱受忧伤。这又何苦呢。犹如我们的博叙埃所说，上帝饶恕我吧！”“我不是在搞历史，”德·夏吕斯先生说，“犹如可怜的斯万先生所说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生活是饶有趣味的。”“怎么？男爵，您也认识斯万？我可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有那种趣味？”布里肖神情担忧地问道。“他这人真俗！您难道以为我认识的竟是那号人吗？不，我想大概不至于吧。”夏吕斯眼睛低垂地说。他没法在权衡利弊，心想，说到斯万，众所周知，他与那种倾向恰恰背道而驰。对那种说法半承认半否认，于所指者毫无损害，而别有用心者听了又以为我是有所影射，自然会觉得满意。“我并不是说过去在中学里偶然有过那么一次也不可能，”男爵似乎是不由自主脱口说出的。然后他又若有所思，继续说道：“可这事都快两百年了。您怎能要求我记得清楚，您真讨厌。”他笑着结束道。 

“总而言之，他并不漂亮，不漂亮！”布里肖说。他自己面目可憎，还自以为是，经常替别人挑刺，说人丑陋。“住嘴，”男爵说，“您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那时候，他脸如鲜桃，”他高八度地吐出每一个音节，补充道，“他犹如爱神那般漂亮。再说他后来一直都风度未减。女人们都疯狂地爱过他。”“可是您见到过他自己的妻子吗？”“瞧您说哪儿去了，他还是通过我才跟她认识的呢。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她扮演萨克里邦小姐，半身男装，①我觉得她楚楚动人。我跟俱乐部的伙伴们在一起，我们每人都带了一个女伴。尽管我对此不感兴趣，只想睡觉，可是那些尖嘴薄舌的人还是言称我曾经跟奥黛特睡过觉，人之可恶到了极点。不想奥黛特偏偏利用别人的传言老是来跟我纠缠不清。于是我就把她介绍给了斯万，心想从此可以脱身了。谁想到从那一天起她越发缠磨个没完没了。她一个字也不会写。写信都要我来代笔，散步也要我来陪伴。我的孩子，这就是所谓的好名声，明白了吧，再说，这种美誉，我是徒有其名，并不完全名副其实，因为是她逼着我，把我拉进她那五六人的可怕的游戏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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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暗指《在少女们身旁》中的一节。在巴尔贝克，埃尔斯蒂尔的画室里，叙述者惊奇地看到一幅水彩画，表现一位半身男装的女演员，图画题名：萨克里邦小姐。 

奥黛特相继有过多名情人，先后替换；德·夏吕斯先生例举这些情人的名字，就跟背诵法兰西历代国王那样，滚瓜烂熟。确实，嫉妒者就如当代人一样，离当代的事物太近了，结果什么也看不清楚；只有局外人才能判断有关某人私通的传闻是否具有历史准确性，才有可能开列一串名单。不过局外人所开的名单是没有感情色彩的。名单只有到了另一位嫉妒者的眼里，才会变得凄凉阴沉、令人忧伤。因为就象我一样，这另一个嫉妒者会情不自禁地拿自己的处境去跟他耳有所闻的那个嫉妒者进行比较，会不禁扪心自问，自己怀疑的那个女人会不会也有那么一张如此显赫的名单。然而他什么也不可能了解到。这就如同一场攻守同盟的阴谋，如同集体参加，对新兵进行残酷捉弄一样。就是说，在他的女友相继跟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的眼睛被蒙上了一块黑布，尽管他竭力想把蒙布撕掉，但都无法做到，因为大家就是希望这个不幸的人两眼一抹黑。这么做的目的，好人是出于善心，坏人是出于恶意，粗俗之徒是因为喜欢搞恶作剧，谦谦君子则是因为出于礼貌和良好的教养。然而大家都在各守一个公约，即所谓的原则。“可是斯万是不是知道您跟她有过关系？”“瞧您说的，多可怕！这事怎么能跟夏尔挑明！那非叫他怒发冲冠不可。我亲爱的，简单地说，他会把我杀掉的，他那嫉妒心就象老虎一样凶猛。对奥黛特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实她对这事倒是毫不在乎的……算了，别叫我尽说些傻事了。最厉害的要数她朝他开枪的那件事了，连我都差一点儿中了弹。唉！别提了，跟这一对夫妻算什么趣事都给我碰到了。当然咯，后来还是我出庭作证，驳斥奥斯蒙；为了这事，他始终没有原谅我。奥斯蒙拐走了奥黛特，斯万为了安慰自己，就把奥黛特的妹妹做了自己的情妇，或者说假情妇。好了，您绝不能让我讲斯万的故事，要讲十年都讲不完，您明白吗？他的事我比谁都了如指掌。她凡是不愿意见夏尔的日子，都是由我陪她。我觉得这事很麻烦，更何况我还有一个近亲，名字叫克雷西，虽然他根本无权干涉此事，可是他知道了毕竟不高兴。那时候，别人都管她叫奥黛特·德·克雷西。她完全可以叫这个名字，原来有一个叫克雷西的人，她是他的妻子，后来只不过是离异了。那位克雷西非常正宗，是位很好的先生，她却刮尽了人家最后一个生丁。可是，瞧瞧，您这不是成心要我唠叨嘛，我在小火车上看见您跟他在一起的，在巴尔贝克时您还供应他吃饭了呢。可怜的人，他一定需要吃饭。他那时候靠斯万给他的一笔极小的赡养费过活。自从我的朋友去世以后，这笔年金就一笔勾销了。我所难以理解的是，”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既然您经常出入夏尔家，刚才您怎没跟我说，让我把您介绍给那不勒斯女王呢？总之，我看出来，您对人不感兴趣，缺乏好奇心。一个认识过斯万的人这样，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斯万这方面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以至于无法断定，在那方面我们俩究竟谁是谁的启蒙者。这就好比谁要是认识惠斯勒，却不知道什么叫艺术趣味，我同样会感到十分吃惊。我的天，认识她主要对莫雷尔很重要。再说他也非常渴望能够认识她，他这么渴望是极其聪明的。真可惜她走了。不过这不要紧，这几天我再来牵一下线。他一定会认识她。除非她明天就驾崩，这事绝对误不了。可以指望，驾崩这事还不至于发生。”布里肖因为德·夏吕斯先生向他透露了“十分之三”的比例数，受到了很大的震惊，尚未缓过劲来，还在不断地苦思冥想，推理论证。他突然神情阴郁地问德·夏吕斯先生：“茨基不是这样的人吗？”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令人想起预审法官设置圈套，引诱被告招供的样子。其实，这只不过是教授想显示一下自己明察秋毫，但临到要提出如此严重的控告时，他又变得局促不安起来。为了使人信服他那所谓天生的直觉，他选择了茨基，心想既然只有十分之三的人是清白干净的，那末点出茨基的名字，失误率肯定微乎其微，因为布里肖觉得茨基有些奇怪，夜不成眠，还抹香水，总之有些反常。“根本不是”，男爵大声说道，那嘲讽的语气还夹杂着几分挖苦、专断和愠怒。“您的话说得有点走样，不合逻辑，没有说到点子上。要说有谁对此一窍不通，茨基正是一个。如果他真是那种人的话，他样子倒反而不会那么显露，那么象了。我说这话，对他没有丝毫批评的意思，他很有魅力，我觉得他甚至还有几分非常叫人迷恋的神态。”“那末，说几个名字给我们听听吧。”布里肖穷追不舍又道。夏吕斯起身傲慢地说：“噢！我亲爱的。您知道，我，我是生活在抽象之中的人。这一切只有从超验的角度来看，才使我发生兴趣。”他怀着他这类人固有的谨小慎微，带着他谈话特有的浮华做作回答道。“您明白吗，我呀只对普遍现象感兴趣，我跟您谈这些事感觉是在谈万有引力。”男爵竭力掩饰自己的真正生活。他作出如此谨慎的反应，只是很短的时间。相比之下，刚才连续几个小时，他都在步步为营，促使别人猜测他的生活。他又献殷勤，又挑逗，竭力显示自己的生活。在他身上，倾吐衷肠的需要远远胜过对泄露秘密的恐惧。“我想说的是，”他继续道，“虽然有些人背上了莫须有的恶名，他也有成千上百的人是徒具美名。当然，看您是听信那些同类人的话还是其他人的话，徒具美名的人数也随之在变。说真的，其他非同类的人想加祸于人的可能性是有限的，他们虽然对恶习犹如对偷盗或谋杀那样深恶痛绝，然而他们对染有恶习的人的高雅情操和善良心地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们只是对那种恶习不予置信而已。相反，同类人加祸于人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他们希望，取悦于他们的人是可以亲近的；另一些原来抱有同样希望，结果希望破灭的人，向他们提供了消息。他们都一概相信，更何况他们相互之间通常又一直存在着隔阂。我见过一个人，因为这一异癖而遭人鄙视，他说他估计某位上流人士也有同样的异癖，其唯一理由就是那位上流人士跟他非常客气。“根据推算出来的人数，”男爵天真地说，“完全有理由乐观。但是外行推算的数字跟内行推算的数字出现巨大差额，其真正的原因在于内行在自己的行为外面包了一层神秘的东西，以遮人耳目之用。别人根本没有办法打听，所以他们只要得悉四分之一的真相，便已惊得目瞪口呆。”“那末我们的时代跟古希腊一样罗？”布里肖问。“什么？怎么跟古希腊一样？您难道以为古希腊以后就再也没有繁衍传代吗？请瞧瞧，路易十四时期的先生①小韦芒杜瓦②、莫里哀、路易·德·巴登亲王③、布伦瑞克、夏罗莱④、布弗莱、孔代大人⑤、布里萨克公爵⑥。”“我打断您了，我当然知道，我是从圣－西蒙那里读到关于先生和布里萨克的描写的，当然还有旺多姆⑦，还有其余许多人，我都知道。可是圣－西蒙这个该死的家伙写过许多孔代大人和路易·德·巴登亲王的事情，可是怎么就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点。”“堂堂索邦大学的教授，竟要我来向他讲授历史，这未免有些太惨了吧。亲爱的老师，您怎么孤陋寡闻得象条鲤鱼？”“您说话真刺人，男爵，不过也很有道理。来，这回我要叫您高兴高兴。现在我想起一首歌曲，唱的是当年孔代大人在其男友拉穆塞侯爵⑧陪伴下共游罗纳河，突遇暴风雨的情景。歌词是用诙谐的拉丁文写的。孔代说： 

carusamicusmussaeus， 

ah！deusbonus！quodtempus！ 

landerirette， 

imbresumusperituri。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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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王室自十六世纪起称国王的次弟为“先生”，此处指路易十四之弟奥尔良公爵。 

②韦芒杜瓦伯爵（1667—1683），路易十四之子。 

③巴登亲王（1655—1707），路易十四教子。 

④夏罗莱伯爵（1700—1760），孔代大人之孙。 

⑤孔代亲王（1621—1686），路易十四手下大将。 

⑥布里萨克公爵（1645—1699），圣－西蒙之亲戚。 

⑦旺多姆公爵（1654—17i2），亨利四世曾孙。 

⑧死于1650年。 

⑨拉丁文，意为：我的朋友拉穆塞， 

老天在作什么孽， 

唉呀呀 

这雨要把我俩毁。 

拉穆塞安慰他说： 

securaesuntnostraevitae， 

sumusenimsodomitae， 

ignetantumperituri 

landeriri。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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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意为： 

我俩生命最安全， 

就为我们是鸡奸， 

要毁只有被火毁 

雨毁我们难上难。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夏吕斯尖声尖气，忸怩作态地说，“您真不愧为学识渊博。您会给我写下来的，对不对，我想把它保存在家族档案里，因为我隔三代的曾祖母是亲王先生的妹妹。”“是的，可是，男爵，关于路易·德·巴登，我什么也看不出。况且，一般来说，我以为作战艺术……”“真傻！那个时代，旺多姆、维拉尔①、欧仁亲王、②孔蒂亲王、③、要是我再加上东京和摩洛哥④的勇士——我是指真正的品行高尚、心地虔诚的人——以及‘新一代的人’，那我更是要叫您大吃一惊了。啊！我要把这告诉给正在对新一代进行调查研究的人。布歇⑤说，这一代人摈弃了前人无谓的纠纷。我那儿有一位小朋友，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干了非常出色的事情……。不过我不想说什么坏话，还是再说说十七世纪吧。圣－西蒙谈到过许多人，但您知道他是怎样描述于格塞尔元帅⑥的吗？圣－西蒙说他跟放浪形骸的古希腊人差不多，不屑于藏藏掖掖，不仅玩年轻漂亮的仆人，而且还抓住那些年轻军官不放，加以驯化；在军营里，在斯特拉斯堡，光天化日之下就那么干。他也许读过夫人⑦的书简，男人们都称他为‘putana’⑧。她描写得十分露骨。”“她跟丈夫在一起，消息最为可靠，最掌握情况。”“夫人真是一个妙趣横生的人物，”德·夏吕斯先生说。“根据她的描写，我们可以对‘姨妈’⑨进行抒情性的综合，这首先是一个具有男子气的人。通常来说做姨妈妻子的人是男人，所以姨妈给他生儿育女是易如反掌的事。其次，夫人闭口不谈先生的恶习，而是以了解内情的人自居，大谈特谈别人身上的这种恶习。我们大家都有这种习惯，明明我们自己家里在犯这犯那毛病，但我们讳莫如深，偏喜欢说别人家也在犯这毛病，借此向自己证明，有这毛病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丢面子的地方。我刚才对您说过。这种事情始终都是如此。不过，我们这种事，从这个观点来看，又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尽管我援引了十七世纪的例子，如果我的祖上弗朗索瓦·德·拉什富科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会比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更据理力争地说，瞧，布里肖帮助我回忆一下：‘恶习每个时代都有见闻，如果世人皆知的那种人都出生在纪元初开的年代，那我们如今还能侈谈埃利奥加巴尔⑩的卖淫吗？’世人皆知一句我尤为喜欢。我看得出我那见识卓越的远亲熟谙当时名人的‘叫卖’，就好比我深知当今名人的叫卖一样。不过那种人，今天不仅仅是增多了，而且还添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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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拉尔公爵（1653—1734），法国元帅。 

②欧仁亲王（1663—1736），军事家。 

③孔蒂亲王（1664—1709），孔代大人的侄子。 

④夏吕斯此处暗指1883—1887东京之役，即指远征军，摩洛哥是指1907年的卡萨布兰卡登陆。 

⑤布歇（1852—1935），法国文学批评家。 

⑥于格塞尔（1652—1730），法国元帅。 

⑦法国王室自十六世纪起称国王次弟之妻为“夫人”，此处指路易十四之弟奥尔良公爵之妻。 

⑧拉丁语，意为放荡女子，妓女。 

⑨谓鸡奸者。 

⑩埃利奥加巴尔218至222年为罗马帝王，其统治年代，荒淫无度。 

我发现德·夏吕斯先生将要告诉我们，此类风尚是如何演变传袭的。然而，在夏吕斯和布里肖说话的过程中，我脑中不断闪现阿尔贝蒂娜在家等我的景象以及凡德伊乐曲抚慰亲切的动机，两者融为一体，时明时暗，但始终没有离开过我。我的思绪不断回到阿尔贝蒂娜身上，事实上我过一会儿必须真要回到她的身边。不管怎样，我重又给自己套上了一副脚镣，它使我不能离开巴黎。此时此刻，我从维尔迪兰的沙龙思及我的家，便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这个家。这个家不是一个虽能激发个性但空荡凄凉的家，而仿佛是充实的——从这一点来说，有一点儿象某一晚上巴尔贝克旅馆的情景——有人存在着；这存在的人一步不离，在那里久久等待着我，我何时愿意，何时便能见到这个人。德·夏吕斯先生不断回到原来话题上来——而且，他那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发挥的智慧对这个题目具有某种敏锐的洞察力——那种固执具有某种难以说清的东西，令人难受。他如同一个除了自己专业其他一概漠视的学者，令人生厌，又象一个自恃了解隐秘又急于透露出去的人，令人恼火。他就象有些人那样，别人一说到他们的缺点，便乐不可支。殊不知这种态度多么令人反感。他是怪癖，说话言不由衷，他又如罪犯，不可自制，非要闹事。有时候这些特征变得象疯子或罪犯的特征那样明显突出，可是他们却给我带来了某种安慰。我对这些特征进行了必要的移位，把它们推演到阿尔贝蒂娜身上。我又回想起她对圣－卢以及对我的态度。我心想，这些往事哪怕再为辛酸，再为凄凉，似乎毕竟还不至于象德·夏吕斯先生的谈话和人格那样透出如此明显的畸变和独一无二的特异。但可惜得很，德·夏吕斯先生匆忙地摧毁了我的希望，摧毁的方式正如他先前提供我希望时那样，即完全于不知不觉之中。“是的，”他说，“我再也不是一个二十五岁的人了，我发现，身边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变化，这个社会已经面目全非，栅栏已被推倒。那些不修边幅、不登大雅之堂的人居然把探戈舞乱哄哄一直跳到我家里来了。现今的时装、政治、艺术、宗教，我一概都认不出来了。不过我承认，变化最大的，还要数德国人所谓的同性恋。我的天，我们那个时候，那些憎恶女人的男人和那些只喜欢女人，做事情只出于功利的男人哪儿轮得上号，唯有同性恋个个都称得上是好父亲，只是为了打掩护才偶有个情妇。如果我有女儿出嫁，如果我希望保证她不受苦受难，那我一定到同性恋中间去物色女婿。唉！世道变了。如今有的同性恋甚至都是最狂恋女人的人。我原以为自己嗅觉灵敏，心想，这事绝对不可能，我还以为自己不会看错。嘿！看来我只能认输了。我有一个朋友，干这事是出了名的。我嫂子奥丽阿娜给他找了一个马车夫，是贡布雷的一个小伙子，这人什么活都干过，纯粹是个色鬼，因此我敢发誓，他对那种事情是深恶痛绝的。在许多女人中，他对两个女人十分崇拜，一个是演员，一个是啤酒店老板的女儿，跟她们发生了关系，欺骗了自己的情妇，使他十分痛心。我的表叔德·盖尔芒特亲王，属于那种聪明得让人恼火，把什么都想象得十分容易的人。有一天他对我说：‘某某人为什么不跟车夫睡觉？谁说得准戴奥多尔（这是车夫的名字）一定不喜欢这事？他的主人不向他献殷勤，他难道也不生气？’我赶紧叫希尔贝快别这样说。我为他这种所谓的敏锐性感到恼火。不加区别，自作聪明，这等于缺乏敏锐。我为他恼火，因为他还使了一个破绽百出的坏心眼，企图把我的朋友某某人也拉到独木桥上冒险一试，逼他去干那种事情。”“德·盖尔芒特亲王难道也有这种癖好？”布里肖惊奇不安地问。“我的天哪，”德·夏吕斯先生兴奋地答道，“这事谁不知道，我想，我要是回答您说这事错不了，我绝对不会有失谨慎。是这样的，第二年我去巴尔贝克，有一个水手有时候带我去捕鱼，他告诉我一些事情。我那戴奥多尔，我顺便提一句，他的姐姐是维尔迪兰夫人的女友，德·普特布斯男爵夫人的女佣。总之，戴奥多尔每次来码头，不是带走这个水手，就是带走另一个，真不要脸，摇着船远远去转一圈，‘也干其他的事。’”这一回儿轮到我问夏吕斯了，那位老人，我认出来就是整天跟他情妇玩牌的那位先生，是否有点象德·盖尔芒特亲王。“瞧瞧，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从来也不打遮掩。”“可是他是跟情妇在一起呐。”“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些孩子，难道他们还那么天真？”他尖声地对我说，我正想着阿尔贝蒂娜，没想到从他话里提取到的只是苦汁。“他的情妇很动人。”“那末，他其他三位朋友也跟他一样吗？”“一点儿也不，”他捂住耳朵大声说，仿佛我的弹奏离弦走调似的。 

“现在他又走到另一个极端。照此推理，人们连交朋友的权利都不该有罗？唉！年轻人哪，就喜欢把什么都混为一谈。您应该重新接受教育，我的孩子。不过，”他又说道：“我经历过许多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太公开了，以至于我必须尽力保持头脑清醒，防止冒昧。这件事着实叫我十分尴尬。我也许是老朽了，我真弄不明白。”他说这番话，其口吻如同主张法国教会自由独立的人却在大谈教堂的权力至高无上，自由保皇派在大谈法兰西行动组织，或者克洛德·莫奈的弟子在大谈立体派。“我不是对那些创新者进行非难，我对他们倒是十分钦慕。我力图理解他们，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他们真的如此喜爱女人，那么为什么他们还需要弄一个他们称为小家伙的人？更何况在这工人阶层，这种事情向来名声不好；他们出于自尊心，干起来都是躲躲闪闪的。看来这事情对他们来说还代表着其他意义。那究竟是什么呢？”“对阿尔贝蒂娜来说，女人还代表着其他什么东西呢？”我思忖着，正是这个问题在使我痛苦不堪。“一言为定，男爵，”布里肖说，“如果院系学术委员会建议开设同性恋课程，我一定首先推荐您。不，这还不好，一个什么特殊心理生理研究院之类的机构也许更能发挥您的特长。我看您尤其适合于在法兰西学院执教，您可以致力于个人研究，象泰米尔语或梵语教授那样，把研究成果讲授给对此感兴趣的人。不过听众人数很少，只有两名，另加一名公务贤。我这么说，并不是对我们全体教务人员有什么怀疑，我认为他们是无可怀疑的。”“您一无所知，”男爵武断地回驳道。“您以为对这事感兴趣的人寥寥无几吗？您是大错特错了。事实恰恰相反。”他没有意识到，他谈话内容那不变的指向和他将要对别人所作的责备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相反，情况非常可怕，”他愤慨而又悔恨地对布里肖说，“现在这事都成了人们唯一的话题。这是可耻的现象，但倒过来证实了我对您说的话，我亲爱的！据说前天在德·阿伊安公爵夫人家中，整整两个小时，客人们没有谈别的事情。您想想，如果现在妇女们也参与进来谈论此事，那还成什么体统！最可恶的是，那些害人精，那些十足的恶棍把什么都告诉了她们，”他带着平时并不多见的怒火接着说，“譬如夏特勒罗那小子，谁都比不上他，他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总之这些人当着她们的面尽对别人说长道短，有人对我说，那小子说了我许多坏话，可是我毫不在乎。我想，一个打牌作弊，被俱乐部逐出的人，想拿泥块和脏东西砸人，其结果只能掉在自己身上。我非常清楚，如果我是珍妮·德·阿伊安，我会相当珍重自己的沙龙，不允许别人谈论这类话题，不允许别人糟贱自己的亲身父母。可是眼下什么社交呀，规矩呀，礼节呀，早都荡然无存，交谈跟服饰都一概不讲究这些东西了。噢！我亲爱的，世界末日来临了。每个人都变得如此凶恶。大家都在攀比，看谁说别人的坏话多。真令人发指！” 

我童年在贡布雷，就十分怯懦，为了不要看见别人赠送白兰地给我外祖父，不要看见我外祖母苦苦哀求他别再喝酒的情景，我就逃之夭夭。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趁夏吕斯还未受罚，赶快离开维尔迪兰公馆。“我必须走了。”我对布里肖说。“我跟您一起走，”他对我说，“可是我们不能学英国人的样，不告而别。我们去跟维尔迪兰夫人道个别。”教授说完就径直朝客厅走去，象小孩下棋一样，看看“能不能悔棋”。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维尔迪兰先生遵照妻子的旨意，已把莫雷尔带走了。其实，维尔迪兰夫人经过深思熟虑，觉得暂且不向莫雷尔透露秘密似乎更为上策；可是她已欲罢不能。有些欲望，尽管你把它封在口腔里，但一旦任其膨胀，它就不顾后果如何，坚决要求得到满足。我们见到袒露的玉肩，不会久久地呆视着而不去吻一下，我们一走会象老鹰叼蛇那样，早把嘴唇快快送去；我们不会饥肠辘辘，蛋糕放在面前也不碰一下；我们更不会听到意外的话语而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心灵不激发起惊奇、迷惑、痛苦或喜悦。维尔迪兰夫人正是处于这种心境，沉醉于情节剧般的伤感情调之中，所以她不由自主地授意丈夫拉走莫雷尔，不惜任何代价要跟小提琴家谈谈清楚。小提琴家本来已在抱怨，那不勒斯女王怎么没等别人把他介绍给她就走了。德·夏吕斯先生曾经再三强调，她是伊丽莎白女王和德·阿朗松公爵夫人的胞妹。因此女王在他的眼里是个非凡的重要人物。可是主子对莫雷尔解释说，他不是来跟他谈那不勒斯女王的。维尔迪兰先生单刀直入，跟他谈了正经的事。“这样吧，”谈了一会儿以后他结束道，“这样吧，如果您不信，您可以去听听我妻子的意见，我发誓，我什么也没有告诉过她。我们一起去听听，她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我的看法也许有错误，但您知道她的见解是绝对正确的，再说她对您充满了无限的友谊。来吧，我们把是非交给她来评判。”这一边，维尔迪兰夫人已经等得坐立不安。她急于亲自跟高超的提琴家谈谈，品尝一下激动的滋味。然后等他走了以后，要丈夫详细汇报一下他们俩交谈的确切内容。她一边等着一边不停地说：“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古斯塔夫把他拖了那么长时间，我希望他至少能够给他适当地加加工。”维尔迪兰先生跟莫雷尔一起走下楼来，莫雷尔看上去神情非常不安。“他向您请教一个问题，”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妻子说，那样子就象不知道自己的请求能否得到满足一般。维尔迪兰夫人正是激情满怀的时候，也顾不上回答维尔迪兰先生的话，直接对着莫雷尔就说开了：“我完全同意我丈夫的意见，我认为这件事情拖的时间够长的了，您不能再这么忍气吞声了！”她激愤地大声说道，至于她跟丈夫刚才商定，丈夫跟提琴家谈些什么她应该装作一概不知，这一点她早已抛到九霄云外。 

“怎么回事？什么忍气吞声？”维尔迪兰先生吱吱唔唔地问，竭力装出十分惊奇的样子。他尽管因乱了阵脚而显得有些笨拙，但仍在竭力维持骗局。“你对他说了些什么，我猜到了。”维尔迪兰夫人回答道。老板娘对能否自圆其说毫不在乎，也不顾小提琴家过后回想起此情此景，对她的诚实性会作何感想。 

“不，”维尔迪兰夫人继续道，“我觉得您再也不能含垢忍辱，跟这个早已枯朽的人物继续接触了。他已到处不受欢迎。”她也根本不顾这话不太真实，忘了自己就几乎每天都在接待他。 

“音乐学院的人都把您当成了笑柄，”她感到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要再这么拖一个月，您的艺术前途就将成为泡影。没有夏吕斯，您每个月可以多挣十万多法郎。”“可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我非常吃惊。不过我非常感谢你们。”莫雷尔热泪盈眶喃喃道。他因为不得不还要装出惊讶的样子，掩饰羞耻，所以他满脸通红，比他连续演奏贝多芬全套奏鸣曲还要满头大汗，眼眶里涌出了连波恩的音乐大师都肯定无法催落的泪水。雕刻家对这些泪水很感兴趣，他微笑着用眼角示意我注意看夏利激动的样子。“如果真要什么也没有听说过，那就数您一个人了。他早已是丑事干尽臭名昭著的人了。据我所知，警察正盯着他呢。其实真要落在警方手里，倒还算是他的福分，免得象他同类那样，临终都倒在流氓的暗刀之下。”维尔迪兰夫人又说。她心里想着夏吕斯，德·迪拉斯夫人的情景不由浮上心头。她已如痴如醉，盛怒之下随意添油加醋，在夏利可怜的伤口上尽兴撒盐，同时也为自己今晚受到的侮辱解了恨，雪了耻。“再说，即便光是在物质上，他对您已毫无用处了。自从他被那帮家伙捏在手心里，对他敲诈勒索，他早已彻底破产，分文不名。连他们都已不能再从他这儿敲到什么，来支付自己的音乐，您就更别想得到报酬了，他的公馆、古堡，一切都给典押了。”莫雷尔十分轻易地听信了这番谎言，其主要原因是德·夏吕斯先生是喜欢把他当作知心人，把自己跟流氓们的关系都一五一十地告诉过他。他这个仆人的儿子，不管自己也荒淫无耻，但对那种人却厌恶至极，其厌恶的程度跟他对波拿巴主义的热情正好形成对照。 

莫雷尔阴险的骨子里已经酝酿着一个类似十八世纪所谓盟友叛变的阴谋。他决定永远不向德·夏吕斯先生吐露此事，准备第二天晚上回到絮比安侄女的身边，一切都由他自己来亲手处置。可惜的是，他的计划有可能失败，因为夏吕斯已跟做背心的裁缝约好，当天晚上要见面。尽管发生了上述事情，莫雷尔还是未敢不去赴约。我们将会看到，继后莫雷尔又接二连三地遇到了一连串其他的事情。絮比安哭丧着脸向男爵诉说自己的不幸。男爵尽管自己也很不幸，但还是向他保证，被遗弃的小姑娘由他来继养；小姑娘会得到一个她所拥有的称号，很有可能就叫德·奥洛龙小姐；他会使她补上良好的教育，并给她富足的嫁资，让她成婚。听到这些许诺，絮比安十分高兴，可是他侄女却无动于衷，她依然爱着莫雷尔。莫雷尔趁絮比安不在，不知出于愚蠢还是厚颜无耻，闯进店铺，冷嘲热讽地说：“您怎么啦？眼睛怎么一圈都是黑的？是爱情的忧伤吗？夫人，年复一年，岁岁相异。说穿了，我们难道穿一双鞋试试的自由都没有？更何况是个女人，要是她不合您的脚……”他只发过这么一次怒，因为她哭了。他觉得她这么做是卑劣无耻的，是在耍弄手腕。我们有本事把别人的眼泪逼落下来，却不一定总能忍受这被自己逼落下来的眼泪。 

不过我们把话扯得太后面去了，因为这一切是到维尔迪兰晚会以后才发生的。我们割断了晚会的情景，现在应当仍然回到刚才断掉的地方。“我压根也没有想到，”莫雷尔接过维尔迪兰夫人的话叹息道。“当然，别人才不会当着您的面说呢，但这并不能证明您不是音乐学院的笑料，”维尔迪兰夫人用心险恶地继续说，希望借此向莫雷尔挑明，事情并非仅仅牵涉到德·夏吕斯先生，而是直接关系到他自己的利益。“我完全相信，您是蒙在鼓里的，可是别人才不顾这些呢，您问问茨基，那天您走进包厢的时候，别人在谢费亚包厢里，就离开我们一步远，都说了些什么。换句话说，别人都在瞧不起您。我可以对您说，要是别人这么待我，我倒不在意。可是我觉得一个男子汉如此，那岂不出奇地可笑？他会一辈子都做众人笑柄的。”“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您才是。”他说这话的语调，就如被牙科医生折腾得痛不欲生却还不愿意流露出丝毫疼痛；这情景又象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能为一句无谓的话而拔刀相助，怂恿您去跟人决斗，对你说，“您决不能这么白白挨骂，”你听后感激不尽。“我认为您是个有个性的男子汉，”维尔迪兰夫人说道，“尽管他对众人吹嘘，是他撑着您，说您没有种，但您会扬眉吐气的。”夏利寻思着，如何借别人一份尊严来遮盖自身破败不堪的尊严。他突然想起不知在哪儿念到过或者听到过的，灵机一动，郑重宣布道：“我不是靠这份面包长大成人的。从今晚开始，我就跟德·夏吕斯先生一刀两断……那不勒斯女王走了，是吗？否则，我应该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然后再跟他一刀两断……”“不一定要跟他彻底决裂，”维尔迪兰夫人生怕小圈子就此拆散，赶紧说道。“您在这里见见他没有什么害处，您在我们的圈里是受到好评的，没有人说您的坏话。但是您必须获得自由，另外要注意，不要让他把您拉到那些蠢女人家里去。那些人只是表面对您客气。我很想让您听听她们背后都说您些什么。再说，您有什么可后悔的，您这样倒清除了本来要留一辈子的污渍。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受夏吕斯引荐就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撇开这一点不说，光象您这样在伪上流社会上窜下跳，也会被人看作是不务正业，落得一个业余琴手、沙龙小乐师的名声。在您这样的年纪，落得这个名声，可就没有救了。我明白，那些漂亮的夫人分文不花，把您请去，跟自己的朋友搞礼尚往来，轻而易举，她们何乐而不为？但是赔出去的是您艺术家的未来。我不是说去那么一家两家也不行。您刚才谈到的是那不勒斯女王，她就是一个正直的好人。不瞒您说，我觉得她就不把夏吕斯放在眼里，她主要是看在我的份上才来的。是的，是的，我知道她早就想认识维尔迪兰先生和我了，她那儿倒是可以去演奏的地方。而且不瞒您说，我带着人去，这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艺术家们都认识我，您知道，他们对我向来非常客气，有些人把我看作是他们的自己人，是他们的老板娘。不过您千万要小心防火，千万不要去德·迪拉斯夫人家！决不要去干这类蠢事。我认识一些艺术家，他们到我这儿来说到她，都跟我吐了知心话。您知道，他们明白，对我可以无话不说。”她善于这么突然采用温柔真诚的口吻说话，在脸上添一丝谦和的神色，在目光里加一丝恰如其分的妩媚。“他们就这样，来我这儿说说他们那些日常琐事。有几位，别人都说他们最沉默不语，可是跟我聊起来，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我没办法告诉您，他们个个都多么有趣。可怜的夏布里埃老是说：‘只有维尔迪兰夫人才能叫他们开口。’唉，您知道，每个到德·迪拉斯夫人家演奏过的人无一例外地都伤心不已。这不是单单因为她让手下仆人对他们进行侮辱，以此取乐，而是因为此后就再也没有请他们去演奏过。剧院经理说：‘啊，对，就是那个到德·迪拉斯夫人家去演奏过的人。’一句话就完了。您大可不必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您知道，上流社会没有一个正经的人。这话说起来让人伤心，但事实就是如此。您哪怕再有本领，只要来个迪拉斯，就足以给您添上个业余琴手的美名。您知道，我，您明白吗，我对艺术家最了解，我跟他们打了四十年的交道，是我使他们扬名，是我对他们感兴趣，嗯，您知道，如果谁被他们说这是‘一个业余的’，他们该说的话就都说了。而事实上已经有人开始在这么说您了。为这事，我已经不知道发过多少次火，我要确保不让您到这个可笑的沙龙去演奏。您知道别人是怎么回答我的吗？‘可是他也由不得自己呀，夏吕斯又根本不用告诉他根本不用征求他的意见！’有人对他说：‘我们非常欣赏您的朋友莫雷尔，’以为这样能够博得他的高兴。可是您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您凭什么说他是我的朋友？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应该说他是我的创造物，是在受我的保护。’”这时候，在音乐女神突兀的前额下躁动着一样无法抑制的东西，那是一句重复出来就变成既卑鄙又有失谨慎的话。但复述此话的欲望比谨慎守信的欲望更为强烈。老板娘抑郁的半圆形前额经过微微痉挛以后，终于向这欲望作了让步：“甚至有人告诉我丈夫，他曾经说过：‘我的仆人，’不过到底说过没有，我无法得到证实，”她补充道。德·夏吕斯先生自己曾经向莫雷尔发誓，谁也不会知道莫雷尔的身世和来历。可是他也是迫于这种吐露秘密的欲望，事隔不久便告诉维尔迪兰夫人：“他是一个家仆的儿子。”这句话一经脱口，就不胫而走了。现在每个人又出于这吐露秘密的欲望在到处传播这句话。此人传给彼人时都说这是秘密，听者答应绝对保密，却难保其密，于是听者又成为说者。这恰如传环游戏，这句话最后又回到了维尔迪兰夫人自己的嘴里，被说的人终于听到此话，结果俩人很可能闹得不和。对此她早有所料，可是这句话烫她舌头，她实在难以抑制。另外，她明明知道，说出“仆人”一词完全会刺伤莫雷尔，然而她还偏是说“仆人”。至于她补充说，她无法得到证实，她使用这颇有分寸的说法既是为了表明自己恰恰十分肯定，又是为了表明自己是公正的。她本来只是向别人表明，自己是不偏不倚的，没想到连自己也为自己的公证心所打动，以至于开始充满柔情地对夏利说：“您明白吗？我对他也不能过多指责。他确实是在把您拖下深渊，但这也难怪他，因为他自己就在往山下滚，”她大声地说。她为自己作了这一准确的形象比喻而赞叹不已。她未及注意，这形象比喻是脱口而出的。她赶紧追上去逮住它，准备再尽力发挥一下。“不，我对他的责备，”她象一个尚未成功而先已陶醉的女人一样，柔声柔气地说：“是他对您缺少体谅。有些事情是不能当众宣扬的。譬如，刚才他就跟我们打赌说，如果他向您宣布，您将得到荣誉十字勋章（当然那是扯皮，只要是他推荐，就足以叫您名落孙山），您一定会高兴得满脸通红。这也就罢了，尽管我从来就不太喜欢，”她露出煞有介事和神气十足的样子接着说，“我不太喜欢看见别人欺骗自己的朋友。您知道，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可是我们看不过去，看了很痛心。譬如，他对我们说，您希望得到十字勋章，全是为了您的叔叔，而您的叔叔是个奴才，边说还边捧腹大笑。” 

第五部 女囚(15)

“他对你们说过这话！”夏利吼道，听着这些巧妙转述的语言，他深信不疑，维尔迪兰夫人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话。维尔迪兰夫人全身沉浸在喜悦的海洋之中，如同一个老情妇，险些被年轻情夫所抛弃，节骨眼上居然使年轻情夫退了婚，化险为夷。老板娘先前确实没有精心设计过如何撒谎，她没有准备撒谎。她是在受一种更为本能的感情逻辑和神经反应的支配。她的目的只是为了活跃生活，维护幸福，在小圈子内“洗洗牌”。因此，她未及检验是否属实，便将那些虽不是绝对正确，却至少是极其富有教益的论点冲到嘴上。“他如果只对我俩说说，那倒无妨，”她接着说，“好在我们对他话会作分析取舍的。再说职业也不分高低贵贱，您有您自身的价值，您就是您自己的价值。可是他却拿这话去跟博特凡夫人逗乐（维尔迪兰夫人故意举出德·博特凡夫人来，因为她知道夏利非常喜欢她），这事叫我们听了非常难受。我丈夫听到这话以后对我说：‘我宁可受人一巴掌，也不受这份气。’因为您知道，古斯塔夫（我们由此得知维尔迪兰先生就叫古斯塔夫）跟我一样喜欢您。其实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我喜欢他。”维尔迪兰先生装出心地善良的粗汉子喃喃道。“喜欢他的是夏利。”“噢，不！现在我看出了人跟人的区别在哪儿，我被一个卑鄙的家伙出卖了，而你们，你们才是好人。”夏利诚恳地说。“不，不，”维尔迪兰夫人为了既稳保胜利（因为她感到她的每星期三聚会已经有救了）又不要胜利过头，便喃喃道。“说卑鄙倒是有些过分了。他干了坏事，很多坏事，但也不都是明知故犯的。您知道，荣誉军团勋位那件事一下也就过去了。倒是他对您家世所说的那些话，要我全说出来真是太为难了。”维尔迪兰夫人说。这事她早已说了，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噢，一下子过去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足够证明他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莫雷尔嚷道。正在这时候，我们走进了客厅。“啊！”德·夏吕斯先生见莫雷尔在那儿，叫了一声，并朝音乐家走去。那轻松愉快的步履仿佛有些男人为了跟一个女子私会，巧妙地织织了晚会，陶醉之余忘了自己给自己设下了陷阱，因为那女子的丈夫早已在晚会上安插好帮手，准备捉奸捉双，当众痛打一顿。“怎么样，看来时间不早了。光荣的年轻人，不久就是年轻的骑士勋章获得者了，高兴吗？不久您就可以佩上十字勋章给人瞧瞧了。”德·夏吕斯先生温情脉脉而又得意扬扬地问莫雷尔。可是，他这番授勋的话附录在维尔迪兰夫人的骗局之后，更使莫雷尔觉得夫人的话是勿容置疑的真言。“走开，我禁止您靠近我！”莫雷尔对男爵嚷道。“您别想在我身上打主意。你想腐蚀的已不是我一个人了。”我想，我唯一能够自慰的是，我会看到，德·夏吕斯先生一定会把莫雷尔和维尔迪兰夫妇驳得体无完肤。我曾经为了比眼下小于几倍的事，受过夏吕斯疯狂的怒斥。他一旦发怒谁也阻挡不住，连国王都无法镇住他。可是眼下却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只见德·夏吕斯先生目瞪口呆，掂量着这不幸，却弄不明白祸从何降。他居然一时语塞，无以对答。他抬起目光，带着疑惑、愤怒而又恳求的神色，朝在场的每个人身上扫视了一遍。这似乎不是在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在问他们他应该何以作答。他哑口无言，这里有种种原因，他也许当即感到了痛苦（他看见维尔迪兰先生和夫人避开他的目光，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要上前来救他一把的样子），但他尤其产生了对将来痛苦的恐惧；也有可能他事先没有想象到这一步，没有早早地先燃好怒火，因此手中一时没有现成的愤怒（他是过于敏感、患有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人，是个真正的冲动型人物；但他却又是一个假充勇敢的人，甚至是个假充凶狠的人；这一点我始终以为如此，并因此对他抱有好感。他没有重视荣誉的人受到侮辱时通常所有的那种反应），别人趁他手无寸铁，出其不意向他发动进攻；甚至还有一种可能，这里不是他自己的圈子，他感到没有在圣－日耳曼区那样挥洒自如，骄勇喜辩。但是，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位贵族大老爷处在这平时为他睥睨的沙龙里，四肢瘫软，巧舌僵硬，惊恐万状，怒不可言，只会盲目地环顾四周，面对别人的粗暴疑惑不解，苦苦哀求（他的有些祖先，面对革命法庭恐慌不安，早就失去了在平民面前的优越感；此时我们也很难说，这种优越感是否在他本性中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不过，德·夏吕斯先生并没有走投无路，智穷才尽。他不仅辩才出众，而且胆量过人。一旦他心中的怒涛翻腾已久，他便能用严厉至极的措词，驳得对方哑口无言，彻底失去招架之功。上流人士们常常目瞪口呆，料想不到，有人居然会这么厉害。碰到那种场合，德·夏吕斯先生就会急促不安，连连发起神经质的攻击，使众人战栗。但这必须是在那种由他采取主动的场合；由他主动出击，他就能巧舌如簧，口若悬河（正如布洛克最善于开犹太人的玩笑，可是碰到谁当着他的面道出那些犹太人的名字，他却立刻变得脸红耳赤）。他对眼前这些人恨之入骨。他恨他们，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他们的轻蔑。他们如果客气一些，他才不会对他们满腔怒火，他会拥抱他们的，不过，面对一个如此残酷，出乎预料的情况，我们这位伟大的雄辩家只会吱吱唔唔地问：“这是什么意义？怎么回事？”谁也没有听见他在说些什么。看来惊惶失措的哑剧是经演不衰的，永久不变的；我们这位在巴黎沙龙里遭遇不幸的老先生无意之中只是做了一个古时希腊雕塑家所表现的潘神追逐中的仙女们那惊呆了的动作。 

大使失宠，办公室主任被迫退休，上流人士突遭冷遇，恋人求爱不成，有些人对这类不测的事件要一连研究数月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希望旦夕之间成了泡影。他们把这不幸的事情放在手中反复揣摩，如同揣摩一块不知从何飞来，或是由谁投来的陨石一般。他们十分希望探明，这块奇特的飞来物是由什么成分构成的。弄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损人的花招。化学家有的是分析手段，病人不知病因可以请医生诊断，预审法官遇到无头公案迟早也能查个水落石出；唯有我们的同胞干出的那些事情令人大惑不解，很少能让人发现其真正动因。德·夏吕斯先生——且让我们把这次晚会以后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先行在此交待一番，下文当然还要继续交待——对夏利的态度有些摸不着头脑。男爵认为，夏利曾经常常威胁他，要把他如何钟情于自己宣扬出去，现在夏利肯定以为自己“翅膀已硬”，可以独自飞翔了，所以真的把这话捅了出去；夏利一定是纯粹的忘恩负义，把什么都告诉了维尔迪兰夫人。可是她怎么就如此容易上当（男爵打定主意要矢口否认，所以坚决相信，别人对他那种感情的指责纯属凭空捏造）？也许是维尔迪兰夫人的朋友中有哪位自己喜欢夏利入了迷，所以才这么先声夺人。因此接下去几天内，夏吕斯向那些毫不知情的“门客”连连发信，弄得他们以为他疯了。然后，夏吕斯又去向维尔迪兰夫人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地叙述了一番。可是他那些动人的故事却丝毫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维尔迪兰夫人不断地对男爵说：“您就不用再为他操心了，别把他放在眼里，这是个毛孩子。”男爵虽然渴望言归于好，但他想把夏利自以为稳已到手的东西一概取消，迫他言和。他请求维尔迪兰夫人不要再让他进门。这一点遭到了她的严正拒绝。结果德·夏吕斯先生义愤填膺，又写了一封冷潮热讽的信回敬了她。德·夏吕斯先生东猜西测，却始终摸不清头脑。换而言之，他怎能料想得到，冷拳根本不是莫雷尔发出的。当然，他本可以找莫雷尔聊上几分钟，把事情问个明白；这诚然是个办法。但是这与他的自尊心和爱情观是背道而驰的。他受到了冒犯，得由别人主动上门向他道歉才是。在任何时候，虽然我们一方面想到，私谈一下也许可以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可是我们又有另一种想法，阻止我们去坦诚布公。大凡在二十次场合卑躬屈膝、低头哈腰的人，到了第二十一次，往往需要扬眉吐气一下。然而正是这一次最不应该唯我独尊、固执己见，而需要消除误解，因为不将谎言揭穿，对方的错觉就会日益加深。且说这件事发生以后，上流阶层到处传言，说德·夏吕斯先生要强奸一名年轻音乐家，企图未遂，被维尔迪兰夫妇逐出了门外。听了这个谣传，有人便说，怪不得，维尔迪兰家中怎么再也见不到德·夏吕斯先生的人影了。德·夏吕斯先生偶然在某一地方遇见一个曾经被他怀疑过并辱骂过的人，那人当然对他耿耿于怀，可是夏吕斯自己也不主动跟那人招呼致意；于是别人便觉得，原来一点不假，小圈子里对男爵都早已众叛亲离。 

话说德·夏吕斯先生被莫雷尔刚才那番话以及老板娘的态度弄得哑口无言，只作出一个仙女惶恐受惊的样子，趁此机会维尔迪兰先生和夫人作出断绝外交关系的姿态，引退到第一个客厅，单独留下德·夏吕斯先生一个人，而莫雷尔在台上只顾自己忙着套小提琴。“你快给我们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维尔迪兰夫人贪婪地问她丈夫。”我不知道您对他说了些什么，他脸色很激动，”茨基说，“两眼噙满了泪水。”维尔迪兰夫人装傻地说：“可我觉得，我说的话，他听了好象根本无动于衷。”她耍这种花招不能骗过所有的人。她说这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催雕刻家再重复一遍，说夏利着实哭了。这眼泪使老板娘陶醉，心里充满了自豪。她怕的就是某某门客没有听清楚，以为夏利没有哭，她绝不愿意出现那样的危险。 

“不不，恰恰相反，我亲眼看见，他眼眶里闪烁着豆大的泪珠，”雕刻家压低嗓门，带着一付不怀好意的笑脸悄悄说；同时他又斜睨了一眼，看莫雷尔是否还在台上，直到肯定他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这才放下心来。可是有一个人听得真切，就是那不勒斯女王。谁要是早发现她在场，那立刻会使莫雷尔恢复已经失去的希冀。女王参加了另外一个晚会，离开时发现自己把扇子忘在维尔迪兰夫人处了，她觉得自己亲自来取一下比较好。她有些尴尬，悄悄走进来，等人一走空，准备道歉一番，寒暄几句即刻告辞。她进来时谁也没有发现，她正遇上这件事情。她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情，心中顿时燃起了怒火。“茨基说他眼含泪水，你看见了吗？我没有看见眼泪。噢！是的，是有眼泪，我记起来了，”她怕别人真信了她的话，赶紧改口说。“可是我们的夏吕斯，怎么那么局促不安，瞧他两腿在发抖，都快要站不住了。”她冷酷无情地数落道。这时候，莫雷尔朝她跑来：“这位夫人难道不正是那不勒斯女王吗？”女王正朝夏吕斯走去，莫雷尔用手指着女王（尽管他明知就是她），“唉！发生了刚才的事情，真可惜！这下我再也不能请男爵把我介绍给她了。”“等一等，我来给您介绍。”维尔迪兰夫人说，说着就朝正跟德·夏吕斯先生说话的女王走去，几个门客随后跟着。我和布里肖没有跟去，我们俩急于取出我们的衣物出来了。夏吕斯本要把莫雷尔介绍给那不勒斯女王，以为实现这一伟大愿望的唯一障碍，就是女王有可能突然驾崩。我们总是把未来想象成虚无空间对现实的一种折射，其实未来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只是大部分原因我们不了解而已。未来往往是即将所要发生的事情的结果。不出一个小时以前，德·夏吕斯先生即便倾家荡产，也不会让莫雷尔认识女王。维尔迪兰夫人向女王行了个屈膝礼，见女王没有认出她来，便说：“我是维尔迪兰夫人呀，陛下怎么认不出来了呢？”“很好，”女王一边极其自然地跟德·夏吕斯先生聊着天，一边说。维尔迪兰夫人怀疑这一句“很好”究竟是否对着她说的，因为女王说这句话时神态完全心不在焉，声调彻底漫不经心。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之中的德·夏吕斯先生，听到这话，不由拿出言行放肆专家和爱好者的样子，脸上露出一丝感激的微笑。莫雷尔在远处看清了介绍的准备过程已经就绪，赶紧走上前来。女王把手臂伸给了德·夏吕斯先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不是没有怨怒，她责怪他对这类卑鄙的侮辱者怎么没有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维尔迪兰夫妇竟敢如此对待夏吕斯，她为他感到羞耻，满脸涨得通红。几小时前她不拘身份对夫妇俩表现出充分的同情和好感，而眼下却对他们盛气凌人，傲慢不逊。其实两种态度源于同一心态。女王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但她的善良首先表现为对自己喜爱的人感情忠贞不移。她爱亲友，爱本家族的所有王子，其中包括德·夏吕斯先生。谁善于尊敬她所爱的人，她就爱谁，不管他们是布尔乔亚，甚而是平民百姓，她都投以善良的情感。她对维尔迪兰夫人表示同情和好感就是出于如此的善良本能和天赋。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狭隘的、近乎托利党式的、日趋陈旧的善良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善良是不够真诚和不够热情的。古人们本喜欢社会集团，为之效忠，因为社会集团并不超越城邦的范围；今人极其喜爱自己的祖国，而将来的人喜欢的可能是全球性的合众国。我只举离我最为亲近的母亲为例。德·康布梅尔夫人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从就未能使我母亲下决心参加任何慈善事业或任何爱国工作，她从未做过售货员或女施主。我母亲把丰富的爱心和慷慨首先都留给了自己的家族、仆人和路遇的不幸者。我远不是说她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我很清楚，她那丰富的爱心和慷慨之心，如同我外祖母的心一样，是永不枯竭的，远远超过了德·盖尔芒特或德·康布梅尔夫人的能力和作为。那不勒斯女王的情况跟德·康布梅尔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就完全不同。我们还必须承认，她对好人的评价，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阿尔贝蒂娜在我书柜上取走后占为己有——也是根本不同的；对她来说，那些阿谀奉承的寄生虫和盗贼，那些时而卑躬屈膝、时而蛮横无礼的酒鬼以及一切荒淫无度者或者杀人犯都一概不能算在好人之列。可是事物的两极往往是相接的。女王出面保护的贵族和遭受凌辱的亲戚是德·夏吕斯先生，也就是说尽管夏吕斯出身望族，跟女王又是近亲，女王保护的毕竟是一个道德败坏，沾满恶习的人。“您脸色不好，我亲爱的表弟，”她对德·夏吕斯先生说。“请靠在我的手臂上。请相信，我的手臂一定能支撑住您。对付这种事情，它是很坚实的。”然后，她抬起头来，正视前方（茨基告诉我，当时她正面就是维尔迪兰夫人和莫雷尔），说：“您知道，从前在加埃特，我这手臂曾经叫流氓恶棍闻风丧胆，不敢轻举妄动；如今，它会为您竖起城墙，为您效劳。”就这样，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手挽着男爵，未让人介绍莫雷尔，高视阔步地走了出去。 

按照德·夏吕斯先生那可怕的脾气，他对六亲不认，说翻脸就翻脸，对人进行百般折磨，叫人望而生畏；人们想当然，这次晚会以后，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对维尔迪兰夫妇进行大肆报复。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其主要原因大概是晚会过后几天他着了凉，得了当时常见的传染性肺结核，一连几个月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已病入膏育，生死未决。在此以前，他患有神经官能症，盛怒之下不能自己，现在是否神经官能症为另一种疾病所代替？他的无声是否纯粹是由于出现了病体的转移？从社会观点来看，夏吕斯从来没有拿维尔迪兰夫妇当一回事，现在他更不能抬举他们，把他们当作具有同等地位的人来对待，对他们大加责难。这么解释未免过于简单。换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大凡神经质的人喜欢凭空想象，把安分守己的人也想象成敌人，无缘无故地朝他们发怒。可是一旦遇到有人向他们主动攻击，他们却反而变得老老实实了。要神经质的人息怒，与其说劝告他们发怒是无济于事的，不如朝他们脸上猛泼冷水来得有效。这么解释，未免仍过于简单。德·夏吕斯先生为什么没有能怀恨在心的原因，也许不应该到病体转移之中而应该到疾病自身之中去寻找。疾病已经使男爵身心疲惫，以致他再也没有多少闲暇来顾及维尔迪兰夫妇。他已是半死不活的人。我们刚才谈到攻击，即令是没有效果的攻击，若要好好“来一下”，也需要消耗一部分精力。可德·夏吕斯先生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连准备攻击的精力也一丝不存。我们常常说不共戴天的死敌们到临终都睁着眼睛，虎视眈眈，然后幸福地闭上双目。这种情况是罕见的，除非我们生活得好好的，死亡猝然而至。当人们到了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人们不会为了生命强盛之时都轻易对待的事，这时反而竭心尽虑起来。复仇之心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最常见的是——尽管有例外存在，我们将会看到，同一个人自身的性格也会充满矛盾，这是合乎人情的——当我们站在死亡门槛前的时候，复仇之心就离开了我们。德·夏吕斯先生想了一会儿维尔迪兰夫人，感到实在太累了，便面向墙壁，什么也不去想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雄辩已经枯竭，而是因为他已不如从前精力充沛。尽管他说话仍然是滔滔不绝，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口手已经离了原先如此常见的慷慨激昂，而变成一个只是由柔声细语和福音书比喻来装点装点的几近神秘的雄辩术，变成了一种对死亡的表面依顺。他只有在觉得生命有救的时日里才大展口才。病情复发，他便又缄口默言了。他的雄浑刚烈的气质里移植了基督徒式的温柔（正如《爱丝苔尔》所表现的天才精神与《安烈洛玛克》①是如此不同），获得他周围亲友的一致赞赏；他这种精神也许同样会获得维尔迪兰夫妇的赞赏。尽管他们对夏吕斯的缺陷曾经恨之入骨，但他们禁不住仍会对他崇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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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悲剧诗人拉辛（1639—1699）的两部悲剧。 

当然，他只是披着基督徒的外衣，旧有的思想依然存在，不时沉渣泛起。他乞求加布里埃尔大天使象报告先知那样，来告诉他，救世主将过多少时间才能来临。他痛苦而又温柔地微笑了一下，打断自己的思绪说：“大天使可不能象对达尼埃尔所说的那样，叫我耐心等待‘七个星期再加六十二个星期’①，我肯定活不到那一天就会死去的。”夏吕斯心里等待的人就是莫雷尔。因此他也请求拉斐尔大天使把小多比给他带来。然后，他又掺杂使用一些更打动人心的办法（正如病榻之中的教皇一边请人代做弥撒，另一边没有忘记遣人去唤自己的医生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人暗示说，如果布里肖把他的小多比快速带来，那末拉斐尔大天使也许会对多比的父亲那样，同意让小多比眼睛复明，或者让他去牺牲洗涤池。②尽管出现一些合乎人情的反复，但德·夏吕斯先生语言的纯洁性和道德化已达到脍炙人口的程度。虚伪凶狠、恶言中伤，这一切都已消失殆尽。道德上，德·夏吕斯先生已经得到升华，远远超过了他以前的水平，他的道德改观感化了不少人，本可以使他的演说艺术蒙骗一下听众，可是由于他深受疾病折磨，改进了的道德也就随之消失了。德·夏吕斯先生重新走到了下坡路上，而且我们将渐渐看到，其滑坡的速度越来越快。不过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一件渐渐远去的往事，有些触人发怒的近事使他对这件往事再也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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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天使加布里埃预言，七个星期，再加六十二个星期为耶路撒冷建城的期限。 

②据《圣经》记载，托比之子托比亚斯给其父带来一位陌生人，即拉斐尔大天使。他使托比双目复明，牺牲洗涤池指牺牲者临死之前沐浴净身之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维尔迪兰的晚会。那天晚上，当公馆只剩下老人以后，维尔迪兰先生对他妻子说：“你知道戈达尔为什么没有来吗？他正在萨尼埃特身边呢。萨尼埃特在交易所想捞回本钱，玩了那一手，结果一败涂地。萨尼埃特知道自己已经分文不名，还背了一百万法郎的债，心里受了打击。”“可是他为什么还要玩那东西？真蠢，他哪有这号本事。比他狡猾钻营的人在那玩意上都输得精光呢，更何况他这种人，不被众人辗得粉碎才怪呢。”“那可不是，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个蠢货了。”维尔迪兰先生说。“有何法子呢，覆水难收哇。这一下，他明天就会被老人赶出门去，一贫如洗了。他的父母又不喜欢他。别指望福什维尔会帮他什么忙。我想过了，我当然不愿意做什么叫你不高兴的事，可是我们也许可以给他一份小小的年金。别让他一天到晚感觉自己破产完蛋了。让他可以在家里好生养息养息。”“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你想到这些非常好。可是你说‘在家里’，这蠢货占着那套房间太贵了，那不行，必须给他租一套两间式的房间才行。我想目前他住着的那套间准要六七千法郎。”“是六千五百法郎。可是他非常喜欢他的住所。总之他受了严重打击，活不了两三年了，三年之中最多也就为他花费一万法郎。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力所能及的。譬如，我们今年不再续租拉斯普利埃，可以租一个较为简单的地方。按我们的进款，一万法郎分三年支付不是办不到。”“就算如此，讨厌的是，这事儿会不胫而走。你能为他如此，就不得不对别人也一视同仁。” 

“你放心，这我已经考虑到了。只有明确说好条件，对这事绝对保密，我才能这么做。谢谢你的好意，我可没想要做全人类的大善人。别来慈善家那一套！我们可以这么办，即对他说这笔钱是谢巴多夫公主留给他的。”“可是他会相信吗？她为遗嘱的问题征询过戈达尔的意见。”“实在不行，我们可以把实情告诉戈达尔，他有保守秘密的职业习惯。他挣的钱很多，永远也不会象那种半官方人士，迫使我们来掏腰包。他甚至还会主动承担此事，说公主就是请他做经纪人的。这样的话，我们甚至都不用亲自出面，可以免去致谢应酬，拉拢感情，应付那一套套烦人的东西。”维尔迪兰先生加了最后这个词。这个词暗指的自然是那些他们希望避免的感人场面和动人语言。但是犹如我们在家中在指某件事情，尤其是令人讨厌的事情的时候，为了把这件事情只向有关的人作个示意，而不让别人明白。我们就使用一个特别的词汇，维尔迪兰先生的那个词我就没有听清楚。一般来说，这类词汇是族先留下来的后遗症。譬如，在一个犹太人家庭里，整个家族现在已经法兰西化了，那个词汇就是全家族熟悉的唯一的希伯莱语，就是一个改变了原意的惯用词；在一个外省气息浓郁的家庭里，那个词汇就是一个方言词，尽管这家人已经不说也不懂某一省的方言，但这个方言词还在使用；在一个来自南美但只会说法语的家庭里，那就是一个西班牙语词汇。在下一代人眼里，伴随那种词汇存在的只是童年的回忆。我们记忆犹新，父母在吃饭的时候悄悄说一个什么词，暗指正在伺候的仆人，但仆人听不明白，而孩子们更是彻底不知道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西班牙语、希伯莱语、德语还是土语，甚至怀疑这个词是否属于什么语言，怀疑这别是一个专有名词，或是完全生造出来的词。唯独我们如果幸有什么舅舅或太老伯健在，使用了这个词，那疑团才有可能解开。由于对维尔迪兰夫妇家的亲属我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我未能确切地弄明维尔迪兰先生那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维尔迪兰先生让夫人绽开了笑脸。因为这种语言比日常语言用得少，更富有心照不宣的特点，因此使懂得这种语言的人产生别人无法分享的自得其乐的感觉。快乐的时刻过去以后，维尔迪兰夫人反问道：“可是如果戈达尔说出去怎么办？”“他不会说的。”他说了，至少对我说了，几年以后，在萨尼埃特的葬礼上，我就是通过戈达尔了解到这件事情原委的。我很遗憾，没能更早地了解事情真相，否则，我的思想本会发生变化，即永远不要责怪别人，不要光凭别人的一件坏事，用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心情来评判别人。我们只看见了别人心灵的坏的一面，只凭这一次就断定此人的坏心还会故态复萌，殊不知人的心灵是极其丰富的，除了坏的一面，还会表现出其他许多形式。我们对心灵在其他时候所可能表现的真诚希望和可能实现的美好事情还不了解；我们不能因为看见了心灵丑恶的一面，便对其温柔美好的一面也视而不见，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戈达尔如果早日把这秘密告诉我，也许会驱散我关于维尔迪兰夫妇在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所扮演的角色的疑团。可是真要驱散了我的疑团，这事情也许却是错误的。维尔迪兰先生虽然积德行善，但是他同样喜欢戏弄别人，甚至残酷地迫害别人；他迷恋于在小圈子里发号施令，主宰一切，甚至不惜一切手段，造谣中伤，无事生非，门客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是以加强小圈子的团结为唯一宗旨，经他这么一挑，更是纷纷反目为敌。维尔迪兰先生可能是个不藏私心，默默无闻，乐施善助的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悲天悯人，谨慎行事、忠诚老实、永远善良的人。也许，在我了解这件事以前，维尔迪兰先生身上已经局部存在着善良的天性——在此我外祖母朋友家庭的遗风也许还依然存在——正如美洲或北极在哥伦布以前业已存在一样。然而我得知那件事以后，未曾料到，维尔迪兰先生的天性向我显露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我得出结论，无论是某人的性格、社会或者爱欲，想就其框出一幅固定不变的图画，都是难而复难的事，它们是在不断变化的。谁想把人的性格摄下一幅相对静止的照片，谁就会发现人的性格会相继呈现各种面貌（意味着）它不会保持不动，而是动个不停，致使镜头不知所措。 

我看时辰已经不早，怕阿尔贝蒂娜已等得不耐烦，便离开了维尔迪兰公馆。我问布里肖，是不是愿意送我回家，然后再用我的车子送他。他对我这样直接回家表示赞同，并不知道家里有一位姑娘正等着我。我还庆幸，这样一次晚会这么早就结束了，其实，晚会的开场都被我耽误了。接着布里肖跟我谈起了德·夏吕斯先生。要是德·夏吕斯先生听到教授这么毫无顾虑地对他和他的生活品头论足，一定会大吃一惊。教授平时对夏吕斯总是客客气气，还总是说：“我永远守口如瓶。”当德·夏吕斯先生对布里肖说：“别人肯定地告诉我，您在背后说我坏话，”布里肖真诚地表示惊奇和愤怒，事实上布里肖对男爵是有好感的。他说男爵，绝不就事论事，而只是说一些大家都在议论的事情；他虽然参照大家的议论，但脑子里出现更多的是自己对男爵的好感。布里肖说：“我说您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友情。”他说这话，不相信自己是在撒谎，因为在他议论德·夏吕斯先生的时候，内心确实荡漾着某种友情。布里肖这位教授在上流社会首先需要的就是魅力。而德·夏吕斯先生恰恰具有这种魅力，他向教授提供了教授到处寻求的诗人创造力的实例。布里肖对维吉尔①牧歌的第二章已作了多年的讲解，却不敢肯定这部虚构之作是否真有现实依据，不想晚年跟德·夏吕斯先生神聊，居然尝到不少乐趣；他深知他的师辈梅里美先生和勒南②先生以及他的同仁马斯贝罗③在游历西班牙、巴勒斯坦、埃及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山水和居民就是自己书本研究中的古代历史的舞台背景和亘古不变的演员，他们尝到的就是类似的乐趣。“这么说他不是要得罪这位出身望族的勇士，”布里肖在送我们回家的汽车里向我声明，“简单地说，当他象夏朗东疯人院的疯子那样，慷慨陈词，固执己见地讲解他那撒旦教义时，他真是非凡得出奇，我是说他就象西班牙的流亡贵族那样，如白垩粉一般天真洁白，我向您保证，他听任自己高贵人种的本能所摆布，带着索多姆的赤诚之心，为了捍卫阿多尼斯④，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异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但是，如果我说话用于尔斯特大主教⑤的语气，那末碰到那些接待这位封建主来访的日子，我就没有什么可怕了。”我听着布里肖讲话，但仿佛不是单独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此刻我感到——无论这种感觉是多么模糊——我跟此刻呆在卧室里的姑娘是连在一起的。我从家里出来到现在，这种心情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维尔迪兰公馆里跟此人或彼人交谈，我也一直隐约感到她就在我的身边。我对她的感觉，就如我们对自身的四肢一样，是模糊不清的。我有时想到她，也象是我们在想自己的身体，但是感觉就象是个奴隶一样，被死死拴在这个身体上，毫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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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著有牧歌十章。 

②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 

③马斯贝罗（1846—1916），法国古埃及专家。 

④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富有女性魅力的美男子。 

⑤于尔斯特大主教（1841—1896），曾任天主教学院院长。 

“这位圣徒，”布里肖继续说道，“说的都是些什么闲言闲语，足够做《月曜日漫谈》①的续编了！我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同仁，写了一本伦理学专著，我始终把它尊为当今时代的道德丰碑，可是您能想到吗，夏吕斯告诉我，我那某某可敬的同仁最初的构思居然得之于一个年轻的邮差。我们毫不犹豫就可以立即承认，我们这位杰出的朋友在论述过程中忘了向我们交待这位英俊小伙子的尊姓大名。从这一点来说，较之菲迪阿斯②他对人尊重较多，或者如果您愿意的话，感激较少，因为菲迪阿斯毕竟还把自己所喜爱的竟拔人的名字镌刻在他雕塑的奥林匹亚朱庇特的戒指上呢。原先男爵对这最后一段史实一无所知。但不用对您说，这段史实减轻了他的正统观念。您很容易想象，有一次我跟那位同仁就一篇博士论文展开讨论，我在他那已经玄而又玄的辩证法中，每每另又发现某种趣味。犹如圣勃夫觉得，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中内心抒发的情味还不够浓，又将自己刺激性的发现当佐料加进去，增加鲜味；我那同仁的某种趣味就如同这增添的鲜味。送电报的小伙子先事从我们的同仁，但虽然其智慧如金子闪闪发光，可是拥有的钱财却寥寥无几，于是小伙子转到了男爵手里。“有多少钱财，受多少尊敬”（应该听清楚他说这话时的口吻）。我们这位撒旦是最乐于助人的。他为受自己保护的人在殖民地谋了一个职位。小伙子具有一颗报答之心，没有忘恩负义，不时从殖民地给他捎一些上品水果来。男爵收到后就分送给一些上流关系。最近一次，小伙子的菠萝出现在贡蒂河滨公馆的桌子上，维尔迪兰夫人没有开玩笑，一本正经地说：“德·夏吕斯先生，您收到这么好的菠萝，莫非您有舅舅或外孙在美洲吧！”我承认，我一边吃着，心里洋溢着某种喜悦之情，暗自背诵着狄德罗喜欢引用的贺拉斯一段颂歌的起首。总之，正如我的同仁布瓦西埃③尽兴漫游于帕拉丁和蒂布尔④，我从男爵的言谈中也对奥古斯丁时代的作家获得了更加生动、更加有趣的认识，我们姑且不谈罗马帝国末期的作家，也不用一直上溯到古希腊，尽管我有一次对这位杰出的德·夏吕斯说，和他在一起，我有一种柏拉图置身阿斯巴西雅⑤家中的感觉。说真的，我极度地扩大了两个人物的比例，犹如拉封丹所说，我的例子取自‘更小的动物’⑥。不管怎么说，我想您总不会以为，男爵的自尊心受了伤害吧。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么天真纯朴，痛快高兴。一种孩子般的狂醉，使他一反常态，抛弃了贵族固有的老成持重。‘你们这些索邦大学的臭教授真会阿谀奉承！’他喜不自胜地嚷道。‘想不到我得等到这把年纪才被比作阿斯巴西雅！我都人老珠黄了！噢，我的青春啊！’我真希望您能看到他说这话时的模样。这把年纪了还老是使劲地涂脂抹粉，象个花花公子，浑身撒满香水。不过，他对家族谱系的研究，称得上是个盖世无双的人才。出于这种种原因，今晚他们一刀两断，我感到很难受。倒是小伙子反叛的那种方式使我觉得奇怪。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他在男爵面前的一举一动都变得象个十足的心腹和忠臣，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倒戈的迹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哪怕男爵不能再回贡蒂河滨了（diiomenavertan）⑦，我也希望他们的分裂不要波及到我身上。我们俩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我用自己浅薄的知识，换取他的丰富阅历，实在是相得益彰（我们会看到，尽管德·夏吕斯先生对布里肖没有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但他对教授的好感基本上已完全消失，致使他对教授作了毫不宽容的评价）。而且我向您发誓，交流是极不相等的，完全是入大于出，男爵把生活的教义传授给我们以后，我再也不敢苟同西尔韦斯特·博纳尔⑧的观点，以为如今仍然是在图书馆里才能做出最美好的生命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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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文学批评家圣勃夫（1804—1869）的文学评论集。 

②菲迪阿斯（死于公元前431年），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 

③布瓦西埃（1823—1908），法国历史学家。 

④帕拉丁为罗马城的一个山丘，蒂布尔在罗马城郊，贺拉斯多有赞颂。 

⑤阿斯巴西雅，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半叶，据说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都受到她的启示。 

⑥见《拉封丹寓言》第十二首：“鸽子与蚂蚁。” 

⑦拉丁散文家西塞罗的话，意为“但愿诸神改变这一预言”。 

⑧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小说《西尔韦斯特·博纳尔的罪行》（1881）中的主人公，整天生活于书堆中。 

布里肖和我到达了我家门口，我从车上下来，把布里肖的地址告诉车夫。我从街沿望去，看见了阿尔贝蒂娜卧室的窗户。以往阿尔贝蒂娜不住在这幢屋子里的时候，这窗户一到晚上总是黑乎乎的。此刻室内的灯光被百叶窗的斜片切撕成一条条的，由上而下溢射出一道道金光。这是扇魔窗，我的眼睛看得十分清楚，它在我安宁的心扉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像；这图像近在咫尺，而且呆一会儿就要为我所有，可是呆在车子里的布里肖什么也看不见，即便看见了，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教授跟晚餐前阿尔贝蒂娜散步回来时前来看我的朋友们一样，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完全属于我的姑娘在我隔壁房间等着我。车子开走了，我独自在街沿上滞留了片刻。我站在楼下，能一清二楚地看见这条条光亮，换一个人都会觉得完全子虚乌有；是我给了这光线完整无掼坚不可摧的特性，这是因为我在其背后放置了全部的意文，那是一笔别人猜想不到的宝藏。金银财宝在那里，那里自然就射出了这一道道细横的光带。但是这笔宝藏的交换条件是我不能享受自由，独自一人，静思遐想，如果阿尔贝蒂娜不在楼上，或者如果我只希望肉体享乐一下，我可以去向一些陌生女子提出要求，也许是去威尼斯，或者至少去夜巴黎的哪个角落，寻找着插入她们的生活。可是现在，对我来说，缱绻亲热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我必须做的，不是远出旅行，甚至不是出门散步，而是回家。回家不是为了独自一人，不是在外别人向你提供了思想食粮以后，回来至少逼着自己再从自身寻找一下思想食粮。情况恰恰相反。回家以后反而不如在维尔迪兰家里感到单独安静了。因为我要受到一个人的接待，我将让位与她，把身心彻底地交给她，于是我再也没有一时一刻的闲暇来想我自己，甚至连她也不用费心去想，因为她就在我的身边。我在楼外，抬起头来朝我呆一会儿就要置身其间的房间窗户最后又瞧了一眼。我似乎看到，是我自己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金色栏杆，要划出一块永久性的地域，现在这金光闪闪的栅栏就要关闭，即将把我自己圈在里面。 

阿尔贝蒂娜从未对我说起过，她猜疑我对她抱有嫉妒之心，对她做什么事情，都缺乏信任。关于嫉妒问题我们仅仅交换过一次意见。真的，那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那次交谈似乎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记忆犹新，有一个夜晚，皓月当空——我们刚结识不久，最初有一次我用车送她回家，其实我宁可不送她，而是离开她再去追逐别的女子——我对她说：“您知道，我之所以建议送您回家，这并不是出于嫉妒，如果您有什么事情要办，我可以悄悄地离开。”她回答我说：“噢！我知道您没有嫉妒心，您对此毫不在乎，可是我没有别的事情要办，我只要跟您在一起。”另有一次，那是在拉斯普利埃，德·夏吕斯先生偷偷地朝莫雷尔瞥了一眼，然后公开向阿尔贝蒂娜大献殷勤。我对她说：“怎么样，他盯得您非常紧吧。”接着我又半带讥讽地说：“我可是受尽了嫉妒的折磨。”听了这话，阿尔贝蒂娜用属于她出身的阶层或属于她经常接触的低级阶层的粗俗语言说：“您真会打哈哈！我知道您不是一个爱嫉妒的人。一则您对我说了，再则这也看得出，行了吧！”自此以后，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已改变看法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她内心一定已经产生许多新的想法。她虽然对我隐瞒着，但是一遇机会，她就可能言不由衷地流露出来。那天晚上，我一回家就到她的房间找她，把她带到我的房间里，对她说（我说时有些尴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清楚地告诉过阿尔贝蒂娜，我要到上流社会去。我对她说，我不知道上哪一家，也许是德·维尔巴利西斯夫人家，也许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也许是德·康布梅尔夫人家。但我偏偏没有提到维尔迪兰的名字）：“你猜猜我去了谁家？去了维尔迪兰夫妇家。”我这句话尚未说完，阿尔贝蒂娜脸已变色，怒不可遏地爆出一句：“我早料到了。”“我并不知道我去维尔迪兰家会惹您不高兴”（她确实没对我说，这事惹得她不高兴了，但她的生气是显而易见的。我也确实没有想到这事会惹她不高兴，然而，看一看她的雷霆大发，看一看那些用某种双重眼光回顾一下就知道是故态复萌的事情，我觉得我从来就不可能还指望会有别的结果）。“我不高兴？您以为这事跟我有什么相干？这对我反正还不一样！他们大概不会请凡德伊小姐吧？”听了这话我失去了自制：“那天您遇见了她您可没有告诉我。”我对她这么说，是想向她表明，我可比她想象的更了解情况。可她还以为，我指责她遇见了却没有告诉我，说的是维尔迪兰夫人，而不是凡德伊小姐。““难道我见了她吗？”她若有所思地问道，那神色既象是在问自己，在搜寻记忆，回想往事，可又象是在问我，仿佛我告诉她什么似的。其实，她也许是为了引诱我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也许同时为了拖延时间，然后再对这个困难的问题作出回答。但是，对凡德伊小姐的事我倒并没有怎么担心，而只是有一种恐惧感。以前就有恐惧感掠过我的心头，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我。不过我想，维尔迪兰夫人纯粹是由于虚荣心才佯称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来参加晚会的，我这么一想，回家的时候，心绪也就宁静了。只有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凡德伊小姐不会没去吧？”这句话证明我起初的怀疑是不错的。但是总而言之，以后在这种事上我可以放心了。因此我答应不再去维尔迪兰家，阿尔贝蒂娜也因此为我牺牲了凡德伊小姐。 

“另外，”我气呼呼地对她说，“还有好多事情，您也瞒着我，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譬如我随便举个例子，您的巴尔贝克三日行。”我加“我随便举个例子”这一句，为的是在“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后面补充一句。这样，万一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去巴尔贝克旅行有什么错，”我便可以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别人对我说的话在我脑子里都混作一团了，其实我对这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事实上，我虽然举了她跟司机一起到巴尔贝克——她从那里给我发来的明信片我很晚才收到——去了三天的例子，但我完全是随口道来的，而且我后悔自己选了这么一个不好的例子，因为说实在的，三天跑一个来回，时间是够紧的，不可能有时间去跟谁偷偷约会。可是阿尔贝蒂娜根据我刚才的话，猜测我对事情的底细已经一清二楚，就是不愿意告诉她。何况她近来深信不疑，我千方百计不择手段盯梢她，正如她上星期对安德烈说的，我对她的生活“比她本人还清楚”。阿尔贝蒂娜打断我的话头，对事情作了承认。但她这么坦白是毫无用处的。尽管我对她的话一概不予置信，但是听了她的话我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一方面是经过说谎者乔装改扮过的真相，另一方面是爱着这位说谎者，通过说谎者的谎言，对这个真相所作的判断，两者之间的可能有巨大差距。我几乎还未说完“您的巴尔贝克三日行，我是随便举个例子”这句话，阿尔贝蒂娜便打断了我，顺理成章似地对我宣称：“您是说我没有去成巴尔贝克？当然没有！而且我总是很纳闷，您为什么要那么相信这件事情，其实说出来对谁也没有害处。司机要用三天时间办他的私事。他不敢对您直说。出于对他的好意（我就是这样的人！而且这种事情总是该我碰上！），我就瞎编了所谓的巴尔贝克之行。他只不过把我带到奥特依圣母升天街我女友家。我在朋友家过了三天，无聊极了。您瞧，这事又有什么严重的，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我发现，您因为晚了一个星期才收到明信片而笑起来的时候，我猜想您一定什么都知道了。我承认这事很可笑，真不该有什么明信片。可这不能怪我。我事先买了这些明信片，在司机把我送到奥特依以前已经交给了司机，不想这个笨蛋放在口袋里忘得一干二净，而没有按我的吩咐装进信封，寄给他一个在巴尔贝克附近的朋友，由他再转寄给您。我一直以为这些明信片早已寄出了。这个傻瓜过了五天才想起这件事。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却把它们寄到巴尔贝克去了。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真想砸破他的脑袋，呸，给我滚。这个蠢驴，我自己整整整关了三天，让他笃笃定定去办自己家庭杂事，换取的报答却是叫您白白地担心了一场。我怕被人看见，躲在奥特依都不敢出门。我只出去过一次，还不得不乔装成男人，这无非是为了逗逗乐，可是运气偏偏跟我作对，别人没遇见，第一个就撞见了您的犹太朋友布洛克。不过我不相信，会是他告诉您我没有去巴尔贝克，因为看上去他似乎没有认出我来。”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不愿意显露出十分惊诧，被如许的谎言所压倒的样子。我产生一种厌恶感，但我并不希望赶走阿尔贝蒂娜，我只是在厌恶感上更添了一层极度想哭的欲望，我之所以想哭，其原因不在于谎言本身，也不是因为我曾经如此信以为真的东西，现在全化为泡影，以至于我觉得是身处于一座夷为平地，光秃秃无一建筑，仅有堆堆废墟的城市；我之所以想哭，原因在于内心忧伤。我想，阿尔贝蒂娜宁可在奥特依她女友家里极度无聊，空呆三天，却一次也没有希望甚或想到要悄悄到我这里来过上一天，或者寄一份气压急件，请我到奥特依去见他。但我没有时间扎在这些想法里。我微微一笑，那种神色就象一个心中有数却秘而不宣的人：“我只举了一个例子。其实这类事情是举不胜举的。这不，今晚去维尔迪兰家我就发现，您对我说的关于凡德伊小姐的话……”阿尔贝蒂娜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试图从我的目光里能看出来我究竟知道些什么。我知道的，和我将要告诉阿尔贝蒂娜的是凡德伊小姐其人。我了解她是怎样一个人，但那不是在维尔迪兰家，而是以前在蒙舒凡。由于我从未向阿尔贝蒂娜正式谈起过她，我可以装作是今晚才了解到的。我几近充满了喜悦——可是在此之前，在小有轨电车上我经历了内心这般的痛苦——因为这蒙舒凡的往事，只有我一人知道，这回忆属我一人所有。我虽然把这件往事的日期往后作了推移，但对阿尔贝蒂娜来说，这件事依然是一个无以抵赖的铁证，对她依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次我至少不用“装作知道”，“引诱”阿尔贝蒂娜“坦白出来”。我自己了解这件事。这件事是我曾经透过蒙舒凡亮着的窗户亲眼目睹的。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她跟凡德伊及其女友的关系是非常纯洁的，她这么说无济于事。我向她发誓（发誓说的是真话），我对这两个女子的品行是了解的。她何以向我证明，她既然跟她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称她们为“我的姐妹”，她怎么没有接受她们的建议，而既然她没有接受她们的建议，她们怎么仍然跟她保持亲密关系，而没有跟她一刀两断。不过我未及说出真相。跟巴尔贝克之行一样，阿尔贝蒂娜以为我对事情真相已一清二楚——如果凡德伊去维尔迪兰夫妇家的话，我有可能通过凡德伊小姐了解到；我也有可能直接通过维尔迪兰夫人，因为维尔迪兰夫人有可能向凡德伊小姐谈起过阿尔贝蒂娜——她未让我说话，自己就先作了承认。她们供认虽然与我原来的想象相反，但她自我供认的行为本身向我证明她从未停止过对我说谎，因此仍然使我十分痛苦（尤其是我不再象刚才所说的，对凡德伊小姐抱有嫉妒了）。总之，阿尔贝蒂娜先声夺人，说：“您言下之意是我声称我一半是由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抚养成人的，您今晚发现我这话向您撒了谎。这确实不错。可是我觉得您不把我放在眼里，您一心迷恋的是那位凡德伊的音乐，我便天真地以为，既然我有一个同学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的女友——我向您发誓，这是真的——如果我编造说，我跟这些姑娘都很熟悉，这样我就比较能够引起您的兴趣。我感到，您讨厌我，把我看成是个蠢妇。我想，我如果对您说，我跟这些人有过交往，我可以向您提供与凡德伊作品有关的一切细节，我可以在您眼里提高一下自己的形象，可以借机接近您。谁想到，非要等到这倒霉的维尔迪兰晚会，您才了解真相，而且别人还可能歪曲了事实真相。我敢打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肯定对您说，她根本不认识我。可是她在我同学家至少见到过我两次。不过这事也很自然，在这些成名的人看来，我还够不上格，所以他们宁可说从未见过我这个人。”可怜的阿尔贝蒂娜，她以为如果对我说，她与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曾经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以此便能延迟她被“遗弃”的时间，便能更加接近我，她的这个想法达到了真理。只是，她为达到真理，不是走了一条她想走的路，而是另外一条道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那天晚上在小有轨电车上，她表现出对音乐十分懂行，而且精通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尽管如此，这仍然阻止不了我要跟她一刀两断。但是，为了表现她的音乐理解力，她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不仅使断绝关系成为不可能，而且还引起其他许多事情，她犯了一个解释性的错误，不是错在这句话应该产生的效果上，而是错在她借此应该制造这一效果的原因上。这一原因使我了解到的，不是她的音乐素养而是她的不良关系。致使我突然决定跟她接近，甚至跟她溶为一体的，不是我对某种快乐产生了希冀——说快乐，这是言过其实，只能说某种轻微的消遣——，而是因为我被某种痛苦紧紧地拥抱住了。

第五部 女囚(16)

这一回，我仍不可能保持过多的沉默，那样会让她怀疑我是因为惊奇而感到语塞了。我听她把自己看得那么寒酸，在维尔迪兰圈子里被人那么瞧不起，我于心不忍，温柔地对她说：“可是，我亲爱的，这事我不是没有想到过，我非常乐意给您几百法郎，您喜欢去哪儿都行，您可以做一个漂亮的夫人，还可以邀请维尔迪兰夫妇。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可惜，阿尔贝蒂娜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其最为神秘、最为纯朴、最为残酷的一面，表现在她用厌恶的神情，并且说实在的，用我无法听清的话（连头上说什么我也听不清，因为她的话没有结束）来向我作回答。只有过一会儿，当我猜到她的所思所想以后，我才得以把她的话前后连起来。对于别人的话，我们都是先有所领悟，然后才听明白的。谢谢您的好意！为这帮老家伙破费，哼！我还不如去他妈的让人砸……①顷刻间，她满脸胀得通红，神色沮丧，用手捂住嘴巴，仿佛这样就能把她说到一半，我还没有听懂的话收回去似的。“您说什么，阿尔贝蒂娜？”“不，没什么，我都快睡着了。”“不，一点儿也没有睡着，您非常清醒。”“我想着请维尔迪兰吃饭的事，您心真好。”“不不，我是说您刚才说什么来着。”她百般地向我解释，可是这些解释不仅跟那些闪烁其辞、模棱两可的话是充满矛盾的，而且跟那语塞本身以及伴随着语塞顿然出现的脸红，也是不相一致的。“得了，我亲爱的，您刚才想说的不是这意思吧，要不然怎么会停顿不说了呢？”“因为我觉得我的要求是不慎重的。”“什么要求？”“请一顿晚饭。” 

“不不，这无所谓，我们之间不存在慎重不慎重的问题。”“不，恰恰相反，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不应该对我们所爱的人提得寸进尺的要求。总之，我向您发誓，我说的就是这件事。”但我的理智对她的解释又不能满足。因此我仍紧追不舍地问。 

“不管怎么说，您至少应该有勇气把您刚才那句话说完吧，您刚才只说到砸……”“噢！别缠我了！”“为什么？”“因为这话粗俗得可怕，我当着您的面说出这话，真是羞死人了。我不知道自己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这些话，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一天在街上偶然听见一些非常下流的人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莫名其妙顺口说出来了。这跟我、跟谁都没有关系，我的脑子太糊涂了。”我已感到，不能再从她嘴里掏出什么话来。她向我撒了谎，她刚才还直向我发誓，她收住话头，是因为怕有失上流社会的慎重，可是现在却变为是羞于在我面前说出过分粗俗的话。这显然已是第二个谎言。因为当我跟阿尔贝蒂娜在一起互相亲热的时候，再诲淫诲盗、粗俗不堪的话她都说得出口。总之，眼下多说了也是枉然。可是我的记忆被“砸”这个字所缠住不放。阿尔贝蒂娜经常说：“朝某人砸木头，砸糖或者干脆说‘啊！我把他砸了个痛快！”以代替“我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既然她在我面前经常说这类话，如果她刚才想说的的确是这类话，又何必突然住口呢？为什么她脸红耳赤，把手放在嘴前，整个重新换了一句话，发现我听清了“砸”这个字便虚假地道歉一番？不过，既然我不准备继续进行毫无效果的审问，还是装作不想此事为好。我想到阿尔贝蒂娜责备我去老板娘家的话，便用一种愚蠢的谦词极其笨拙地对她说：“我原先想请您今晚一起去维尔迪兰夫妇的晚会。”这句话是蠢而又蠢，如果我真有诚意，又朝夕相处，为什么至今没有向她建议过？她被我的谎言激怒了，趁我怯懦，一反变得大胆起来。“您哪怕请我一千遍，”她对我说，“我也不会去。这批人总是跟我过不去，不择手段地欺弄我。在巴尔贝克我对维尔迪兰夫人要多热情有多热情，可现在却落得个恩将仇报。即令她寿终正寝；派人来请我，我也不会去。有些事情是不能原谅的。至于您，这是第一次对我耍不老实。弗朗索瓦丝告诉我（哼！她告诉我这件事时，那神情多得意啊）您出门去了。我真希望别人不如把我劈成两片。我竭力保持镇静，不让别人看出什么，可是我生平从未受过这等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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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文为“坛子”。“让人砸坛子”，谓跟人有不正常的性行为。在此及下文我们都采用直译。 

她在跟我说话，可是我却已沉浸在极其活跃和富有创造性的无意识睡眠中（在这睡乡之中，有些一掠而过的事情在此留下了深深地印记，至此万般寻觅，一无所获的启门钥匙被沉睡的双手所抓住），继续寻找她只说了前一半，我想知道后一半的那句话的含义。突然间，有两个我起先万万没有想到的字眼不期而现：“坛子。”①我不能说这个字眼是突如其来的。有时候，我们长时间囿于一个不完整的回忆，尽管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地扩大这一回忆的范围，但毕竟畏缩在不完整的回忆里，与其相依为命，这时候，回忆里冒出一个字眼会有突如其来的感觉。不，我一反习惯的回忆方式采用了两条同时并进的寻觅道路。一条道路就是顺着阿尔贝蒂娜的那句话去找，而另一条道路就是回忆我建议出钱让她请人吃饭时她那厌烦的目光。这目光似乎在说：“谢谢，我讨厌的事情您破费也没用，碰上我喜欢的事情，我不花一文也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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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俗话：谓屁股。 

也许正是回忆起了她流露出来的这一目光我才改变了方法，寻找到了她的后半句话。在此之前，我一直纠缠于最后一个“砸”字不放，她想说砸什么？砸木头？不。砸糖？也不。砸、砸、砸。我回想起，我建议她请客吃饭的时候，她那眼神，她那耸肩的动作，我立刻回返到她那句话的字眼里面去。于是我发现，她没有说“砸”，而是说“让人砸”。无耻！原来她的所好就是这个。无耻至极！再低等的妓女，即便同意干这种事或想干这种事，也不会对乐意干这种事的男人说出这等不堪入耳的话，她说出这话会受人糟践和鄙视。一个女的只有对另一个女的，并且爱另一个女的，才会说出这话，对自己先前委身于一个男人表现歉意。看来阿尔贝蒂娜说她快已睡着了，这话一点不假。她心不在焉，听凭感情驱使，忘了是跟我在一起。她耸耸肩开始说话，还以为是在跟哪个女人，也许是在跟哪一个簪花少女在说话，她突然头脑清醒，回到现实，于是满脸羞红，急忙将险些说出口的话收了回去。别无他法之中，她索性闭口，不吐一字。如果我想不让她发觉我的绝望，那我分秒不能延迟。可是我狂怒刚过，泪水却已涌上眼眶。如同那天晚上在巴尔贝克，她告诉我她跟凡德伊父女的友情时一样，我现在必须替自己的忧伤立即编造一个原因，这原因必须可信，并能深深打动阿尔贝蒂娜，这样我就可以给自己几天喘息，找时间再作计议。因此，当她对我说，她从未受过我出门这事给她带来的这般侮辱，她宁死不要听到弗朗索瓦丝说起这事时，我被她可笑的敏感性激怒了，想对她说，我出门一事哪里值得大惊小怪，这事于她毫无损害；同时这工夫，我对她“砸”字后想说的话，通过无意识的寻觅，获得了结果。我们突然发现致使我再也无法彻底掩盖自己的绝望心情，于是我将自我辩护，改为自我控告：“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带着初涌而至的眼泪所造成的温柔口吻对她说，“我可以对您说您错了，我做的事情是无关重要的，但我这样说便是对您说谎。还是您说得对，您明白了事情原委。”我可怜的小乖乖，放在半年、三个月以前，我对您充满了友情，那时候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这虽然是件区区小事，但是关系重大，我的心里已发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件事就是一个迹象。我原希望向您掩饰这一变化，既然您已经猜出了，那我不得不对您说：“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温柔而又忧愁地对她说，“您瞧，您在这里的生活是无聊的，我们还是分手的好。鉴于最美满的分手，是最迅速的分手，我请求您，为了减轻我将要产生的忧伤，今晚就跟我告别，明早趁我熟睡就离开，不要让我再看见您。”她显得十分惊异，对我的话难以置信，不过她立刻愁眉苦脸地说：“怎么，明天？您真愿意？”我把两人分手作为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来谈，心中充满了痛苦。但尽管如此，也许部分地也由于这痛苦本身，我开始就阿尔贝蒂娜离开住所后需要办的事情，向她作了最仔细的建议。千叮嘱万吩咐，我很快便进入到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请您行行好，”我无限惆怅地说，“把在您姨母那儿的贝戈特的书寄还给我。这事一点儿也不着急，‘过三天，’一星期，由您看着办，不过请别忘记，免得我遣人来催取，这样我会很不好受。我们一度十分幸福，现在我们感到我们将要十分难受。” 

“别说我们感到将要十分难受。”阿尔贝蒂娜打断我的话说。 

“不要说‘我们’，只有您自己这么觉得！”“对，反正，您或者我，出于这个原因或者那个原因，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您该去睡了……我们决定了，我听从您的，因为我不想叫您难受。”“就算如此，是我决定的，可是对我来说，这同样是很痛苦的。我没有说这会长久痛苦下去，您知道我的头脑缺少长久记忆的功能，但是您走后的头几天，我肯定十分烦恼，所以我觉得不要用写信来重温旧梦，应该断得干脆。”“对，您说得在理，”她神色悲伤，加之夜深了，脸部表情疲顿而又慵困。“与其说伸出手来一个接一个地砍断手指，不如干脆直接伸出头来。”“我的天哪，一想到我呆会儿要让您去睡觉，我就害怕，我简直是疯了。好在这是最后一晚。您一辈子睡觉有的是时间。“我对她说，我们总应该互相道一声晚安，我千方百计拖延时间，让她再晚一些跟我道别。“您要愿意，我叫布洛克把他表妹爱丝苔尔送到您将来住的地方去，陪您散散心？他会替我办这事的。”“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说这话（我说此话是为了设法引阿尔贝蒂娜自己招供出来），我只要一个人，就是您。”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听了她的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温馨。但是旋即她又使我陷入了痛苦。她说：“我记得十分清楚，我把我的相片给了这爱丝苔尔，一方面是她缠着我要，另一方面我当时想给了她，她一定会很高兴，可是要说跟她发生过什么友情或者说我想见她，那从来没有这回事！”阿尔贝蒂娜的性格十分轻浮易变，随口又补充道：“如果她想见我，我也不反对，她人很好。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坚持一定要见她。”无怪乎，我曾经告诉阿尔贝蒂娜，布洛克把爱丝苔尔的照片寄给了我（我告诉她此事的时候，其实我还未收到照片），阿尔贝蒂娜居然理解为布洛克把她给爱丝苔尔的一张照片给了我看。我作过最坏的设想，但我无论如何未曾想到阿尔贝蒂娜跟爱丝苔尔之间竟会有这等亲密的关系。我跟她说起相片一事，她无言以对。现在她以为我对事情已了如指掌——这完全是错觉——觉得还是主动承认为上策。我忍耐不住说：“阿尔贝蒂娜，我还有一件事要恳求您，永远也不要想办法见我。如果万一过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这种事可能发生，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不期相遇，请您避开我。”我见她对我的恳求未作肯定的答应，又说：“我的阿尔贝蒂娜，请您别那样，今生今世永远别再见我。这会给我造成太多的痛苦。我对您是怀有真诚友情的，这您知道。我知道，那天我告诉您，我想再见一面我们在巴尔贝克谈到过的那个女友，您以为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不，我向您保证我对这事是绝对无所谓的。您肯定深信不疑，我早已下定决心离开您，我的脉脉温情只是演戏而已。”“哪里，您是疯了，我根本没有这么想。”她忧伤地说。“您这就对了。不应该这么想。我是真心爱您的。也许不是爱情，是很深极深的友爱，深得远远超出您的想象。”“这我相信。但您却胡思乱想，以为我，我不爱您！”“离开您，我非常痛苦。”“我呢，更比您痛苦一千倍。”阿尔贝蒂娜回答我说。已经有了一会儿，我感到我再也无法克制，泪水涌上了眼窝。这眼泪不是来自于我从前对吉尔贝特说：“我们还是不见为好，生活把我们分开了”时那种忧伤，这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泪水，诚然，我给吉尔贝特的信中写这话，我是在想，我不再爱她，而去爱另外一个女子，这是一种过度的爱情，但这过度的爱情是为了减少把爱情过度地花在一个人身上；有两个人的时候，命中注定有相当数量的爱情可在其间进行调剂，这一方拿得爱情太多了，就应该抽出一些来给另一方；而爱情到了这一方，比如到了吉尔贝特这一方，我同样注定是要将爱情抽出来与她分道扬镳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其原因多种多样，而首要的原因——由此又产生其他原因——是因为我缺乏意志。在贡布雷时我外祖母和我母亲就已经为我担心过，一个病人居然有如此的精力，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志匮乏，为之她们俩人都相继投降了。而这缺乏意志的毛病日益加重，速度越来越快。当我感到，我的存在使吉尔贝特感到疲倦，这时候，我还有相当的力量拒绝见她。当我在阿尔贝蒂娜这里发现同一个事实时，我已精疲力尽，我只想到要强行挽留她。我对吉尔贝特说，我跟她一刀两断，我内心确实不再想见她；然而，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这话，纯粹是在撒谎，倒过来是为了取得和解。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相互显示的是一个与现实相距甚远的表象。毫无疑问当两个人对坐而视的时候，情况总是如此，因为双方对另一方的内心总有一部分是不了解的，即使了解，也有一部分不理解；双方表现出来的只是各自最少属于自己个人的东西。这种情况或许是由于人们自己也未理清什么是属于自己个人的隐私，对此不加注意，或许是因为人们对某些不属于自己个人的毫无意义的实利性东西倒看得很重，更加喜爱。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喜欢的东西，人们却没有。但为了不受别人轻视，人们没有，却装出样子，对那东西似乎不屑一顾、甚至厌恶至极。可是在爱情中，这种误会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除了孩提天真，我们通常都是尽力使自己的外表，不是去忠实地反映我们的思想，而是使其成为我们的思想认为最适宜于使我们获得自己希望获得的东西的样子。自我回家以后，在我看来最合适的外表，便是能够使阿尔贝蒂娜保持不变，跟以往一样顺从，别在气头上要求我给她更多的自由的样子。我希望有朝一日能给她更多的自由，但现在我怕她会心血来潮，要求独立，这会使我嫉妒心大发。过了一定的年龄，出于自尊心和见识，越是我们向往的东西，我们越是看上去毫不在乎。但在爱情上，稍有见识——也许这并不是真正的明智——我们很快就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双重特性。我孩提时，梦幻中最温柔的爱情，甚至爱情的本质，不外乎是面对我心爱的女子，倾诉我的温情，对她的善良表示感激，希望俩人白头偕老。然而，我的亲身经历以及我亲朋好友的经历，使我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这类感情的表白是毫无感染作用的。类似德·夏吕斯先生那样的人，忸怩作态，简直象个老太婆了。可是他老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久而久之，以为自己真的便成了一个英俊青年。其实他那矫揉造作的阳刚气派，恰恰日益露出滑稽可笑的女人态来。夏吕斯的这种情况，属于这种规律，但这种规律的覆盖的范围完全超出夏吕斯类型的人，它的普遍性之广，即令是爱情，也未必能完全取尽用竭。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视而不见，别人却看得真切；我们“紧跟”我们的思想，因为这是处在我们眼前的物体，但别人却无法看见（有时候，作家在作品中使思想有型可见，由此，当作家的崇拜者们的思想偶尔为作者所征引时，他们每每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从作家的脸上发现，内心之美，反映出来后，竟有如此缺憾）。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听之任之”。今天下午我忍不住没有告诉阿尔贝蒂娜，她没有留在特罗卡德罗，我是多么感激不尽。今天晚上，因为我害怕她离我而去，我却假装希望主动跟她分手。我这样作假是因为有了前几次爱情的教训，不让此次爱情重蹈覆辙。但我们过一会儿将会看到，我并非仅仅听从了这些教训。 

我害怕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希望一个人出去一下，需要离开两天，”我不知道她会向我提出哪一类自由的要求，我不打算给她的要求下定义，但它使我恐惧。这种恐惧在维尔迪兰晚会上曾有一刻掠过我的心头，但是现在已烟消云散了。另外，回想起阿尔贝蒂娜不断对我说，她呆在家里如何如何希望幸福，这话与我的恐惧也格格不入。阿尔贝蒂娜想要离开我的内心意图，表现得十分隐晦，仅仅流露出一丝忧愁的目光，一阵烦躁的神色，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推敲一下的话，我们只能将隐藏在她心底的东西解释为一种感情（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进行推敲，因为明白对这种表示强烈情感的语言，这些话普通百姓也能听懂，把它解释为虚荣、记仇和嫉妒。这些感情虽然不是直言表达出来的，但对话者若有直觉功能，即如笛卡尔称为“良知”的，“世上最为普遍的东西”的话，便一眼即可识破）。阿尔贝蒂娜的内心感情有可能导致她制订计划，离开我另建生活。阿尔贝蒂娜要离开我的意图，在她的谈吐中表述得毫无逻辑，同样，我今晚对这意图的预感，在我心里始终是十分模糊的。我继续生活在这样的假设中，即承认阿尔贝蒂娜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我并不愿意去想的假设在紧紧盯着我，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不然，我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去了维尔迪兰家，根本不会为此感到难堪；不然，她的发怒为什么只引起一阵小小的惊奇？因此，在我内心也许活动着一个想法，有一个与我理智中的阿尔贝蒂娜，与她自己的描绘完全相左的阿尔贝蒂娜，存在于我内心。但这不是一个完全杜撰的阿尔贝蒂娜，因为她如同一面前置镜，反映着她内心产生的某些情绪，臂如我去维尔迪兰家后她的恶劣情绪。此外，长久以来我忧心忡忡，怕阿尔贝蒂娜说我爱她。所有这些正与另外一个假设相吻合。这个假设说明了许多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我采用第一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就变得更有可能，因为我听任自己对阿尔贝蒂娜吐露温情，但从她那里得到的却只是一场忿怒（但她觉得这一忿怒出于另一个原因）。 

我必须说，我觉得最为严重，使我印象最深，事先表明她将会驳回我的指控的迹象，是她对我说过：“我估计他们今晚会请凡德伊小姐。”我竭力残酷地回答道：“您没有对我说起过您遇见过维尔迪兰夫人。”每当我发现阿尔贝蒂娜不客气，我不是对她说我很伤心，而是反而变得凶狠起来。 

根据这一点，根据与我感觉背道而驰、永恒不变的反驳体系来进行分析，我可以断定，那天晚上我之所以对她说要离开她，是由于——甚至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我害怕她希望得到自由（我说不清楚，这使我战栗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总之，这是诸如她可能欺骗我的这类自由），由于我出于孤傲和狡诈，想向她表明，我对此毫无畏惧。在巴尔贝克的时候，我就曾要求她不要过低地估计我，稍后我又希望，她跟我在一起不要有分秒无聊。 

末了，有人会对这第二个假设——尚未明确表达的假设——提出反诘，说阿尔贝蒂娜对我说的话，恰恰意味着她喜欢的生活，就是在我家里的这种生活，休憩、读书、喜欢清闲，厌恶萨福式的爱情，等等。为这种反驳花费笔墨是毫无意义的，如果阿尔贝蒂娜对我，跟我对她一样，以我对她所说的话为基准，来判断我的所思所想，那她得到的东西恰恰与事实相反，因为我向来只有在再也不能缺少她的情况下才向她表示，希望离开她，反之在巴尔贝克，我曾两度向她坦白，我爱着另一个女子，一次是爱上安德烈，另一次是爱上一个神秘的女子，然而两次坦白都是发生在嫉妒心使我回心转意，反过来爱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因此我的言表丝毫不能反映我的感情。如果读者对此只有相当淡薄的印象，那是因为我作为叙述者，在向读者表述我的感情，在不断重复我的言语的同时，也向读者交待了我的感情本身。如果我向读者隐瞒感情，仅仅让读者了解我的言谈，那我的行为跟我的言谈就关系甚少，读者就一定会经常感到，我十分奇怪，喜怒无常，一定会以为我是个疯子。然而这种推理方式并不比我所采用的方式有更多的错误，因为促使我行动的意象与我言谈中所描绘的意象是截然相反的。但在那时候，前一种意象还是非常模糊的。我对我行为所遵循的本性知之甚少。如今我对这一本性的主观事实认识得十分清楚。至于它的客观事实，即对这一本性的直觉是否比我的理性推断更能准确地抓住阿尔贝蒂娜的真正意图，我信赖于这种本性是否有理，或者相反，这种本性是不是虽然抓住了她的意图，却没有改变她的意图，这些是我难以断言的。 

我在维尔迪兰家感到阿尔贝蒂娜会离开我而隐约产生的恐惧起初已经烟消云散。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心里的感觉不是见到了一名囚徒，而是自己成了一名囚徒。但是当我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去了维尔迪兰家，我见她的脸上增添了一层神秘莫测的愠色——这愠色已不是第一次掠过她的脸颊了——此时消除了的恐惧重新更加有力地攫住了我。我十分清楚，是她那些感情思想的肉体凝聚：她表现不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是把真正的思想藏在心底，缄口不言而已。这愠色就是她内心想法的综合表现。它虽然明晰可见，却无法作理性说明，我们从心上人脸上采撷到蛛丝马迹；但不明白心上人内心所发生的事情，为此，我们试图对这综合表现进行分析，把它重新分解为理性成份。阿尔贝蒂娜的思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未知数，为此我给它列了一个近似方程：“我知道他在怀疑我，他肯定设法证实他的怀疑。为了避我耳目，他的一切工作都在暗地进行。”但是，如果阿尔贝蒂娜从不向我吐露，却真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生活着，那她对现在的生活为什么还不厌恶，还苟且偷生着，不趁早一走了之呢？因为在现在的生活中，一方面，她光有一丝欲望，也被认为有罪，始终受我的猜疑和盯梢，我的嫉妒不消除，她就根本无法满足她的癖好。另一方面，即使她的意欲和行为都平白无辜，无可指摘，她最近得到的仍是失望和泄气的权力，因为自从巴尔贝克以后，尽管她一直尽力避免跟安德烈单独接触，今日又拒绝去维尔迪兰家。留在特罗卡德罗，可是她却发现，她仍丝毫不能取得我的信任。另一点，说不出她的举止仪表有什么地方可受指摘的。在巴尔贝克的时候，每当有人谈到作风不好的姑娘，她总是哈哈大笑，还扭扭身子，模仿那些姑娘的动作。我猜测得出，对她的女友们来说这些动作意味着什么，为此我心里备受折磨。但是自从她了解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后，凡有人稍稍提及这类事情，她便退出了谈话，不仅话语停断，而且脸部表情也中止了。她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别人对某某姑娘说长道短，她不愿助兴，也许完全出于别的缘故，总之当时最为惊人的，是稍有触及这类话题，她那表情如此丰富的脸，既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又一丝不变地保持着瞬时前的表情。这似表情非表情的定象犹如死寂一般凝重。我们说不出，这神色对那些事情究竟是表示谴贵、还是赞成，是了解还是无知。她的表情只是跟脸上各部务发生关系。鼻子、嘴巴、眼睛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统一体，但跟脸外的世界是隔绝的。她只是一幅水彩画，别人刚才说些什么，她一点儿也没有听见，仿佛别人刚才是在对拉都①的肖像谈话。 

我把布里肖的住址告诉车夫，看见窗户灯光，我当时感到自己如同处在奴隶受禁的境遇之中，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阿尔贝蒂娜强烈地感到，她也处于这种境遇时，我先前的感觉便从我的心头释落了。为了不让她为这种境遇而过多地感到压抑，从而突生念头，自行打破这种境遇，我觉得最巧妙的办法莫过于给她造成一种印象，即这种境遇不是一成不变的，我本人就希望它早日结束。我看见自己伪装获得了成功。本该值得十分庆幸。首先，我本来日夜担心的事情，即我原来估计阿尔贝蒂娜会下决心离去，现在这一可能已经排除。其次，撇开我力求达到的效果不谈，单就我伪装的成功这件事本身而言，就证明了我在阿尔贝蒂娜眼里还不完全是一个分文不值的情夫，一个样样花招均被戳穿、只配受人嘲笑的嫉妒者；这件事把某种贞德还给了我们的爱情。在我们爱情生活中，诸如她在巴尔贝克时轻易相信我另有所爱的时代重新诞生了。当然她现在不再会相信我另有所爱，但是对我希望今晚两人就分手告别的假意则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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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都（1704—1788），法国画家。 

她表示怀疑，不相信个中的原因出在维尔迪兰夫妇那里。我对她说，我遇见一位剧作家，叫布洛克，是莱娅的一位亲密朋友。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莱娅都告诉过他（我想用这番话诱她相信，我对布洛克表姐妹的事情了如指掌，只是心照不宣而已）。由于我佯装需要分手，弄得有些心烦意乱，出于稳定情绪的需要，我对她说：“阿尔贝蒂娜，您能对我发誓，您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谎吗？”她目光呆滞，空视着回答道：“能，也就是说不能。我错了，我不该对您说安德烈对布洛克一往情深，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他。”“那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怕您会对她有另外一种想象，我说这话就为这个。”她依旧目光呆滞，说：“我跟莱娅一起游玩过三个星期，我不该瞒着您，不告诉您。可那时候我跟您还那么不熟悉。” 

“是在巴尔贝克以前吗？”“是的，是在第二次去巴尔贝克以前。”今天早晨她还亲口对我说，她跟莱娅素不相识！我仿佛见到，我千万个小时呕心沥血写成的小说，突然间化成一场春梦，付之东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阿尔贝蒂娜把这两件事情透露给我，是因为她觉得我已经从莱娅那里间接地打听到了，而且她一定觉得谁也没有道理否认，这类事情多得举不胜举；我也明白，每当我盘问阿尔贝蒂娜，她的回答从不会有半句真话，而真话只有当一方面决意缄口隐瞒事实，另一方面坚信别人已经了解了这些事实，这两种心理在她身上突然发生混合作用的时候，她才会不由自主脱口吐露出来。 

“不就是两件事嘛，这又有多大关系。”我对阿尔贝蒂娜说。 

“不如痛痛快快说出四件事来听听，也好给我留下一个记忆。您能不能向我再透露几件事来？”她仍然木然地看着。她是要使自己的谎言适应于对未来生活的某一种信仰呢，还是要跟某些未及她想象得那么随和的神衹妥协呢？看来这大概都不尽容易，因为她已沉默和呆滞了好久。“不，没有什么别的事了。”她终于开口说，现在不论我如何追问，她都倔犟地紧咬牙关，一口咬定没有别的。弥天大谎！从她陷足于这类邪癖之日起，直到她被禁锢于我家，其间在多少个地方，在多少次散步中，她都已无数次满足了这邪欲！戈摩尔人虽为数不多，却又不可胜计，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也不论是在人群之中，她们一眼就能认出对方，立刻就能沆瀣一气。 

那年有一个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我每想起来就感到恶心，可当时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我有一位朋友，请我上饭馆吃饭，他带着自己的情妇，他另外一个朋友也带了自己的情妇。进饭馆没过多久，她们早已心领神会，都急不可待地要占有对方。刚上浓汤，俩人的脚就已开始相互寻找起来，经常找到我的脚上。不一会儿，腿都缠到一块儿去了。我的两位朋友什么也没有察觉，我却在受罪。其中一个女人再也克制不住，借口说有东西掉到地上，索性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接着一位说偏头痛发了，告辞要到盥洗室去一下，另一位猛然发现时间到了，该陪一位女友去看戏了。头痛女子从盥洗室出来，道歉先行退席，一人回家等候情夫，以便服一些阿斯匹林。此后她们成了亲密朋友，常常一起外出散步。一位喜欢身着男装，身边抚养着一批小女孩，时常把她们带到另一位家里，对她们进行教化。另一位身边有一个小男孩，假装对他很不满意，时常交给她的女友来管教，女友当然是责无旁贷，毫不留情。由此可见，她们这种人随时随地都可能干出那些最难以见人的事情，无所谓大庭广众，无惧于光天化日。 

“可是在整个旅行过程中，莱娅在我面前始终都是规规矩矩的。”阿尔贝蒂娜对我说，“跟许多上流女子比，她要谨慎持重得多。”“阿尔贝蒂娜，难道上流女子中也有人对您放肆吗？”“从来没有。”“那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嗯，她说话不象那些上流女子那么随便。”“举例说说。”“她不象我们接待的许多女子，从来不用‘讨厌’这个词，也不说‘无所谓’那种话。”我觉得，我一部分原来未曾付之一炬的小说也终于化成了灰烬。本来的话，我的失望也许还会持续下去。每当我想到阿尔贝蒂娜的话，都会产生一股疯狂的怒火，可是这怒火总是碰到某种温柔，于是便降落下来。平心而论，我自己不也一样，我回到家里，宣布希望一刀两断，我不也在撒谎。况且，回过头来想一想，阿尔贝蒂娜在认识我以前过的是何等的纵乐生活，而现在则表现出囚人般的顺服，我不能不加倍珍惜，于是我不再责怪她了。 

不过，我虽然是伪装，内心却涌上一股凄凉之情。本来非有真实的意图不会有这份伤感，可我为了装出忧伤，不得不想象一份忧伤出来。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我一直不断地暗示阿尔贝蒂娜，我们这种生活只能是暂时的。我做这样的暗示，目的是让阿尔贝蒂娜继续感到我们的生活还有吸引力。可是今晚我走得更远，因为我怕，用含糊不清的暗示，对她进行一刀两断的威胁，已经不够有效，怕阿尔贝蒂娜心里产生念头与之抗衡，仍以为伟大的爱情使我产生了嫉妒心，似乎说是这爱情嫉妒心促使我去维尔迪兰家作明察暗访的。那天晚上我想，导致我突然决定演出断情戏的原因——对此我是后来才逐渐发觉的——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即我跟父亲有一个相仿的地方，有时会心血来潮，会对一个好好的平安无事的人进行威胁。为了不让人觉得这一威胁只是空头吓唬而已，我便在假戏真演的路上走得很远，一直到对手错以为我真的会说到做到，开始浑身战栗的时候，我这才收兵落幕。 

不过，我们清楚地感到，谎言之下必有实情，如果生活不给我们的爱情带来变化，我们自己就会想法创造或者伪造变化；我们之所以想谈分别，因为我们强烈地感到，爱情和万事万物一样，都迅速地朝着永别的方向演进。永别之时远未来临，我们已经希望先为它流淌眼泪。当然，这一回我演这场戏，有一个实际的原因。我突然坚持要挽留她，因为我感到她分心于其他的人，我无法阻止她跟那些人走到一起去。如果她拒绝一切人，永世专心于我，我也许会更加坚定，决心与她永不分离。嫉妒变分离为残酷，而感激化分离为不能，总之，我感到我发动了一场大战，我非胜则死。我本来可以在一小时之内便把拥有的一切拱手交给阿尔贝蒂娜。我心想：一切都取决于这场战役。但是这场战役与从前的战役有所不同，不是几个小时就能解决出胜负，它更象一场当代战役，两天、三天，乃至两个星期都不见分晓。人们总以为这是最后一刻拼刺，所以不遗余力。然而一年过去了，却还没有“决出雌雄”。 

当我害怕阿尔贝蒂娜离我而去，恐惧感占有了我的时候，我无意识中来到了夏吕斯身边，回想起他说谎的一些场景；恐惧感的上面又增添了一层无意识回忆。我曾经还听我母亲叙说过一件事情，我当时一无所知，但后来这件事使我相信，那种说谎场面的所有因素都是我自身内部一个隐蔽的遗传储存所提供的。正如有些烈性酒或咖啡一类的药物对我们潜在的精力会发生作用一样，某种感情冲动在此也会发生作用，会把这种遗传储存挖掘出来为我们所用：我的姨妈奥克达夫听欧拉莉报信说，弗朗索瓦丝自以为女主人永远不会再出门了，便暗中玩弄手脚，准备瞒着我姨妈擅自偷偷出门。于是，我姨妈在前一天佯装决定第二天要试着出去走走。她把这话对弗朗索瓦丝说了。弗朗索瓦丝起先还将信将疑。我姨妈让她事先将所需衣物全部备好，将那些锁在箱柜里过久的衣物都拿出来晾晒，不仅如此，而且还订好了汽车，快到正式出门的时候又把一天的日程安排都作了详细交待，吩咐妥当，直到弗朗索瓦丝对此深信不疑，或至少再也沉不住气终于不得不向我姨妈说了实话，说她预先已有安排，我姨妈这才放弃自己的计划，说为的是别妨碍了弗朗索瓦丝的安排。我的情况与此相仿。为了不让阿尔贝蒂娜以为我是在虚张声势，让她以为我们即将相互离别，并让她这个想法发展得越远越好，我必须自己对自己的分手建议作一番结论。于是我将翌日才将开始，然后将永远持续下去的时间，即我们分别以后的时间作了提前，向阿尔贝蒂娜千叮咛万嘱咐，仿佛我们过一会儿肯定不会再和解一般。正如将军们所言，要使佯攻能够蒙蔽对方，必须把佯攻变成真攻。我在装演之中投入的感情精力，就仿佛真有其事一样；这场离别的假戏结果演成真的生离死别一样，叫我充满了无限的忧伤。也许这是因为两名演员中的一名，阿尔贝蒂娜信以为真，反过来增加了另一名演员的幻觉。本来我们是得过且过，这样尽管很不舒服，但还能忍受，在习惯的负荷下，庸庸碌碌，相信明天的日子尽管残酷难熬，但毕竟仍有我们依恋的人留有身边。我这下发疯似的，整个毁了这沉重的生活。虽然我只是虚假地摧毁了它，但这足够使自己黯然神伤。因为即使我们是用谎言的形式说出了忧伤，但这语言自身便缠绵悱侧，那苦涩深深地注入我们的血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扮演永别的时候，其实只是将日后注定的一个时刻提前道出而已。何况我们难以断定，我们刚才触发的就一定不是鸣响这一时刻的启动装置。我们尽管可以虚张声势，但是被欺骗一方将作何种反响，这里总含有一部分难以预料的因素，不管这些因素的比重是多么微弱。要是这场演剧变成一场真的离别怎么办！想到这种可能性——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忍不住有一阵心酸。现在我们产生了双重的忧虑。分别来临的时候，正是我们对分别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正是我们从女子那儿遭受了痛苦，她未及将您治愈，或至少减轻您的痛苦，就要离开您的时候。另外，我们平日即使是处在忧伤之中，但至少还可以依靠习惯的支撑借以休养生息，现在这一点我也将丧失殆尽。是我们自己自愿放弃这习惯支撑点的。我们把眼前的时日看得非凡的重要，把其余的时日全部抛开。我们的想象就如遇上了动身出发的日子，失去了根系，随波逐流。它不再为习惯所麻痹，整个苏醒过来，我们在自己日常的爱情中突然注入了一缕感情幻想，这幻想将日常爱情无限地扩大，偏偏把一个已经不能有所依靠的人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毫无疑问，正是为了保证将来这样一个人能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才展开了这场驱逐这人的游戏。我们咎由自取，自己陷进了这场游戏，受到百般捉弄。我们重新产生了痛苦，因为我们干了一件新的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事情恰似某种创新疗法，日后定能治愈百病，但最初的疗效却是病上加痛。 

我两眼噙满了泪水。犹如有些人独自关在卧室里，随着起伏不定、变幻莫测的幻思，想象着一个喜爱的人去世了，设想自己会多么痛苦，想得如此仔细，以至于最后竟痛不欲生了。我对阿尔贝蒂娜反复叮嘱，请她注意今后应该对我采取什么态度。我说这些话，觉得我们过一会儿大概不会再言和了。充满了忧伤。再则，难道就那么自信，一定能使阿尔贝蒂娜回心转意，恢复共同生活的愿望吗？即使我今晚成功了，用这场戏驱散了她从前的精神状态，难道她就一定不会故态复萌吗？我感觉到自己是未来的主人，但我又怀疑自己，因为我明白，我们这种感觉仅仅来自于尚未存在的东西，因此这种感受还未必不可避免，将我压垮。另外，我虽然是在撒谎，但谎话中的实话成分也许超过我的想象。刚才就有一例，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很快就会将她忘却的。这是实话，跟吉尔贝特就是这样的情况，我现在摈弃旧念，不再去见她，倒不是怕痛苦，而是怕劳苦。当然，我写信告诉吉尔贝特我不再见她，痛苦一阵也就过去了。因为我当时只是偶尔才去吉尔贝特家。可是，阿尔贝蒂娜的每时每刻都所属于我。在爱情上，放弃一种感情比失掉一种习惯更为容易。好在我之所以有力量说出这些两人分别的痛苦语言，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一片谎言。相反，从阿尔贝蒂娜口中吐出的却是诚实之言。我听她大声说：“啊！一言为定！我永远不再见您了。这总比看见您这么苦着脸好。我亲爱的。我不想让您伤心。既然有必要，我们可以从此不见。”这话由我口中说出不可能是诚实之言，但在阿尔贝蒂娜却是发自肺腑的，因为阿尔贝蒂娜对我有的是纯粹的友情，她答应不再相见，对她没有多大损失。另一则，我掉眼泪，在一个伟大的爱情中只是一件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转移到她身处的友谊领域里，在她眼里就变成了非同寻常的事情，足以使她心慌意乱。按她刚才的那番话，她的友谊要大于我的友谊；之所以是按她刚才的说法，是因为在离别的时候，说温柔缱绻之语的，都是没有爱情之爱的人，而真的爱情，是无以直接言表的；之所以是按她刚才的说法——她的话也许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还因为，爱情具有成千上万的善行，有人能激发起别人的爱情，自己却感受不到爱情，爱情最终能在这种人身上唤起一种温情和感激之情。然而，跟激发起这两种感情的爱情相比，这两种感情本身没有那么自私；在一对情人离别若干年之后，在原来的情夫那里，爱情早已不翼而飞，而情妇的心里却依然荡漾着温情和感激之情。 

我今晚仅仅是对凡德伊小姐怀有嫉心，对阿尔贝蒂娜的愤恨和硬要留住她的想法都仅仅持续了片刻时间。所以，想到特罗卡德罗的事情，我毫不在乎。首先，是我为了使她避开维尔迪兰夫妇，才把她送到那儿去的；其次，即便是在那儿遇见了莱娅，为了让阿尔贝蒂娜跟此人认识，我把阿尔贝蒂娜叫回来了。我现在说出莱娅的名字，也完全是出于无意。可是她却疑神疑鬼，以为也许有人告诉了我更多的事情，便先声夺人。她稍稍遮住脸，滔滔不绝地说：“我跟她很熟悉，去年我跟女友们一起去看过她的演出。散场以后我们到她化妆室去了。她就当着我们的面卸装更衣，真有意思。”于是我的思绪不得不放弃凡德伊小姐，去作绝望努力，明知不可能再现真实场景，却偏要奔向深渊，去抓住女演员，抓住阿尔贝蒂娜走进化妆室的那个晚上。她用如此真切的口吻向我指天发誓，又如此彻底地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我怎么可能还加罪于她？然而，我的怀疑难道不是伸向事实真相的触角吗？她虽然为我牺牲了维尔迪兰夫妇，去了特罗卡德罗，但是维尔迪兰夫妇家原来毕竟要有凡德伊小姐：她虽然后来又为我牺牲了特罗卡德罗跟我到别处散步，但在特罗卡德罗毕竟又有那位莱娅——这是把她叫回来的原因。莱娅本来似乎并不叫我担心，然而有一件事我并没有问阿尔贝蒂娜，她自己说了出来，那件事说明她认识莱娅，认识的程度超出了我担心的程度。另外，阿尔贝蒂娜一定是在非常可疑的场合下认识莱娅的，不然谁有可能把她带到莱娅的化妆室去呢？我今天一天之间就碰到两个刽子手。我受苦于莱娅就再也不能受苦于凡德伊小姐，这一定是因为我的心灵残缺不全，无法同时想象过多的场景，或者是因为我神经质的激动相互发生了干扰——而我的嫉妒仅仅是其回声。为此我可以得出结论，我对莱娅和凡德伊小姐的嫉妒是一视同仁的，我不恨莱娅，只是因为我还在受着凡德伊小姐的苦。其实这是因为我的嫉妒心泯灭了——有时候会相继苏醒。但是反过来这也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嫉妒心都是凭空而起，没有一个预感中的事实为根据。我说预感中的事实，这是因为我不能占有所有一切时空，也不会有什么灵性，发现此人与彼人之间存在着默契。阿尔贝蒂娜神出鬼没，一会儿和莱娅，一会儿跟巴尔贝克的姑娘，一会儿又跟与她曾擦肩而过的夫人的女友，再加上捅过她的网球姑娘，还有凡德伊小姐，等等，等等，我怎么可能某时某刻出其不意把她抓住呢。 

第五部 女囚(17)

“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您向我这么保证，您心地真好。至少在未来几年里，您去的地方，我就不去。您还不知道今年夏天去不去巴尔贝克，是吗？如果您要去的话，我就安排好不去。”我现在之所以这么向前推进，在我的谎言虚构中把时间大大提前，这既是为了吓唬阿尔贝蒂娜，也是为了自作自受。犹如一个人起先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发怒，可是自己嗓门响亮，渐渐兴奋起来，及至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发展到真的暴跳如雷起来。这不是出于对某事不满，而全是自身的怒火不断上升的结果。我顺着自我忧愁的坡道越来越快地往下滑，滑向越来越深的绝望之渊。犹如一个缺乏活力的人，遇到逼人的寒气，不是试图斗争，反而觉得瑟瑟发抖也有一番情趣。我希望，过一会，我能有力量恢复镇静，采取反应，停止下滑。但是，阿尔贝蒂娜呆一会儿跟我道晚安的时候，应该跟我吻别，给我以安慰。她今天就吻我一下，就会减轻我的忧伤，这绝对不是她如此冷淡地迎接我回家而给我造成的忧伤，而是我自己在想象中办理离别手续甚至看见离别的后果所感到的忧伤。但是，这一声晚安，不应该由她主动向我来说，这样会使我难以改变态度，不再向她建议说，放弃原来的想法，俩人不再分手。因此，我一再提醒她，互道晚安的时刻早已到了，这样我始终掌握着主动权，可以把这互道晚安的时间再拖延片刻。我在向阿尔贝蒂娜提问过程中，频频暗示，告诉她夜已这么深了，我们也疲倦了。“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儿。”她忧心忡忡地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也许我会去都兰我姨母家。”她草拟的这第一个计划叫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仿佛它已开始真正实现我们的决裂。她瞧瞧房间，瞧瞧自动钢琴和蓝绣面的椅子。“一想到明天和后天，永远也见不到这一切了，我真接受不了。可怜的小卧室！我觉得这不可能。我脑子里装不进这种想法。”“您必须这么想。您在这儿不幸福。”“不，至此之前我没有什么不幸福，从现在开始我才会不幸福。”“不，我向您保证，这样对您更好。”“也许是对您自己更好！”我呆呆地看着，仿佛无限犹豫之中受着百般地折磨，挣扎着与一个浮现于我心头的念头进行着殊死地抗争。最后我突然说：“听着，阿尔贝蒂娜，您说您在这里更加幸福，走了以后您会不幸福的。”“那当然。”“这真叫我难办了。您愿不愿意我们先不分手，再试几个星期？谁说得准？一个星期复一个星期，也许我们可以发展得很好。您知道，有些暂时的东西最后竟可能永久性地持续下去。”“嗯！那您心太好了！”“只是那样的话，我们这一连几个小时，不是在白白地自寻烦恼，在闹发疯吗？就好比忙了半天，准备出去旅行，结果又走不了一样。我是伤心透了。”我让她坐在我的膝盖上，取出她向往已久的贝戈特的手稿，在封面上写道：“赠与我的小阿尔贝蒂娜，续约纪念。”“现在，”我对她说，“去睡吧，一直睡到明天晚上，我亲爱的，因为您一定累极了。” 

“我不累，我是高兴极了。”“您爱我一些了吗？”“比以前要爱一百倍。” 

我不应该为这场不戏的得胜而高兴。这场戏尽管没有发展到精心导演的程度，尽管两人分手的问题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但是事情已经够严重了。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说说罢了，而且又是随便说说，并非带有真正的动机——事实确实如此。殊不知，这样随便的谈话，虽然是低声的轰隆，却经常想不到这已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奏。事实上，我们在谈话中表达的东西，与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是要跟所爱的女子永远生活在一起）是背道而驰的，但同时它正说明了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造成了我们日常的痛苦。比起离别，我们情愿忍受这种痛苦，但是最终总由不得我们，痛苦总会致使我们分离的。通常而言，分离并非一下子就能实现。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将会发现，我跟阿尔贝蒂娜的情况属于例外——我们说了一些自己不予置信的话，若干时间以后，我们实行一次不定型的分离试验。这是一种自愿的、无痛苦的、暂时的分离。为了使女人过后跟我们一起生活能更加欢快，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能暂时逃避不断的忧愁和疲倦，我们请求她撇下我们，或者我们撇开她，单独去进行一趟若干天的旅行。几天之中，我们度日如年，觉得离开了她无法度日。几日以后她很快又回到了家里，恢复了她在家庭中的位置。问题只是，这次分别虽然短暂，然而却是实现了，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随意决定的。是一次性的，不会重演。忧愁重又开始，共同生活的困难重又不断加剧，唯有分离已成为一件不那么困难的事。我们开始谈论分离，然后客客气气地付诸实施。那都是一些我们没有认出的预兆。不久，暂时性的微笑式离别终于由我们自己在无意中酿成为残酷的永久性离别。 

“过五分钟，请到我房间里来，我亲爱的小乖乖，我要看您一眼。您要对我非常的亲。不过我很快就会睡觉的。我已经象个死人儿了。”过后我走进她房间的时候看见她确实象个死人儿。她刚躺下就睡着了。床单包住她的身躯，如同裹尸布一般，漂亮的皱褶显出石雕般的硬度。这仿佛是中世纪一幅表现最后的审判的画，只见人的头露出坟墓，昏昏沉睡，等待着大天使吹响号角。由于睡意突然袭来，她头发蓬乱，脸仰翻着，我看着这躺卧在那里的、平凡之极的身躯，捉摸着这身躯究竟构成什么对数，为什么它所参与的一切行为——从推推肘臂到碰碰裙衫——竟至于在我心里引起如此的痛苦和焦虑。我的焦虑是无限伸展的，她的身躯在何时何地活动，我的焦虑就随之出现。我的焦虑还不时地会随着记忆而突然复发。其实我知道，我的焦虑是由她的情绪和欲望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换一个女子，即便是她本人，要是在五年以前或者五年以后，她的情绪和欲望就与我完全无关了。我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但是由于这一谎言，我已缺乏勇气去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唯有一死了之。我就这样，穿着从维尔迪兰家回来一直没有脱下的皮袄，呆呆地凝视着这歪扭的身躯，这尊寓意像。什么寓意？我的死亡，还是我的爱情？不一会儿，我听见她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坐到她的床沿上，进行那微风静观式的镇静治疗。然后，我怕闹醒她就蹑手蹑脚退出了房间。 

这时时间已经很晚，所以一清早我就嘱咐弗朗索瓦丝，如果她要从阿尔贝蒂娜房前经过，请她把脚步放轻一些。于是弗朗索瓦丝坚信，我们这一晚一定是在所谓的酒神节中度过的，便嘲讽地嘱咐其他仆人，不要“吵醒公主”。这正是我担心的一件事情。我怕弗朗索瓦丝有朝一日再也克制不往，对阿尔贝蒂娜蛮横无礼，这样会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加复杂。弗朗索瓦丝此时已不象年轻的时候看着欧拉莉受我姨妈宠爱，还能忍气吞声。她现在已没有这么勇敢，能够忍受嫉妒心的折磨。嫉妒使我们这位女仆脸形歪扭瘫痪，其程度之严重，以至于有时候我不禁在想，我可别蒙在鼓里，她这么怒火发作之后，会不会小病一场。我请求别人不要破坏阿尔贝蒂娜的睡眠，可自己却找不到丝毫的睡意。我试图弄个明白，阿尔贝蒂娜究竟属于什么精神状态。在演了这幕悲喜剧以后，我是否真正绕过了险滩暗礁呢？尽管她口口声声说在这里十分幸福，但她有时候会不会仍有要求自由的想法呢？相反我是否应该相信她的话？两种假设，哪一种是成立的呢？如果说当我想弄明白一个政治事件的时候，我通常——我必须如此——将我昔日生活的一个事例提到历史的高度来看待，那么相反，我在那天早晨，不断地将前夕的这出戏的意义与当时发生的一个外交事件——两者具有天壤之别，此处只是为了弄明白这出戏的意义起见——作一等量齐观。 

我也许有权进行这样的推理。因为我曾经多次看见德·夏吕斯先生精湛地扮演这类骗局，他的形象很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在我前夜这场戏中起到了引导作用。另外，从这场戏本身而言，它无意之中不正是将德意志种族的深刻倾向——狡诈和傲慢引起的挑动性，必要的情况下产生的好斗性——引入了私生活领域吗？ 

有不少人，包括摩纳哥王子，都向法国政府暗示过，如果法国政府不与德尔卡塞①先生分手，那么德国就会咄咄逼人，真的发动一场战争。于是外交部长被迫提出辞呈。法国政府接受了一个假设，即如果我们不作让步，别人就会向我们宣战。但是也有人认为，那纯属“虚张声势”，如果法国稳住阵脚，德国绝不敢轻易拔剑。毫无疑问，两个剧本，两套情节。阿尔贝蒂娜从未扬言，从未威胁过她要跟我一刀两断。但是正如法国政府对德国抱有疑心一样，一系列的印象又使我疑窦丛生，坚信她是想到过要威胁我的。但再说回来，如果德国有的倒是和平的意图，那末挑起法国政府产生多心，以为德国想发动战争，那就是危险的机智在作怪，必须加以反对。诚然，如果阿尔贝蒂娜是以为我永远下不了决心跟她彻底决裂，这才产生独立愿望的话，那我的举动是相当聪明机灵的了；但是，她得知我去了维尔迪兰家以后，这么火冒三丈，嚷着“我敢肯定”，最后又全部揭去面纱地说：“他们一定把凡德伊小姐也请到家里去了。”只要看看她的这种态度，说她没有以为我下不了决心，这岂不令人难以置信吗？她过着隐秘的生活，朝着满足自己异癖的方向发展，难道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吗？安德烈给我透露过，阿尔贝蒂娜和维尔迪兰夫人会过面，这就证实了上述这一切。我尽力与自己的本能作抵抗。此时我想，她突然需要自由独立的愿望——假设这一愿望是存在的——也许源于，或最终会源于一个相反的想法，即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娶她为妻，我无意识地暗示我们即将分离的时候，道出了真心话；无论如何，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她的。我今晚扮演的这场戏只能加强了她的这个信念。她的心里最终可能酝酿出这样一个决心：“既然有朝一日会注定发生此事，不如趁早说断就断。”按照荒唐之至的格言所鼓吹的理论，要想和平，就得备战，但是这一理论的效果却适得其反。首先敌对双方都误以为是对方希望关系破裂，这一误解所导致的结果便是关系真正的破裂。关系破裂以后，双方又都以为这是对方的意图所造成的。所以威胁即便不是出于真心，只是虚张声势，但它一旦成功，便会怂恿人们愈演愈烈；而虚张声势究竟进行到哪一步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很难预言的事情。如果一方走很太远，另一方虽然一直退让，到后来也会发起反攻的。如果一方不知道改变战略，以为坚持装出不怕破裂的气概，就是避免破裂的最好方式（我今晚对阿尔贝蒂娜就采取了这一方式），同时又一味地傲视阔步，宁死不屈，坚持威胁下去，其结果会把双方都逼到绝路上面。虚张声势中也可能掺杂着真实的用意，两者交替轮换着，昨日是场游戏，翌日就会变为事实。最后，还有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即敌对一方确实决心一战；阿尔贝蒂娜迟早就会想到，不要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也许她心里并未产生过这种想法，是我自己想入非非，胡编乱造；这就是那天早晨她睡着的时候，我作出的几种不同假设。说起最后这个假设，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之所以吓唬阿尔贝蒂娜，说要跟她一刀两断，这纯粹是因为她所要求获得的是一种不好的自由，我是为了回敬她的这种想法才这么先声夺人的。她虽然没有直接挑明过她的想法，但我觉得某些暗中的不满，某些言谈举止却能充分说明问题。只有这种想法才能解释她为什么有那类言谈举止，而反过来她对自己的这些言谈举止从不作任何解释。而且在我暗示要分手以前，我已经常发现她有这些言谈举止。我当时希望这只不过是她一时情绪不好，过一天就会结束的。可是她恶劣的情绪有时会一连持续好几个星期，仿佛她知道在一个或远或近的地方有着奇趣乐事，她却被幽禁着，失去了前去共欢的可能；这些乐事不到结束，对她的影响就不会停止，正如哪怕在巴刺阿里群岛的远疆发生了气候变化，我们坐在炉边也能感受得到，我们的神经也难免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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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尔卡塞（1852—1923），1898年至1905年任法国外交部长。在任期间主张与俄国结盟，与英国言好。由于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关系紧张，于1905年6月6日辞职。 

那天早晨，趁阿尔贝蒂娜睡着，我竭力猜测她内心究竟藏着什么隐秘。这时我收到母亲一封来信，信中说我的决定她一无所知，表示十分担忧。她援引了塞维尼夫人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我深信他不会结婚，他既然决定永远不娶这位姑娘，为什么还要把她的心搅乱？为什么要弄得她对别的求婚者冷眼相看，拒不相见？如此容易离开的姑娘，为什么不离开，而偏要去搅扰她的心灵？”我母亲这封信把我带回了地面。我为什么一定要寻找一颗神秘的灵魂，解释一种脸部的表情，明明预感到身边有可疑之处，却又不敢深入追究？我扪心自问道。是我在胡思乱想，事情十分简单。我本来就是一个举棋不定的年轻人，眼下又牵涉到一桩需要若干时间才能弄清是否可行的婚姻大事；我和阿尔贝蒂娜的事情，毫不例外，也需要深思熟虑。想到此，我的神经为之一松。但是这种心情持续时间很短，我很快便又想：“如果从社会外貌来看事情，我们确实可以把一切都归结为最普通的社会新闻。站在事情的外部，我也许就会这样看问题。但我很清楚，真实的东西，至少是真正的东西，乃是我自己的所思所想，是我自己在阿尔贝蒂娜眼中看出的神情，是折磨我的恐惧感，是我关于阿尔贝蒂娜向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那些有关犹豫的未婚夫和告吹的婚姻等等故事就可能属于社会新闻一类，这就好比稍有头脑的专栏记者写戏剧报导的时候，都能将易卜生的戏说出个故事来一样。但是故事传说背后毕竟隐藏着别的东西。如果我们善于仔细观察，犹豫的未婚夫和拖拉的婚姻里面都可能包含着别的东西，因为日常生活完全有可能蕴藏着秘密。所以对有些人的生活秘密，我有可能身在局外，一无所知。但是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我是从内部加以体验的。 

那天晚上以后，阿尔贝蒂娜一如既往，没有对我说：“我知道您对我不信任，我要尽力驱散您的疑团。”她从来没有明说过这个想法，不然的话，这一想法可以作为她某些行动的解释。她想方设法安排妥当，一刻也不让自己一人呆着。这样即使我不相信她的自我声明，我也不能再说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另外即使当她要打电话给安德烈，给车库，给驯马场，或给别的地方，她总是声称要她一个人呆着打电话，等着小姐们慢慢给接通电话，那实在太无聊了。她就想方设法让我那时候呆在她身边，要是我不在，她就拉上弗朗索瓦丝，她仿佛怕我怀疑她通电话秘订约会，怕受指责似的。 

唉！这一切真不让我安心。爱梅把爱丝苔尔的相片寄还给了我，告诉我这不是她。难道还有别的人？是谁呢？我把相片寄回给布洛克。我想看的是阿尔贝蒂娜与爱丝苔尔的那张相片，她在相片上是什么模样？也许是袒胸露肩。谁知道她们有没有合过影？这事我不敢直接跟阿尔贝蒂娜谈，因为我会在她面前露馅，说明我没有见过那张照片；我也不敢跟布洛克谈及此事，因为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对阿尔贝蒂娜感兴趣。 

凡是了解我的疑虑，了解阿尔贝蒂娜奴隶般的囚禁状况的人都会承认，这种生活对我和对她都是十分残酷的。然而，身在局外的弗朗索瓦丝却认为，这是一种寻欢作乐的生活，不应该有这种生活。照她的话来说，这个“女骗子”，这个“江湖女骗子”——她嫉妒的对象主要是女人，所以较多的使用阴性，而不是阳性——是在玩弄花招，想法叫人赐与自己这寻欢作乐的生活。更有甚者，弗朗索瓦丝在跟我的接触中，增加了不少新的词汇，但她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加工改造。谈到阿尔贝蒂娜，她就说，她从未见过有那么“背信弃义性”的人。那么装腔作势，那么会演戏（弗朗索瓦丝很容易将特殊错混为一般，又将一般错混为特殊，而且对戏剧艺术的分类又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所以她把阿尔贝蒂娜会演戏叫做“会演哑戏”），千方百计“抠我的钱”。弗朗索瓦丝对阿尔贝蒂娜和我之间的真实生活产生误解，对此我本人应负部分责任，因为我跟弗朗索瓦丝交谈的时候，有时候是为了逗弄她一下，有时候是为了故意炫耀，表明自己即便不破阿尔贝蒂娜所爱，至少心情也是愉快的，所以我对一些事情故意半遮半露，并不否认，含糊其辞地表示默认。然而，我的嫉妒，我对阿尔贝蒂娜实行的监视（这些我是多么希望弗朗索瓦丝不要有所察觉），弗朗索瓦丝不久就猜出了几分。正如一个懂得招魂术的人蒙住双眼也能找到东西一样，弗朗索瓦丝也受着一种直觉的引导。我遇上什么事情可能心情不快，她都有一种直觉。无论我怎样迷惑她，对她谎话连篇，无论她自己怎样对阿尔贝蒂娜充满忌恨——弗朗索瓦丝一忌恨，不是把敌手想象得快活非凡，诡计多端，虚情假意，而是设法探明什么事情能够叫敌手甘拜下风，迅速完蛋——都无法使她的直觉随便偏离目标。 

我说两人分手，只是恐吓而已，但是我怀疑，阿尔贝蒂娜如果感到自己在受监视，会不会把恐吓变成现实；由于我们的生活处在变化之中，我们能用无稽之谈和骗人的谎言来创造现实。我每听到开门的声音，就禁不住战栗一下，犹如我外祖母在弥留之际，我一按门铃，她就要颤抖一下一样。阿尔贝蒂娜不跟我说一声就会出门，这我不大相信，那只是我的无意识在猜测而已，犹如外祖母当时已经神志不清，门铃一响，只是无意识还在颤动一样。一日早晨，我突然一阵不安，怕她不仅出门了，而且出走了。我听到开门的声音，觉得很象是她卧室的门。我蹑手蹑脚一直走到她的卧室前，推门后停在门槛处。半明半暗之中，我发现床单鼓成一个半圆形，大概是阿尔贝蒂娜蜷着身子，头和脚对着墙睡着，又浓又黑的头发散在床沿边上。我放心了，她在，她没有开门，没有走动。我感到这半圆形的床单虽然一动不动，但却充满了活力，因为床单里面裹着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唯一视若至宝的东西，我感到它在那儿，为我所控制和占有。 

弗朗索瓦丝跟阿尔贝蒂娜肯定从来没有争吵过，但我领教过弗朗索瓦丝指桑骂槐的本领。她善于利用时机，策划导演出颇有意味的戏来。我不相信她每天都会那么老实，不设法让阿尔贝蒂娜明白，阿尔贝蒂娜在家里扮演的是怎样一个受尽屈辱的角色；她一定会绘声绘色、夸大其词地告诉我的女友，她过的生活其实是一种近乎软禁的生活。有一次，我发现弗朗索瓦丝戴了一副大眼镜，在我的稿纸中翻找什么，又把我记载着有关斯万以及他离不开奥黛特的故事的一张纸放回原处。她无意之中是否曾把这张纸随便放到阿尔贝蒂娜的房间里去过？虽然弗朗索瓦丝含沙射影起来话音很高——她只有在幕后策划不可告人的事情时才是窃窃私语，低声说话的——但是相比之下，维尔迪兰夫妇凭空诬陷、恶语中伤的嗓音大概要比她更高、更清楚、更咄咄逼人；他们发现阿尔贝蒂娜无意之中牵住了我，我又故意地牵制住她，以至于俩人都远离了小圈子，不由得怒火冲天。 

至于我为阿尔贝蒂娜花钱的事，那是一点也别想瞒过弗朗索瓦丝，任何开支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弗朗索瓦丝缺点不多，但是她却创造了为这些缺点服务的真才实学；可惜除了发挥她的缺点，她的真才实学经常得不到表现。她主要的缺点是，别人为她花钱她也毫不在意，但一旦我们为别人花钱，她就会发生好奇。我如果要结清一笔帐或者要支付一笔小费，想躲到一边避开她，那是白费心机，她总会找到一个盘子，来把它收好，发现一块餐巾，来把它取走，她总是寻找机会走近我的身边。我不给她时间停留，气愤地把她撵走。这个女人视力已经不及，算帐也不熟练，可她却象一个裁缝，一看见您便本能地丈量起来，立刻算出您的衣服用料，甚至禁不住前来摸您一下；她又象一名画家，对某种色彩效果特别敏感。她受着类似裁缝画家嗜好的驱使，在一旁偷偷看着，我究竟付了多少，然后立刻核算起来。有时候，为了不让她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在贿赂她的司机，我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对自己给了小费表示道歉，说：“我是想对司机客气一些，给了他十法朗。”弗朗索瓦丝是铁面无私的，而且她那半瞎的鹰眼投一瞥，对任何事情就会一目了然。她回答我说：“不，先生给了他四十三法郎的小费。他对先生说车费是四十五法郎，先生给了他一百法郎，他只找还给先生十二法郎。”连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她却已经把小费看得一清二楚，并一分不差地算了出来。 

如果阿尔贝蒂娜是希望我恢复平静，那她已经达到了一半目的。我的理智不断地要求我向自己证明，要说我对阿尔贝蒂娜用心不良，那只是一种错觉，正如要说她有邪恶的本能，那也可能是我对她的一种错觉。我的理智提供了论据，我希望这些论据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为了公正起见，为了有幸发现事实真相——除非从来只有通过预感和心灵感应我们才能认识事实真相——我难道不应该对自己说，虽然为了我的康复，我的理智在听凭我的欲望操纵，但是，一涉及到凡德伊小姐，涉及到阿尔贝蒂娜的异癖，她另立生活的意图以及她离我而去的计划——后两者是她异癖的必然结果——等等事情，我的本能却可能听任我的嫉护把理智引入迷途，使我旧病复发。不过，阿尔贝蒂娜闭门不出——她自己想尽办法，巧妙地把闭门不出变成了自我囚禁——解除了我的痛苦，并渐渐消除了我的疑心。每当晚上我焦虑不安的时候，有阿尔贝蒂娜在，我的心绪就能恢复往日的宁静。她坐在我的床边，跟我说这件或那件头饰，这件或那件摆没；那都是我赠送给她的，我想尽力改善她的生活，使她的监狱变得更加美丽。但是，有时我又有些担心，怕她会不同意拉罗什富科夫人的观点；有人问过拉罗什富科夫人，问她居住在利昂古尔这么漂亮的公馆里是不是高兴，拉罗什富科夫人回答说，她还没有见到过漂亮的监狱是什么样子。 

我之所以要向德·夏吕斯先生打听法国银器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打算要购置一艘游艇——阿尔贝蒂娜认定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自己也认为这一计划可能会落空，因为虽然我一旦对她的德行不再怀疑，嫉妒心随之下降，有些欲望就会抑制不住地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排除了嫉妒心的欲望需要有钱才能得到满足——尽管她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拥有游艇，我们还是去听取了埃尔斯蒂尔的意见。关于游艇的装饰，就象妇女的衣著一样，画家的趣味是细腻而挑剔的。他认为游艇里只能布置英式陈设和老式银器。阿尔贝蒂娜起初只对自身的服饰和室内的陈设表示关心，由此银器也使她发生了兴趣。我们从巴尔贝克一回来，她就开始阅读有关银器艺术和旧时雕镂匠专印的著作。老式银器有过两次回炉销毁，一次发生在乌德勒支协议①签订的时候，连国王都交出了自己的银餐具，大贵族们当然只能纷纷效仿；另一次发生在1789年。所以老式银器现在已成了稀世珍品。时下的银器都是银匠根据菜桥②的图案进行复制的，那都是白费工夫，埃尔斯蒂尔觉得这不老不新的东西，哪里配得上进入趣味高雅的女子住宅，哪怕是水上住宅。我知道阿尔贝蒂娜读过描写罗基埃③为巴里夫人所制作的珍奇首饰的书籍。如果这些首饰尚有几件传世，她一定渴望能够饱饱眼福，我却十分渴望能够奉赠给她。她已经开始收集了几件漂亮的东西。放在一个玻璃橱内，陈列的样子十分可爱。每看到这些东西，我心里的同情感和恐惧感就油然而生。因为她陈放的技艺充分反映了智慧和耐心，反映了怀旧的囚徒们特有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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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乌德勒支协议签订于1713—1715年，宣告了西班牙独立战争的结束。 

②菜桥，巴黎彩釉陶器作坊，建于十八世纪下半叶。 

③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王宫首饰匠。 

在服饰打扮方面，眼下最使她倾心的，是福迪尼①的一切制品。福迪尼设计的裙衣，我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穿过一次。埃尔斯蒂尔跟我们谈起过，卡帕契奥和提香时代的人衣着是如何精美绝伦，那时他就曾向我们预告，有一种款式不久就将问世，他指的就是这种裙衣。这种裙衣从灰烬中获得新生，卓越多姿；犹如圣－马可教堂的拱门上写着的一样，犹如拜占庭式的大理石和碧玉柱头上刻着的、那同时象征着死亡和复活的壶罐汲水鸟所宣布的一样，一切都将卷土重来。刚有人穿上这种裙衣，阿尔贝蒂娜就想起埃尔斯蒂尔的预言，立刻动了心，要去选购。这种裙衣毕竟不属于地道的古式裙衣，今天的女子穿在身上戏装的感觉太重，还不如作为收藏品保存起来更为漂亮（我也在为阿尔贝蒂娜收集此类东西）；但它却又缺乏仿古服装那种素淡的气质。这种裙衣很象塞尔、巴克斯特和伯怒瓦②所绘制的布景；时下他们在俄罗斯芭蕾中，借助富有个性和特性的艺术作品，来展现最令人喜爱的各时代艺术风姿。福迪尼的裙衣就是如此，它忠实于古风古貌，但又富有坚定的个性；它婉如布景，但又比布景更富有表现力，因为布景毕竟还需要依靠现象；威尼斯女子穿着福迪尼裙衣，威尼斯的东方气息顿然而生，它胜于圣－马可教堂内圣人遗骸盒中的圣骨，能显示太阳的异彩及其头帕似的光晕，能给威尼斯增添光怪陆离、神秘闪烁的色韵。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已消泯，但是灿烂的景色和灰暗的生活交相辉映，督治夫人的衣着时隐时现；那个时代正在复苏，历历再现。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曾有一两次想启齿请教盖尔芒特夫人，可是公爵夫人不喜欢戏装式的服饰，她向来只穿饰有钻石的黑天鹅绒，才略感雍容华贵。所以关于福迪尼一类的裙衣，她的指教未必实用。况且，我还有一些顾忌，我这么前去请她指点，她会不会觉得，我临时需要她了才想到去见她。很久以来，她每周要邀请我，但好几次我都回绝了。如此频繁的邀请，并不只有她一个人。其他不少女子和她一样，对我也都非常客气。我闭门谢客，足不出户，肯定十倍地增加了她们的殷勤好客，社交生活只是爱情生活的微弱折射，如要别人央求见您，最妙的办法莫过于闭门谢客。如果男士处心积虑，将自己引以为豪的优尊一展无余，并且勤换衣著，修饰仪表，以此来取悦于一个女子，他唯一能博得的便是那女子的不屑一顾。可是，如果他欺骗女子，尽管他在她眼里不修边幅，缺乏取悦女子的手段，他却能永远地拴住她。同样，如果有哪位人士觉得社交界对他有所冷落，那我不会劝他多去主动登门造访，多注意衣着服饰，出门要备更加豪华的车马随从；我要劝他谢绝一切邀请，蛰居卧室，不见一人，届时他的门前反而会排成长龙。我也许对他不加一句劝告，因为要保证别人来主动追求你，就如同保证别人来主动爱你一样，只有当你不是刻意追求这一目的，而是无意之中采用了这个方法的时候，这个方法才会灵验。譬如，你一直闭门不出，是因为你身染重疴、或者是仅仅觉得自己身患疾病，或者把一个情妇关在家里，情愿守着情妇，也不愿意前去上流社会（或者三个原因同时并存），上流社会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子存在，而仅仅以为是你自己不愿出入社交场合，就凭这一条，你就胜过了自己投上门去的人，上流社会就有充分的理由喜欢你，并对你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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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迪尼（1871—1949），原籍西班牙。1907年在威尼斯创建布匹与地毯工场。他集艺人、工匠和技师于一身，创造了在绫罗绸缎及普通棉布上直接绘画的印染技术。 

②此三位画家曾为俄罗斯芭蕾画过布景。 

“说到卧室，我们应该赶紧办一下您的福迪尼睡裙的事，”我对阿尔贝蒂娜说。她对这些睡裙向往已久，她会跟我前去仔细地进行挑选。她不仅在衣柜里，而且在想象中已为这些睡裙腾好了空位。在决定选购以前，她一定会在众多的款式中了解每一个细节。阿尔贝蒂娜毕竟还不是柜中衣裙过剩、对此不屑一顾的奢华女子，购买睡裙的事毕竟不会使她无动于衷。但是，尽管她含着微笑，向我致谢说：“您真好，”我仍发觉，她神情十分憔悴，甚至十分忧伤。 

有几次，她所盼望的裙衣还未完工，我就租几件裙衣，先给她穿上，或者直接买了裙料来，替她披在身上。她在卧室里走来走去，颇象一位督察夫人和模特儿，气度非凡，雍荣华贵。不过我一看到这些睡裙，就想起威尼斯，于是我关在巴黎的处境越发令我难受。但是相比之下，阿尔贝蒂娜似乎更象一名囚女。这件事说起来也十分奇特，使人脱胎换骨的命运之神仿佛穿越了监狱的高墙，从本质上改变了阿尔贝蒂娜，把她从一个巴尔贝克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既令人讨厌，又温柔顺从的囚女。是的，监狱的厚墙未能阻挡命运女神的影响。甚至也许还是监狱厚墙本身产生了这种影响。阿尔贝蒂娜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她已不象在巴尔贝克那样。动辄骑车逃跑，溜得无影无踪，到一处处小海滩去，跟女朋友们一起过夜；再加上她经常撒谎，就使她更加难以捉摸。现在她在我家里，独自一人，唯命是从，与巴尔贝克时相比，她已判若两人。那时候，即便我在海滩上找到了她，她也是出言谨慎，闪烁其辞。她诡计多端，巧妙地掩饰了众多的约会，这些约会越叫人痛苦，越叫人对她喜欢。从她对人的冷漠以及她那平淡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她前一天或后一天都排满了约会，这些约会充满了对我的轻蔑和狡诈。现在海风不再鼓起她的衣服，我剪断了她的飞翼，她已不再是个胜利女神，而成了一个我难以忍受，很想摆脱的奴隶。 

为了改变我的思绪，我没有请阿尔贝蒂娜跟我一起玩扑克或跳棋，而是请她来为我弹几段音乐，我躺在床上。她向房间尽头走去，走到夹在书柜两个撑架之间的钢琴前坐下。她选的曲子或是全新的、或是她从未替我弹奏过的，或者就是只弹奏过一两次的（应我的请求，她经常弹凡德伊的作品选段。自从我发现阿尔贝蒂娜根本不要求再见到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甚至在我们制定的度假计划时还说贡布雷离蒙舒凡过近，主动提出要避开贡布雷，我就可以不受痛苦地欣赏凡德伊的作品了）。她对我开始有所了解，知道我喜欢挑选对自己来说尚处在黑暗之中的音乐，我能够随着连续的演奏，用渐增的、可惜歪曲原物特性的智力外光，将那起初掩埋在迷雾之中的巍巍音乐之楼照亮，将那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轮廓重新连为一体。阿尔贝蒂娜知道，而且我相信她也明白，最初几次我为这一团未成形状的云雾进行加工塑造，我的心灵是何等欣慰。她弹奏的时候，那浓密的头发形如心脏，光如蛋壳，两旁顺贴着耳朵，与委拉斯盖兹①画中公主头上的发结颇为相似。音乐天使的音量是由多重行程构成的——从我心中对他的不同回忆点到不同的符号，从视觉到帮助我深入到他内心存在去的我自身最深刻的内心感觉，同样，阿尔贝蒂娜所弹奏的音乐也有一个音量，这是由乐句不同的可见性所构成的；我的乐句里投入的智慧之光有多有少，因此那些几近全部淹没在迷雾之中的音乐之楼的轮廓连接起来的程度也有所不同。阿尔贝蒂娜知道，她向我推荐半明半暗和混沌无形的东西，让我的思想对它们进行塑造，我十分高兴。她猜到，一段音乐弹奏到第三第四遍，我的智慧便对各个部分有所企及，将各个部分置于同一视线。对这些部分，我已没有任何活动需要开展，只需将它们展开，并固定在同一个面上即可。然而，阿尔贝蒂娜并不急于改奏一段新的曲子。尽管她未必觉察得出我内心所展开的工作，但她清楚，每当我的智力工作驱散一部作品的神秘，完成了其艰苦的任务以后，作为补偿，它很少没有获得这样或那样有益的反省，及至哪一天阿尔贝蒂娜说：“这简乐谱我们要交给弗朗索瓦丝，叫她替我们去换一个了，”对我来说，这经常意味着世界上少了一段乐曲，但多了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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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委拉斯盖兹（1599—1660），西班牙肖像画家。 

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阿尔贝蒂娜丝毫没有要求重见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而且在我们一起制订的所有度假计划中，由于贡布雷离蒙舒凡太近，她主动提出避开贡布雷。即然如此，我再对她们表示嫉妒，就不免有些荒唐可笑了。所以我经常请阿尔贝蒂娜为我弹奏凡德伊的音乐，心里不再产生痛苦。只有一次，凡德伊的音乐成了产生我嫉妒之心的间接原因。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在维尔迪兰家听过莫雷尔演奏凡德伊的作品。有一天晚上，她跟我谈起莫雷尔，向我表示要去听他演奏，并十分希望跟他认识。在此以前两天，我正好听说莱娅给莫雷尔写了一封信，无意中被德·夏吕斯先生截得。我便怀疑，是不是莱娅对阿尔贝蒂娜谈起了莫雷尔。“肮脏的女人”、“淫邪的女人”的话不由浮上我的心头，使我恶心。这样，凡德伊的音乐与莱娅——而不是与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痛苦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当莱娅所引起的痛苦消减了，我才可能没有痛苦地听凡德伊的音乐。一个痛苦治好了我，阻止了其它痛苦产生的可能性，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听到的音乐，当时听起来，有些乐句只是一些浑然模糊的幼体，很难分辨清楚，现在这些乐句却变成了雄伟辉煌的大殿；有些乐句当时我难以认清，认清了也觉得十分丑陋，现在却变成了女友。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乐句会象有些人一样，初看十分令人讨厌，但一旦被我们所了解，就立刻变成了我们现在所发现的样子。两个状态之间，发生了一个真正的嬗变。另有一种情况，有些乐句本来十分清晰，我当时听不出来，现在听起来却一清二楚，听得出它们与其他作品的联系。譬如，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听到的七重奏中，有一句管风琴宗教变奏乐句，当时就未曾引起我的注意，然而，这句乐句犹如从天堂神宇拾级而下的圣女，来到音乐家熟悉的仙女中间，与她们融为一体。此外，我曾经觉得有些表现正午钟声欢腾快乐气氛的乐句，缺乏悦耳的音调，节奏过于机械，现在却成了我最喜欢的乐句。这不是因为我习惯了它的丑陋，就是因为我发现了它的美丽。我们对任何杰作，起初感到失望，后来作出相反的反映，究其原因，是因为起初的感受在弱化，或者因为我们为发掘真理作出了努力。这是适用于一切重要问题——艺术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以及灵魂永恒的问题——的两种假设。这两种假设，必须选择其一。就凡德伊的音乐而言，时刻都需要作这种选择，而且选择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我之所以认为凡德伊的音乐是比任何名书更为真实的东西，我不时想，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感受不是以思想的形式出现的。我们是靠文学转译，即精神转译才使人们对我们的生活感受产生意识，分析阐释的。但是文学转译还不能象音乐那样，对生活的感受进行重新组织，音乐似乎就是跟随我们变化、再现我们内心感受的最高音符，是赋予我们特殊陶醉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就处在这种特殊陶醉之中。当我们说：“天气多好！阳光多么明媚”时，这种陶醉，旁边的人是绝对无法共享的。同一个太阳，同一种天气，在人们的心里激起的震颤是完全不同的。凡德伊的音乐中就有这样一些景象，这些景象是完全无以言传的，我们也无法凝视静观。我们在入睡的时候会受到这些奇观妙景的抚摸，但就在这个时刻，理智已经抛弃了我们，我们的眼睛已经闭上，还未及认识这不可言喻和不可视见的东西，我们已经进入了睡乡。我觉得，当我沉浸于艺术就是真实这一假设时，音乐所能提供的，不仅是晴朗之日或鸦片之夜所能激发的那种纯粹的神经快悦，而是一种更加真实、更加丰富的陶醉。我的感觉至少如此。一件雕塑、一段乐曲，它们之能够激起高尚、纯洁、真实的感情，不可能没有任何精神现实为依据，否则生活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任何东西都比不上凡德伊一个漂亮的乐句，都比不上它那样，能充分表现我生活中时而感到的那种特殊快悦，也就是我面对马丹维尔钟楼、面对巴尔贝克路边树木，或者简单地说，本书开卷谈到的品茶时所感到的那种特殊快悦。凡德伊的创作就犹如这一杯茶，他从音乐世界为我们送来了光怪陆离的感觉。明亮的喧哗、沸腾的色彩在我的想象前欢快的舞动着，挥动着——但速度之快，我的想象根本无法抓住——散发老鹳草芬芳的绫罗绸缎。虽然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在回忆中是不能深化的，但是时间场合特征能够告诉我们，为什么某种味觉会使我们回忆起光的感觉；根据时间场合特征，模糊的感觉至少可以得到澄清。然而，凡德伊作品引起的模糊感觉并非来自一种回忆，而是来自一种感受（如对马丹维尔钟楼的感受）。因此，从他音乐散发的老鹳草芬芳中，应该寻找的不是物质的原因，而是深层的原因。应该发现，这是世人不知的，五彩缤纷的欢庆（他的作品似乎就是这种欢庆的片断，是露出鲜红截面的片断），是他“听到”世界以后，把世界抛出体外的方式。任何音乐家都未向我们展示过这一独特世界，其特性鲜为人知。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最能证实真正天才的，正是这一世界的特性，而根本不是作品的本身。“难道文学也是如此吗？”阿尔贝蒂娜问我。“文学也是如此。”我反复回味着凡德伊作品单调重复的特点，向阿尔贝蒂娜解释说，大凡伟大的文学家，向来都是靠同一部作品震惊世界，确切地说，他们通过社会各界向世界折射出的是同一种美感。“我的小乖乖，如果时间不是那么晚了，”我对她说，“我可以拿您在我睡觉时阅读的所有作家来作例子，说明这一点。我可以向您说明，凡德伊作品就具有类似的同一性。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您跟我一样，现在也开始能够辨认那些典型的乐句了；这些典型乐句，在奏鸣曲中出现，在七重奏中出现，在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这些反复出现的都是同一些乐句。这就好比巴尔贝·多尔维利①的作品，总有一种隐蔽的、但露出蛛丝马迹的现实。这里有中魔女人②和埃梅·德·斯邦③，有拉克劳特④的生理性脸红和《深红色窗帘》中的手⑤，有传统的习惯，有昔日的风俗和古老的字眼，还有蕴含着过去的古老而奇特的手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地牧人口授的故事，充满英国香气、美如苏格兰村镇的高贵的诺曼底旧城，以及诸如费利尼⑥、牧羊人⑦等等那些使人们束手无策的恶运预言者。无论是《老情妇》中妻子寻夫也好，还是《中魔女人》中丈夫跑遍沙漠，而中魔女人却刚做完弥撒走出教堂，字里行间中总是弥漫着同一种焦虑不安的气氛。连托马斯·哈代⑧的小说中石匠凿出的几何形石块也依然可以跟凡德伊的典型乐句作同等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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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尔贝·多尔维利（1808—1889），法国作家。 

②为多尔维利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③为同作者小说《击剑骑士》中的主人公。 

④为《中魔女人》中的人物。 

⑤指同名小说中女主人公阿尔贝特小姐在饭桌下偷偷拉住年轻军官的手。 

⑥为同作者小说《老情妇》中的主人公。 

⑦《中魔女人》中的人物。 

⑧哈代（1840—1928），英国作家。《无名的裘德》《心爱的人儿》《一双湛蓝的秋波》均为他写的小说。 

第五部 女囚(18)

凡德伊的乐句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小乐句。我对阿尔贝蒂娜说，另外那个小乐句曾经仿佛是斯万和奥黛特两人爱情的圣歌。“我说的就是希尔贝特的父母。我想您一定认识希尔贝特。您告诉过我，她这人品行不端。难道她没有设法同您有点什么关系吗？她倒跟我说起过您。”“是的，有时候碰上天气不好，她父母就派车子到学校来接她。我想，有过一次她带我一起回去，还吻了我。”她隔了一会儿笑着说，仿佛这番秘密说出来十分有趣。“她有一次突然间问我是不是喜欢女人，”（如果她认为自己至多只能大致回忆起希尔贝特曾经用车带过她，她怎么又能那么准确无误地说出希尔贝特曾经向她提过这个蹊跷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突然想要骗骗她，我便回答她说，喜欢。”（阿尔贝蒂娜似乎担心希尔贝特已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不希望让我发现她是在撒谎。）“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干。”（她们互相交换了内心秘密，而且照阿尔贝蒂娜自己的话说，在此之前，她们还接了吻，但又说她们什么也没干，这不免有些奇怪）“她就这样用车带过我四五次，也许更多，不过，仅此而已。”我不再提什么问题，我心里很难受，但我尽力克制自己，以表示自己对这一切毫不在乎，泰然处之。我重又回到托马斯·哈代笔下石匠的问题上。“您肯定还记得《无名的裘德》吧，在《心爱的人儿》中也有描写，父亲从岛上采了石头，用船远回，堆放在儿子的工作室里，那些石头就变成了雕像；在《一双湛蓝的秋波》中，坟墓的排列是互相对称的，船舶的线条也是对称的，两个情人和女死者处在两个毗邻的车厢里。《心爱的人儿》描写的是一个男人爱三个女人，《一双湛蓝的秋波》描写的是一个女人爱三个男人。这些小说都是相互呼应，叠床架屋，犹如岛上石屋一样，垂直向上，层层相叠。靠这么一分钟的时间，跟您谈论伟大的作家，我实在无能为力，但您在斯丹达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到，地势的高度，跟内心活动就有紧密的联系：于连·索雷尔是被囚禁在一个高地上；法布里斯①被关闭在一座塔楼顶端；布拉内斯教士②在钟楼上研究星相，法布里斯在钟楼上眺望美丽的景色。您说您看到过弗美尔的一些画，您一定发现，这些画只不过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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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丹达小说《巴尔巴修道院》中的主人公。 

②《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 

不管这一美感世界得到如何的创造，那始终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块地毯和同一个女子。如果我们只是注意色彩的特殊效果，而不善于从主题上将这美感世界联系起来，那么这个美感世界对当今时代就是一个谜，任何东西都与之毫不相象，任何东西都无法对它作出解释。这种新的美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①的所有作品里都具同一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子（跟伦勃朗笔下的女子特征一样明显）表情神秘莫测，可爱的美貌会风云突变，和蔼善良会骤然变成凶恶狰狞（尽管实质上她仍是一个好人）。但干变万化，他塑造的总是同一种女子。娜斯塔西娅·菲里帕夫娜先写信给阿格拉耶说，她喜欢她，继而又说十分恨她。在一次与此完全相同——另一次娜斯塔西娅·菲里帕夫娜辱骂笳纳父母与此也完全相同——的造访中，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虽然曾经觉得格鲁申卡非常凶恶，但格鲁申卡在卡捷琳娜家里却非常客气。可是格鲁申卡突然开口辱骂卡捷琳娜，露出一副凶狠的神态（尽管格鲁申卡心底仍然十分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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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鲁斯特在此引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部作品：《罪与罚》、《白痴》和《卡拉玛卓夫兄弟》。 

其实这些女子都有异曲同工之处。格鲁申卡也好，娜斯塔西娅也罢，她们的形象不仅跟卡帕契奥画中的宫女一样，而且跟伦勃朗画中的贝特萨贝一样，具有神秘莫测的特征。请注意，那阴阳两变、得意扬扬的脸，使女子显示出完全异于天性的样子（“你不是这样的，”拜访笳纳父母的时候，梅思金对娜斯塔西娅说；拜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时候，阿辽沙也可以对格鲁申卡这么说），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无意写来的。相反，当他刻意追求“画面效果”的时候，获得的却总是愚蠢的效果，描绘出来的画面至多只抵得上孟卡奇①画中某时某刻的死囚或某时某刻的圣母一类的水平。但我们再回过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新的美感世界，它跟弗美尔的画一样，这里不仅有灵魂的塑造，而且有衣著和地点色彩的描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不仅对人物精心刻画，而且对人物的住宅也作了浓墨渲染。《罪与罚》中的看门人以及那凶杀之屋，《白痴》中罗果静杀死娜斯塔西娅·菲里帕夫娜的那宽高阴暗的凶杀之屋，两者的描写难道不一样妙不可言吗？这崭新的、可怕的住所美，这一崭新的，混合的女客美，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创的世界。批评界将他与果戈里②或和保尔·德·戈克③作比较，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比较根本无法揭示这各人所有的秘密美感。另外，我这里对你④谈到的是，两部小说会出现同一种场景。如果一部小说篇幅很长，那末在同一部小说里，就会反复出现同一场景和同一些人物。我可以举《战争与和平》为例，很容易地向你说明这一点。有些车子里的场景……”“我不想打断您，不过既然您刚说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是怕过后忘了。我的小宝贝，不知哪一天您对我说过：‘这就好比塞维尼夫人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我向您承认，我没有理解您这句话的含义。在我眼里，两位作者是那么的不同。”“我的小姑娘，过来，让我亲亲您，感谢您把我的话记得那么清楚，您过一会儿再过去弹钢琴。我承认，我说那番话是相当愚蠢的。不过我说那番话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十分特殊。塞维尼夫人有时和埃尔斯蒂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陈述事情不是遵照逻辑顺序，即先说原因，后说结果，她是先交待结果，致使我们得到的是强烈的幻觉。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人物就是如此。埃尔斯蒂尔表现海水，效果就如大海倒悬于天空一般；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也具有强烈的欺骗性。我们起初读到的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物，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个杰出的好人，或者恰恰相反，结果个个大为惊奇。”“这您说得对。不过能不能举一个塞维尼夫人的例子。”“我承认，”我笑着回答她道，“塞维尼夫人的例子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能找到例子。”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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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卡奇（1844—1900），画家，原籍匈牙利，久居巴黎。 

②果戈里（1809—1852），俄罗斯作家，著有《死魂灵》。 

③戈克（1793—1871），法国作家。 

④在此和下一句，叙述者破例地用“你”称呼阿尔贝蒂娜。 

⑤普鲁斯特手稿中留有一张半空白的纸，准备举例所用。但例子没有用在此处，而是用在第二卷之中。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平生杀过人吗？我读过他的小说，全都可以取名为凶杀始末。凶杀在他的头脑里是个顽念，他反复写这题目，似乎有些不正常。”“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不这么认为。我不太了解他的生平，但可以肯定，他跟众人一样，用不同形式，也许还用法律禁止的形式，犯过原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大概有些罪过，不过那些人物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在判决的时候都得到了减刑。再说作者本人不一定有罪。我不是小说家，但我认为，艺术创造者确实受某些生活形式的吸引，力图表现它们，但他未必身体力行。如果按原先商定，您跟我一起去凡尔赛宫的话，我就给您看一幅肖德洛·德·拉克洛①的肖像，他是一个典型的仁人君子，公认的最佳丈夫，但他却写了一本诲淫诲盗的书。他的肖像对面，是让莉丝夫人②的肖像，她写过充满伦理道德的寓言故事，但是欺骗了奥尔良公爵夫人还不够，还要把她的孩子也拐走，以此来折磨她。当然我必须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谋杀问题的关注是极其特殊的，这使我对他感到相当陌生。我听波德莱尔写道： 

如果匕首、毒药、放火以及强奸…… 

那是由于我们的心，唉，不够大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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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克洛（1741—1803），法国作家。著有《危险的关系》，当时被认为淫诲之书。 

②让莉丝夫人（1746—1830），奥尔良公爵的情妇。著有《道德童话》等。 

③此两句诗出自波德莱尔《恶之花》，开卷的“致读者”中第七小节。全小节四句为： 

如果匕首、毒药、放火以及强奸， 

还没用它们那种有趣的构图， 

装点我们可怜的命运的平凡画布， 

那是由于我们的心，唉，不够大胆。 

我已经目瞪口呆，不过我至少可以相信，波德莱尔说的不是真话。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这一切我觉得离我无限的遥远，除非我对自身的有些东西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自我认识都是逐渐完成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我发现确实有几口深不可测的井，但是，那几口井都是打在人类灵魂的几个孤立的点上。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创造者。首先，他描绘的世界，完全象是他独创的。那些反复出现的小旦，如列别捷夫、克拉马卓夫、伊夫尔金、谢格列夫，这一系列人物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这芸芸众生比起伦勃朗《夜巡》中的人物还要怪诞奇异。然而，这芸芸众生虽说怪诞，形式却没有什么特殊，他们也需要借助灯光和服装，说到底他们也十分平常。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深刻独特之中充满了真实。这些小丑，犹如古代喜剧中的有些人物，扮演着一种濒临绝迹的角色，但是他们却极其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灵魂的某些侧面。可是，有人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笔调之严肃庄重，不能不令我咋舌。不知您注意到了没有，自尊心和傲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物的身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作者来说，爱情和深仇大恨，善良和背信弃义，腼腆和傲慢不逊，这些都不过是同一本性的两种表现。由于自尊心和傲慢，阿格拉耶、娜斯塔西娅、被米基亚扯胡须的老中校以及跟阿辽沙是敌人兼朋友的克拉索特金等等人物，都未能‘如实’表现出各自的本质；还有其他许多人物也是如此。我对他的作品知之甚少。卡拉马卓夫的父亲致使可怜的白痴女人怀了孕。他的罪过犹如一个神秘莫测的动物性行动，它致使做母亲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命运之神复仇的工具，暗中听从母亲的本能，怀着对施奸者的怨恨和肉体承认这双重感情，到卡拉马卓夫家去分娩。这难道不是一个无愧于古老艺术中那纯朴动人的雕塑主题吗？这段情节犹如奥维耶多①教堂雕塑上的女人形象，神秘伟大，令人肃穆。这是第一段情节，与之呼应的是第二段情节。二十余年以后，卡拉马卓夫父亲被白痴女人所生的那个儿子斯麦尔传科夫杀害，致使卡拉马卓夫一家名声扫地。但是接踵发生的一幕，跟白痴女人在卡拉马卓夫父亲花园里分娩一节一样，具有雕塑般神秘莫测的色彩，同样具有模糊的自然美。结果斯麦尔传科夫自缢身亡，至此他的罪行宣告彻底完成。我刚才要谈托尔斯泰，其实，不象您认为的那样，谈托尔斯泰就抛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很多模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许多内容十分浓缩，是一种低声的埋怨，到了托尔斯泰的笔下，这些内容成了绽开的笑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一种原始派作品的阴沉格调，后继的弟子驱散了云雾，带来了阳光。”“我的小宝贝。您这么懒惰真让人讨厌。您瞧，您对文学的见解不是比别人塞给我们的方法有意思多了嘛。别人教我们做《爱丝苔尔》的作业，开头总是一句老套：‘先生’曾记否，”她笑着对我说。她这并不是在讥讽她的老师或者在自嘲自讽，而是因为她在自己的记忆里，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寻找到一件已经略已久远的往事，因此感到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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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处意大利。 

在她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想到了凡德伊。于是，另一个假设，即有关虚无的唯物主义假设，再度在我的心灵出现，我重又发生怀疑。我心想，归根结蒂，凡德伊的乐句虽然似乎表达了类似我在品尝浸于茶中的玛德莱娜小点心时感受到的某种心灵状态，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肯定，这种心灵状态的模糊性即标志着其深刻性；它仅仅标志着我们还不善于分析这些状态。所以这些心灵状态可能比其他任何心灵状态都具有更多的真实性。我品尝那杯茶，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闻到古树的香味，那时候我产生的幸福感，那种肯定自己置身于幸福之中的感觉，那绝不是幻觉。我的怀疑精神告诉我，由于这些心灵状态投入了过多的我们还未意识到的力量，所以即令这些心灵状态在生活中比其他心灵状态更加深刻，但是其深刻性本身就证明它是无法分析的。这是因为这些心灵状态牵涉到的许多力量，我们都无法察觉。凡德伊的某些富有魅力的乐句使人想到这些心灵状态，因为它们也是无法分析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跟这些心灵状态具有同样的深度。纯音乐的乐句之所以美，之所以容易形象地显示我们的非智力感受，或类似的东西，那纯粹是因为音乐的乐句本身就是非智力的。那末，我们为什么要认为这些反复出现于凡德伊某些四重奏和这“合奏”中的神秘乐句是特别的深刻呢？ 

其实，阿尔贝蒂娜为我弹奏的，不仅仅是他的乐曲。钢琴对我们来说，有时候就象一盏科学的（历史的和地理的）魔灯。这间巴黎的卧室，比贡布雷的卧室富有更现代化的创造。阿尔贝蒂娜弹奏着拉摩或者鲍罗丁的作品。随着音乐的起伏，我在卧室的墙上时而看见缀满爱神的十八世纪玫瑰红壁毯，时而看见辽阔无垠、白雪皑皑、万籁俱寂的东方大草原。这些稍纵即逝的装饰就是我卧室的唯一点缀。我在继承莱奥妮姨妈遗产的时候，曾经立下许诺，要象斯万一样，致力收藏，购买书画雕塑，结果我却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替阿尔贝蒂娜买了车马、衣服和首饰。但是，我的房间不是拥有一件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的艺术品吗？那就是阿尔贝蒂娜本人。我瞧着她。一想到是她，我就觉得十分奇怪。曾有好长时间，我一直觉得要认识她真是难上加难，不想今天她却已成了驯服的野兽，成了需要我供给支柱、框架和靠墙的蔷薇，每天每日呆在家里与我朝夕相处，背靠着我的书架，在钢琴前坐着。她的肩膀，当她描述高尔夫俱乐部的情景时，我看见它低垂着，很难让人看清，现在却依靠在我的书架上。她美丽的大腿，我第一天就很有道理地想象过，在她整个少年时代，她的腿脚一直操纵着自行车的脚蹬，而如今，它们却在钢琴踏板上轮流起落。阿尔贝蒂娜坐在钢琴前面，脚上登一双金色的皮鞋，显得绰约多姿。这时，我更觉得她是属于我的。她能神采焕然，都是我所给的；她的手指原来只与自行车车把有缘，现在却如圣－塞西尔①的纤指在琴键上飞快地舞动；她的颈项，坐在床上看过去，丰腴粗壮，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桃晕；她那斜侧的脸庞犹显得更加粉艳，我的眼光从我内心深处射发，满载着回忆，燃烧着欲望，给她的脸庞增加了一种光彩和活力。瞬间，阿尔贝蒂娜的脸似乎附着了魔力，其立体感不翼而飞了。犹如那一天在巴尔贝克旅馆，我很想吻她一下，我的视觉因这过于强烈的欲望而模糊了，她脸的每一个侧面都发生了延伸，越出了我的视觉范围。但是我的感觉却更加清楚。她眼皮半合着，蒙住了眼睛，头发垂落着，遮住了大部分脸颊。我能看到的虽然只是层层相叠的平面，但我却能感受到那藏于平面背后的立体感。她的眼睛就象乳白的矿石包含着的两块唯一的魔光片，它们比金属还要坚硬，比阳光还要灿烂，加在无光材料中间，宛如我们压在玻璃下面那两片淡紫色的蝴蝶薄翅。她回过头来问我弹奏什么曲子，那乌黑卷曲的头发立时显出丰富协调、独具一格的花样。它有时上尖下宽，形成一个羽毛丰盛的黑色三角形，很象一羽美丽的翅膀；有时候弯曲的发环隆成一堆，形成一片雄浑起伏的山脉，山脊、分水岭以及断崖峭壁尽收眼底。卷曲的环形多彩多姿，变幻无常，似乎早已超出了大自然通常所能实现的森罗万象，唯有雕塑家的愿望才能与之呼应——雕塑家善于施展精湛的技艺，讲究刚柔相济、奔放不失和谐，刀法要有力度——光如漆木、艳如桃红的脸庞，在乌发的一截一盖之中，更显出其生动旋转的曲线来。房间的这一角放着书架和钢琴——钢琴犹如管风琴的木壳，将她的身体遮掩了一半——它们跟她的窈窕多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又十分协调，因为她善于使自己的姿态适应钢琴和书架的外形以及用途，与它们融为一体。于是，房间的这一角整个化为这位音乐天使的辉煌圣殿和诞生地，而这音乐天使又如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片刻之后将听从温柔的魔法，脱离其栖身之所，把粉红的精髓赠与我的亲吻。但不，对我来说，阿尔贝蒂娜根本不是一件艺术品。我知道什么叫用艺术眼光来欣赏女子，我了解斯万。我不行，不管是什么女子，我都不会用艺术眼光来欣赏，我缺乏外部观察的精神，从来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女子，在我看来，根本不足称道，可是斯万一见，却立刻在她身上添加一层艺术尊严——他在她的面前大施殷勤，在我面前把她比作卢伊尼②的肖像，又说她的服饰打扮反映着乔尔乔涅画中人物的服饰——对他这套本领，我是五体投地，我丝毫没有这份天赋。从实而言，我一旦把阿尔贝蒂娜视为我有幸占有的古色古香的音乐天使，就立刻会对她失去兴趣，无动于衷，在一起不久就感到无聊了，不过无聊的日子为时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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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塞西尔，于公元232年殉教，主司音乐。 

②卢伊尼，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 

我们所喜欢的东西，仅仅是我们还未占有的东西，仅仅是因为这东西可资我们追求不可企及的东西。我很快又开始发现，我并未占有阿尔贝蒂娜。我从她的眼睛里看见，她时面对纵乐充满希冀，时而充满回忆，也许时而还充满怀恋。我猜不透她的心思。她宁可不去纵乐，也不愿把这些心思告诉我。我从她的眸子中抓住的只是一柔微光，犹如那些被拒之场外，贴住门窗玻璃使劲瞅看，却一点也看不到舞台演出的观众一样，我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所有欺骗我们的人，都是坚持说谎的人，我不知道她是否属于这种人。但是这事未免有些奇怪，犹如最不信教的人却铮铮表示，他们对善良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如果我们对说谎者说，说谎比坦白更加使人痛苦，那是白费口舌。尽管他们对此是有认识的，但那无济于事，他们稍过片刻仍会撒谎。他们起初对我们说过，他们自己是什么人，我们在他们眼里又是什么人，说了这话以后他们不能出尔反尔，因此只能一骗到底。正因如此，有一个无神论者，别人都认为他十分正直勇敢，为了不打破别人对他的这种看法，他情愿抛弃对生活的眷恋，甘心殉身）。从她的目光和微笑中，从她的一撅嘴中，我有时候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活动。尽管我被拒绝观看这些内心景致，但那些晚上我仍凝神静观。我发现她跟我有所不同，离我很远。 

“您在想什么，我亲爱的？”“没想什么。”有时候，我责备她不该什么都瞒着我。作为补救，她便告诉我一些众人所知的事情（犹如政治家们从来不会拿一些小道消息当什么正经的事情，而只会就前一天报上已经发表的重要消息大发议论），或者模棱两可，故作神秘地告诉我，在认识我的前一年，她曾骑车到巴尔贝克作过旅行。我根据她那神秘的微笑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她是一个非常自由，能作长时郊游的姑娘。我的结论仿佛是正确的。她一回忆起那些远游，嘴角上便会掠过一丝我初到巴尔贝克海堤，那深深打动了我的微笑。她还向我叙述过，她跟女友们到荷兰乡村远足，晚上很晚才回阿姆斯特丹，马路和河边人群熙熙攘攘，充满了欢乐。她跟那些人几乎个个都熟悉。在她的眼里，我仿佛就是坐在疾驶的车辆里，隔着模糊的玻璃窗所看见的，无数稍纵即逝的灯光。对阿尔贝蒂娜生活过的地方，对她某天晚上所能做的事情，对她施过的微笑和秋波，对她说过的言语，对她受过的吻，我一次又一次充满了痛苦的好奇。相比之下，所谓的审美好奇只配称作无动于衷！我对圣－卢产生过一次嫉妒，尽管它久久留在我的心里，但它根本比不上阿尔贝蒂娜给我造成的这无限的忧伤。女子间的爱情实在过于神秘，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切地想象出其乐趣和质量究竟是什么。想到阿尔贝蒂娜，我就好象站在剧院门口，一一点着数，放自己的一大批随从过去，让他们进入剧场。我未多加注意，其实阿尔贝蒂娜已把多少人和多少地方（尽管那些地方跟她没有直接关系，那只是一些她得以尝到乐趣的寻欢作乐之地，一些人群熙攘，比肩继踵之地）从我想象和回忆的门槛，引入了我的心房！如今，我对这些地方已经有了内在的、直接的、痉挛的和痛苦的认识。爱情，就是心灵可以感觉的时空。 

如果我自己是忠贞不渝的，那我对水性杨花就无法设想，因此也就不会痛苦；我之所以想象着阿尔贝蒂娜做这做那，心灵备受折磨，正是因为我自己始终存在着喜新厌旧的欲望，喜欢取悦新的女子，起草新的小说。那一天我跟她一起去布洛尼林园，桌边坐着一批骑车姑娘，我禁不住瞟上一眼，这就得归结于这永久的欲望。所谓认识，只有对自身的认识而言。我们几乎也可以说，所谓嫉妒，只有对自身的嫉妒可言；别人的行为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只有从自身感到的快乐中才能引出智慧和痛苦。 

有时候，阿尔贝蒂娜脸色突然起火，双目闪烁，我感到，仿佛有一道情热的闪电无声地划过她的回忆区。她的回忆在回忆区内不断发展，我却一无所知。要企及这一地区，简直要比登天还难。我想到，在巴尔贝克也好，在巴黎也罢，我认识阿尔贝蒂娜虽有多年，但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的女友有一种特殊的美。她虽然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但是已经流逝的时日却多少仍保存在她的身上。对我来说，这种美是一种令人心碎的东西。在这张泛着红晕的脸庞后面，我感到蕴藏着一个万丈深渊，蕴藏着我未认识阿尔贝蒂娜以前那些无止无境的夜晚。我虽然可以让阿尔贝蒂娜坐在自己的膝上，双手捧住她的脸，可以在她身上随意抚摸，但是，我手中仿佛在摆弄着一块含有太古海洋盐量的石块，或者是一颗天星的光亮。我感到，我触摸到的，只是一个生物体封闭的外壳，而生物在其壳内却可以四通八达，大自然只是创造了人体的分工，却没有想到使灵魂的相互渗透成为可能。由于大自然的疏忽，我们如今落到这种境地，我为之多么痛苦！我把阿尔贝蒂娜藏在家里，前来拜访我的人谁都想不到，在走道尽头的房间里居然有她这个人存在。我把她藏得如此严密，犹如那瞒着众人，将中国公主封藏在一个瓶里的人一样。我曾经以为，这样，阿尔贝蒂娜就成了一个美妙的囚人，从此能够充实我的住宅。我发现原来事实并非如此（她的身体虽然控制在我的法力之下，但她的思想却逃脱了我的控制），她不如说象一个时间女神，不由分说地敦促我去寻找过去。虽然我为她不得不损失了若干年时间，损失了我的财产——但愿我能对自己说，财产丝毫未受损失；可惜的很，这事未必肯定——对此，我无所惋惜。也许一人孤独地生活会更有价值，更加丰富，更少痛苦。尽管斯万建议过我搞搞收藏，德·夏吕斯先生也曾带着风趣和傲慢对我说：“您家里真丑！”责备我一点不懂收藏，但是这又于事何济？我们四方寻觅雕塑和画幅。把它们占为己有；甚至不是出于什么功利，专作欣赏之用；我们的小伤口就此很快愈合了。但是我们一不注意，或是阿尔贝蒂娜，或是那些无动于衷的人，甚或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无意中干出了蠢事，伤口就立刻会重新破裂。因此，有什么书画雕刻能够给我打开一个走出自身的出口，使我走上个人之间的交流之路，继而走向一条大道——这条路上通过的，是我们受其痛苦才能获得认识的东西，即他人的生活？ 

有时候皓月当空，十分美丽。阿尔贝蒂娜上床已近一个小时。但我还是走到她的床边，想叫她瞧瞧窗外的景色。我敢肯定，我这是真的为了让她赏月。而不是为了放不下心，看她在屋里好不好我才去她卧室的。她希望怎样装假，而且能够怎样装假来逃离卧室呢？她必须和弗朗索瓦丝串通好了，否则此事绝对不能成功，走进幽暗的房间，除了白色的枕头上有一圈薄薄的冠冕形黑发，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能听见阿尔贝蒂娜的呼吸声。她已睡得很熟，我十分犹豫。但我还是走到她的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睡眠带着喃喃的低语继续流动着。她惊醒过来。无法言喻有多么快活；我刚吻她，推了她一下，她便醒了。一下子咯咯笑了起来。两臂缠住我的脖子，对我说：“我正在想你会不会来呢，”说完笑得更加厉害，更加温柔了。仿佛她睡着的时候，那美丽动人的头颅里装进去的尽是快乐、温情和笑声。我唤醒她，犹如掰开了一只水果，只见那解渴的果汁喷溅而出。 

这段时间，冬天已经过去，美丽的季节重又归来。阿尔贝蒂娜仅仅向我道安才来我的卧室。经常当我的房间窗帘以及上面的墙壁都还漆黑无光的时候，我听见隔壁修道院花园里，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已经开始啁啾鸣唱，寂静之中那丰富细雅的乐调，犹如教堂风琴一般；鸟儿借着吕诋亚调式①，已经唱起了晨经，用丰富辉煌的音符，将它看见的太阳撒入我昏暗的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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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世纪宗教音乐调式。 

不久，夜就缩短了。按原来的时间推算，还没有到早晨我的窗帘上面已经透进了乳色的亮光，而且时间越来越提前了。尽管阿尔贝蒂娜矢口否认自己过着囚徒的生活，但我却有这种感觉。我之所以继续让她过这种生活，这仅仅是因为我每天都在想，第二天我肯定就可以起床出门，开始为迁居的事作些准备工作。我们要购置一处房产，在那里、阿尔贝蒂娜可以不用为我担心，更加自由地过一种乡村生活或海滨生活，划船狩猎，由她高兴。可是到了第二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阿尔贝蒂娜身上包蕴的昔日的时光，我有时喜欢，有时憎恶（换了是现今的时光，双方出于利益、礼貌或者怜悯，都在用被我们奉为事实的谎言，努力在时间和我们之间编织一道幕帘）。我原来以为，我对这过去的某些时日是了解的。可是突然间它向我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她没有设法向我掩盖这种新的面貌，但跟以往出现在我眼前的面貌毕竟是截然不同的。我现在从她眼神背后看出的，不是以前那种善良的意图；我突然间发现的，是至此我从未预料的一种欲望。我原以为阿尔贝蒂娜与我同心同德，其实她与我是离心离德的。譬如，安德烈七月份离开巴尔贝克的时候，阿尔贝蒂娜不久就要同她见面；但她只字不提，我估计，她甚至比她想象的还要早，就已重新见到了她。由于我在巴尔贝克产生了巨大的悲伤，九月十四日那天晚上她为我作出了牺牲，没有留在巴尔贝克，当即随我回了巴黎。十五日她到达巴黎以后，我就请求她去见安德烈，并问她：“她见到了您高兴吗？”眼下，邦当夫人给阿尔贝蒂娜带来了一些东西，我注视了她片刻，对她说，阿尔贝蒂娜跟安德烈一起出去了：“她们到郊外去散步了。”“是的，”邦当夫人回答我说，“说到郊外，阿尔贝蒂娜不是个爱挑剔的人。譬如三年以前，她每天都免不了要去肖蒙岗。”我一听到肖蒙岗这地名，忽然想起阿尔贝蒂娜对我说过，她从未去过那地方，我的呼吸都快停止了。事实是最狡猾的敌人，它往往向我们心脏防备薄弱的部位发动突击。阿尔贝蒂娜对她姨母说，她每天都去肖蒙岗，是否是在对她姨母说谎，而此后对我说根本不认识那地方，是否又在对我说谎？“幸好，”邦当夫人补充道，“这可怜的安德烈不久就要动身去一个乡村了，去真正的乡村，她很需要，这对她的健康有好处，她脸色那么不好。今年整个夏天她都没有呼吸到她所需要的空气。想一想，她七月份离开巴尔贝克，本来以为九月份就能回来的，没料到她的兄弟摔脱了膝盖骨，结果就没能回来。”如此看来，阿尔贝蒂娜是在巴尔贝克等她，她却瞒了我！确实，建议我回去，这样显得比较客气。莫非……“对，我记得阿尔贝蒂娜跟我谈起过这事……（这不是真的）。那么这意外的事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对这一切，我脑子里有些糊涂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事发生的正是时候，因为迟了一天，别墅就开始租用了，那样安德烈的祖母就要白白多付一个月的租金。他的腿是九月十四日摔坏的，安德烈十五日早晨赶紧发电，告诉阿尔贝蒂娜，说她不来了，阿尔贝蒂娜赶紧通知租房介绍所。拖一天的话，房租就要付到十月十五日了。”原来是阿尔贝蒂娜改变了主意。她对我说：“我们今晚就走吧，”她说这话，眼前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套房，即安德烈祖母的套房。在巴尔贝克没有见到那位女友，现在一回去就能见到了。这一切我原来都蒙在鼓里。 

她提出要跟我一起回来。提出如此客气的建议，与她前不久一味拒绝的态度相比，真是起了天大的变化。我曾经以为，她说话那么和蔼客气，说明她有了回心转意。其实，这些话恰恰反映出我们不知不觉中情况已发生了突变。这种情况的突变，正是不爱我们的女人特有的复杂品行的全部秘密所在。这种女人显得十分固执，对第二天的约会一口拒绝，说是她们疲倦了，再加上她们的祖父会强行留她们在家吃饭的。“那您可以吃完饭再来嘛，”我们坚持说。“他会把我留到很晚的，还会一直把我送到家里。”说到底，她们纯粹是已经跟喜欢的人订好了约会。不想某君临时改说有要事缠身，不能赴约。于是她们便来对我们说，怠慢了我们，她们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她们已设法打发了祖父，可以跟我们呆在一起了，哪怕天塌地崩也不离开我们。离开巴尔贝克那天，阿尔贝蒂娜就对我使用过这套语言，对那套言辞我大概还有鉴别能力，当然要阐释这套语言，仅仅有鉴别能力还不够，还需要回顾一下阿尔贝蒂娜性格上的两大特点。 

阿尔贝蒂娜的两大性格特点此刻浮上了我的心灵。我们在记忆中找到的东西是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记忆就如药房和化学实验室，有时候我们侥幸将手放入一瓶镇静药水中，有时无意中放入了危险的有毒药水。因此，阿尔贝蒂娜的性格特点，一个对我起到了安慰的作用，另一个却使我沮丧不堪。阿尔贝蒂娜的第一个特点，是她做一件事情，习惯于要一举多得，让多人受益，使多人快活；这是阿尔贝蒂娜的典型特征。她要回巴黎（安德烈不回巴尔贝克，这件事虽然使她感到难受，但这并不意味她缺了安德烈就活不下去）。她要借这趟旅行的机会，设法使她真心相爱的两个人都受感动，这就完全是她的性格所决定的。她一方面使我相信，这次旅行是为了不撇下我一个人，她这是出于对我的忠诚，不愿让我痛苦。另一方面，她又让安德烈深信，她本来在巴尔贝克多留一段时间，纯粹是为了能够见到她，现在既然来不了巴尔贝克，她在那儿多呆一分钟也毫无意义了，所以当机立断就赶回巴黎去见她。事实确实如此，阿尔贝蒂娜要跟我一起动身回巴黎，她是在我惆怅不堪，表示要回巴黎的愿望以后，同时是在收到安德烈的电报以后，才作出这一决定的。安德烈和我，我们俩人互不通气，她不知道我忧心如焚，我也不知道她发了电报。阿尔贝蒂娜的决定之突然，以至于安德烈和我都自然而然地以为，阿尔贝蒂娜的动身是出于我们俩各自有数的原因，而且动身这一结果离着原因又是只差几个小时，因此多么出人意料，喜出望外。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可以认为，陪我同行这就是阿尔贝蒂娜的真实动机，但她一箭双雕，又向安德烈讨了头功，使她感激不尽。不幸的是，我随即又想起了阿尔贝蒂娜的另一个性格特点，那就是她一经快乐的诱惑，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她。我记忆犹新，她决定跟我一起起程，就立刻急于要去赶火车，当时神父想挽留我们一会儿，她就怕神父误了我们的火车，使劲地催促。坐上小火车以后，康布梅尔先生问我们，是否能够推迟一星期动身，她暗中向我耸肩，致使我深为感动。原来，她如此坐立不安、急于动身，就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那间空闲套房。那套房间我见过一次，它是安德烈祖母的财产，富丽堂皇；正午有一个老仆人看着，空旷、幽静，阳光犹如一层薄纱覆盖在沙发和卧室的椅子上。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就嘱咐门卫，她们在卧室休息，别让任何人前来打扰；门卫或是天真无邪，或是狼狈为奸，总是唯命是从。现在这套房间时刻都在我眼前摇晃。它空关着，每当阿尔贝蒂娜心情烦躁，神情严肃，她便去那儿跟她女友会面。她的女友无疑比她先到一步，因为她要空闲得多。在此以前，我从未想到过这套房间，可是现在对于我来说，它带着一个可恶女人的影子。人类生活的秘密和大自然的秘密是相同的。每一次科学的发现对秘密的疆域只能是一次推移，而不是消除。一个嫉妒者把心爱的女子千万个小乐趣给剥夺了，自然是要把她激怒的。尽管嫉妒者有时才智超人，富有洞察力，又靠第三者提供最佳消息，但是那些乐趣已经成了女子生活的实质，所以她必将其深藏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使他无处寻觅。归根结底，安德烈至少要走了。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上了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的当，因此受阿尔贝蒂娜的蔑视，有朝一日我会对她把话挑明，让她明白，她尽管可以把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但有些事我是了如指掌的。这样，我也许可以逼她说出些实话来。但是，我现在还不愿意把这件事兜出来。首先，她姨妈来访才不久，她一猜就能猜到，我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会断了我的这条消息源，而对没有来源的消息又毫无畏惧，其次，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把握，愿留阿尔贝蒂娜多久就留多久，我不愿意冒险，过多地引她发怒，其后果只能促使她希望更早地离开我。如果我根据她的话语——她对我的计划总是表示赞成，表示十分喜欢这种生活，囚禁生活对她来说只剥夺了微乎其微的东西——来作推理，按此去寻找事实真相和预测未来，我可以毫不怀疑，她会永远地留在我的身边。为此，我甚至还感到十分为难。我感到，有许多生活天地我都还未体验过，而且再也体验不到了。因为我的生活已经作了交换，只能跟这么一个已毫无新鲜之处的女人一起生活，害得我现在连威尼斯也去不了，因为一到那里，我睡下以后心灵就会不得安宁，害怕她会被船夫、旅馆伙计和威尼斯姑娘勾引去。我这些想法也许不错。但是，如果我根据另一种假设，即不是根据阿尔贝蒂娜的话语，而是根据她的沉默和目光、她的汗颜和赌气、甚至于根据她的动怒——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告诉她，她只是在发无名之火，我只是置若罔闻而已——来进行一番相反的推理，那么我的想法是，这种生活在她是无法忍受的；她所喜爱的东西，每时每刻都受到剥夺，这样，她注定有朝一日要离我而去。如果她真要决定离开我，那我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选择一个有利时机让她走，也就是说，她走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太感痛苦，她走的那个季节也应当是我想象不出她能到什么地方去寻欢作乐，譬如，她不可能到阿姆斯特丹、安德烈家或凡德伊小姐家去。当然几个月以后，她还是见到了凡德伊小姐。可是，从此到几个月以后，我的心情会平静下来，对这一切会变得无动于衷。前后相距几个小时，阿尔贝蒂娜从决定不想离开巴尔贝克一变为决定立即离开，我发现了个中的原因，内心留下了小小的创伤。要想达到心绪平静，无动于衷的那一天，必须等到这创伤愈合以后才行。如果从此我不再受到什么新的打击，那么病症就会逐渐减轻，直至完全消失。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分手虽然不是迫在眉睫，但已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但是，由于我目前病症还未减退，现在就实行分手，必定要增加痛苦和困难，所以还是以“冷处理”为上策。时机的选择要由我来作主。如果在我决定分手之前，她抢先一步，宣布说她厌透了这一生活，一定要走，届时仍然来得及考虑如何击倒她。我可以给她更多的自由，向她许愿，保证让她立即得到她企盼已久的乐趣；如果只能靠打动她的心来获得援救，我还可以向她吐露我的内心惆怅。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心底泰然。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自己也常常缺乏逻辑，跟她说话，告诉她我的想法，从来不加注意，前后发生矛盾。基于这一假设，我猜想牵涉到分手的事情，她肯定会早早地提出她的理由来。这样我可以从容地驳回她的理由，说服她。 

我感到，我跟阿尔贝蒂娜的生活，不嫉妒则是无聊，一嫉妒便是痛苦；即便是有幸福，也是不得长久。那天晚上，在德·康希梅尔夫人来访以后，尽管我们俩人心情都十分愉快，但我仍凭着巴尔贝克时的明智，决意离开她，因为我很清楚，发展下去，对我并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是我到现在都仍这么想象，我对她的思念将是我俩分别时刻所留下来的一个颤音；一个加了持续音的颤音。因此，我愿意选择一个甜蜜温柔的时刻，以后好让我内心继续震颤着这美好的时刻。不应该挑剔，左盼右顾，应该要有明智。可是既然已经等了那么久，与其说眼看她象我从前一样，妈妈未再吻道晚安或者到火车站给我送别，我就一气之下走开，还不如耐心地再等几天，一直到出现一个可以接受的时刻，不然那就太没有理智了。我不顾一切，对她百献殷勤。买福迪尼长裙的事情，我们终于共同商定，还是用金蓝面料、玫瑰衬里订制一件，现在刚刚做好。我一共预购了五件，很遗憾，她都没要，单单喜欢那一件。春天来临，她姨妈对我说的话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发了火。那天晚上，她就是穿着那件福迪尼长裙。裙子使我想到威尼斯，更使我想到我为她作出的牺牲，然而她却没有丝毫感激之情。我虽然从未见过威尼斯，但是自从我孩提时要去那儿度复活节假，甚至更早一些，自从在贡布雷时斯万送给我提香的版画和基多的摄影以后，我对威尼斯就一直日夜向往。阿尔贝蒂娜那晚穿上那件福迪尼长裙，就仿佛是那诱人的、却又隐而不见的威尼斯幽灵出现了。她浑身披满了阿拉伯首饰，使人想起威尼斯城，想起犹如苏丹脸上缀满珠宝的面纱和金碧辉煌的威尼斯宫殿，想起安布罗瓦兹图书馆①的精装图书，想起雕刻着东方鸟的石柱；这些象征着生死轮回的东方鸟，在绸光之中相互映辉，闪烁出深蓝的颜色，然而随着我目光的移动，深蓝色又变化为柔和的金色。这色彩的瞬息变化，犹如坐在威尼斯尖舟上，随看小船轻轻的划移，湛蓝的大运河瞬时会泛出火焰焰的金光一样。更别提那两袖里衬的樱红，那更是典型的威尼斯色调，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提耶波罗②玫瑰色。 

那天白天，弗朗索瓦丝无意中说漏了嘴，告诉我，阿尔贝蒂娜对什么事都不称心；我让弗朗索瓦丝传话告诉她，建议她一起出去走走，或者告诉她我不出门，车子来接她；不管车子来接不来接，不管跟她说什么她几乎一概耸耸肩，爱理不理。那天晚上，我觉得出她脾气不好，又逢上天气第一次暴热，我心情烦躁，再也憋不住一肚子的火，终于指责她忘恩负义：“对，您可以去问问所有人，”我失去了控制，声嘶力竭地叫道，“您可以去问问弗朗索瓦丝。我这只不过是嚷嚷而已。”我这一嚷，立刻回想起阿尔贝蒂娜曾经对我说过，我发怒的时候，她觉得我的脸色有多么难看。她还给我引过一段《爱斯苔尔》③中的台词： 

瞧，这愤怒的前额冲着我， 

我惊魂失魄知几多？ 

唉！面对您眼中喷射的火， 

试问哪颗勇敢的心不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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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处于意大利米兰，拥有大量珍贵的古籍和手抄本。 

②提耶波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 

③拉辛的悲剧。 

我对自己的暴怒十分羞愧，我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后悔。但是，我不能甘拜下风，自认失败。我要向她显示，我的讲和是有武装的、具有威吓力的讲和；同时我觉得，要她去除一刀两断的念头，就有必要表示，我根本不怕一刀两断。于是我说：“原谅我，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对自己这么发怒十分惭愧，后悔莫及。如果我们不再能和睦相处，如果我们必须分手，那也不应该这样，这不配我们。如果必要，我们可以分手，但最重要的是我真诚地请求您原谅我。”我思忖着，如何弥补这一切，保证她打算接下去再留一段时间，至少留到安德烈走了以后——过了三个星期安德烈走了——最好第二天就讨好她一下，给她找一些她曾经有过，但已有好久没再尝到过的乐趣。既然我要消除自己给她造成的烦恼，也许我应该趁此机会向她表明，我要比她想象的更要了解她的生活；到明天，她不愉快的心情将烟消云散，但是，我对她的警告会留在她的脑中；“是的，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多么暴怒，请您原谅我。不过，我不是完全象您想象的那样，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有些坏人总是千方百计挑拨我们俩的关系。为了不让您遭受痛苦，我从未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您。有时我听到一些告发以后，简直要气疯了。”我想趁机向她表明，我对她去巴尔贝克一事了如指掌，便说：“比如说吧，您知道，那天下午您去特罗卡德罗，凡德伊小姐要到维尔迪兰夫人家来。”她一阵脸红。“是的，这事我知道。”“您能向我起誓吗？这不是要跟她重拉关系吧。”“我当然能够向您起誓。可是为什么要说‘重拉关系’？我跟她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关系，我向您发誓。”听到阿尔贝蒂娜这么当面撒谎，我十分伤心。明明是事实，这脸红就是最彻底不过的坦白，可还偏偏矢口否认。她的不诚实叫我伤心。然而，这不诚实却还包含着一层纯洁心的抗议——我无意识中是准备相信她的纯洁的。相比之下，她的诚实对我的刺痛更大。我问她：“您至少是否能够对我发誓，您想去维尔迪兰夫人家白日聚会跟您希望与凡德伊小姐重逢是毫无关系的？”她回答我说：“不，这我不能对您发誓。我确实很希望再见到凡德伊小姐。”还在一分钟以前，我恨她至今还要掩盖与凡德伊小姐的关系，可是现在，她老老实实地承认，要能再见到凡德伊小姐她非常高兴，我听了又从头凉到脚。毫无疑问，当时我从维尔迪兰夫妇家回来，她问我：“维尔迪兰夫妇是不是没有请到凡德伊小姐？”她为的是要向我表明，她知道凡德伊小姐要来，目的就是要我痛苦不堪。但是过后我大概形成了这样一个推理：“她知道她要来，这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十分高兴的事。只是事后她意识到，如果明说出来，就等于让我发现，凡德伊小姐是个臭名昭著、在巴尔贝克如此使我绝望，差一点逼我自杀的人，她居然与此人认识，为此她对我闭口不谈此事。”现在可好，她觉得似乎有必要向我承认，凡德伊小姐来了她很高兴。其实，她当时想去维尔迪兰夫妇家那神秘的样子本来就足以为证，可是我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考虑。尽管我现在心想：“她为什么只承认一半？这岂不可恶可鄙，更兼愚蠢？”可是我精神如此崩溃，以至于我再也没有勇气在这一点上再跟她争论不休，况且在这一问题上我缺乏证据，不占上风。为了恢复我的优势，我话峰急转，立刻提到安德烈，因为安德烈发急电一事是一重大秘密，它将帮助我彻底击垮阿尔贝蒂娜。“再说一件事，”我对她说，“现在有人折磨我，逼得我不得安宁，不断地告诉我您在外面的关系，不过说的是您跟安德烈的关系。”“跟安德烈？”她叫道。由于怒气上升，脸上生火；又由于惊讶，或者故作惊讶，她的两眼直眨。“多……多动听！！能否请教一下，都是谁告诉了您这么些动人的事情？我能亲自跟这些人交谈一下吗？能请教一下，他们这么恶语伤人，有什么凭据？” 

“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没法告诉您，我收到的是一些匿名信，但写的人您也许很容易找到（我这么说目的是告诉她，我才不信她真会去找），这些人似乎对您十分了解。我得承认，最后一封信（我指的就是这一封，因为信中涉及的是区区小事，说出来毫不困难）确把我恼火了，我得向您承认。信中说，那一天我们离开巴尔贝克，您之所以先想留下，后又改变主意走了，就是因为在这当儿，您收到了安德烈一封信，告诉您她将来不了了。”“安德烈给我写信说她来不了，她甚至还给我发了电报，这事我很明白。我不能拿出来给您看，是因为我没有留着。但是信不是那一天来的。再说，即便是那一天，安德烈来不来巴尔贝克，这事跟我又有什么相干？”“这事跟我又有什么相干”是发怒的表示，证明这事就是“跟她有点相干”，但这并不一定证明阿尔贝蒂娜回来纯粹是为了见到安德烈。每当阿尔贝蒂娜发现，她向某人谎编一个行为动机。结果真正的行为动机被此人看穿了，她就会发怒，哪怕此人就是她实实在在替他做了那件事的人她也不管。阿尔贝蒂娜以为，有关她所作所为的这些情报，并不是那些人写匿名信主动告诉我的，而是我拼命向他们索取的，这一点从她接下去跟我说的一番话里丝毫听不出来，因为她那番话听起来似乎已经接受了我匿明信的说法；这一点只有从她冲着我的一脸怒气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怒火看来只能是她先前不快心情的总爆发了，就为此她认定，我从事的间谍活动，只能是我对她行动进行监视而发展成为的结果，对此她早已深信不疑。她的怒火一直发到了安德烈的头上。她心里肯定在嘀咕，现在可好，她连跟安德烈一起出去我也不能忍受了。她说：“再说，安德烈也叫人恼火，叫人讨厌。她明天回来，我可再也不愿意跟她一起出去了。您可以把这一点告诉那些对您说我是冲着她才回巴黎的人。我确实对您说过我认识安德烈已有多年，可是要让我说她长得什么模样，我却说不上来，因为我见她也见得太少了！”可是第一年在巴尔贝克她却对我说：“安德烈长得真动人！”诚然，这句话并不意味着阿尔贝蒂娜跟她有什么爱情关系，而且每次我听到她谈起这类关系都是充满了愤怒。但是，难道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由于她不认为跟一位女朋友搞那些游戏就等于是有不道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别人身上打上了烙印，在她心里却相当模糊；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她自己已经在无意之中起了变化。这种可能性还在于这一变化和对这一变化的无意识都反映于她跟我的关系之中，她在巴尔贝克时如此气愤地拒绝了吻我，然而后来每天都是自己主动来吻我，我希望她再这么长时间地吻我，呆一会儿就吻我。“可是，我亲爱的，您要我怎么去告诉他们，这些人我认也不认识。”我的回答如此坚定，本该可以消除凝聚在阿尔贝蒂娜眼中的异义和疑虑了，可是她的目光却一丝不动。我缄默不语，可是她仍然聚精会神地看着我，就象面对着一个话还没完的人。我再一次向她道歉。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向她道歉的。她重又变得十分温柔。但是我从她忧郁憔悴的脸上看出。她心中形成了一个秘密，我很清楚，她不可能不告而别，而且她也不可能作此希望（要过一个星期她才能试穿福迪尼新长裙），也不可能做到得体，因为我母亲和她姨妈周末都要回来。既然她立时不可能走掉，我为何还要跟她强调，我想送她一套威尼斯玻璃器皿，想第二天跟她一起出去看看，而听到她回答说就这么说定了，我又如释重负？她终于跟我道了晚安，我也吻了她，可是这时她却一反常态，转过了身去，没有还吻我；而恰恰就在一秒钟前我还在想念这巴尔贝克她拒绝了的，而后每天晚上她都给予我的吻。由于赌了气，她似乎不愿意向我表示温存，以免过后让我觉得这场不和只是假的；她似乎是在使自己的行动跟这场不和协调一致。然而，虽然她嘴上不说，虽然她与我断绝了肉体关系，但仍然希望有分寸地保持朋友关系。我又吻了她一次，把那大运河熠熠如镜的金蓝和成双成对的象征生死的鸟紧紧抱在心怀里。然而再一次地，她没有还吻我，而本能地带着预示死亡的凶兽那种不祥的顽固劲，抽开了身子。她身上反映出来的这死亡的预感似乎也侵袭了我，使我充满恐惧和焦虑，以至于当阿尔贝蒂娜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已没有勇气让她离开，又叫住了她。“阿尔贝蒂娜，”我对她说，“我一点也没有睡意。如果您也不想睡觉，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完全可以再呆一会儿。不过我并不一定要您这样，我特别不想叫您累着。”我觉得，我要是能让她脱掉衣服，换上白睡衣，她就会显得较红，较刺激，更容易刺激我的感官，这样和解就会更加彻底。但是我有些犹豫，因为她的长裙的蓝边给她的脸容增加了一层美丽、一道光韵、一片天色，失去了这些，我就会觉得她比较冷酷。她款款地走回来，充满了无限地温存，但仍带着忧郁憔悴的表情对我说：“只要您愿意，我可以留下来，我没有睡意。”她的回答使我静下了心来。因为只要她人不走，我就觉得我可以考虑将来的事情。而且她的回答里也包含着友谊和顺从，不过这是带有某种特性的顺从，我觉得其界线就在于从这忧郁的目光后面透露出来的秘密，在于她改变了的举止仪态——她之所以改变，一半是出于不知不觉，一半是她事先就要使自己的举止与什么事情采取同步一致；而究竟是什么事情，我却不知道。尽管她人在，我还是觉得，她只有象在巴尔贝克时躺在床上，穿着白睡衣，露出颈项，我才有相当的胆量，使她不得不让步。“您既然如此客气，留下来安慰我，您应该把长裙脱了才是，穿着多热，又不随便，我都不敢碰您，怕把裙子碰皱了。把裙子脱了吧，我亲爱的。”

第五部 女囚(19)

“不，在这里脱裙子不太方便。我呆一会儿到自己屋里去脱。” 

“那么在我床边上坐一会儿总愿意吧？”“那当然愿意。”不过她离着我，坐在我的脚边上。我们谈着话，突然听见一声呻吟，节奏均匀，原来是鸽子在咕咕叫。“这说明天已经亮了，”阿尔贝蒂娜说。她几乎皱起眉头，似乎在我家里生活，错过了美丽季节的乐趣一样，对我说：“鸽子又出现了，春天来临了，才会这样。”鸽子的咕咕和公鸡的报晓，两者之间的相似既深刻又晦涩，犹如在凡德伊的七重奏里面，柔板的主题是建筑在第一段和结尾段的主旋律基础上的，自然相互间有相似之处，但是调性和节奏的变化已将它们变得大不相同；一个门外汉打开一本有关凡德伊的书，会惊奇地发现，这三个乐段同是以四个音符为基础，他在钢琴上用一个手指就能弹出这四个音符，然而却无法弹出这三段曲子。鸽子演奏的这段感伤曲就是一种小调鸡鸣，它不会扶摇直升，飞向天空，却象驴叫，平稳柔和，从一个鸽子叫到另一个鸽子，只作横线移动，从不升腾，不能将这平平的呻吟转换成序曲快板以及最后乐章反复出现的欢乐高亢。我知道，我说“死亡”这个字，仿佛阿尔贝蒂娜马上就会离开人世似的。看起来，事情本身其实要比事情发生的时候来得更加广泛，发生事情的这一时刻不能包容事情的全部广度。由于我们对事情保持记忆，所以事情能够延及到将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事情在事情发生以前也要求有自己的一席地位。当然，有人会说，事情在将来是个什么模样，我们无法看见，但是事情在回忆当中不一样也变了模样？ 

我发现她不再主动吻我，心里已经明白，要她吻我纯属白费心机，然而只有从新吻开始，才可能真正得到安静。于是我对她说：“晚安，时候太晚了，”我这么说，可以叫她来亲吻我，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她跟前两次一模一样，说了一句：“晚安，好好睡一觉，”只是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这一次我没敢再叫住她，可是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没办法再躺下。我如同笼中小鸟，来回跳动，一会儿担心阿尔贝蒂娜会走，一会儿又相对平静了一些，左思右想，心绪不宁，我心情能有相对平静的时刻，是因为我每分钟都多次反复进行这样一种推理：“她不可能不告而别，她一点儿也没有跟我说起她要走，”这么一推理我心里基本上就好受一些了。但是我立刻又想到：“可是要是明天我发现她走了怎么办！ 

我这么担心本身就说明是事出有因的。她为什么没有亲吻我？”这么一想，我的心又剧烈地疼痛起来。接下去我重又开始原来的推理，心疼方始得到减缓。可是这头脑运动如此频繁，如此机械，结果闹得我头昏脑胀。由此可见，有些心理状态，例如焦虑，只提供两项选择，结果就会象肉体痛苦那样，残酷地把您拴在方寸之地上。我无止无境地一会进行赞同我焦虑心情的推理，一会儿进行驳斥我焦虑心情，并给我以安慰的推理，其空间之狭窄，犹如病人靠内心运动不断地触摸那使其痛苦的器官，刚离开一会儿，片刻之后仍又回到了镇痛点上。万籁俱寂之中突然传来一阵声音，听起来没有什么特殊，但却叫我充满了惊恐。是阿尔贝蒂娜房间窗户猛然打开发出的响声。等一切恢复静寂以后，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这响声叫我如此害怕？这响声本身毫无可惊之处，但我觉得它使我惊恐万状是出于两层意义。首先，我们俩人生活有一条公约，由于我怕风，晚上绝不开窗。这事阿尔贝蒂娜到这里来住时我跟她解释过；尽着她坚持认为这是我的一种怪癖，但仍然保证绝不违反这项禁令。因此对这类事情她都非常小心谨慎。她知道，哪怕她诅咒这些事情，我都要，我都敢肯定，她宁可让壁炉烟火味熏着睡觉，也不会打开窗户，就如早晨哪怕发生了天塌下来的大事，她也不敢让人把我叫醒。这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项小小的公约。然而既然现在她可以不告一声，擅自违犯这项约定，那还不意味着她从此可以肆无忌惮，违犯其他一切公约了吗？其次，打开窗户这声音极其猛烈，几乎是缺乏教养，她打开窗户时似乎怒火满腔地在说：“这日子憋死我了，我管他呢，我需要透气！”我心里没有完全这么想，而是继续在想，阿尔贝蒂娜开窗的声音，似乎比猫头鹰的叫声还要神秘，还要令人毛骨悚然。自从斯万那天晚上到贡布雷来吃饭，至今我也许一直没有过象现在这么焦躁不安，我一晚就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想以此响动来引起阿尔贝蒂娜的注意，她也许会可怜我，叫唤我。可是她屋子里没有传出任何响声。在贡布雷的时候，我叫我母亲来。但跟我母亲在一起，我就怕她生气。我善于用向她表示我的感情的办法，来保持她对我的感情。这么想着，我就迟迟没有叫唤阿尔贝蒂娜。渐渐地我感到时辰太晚了，她大概已经睡着好久了。我也就回屋睡觉去了。早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叫唤，别人绝不会到我房间来；第二天我一醒过来，我按铃叫唤弗朗索瓦丝。我在想：“我要告诉阿尔贝蒂娜，我要给她订造一艘游艇。”我接过信件，目光没有瞧着弗朗索瓦丝就对她说：“过一会儿我有话要对阿尔贝蒂娜说，她起身了吗？”“起身了，起得很早。”“一听这话，我顿时觉得，一阵狂风卷起千层焦虑之浪，在我心里翻腾不息；风急浪涌，击得我喘不过气来。“是吗？那现在她人在哪儿？”“大概在她自己屋里。”“啊！那好，那好。我呆一会儿见她。”风浪过了，我开始呼吸。阿尔贝蒂娜还在这儿，对此我几乎有点无动于衷。然而我又猜测她可能不在，这难道不几近荒唐？我睡着了。尽管我敢肯定她不会离开我，我还是睡得不深，不过不深也只是相对她而言。因为，院子里修理工程发出的声响，我睡眠中虽然隐约听到，但毫不影响我继续静静睡下去；然而，从她屋里发出任何细小的颤动，她出来进去再蹑手蹑脚，她按门铃再小心翼翼，都会使我惊醒，全身颤抖，心跳不止；哪怕我是在昏昏沉睡之中听到这声音也会这样。这就跟我外祖母一样，临终前几天，她早已一动不动，进入静止状态。医生们称之为休克；可是别人告诉我，当我按习惯按了三下门铃叫唤弗朗索瓦丝时，外祖母听到以后就象树叶似的开始颤抖起来；然而那个星期内，我为了不搅扰灵室的肃穆，按铃的时候比平时都轻。不过弗朗索瓦丝告诉我，我自己不知道，其实我按铃有特别之处，不可能跟别人的铃声混同起来。这么说，我是否也已进入垂暮之日，死亡已经渐渐逼近？ 

那一天以及继后一天，由于阿尔贝蒂娜不愿意跟安德烈一起出去，结果我们两个就一起出去了。我都没有跟她谈及游艇的事。这一起散步使我的心情完全平静下来了。可是晚上她吻我时继续使用她那新的方式，为此我十分生气。我只能把这看作是她借此表明仍在跟我赌气，我向她赔了那么多的礼，对她那么客气，她还要那样，这未免有些不可思议。我从她身上再也得不到我需要的肉体满足，她心情不好我就更觉她丑陋。为此我更加强烈地感到，初晴之日，万欲萌动，为了她我却失去了众多女子和四方兴游。中学时和女子们在浓荫下的幽会，早已忘却了，现在又断断续续地回忆起来。也许是由于这些回忆，这春天的世界别有一番情趣。我们的住宅在旅途中穿越了一年三季，到达这春天的世界刚刚三天，只见这地方晴空万里，条条大路都一溜逃跑，去参加乡间野餐，划船嬉戏；在我眼里这既是花草绿荫的国度，也是翩翩女子的国度，到处充满欢声笑语，连我病后乏力的身子也有权去分享欢乐。然而，听从于每日的惰性，严守贞洁，只能跟一个并非我所爱的女子交欢，被迫囿于家中，不能出户远足，这一切在昨日的旧世界，在荒凉的冬天世界似乎还可能，而在这郁郁葱葱的新世界里则再也不可思议；我在这新世界里醒来，就象年轻的亚当，第一次遇到生存的问题，幸福的问题，没有前此消极方案的包袱。阿尔贝蒂娜却压着我；我瞧着她，一脸的冷漠和阴郁。我感觉到，我们没能一刀两断，实为一种不幸。我想去威尼斯，在此之前我想去卢浮宫看看威尼斯画，去卢森堡博物馆观赏埃尔斯蒂尔的两幅作品——据别人刚告诉我的消息，盖尔芒特刚将这两幅画卖给该博物馆；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见到时曾欣赏不已——《舞之乐》和《某家庭肖像……》。但我害怕，怕前一幅画上有些猥褒的姿势别挑起阿尔贝蒂娜对民间乐事的欲念和怀恋，使她心想，有些生活她没有经历过，那烟火屏开下的生活，那郊外咖啡舞厅的生活，也许是很有味的。而且，埃尔斯蒂尔的画上，南方绿荫丛中还有裸体女性，尽管埃尔斯蒂尔本人只是将此看作一种雕塑美——但那岂不降低了作品的价值——说得更美一些，把那些生在绿荫丛中的女子裸体看作具有白玉雕像的美，那些裸体女子仍有可能叫阿尔贝蒂娜想到某种乐趣。因此，我不得不放弃这些计划，改为去凡尔赛。阿尔贝蒂娜不愿意跟安德烈出去，一人呆在屋里，穿着福迪尼浴衣看书。我问她愿不愿意去凡尔赛。她这人就是这一点非常动人，干什么事却非常痛快，也许她过去一半时间都生活在别人家里，因此早已养成这种习惯。决定跟我们来巴黎，她也只用了两分钟考虑。她对我说：“如果我们不下车，我就可以跟您去。”她要披一件大衣，盖住她的睡衣，她在两件福迪尼大衣之间犹豫了一下，犹如她拿不定主意要带哪个朋友一起出去一样，最后挑了一件深蓝的，非常漂亮，然后又在帽上扎了一枚饰针。一分钟内她已穿戴完毕，我还是在她之后才披好外套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去了凡尔赛。她行动之迅速，态度之温顺，使我较为放心了，仿佛虽然我没有什么确切的理由要担心，却需要放心似的。去凡尔赛的路上，我思忖着：“我毕竟没什么可担心的，尽管那一天晚上发出开窗的声音，我叫她做什么，她还是百依百顺的。我一说要出去，她二话没说就在浴衣外披上了蓝大衣跟我来了，如果是一个反抗的人，一个跟我闹翻的人，那是不会这么做的。”我们在凡尔赛呆了很长时间。晴空万里，犹如闲步的人仰卧田野有时所能看见的天空，一片湛蓝，略透苍白，然而颜色是如此纯一、如此浓厚，让人觉得苍穹所用之蓝色不掺任何杂质，而又深不见底，无穷无尽，任凭你在其间纵深遨游，除了这蓝色，不可能发现任何一粒其他物质。我想到外祖母，不管是人类艺术，还是自然风光，她都喜欢宏伟壮观，她就喜欢看见圣蒂莱尔教堂的钟楼直刺这蔚蓝的天幕。突然我对失去的自由里又泛起一股怀恋之情，因为我听到一种声音，虽然我一时还分辨不出是什么声音，但我外祖母听到，跟我一样，也会非常喜欢。这声音听起来如同胡蜂嗡嗡一般。“瞧，”阿尔贝蒂娜说，“有一架飞机，它飞得很高，非常高。我朝上空环视了一下，但就象躺在田野上的闲步者那样，只见那一片纯质的蔚蓝，不见任何黑点。但我确实听见翅翼的震颤发出的嗡嗡声，突然那翅翼进入了我的视野。高空之处，一对小小的褐色翅翼，一闪一闪，在纯蓝不变的天幕上打了一个小褶。我终于找到了这嗡嗡声的来源，原来是这只小虫子在也许有两千米的高空上来回折腾。我看见了它在嗡嗡作响。以前长年之中，由于地面距离还未被今天的速度所缩短，两公里外传来的火车汽笛使我们激动不已。如今，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使我们激动的是两千米上空飞机传来的嗡嗡轰鸣；两者具有同样的美感，因为纵向旅行所跨越的距离与地面距离是相等的；凌空中的度量之所以让人看来是超然另定的，这纯粹是由于我们觉得无法企及的缘故，其实两千公尺以外的飞机并不比两公里以外的火车更远。甚至还更近，因为飞机是飞行于更为纯净的空间，旅人并未切断与出发点的联系，犹如风和日丽的海面和平原，船只驶远或微风轻拂，便会在万顷海洋和无际的麦田上留下道道涟漪。我们很晚才踏上归途，路边一条红裤紧挨着一条短裙，让你不时发现一对对情侣。我们车子驶过马约门回去。巴黎的建筑失去了立体感，成了一幅线描画，犹如一座城市被毁之后，我们画此类画来勾勒其原有图景似的。然而，图景四周勾出一条极其柔和的蓝线，将图景烘托得更加美丽。我们的眼睛四处贪婪地搜寻，这吝啬而又美妙的色调从何而来，原来是一轮明月。阿尔贝蒂娜无限欣赏。我不敢对她说，我如果是单身一人，或者是在追逐陌生女子，这景色会使我更加心旷神怡。我给她吟诵了几段咏月诗和散文，告诉她从前的银月怎么到了夏·多希里昂笔下和雨果的《埃维拉尼斯》以及《泰雷兹家的晚会》诗里变成了蓝色，又怎么通过波德莱尔及勒孔德·里尔复变为金黄色。然后，我向她回忆起《沉醒的博兹》末尾象征新月的意象，吟诵了整部诗篇。 

每当我重忆旧事，我说不清她一生的欲望多么反复无定，时时充满矛盾，谎言无疑又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我记不确切当时我们谈话的内容了，只记得她对我说：“噢！瞧这姑娘多漂亮，高尔夫球又打得那么好。”我问她姑娘叫什么名字，她立刻摆出一副若无其事而又傲不可训的样子——这类撒谎者每次要避开一个问题，都千篇一律地采取这种姿态——回答说：“啊！我不知道（无法奉告，实在遗憾），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光看到她打高尔夫球，但从来就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明明就是知道，一个月以后，我对她说：“阿尔贝蒂娜，你上次说到的那个姑娘，即那个高尔夫打得很漂亮的姑娘，你认识她吧。”“啊，对！”她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说的是爱弥丽·达尔梯耶啊，真的，我都不知道她最近怎么样了。”撒谎犹如构筑野战防御工事，既然姓名守卫战失利了，就必须赶紧转移，寻找可能，守卫其他防线。“啊，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她住什么地方。我看不出有谁能告诉你她的住址。啊不！安德烈不认识她。她不是我们一小帮的，如今我们这帮人也各奔东西了。”另一些时候，谎言如同无赖：“唉！我要有三十万法郎的年金多好……”她咬紧嘴唇说。“有了这些钱你想干什么呢？”“我就要请求您允准我留在你家里，”她吻着我说，“到哪儿我才会更加幸福呢？”但是即使将其谎言考虑在内，也叫人难以置信，她的生活是何等的水性杨花，她的欲望是何等的朝三暮四。她爱某人爱之发疯，可三天一过，她已不愿再接受此人的拜访；她要画画，两天之中表现得急不可耐，几乎是急出了眼泪——不过眼泪一流出来就干了——反正争得就象被人抢走了奶妈的孩子。可及至我真遣人替她去买颜料画布，她却一个小时也不能等待。她对人，对物，对事，对艺术，对国家，感情都是如此多变，其实她对万事万物都是如此性格，所以，如果她喜欢钱财的话——我对此有些不信——也不会比喜欢别的东西更为长久。当她说：“啊！我要有三十万法郎年金多好”时，尽管她表达了一个不好的想法，但她绝不会抓住此念，紧紧不放，犹如她看了我外祖母手中的塞维涅夫人著作版本的插图，她就希望去参观罗歇，又好比她要寻找高尔夫朋友，要坐飞机，要去姨母家度圣诞，或要重握画笔，等等，她都是说过即忘。 

“说真的，我们俩谁也不饿，不如到维尔迪兰夫妇家去，”她说道，“正好是今天，又是时候。”“可是您要也对她们有看法怎么办？”“噢！有好多关于他们的传言，可是说到底，他们也不至于那么坏，维尔迪兰夫人对我向来不错。再说，一个人也不能总是跟人人都闹翻吧。他们是有缺点，可是缺点谁还能没有？”“可是您不够打扮，该回去打扮一下，那样时间又晚了。”“对，还是您说得对，我们还是回家省事。”阿尔贝蒂娜回答道，那百依百顺的态度，每次都让我十分惊奇。 

我们的车子开到一家点心店门前停下。这家店几乎坐落在城外面，当时颇有点名气，一位夫人行将出来，在向老板娘要取衣物。那位夫人一走，老板娘忙着收拾杯子、碟子和剩下的点心，因为时辰已经不早。阿尔贝蒂娜朝老板娘瞧了多次，仿佛是要引她注意似的。老板娘只是走到我的身边，问我要点什么。老板娘长得又高又大，此刻站着给我们上点心，阿尔贝蒂娜坐在我旁边。阿尔贝蒂娜为了吸引老板娘的注意，每每直线地将目光往上举，可是因为老板娘紧靠着我们，阿尔贝蒂娜不仅要尽可能高地抬起眼珠，而且目光还要直爬陡坡，没有倾斜一点的可能。她不能过高地抬头，只能将目光升到那不象样的高度，去够老板娘的眼睛。阿尔贝蒂娜出于对我的礼貌，迅速将目光降下来，老板娘未加注意，仍在忙她的。这样，阿尔贝蒂娜的目光作了一系列的上升运动，去乞攀那望能莫及的神。继后，老板娘开始收拾旁边一张大桌子。这下阿尔贝蒂娜的目光能运转自如了，偏偏老板娘的目光没有一次停留在我朋友的目光上。对此我并不惊奇。这女人我认识一些，我知道她尽管结了婚，却仍还有着几个情人，但事情又瞒得滴水不漏，见她那愚不可及的样子，我对这一点大惑不解。我们吃完点心的时候，我看了这女人一眼。她全神贯注地收拾东西，我朋友如此反复地瞧她，她都未予正视一眼，我朋友的目光又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这未免有些失礼。她收拾了又收拾，手脚不停，毫不歇息。把小调匙和水果刀放回原处等等这些工作即便不是由漂亮的高女人来干，而是节省人力，扔给机器去完成，那我们也就不会看见她对阿尔贝蒂娜的注意竟那么全然不放在眼里。可是，她眼睛并没有低下，并没有全神贯注于她的工作，而是任眼波四溢，任妩媚横流。确实，如果这个老板娘不是一个蠢而又蠢的女人（这不仅出自于她的名声，光凭我的经历，我也一目了然），这淡漠倒可能是一种极度的巧智。我很清楚，再愚蠢的人，事情一旦牵涉到他们的欲望和利益，尽管他们在愚蠢的一生中一事无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却能立刻适应最为错综复杂的形势。不过不管怎么说，对老板娘这样一个笨女人来说，这个假设未免过于复杂了一点。这种笨傻甚至还呈现出无礼的形态，这真是不可思议！她连一眼也不瞧阿尔贝蒂娜，然而又不可能不看见她。这对我的朋友确实有失敬意，但是我心底又暗自高兴，阿尔贝蒂娜也得到了一个教训，看到了对她不注意的女人毕竟大有人在。我们告别点心店，回到车上，已经踏上了归途，突然我后悔起来，由于我经常到店里订点心，老板娘一定知道我的姓名住址，我忘了顺便把她拉到旁边叮嘱她一句，请她别把我的姓名住址告诉我们来时遇到的刚出门来的那位太太，其实即使那位太太从点心店间接打听到阿尔贝蒂娜的住处，那也纯属枉然。我只是觉得走回头路太远了，而且为这区区小事专程赶回去，在愚蠢且爱说谎的老板娘看来，也未免有些小题大作。我只是想，一星期以后我得回这儿来吃点心，来补这嘱咐；我们每每把要说的话忘了一半，把十分简单的事情分好几次做，这很讨厌。 

那天晚上，犹如寒暑表上升一度一样，晴暖的天气又跳了一级。春天的晨曦，催人早醒。我在床上听见电车穿行于馨香之中；空气中热量越聚越多，直至中午变得凝固起来。相反，我的屋子较为凉爽，稠密的空气渗进来以后，将盥洗室的气味、衣橱的气味和沙发的气味一道道隔得清清楚楚。昏暗的光线中泛着一层珠光，给窗帘和蓝缎沙发添了一道柔和的折射。在这半明半暗之中，道道气味并列直立着，互不混淆。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确属可能，我仅借着这清晰可辨的气味，就立刻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郊外的一个新区——与巴尔贝克布洛克所住的街区相仿——我仿佛走在太阳灼烈的街道上，眼中看见的并不是乏味的肉铺和白色的方石，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餐室；呆一会儿我一经到达，果盘中的樱桃和杏子、苹果酒以及格律耶尔奶酪便散发出阵阵香味，馥郁缭绕，在若明若暗之中轻轻雕饰出玛瑙一般的钟乳纹，而棱镜玻璃的餐刀架却往昏暗中放射道道彩虹，或在桌布上撒下点点孔雀花斑。 

犹如风在逐渐增大，楼下驶过一辆汽车，我听之异常高兴。我闻到了汽油味。善于挑剔的人会觉得，空气中飘荡着汽油味，是一大遗憾（他们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气味把乡村的空气搞糟了）。另有一些思想家，也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当然他们有自己的方式，他们注意事实，认为如果人类的眼睛能看到更多的色彩、鼻孔能辨别更多的香味，那么人类就会更加幸福，就将富有更浓的诗意，这其实不过等于说，不穿僧袍，换上豪华套装，生活就会更加美丽，这不过是将天真无知套上哲学外衣而已。对于我来说，这汽油味却是另一回事（与此相仿，樟脑和香根草，其香型本身并不好闻，却能使我激动，它唤起我对到达巴尔贝克的当天那湛蓝的大海的回忆）。在我去古维尔的拉埃斯圣约翰教堂的日子里，这气味和着机器喷冒的黑烟，曾多少次消散于苍白的蓝空；多少个夏日的午后，阿尔贝蒂娜画画，是它伴随我出门溜达。现在我身卧暗室，这气味又在我身边吹开了矢菊花、丽春花和车轴草。它如田野的芬芳，使我陶醉；它不象山楂树前的馥香，受其浓烈成分的牵制，固定在山楂树篱前的范围内，不能向远处飘发。它是四处飘扬的芳香，大路闻之奔驰，土地闻之改样，宫殿纷纷跑来迎客，天空大放晴朗；它使力量倍增，它是动力腾飞的象征；它唤起了我巴尔贝克的旧梦，登上钢筋水晶罩的双翼飞机，但此次并非携带过于熟悉的女子共访旧友，而是邀陌生女子同行，飞一处新地作爱。这气味时时伴随着汽车喇叭声，我就象为军营起床号那样为这喇叭声填词：“巴黎人，起来吧！起来吧！到郊外去野餐；到河里去划桨！和漂亮姑娘去到那树荫下！起来吧！起来吧！”这翩翩浮想真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我连连庆幸自己订下了“严规”，非我叫唤，任何“胆怯者”，无论是弗朗索瓦丝，还是阿尔贝蒂娜，都不敢到“深宫内庭”来打搅我，真可谓： 

君权严酷，把我禁锢， 

难见吾民吾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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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拉辛悲剧《爱斯苔尔》第一场第三幕。 

突然景致变了。回忆中出现的已不再是昔时的印象，而是旧日的欲望。近时金蓝的福迪尼裙衣唤醒了这一欲望。它在我眼前展现了另一种春天的景色，不见嫩绿满枝，甚至不见花草绿荫，但见一个名字——威尼斯。此处的春天是经过提炼，只剩精华的春天，春时的绵延、趋暖和开花不是表现为一块浊土的荫发，而是一片净水的翻腾。这里的春天没有花冠。回答五月的呼唤，只能用流光倒影；五月拍打着春水，春水则闪烁着蓝宝石的幽光，赤裸着全身拥抱这五月。四季更替，海湾未曾开花，年复一年，城池仍一派哥特式风韵。我很清楚，我不能想象，或者说我偏要想象，正是这欲望，在我孩提时代，由于出发心切，结果反而摧毁了我出发的力量：威尼斯之梦给我一片遐想。大海犹如一条蜿蜒的河流，曲曲弯弯环抱着一个精心雕琢的城市文明。城池有一条湛蓝的纽带绕着全身，与世相隔，独立发展之中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绘画和建筑流派。它是一座神奇的花园，比比皆是彩色的水果和花鸟；它亭亭玉立于大海之中，海水拍击着柱子，为其爽身，而大海又象一对黑暗中永不闭息的蓝宝石的眼睛，投射在重雕的柱头上，使之永远五光十色，斑驳陆离。 

是的，该是动身的时候了。自从阿尔贝蒂娜不再挂着跟我赌气的样子，我觉得她已不是我值得牺牲一切而占有的财富了（我们牺牲其他一切财富，也许是为了摆脱忧愁，摆脱焦虑，现在这些都已平息）。我们穿过了一度以为穿不过去的布圈；我们驱散了风暴，找回了晴天的微笑；莫不可测的无名的仇恨，或许说无底的仇恨，也烟消云散了。从此，原先暂时撇开的问题现在又回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幸福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跟阿尔贝蒂娜共同生活重又成了可能，我感到我从中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不幸，因为她并不爱我。趁她温顺地赞同——她的温柔我还可以用回忆来细加回味——这时离开比较好。是的，时机已到。我应该打听清楚，阿尔贝蒂娜何日离开巴黎，在邦当夫人这里采取果断的行动，以肯定阿尔贝蒂娜那时候既不能去荷兰，也不能去蒙舒凡。到那时候此次动身已看不出什么不便，就挑选一个象今天这样我对阿尔贝蒂娜毫无牵挂，心里充满无限欲望的晴天——晴天接下去有的是。应该不见她，让她出去以后我再起身，迅速梳洗完毕，给她留个条。既然她这时节要去的地方，一处也不可能叫我心烦意乱，我应该趁此机会，相信自己在旅途中心里不会去想她会做出什么不良行为——何况此刻我对此已完全无动于衷——不要再见她，赶紧去威尼斯。 

我按铃叫唤弗朗索瓦丝，让她替我去买一本导游和一份火车时刻表。跟我孩时准备动身去威尼斯一样，此刻要实现的欲望跟当时一样强烈。我忘了，在此之前我实现过一次欲望，即巴尔贝克之行，那一次毫无乐趣可言；威尼斯既然也是一个可感知的现象，也许跟巴尔贝克所差无几，也未必能实现我无以言表的梦幻，即哥特式时代带来的梦幻。这时代伴随着一江春水，不时冲击着我的心灵，产生妩媚动人而神秘莫测的景幻。弗朗索瓦丝听到我的铃声走了进来：“先生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按铃，”她对我说，“我很着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今天早晨八点钟，阿尔贝蒂娜小姐向我要箱子，我没敢不给。我又怕来叫醒先生，先生会骂我。我想先生快会按铃的，就叫她再等一个小时，可是白搭。她没听我的，留了这封信给先生，九点钟的时候就走了。”听到这儿，我气已接不上来——我还深信自己对阿尔贝蒂娜已无动于衷，可见我们对自身是多么缺乏了解。我双手捂住胸口，双手突然汗湿，自从我朋友在小火车上告诉我有关凡德伊小姐女友的事情之后，我双手还是头一次这么出汗。“啊！很好，弗朗索瓦丝，谢谢！您没来叫醒我，当然做得很对。现在您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过一会儿我再按铃叫您。”我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第六部 女逃亡者(1)

“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心理上的痛苦怎样地超越了心理学本身呀！片刻之前，在作自我剖析时，我还以为这次不再重逢的分离正是我所企望的，我在把阿尔贝蒂娜给予我的平平淡淡的快乐同她使我未能实现的绚丽多彩的欲求加以比较时（我对她长住我家的坚信不疑，即我的精神大气压，使这种欲求占据了我灵魂的首位，然而，乍一听到阿尔贝蒂娜出走的消息时，这种欲求便再也无法与之抗衡，因为它已在瞬息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满以为自己明察秋毫，我断定我再也不愿见到她，我已经不爱她了。然而“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这几个字适才却在我心里引起了那样大的痛苦，我感到我再也挺不住了；必须立即终止这种痛苦；我这时对我自己真是体贴入微，俨如我的母亲体贴行将作古的外祖母，我怀着不让所爱者痛楚的善心对自己说：“耐心等一会吧，总会替你找到补救办法的，放心，大家不会让你这样痛苦下去的。”于是我胡思乱想起来，刚才，我还没有按门铃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出走之所以感到无所谓，甚至求之不得，那是因为我不相信她会走，正是这样的思路使我的自卫本能起而寻求最起码的镇痛药以抚慰我裂开的创伤：“这一切都无关宏旨，因为我会让她立即回来。我这就考虑办法，她无论如何总会在今晚回到这里。所以不必烦恼。”我不仅对自己说“这一切都无关宏旨”，我还竭力使弗朗索瓦丝得到这样的印象，办法是不在她面前流露我的苦痛，因为，甚至在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时，我也没有忘记我的爱情必须显得是幸福的爱，是相濡以沫的爱，尤其在弗朗索瓦丝眼前，因为她不喜欢阿尔贝蒂娜，而且总是对她的真诚表示怀疑。 

是的，片刻之前，在弗朗索瓦丝还没有来我这里时，我曾以为我再也不爱阿尔贝蒂娜了，我相信我这个准确无误的心理分析家并没有忽略任何一个方面；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内心最深处也了如指掌。然而我们的智慧无论多么敏锐，我们却无法窥见组成人心的要素，这些要素通常处于倏忽即逝的状态，只要那能够使其脱离这种状态的现象未能使其经受起码的凝固作用，这些要素就是不可臆测的。我原以为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那是在欺骗自己。不过，恐怕连最精微的理性认识能力也无从赋予我的这种认识，适才却因为骤然的痛苦反应而使我获得了它。它坚实，鲜明而奇特，宛若一颗晶莹的盐粒。阿尔贝蒂娜呆在我的身边已成了我的习惯，而我却突然看见了“习惯”的另一副面孔。在此之前，我总把习惯看作一种摧毁力，它毁灭独创性乃至毁灭感知的意识；如今我却把这种习惯视为令人畏惧的神力。它如此紧密地和我们连在一起，它那不起眼的容貌那么牢固地嵌刻在我们的心间，可是这种几乎看不真切的神力一旦脱离开来，一旦离开了我们，我们便会遭受最最可怕的痛苦，到那时，习惯便会象死亡一般残酷。 

既然我想设法让她回来，读她的信便成为最紧迫的事了。我感到我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未来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通过我们意志力的最后干预，这未来似乎还可以改变。不过我同时又想到，我曾见过其它的力量作用于这个未来，而对于这种力量，即使给予我更多的时间，我也无从与之对抗。倘若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无能为力，那么即使发生的时刻尚未到来，这又有什么用呢？阿尔贝蒂娜在家时，我确曾下决心保持和她分手的主动权。后来她却走了。我拆开她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朋友，原谅我没敢亲口对您说出下面的话， 

我是那样胆怯，在您面前我总感到害怕，因此，即 

使强迫我自己，我也没有勇气把话说出口。我本该 

向您说的是：我们已经不可能共同生活下去了，那 

天晚上您在盛怒之下斥责我时，您也看见了，我们 

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那天夜里可以调解的事，几天之后就可能变得无法挽回。因此，我们既有幸 

已经和解，还是好朋友一般分手的好。我亲爱的，这就是我寄给您这封信的原因，如果我使您微感悲伤，我求您想想我未来的无限忧愁，从而宽容地原谅我。 

我亲爱的大哥，我并不想成为您的敌人，您对我的 

爱情逐渐而且很迅速地冷漠下去，这已够使我感到 

痛苦了，因此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在请弗 

朗索瓦丝转交这封书信之前，我得先向她索要我的箱子。别了，我给您留下我个人最美好的。阿尔贝 

蒂娜。 

我对自己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什么，甚至比我意料的还要好些，因为这些话根本不是她的真实思想，她写这些显然是为了给我猛然一击，以引起我的恐惧。我现在必须考虑最最紧迫的事，那就是让阿尔贝蒂娜今晚就回家。邦当家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他们会利用外甥女向我勒索钱财，想到这点是令人难过的。但这又何妨？为了阿尔贝蒂娜今晚回到这里，即使把我的一半财产送给邦当夫人，剩下的也还够我和阿尔贝蒂娜舒适地生活下去。与此同时，我还在琢磨我今天上午是否有时间去订购她希望得到的游艇和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一切犹豫既已烟消云散，我甚至不再去考虑以往我曾认为给她这些东西是不明智的。如果邦当夫人的干预还不够，如果阿尔贝蒂娜不愿意听她的话，而且提出她今后只能在完全独立行动的条件下才回来，好吧！无论这会使我多么伤心，我也要同意她这样独立行动；她想出门就可以独自出去；为了自己最执着追求的事，必须善于作出牺牲，无论这种牺牲有多么痛苦，而我所执着追求的正是让阿尔贝蒂娜在我这里生活，尽管今天清晨按我准确而荒谬的推理我不这么看。此外，我难道能说，给她这种自由于我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吗？这样说我才是在撒谎哩。我已经不止一次感觉到，让她远远离开我去外面做坏事，这种痛苦也许比意识到她一呆在我身边一呆在我家里便感到厌倦的悲哀还轻微些呢。倘若她请求出门去某个地方，我同意她去而同时却想到有人在那里组织了狂欢的酒筵歌舞，我无疑会感到这太难以忍受。不过，对她说“乘我们的船或乘火车去某个我不熟悉的地方过一个月吧，您在那里做什么事我都会一无所知”时，我往往又感到高兴，因为我想，相比之下，她远远离开我时也许会更喜欢我，等她回家时她恐怕就感到幸福了。再说她本人也一定愿意如此，她自己并没有要求得到这种自由，而且我如果每天都让她得到新的享乐，日复一日，我还很容易对这种自由作出某种限制。不，阿尔贝蒂娜所企望的，是我和她在一起时别再使她难堪，而且压倒一切的是——正如昔日奥黛特和斯万之间发生过的那样——希望我下决心娶她。一旦嫁给了我，她就不会再坚持要求独立了；我俩会双双留在这里，那该多么幸福！当然，这意味着放弃威尼斯。然而，当我们的心同另一颗心连在一起，而这种联系又使我们痛楚到相互无法分离时，我们最向往的那些城市——还有比威尼斯重要得多的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剧院——变得多么平淡、多么无足轻重、多么死气沉沉！何况在结婚问题上阿尔贝蒂娜是完全有理的。妈妈自己就认为这种拖延十分滑稽。娶她，这是我早就应该做的事，也是我必须做的事，正是这点促使她写下了她连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书信，正是为了促成我们的婚姻，她才暂且放弃了她也许愿意做也是我希望她做的事：回到这里。是的，她企望的正是这个，这正是她这次行动的意图，我那富于同情心的理智对我这么说，然而我感到，我的理智在对我作如是说时，它总是从它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假设出发，不过我又确实感到另外一种假设在不停地被证实。当然，这第二种假设恐怕永远也不敢于明确提出阿尔贝蒂娜可能与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保持着联系。但当那可怕的新闻扰得我不能自拔时，我们一进入安加维尔车站，却是第二种假设得到了证实。不过这个假设后来并没有去构想阿尔贝蒂娜会主动离开我，而且是以那样一种方式，既没有事先通知我，也没有留下余地使我来得及阻止她。然而，如果说在生活刚让我作了那次可观的新飞跃之后，摆在我面前的现实象物理学家的发明、预审法官对一桩罪行底细的调查或历史学家对一次革命内幕的新发现向我们揭示的现实一样使我感到新奇的话，这现实本身却超出了我那第二种假设所作的粗略预见，不过它倒也在使这种预见不断得到完善。这第二种假设并不是慕于理解力的假设，而且那天晚上阿尔贝蒂娜没有吻我时我感到的惊恐，那天夜里听见窗户响动时我感到的恐惧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正如大量的次要情节已经表明的那样，下面的情节也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点——理解力并不是捕捉真实情况的最灵敏、最有力、最合适的手段，这一点只能提供多一层理由说明我在开始是从理解而不是从无意识的直觉或从相信现成的预感着手去捕捉真实情况的。是生活通过一桩桩的事情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对心灵或思想至关重要的东西并非通过推理而是通过别样的潜能学来的。正是理解力本身认识到了这种潜能的优越性并且通过推理在这种潜能面前认输，同意成为它们的合作者和奴仆。这就是试验性的信任。我正在与之搏斗的未曾逆料的不幸对我来说（如同阿尔贝蒂娜和两个搞同性恋的女子的友情）也似曾相识，因为有那么多的迹象促使我去认识它（尽管我的理智根据阿尔贝蒂娜自己的话断定不是这么回事），我从这些迹象看出她对那种奴隶式的生活多么厌倦，多么憎恶；有多少次我确信这些迹象仿佛由看不见的墨水写在她那忧伤而顺从的眼睛背后，写在她那突然莫名其妙地红得发烫的面颊上，写在猛然打开窗户的响声里！对这些迹象我无疑不敢去深究，也没敢得出她会骤然出走的明确概念。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时我心情平稳，我只想着由我来安排她离开，不过离开的日子并不确定，也就是说离开的时间还不存在；因此考虑她离开的事只不过是我的幻觉，正如身体健康的人想到死亡时总想象自己不怕死，其实他们只是在把一种纯然否定的想法引入这种好的健康状态，因为死神的临近一定会改变这种状态。此外，即使我曾千百次地想到阿尔贝蒂娜自己希望出走，而且想得极为清楚、极为真切，我也不会更深一层去揣测这事对我会怎样，说透了，也就是这次出走会多么离奇、多么残酷、多么突然，是怎样一件前所未闻的坏事。假如我曾预料到这次出走，这些年来我会不停地去考虑它，而不至于在弗朗索瓦丝对我说出“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这句话从而揭开难以想象的地狱的纱幕时使我那些想法连在一起也与这个地狱不仅关系毫不紧密而且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想象力总借助一些业已熟悉的材料来想象某种不熟悉的情状，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想象不出这种情状。然而感觉甚至最纯粹的体肤感觉却会打上新情况的最原始的而且长时期难以磨灭的标记，如同闪电的光纹。我几乎不敢对自己说，即使我早已预料到这次出走，我恐怕也无法想象这次出走如何可怕，即使阿尔贝蒂娜向我通报了她的出走，而我对她又威胁又哀求，我恐怕也无从阻止她出走。此时此刻去威尼斯的愿望离我多么遥远！当年在贡布雷，每逢我一个心眼只想着妈妈来我的房间时，想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愿望也离我这么遥远。原来我从幼年起体验过的全部焦急不安现在又前来给我新的忧虑火上浇油了，两种忧虑结合成了性质相同的混合体，使我窒息。 

的确，这样的分离打击了我的身心，这一击通过肉体的极大的载入能力使痛苦变成了某种与我们饱经忧患的生活的各个时期同步的东西，——的确，那个希望我的悔恨达到最尖锐程度的女人也许对我心灵承受的这一击寄托了某种希望（人们很少考虑别人的痛苦），她也许假装出走，只想以此要求较好的生活条件，也许永远出走——永远！——以此惩罚我，报复我或继续被我所爱，或者（为了我将来对她保持美好的记忆）猛力打破她感到正在她周围编织的厌倦和冷漠的网络，——的确，我们曾经相许避免互相对心灵进行这样的打击，我们曾经相约友好地分手，然而友好分手实属罕见，因为如果相处甚笃就不会分手。此外，一个遭到万分冷落的女人总该隐约意识到，男人尽管对她已感到厌倦，共同的习惯却使他对她越来越依恋，而且她也应该想到，友好分手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出走时通知对方。然而她害怕在通知对方时受到阻挡。任何女人都会意识到，她对男人的影响力愈大，她离开他的办法便只能是逃走。因自己是主宰者而逃匿，情况正是如此。当然，在她前不久引起的厌倦感和因她的出走而产生的重新得到她的狂热要求之间存在的距离之大的确是闻所未闻的。除去在写作这个作品时阐述的原因和另外一些即将阐述的原因之外，还存在着别的原因。首先，出走往往发生在冷漠——确实存在的或自己认为存在的——发展到极端，就象钟摆摆到极限一样的时刻。女人想“不，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男人口口声声说要离开她，或正在考虑离开她；倒是她先离开了。于是，钟又摆到了另一个极端，距离也大到了极限。可是转瞬间钟摆又回到了原处；从而再一次超越了业已阐述的原因，这该多么自然！心在跳；而且出走的女人已不再是离家前那个女人了。她在我们身边已经过惯了，却猛然发现别样的生活渗进了她的生活，而且她不可避免地要参与这样的生活，也许正是为了参与这种生活她才离开我们的。这一来，出走的女人那全新的丰富多采的生活又回过头来影响还留在我们身边的女人，也许还在策划这个女人的出走。我们可以推测的一系列心理现象与她和我们的共同生活密不可分，与我们毫不隐讳的对她的厌倦情绪和我们的忌妒心也联系紧密（这种忌妒心使曾被好几个女人抛弃的男人几乎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抛弃，因为他们的性格和反应都相同，这一点是可以估计到的；人人都有自己受骗的方式，正如人人都有自己感冒的方式），这一系列我们认为并不神秘的心理现象有可能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系列事实相符。她在某一段时间可能和某个男人或某个女人保持着联系，笔头的或口头的，或通过信使。如果她已和某某先生约定，在她去见某某先生的头一天由这位先生先来看我，她就可能正在等待某种信号，而我说“某某先生昨天来看过我”就在无意间给了这个信号。有多少可能成立的假设啊！也仅仅是可能罢了。我惯于构思事实，当然只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以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天我误拆了一封别人写给我的某个情妇的信，信是用约定好的口气写的：“继续等着招呼我去圣卢侯爵家，请在明天来电话通知。”于是我据此又架构起某个出逃计划来；圣卢侯爵的名字只是说明另外一件事的记号，因为我这个情妇并不认识他，不过曾听我说起过他，再说信上的签名是个什么绰号与语言形式毫不相干。事实上这封信并不是写给我的情妇而是写给家里另一个人的，上面的名字和我情妇的名字不一样，送信的人看错了。这信并非用互相约定的暗号而是用很糟糕的法文写的，因为写信的是个美国女人，的确是圣卢的一个女友，他告诉过我。这个美国女人写信的奇特方式使一个完全真实然而陌生的名字看上去象个绰号，因此我在这大的猜测是彻头彻尾地错了。然而我在脑海里把这些纯属虚构的情况串联起来的思维框架本身却极其正确而且不折不扣地合乎实际，因此，三个月之后，当我的情妇（她当时是准备作我的终身伴侣的）离开我时，她出走的方式和我最初想象的出走方式竟一模一样。来了一封信，信的特点和我错误地赋予前述那封信的特点如出一辙，只是这封信的确具有暗号的意思，云云。 

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不幸。不过，无论如何，这不幸引起的痛苦也许会被探究不幸根由的好奇心所超越：阿尔贝蒂娜所渴求的，她重新找到的人是谁呢？不过这一桩桩大事的根由好比大河的源头，我们走遍天涯也属枉然，源头是找不到的。阿尔贝蒂娜是否早就在如此这般地预谋出逃了？我还没有说（因为当时我觉得那一切纯属装腔作势或情绪不佳，弗朗索瓦丝认为那叫“赌气”）从她不再拥抱我的那一天起，她的神气就象埋死鬼入土一般，直挺挺的，呆呆的，连最简单的事情她说起来声音都是悲悲切切的，动作也十分缓慢，而且再也不微笑了。我不能说有什么事实足以证明她与外面串通一气。弗朗索瓦丝后来倒是对我说过阿尔贝蒂娜出走的前两天她曾去过姑娘的房间，房里空无一人，窗帘放下来了，但房里的气味和响声说明窗户是开看的。原来阿尔贝蒂娜在阳台上。但是看不出她可能从阳台上同谁联系，而且放下窗帘打开窗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害怕穿堂风，即使窗帘对我帮助不大，它们总可以防止弗朗索瓦丝从走廊里看见百叶窗开得如此之早。不，我什么也看不出来，除去一个小小的情况，不过这情况也仅仅能证明她头一天就知道她要出走罢了。就在那头一天的晚上，她趁我不注意从我房里拿走了大量的纸和包装用的布，而且一整夜都用这些东西包扎着她那些数不清的浴衣和梳妆衣以便早晨出走。就这一个情况，仅此而已。这天晚上她几乎是强迫我收下了她还我的1000法郎欠款，我没有重视这件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钱的事情上她是极为认真的。 

是的，她在头天晚上拿走了包装纸，但她知道自己要走却并非从那晚开始！因为她的出走并非出于伤感而是源于决心，她为准备出走而下决心放弃她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正是这种决心使她看起来那样黯然神伤。带看这样的伤感她在我面前几乎是一本正经的，冷冰冰的，只有最后一个晚上例外，这天晚上她在我身边呆的时间比她希望的要长些——她老愿意延长，这使我感到吃惊——，回去时她在房门口说：“别了，小宝贝，别了，小宝贝。”不过我在那一刻并没有警觉。弗朗索瓦丝告诉我，第二天早晨阿尔贝蒂娜对她说她要离开时（但这也可以解释为疲劳所致，因为她一直没有脱衣服而且整夜都在包装她的东西，包装除了她需要向弗朗索瓦丝索要的不在她房里和盥洗间里的东西之外的所有东西），她仍旧那么悲悲戚戚，而且比前些日子还要僵直，还要呆板，因此在她说“别了，弗朗索瓦丝”时，弗朗索瓦丝以为她快要倒下去了。一个人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便会懂得，他眼下如此不喜欢某个女人，不喜欢的程度甚至超过所有那些在最平常的散步场合邂逅相遇的女人，而且为因她而牺牲那些邂逅相遇的女人大生其气，正是这个女人倒反而可能是他百倍千倍中意的女人。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某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由于习惯，也许由于寻乐对象的平庸而变得毫无价值——和别样的乐趣，即诱人的、令人陶醉的乐趣之间的问题，而是这种诱人的，令人陶醉的乐趣与另一种更为强烈的东西，即对痛苦的怜悯之间的问题。 

我一面指望阿尔贝蒂娜今晚回到这里，一面忙不迭去做最紧迫的事，同时又用新的信念去医治失掉与我共同生活至今的人引起的心灵创伤。我保存自身的本能反应无论多快，在听到弗朗索瓦丝谈及此事时，我仍然在瞬间感到孤立无援，而且我此刻知道阿尔贝蒂娜今晚即将返回也无济于事，我在尚未告诉自己她将返回的那一刻感觉到的痛苦（就是刚听到：“阿尔贝蒂娜小姐要回了她的箱子，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的那一刻）又自动在我心里复苏了，痛苦的情状和过去的相同，换句话说，就仿佛我对阿尔贝蒂娜即将返回还一无所知似的。她也的确应该回来，不过得由她自己主动回来。不管可能发生什么情况，让她看出我在命人采取措施，在企求她回来，这都会事与愿违。的确，要放弃她，我再也没有象放弃希尔贝特时那样的力量了。我所希望的是结束这种肉体的痛楚，我那远不如从前健康的心灵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痛楚了，这一点甚至比重见阿尔贝蒂娜更为重要。而且，无论是工作还是别的事情，由于我总是使自己习惯于不抱任何奢望，我变得更为软弱了。不过这种痛楚剧烈的程度之所以使别种痛苦望尘莫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因为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以及希尔贝特都没有共同享受过肉体的快乐，而是因为我并没有天天或时时刻刻见到她们，没有可能因而也没有这种需要，在我对她们的爱情里缺少“习惯”这个巨大的力量。我的心既已无力奢望什么，也不乐意忍受痛苦，它能够觅得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也许只能是不惜代价让阿尔贝蒂娜回家，既然如此，倘若昔日在处理和希尔贝特的关系时我没有选择与此相反的途径（自愿放弃或逐渐忍受），我也许会认为这相反的途径简直就是小说里的解决办法，在生活里这种办法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从而明白这另外一种解决途径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被同一个人接受，因为现在的我几乎还是过去的我。然而时光也起了作用，时光已经使我衰老，时光也曾促使阿尔贝蒂娜在我俩的共同生活中长久不懈地伴随在我身边。我虽然不愿意放弃她，我和希尔贝特相处时保留下来的起码的自豪感却促使我不愿因命人求阿尔贝蒂娜回来而成为令她嫌恶的玩物，我想让她回来而又不显出我一心盼她回来的样子。于是我连忙起床省得浪费时间，但痛苦又使我停了下来：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她离家之后起床呢。不过我还是得赶快穿上衣服以便去阿尔贝蒂娜住处的门房那里打听消息。 

痛苦，是人承受精神打击的延续，痛苦渴求着改变形式；人们总希重通过做计划，打听消息而使痛苦化为乌有；也愿意它生发出不计其数的变形，这比保持原封不动的痛苦要求的勇气要少一些，带着苦恼躺在床上，这床显得好狭窄、好硬、好冷。我又站了起来，在屋里我每动一步都得无比小心，我坐下时总是设法避免看见阿尔贝蒂娜的椅子和那架自动牌钢琴，她总是把她那双金色的高跟拖鞋踏在钢琴的踏板上，这是唯一的一件她用旧了的东西，她用过的东西仿佛全都想以我的回忆教给它们的特殊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向我转述，再一次向我通报她出走的消息。我不去看，却看见了这些东西；我浑身无力，我跌坐在一把蓝绸缎安乐椅上，一个钟头之前，就在这间卧室里，一缕阳光使周围变得朦胧迷离，在半明半暗之中，椅子上淡淡的篮色曾使我沉入梦乡，我当时那么热切留恋的梦景此刻却离我如此遥远。唉！在这一刹那之前，一向只有阿尔贝蒂娜在我身边时我才会坐在这里。所以我此刻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我站了起来；这一来，每时每刻都有一个组成无数个微不足道的“我”中的成员还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已经出走了，必须将这事通报他；必须——如果他们都是陌生人而又不具备我那种对痛苦的敏感、这种通报就不会那么残酷——宣告这个不幸适才已降临到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还不知道此事的“我”头上了；必须让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第一次听到这几个字：‘阿尔贝蒂娜要回了她的箱子”（我在巴尔贝克曾看见人们装这些棺材形状的箱子，这些箱子正好放在我母亲的箱子旁边），“阿尔贝蒂娜走了”。我有必要向每一个人通报我的悲伤，这种悲伤绝不是从那些令人沮丧的总的情况里任意得出的悲观的结论，而是一种特殊印象的断断续续的不由自主的复苏，这种印象自外而来而且不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在这些“我”中，有几个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例如（我没有想到今天是我理发的日子），理发时的“我”。我早已把这个“我”置诸脑后了，这个“我”的到来引起了我一阵呜咽，有如一个早已退休的仆人来到刚死去的主人的葬礼上。我随耶猛然回想起，一星期以来，我有时突然惊恐万状，而我对自己却不承认这种恐惧。每逢这样的时刻，我又和自己争辩说：“预先假设她会突然出走不是徒劳吗！这是荒谬的。假如我把她托付给一个明白事理的聪明人（如果我的嫉妒心没有妨碍我吐露真情，我也许真会这样行动以求得心境的安宁），这个受托的人一定会说：‘您简直发疯了。这绝不可能。’（的确，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口角。）一个人出走总有他的动机。他会说出这个动机。他也会给你回答的权利。人不会象这样走掉的。不，这是幼稚之举。这才是独一无二的荒谬绝伦的假设呢。”但是每天早上我打铃时只要看见她还在那里，我却会宽慰地叹一口长气。弗朗索瓦丝把阿尔贝蒂娜的信一交给我，我立即相信这一定是那件不可能的事，是她的出走，应该说几天前我就察觉到这次出走了，尽管我有多种合乎逻辑的理由使自己感到放心。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而且在绝望中几乎有一种对先见之明的满足，有如一个谋杀犯明知自己不可能被发现却仍旧忧心忡忡，这时他突然在召见他的预审法官那里看见他的受害者的名字写在案卷的开头…… 

我一心希望阿尔贝蒂娜是去土兰她姨母家了，在那里她起码可以受到足够的监督，从而在我去把她领回来之前不至于出什么大的纰漏。我最怕她留在巴黎，也怕她去了阿姆斯特丹或蒙舒凡，也就是怕她逃走以后一头钻到某个我连初步情况都没有掌握的男女私通的鬼把戏里去。不过说实在的，我口头说出巴黎、阿姆斯特丹，蒙舒凡这许多地方，我心里想的却是一些她真正可能去的地方；因此，当阿尔贝蒂娜的门房回答说她已去了土兰时，这个我自以为希望她去的住处倒似乎变得比所有的地方都更可惜了，原因是她去那里已确实成了事实，在对现实确信不疑和对未来毫无把握的双重煎熬下，我第一次想象阿尔贝蒂娜已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独立于我的生活，也许会长期，也许永远，在这样的生活里她也许会变成一个未知数，从前我老是被这个未知数弄得心绪不宁，而同时我又有幸占有和抚摸属于这未知数的外形的东西，也就是那难以捉摸的被我得到的温柔面庞①。正是这未知数构成了我爱情的基础。至于阿尔贝蒂娜本人，她只有挂了她的姓名才可能在我身上生根，除了睡眠之后苏醒那罕有的休息时刻，这个姓名什么时候都铭刻在我头脑里而且永不停息。倘若我出声地思索，我会不停地念叨这个名字，我的絮语很可能会单调而愚蠢到仿佛我变成了一只鸟，一只寓言中的鸟，它无休无止地叫着它作为人时曾经爱过的女人的名字。你一个人在心里念叨这个名字，没有念出声，因此你仿佛在自己心上刻写这个名字，而且仿佛让名字留在了自己的脑海里，末了，你的脑海就象一堵被人乱画过的墙一样布满了写过上千遍的所爱者的名字。你时时刻刻都在思想里写着这个名字，幸福的时候写，不幸的时候写得更勤。在重复叨念着这个除了已知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的名字时，你会感到一种不断产生的需求，不过时间一长你也会感到疲倦。我此刻甚至没有去想肉体的快感；在我头脑里我甚至没有看见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可她却是使我内心如此烦乱不安的人），连她的肉体我都没有看见。如果我愿意分别探讨与我的痛苦紧密相联的想法——总是会有这类想法的——，我很可能交替着去探讨，一方面猜测她是在什么样的心境里出走的，她有没有返回的意思；一方面考虑接她回来的办法。尽管我们认为和我们的苦恼有关联的人在我们的苦恼里仅仅占据微不足道的位置，也许正是在这微不足道的地方就存在某种标志和真相。事实上她个人在这种苦恼里也的确算不了什么；某些偶然因素使我们想到她时便感到激动和苦恼，而习惯又把这种激动和苦恼与她紧紧地联系起来，这激动和苦恼的过程本身才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比在幸福中感到厌倦更足以证明），当我们认为问题（这问题那么无聊，我们简直不准备再提它了）都出在她本人身上时——激动和苦恼的过程这时都已被遗忘，起码是由她引起的激动和苦恼的过程已被遗忘，因为这种感情过程已经重新发展并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见不见这个人，是否得到她的尊重，是否能支配她，这一切在我们眼里都显得无关紧要了。在此之前，当这种激动和苦恼还附着在她身上时，我们满以为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她：这幸福其实只取决于我们的苦恼是否已经终结。到那时，我们的无意识便会比我们本人还要高明，因为在这出连我们的生命本身都可能取决于是否找到她以免再等待她的可怕的悲剧里，这无意识会把被爱的女人的形象，把那个可能已被我们遗忘，也可能不为我们所了解或被我们认为很平庸的形象变得极其渺小。女人形象变得渺小乃是爱情发展方式的合乎逻辑而又必然的效应，也是对这份爱情的主观性的鲜明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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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阿尔贝蒂娜住处的门前我发现有一个穷人家的小女孩瞧着我，她的神气那么可爱使我不禁问她是否愿意去我家里，我若遇到一只眼神十分忠实的狗也可能会这么做。她似乎很高兴。到家后我把她放在膝头摇了一阵，可是她使我过分强烈地意识到阿尔贝蒂娜的失踪，因此她呆在这里很快就让我感到无法忍受了。于是我给她一张500法郎的钞票之后便让她走了。然而过不多久我又想，如果有另外某个小女孩呆在我身边，我便再也不会感到孤单，也不会感到没有纯洁无邪的伴侣支持，这唯一的梦想竟支撑我忍受了也许阿尔贝蒂娜得有一阵子回不来的想法。——作者注。 

她出走的意图无疑很象百姓们以组织示威为手段从而达到谈判目的的意图。她之所以出走可能只是为了从我这里得到更优裕的生活条件，更多的自由和奢侈品。果真如此，我们两人中稳操胜券者必定是我，只要我有力量等待，等待这样的时刻到来，那时，她眼见一无所获便会自动回归。如果说在只重打赢的牌桌上或战争里人们还能顶住虚张声势，那么既有爱情也有嫉妒和痛苦的情况却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为了等待，为了“维持”，我可以让阿尔贝蒂娜远离我生活好几天，也许好几个星期，可是这一来我却在破坏我一年多来抱定的目标——不让她自由一个钟头。如果我给她提供时间，提供方便，使她能随心所欲地欺骗我，我所采取的全部预防措施也就变得徒劳了；即使她最终让步了我却再也忘不了她单身生活的那段时间，而且就算我终于占了上风，但过去那段时间仍无可挽回，即是说我还是失败者。 

至于接回阿尔贝蒂娜的办法，我曾假设她之所以出走无非是为了得到更优裕的生活条件之后再回来，这种假设显得越有道理，这些办法就越具有成功的机会。那些认为阿尔贝蒂娜不真诚的人，比如弗朗索瓦丝，他们一定会认为这种假设很有道理。然而在我了解情况之前，我的理智已把她的某些恶劣情绪和某些姿态理解为她在计划出走，而且会一去不复返，如今出走既已成为事实，我在理智上也就很难相信这是装出来的了。我说的是我的理智而非我本人。我之所以格外需要这种认为她装作出步的假设，是因为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更小些，而且尽管这种假设在可能性上略逊一筹，它在力量上却可以稳操胜券。一个人眼见自己已到了深渊的边沿而上帝又似乎抛弃了他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去等待上帝赐予奇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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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承认，面对这一切，尽管我比谁都痛苦，我却是一个最麻木不仁的侦探。 

然而阿尔贝蒂娜出走也没有促使我重新获得我因习惯请别人监视她而业已失去的侦探才能。现在我思考的只有一件事：委托另一个人去寻找她。这另一个人便是圣卢。他同意了。许多天来的焦虑转给了别人，这使我感到喜悦，我开始走动了，成功的把握使我的手突然变得和往日一般干干的，再也不象我听见弗朗索瓦丝说“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时那样汗湿了。 

人们总还记得，我当时决心和阿尔贝蒂娜同居甚至决定娶她是为了留住她，了解她在干什么，是为了阻止她重犯和凡德伊小姐之间的老毛病。这是一件我无论设想得多糟也没有勇气想象的事（这简直令人吃惊，就象忌妒心成天做着各种莫名其妙的虚假揣测，一旦让它去发现真实情况它却又缺乏想象力了。）：在巴尔贝克时她向我泄露了使我锥心泣血的秘密，她谈起来却仿佛这是一件极为自然的事；尽管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悲痛的事，我总算也装出了认为这事极为自然的样子。不过这种爱情既然主要产生于阻止阿尔贝蒂娜干坏事的需要，它后来也就保留了这最初根由的痕迹。同她一起生活于我并不重要，只要能阻拦这个“可能的潜逃者”到处乱跑就满足了。为了阻止她乱跑，我依靠那一伙与她同行不离她左右的人的眼睛，只要这些人晚上给我打一个令我放心的小报告，我的忧虑便会烟消云散，情绪也会好起来。——作者注。 

我自己认定，无论我做什么，阿尔贝蒂娜都会在今天晚上回到我家，因此我暂时节制了弗朗索瓦丝对我说阿尔贝蒂娜出走时引起的痛苦（因为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间竟相信这是一次永不返回的出走）。然而间断一会之后，这最初的痛苦又以独立不羁的架势自动向我袭来，而且仍旧那么令我难以忍受，因为我刚听到她走了时还没有自我安慰地许愿当晚就把她接回来。这句话本来可以缓解我的悲痛，但当时我的悲痛对这句话还一无所知。为了实施促她返回的办法，我势必再一次装出似乎我不爱她的样子，对她的出走也似乎并不感到痛心，而且还势必继续对她撒谎。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我这些姿态向来很成功，而且因为自我爱上阿尔贝蒂娜以后我一直在如此行事。我个人愈是佯装出已经放弃她的神气，我在采取促她返回的措施时便愈能做到果断有力。我准备给阿尔贝蒂娜写一封告别信，在信中我要把她的出走看作是最后的分手，与此同时我要派圣卢以背着我的方式去向邦当夫人施加最粗暴的压力迫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家。不错，我在希尔贝特身上曾做过这种危险的试验，信上的冷淡在开初是装出来的，最后却弄假成真了。这个经验本来应当阻止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与那些信件同样性质的信。然而所谓经验，无非是在我们自己眼前揭露我们自己性格的特点，这特点自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出现得格外明显，因为我们已经为自己揭示过一次了，这一来第一次引导过我们的自发动作就会在记忆的各种形式的启示下得到加强。人类最难逃避的抄袭行为，对个人（甚至对坚持错误而且不断加重错误的百姓）来说，那便是对自己的抄袭。 

我知道圣卢在巴黎，一听我召唤，他即刻来到了我家，他还是象在东锡埃尔时那么麻利，高效率，而且他同意马上动身去土兰。我把下面的考虑告诉了他。他应当先去夏特勒罗请人指点邦当夫人的住址，去那里时得先等阿尔贝蒂娜出门，因为她有可能认出他来。“你说的这个姑娘难道认识我？”他问我。我对他说恐怕不认识。这个行动计划使我满心欢喜，不过这个步骤和我的初衷是绝对矛盾的：我最初是想设法不露出准备派人寻找阿尔贝蒂娜的神气；而此举却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这种神气。不过和“本应做的事”相比，这次行动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它使我有可能对自己说我派去的人即将看见阿尔贝蒂娜，而且一定会把她带回来。倘若我一开始就把我内心的活动看得很透彻，我也许早就考虑到了这藏在暗处的被我认为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将会优先于忍耐解决办法，我之所以决定采取此法，是因为我缺乏忍耐的毅力。一个姑娘整个冬天住在我家而我竟对他只字未提，圣卢对此已露出了吃惊的神情，另一方面他过去常对我提起巴尔贝克的年轻姑娘而我却从未回答他说“她就在这里”，因此他很可能因力我对他缺乏信任而感到不悦。其实邦当夫人很可能对他谈起巴尔贝克。然而我是那样急不可耐地希望他动身，希望他到达那里，因而根本不去想，也无法考虑这次旅行可能产生的后果。至于他是否会认出阿尔贝蒂娜（他当时在东锡埃尔和她邂逅时总是执拗地避免注视她），都说她变化很大而且长胖了，所以这不大可能。他问我有没有阿尔贝蒂娜的肖像，我开始说没有，以免他有暇根据我在巴尔贝克那段时期前后拍的一张照片认出阿尔贝蒂娜来，不过那时他只是在火车车厢里隐隐约约见到过她。可是我又想，那张照片上的阿尔贝蒂娜既不同于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现实的充满活力的阿尔贝蒂娜，他既不可能从照片上认出她也不可能在现实生活里认出她。在我替他寻找照片的当儿，他用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表示安慰。他猜出我很痛苦而为我难受，这使我十分感动。首先，尽管他和拉谢尔分手了，他当时的感受却远没有消逝，因此他对这类性质的痛苦抱有一种同情，一种特殊的怜悯，有如人们同病相怜分外亲切。再说他是那么心疼我，一想到我的苦恼他就无法忍受。因此他对给我招致苦难的人怀着一种又怨恨又赞赏的复杂感情。在他的想象里我是如此高傲的人，要想使我屈服于另一个人，这个人必定在各方面都不同凡响。我的确想过他可能认为阿尔贝蒂娜的像片漂亮，然而由于我毕竟想象不出她会使他产生象海伦使特洛伊老人们产生的那种印象，我在寻找照片时便谦逊地说：“噢！你瞧，你可别胡思乱想，首先，照片很糟糕，其次，她并不出众，不是什么美人，她主要是人很可爱。”“喔！不，她一定与众不同，”他带着天真而真诚的热情说，同时竭力想象着这个能使我如此绝望如此激动的人是什么样子。“我怨她使你难过，不过这也是始料所及的，象你这样一个周身都是艺术细胞的人，万事万物都得首先爱它的美而且爱得那么执着，你要是在一个女人身上发现了美，你注定会比谁都痛苦。”我总算找到像片了。“她肯定很出色，”罗贝尔继续说这话时还没有看见我递给他的照片。他突然瞥见了，他拿着照片看了片刻。他的脸部表情由诧异一直发展到惊得目瞪口呆。“怎么，这就是你爱的姑娘？”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由于害怕惹我不快，他克制了语气里吃惊的感情。他没有作任何评论，只露出通情达理和谨慎的神气，当然不可避免地有那么点轻蔑，一种面对病人而产生的轻蔑——即使这个病人在生病之前一直是个很出众的人而且是您的朋友——不过病人同这一切已经毫不相干了，因为他得了躁狂型精神病，他向您谈到出现在面前的天上来客，而且继续盯着一个地方看这个天上来客时，您这个健康的人却只会看见那儿是一床鸭绒被。我立即明白了罗贝尔为什么吃惊，这正是我看见他的情妇时感受过的惊异，唯一不同的是我发现他的情妇是我早已认识的女人，而他却以为自己从未见过阿尔贝蒂娜。不过我和他在同一个人身上看见的东西无疑也有很大的差异。当初在巴尔贝克，我在注视阿尔贝蒂娜时确曾贱兮兮地把我的味觉、嗅觉和触觉掺进对她的视觉里，这已是遥远的往事了。自那以后，又掺进了更深沉、更甜蜜、更难以形容的感觉，随后便是痛楚感。总之，有如一块被雪包围的石头，阿尔贝蒂娜乃是我内心里构想的一个巨大工程的中心发电机。罗贝尔的视力是达不到这种感觉层次的，他能看见的只是糟粕，而这种层次的感觉又反而妨碍我去察觉这些糟粕。罗贝尔在看见阿尔贝蒂娜的照片时，使他发窘的并不是特洛伊老头们看见海伦走过而且说： 

“我们的损失怎及她秋波一转，” 

时那样的激动，而恰恰是相反的激动，这种激动心情使他说出：“怎么，就为这个他竟如此烦恼，如此伤心，竟干出这许多傻事！”的确应该承认，当一个人引起我们所爱之人痛苦，毁了他的生活，有时还给他招致死亡的可能时，看见这样的人而作出这种反应是远比特洛伊老头们的反应更常见的，一句话归总，这是惯例。这不仅因为爱情是个人的事，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爱就自然而然认为可以避免爱情而且对别人狂热的爱说长道短。不，那是因为，当爱情达到能引起这种痛苦的程度时，介乎女人的面庞和情人的眼睛（这个象雪覆盖水泉一样包藏和隐匿爱情的巨大的痛苦之卵）之间的感觉工程已经推进得相当遥远，远到情人的眼光停留的位置，他领略欢乐和痛苦的位置与别人能够看见这爱情的位置之间的距离等于太阳本身的位置和太阳强光使人能看见天上的太阳所在的位置之间的距离。此外，在这段时间，忧伤和柔情使情人对对方最坏的变化也视而不见，而在这忧伤和柔情蜜意的蛹壳里，对方的面庞已逐渐衰老，逐渐变化。因此，如果说情人初次邂逅时见到的容貌和他在后来的恋爱的痛苦中看见的容貌距离甚大，从相反的意义上说，这容貌和不相干的人此刻看到的容貌同样大相径庭。（如果罗贝尔在照片上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姑娘而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情妇，情况又会如何呢？）甚至不必和这个使男人如此神魂颠倒的女人有一面之缘，只要见到她的照片我们也同样会大吃一惊。我们了解她往往象我的叔祖父阿道夫了解奥黛特一样。看法上的差异不仅涉及体型面貌，而且涉及性格，涉及个人的重要性。使热爱她的男人痛苦的女人完全可能和不关心她的人相处甚笃，比如奥黛特，在斯万眼里她是那么冷酷无情，而我的叔祖父阿道夫却认为她是殷勤的“穿粉红袍子的女人”，或者说一个女人完全可能让爱她的男人象怕神一样战战兢兢地估摸再三才敢作出有关她的决定，而这个女人在不爱她的男人眼里简直就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男人让她干什么她都乐意干，就象圣卢的情妇之于我一样，我在她身上只看见了别人对我多次推荐过的“大气派的拉谢尔”，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和圣卢在一起时，想到有人会因为不知道这样一个女人某个晚上干了些什么，她和某人谈了些什么悄悄话，她为什么会有绝交的念头而内心受煎熬，我感到万分惊诧。与此同时，我又感到一切往事，这里指阿尔贝蒂娜的往事，也就是使我的心灵，使我的生命带着令人震颤而又十分笨拙的苦痛趋而附之的往事，在圣卢看来恐怕也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有一天在我自己眼里也会变得毫无意义；我感到我在今后考虑阿尔贝蒂娜的往事是重要还是毫无价值时，我此刻的思想状态也许会逐渐朝圣卢现在的思想状态过渡，因为对圣卢究竟可能怎么想，对情人以外的所有人会怎么想我都不抱幻想。而且我不会为此过分伤心。我们就别管毫无想象力的男人怎么评价俊俏女人了。我还记得有一幅天才的肖像画对众多的生活现象所作的悲剧性的阐释，这幅肖像并不如埃尔斯蒂尔为奥黛特画的肖像那么逼真，说它是情人的肖像还不如说它是使人扭曲的爱情的写照。这幅肖像唯一的缺陷——而许多肖像画都没有这个缺陷——是它的作者既不是伟大的画家又不是情人（据说埃尔斯蒂尔就是奥黛特的肖像画作者和情人）。这种不逼真已被一个情人的一生所证实，被一个谁也不理解其狂热爱情的情人的一生，被斯万的一生所证实。然而只要情人象埃尔斯蒂尔那样同时又是画家，谜底就揭示出来了，您终于在这个女人身上看见了凡夫俗子从未见过的双唇，谁也不熟悉的鼻子和您意想不到的仪容。这幅肖像说：“我爱过的，让我苦恼的，我时刻见到的正是这个。”我曾在思想上试图把圣卢已经补充给拉谢尔的他自己的东西再充实到她身上，我现在却想以逆反的动作从构成阿尔贝蒂娜的成份里剔除我的心灵和精神对她的贡献，同时想象着她在圣卢面前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象回想拉谢尔在我面前是个什么样子一样。可是这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就算我们看见了种种区别，我们会相信它们吗？从前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常常在安加维尔的拱廊下等候我，我一到她便跳进我的车里，那时她不仅没有“发胖”，由于过度的锻炼她还消瘦得过了头；她那么瘦削，一顶蹩脚的帽子使她显得丑陋，帽子下面只露出一小段难看的鼻子，只能从侧面看见她白白的双颊，活象白色的虫子。我在她身上发现不了多少她自己的东西，但还是可以从她往我车上那一跳里得知这是她，她准时赴约了，并没有去别的地方；而这些也就足够了；人总是太眷恋过去，太执着于共同度过的逝去的岁月，因而也就不需要这女人的全部了；他只希望肯定这是她，没有搞错身分，在热恋着的人们眼里这一点比美貌重要得多；面颊可以深陷下去，身体也可以变得干瘦，甚至对那些起初被认为以征服美人而不可一世的人来说，那一小段鼻子，那集中体现了女人永恒人格的标志，那代数的精萃，那个常数，这一切已足够使一个受到最高层社交界欢迎而本人又爱社交的男人支配不了自己的任何一个夜晚了，因为他得把时间都花在给他所爱的女人反复梳妆打扮上，直到他睡着为止，或者干脆只为呆在她身边而和她在一起，或者只为她和自己在一起，只为她不和别的人在一起。 

第六部 女逃亡者(2)

“你可以肯定，”他对我说，“我能如此这般地把3万法郎通过这女人捐给她丈夫的竞选委员会吗？她竟会缺德到这种程度？你如果没有搞错，3000法郎足够了。”“不，我求求你，为了办好这件让我那么揪心的事情你就别省钱了。你应该这么对她说，而且这也有部分的真实性：‘我的朋友向一位亲戚要了这3万法郎捐给他未婚妻的姨父。亲戚是因为这次订婚才给他这笔钱的。他请我把这笔款子捎给您以免阿尔贝蒂娜得知此事。现在阿尔贝蒂娜离开他了，他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他不娶阿尔贝蒂娜，他就不得不将这3万法郎退回去。如果他娶她，哪怕为了形式她也应该立即回去，因为出走时间拖下去会产生不良后果。’你以为这是故意编造的吗？”“不，”圣卢回答我，出于好意，出于谨慎，也因为他明白情况往往比人们想象的更令人费解。 

无论如何，正如我对他说过的，这3万法郎的事绝不可能没有很大的真实性。这是可能的，但却并非现实，而这部分真实性恰恰是谎言。不过我和罗贝尔互相撒谎也和所有这类交谈里人们互相撒谎一样，在这样的交谈里，一个朋友总是真诚希望帮助陷入失恋痛苦的朋友。作为顾问、支持者、安慰者的朋友同情友人的不幸但并不去感受这种不幸，他越乐于帮助友人便越撒谎。朋友向他谈出了需要些什么才能得到帮助，然而，也许正是为了得到帮助他才隐瞒了许多事情。真正幸福的毕竟还是不辞辛苦出门跑腿的人，还是在外完成任务的人，这种人是没有内心痛苦的。此刻我充当了罗贝尔在东锡埃尔充当过的角色，当时他认为拉谢尔离开了他。“归根结底，还是得照你的意思办；我如果当众受到侮辱，为了你我也先认了。再说，我本人认为这笔毫不隐讳的交易有些滑稽也无妨，我很清楚，社交界里一些公爵夫人，甚至最笃信宗教的公爵夫人，为3万法郎也可能做出比叫外甥女别呆在土兰更麻烦的事。总之，能为你效劳我感到格外高兴，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同意来看我。如果我结婚了，”他补充说，“我们难道就不能多见面啦，难道你就不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了？……”他突然停下不说了，我猜想，也许因为他想到如果我也结了婚，阿尔贝蒂娜恐怕不能和他的妻子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时我才忆起康布尔梅家的人对我说过的话，他可能和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女儿结婚。 

看了火车时刻表，他只能在晚上动身。弗朗索瓦丝问我：“要不要从书房撤走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床？”“正相反，”我说，“得给她铺床。”我希望阿尔贝蒂娜随时随刻都能回来，我甚至不愿让弗朗索瓦丝怀疑这点。必须让人感到阿尔贝蒂娜的出门似乎是我们之间商定的，她这次出门丝毫不意味她不那么爱我了。然而弗朗索瓦丝却用即使并非不相信起码也是疑惑的神情注视着我。她也有她的两种假设。她张开鼻孔嗅出了我们之间的龃龉，她也许早就感觉到了。她之所以还没有对我们的不和深信不疑，也许只是因为她象我一样难以完全相信可能使自己非常快活的事。 

圣卢刚上火车我就在候见厅碰见了布洛克，可是我并没有听见他按门铃，这一来我又不得不接待他一会。前不久他曾遇见过我和阿尔贝蒂娜（他在巴尔贝克就认识她）在一起，那天她情绪很不好。“我和邦当先生共进过晚餐，”他对我说，考虑到我对他还有些影响，我对他说他外甥女对你不那么好了，这使我感到难过，他应该在这方面对她提出些要求。”我气愤极了：他这些要求和埋怨破坏了圣卢行动的一切效果，而且在阿尔贝蒂娜那里直接把我放在了被告席上，就好象我在恳求她似的。最倒霉的是弗朗索瓦丝还呆在前厅，她一定听见了这一切。我把布洛克责备得体无完肤，我对他说我丝毫没有托他办这件事的意思，而且事实经过也并非如此。从这一刻起布洛克再也没有停止过微笑，我认为这微笑与其说是出于快乐不如说是出于因惹恼我而感到的不安。他笑着，同时对他竟引起我这样的狂怒感到诧异。他说这些话也许是想在我面前消除他那不谨慎的尝试的影响，也许因为他生性卑怯，躺在谎言里懒洋洋地得其所哉，活象水面上的水母，也许因为，即使他属于另外一类人，这类人由于永远不可能和我们观点一致，也同样无法理解他们偶然说出的话会使我们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我刚把他赶出门，还没有想出任何办法足以弥补他干下的事就又听见了按门铃的声音，弗朗索瓦丝递给我一张保安局头头的召见条。由我带回家呆了一个钟头的那个小女孩的父母认为我犯了诱骗未成年人罪，想对我起诉。生活里有这样的时刻，某种类型的美产生于袭扰我们的数不清的烦恼，这些烦恼象瓦格纳派音乐的主题一般互相交织在一起；这种美也产生于一种刚形成的概念：智慧把一面可怜巴巴的小镜子捧在面前，它把这面小镜子叫作未来，而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置于这面小镜子涂了色的全部反光里，这些事件停在外面，它们总是突然冒出来，有如某人突然前来为一件现行犯罪案作证一般。在我们任凭某一件事情自己去发展时，这事本身已经在起着变化，或是失败将其扩大了，或是满意将其缩小了。不过事情是很少孤立发生的。每个事变激起的感情都在互相冲撞，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我去保安局局长那里时体会到的，恐惧是一种减轻悲伤感情的疏导剂，起码是暂时的但又相当有效的疏导剂。 

我在保安局看见了那小姑娘的父母，他们一边辱骂我一边把500法郎还给我说：“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不想收回这些钱，保安局局长自告奋勇以“巧于答辩”的刑事法庭庭长的辩才为难于模仿的范例，从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里抽出一个字用以构成他才智横溢的令人难以招架的答辩。问题甚至不在于我在行为上是无辜的，因为唯有这个假设谁也不肯须臾接受。不过指控毕竟难于成立，我因此得到了解脱，但女孩的双亲在场，我仍然挨了一顿臭骂。一等他们离开，保安局局长便改了口气，原来他很喜好小姑娘，他象对同伙一般责备我说：“下一次得机灵些。天哪，发面可不能这么猛，要不就得搞糟。再说您去哪里都能找到比那一个好的小姑娘，而且钱也花不了那么多。这笔钱也多得太离谱了。”我充分意识到，即使我对他说明真相他也不可能理解我，我便趁他允许我离开时一声不吭地抽身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过路的人似乎全是受托窥视我的行为和动作的监察。不过这个主题也象我对布洛克的气忿一样逐渐弱化下来，最后便完全让位给阿尔贝蒂娜出走的主题了。 

这个主题又开始了，不过自圣卢动身以后主题的调式几乎变得欢快了。自我委托里卢去看望邦当夫人以来，这件事的负担已经从我那过于疲劳的思想里转移到他那里去了。在他动身的那一刻，一种欢悦之情甚至使我感到振奋，因为我已作出了决定：“我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我的痛苦也就烟消云散了。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已尽力而为，我真心实意地这么相信，原因是人从来也不清楚他心灵里藏着些什么。其实，使我高兴的并不是我把自己的优柔寡断象我自己认为的那样推给了圣卢。而且我绝对没有弄错，弥补一桩不幸事变的特效药（3f4的事变都是不幸的）乃是决断，因为决断可以迅猛推倒我们的各种思想，从而中止由过去的事件产生而又使事件余波继续震颤的奔涌的思潮；决断还会以来自外部，来自未来的逆反思潮的反向奔涌去摧毁这奔涌的思潮。当这种新的思想（此刻萦绕在我脑际的正是这种新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是未来的本质所具有的希望时，这新思想对我们尤有裨益。其实真正使我高兴的是这种秘密的信念，即圣卢的使命不可能失败，因此阿尔贝蒂娜少不了会回来。我明白这一点，因为在第一天没有得到圣卢的回音时，我又开始难受起来了，看来我的决断，我对他的全权委托都不是我快乐的根由，没有这些，我的快乐也许还持久些呢，我快乐的根由是我在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时心里想的是“准保成功”。可是圣卢的迟迟未归又使我想到完全可能发生成功以外的别的事，这想法使我如此恼火，我的快乐即刻消失了。其实是我们对好事的预测和希翼使我们满心欢喜，而我们却把这种喜悦归之于别的原因，当我们对希望的实现不再有十足的把握时这种喜悦便停止了，我们又会重新陷入悲伤。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感觉世界的大厦，没有这种信念，大厦便摇摇欲坠。我们已经看出信念决定我们认识生命的有无价值，决定我们热爱人的生命或对它们感到厌倦。信念也使我们有可能忍受悲哀，我们之所以认为这种悲哀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因为我们确信这种悲哀很快便会结束，信念还使我们有可能忍受突然变得深广的悲哀，直到某种存在与我们的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有时甚至超过我们生命的价值为止。 

此外，有一件事又使我内心的痛苦变得象最初时刻那么尖锐，应当承认这痛苦本来已经不那么尖锐了。这件事就是重读阿尔贝蒂娜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话。我们尽管热爱着一些人，一旦我们在孤独中只能经受失去他们的苦痛而我们的思想又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着这种苦痛时，这种苦痛就变得可以忍受了，而且这种痛苦也不同于另一种更没有人情味的与我们更格格不入的苦痛——这样的苦痛与精神世界和内心领域里的事故一样出人意料，一样奇特，——这样的苦痛其直接原因与其说是被爱的人们本身毋宁说是我们得知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方式。阿尔贝蒂娜，我可以轻轻哭着想念她，可以答应今晚也象昨天那样见不到她；然而重读“我既然决心已定不可更改”，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俨如服了一剂引起心脏病发作而致人于死地的危险药品。一切事物，一切变故和绝交信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放大而且歪曲人们可能给我们造成的苦恼本身。不过这种苦恼是不大可能持久的。无论如何我对机灵的圣卢取得成功还是坚信不疑的，我对阿尔贝蒂娜的返回也信心十足，因此我倒要问我自己只说希望她返回是否有道理，不过我仍然庆幸我抱着这种希望。倒霉的是，正当我以为保安局事件已经结束时，弗朗索瓦丝却来通报我说一个便衣警察曾前来打听我是否习惯于留一些年轻姑娘在我家里，门房以为他指的是阿尔贝蒂娜，便回答说是的，从那一刻起房子似乎被监视起来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在悲伤时刻叫一个小姑娘来安慰我了，当然也不再会因为突然出现警察而让小姑娘把我看成坏人从而使我在她面前感到羞愧。我同时也明白，人们为某些梦想而生活的程度远比他们认为的要大，因为也不可能抚爱小女孩这件事仿佛永远取消了我生活的价值，我还明白，人们一方面轻易地拒绝发财而且甘冒死亡的危险，另方面又想象这个世界是由私利和怕死之心支配着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早想到连一个不认识的小姑娘看见警察来我家都为我感到害臊，我真宁愿去自杀！根本不可能将这两种痛苦加以比较。可是在生活里人们从来不会去想他们奉送过银钱的人，他们以死威胁过的人还会有一个情妇，或者干脆说还会有一个伙伴，而且他们还一心想得到情妇或伙伴的尊重，即使这份尊重并非属于她们本人。然而突然间，出于我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羞愧之情（我的确没有去想已成年的阿尔贝蒂娜可以住在我家，甚至成为我的情妇），我认为似乎也可以就阿尔贝蒂娜住我家的事指控我诱骗未成年姑娘。于是我感到生活仿佛在四面八方都遇到了障碍。一想到我和她同居时并非一尘不染，我便从我抚爱不认识的女孩因而受到处罚这件事里发现了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几乎在每次惩罚人时都存在着，而且使正确的判决和法庭的差错几乎永远都不存在，只存在法官对无辜行为的不合实情的想法和他对犯罪事实一无所知之间的某种一致性。可是这么一来，一想到阿尔贝蒂娜的回归可能使我受到侮辱性的判决，而这判决又会使我在她面前失去尊严或许还会对她本人不利从而使我得不到她的谅解，一想及此我再也不盼望她归来了，我甚至害怕她回到这里。我真想给她拍个电报让她别回来。可是刹那间，盼她回归的热望又以压倒的优势攫住了我。正是在考虑了叫她别回来的可能性和离她独居的可能性之后的须臾之间，我反而突然感到为了叫她回来我准备牺牲所有的旅行，所有的寻欢作乐，牺牲我所有的工作！ 

啊！我原以为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可以帮助我预见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命运，然而后者的发展和前者对比之下是怎样地不同呀！自个儿呆着却看不见她，这让我多么难以忍受！而我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最无足轻重的动作又都使我忆起阿尔贝蒂娜在身旁的欢乐气氛，为此我每次都得重新尝试分居的生活，付出新的代价，领略同样的痛苦。接下去是别种形式的生活前来争妍斗艳，使这种新的苦痛黯然失色，在这初春的日子里，我在等圣卢见邦当夫人的同时甚至想到过威尼斯和不认识的美丽女人，从而有过愉快宁静的时刻。我一发现这点便感到心惊肉跳。我适才领略的这种宁静，意味着初次出现了一种断断续续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在我身上即将与痛苦和爱情展开搏斗，而且最终会战胜痛苦和爱情。这种我已预先尝到滋味而且得知其征兆的东西暂时还只是一闪念，今后却会成为我经常的心态，成为一种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再也不会为阿尔贝蒂娜去折磨自己，我再也不会爱她了。我的爱情刚认出可能战胜它的唯一的敌人——遗忘，便簌簌地战栗起来，有如一头关在笼里的雄狮猛然发现一条蟒蛇即将一口把它吞掉。 

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阿尔贝蒂娜，弗朗索瓦丝走进我房间时却从不迅速地对我说“没有信”以便缩短我的焦虑，不过我仍旧不时地硬把某些思绪插进我的忧伤之情里从而使我心田里的污浊空气得以稍事流通和更新。然而到晚上，我好不容易睡着了，似乎又是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象药剂一样使我睡着的，药效一停我兴许就会醒过来。我在睡梦里也没有一刻不思念阿尔贝蒂娜。她给我的睡眠是很特别的，而且在这样的睡眠里我根本不可能象白天一样随意去想别的事。睡眠和对睡眠的回忆是两种互相交织的事物，要想睡着就得同时求助于它们俩。此外，醒着时我的痛苦不但不能减轻反而日甚一日。倒不是因为遗忘没有发挥作用，而是在醒着时遗忘很有利于使被想念的形象理想化，并以此促使我原有的苦恼和另外的类似的痛苦溶合从而得到加强。这理想化了的形象还算可以忍受。但只要我猛然想到她的房间，想到那人去床空的房间，想到她的钢琴，她的汽车，我便会浑身无力，双目紧闭，头歪在左肩上，活象即将昏厥过去的人，开门的声音也几乎使我同样难受，因为开门的人并不是阿尔贝蒂娜。在可能有圣卢的电报时，我也不敢问一句：“有电报吗？”末了总算来了一份电报，不过电文却只是把一切都推迟而已：“女士们外出三天。” 

我之所以能熬过她走后的四个昼夜，当然是因为我老对自己说：“这只是时间问题，周末以前她准回来。”不过理由尽管如此，无论对我的心灵抑或对我的肉体来说，需要做的事仍旧是一样的：没有她而生活下去，回到家里却见不到她，在她的卧室门口（我还没有勇气打开这间房子）走过却明白她不在里面，没有向她道晚安便上床睡觉，这些便是我应该全面地不折不扣地用心灵去完成的事，就好象我根本就不应该再看见阿尔贝蒂娜似的。不过既然我已经完成了四次，这说明目前我还能够继续用心灵去完成。也许我很快就不再需要支撑我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理由——阿尔贝蒂娜即将归来——，（我可能会一边想：“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一边却仍笑象前四天那样生活下去）有如受伤的人重新习惯走路以后可以扔掉丁字拐杖一样。晚上回家我无疑还能寻觅到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对阿尔贝蒂娜等待我的每个夜晚的回忆，它们使我透不过气，孤寂引起的空虚感令我窒息；然而我同时也已经开始了对昨天，对前天的回忆，对前天以前的两个夜晚的回忆，即对阿尔贝蒂娜出走后逝去的四个夜晚的回忆，在这四个夜晚我一人独处，没有她的陪伴，我总算生活过来了。四个夜晚已经形成了一串回忆，它比那一连串无尽无休的回忆当然单薄许多，但即将逝去的每个日子都可能将它们充实起来。 

我不想谈我此刻收到的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侄女寄来的求爱信，这个姑娘是巴黎遐迩闻名的最漂亮的美人，我也不想说德·盖尔芒特公爵替姑娘的父母在我身上所作的努力，她的父母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得接受不般配的择婿对象和有辱门庭的联姻。这样的事对自尊心也许是够刺激的，但对正在恋爱的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有人可能愿意有这样的事，却不一定会鄙俗到拿这些事去告诉对他评价不那么高的女人，再说这女人即使得知他可能成为地位迥然不同的人追逐的对象，对他的评价也不一定会改变。公爵的侄女写给我的信只能使阿尔贝蒂娜烦躁。 

自我醒来的那一刻起，自我重新沉浸在我入梦之前须臾不离的忧伤之情那一刻起，我的全部感觉有如一本合上片刻之后在入夜之前再也不离我左右的书，无论来自外部抑或来自内心都只能和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思想结合在一起。有人打铃：是她的信来了，也许是她本人！倘若我自我感觉良好，并不过分难受，倘若我已不再忌妒，也不再怨恨她，我也许愿意即刻前去见她，去拥抱她，去和她愉快地度过一生。我感到给她拍个电报：“赶快回来”似乎是一件极简单的事，仿佛我这新的情绪不仅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我身外的事物，使事情变得容易了。如果我心情抑郁，我对她的愤懑便会复苏，我再也不想拥抱她，我会感到不可能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幸福，我会一心想着去损害她而且不让她再属于别人。然而这两种迥异的心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必须让她尽早回来。不过她的回归无论会立即给我多么大的快乐，我也感到同样的困难会很快出现，而且想在满足精神欲求中寻求幸福与想步行到天涯海角同样天真。欲求越大，越难做到真正的占有。因此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找到幸福，或至少能做到无痛苦，那他必须去寻找的也不应该是满足，而是逐渐缩小并最后消除欲求。想见到自己所爱的，就应当设法不看见它，唯有遗忘最终能导致消除欲求。我想如果一个作家传布这类真理，他可能会把包含这些真理的书题赠给一个女人并乐于以此来接近这个女人，他会对她这么说：“这本书是你的。”这一来，他在书中说的是真话。他在题赠时却可能是在撒谎，因为他一心要这本书属于这个女人与他珍惜这女人身上的宝石一样，只有他爱这个女人时他才会感到这宝石珍贵。一个人和我们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我们的思想里。逐渐衰退的记忆力会把这种联系淡忘，尽管我们自愿接受幻想的欺骗，而且为了爱情，为了友谊，为了礼貌，为了尊重人，为了尽责我们又拿幻想去欺骗别人，我们在生活里还是只有自己。人是不能跳出自身圈子的生物，他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才能认识别人，如果他说并非如此，那他是在撒谎。倘若有人真能如此行事，真能取消我对她的需求，取消我对她的爱情，我会吓得相信这爱情对我一生都是宝贵的。如果我能不疼不痒地去听开往土兰的火车报站名，我会以为这说明我自己正在衰退（其实无非是因为这可能会证明我对阿尔贝蒂娜已变得漠不关心了）。我想，在我不停地问自己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她每时每刻都在希冀什么，她是否打算回来，是否就要回来时，我最好把爱情在我身上建造的通道大门敞开，而且去感受另一个女人的生活通过已打开的闸门把那不愿意再变成死水的水库湮没。 

圣卢杳无音信的时间越拖越长，一种次要的忧虑——等待他的电报或电话——便很快掩盖了首要的忧虑，即挂念他此行的结果和想得知阿尔贝蒂娜是否回来的忧虑。为等电报而密切注意所有的响声，这使我感到那样难以忍受，我竟相信此刻最使我揪心的这份电报无论内容如何，只要到来就能解除我的痛苦。我终于收到了罗贝尔的电报而且得知他已见到了邦当夫人，可是尽管他十分小心，却仍然被阿尔贝蒂娜瞧见了，因而一切告吹，这时我倒又无法控制自己的狂怒和绝望了，因为这正是我希望首先避免的事。圣卢此行一被阿尔贝蒂娜知道便使我显得非常依恋她，这只能妨碍她归来，而且这结果还使我极为反感，因为我从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持下来的骄傲为此已丧失殆尽了。我诅咒罗贝尔，随后又想，这个办法失败了，我还要采取别的办法。人既然能够影响外部世界，我发挥策略、智慧、利益、情感的作用怎么就不能避免失掉阿尔贝蒂娜这件难以忍受的事呢？人们相信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周围的事物，他们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非此即无任何有利的解决办法。他们并没有去考虑最为常见而且同样有利的办法：我们无法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事物，但是我们的意愿本身却在逐渐起着变化。我们曾因为忍受不了某种局面而希望去改变它，可现在这局面已变得与我们毫不相干了。我们未能象我们非常希望的那样去消除障碍，而生活却使我们绕过了这个障碍，使我们超越了它，当我们再回顾那遥远的过去时，我们几乎再也看不见那个障碍了，它已经变得难以觉察了。 

我听见楼上一位女邻在演奏《曼侬》。我把我熟悉的歌词与阿尔贝蒂娜，与我自己联系起来，这使我百感交集，我哭了。歌词是这样的： 

唉，鸟儿以为受束缚而躲开了， 

它总在夜里 

带着绝望飞回来扑打门窗， 

还有曼侬之死： 

曼侬，我心中唯一的爱，你回答我呀，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你心地多么善良。 

曼侬既然回到了德·格里欧身边，我仿佛觉得我也成了阿尔贝蒂娜生活里唯一的爱。唉，即使她此刻也听见了这只曲子，她心爱的德·格里欧也不一定是我，而且她只要这么一想，她在听这段乐曲时就会因为想起我而受不到音乐的感动，这只曲子尽管比其它乐曲写得更好更细腻，仍旧可以归到她喜爱的乐曲里去。 

我自己可没有勇气去温柔之乡里自我陶醉，去幻想阿尔贝蒂娜叫我“我心中唯一的爱”，而且承认她“以为受束缚”是一种误解。我明白，人在看小说时不可能不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的特点和女主人公联系起来。然而即使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我们自己的爱情却并没有进展，等我们把书合上，我们所爱的而且在小说里终于朝我们走过来的人在生活里却并没有更热爱我们。 

我气冲冲地打电报给圣卢让他尽快赶回巴黎，这至少可以不显得我们在进一步坚持我渴望掩盖起来的尝试。然而在圣卢按我的指示回来之前，我竟收到了阿尔贝蒂娜本人拍来的电报： 

“我的朋友，您派您的朋友圣卢来我姨母家，这简直是发疯。亲爱的朋友，如果您需要我，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 

我会很高兴回来的；别再采取这样荒谬的步骤了。”

第六部 女逃亡者(3)

“我会很高兴回来的！”她这么说是因为她为她的出走后悔了，她只想找一个借口回来。因此我只须照她说的去做，给她写信说我需要她，她便会回来。这么说我又要见到她了，见到她这个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了（因为，自她出走以后，对我来说她又成了巴尔贝克的阿尔贝蒂娜；这就象一只贝壳，你一直把它放在五斗橱上就不会再去注意它，可是一旦你将它送了人或把它遗失了，一离开它你就想念它，而且再也不那样行事了，她就象这样一只贝壳，因为她使我忆起了大海的碧波万顷的宜人美景）。而且不仅她个人变成了想象中的人，也就是令我渴念的人，连我与她共同的生活都变成了想象中的生活即摆脱了一切困境的生活，因此我想，“我们会多么幸福！”不过，我既然有把握让她回来，就不应该显得急不可耐，倒反而应当消除圣卢的尝试所产生的恶劣印象，以后我仍然可以否认此事，我要说这是圣卢自己去干的，因为他一直赞成我们结婚。 

可是再读她的来信时，我对信里太缺乏她个人的东西仍然感到失望。字迹当然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面部表情也如此；我们总是和某种思想并存的。然而一个人的思想毕竟得先传布到他那睡莲一般快活的花冠式的脸庞然后才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当然会使思想改变许多。这种永恒的差距使我们在等待我们理想中的爱人时，在每次约会里见到的实实在在的人都和我们的理想大相径庭，也许这正是我们在爱情上永远感到失望的原因之一吧。此外，在我们想向这个人要求点什么时，我们得到的却是一封反映她个人的东西少而又少的信，有如在代数的字母里算术的确切数字已荡然无存，而算术数字本身已经不包含加多少水果或鲜花这类实质性的东西了。然而，“爱情”，“被爱”以及她的信件，也许这一切仍然是对同一种现实的说明（尽管一一审视它们时感到如此不满意），因为我们只是在念信时才感到似乎不满足，而在信还未寄到时，我们却感到痛苦难熬，也因为这封信毕竟可以使我们的忧虑得到缓解，即使它不能用它黑色的符号满足我们的希望，何况在怀抱希望时我们也意识到信件毕竟只相当于话语，微笑，吻，却不是这些东西本身。 

我给阿尔贝蒂娜写了信： 

我的朋友，我正好要给您写信，我感谢您对我 

说，倘若我需要您，您会赶回来；您能站得这么高 

来理解对老朋友的忠诚，这很好，这只会使我更加 

尊重您。不，我没有请求您回来，将来也不会这样 

做；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重逢也许 

不一定会使您感到难受，硬心肠的姑娘。而这样的 

重逢却会使我，使您认为有时显得那么冷漠的我非 

常难受。生活使我们分手了。我认为您作了极明智 

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作得也正是时候，有非常了 

不起的预见性，因为您正是在我母亲同意我向您求 

婚的第二天出走的。我收到她的信（同时也收到了 

您的信！）之后本来想在睡醒时告诉您的。也许您是 

害怕这之后再走会使我难过。我们也许会把我们的 

生命联在一起，这对我俩来说，谁知道呢，也可能 

会是一种不幸。果真如此，您还是为您的明智庆幸 

吧。我们如果再见面，也许会前功尽弃。并不是再 

见您于我已没有诱惑力，而是我没有能耐去抵制这 

种诱惑。您明白我是个不坚定的人，而且我多么健 

忘。因此没有必要同情我。您常对我说，我是格外 

容易受习惯支配的人。我已在开始培养没有您而生 

活的习惯了，不过这习惯还不够牢固。我和您一起 

生活的习惯尽管已被您的出走打乱，这些习惯在目 

前显然还是最牢固的。当然它们并不可能长久地维 

持下去。出于这个原因，我甚至想到了要利用这最 

后的几天，在这几天里我们见面于我还不至于象半 

个月或更短的时间以后那样成为一种……（原谅我 

的坦率）一种麻烦，——我想在彻底遗忘之前利用 

这几天和您一起处理一些小小的具体问题，在处理 

这些问题时，您这位可爱而好心的朋友是可以为那 

个曾有五分钟自以为是您的未婚夫的人帮帮忙的。 

我不怀疑母亲会同意我，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俩都 

拥有自由，这种自由您过去出于好心为我牺牲得太 

多了，这种牺牲如果单为几个礼拜的共同生活还可 

以接受，然而如果我们必须白头偕老（在信上告诉 

您我曾想到这件事再有几秒钟就可能成为事实，这 

几乎使我感到难过），这种牺牲就变得令您我都十分 

憎恶了，因此我曾考虑按尽可能独立的方式安排我 

们的生活，作为这种共同生活的开端，我曾希望您 

拥有那条游艇，您可以乘坐这条游艇出门旅行，与 

此同时，无限忧伤的我会去港口等待您；我知道您 

佩服埃尔斯蒂尔的鉴赏力，我已写信向他请教。陆 

上交通方面，我曾希望您拥有汽车，只属于您自己 

的汽车，您可以乘坐这辆汽车随心所欲地外出、旅 

行。游艇已基本造好，根据您在巴尔贝克表示的意 

愿，给它命名为“天鹅号”。我记得您最喜欢罗尔斯 

牌汽车，我已订购了一辆。不过，既然我俩已永远 

不再见面，在也就不想请您收下这已变成废物的船 

只和汽车了，对我来说它们已毫无用处。因此我考 

虑——我是以您的名义通过中间人订购的——也许 

您可以通过退订使我避免购买这些无用的东西。不 

过，这件事，还有别的许多事都需要当面谈谈。我 

又想，在我还有可能再爱您的这段时间，当然，这 

段时间不会持续太长，为一条帆船和一辆罗尔斯· 

罗伊斯而见面，而拿您一生的幸福冒险——因为您 

认为您的幸福就在于远离我而生活——，这简直是 

发疯。不，我宁肯留下罗尔斯，甚至留下那条游艇。 

我既然不用它们了，而它们又有幸一个无帆无桨地 

系在港口，一个呆在车棚里，我准备请人在游艇…… 

（我的上帝，我不敢用一个不准确的字称呼那个部位 

从而犯异端的错误，使您反感）上刻上您喜欢的马 

拉美的诗句……您还记得，这首诗是这样开始的： 

“圣洁的，生机盎然而美丽的今天。”唉，今天已不 

再是圣洁的，美丽的了。而那些和我一样明白他们 

会迅速用今天创造出可以忍受的“明天”的人却令 

人难以忍受。至于罗尔斯，值得在它上面刻上同一 

个诗人的这些您认为难于理解的诗句： 

轮般发出轰鸣飞出的红色火星 

告诉我我是否喜欢 

看那火光划破的长空 

燃烧的火花飞溅 

也看那车轮在火红中消失 

我车上那唯一残留的车轮 

永别了，我的小阿尔贝蒂娜，谢谢您在我们分 

别的前一天还同我作了一次令人愉快的散步。这次 

散步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附言——关于您认为的圣卢向您姨母所作的建议（我怎么也不相信圣卢在土兰）我不作回答。这是福尔摩斯那一套。您把我看成什么人啦？ 

正如我从前对阿尔贝蒂娜说“我不爱您”以博得她的爱；说“我看不见谁我就忘记谁”好让她经常来看望我；说“我决定离开您”以防止一切分手的念头；——眼下，当然是因为我切盼她一周之内返回我才说“永别了”；因为我想再看见她我才对她说“与您见面我会感到很危险”；由于和她分居于我仿佛比死还糟我才在信上对她说“您说得对，我们在一起可能会很不幸”。唉，在写这样一封假惺惺的书信以显示我并不依恋她（这是我从往日对希尔贝特的爱情里保留下来并转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里的唯一的骄傲），并自我陶醉地说一些只能感动自己而不能感动她的话时，我本该首先预见到这封信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可能使她认可我所说的话而弄假成真，因为即使阿尔贝蒂娜不如她表现出来的那么聪明，她也不会有一刻怀疑我所说的话是假的。且不说我在信中不打自招的意图，即使我不是紧接着圣卢的尝试给她写这封信，我写信这个事实本身也足以向她表明我在盼望她回来，也足以劝示她听任我作茧自缚愈陷愈深。再说，我既然已经预见到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我就应当进一步预见到她的答复很可能骤然使我对她的爱发展到最强烈的程度。而且我应当在发信之前就考虑到，一旦她用同样的口气给我回信表示她不愿意回来，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我自己的痛苦，强迫自己保持沉默，不给她发“回来”的电报或不再派去替我受过的另外的什么人，如不然，在我已经给她写信说明我们不再见面之后，这就会再明显不过地向她表明我少不了她，而且可能导致她更为有力地拒绝我，也可能使我在忍受不了忧虑的情况下动身去她那里，谁知道呢？也许还得不到她的接待。这恐怕是三项笨拙之至的举动之后最糟糕的蠢事，这之后我也只得在她家的门前自杀了。然而构成心理——病理世界的灾难性的方式又决定了蠢举，这种必须不顾一切加以避免的蠢举恰恰是使人得到安慰的举动，这举动在我们明白它的后果之前给我们展示出新的充满希望的前景，以此帮助我们暂时摆脱象那样的拒绝会给我们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当痛苦实在太剧烈时，我们便忙不迭去干蠢事，诸如写信，让人代为求情，前去看望，表明自己离不开所爱的人之类。 

然而对这一切我却全无预见。我以为写这封信的结果似乎反而会是促使阿尔贝蒂娜尽快回来。因此写信时一想到这样的结果我就乐滋滋的。但同时我又边写信边哭泣；首先，这有些象我假装分手那天的情形，因为信上的话尽管希望达到相反的目的（是假惺惺地说出来的，为的是出于傲气而否认我在恋爱），它们毕竟向我提醒了它们代表的思想，所以这些话语仍透着悲凉，其次，因为我感到这思想也确有某些真实性。 

我既认为此信的结果似乎已肯定无疑，便因发了此信而感到后悔了。因为正当我把阿尔贝蒂娜的回归想象得轻而易举的时候，断定我和她的婚姻于我极不合适的所有理由突然倾全力回到了我的脑海。我希望她拒绝回来。按我的盘算，我的自由，我生命中未来的一切都取决于她这次拒绝回来；我给她写信简直是在发疯；我最好去把可惜已经发出的信再追回来，这时，弗朗索瓦丝正好把刚从楼下拿上来的报纸交给我，她同时把这封信也带回来了，原来她弄不清应该贴多少钱的邮票。可是我又立即改变了主意：我希望阿尔贝蒂娜别回来，但我又愿意由她自己作出这个决定以结束我的忧虑，于是我又想把信再交给弗朗索瓦丝。我打开报纸。报上有拉贝玛去世的讣告。我当即回忆起过去听《费德尔》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现在我是在以第三种方式回想那表白爱情的场面。我从前经常自个儿背诵的和我在剧院里听到的似乎都是对一些规律的阐述，我还应当到生活里去体会这些规律。 

在我们心灵里有些东西我们自己并不清楚我们多么依恋它们。或者说，我们生活里之所以没有它们，是因为出于害怕失败或害怕痛苦，我们一天一天地推迟占有它们。当我自以为我已放弃了希尔贝特时，情况正是如此。在我们完全脱离这些东西之前，也就是在我们自认为已经脱离了它们之后，比如姑娘订了婚，我们会发狂，我们再也不能忍受那种显得无比惆怅而又冷清的生活。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占有了那样东西，我们却又把它看作负担而甘心情愿摆脱它；这就是我与阿尔贝蒂娜之间发生的事。然而我们并不关心的人一出走不就从我们生活里隐退了吗？可是我们却又因此感到活不下去。《费德尔》的剧情不是把这两种情况都结合起来了吗？伊波利特即将出行了。费德尔在此之前一直故意惹他憎恨自己，据她说（不如说是诗人让她说）是出于顾忌，其实是因为她看不到前景而且感到伊波利特并不爱她，此时她忍不住了。她来向他表白爱情了。这一场正是我经常背诵的： 

据说您即将动身远离我们。 

伊波利特远走高飞的这个理由比起忒修斯之死无疑是次要的，这一点可想而知。跳过几行诗，写费德尔一时间装做没有被理解而说： 

……难道我会不顾荣誉， 

同样可以认为这是由于伊波利特拒绝了她表白的爱情： 

夫人，您难道忘了 

忒修斯是我的父亲，是您的丈夫？ 

然而如果伊波利特没有发怒，费德尔在已经得到幸福时也许同样会感到这幸福算不了什么。不过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幸福，而伊波利特又以为理解错了从而向她道了歉，这时，正如我刚把书信还给弗朗索瓦丝时所想到的，费德尔便希望由他自己来拒绝，她想彻底试试自己的运气： 

啊！无情无义的人，你太明白我的意思了。 

许多东西甚至韧性，如别人向我谈到过的斯万对奥黛特的韧性或我自己对阿尔贝蒂娜的韧性在这场戏里也有所表现，这种韧性用一种新的，充满怜悯和同情的爱，用希望倾诉衷情的爱取代了过去的爱情，这种新的爱只会使昔日的爱更加丰富多彩： 

你越恨我，我越爱你。 

你的不幸为你增添了新的魅力。 

倘若费德尔此刻没有得知伊波利特爱着阿里西，她会原谅伊波利特而且从奥依娜出的主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说明“顾忌荣誉”并不是费德尔最坚持的事。因此嫉妒，这种在爱情里意味着失掉全部幸福的感情是比失掉荣誉更容易使人激动的。就在这时她才听任奥侬娜（她无非是费德尔身上最恶劣部分的名称）诬蔑伊波利特，并没有去“挺身保护他”，她把这个不愿意要她的男人发落了，而她造成的伊波利特不幸的命运也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因为伊波利特一死，她紧接着心甘情愿地死去了。这场戏可以说是对我个人生活里那些恋爱插曲的预测，正如贝戈特所指出的，这场戏淡化了拉辛为减轻费德尔的罪责而加诸予她的“冉森教徒式”的顾忌，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些思考却也并没有改变我的决心，于是我把信交给了弗朗索瓦丝，让她还是把信交到邮局，我也就在阿尔贝蒂娜那里实施了这种尝试，而当时我得知还没有进行这种尝试时，我感到仿佛不尝试就不行似的。认为实现我们的愿望不算一回事，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只要我们认为这愿望可能实现不了，我们就会重新去重视它，而且只是在有把握实现它时我们才会认为不必继续去实现。不过认为不算一回事的人也有道理。因为虽说实现愿望和幸福都只是在有把握时才显得不算一回事，这种实现和幸福本身却都是某种不稳定的东西，它们只能使人感到伤心。愿望实现得越全面，伤心便越剧烈，幸福如违反自然规律延读下去而且得到习惯的认可，伤心就会变得更加难于忍受。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两种倾向，如我一心想发信，当我以为信已发出时，我又一味地后悔，这两种倾向本身都有它们的道理。就第一种而言，我们追求幸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追求不幸也如此——，我们同时又希望以即刻显示结果的新的行动进行安排，使我们等待而又不至于毫无希望，简言之，我们设法使我们的苦痛采取另外一些我们想象不那么残酷的形式，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第二种倾向的重要性也并不比第一种差，因为这种倾向是以相信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为基础的，它干脆就是我们圆满实现愿望时可能会立即感到的幻灭的开始，过早的开始，也就是我们在排除其它形式而为自己确定这种幸福形式时所感到的后悔之情。 

我把信还给弗朗索瓦丝要她赶快交到邮局去。我的信一走，我重又去想象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事了。一想到她回来我脑海里便出现了亲切的形象，这些形象以它们的妙趣略为冲淡了我在她这次回归里看到的危险。这种久违了的同她朝夕相处的妙趣使我陶醉了。 

时光流逝，人们在谎言里谈到过的都逐渐变成事实，在和希尔贝特相处时我对此体会太深了；我在呜咽不已时佯装的冷漠终于成了现实；我当时对希尔贝特谎话连篇的那一套在事后回想起来也确实弄假成了真，生活逐渐把我们分开了。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于是我对自己说：“假如阿尔贝蒂娜还象这样过上几个月，我的谎言一定会变成现实。目前最难熬的时间既然已经过去，不是可望她再这样继续过完这一个月吗？如果她回来，我便会放弃真正的生活，当然我目前还未能领略这种生活，但这种生活一定会逐步向我展示它的魅力，与此同时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印象却会越来越淡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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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并不是说我还没有开始遗忘。然而遗忘的结果之一恰恰是使我再也忆不起阿尔贝蒂娜那许多令人不快的方面，再也忆不起我和她共同度过的令人烦恼的时光，因此也就不再是我希望她不在这里的理由，就象她还在这里时我希望的那样。遗忘还给我提供了她的素描式的形象。即被我对其他人的爱意美化了的形象。遗忘尽管促使我习惯了分居的生活，它在上述特殊的形式下却让阿尔贝蒂娜显得更温柔，更美丽，反倒使我更盼她回归了。——作者注。 

阿尔贝蒂娜出走之后，我以为别人似乎不可能看见过我哭泣，所以我老是拉铃叫来弗朗索瓦丝而且告诉她：“得看看阿尔贝蒂娜小姐有没有忘了什么东西。别忘了打扫她的房间，以便她回来时房里整整齐齐的。”或者干脆说：“正好，就是那天，阿尔贝蒂娜小姐还对我说，噢，就在她动身的前一天。……”我是想让弗朗索瓦丝隐约预感到阿尔贝蒂娜出走的时间是短暂的，使她为这次出走而幸灾乐祸的心情收敛收敛；我还想让弗朗索瓦丝明白我并不害怕谈起这次出走，我要让这次出走显得象是我乐意的——就象某些将领把被迫退却称作符合预定计划的战略撤退一样——仿佛只是我暂时隐瞒了真实意义的一个插曲，而绝不是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友谊的结束。我不停地提起她的名字，是想让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象少许的空气一样回到这间人去楼空的房里，我在这里真透不过气了。此外，人在设法减轻自己痛苦的程度时总是在吩咐送衣服或命人开饭时象口头禅一样老提起这种痛苦。 

在整理阿尔贝蒂娜的房间时，好奇的弗朗索瓦丝把那张香木小桌的抽屉打开了，我的女友过去在睡觉时总爱把一些私人小物件放在这个抽屉里。“噢，先生，阿尔贝蒂娜小姐忘了戴她的戒指，戒指都留在抽屉里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得给她寄回去。”然而这样一说便显得我对她的回归缺乏信心。“好吧，”我沉默一会后又回答说，“她出门时间不长，不用麻烦了。给我吧，我瞧着办。”弗朗索瓦丝递给我戒指时显出不怎么相信的神气。她厌恶阿尔贝蒂娜，然而她以她之心度我之腹，便以为阿尔贝蒂娜所写的每一封信只要交到我手里怕都会被我拆看。我把戒指取过来。“先生小心点，可别丢了，”弗朗索瓦丝又说，“这些戒指可算得上漂亮了！不知是谁送给她的，是先生送的呢，还是另外的男人送的，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送戒指的人准有钱，而且有鉴赏力！”“不是我送的，”我回答弗朗索瓦丝，“再说这两只戒指并不是同一个人送的。一只是她姨母给的，另一只是她自己买的。”“不是同一个人送的！”弗朗索瓦丝嚷道，“先生是在开玩笑吧，两只戒指一模一样，只不过有一只上面加了一粒红宝石，两只上面都刻了鹰，戒指里边都有同样的姓名开头字母……”我不知道弗朗索瓦丝是否感觉到了她的话给我带来的痛苦，她此刻竟露出了笑意，而且这微笑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嘴唇。 

“怎么，同样的鹰？您疯了。没有红宝石的这只的确有鹰，可是另外那只上面刻的却是人头一类的东西。”“人头？先生在哪儿看见人头啦？我拿长柄眼镜一看便看出这是鹰的翅膀；先生用放大镜看就会看见另一个翅膀在另一边，头和嘴在中间。每根羽毛都看得见呢。哦！做工可真漂亮。”我忧心如焚地想弄明白阿尔贝蒂娜是否欺骗了我，这种需求竟使我忘记了我应该在弗朗索瓦丝面前保持尊严，忘了我应该把她那邪恶的快活劲儿碰回去，这种快活即使不为折磨我，起码也是为了损害我的女友。弗朗索瓦丝去取我的放大镜时我激动得直喘粗气，我拿过放大镜，要她把红宝石戒指上的鹰指给我看，她毫不费力地让我认出了鹰的翅膀，勾勒翅膀的装饰性线条和另一只戒指上的完全一样，我还看出了立体感很强的每一根羽毛和鹰的头部。她还提醒我注意相同的题词，真的，红宝石戒指上的题词和这一只的题词正相搭配。两只戒指内边都有阿尔贝蒂娜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图案。“先生非得看了这一切才认出戒指是一模一样的，这真使我吃惊，”弗朗索瓦丝对我说，“即使不去仔细察看也能感觉出金子折弯的方式方法全一个样，形状也相同。瞥一眼我就敢起誓两只戒指出于同一个地方。这就象优秀女厨师做的菜一般一目了然。”果然，她那仆人特有的好奇心，那由仇恨激起的习惯于以令人胆寒的精确性注意细节的好奇心和她的鉴赏力相得益彰，的确有助于她所作的鉴定，她也确曾在烹调里显示过同样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也许由于她的善于卖弄更显得旺盛了，我去巴尔贝克时从她穿着的方式里也已注意到了这点，原来她也是曾经标致过，曾经见识过别人的首饰和穿着打扮的女人呢。即使在某一天我取错了药，我感到喝茶太多需要服巴比妥却取了同样的数量的咖啡因片，我那时心跳的程度也不会象此刻这样剧烈。我要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我真想立即见到阿尔贝蒂娜。我对她撒谎的憎恨，对不认识的男人的忌妒同我眼见她如此这般接受别人的礼物而感到的痛楚交织起来了。不错，我本人送给她的礼物更多，然而只要我们不知道我们供养的女人也被别人供养着，这女人在我们眼里就不是情夫养活的女人。既然我一直不停地为她大量破费，我便不去管她道德如何低下只一味地抓住她不放，是我使这种低下道德在她身上持续存在下来的，也许是我使它发展下去，也许就是我使她道德低下的。而且就象人生来善于编造神话故事以抚慰自己的痛苦，就象我们在饿得要死时总能让自己相信一个陌生人即将给我们留下一亿巨款一样，我竟胡乱想象阿尔贝蒂娜正在我的怀里向我作解释，说是她自己因为看见两只戒指做工一样才买下第二只的，也是她自己命人刻上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不过这种解释完全可能不攻自破，也还没有来得及使它的恩泽在我心里扎下根，因此我的痛苦也就不可能很迅速地平静下来。我琢磨许多男人在对别人说他的情妇很体贴时也在忍受着我受到的这种折磨。这说明他们是在对别人撒谎同时也在对自己撒谎。他们也不完全是在说谎；他们和情妇确曾享受过美好的时光；然而这些女人在情夫的朋友面前表现出来的使情夫为之自豪的亲切体贴，她们单独与情夫相处时使情夫对她们赞不绝口的亲切体贴，这一切都掩盖了某些无人知晓的时辰，在这些时刻情夫忍受过痛苦，怀疑过，也曾劳而无功地到处探寻过实情！正是这样的痛苦交织着恋爱的乐趣，交织着为女人的毫无意义的话而心醉神迷的乐趣，明知那些话毫无意义，但仍然要加进她的气味使它们香气扑鼻。不过此时此刻我却再也无法透过回忆而沉醉在阿尔贝蒂娜的香味里了。我手上拿着这两只戒指，两眼呆呆地注视着戒指上这只无情的鹰，鹰的嘴喙象烙铁一般折磨着我的心，那一对羽毛突出的翅膀带走了我对女友保持的信任，在鹰爪下，我那受到伤害的心灵一刻也不能回避对这个陌生男人的情况提出的一连串的疑问，这只鹰无疑是此人姓名的象征，只不过我无法认出来罢了，她从前一定爱过此人而且不久前一定见过他，因为我初次见到这第二只戒指正是我们在森林里一起散步的那一天，那是多么甜蜜多么富有家庭情趣的一天呀，这只戒指上的鹰看上去仿佛正在把它的嘴喙浸进红宝石里那一大片清澈的血水里。 

此外，我从早到晚不停地为阿尔贝蒂娜的出走而苦恼也并不意味着我只想念她一个人。一方面，她的魅力早就越来越接近某些东西了，这些东西最终会远远抛弃她的魅力，但是她在我身上引起过的那种激情还会照样使这些东西冲动起来，如果有什么事物使我想到安加维尔，想到维尔迪兰一家或想到莱娅扮演的什么新角色，痛苦仍会象潮涌一般前来袭击我。另一方面，我自己所谓的想念阿尔贝蒂娜，是指想办法让她回来，和她重聚，是指设法知道她在做些什么。因此，在这段我无休无止地备受煎熬的时间里，如果有什么图表能够描绘出我的痛苦的图象，人们也许会看见奥尔赛火车站，看见送给邦当夫人的钞票，看见圣卢俯身在电报局斜面小桌上拟写发给我的电报的情景，却永远也不会看到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图象。在我们生命的长河里，由于自私自利我们每时每刻都只看得见眼前的对我们这个“我”十分珍贵的目标，却从不去看那不停地注视着这些目标的“我”自己，正如指引着我们行动的愿望总是屈尊趋附于行动，却不再回升到愿望本身，或因为这愿望过分注重功利，便迫不及待地投入行动而蔑视认识，或因这愿望正在寻求未来以纠正令人失望的当前，或因思想的懒惰促使这愿望顺着想象的轻松自在的斜坡往下滑行而不肯沿着内省①的崎岖陡坡往上攀登。事实上，在我们置生命于不顾的危急时刻，随着这生命所系的人儿愈益显示她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广阔位置和她震憾一切的力量，这个人儿的形象便相应地逐渐缩小直到再也无法察觉。由于我们的感情作用我们在万事万物里都能发现这个人儿存在时留下的影响；而这人儿本身，这影响的来源，却哪儿也找不到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怎么也回忆不起阿尔贝蒂娜的形象，我简直以为我再也不爱她了，这就象我母亲，她在绝望的时刻无法回忆我外祖母的形象时（她在梦中和外祖母邂逅那一次例外。她当时感到那样的重逢多么难得，尽管她是在睡梦中，她仍然豁出全部力气使那次重逢延续下去），便可能而且也的确谴责过自己不为母亲的死而感到惋惜，她母亲的死使她痛不欲生，然而她在回忆里却总是捕捉不到她母亲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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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准备在汽车的同时也买下迄今最漂亮的那艘游艇。有人要卖这艘船，但要价太高没有找到买主。而且一旦买了船，就算我们只作四个月的水上旅行，每年的游艇保养费也得花20万法朗。这就要求我们在年收入超过50万法朗的基础上生活。这样的基础我能支撑7年或8年吗？不过那又何妨？一旦我每年只有5万法朗的年金收入，我可以把这笔钱留给何尔贝蒂娜然后去自杀。这就是我作出的决定。这决定倒使我想起了“我”。而这个“我”在生活中却不停息地想着一大堆事情，他无非是琢磨这些事情的思想活动，当他偶然间失去了这些事情的思路而突然想到了自己时，他却只找到了一架空空如也的仪器，一种他并不熟悉的东西，为了使这些东西具备一定的现实感，他又加进了在镜中瞥见的对某个面庞的回忆。那滑稽的微笑，那不整齐的胡须，就是这些东西即将在地面上消失。5年以后我一自杀便不可能再琢磨这些事情了，而这些事情目前却不停地展现在我的脑际。我将从地面上消失而且永远不返回，我的思想也将永远停止活动。看见“我”仿佛已经成了不存在的东西，我便感到这个“我”似乎更加虚无缥缈了。为我们朝思暮想的女人（我们所爱的女人）而牺牲我们从来不想的人：我们自己，这难道会有什么困难吗？为此我仿佛觉得我死亡的念头就像关于我本人的概念一样古怪；不过这念头却并不使我反感。猛然间我又感到这死亡的念头可悲得无以复加了；因为在我琢磨到我之所以不能掌握更多的钱财是由于我的双亲还在世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母亲。而一想到我死后母亲的痛苦我便受不了。——作者注。 

我怎么会相信阿尔贝蒂娜不喜爱女人？是因为她说过，尤其是前不久说过她不喜爱女人；然而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建立在永恒的谎言之上的吗？她没有一次问过我：“我为什么不能随便出门？您为什么问别人我干了些什么？”可是生活实在太奇特，所以她自己果真不明白其原因时一定会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她对自己恒久不衰的情欲，对自己数不胜数的回忆，对自己不胜枚举的欲望和愿望永远保持沉默正好与我对她被幽禁的原因保持沉默不谋而合的，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在听见我暗示说阿尔贝蒂娜即将回归时弗朗索瓦丝看上去是知道我在说谎的。她这种看法的依据似乎稍强于指导仆人行为的通常道理，即主人不喜欢在仆人面前受到屈辱，主人要仆人知道的真实情况只限于适合保持尊严的，离美化了的虚构情节不太远的东西。弗朗索瓦丝这一次作如是看法似乎还另有依据，仿佛倒是她自己在阿尔贝蒂娜的心里引起了猜疑并使这种猜疑持续下去，而且激起了她的愤怒，总之是她促使阿尔贝蒂娜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她弗朗索瓦丝原本就可以预言这次出走是不可避免的。果真如此，我那些所谓我的女友是暂时出走，我知道而且同意她出走之类的说法也就只能遭到弗朗索瓦丝的不信任了。然而她关于阿尔贝蒂娜在本质上谋求私利的想法，以及她出于仇恨认为阿尔贝蒂娜从我这里大获“好处”的夸张说法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挫败她自己肯定我在说谎的自信。因此当我在她面前象提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那样暗示阿尔贝蒂娜即将回来时，她注视着我的脸（膳食总管为了惹她不快，在替她念报念到某些时政消息如关闭教堂放逐神甫之类的事情时总爱偷换几个字眼，这使她大犯嘀咕；于是，尽管她站在厨房尽里头而且大字不识，她也会本能而贪婪地盯着报纸看，她此刻注视我的姿势和她看报的姿势一模一样），仿佛她看得出我所说的是否在我脸上真有所显露，我是否正在胡编乱造。 

不过她一见我写了一封长信之后又在寻找邦当夫人的确切地址，她那至今还很模糊的唯恐阿尔贝蒂娜返回的害怕之情便又重在她心里滋生起来了。这种害怕之情在翌日清晨竟发展成了真正的又惊又怕，原来她从准备交给我的一封书信的信封上认出了阿尔贝蒂娜的字迹。她在嘀咕阿尔贝蒂娜的出走是否只是一出喜剧，这个假设使她倍感伤心，似乎这已经最终确定了阿尔贝蒂娜将来要在这个家里生活下去，似乎这已经构成了我的屈辱，我被阿尔贝蒂娜耍弄的屈辱，而对我的侮辱就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因为我是她的主人。无论我多么急于阅读阿尔贝蒂娜的来信，我仍旧禁不住观察了一会弗朗索瓦丝的眼睛，她的全部希望都从这双眼睛里消失了，我从这个征兆里得出了阿尔贝蒂娜会立即回来的结论，正如冬季运动的爱好者看见燕子远走高飞便高兴地推断出寒冷季节即将来临一样。弗朗索瓦丝此刻总算离开了房间，在肯定她已关上了房门之后，为了不显得忧心如焚，我不声不响地拆开了来信： 

“我的朋友，谢谢您对我讲过的那些令人愉快的 

事，我一定遵命去退掉罗尔斯牌汽车，如果您认为 

我能在这方面做点什么的话，而对此我也并不怀疑。 

您只要把中间人的姓名写给我就行了。您恐怕会受 

这些人的欺骗，他们求之不得的只有一件事，那就 

是卖货；您从来不出门，要一辆汽车做什么呢？您 

对我们最后一次散步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我很感 

动。请相信，我也不会忘记那次格外黯然神伤的散 

步（因为当时已暮色苍茫而我们又即将离别），那次散步只有在我满目漆黑时才会从我脑海里消失。” 

我清楚感到最后一句话无非是一句话而已，阿尔贝蒂娜根本不可能对那次散步保持如此的甜蜜的回忆，更不可能保持到她离开人世的时候，她当时肯定感到散步索然寡味因为她那时正急不可耐地盼望着离开我。不过我也很欣赏巴尔贝克那个骑自行车打高尔夫球的姑娘，尽管她在认识我之前只读过《爱丝苔尔》，她却天生聪慧而且我有非常充足的理由认为她在我家又培养了新的素质，这些素质使她与众不同而且更为完美。我在巴尔贝克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我的友谊对您是宝贵的，我正是能够给您带来您缺少的东西的人。”——我在一张照片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自信天生保护人”——这句话，我虽然说了却并没有相信，而当时说这话的唯一目的只是让她感到来看望我大有好处，同时使她克服她可能会感觉到的厌倦情绪，这句话事实上却是千真万确的；这就象我告诉她我不愿意见到她是因为我害怕我会爱上她一样。我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我明白，她来得勤时我对她的爱情反而会逐渐减弱，而分离倒可能激励这份爱情；然而事实上她勤来看我倒使我产生了比在巴尔贝克初期的爱情强烈得多的对她的渴求，这一来我那句话又变成真实的了。 

不过总的来说阿尔贝蒂娜的信并没有使事情有所进展。她只对我说了准备给中间人写信。必须使目前的局面有所突破，必须赶紧了结这一切，于是我有了下面这个主意。我立即命人给安德烈送去一封书信，我在信中说阿尔贝蒂娜住在她姨母家，我感到很孤独，如果她能来我这里小住几天我会感到无比快乐，而且我一点不想使这件事神秘化，所以我请她将此事通知阿尔贝蒂娜。与此同时我又装作没有收到阿尔贝蒂娜的信而给她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的朋友，请原谅您一定会十分理解的这件事，我非常憎恶把事情神秘化所以我愿意她和我一道来通知您。您在我身边时生活那么甜蜜，因此我养成了无法独自生活的坏习惯。既然我俩已商定您不回来了，我便考虑了代替您的最合适的人，而最能使我少作改变也最能引起我对您的回忆的人非安德烈莫属，所以我已请求她到我这里来。为了使一切不显得那么突然，我对她说只小住几天，但就我们私下说吧，我相信这次是永久性的。您不认为我说得有理吗？她知道你们巴尔贝克那一伙姑娘永远是对我最具诱惑力的小小的社会团体，我曾最幸运地取得了这个团体的认可证。这个团体的诱惑力无疑还在我身上起着作用。既然我俩的性格和生活的厄运注定了小阿尔贝蒂娜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我想我无论如何总该在安德烈身上得到一个妻子—— 不如您迷人，但性格的更大共同点也许能使她和我在一起时感到更幸福。” 

第六部 女逃亡者(4)

然而信一发出，我心里又突然升起了疑云，阿尔贝蒂娜曾写信告诉我说：“如果您直接写信给我，我会很高兴回来。”她对我这么说无非是因为我并没有直接给她写信，如果我真给她写了信，她恐怕还是不会回来的，在得知安德烈来我家而且随后会成为我的妻子时她一定感到十分欣慰，只要她阿尔贝蒂娜获得自由就成，她出走一周以来这下可以毫无顾忌地堕落下去，我半年来在巴黎每时每刻精心采取的预防措施也就付诸东流了，因为在这一周里她可能已经干下了我分分秒秒刻意阻止她做的事，那些预防措施已经毫无用处。我琢磨她在那边一定胡乱享用了她的自由，当然，我自己构想出来的这个念头似乎使我感到伤心，但这种伤心也只是一般性的，没有什么特别，而且这念头虽然促使我设想她可能有无数的女性情人，我却不能肯定其中的任何一个，因此这念头虽然使我的思想进入了一种不无痛苦的永恒的运动，但由于缺乏具体人的形象，这种痛苦倒还可以忍受。然而圣卢一到这种痛苦就不再是可以忍受的了，它变成了难以忍受的苦难。 

在说明为什么圣卢对我说的话使我如此难受之前，我应该叙述一件他临来访时发生的事，后来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竟纷乱到虽不说冲淡了与他谈话使我产生的痛苦印象，起码也降低了这次谈话的实际重要性。这件事是这样的：由于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到圣卢，我便在楼梯上等他（如果我母亲在家我一定不会这么做，因为她除了讨厌“传话”外，最厌恶的就是这种举动），这时我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怎么！您不会让人打发掉您不喜欢的人？这可不难。您只要，比如说，把他应该送的东西藏起来；他的东家急着要东西时一叫他，他什么也找不到便会急得团团转，我舅母准气冲冲地背着他对您说：‘他在干什么呀？’他只要一迟到，所有的人都会气冲牛斗，这一来他再也得不到需要的东西了。这样干它四、五次，您就可以十拿九稳瞧着他被辞退。您如果故意悄悄把他该送的干净东西弄脏，加上诸如此类的事情您就更有把握了。”我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这些毫无信义冷酷无情的话语竟会出自圣卢之口！而我原来却一直把他看成一个多么善良，对不幸的人多么富于同情心的人，他这一席话简直使我相信他是在朗诵撒旦的台词；这不可能是以他自己的名义说的话。“可是谁都需要挣钱养活自己呢，”和他对话的人说道，我这时才看见说话人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一个听差。“那又关您什么事呢？您自己舒服就成了，”圣卢恶狠狠地回答他，“而且您还多了一个出气筒，这岂不快活。您完全可以趁他给盛大晚宴上菜时把墨水瓶打翻在他的制服上，总之，弄得他一刻儿也不安生，让他最后自愿离开。再说，我还可以帮您一把，我要告诉我的舅母说我赞赏您竟有耐心和这样一个呆头呆脑而且穿得很糟的家伙一起干活。”我露面了，圣卢朝我走了过来，可是我在听见他说了那些与我了解的他如此不相称的话之后我对他的信任已经动摇了。而且我在考虑，一个对不幸者能够如此冷酷无情的人是否可能在去邦当夫人处替我办事时对我背信弃义。等他一走这个考虑便格外有力地促使我不把他此行的失败看成是我不能成功的依据，不过当他还在我身边时，我想到的仍旧是过去的圣卢，而且是刚离开邦当夫人的朋友。他首先对我说：“你认为我本来应该多给你打几次电话，可是这边老说你没有空。”不过我的痛苦变得无法忍受是在我听到他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就从我给你发来最后一份电报以后说起吧，我穿过一间库房一类的房子后便进了她家的大门，等我又走了一个长廊他们才让我进了客厅。”一听见库房，走廊，客厅，甚至这些词还没有说完，我的心便比触了电更急速地翻腾起来，因为在一秒钟之内绕地球次数最多的力量并不是电，而是痛苦。圣卢走后我重复说了多少遍库房，走廊，客厅这几个词呀！我这是在故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自己。在库房里，阿尔贝蒂娜完全可能和某个女友躲藏起来。而在客厅里，又有谁知道她姨母不在时她在干些什么？怎么？我这不是在想象阿尔贝蒂娜住的房子既不能有库房也不能有客厅吗？不，我一点也没有这么想，或者说我过去只把房子想成了一个并不确切的地方。当她呆的地方成了一个特定的具体地理名词时，当我得知她不是在两三个可能的地方而是在土兰时，我第一次感到了痛苦；她的门房说的话在我心里也在地图上终于标明了使我难过的地方。然而在我适应了“她在土兰的某个住宅里”这个想法时，我并没有见过这个住宅；关于客厅，库房，走廊的可怕概念也就从来没有进入过我的想象；如今，这几个处所却仿佛正在我的对面，在看见过它们的圣卢的视网膜里，阿尔贝蒂娜在那里走来走去，在那里生活，这些处所是特定的而不是不着边际互相推翻的可能的地方。库房、走廊、客厅这些字眼使我清楚意识到我让阿尔贝蒂娜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呆一星期实在是发疯了，这地方的“存在”（而并不只是可能存在）已在我面前是暴露无遗了。唉！圣卢还谈到他在客厅里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扯开喉咙唱歌而且那唱歌的正是阿尔贝蒂娜，听到这里我终于在绝望中明白了，阿尔贝蒂娜摆脱我之后竟生活得很幸福！她已重新赢得了自由。而我却在想她会即刻回来取代安德烈！我由痛苦转而冲圣卢大发雷霆了。“我对你的唯一要求是避免她知道你去了那里。”“你以为这很容易吗！都对我保证说她不在那里。噢！我明白你对我不满意，我从你那些电报里已经感觉到了。可能你并不公正，能做的我都做了。”她重新挣脱了羁绊，离开了我家这个牢笼，而在这个牢笼里我过去又成天价不叫她到我房里来，对我来说，她这是恢复了她全部的价值，她又变成了众星捧月式的人物，变成了从前那只妙不可言的小鸟。“长话短说吧。钱的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对一位看上去那么敏感的女人说钱的事我还怕冒犯她呢。不过听我谈及此事时她倒没有哼一声。过不多久她甚至对我说她见我和她互相那么理解她十分感动。可是她后来谈的话又那么正派，那么高雅，我简直就无法想象她说‘我们互相那么理解’是在谈我送钱给她的事，其实我的所作所为是很没有教养的。”“也许她并没有理解，也许她并没有听清楚，你当时应该重复说几遍，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把握使事情成功。”“可是她怎么可能没听清楚呢？我就象刚才跟你说的那样对她说的，她既不是聋子，也不是疯子。”“而她却一点也没有考虑？”“一点没有。”“你该对她再说一遍。”“你怎么能让我再说一遍呢？我一进门就看见了她的神色，我当时心想，你弄错了，你这是在让我做一件蠢而又蠢的事，如此这般给她送钱真是难于登天。不过，为了服从你的命令我还是干了，我还以为她会命人把我赶出门去呢。”“但她并没有如此行事。这说明，或许她并没有听清楚，所以应该声说一遍，或许你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你说‘她没听清楚’是因为你在这里，可是我对你再说一遍，你要是参加了我们的谈话你就会明白，当时那里鸦雀无声，我是粗声粗气对她说话的，她不可能没有听懂。” 

“可她是否相信我始终希望娶她的外甥女呢？”“不，这个嘛，如果您愿意听我的意见，她根本不相信你打算娶亲。她对我说，你亲口告诉她的外甥女你想离开她。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你想娶亲。” 

这些话使我稍微放心了些，这说明我还不算太爱侮辱，因此更大的可能是我还在被爱着，这说明我还有采取决定性措施的更大余地。不过我仍旧十分苦恼。“看见你不满意我很烦恼。”“不对，我很感动，我感谢你对我的盛情，不过我觉得你好象能够……”“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换另外的人也不可能做得更多，甚至还做不到我做过的那些事呢，你找别人试试。”“这明摆着不可能，早知如此我就不派你去了，不过你这一招流产可妨碍了我采取另外的步骤。”我责备了他：他确曾设法为我效劳，但没有成功。圣卢在离开那里时曾和几个正在进门的少女交错而过。我早就不止一次猜想到阿尔贝蒂娜在当地认识一些姑娘，我这是第一次为此感到难过。确实应该相信，大自然在让我们的头脑分泌天然的解毒剂以消除我们不停顿而且毫无危险地作出的各种假想；然而什么药物也不可能免除圣卢遇到的这些姑娘对我产生的毒害。可是他讲过的这些细节中每一个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不都是我曾设法打听过的吗？不正是为了更确切地了解这些情况我才让当时被上校召回的圣卢不惜一切代价前来我家的吗？不正是我，是我自个儿企求得到这些细节，或者不如说，不是我的痛苦在饥不择食地渴求增长，在贪婪地盼望得到这些细节作为养料的吗？圣卢最后告诉我他在那幢住宅的附近喜出望外地遇到了唯一的一个熟人，而这个人又使他想起了过去，他邂逅的是拉谢尔过去的一个女友，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她正在附近度假。一听到这个女演员的名字我就琢磨起来：“也许就是和这个女人。”光想到这点我就仿佛看见阿尔贝蒂娜在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的怀里微笑，快活得脸蛋发红。而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我认识阿尔贝蒂娜以来我想女人还想得少吗？ 

我第一次去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府上拜访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想圣卢谈到的那个常去妓院的姑娘和普特布斯太太的女仆不是比我想德·盖尔芒特夫人还勤得多吗？不正是为了这个普特布斯太太的女仆我才又返回巴尔贝克的吗？说近一点，我不也曾经渴望去威尼斯吗，那为什么阿尔贝蒂娜就不能有去土兰的愿望呢？其实我到现在才意识到，我当时本来就不会离开她，也不会去威尼斯，即使我打心底想：“我很快就要离开她了，”我也明白我再也不会离开她，这就象我明知我再也不会工作，也不会去过一种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总之什么都不会去干，而我却每日都要给明天许下这些宏愿。不过，无论我内心深处怎么想，我当时的确认为比较聪明的办法是让她在生活中感到无限期的分离在威胁着她。而出于我那可憎的聪明，我无疑让她过分相信这点了。如今，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能听任她在土兰和这些女孩子呆在一起，不能听任她和这个女演员呆在一起；一想到她避开我过的这种生活我就无法忍受。我要等她的回信：如果她是在干坏事，唉！多一天少一天又有什么要紧呢（我这样说也许是因为，我既然已经不再象习惯的那样让她向我报告她如何度过她的每一分钟，而且也不再为她有一分钟的自由而恐惧万状，我的忌妒心也就不再象过去那样以分秒来计算时间了）。不过在收到她的回信之后，一旦知道她不准备回来我还会立即跑去找她；不管她愿不愿意我都会硬把她从她的女友们身边拉走。再说既然我已发现在此之前我从未怀疑过的圣卢的恶劣行为，我亲自去一趟不是更好些吗？谁知道他是否有意谋划让我和阿尔贝蒂娜分手呢？ 

是否由于我自己已经起了变化，是否由于当时我不可能设想某些自然的原因也可能在某一天导致这种不寻常的分手局面呢，总之，如果我现在给她写信，象在巴黎对她说的那样希望她别出什么事故，我是怎样地在撒谎啊！噢！如果她真的出了事故，我的生活不但永远也不会再被我那无休无止的忌妒心毒化，我还会很快找到即使不是幸福，起码也是免除痛苦之后的宁静。 

免除痛苦？我难道真相信过，相信过死亡只消除存在的东西却让其余的东西保持原状？我难道真相信过死亡能够免除认为死者的存在是他痛苦的源泉的人内心的痛苦，而且死亡只解除痛苦却不用别的东西去代替痛苦？免除痛苦！我读遍了报纸上的社会新闻，可惜却没有勇气去构想斯万怀抱的那种愿望。如果阿尔贝蒂娜真的遭到了什么事故，她如活着，我可以借故追随她左右；她如死了，我也可以象斯万说的那样重新获得生活的自由。我是这样看的吗？他的确这样看过，这自以为了解自己的机灵人。人们对自己的内心实在是知之甚少！如果斯万还活着，稍晚些时候我真该去告诉他，他那无异于犯罪的希望是荒谬的，他所爱之人的死绝不会使他得到任何的解脱！ 

我在阿尔贝蒂娜面前丢掉了一切傲气，我给她拍了一份充满绝望之情的电报请求她回来，无论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她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一切，我只要求在她睡前拥抱她一分钟，一个礼拜三次。她即使说：只拥抱一次，我也会同意就一次。 

她再也没有回来。我给她的电报刚发出就收到了一份电报。是邦当夫人拍来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世界都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创造出来的。在生活的流程里还会有我们无法猜测的事加入其中。唉！这份电报的头两行并没有在我身上产生免除痛苦的效果：“可怜的朋友，我们的小阿尔贝蒂娜去世了，原谅我向您，向那么爱她的您通报这件可怕的事。在一次出游时，她的马把她甩下来撞到一棵树上。我们竭尽全力也未能使她苏醒过来。我怎么没有替她去死呀！”不，不是免除痛苦，而是一种从未领略过的痛苦，是明白她再也回不来了的痛苦。我不是多次对自己说过她也许不会回来了吗？我的确说过，然而此刻我才发现我没有一刻相信过这点。由于我需要她呆在我这里，需要她用亲吻来支持我忍受由我的猜忌引起的苦恼，我从巴尔贝克起就已习惯时时刻刻和她形影相随。甚至在她出门留下我一人独处时，我仍旧在拥抱她。她去土兰以后我还在继续这么做。和她的忠实相比我更需要的是她的回归。如果说我的理智有时任意怀疑这一点，我的想象力却自始至终再现着她回归的情景。我本能地用手摸摸我的脖颈，我的嘴唇，自她走后，我的颈项和嘴唇似乎还在接受她的亲吻，可是从今以后它们再也得不到这种亲吻了；我又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和嘴唇上，俨如外祖母离开人世时妈妈抚摸着我说：“我可怜的孩子，那么爱你的外祖母再也不能亲吻你了。”我未来的全部生活都从我心灵里给挖出去了。我未来的生活？我难道没有偶尔想到过缺了阿尔贝蒂娜未来该怎样生活？没有！这么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把我生命中的分分秒秒都奉献给她直到我死去为止罗？那当然！这种与她分不开的未来，我往日从没有去注意过，可如今这未来却拆开来了，我意识到了它在我裂开的心灵上占据的位置。一无所知的弗朗索瓦丝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怒气冲冲地对她吼道：“怎么啦？”（有时几个字就会使我们身边的现实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实所替代，这几个字能象眩晕一般使人神智不清）她这才说：“先生不必显得那么不快，恰恰相反，他马上就会感到满意了。这是阿尔贝蒂娜小姐寄来的两封信。” 

我随即意识到我的眼睛大约象精神失去平衡的人的眼睛。我竟既不感到幸福也不表示怀疑。我好象一个看见自己的房间里同一个位置上又是长沙发又是洞穴的人。他眼前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了，他倒在地上了。这两封信大概是阿尔贝蒂娜在置她于死地的溜达之前不久写下的。第一封信上说： 

“我的朋友，我感激您信任地把您想让安德烈去 

您那里的意图告诉我。我确信她会高兴地接受邀请 

而且我相信这于她是件很幸运的事。她天资聪颖，一定会很好地利用同您这样的人作伴的机会去接受您 

擅长发挥的令人钦佩的影响。我认为您这个主意对 

她对您都会有好处。因此，如果她对此有丝毫的异 

议（我不相信她会这样做），拍个电报给我，我负责敦促她接受。” 

第二封信的日期晚一天。实际上她在写了第一封信之后可能很快又写了第二封，也许是同时写好再倒填上第一封的日期的。我时时刻刻都在胡乱猜测她的意图，其实她的意图无非是想回到我的身边，对她的意图，任何一个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一个毫无想象力的人，一个和平条约的谈判者或正在考虑交易事宜的生意人恐怕都会比我判断得更正确。这封信只有这些话： 

“我回到您的身边是否为时已经太晚？如果您还 

没有写信给安德烈，您会同意再要我吗？我一定服 

从您的决定，我恳求您不要迟迟不告诉我，您知道 

我多么急切地在等待您的决定呀。假如您决定让我 

回来，我立即去乘火车。全心全意属于您，阿尔贝 

蒂娜。” 

要想阿尔贝蒂娜之死解除我的痛苦，恐怕得让这次碰撞不仅在土兰置她于死地，而且在我心上也把她置于死地。而她在我心上却显得从未有过地生龙活虎。一个活人想进入我们的心灵必须有形，必须受时间框架的制约；由于他只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在我们面前接连出现，他永远只能给我们同时提供他本人的一个方面，提供一张单一的像片。一个人只是简单的时间积累，这无疑是很大的弱点，但也是强大力量的体现；他属于记忆，一小会儿的记忆对此后发生的事并非全都了如指掌；而记忆记录下来的那一小会儿却会持续下去，它会长存着，在这一小会儿里出现的那个人的轮廓也会和这一小会儿共同长存。这种零碎的记忆不仅会使死者长存，而且会使她越变越多。我若想使自己得到安慰，我应该忘却的就不只是一个阿尔贝蒂娜，而是无数的阿尔贝蒂娜。在我终于能够忍受失去这个阿尔贝蒂娜的悲伤时，我还得去忍受失去另外一个，另外100个阿尔贝蒂娜的悲伤。 

于是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过去使我感到生活的温馨的，并不是阿尔贝蒂娜本身，而是当我独处时，在想到她的同时，那些与过去相类似的时刻勾起的对过去的时刻无休无止的回顾。雨声使我忆起贡布雷丁香花的香味；阳台上变幻不定的阳光使我想起香榭丽舍大街的鸽子；炎热的清晨震耳欲聋的喧哗勾起我对新鲜樱桃的回忆，风声和复活节的到来唤起我对布列塔尼或威尼斯的渴望。夏季到来时，白昼漫长，气候炎热。正是师生一大早去公园树荫下为期末考试做准备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采撷自天而降的些微凉爽，这时的天空虽不象炽热的中午那么燃烧一般烤人，却已同样地万里无云了。在黑暗的房间里，我那和过去相比毫不逊色的联想力如今只能给我带来痛苦，正是这种联想力使我感觉到外面的空气重浊，西沉的夕阳给一幢幢垂直的楼房和教堂抹上了一层黄褐色。弗朗索瓦丝进来时无意间扰动了大窗帘的褶子，看见阳光在我身上碎成一片一片，我强忍着才没有叫出声来，这阳光过去曾使修葺一新的“傲女布利克维尔”的门面显得格外美观，当时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它已重修过了。”我不知如何向弗朗索瓦丝解释我叹气的原因，便对她说：“噢！我渴了。”她走出去，又走回来，可是我猛地转过身去，因为一件事突然向我袭来使我痛苦不堪，成千上万的这类看不见的往事每时每刻都会在我周围的暗处冷不防呈现出来；我看见她给我拿来的是苹果酒和樱桃，在巴尔贝克时，一个农家伙计送到我们车上的正是这种苹果酒和樱桃，过去，在这两样东西的作用下，在大热天我也能完全适应黑暗的餐厅里五颜六色的光线。于是我第一次想到了埃戈尔农庄，我对自己说，在巴尔贝克时，有些天阿尔贝蒂娜老对我说她没有空，她必须同她姨母一道出门，她当时也许是要和她的某个女友去一个她知道我不常去的农庄吧，当我偶尔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滞留而那里又有人对我说：“我们今天没有看见她”时，她也许正在那个农庄对她的女友说我俩相偕出游时她也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他不会想到来这里找我们，因此咱们不会受干扰。”我要弗朗索瓦丝把窗帘拉上，我再也不愿看那一片阳光了。然而阳光仍旧那么火辣辣地渗进了我的记忆。“我不喜欢这家饭店，虽然它修复了，后天我们还是去圣马丁，在……”明天，后来，这意味共同生活的前景，也许是永恒的，它已经开始了，我的心已朝这样一个前景扑过去，然而，它不复存在了，阿尔贝蒂娜死了。 

我问弗朗索瓦丝几点了。6点。谢天谢地，闷热总算快过去了，我和阿尔贝蒂娜以往也曾一起抱怨过这样闷热的天气，但我们又很喜欢这种闷热。白昼正在结束。可是我在这一天得到了什么呢？傍晚的凉爽逐渐升腾起来，太阳正在西沉；还记得在我和她一同回家取道的那条路的尽头，我远远瞥见最后一个村庄后面仿佛有一座孤零零的车站，当天晚上我们准备一道在巴尔贝克停留，所以不可能到达那个车站。那时我们在一道，此刻却必须在这同一个黑黑的无底洞前嘎然停下，因为她已经死去了。拉上窗帘已经不够了，我竭力蒙住自己记忆的眼睛和耳朵，使我再也看不见那一缕菊黄色的夕阳，再也听不见在我四周的树枝上互相呼应的看不见的鸟儿们的啁啾，当时带着那样的柔情拥抱着我的她如今却已溘然长逝了。在夜间，我竭力避开潮湿的树叶以及骑上驴背在公路上走来走去时在我身上引起的感觉。然而这些感觉已经拉住了我，将我从当前的时刻带向遥远，让“阿尔贝蒂娜已长眠”这样的概念象潮落潮涌一般周而复始地冲击着我。啊！我永远也不进森林了，我再也不去林间散步了。可是难道一马平川就不那么令我难受吗？有多少次，为了寻找阿尔贝蒂娜，我穿过了克利克维尔平原，有多少次我和她一道走回来时又再一次取道那里，如遇大雾天，溟蒙的雾霭使我俩产生身临浩瀚水泊的幻觉；如遇天清气爽的夜晚，皓月当空，大地变成虚无缥缈的幻境，咫尺之间恍如天上；白昼间大地却仅仅呈现出遥远的身影，它把已被日光融入苍穹的田野和森林揉进多么纯净透明的玛瑙般的蔚蓝！ 

弗朗索瓦丝想必在为阿尔贝蒂娜之死感到高兴，不过也应该对她进行正确的评价，出于某种礼貌和分寸感她并没有装出悲哀的样子。然而她的古老法典的不成文的律法和中世纪农妇特有的手舞足蹈唱着哭丧的传统毕竟比她对阿尔贝蒂娜，甚至比她对欧拉莉的仇恨更为古老。因此近几天里的一个傍晚，由于我没有来得及掩盖我的痛苦，她瞥见了我的眼泪，这又勾起了她那小农的本能，这种本能曾使她抓获并折磨过牲畜，使她在掐死母鸡活煎螯虾时只感到无比快活，在我生病时她也曾带着同样的快活劲观察我糟糕的脸色，那神气同她观察伤在她手下的猫头鹰一模一样，紧接着她便象预言大祸似的阴郁地宣告我脸色不好。不过她在贡布雷养成的《习惯法规》使她从不轻易洒泪或伤感，她认为这类感情象拿走她的法兰绒衣服或勉强吃东西一样是令人沮丧的。“啊！不，先生，不能这么哭，这样哭对您可不好！”瞧她想阻止我流泪时那副焦虑的样子，俨然是把流泪当成血流如注了。可惜我表情冷淡，这就扼制了她想抒发感情的愿望而她想抒发的感情倒很可能是诚挚的。阿尔贝蒂娜于她也许和欧拉莉于她没有什么两样，既然阿尔贝蒂娜再也不可能从我这里获取好处了，她弗朗索瓦丝也就不再怨恨她了。不过她仍然执意向我表明她非常清楚我是在哭泣，而且我正在步家里人极为有害的后尘，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没有必要哭，先生，”她这次对我说话的口气平静了些，而且与其说她是在向我表示怜悯不如说她是想显示她的洞察力。她补充说：“也是该得如此，她福气过了头，可怜的人儿，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幸福。” 

在这漫长得无以复加的夏日黄昏里阳光消逝得多么缓慢啊！对面的房舍象惨白的幽灵一般继续在天幕上无休无止地涂抹着它经久不变的白色。黑夜总算在我这个套间里降临了，我碰了前厅的家具，然而在我认为已经一片漆黑的楼道上，楼梯门镶了玻璃的部分还透看蓝光，那是花一般的蓝色，昆虫翅膀一般的蓝色，倘若我不曾感到这是最后一线反光，是阳光以不知疲倦的残酷劲儿象利刃一般对准我的最后一刺，我或许会认为这蓝色十分绚丽。 

漆黑的夜幕终于降下来了，然而一看到斜挂在院子里树梢上的一颗星我便忆起了我俩晚餐后驱车漫游月光如水的商特比森林的情景。甚至在街头，我有时也会在巴黎的非天然的万家灯火中分辨并采撷那游移在长椅背上的一束月光的天然清辉，在我的想象里，这月光使巴黎须臾之间回到了大自然，四周是无限静谧的田野，这时整个巴黎似乎都充满着我和阿尔贝蒂娜相偕漫步的令我痛心的往事。啊！长夜何时有尽头呢？黎明前的凉意使我簌簌地颤抖起来，因为这凉意使我忆起了一个甜密的夏天，那时我和她一次一次地互相送别，从巴尔贝克送到安加维尔，再从安加维尔送到巴尔贝克，直到破晓。我此刻对未来只抱着一个希望——一个比恐惧更令人心碎的希望，——那就是忘掉阿尔贝蒂娜。我明白我总有一天会忘掉她的，我确曾忘掉过希尔贝特，忘掉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我也确曾忘掉过我的外祖母。忘却得如此彻底，忘却得如此平静，就象把墓地忘得一干二净一样，通过这样的忘却我们摆脱了我们已经不爱的人，而且隐约意识到这样的忘却对我们还在爱恋的人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忘却正是对我们最公正最残酷的惩罚。老实说，我很清楚这种忘却是一种毫不痛苦的状态，一种无动于衷的状态。然而我不能同时想我现在和我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便绝望地追忆着我们抚爱、亲吻和友爱地共枕这一系列我用不了多久就不得不永远失掉的表面现象。这满含柔情的回忆的冲动与“她已逝去”的概念互相冲撞起来碎成一片一片，这两股互相对立的思绪的互相冲击竟使我气闷到再也无法呆着不动了；我站起身，可是我又蓦地停住发起愣来；我离开阿尔贝蒂娜，满心喜悦地带着她的热吻走出来时看见的正是这样的曙光，眼下这缕曙光正在窗帘的上端抽出它那已变得不祥的利刃，利刃上发白的，厚密而无情的寒光仿佛正朝着我一刀刺了过来。 

街上很快就会喧闹起来，从闹声的声质表上可以看出在闹声回荡中不断提高的炎热程度。几小时之后，炎热的空气将浸润着樱桃的香味，然而就在这样炎热的氛围里我寻找到的（有如在一剂药里换了其中的一味就会使这剂药由安舒和兴奋剂变成使人消沉的药）已经不再是对女人的渴求而是对阿尔贝蒂娜逝去的极度的忧虑。而且我回忆中的每次性的欲求都和性的满足一样渗透着她也渗透着痛苦。我当时以为阿尔贝蒂娜去威尼斯可能会使我感到腻烦（无疑是因为我模糊感到我在那里也需要她），现在她去世了。我倒宁可不去那里了。往日我似乎把阿尔贝蒂娜看成插在我和一切物品之间的障碍物，因为对我来说她就是容纳这些物品的器皿，通过她，就象通过一只花瓶一样，我才能接受这些物品。现在这只花瓶既已毁坏，我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去抓住这些物品了，而且已没有一件东西不使我颓丧地背过身去，我真宁愿不去品尝这些东西。由此可见我与她的分离并没有给我开辟一个可能享乐的新天地，而我过去却一直认为是她的存在使这个天地向我关闭了大门。她的存在也许的确是我出门旅行和享受生活的障碍，但是这个障碍却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掩盖了别的障碍，这些障碍在她这个障碍消失之后便完好无缺地再现出来了。过去的情况也是如此，某个可爱的人儿来访妨碍了我的工作，可是第二天即使我独自在家我也并没有做更多的事。如果疾病、决斗、烈马使我们看到死亡在逼近我们，我们也许会阔绰地去享受生活，去尽情快活，去观赏陌生的国家，因为我们即将被剥夺享受这些东西的可能。一旦危险过去，我们再得到的仍是那千篇一律的毫无生气的生活，而且在这样的生活里那一切享受都不复存在了。 

如此短促的夜无疑不能持久。冬日会重新降临，到那时我便再也不怕回忆同她彻夜散步直到匆匆而至的黎明这类往事了。然而最初的霜冻难道不会把储藏在它冰层下的我曾经萌发过的最初的欲念带回给我吗？我最初的欲念是在子夜时分我命人去接她，而在她按门铃之前我又深感长夜难熬之时萌发的，从今以后我可以永远徒劳地等待她按门铃了。那最初的霜冻难道不会把我因两次以为她不来而萌生的最初的忧虑带回给我叫？在那段时间我很少看见她，她总是隔几周来访一次，她每次来访都使她从一种我并不试图了解的陌生的生活里突现出来，她来访之间的间隙倒能阻止我那不住地中断的轻如游丝的忌妒之情在我心中凝聚成形从而确保我的宁静。这些间隙在当时可能使我安宁，而此刻回想起来，它们却充满了痛苦，因为到后来我再也不认为她在这些间隙里干了些什么我不了解的事都与我无关了，尤其在她永远也不会再来访问我的今天；因此她常来访的元月份的那些晚上，那些因她的来访而变得那么甜蜜的晚上，此刻却可能借着凛冽的北风向我吹来我当时并没有感受过的忧虑，而且给我带来保存在霜冻下面的我的爱情的胚芽，不过这胚芽已变得十分有害了。我想到寒冷的季节又要开始了，自从希尔贝特和我在香榭丽舍大道玩了那几场游戏之后，我感到寒冷的气候老显得那么悲凉；一想到寒冷的夜晚又将来临我便忆起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在那晚白白等待阿尔贝蒂娜直到深夜，这么一想，正如一个病人从身体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胸肺，我，从精神的角度，从我的感伤，从我的心考虑，我认为最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严寒天气的重新来临，一想及此我便对自己说，最难苦熬的恐怕还是冬季。 

冬季和其它季节都有所联系，因此要想从我的记忆里抹去阿尔贝蒂娜，我也许应该忘掉所有的季节，甚至不惜在今后象患过偏瘫的老人重新学习阅读那样再从头开始去熟悉这些季节；我也许应该和整个宇宙都断绝联系。我想，也许只有我本人真正的死亡才能（然而没有这种可能性）使我不再为她的死亡而痛苦。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死是不可能的，是异常的，人的死亡是不知不觉造成的，有时甚至会出乎人的意愿，而且每天都可能发生。我恐怕会对日子千差万别却周而复始这点感到苦恼，不仅大自然，连人为的环境甚至某种更为因袭保守的秩序都可能把这些日子引进某一个季节。我夏天前往巴尔贝克的周年日即将来临，我那还没有同忌妒心结下不解之缘的爱情，那尚未为阿尔贝蒂娜成天做些什么而忧心忡忡的爱情在后来经历了那么大的变化，最后终于变成了与初期迥然不同的爱情，致使阿尔贝蒂娜的命运始而变化终而结束的最后这一年显得既充实，多样化，又象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接着便是对后来那些日子的回忆了，不过还是前些年的事，礼拜天天气不好大家照旧出门，午后百无聊赖时，风声雨声也会促使我冒充一番“屋檐下的哲学家”；我后来怎样焦灼地眼巴巴瞧着阿尔贝蒂娜来看我的时刻越来越近呀，那天，不期而至的她第一次抚爱了我，不过被送灯进来的弗朗索瓦丝打断了，在那样死气沉沉的时节，是阿尔贝蒂娜表现了对我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她的爱情本来是大有希望的！在某个提前来临的季节，在那些不寻常的夜晚，象小教堂一般半开着大门的讲经堂和寄宿学校笼罩在金黄色的尘埃里，从那里出来的仙女般的姑娘使街道也为之生辉，她们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和她们的女伴聊着天，激起了我想深入她们那神话般的生活的热望，就是这样的情景也只能使我想到阿尔贝蒂娜的柔情，她只要呆在我身边就能阻止我接近这些姑娘。 

此外，即使回忆到那些极其平常的时刻也一定会有内心世界的图景加入其间从而使这些时刻变为独一无二的东西。后来，在天气转晴的一天，天空象意大利的天空一般晴朗，我听见牧羊人的牛角猎号声，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把它的阳光一会儿同我的忧虑联系在一起，我的忧虑是因为我知道阿尔贝蒂娜在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可能和莱娅以及那两个少女在一起；一会儿又和家庭日常生活的甜蜜联系起来，那种甜蜜俨然来自使使我感到难堪的妻子，而弗朗索瓦丝很快就会把这个妻子给我带回来。弗朗索瓦丝在打给我电话里转达了和她一道回来的阿尔贝蒂娜毕恭毕敬的致意，我原以为她的电话转达会使我感到十分得意呢。我错了。我之所以自我陶醉，是因为这个电话使我感到我爱的人已的的确确属于我，她只为我而生活，即使远离在外，我也没有必要去管她，她把我已看成她的丈夫，她的主人，只要我有所表示，她就会回到我的身边。这样，这来自远方的电话传言便是来自特罗卡德罗街区的一滴幸福的甘霖，那里有我的幸福之源，缓解痛苦慰藉心灵的因素会从那里源源不断地移向我这里，最后把无比甘美的精神自由还给我，从此以后我只须——在毫无牵挂地习研瓦格纳的音乐的同时——放心等候阿尔贝蒂娜到来，不需要过分激动，更不必带着毫无幸福滋味可言的急不可耐的心情。而这种“她回来，她对我毕恭毕敬，她属于我”的幸福感来自爱情却并非来自骄傲。此刻即使有50个女人对我唯命是从一召即来，只要她们不是来自特罗卡德罗而是来自印度，我也会感到毫不在乎。然而，在那天，正当我独自一人在房里弹奏乐曲时，我感觉到阿尔贝蒂娜温顺地朝我走来，我呼吸到了一种象阳光下的浮尘一般分散的物质，正如别的物质有益于身体健康，这类物质对心灵大有裨益。过了半小时，阿尔贝蒂娜果真来到了，我随即和她一起去散步，我原以为她的到来和与她相偕散步都是使人厌倦的，因为对我来说伴随这两件事的是一种可靠感，哪知正因为这种可靠感，从弗朗索瓦丝用电话通知我说她已把阿尔贝蒂娜带来那一刻起，她的到来和与她相偕散步便给后来的钟点注进了金子般可贵的宁静，使这一天变成了与前一天截然不同的日子，因为这另一种日子已具有与众不同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使这样的日子变得十分独特，这种独特性刚好和我一向度过的日子的多样性结合起来，不过这种独特的日子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犹如我们想象不出如何在夏日里休息一天，倘若这样的休息日从来不曾在我们以往的生活里存在过的话；我还不能绝对肯定说我已想起了这样的一天；因为我此刻在宁静中感到一种我当时未曾感受过的痛苦。然而，很久以后，当我逐渐回溯到我热爱阿尔贝蒂娜之前度过的那段时间，当我内心的创伤业已愈合从而可以不感苦痛地脱离死去的阿尔贝蒂娜时，当我终于能够毫不难过地回忆起阿尔贝蒂娜不留在特罗卡德罗而和弗朗索瓦丝上街买东西的那个日子时，我便很乐意地回顾了属于我以往从未经历过的精神时期的这一天；我终于准确地忆起了这一天，不仅没有增加痛苦，而且相反，我回忆它就象人们想起过了之后才感到十分炎热的夏天的某些日子一样，就象人们仅仅在事后才在没有合金的条件下分析出固定的纯金和牢固的天蓝石的成色一样。 

因此这几个年头尽管因为我老想到阿尔贝蒂娜而变得痛苦不堪，却不仅给我对她的回忆增添了连续不断的缤纷色彩，各异其趣的行为方式，增添了每个季节每个时辰留下的痕迹，从仲夏六月的黄昏到冬日的夜晚，从海上的月光到回家时黎明的曙光，从巴黎的雪到圣克鲁的枯叶，而且还加进了我对阿尔贝蒂娜不间断地作出的特殊分析，每时每刻在我脑海里再现的她的外形，我在那个时期见到她的次数的多少，间隔的长短，为等她而引起的焦虑，某个时刻我对她所具有的魅力，我所抱的希望和随之而来的失望；以上这一切都改变了我回顾过去时伤感的性质，也改变了我对与她紧密相联的光和香味的印象，充实了我生活过的每一个太阳年，这些年辰的春季、秋季和冬季由于与她的往事无从分割已经够凄凉的了，何况它们同时又是情感年，情感年的钟点并不由太阳的位置而是由等待幽会的情况确定；一天的长短或气温的增加与否由我的希望是否勃发，我们亲密的程度是否有所提高来衡量，由她的脸庞的逐渐变化，她的旅行，她不在时给我写信的多寡和书信的风格，她见我回家时扑过来的动作缓急来衡量。总之，如果说这些变化着的时间，这些千差万别的日子每一个都把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奉还给了我，这可不仅仅是因为我追忆了与这些时日大同小异的时刻。记得每次在我恋爱之前对方就已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之所以怀着不同的愿望，是因为他的感受每每有所不同，我头一天还尽幻想着海上风暴和海岸峭壁，可一旦春天的阳光在反射到我半睡半醒中关得并不严实的栅栏时悄悄带进了玫瑰的香味，我醒来后却启程去了意大利。甚至在我恋爱的当中，我的精神大气的多变状态，我的信仰程度的不断改变不也是今天把我自己爱情的能见度缩小明天又把这种能见度无限地扩大，今天把它美化成一抹微笑，明天又把它冷缩成一场风暴的吗？人们仅仅凭自己占有的东西而存在，人们又只占有确实存在于眼前的东西，而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却又如此大量地远离我们自身出外遨游，使我们的视线捕捉不到它们的踪影！这一来我们便再也无法把它们包括在我们自身这一整体里了。不过它们仍然可以通过秘密通道重新回到我们身上。于是在某些夜晚，我入睡时几乎已不再想念阿尔贝蒂娜了——人只能想念他能够忆起来的东西——醒来时我却找回来了一长串往事，它们来到我最清醒的意识里游弋，使我把它们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我为我看得如此真切的东西而哭泣，而就在昨天这些东西对我来说还是子虚乌有呢。阿尔贝蒂娜的姓名和她的死亡都改变了意义；她的背叛也突然变得严重起来了。 

我现在一想到她眼前浮现的仍旧是她活着时我经常看见的她的这个或那个倩影，我又怎能认为她已经长眠了呢？她一会儿风驰电掣，一会儿斜倚在她的自行车上，有如骑着神车在雨天飞跑。有几次，我们在晚间带上点香槟酒去尚特比森林，她的声音忽然起了变化，带着挑逗的意味，热烈的情绪使她脸色发白，两颊却抹上了一层红晕，车内太黑暗我看不清她，便让她把脸靠近月光，此时此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我试图追忆她那发红的颧颊却枉费力气，我再也看不见了。由此可见我应该在我心里消除的并不是一个，而是无数的阿尔贝蒂娜。每一个阿尔贝蒂娜都附着于某一天的某一个时辰，我在重见那个阿尔贝蒂娜时我便重新置身于那个日子了。而过去的那些时刻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我们的记忆里它们总是朝未来运动着，——朝那本身也变成了过去的未来，——而且把我们自己也带进这个未来。下雨天，阿尔贝蒂娜披上橡胶雨衣时我从不抚爱她，我真想请她脱掉这副铠甲，否则这就成了与她共同体验军营之爱和旅伴友情了。然而这一切都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她已经死了。有些晚上她仿佛自我献身请我做爱，由于害怕她变坏我一直装做不理解她的要求，没有我的响应，她恐怕也就不会去要求别人了，而此刻这个要求却激起了我疯狂的性欲。在别的女人身上我也许根本不可能体验到同样的做爱的快活，然而能贡献给我这种快活的女人，我即使走遍天涯也再难以邂逅了，因为阿尔贝蒂娜已经辞世了。我似乎应该在两种情况之间进行抉择，决定哪一种是真实的，因为阿尔贝蒂娜之死——这个情况来自我并不了解的现实，也就是她在土兰的生活——和我对她的全部想法，和我的欲求，我的悔恨，我的动情，我的迷恋与忌妒是那样地互相矛盾。那些从她全部的生活引出的极其丰富的往事，那些能够说明和代表她一生的极为充沛的感情似乎难以令人相信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说她的感情充沛是因为保留在我记忆里的我对她的柔情衬托出了她感情的丰富多彩。不光阿尔贝蒂娜一个人只是一连串的时间概念，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对她的爱情并不简单：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夹杂着肉欲，类似居家的甜蜜感情忽而与冷漠相融合，忽而又伴之以疯狂的忌妒。我不是一个单一的男人，而是一支由热恋者，冷漠的人和忌妒的人混合组成的大军——这些忌妒者中没有一个只为同一个女人而忌妒。无疑正由于此，我虽不情愿，总有一天我的心会痊愈的。在一个群体里，各个组成分子可以不知不觉地一个被一个代替，代替者还会被淘汰，因此到最后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不是群体而是单一体，这种变化是难以设想的。我的爱情和我本身的复杂性使我的痛苦成倍增长而且变得五花八门。不过这些痛苦总还是可以是排成两组，两组之间的交替便构成了我对阿尔贝蒂娜全部的爱情史，我对她的爱情不是耽于自信就是流于猜忌。 

如果说我很难想象阿尔贝蒂娜，在我心里那么生气勃勃的阿尔贝蒂娜（我背负着当前和往昔的双重马鞍）已经死了，那么下面这种现象恐怕也同样互相矛盾：我对阿尔贝蒂娜过失的怀疑——当然，她曾在这些过失里得到过享受的肉体和她曾向往过这种过失的心灵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她已不可能再犯这些过失，也不再对这些过失承担责任——在我身上激起了巨大的痛楚，但我如果能在痛苦里见到这个物质上已不复存在的人的实际精神状态的证据，而非她以往留给我的印象的注定要消失的反光，我又会感谢这痛苦的恩德。只要我这份爱情能够了结，那再也不能和别的人共享欢乐的女人应该说已激不起我的忌妒之情了。然而这恰恰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的忌妒只能在往事里，在对栩栩如生的阿尔贝蒂娜的往事的回忆里找到它的对象即阿尔贝蒂娜本人。既然我一想到她就会使她复活，她的背叛便永远不可能是死人的背叛，因为她背叛的时刻不仅于她，而且于倏忽之间从众多的“我”中引出来的我，于正在注视她的我也变成了当前的时刻。因此任何年月的差异都永远不会把这不可分的一对分开，这一对中有一个人新犯了过失便立即会有一个可怜巴巴的而且是现时现刻的忌妒者前来与他配对。最近这几个月我曾把阿尔贝蒂娜关在我的寓所里。然而现在想起来，她当时还是自由的；她胡乱使用了这种自由，她不是和这几个女人淫乱就是和那几个女人淫乱。以往我总是不停地考虑展现在我面前的毫无把握的未来，我曾试图看出个究竟。如今展现在我面前的象复制品一样的未来（与真正的未来同样使人忧虑，因为它同样地毫无把握，同样难于了解，同样神秘，但更为无情，因为我不可能或不幻想去影响它，象对真正的未来一样去影响它；也因为它一伸展开来便与我的生命本身共久长，可是我的女伴又不可能前来抚慰它所引起的痛苦）再也不是阿尔贝蒂娜的“未来”，而是她的“过去”。她的“过去”？这话说得不确切，因为忌妒心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忌妒心想象的事永远属于“当前”。

第六部 女逃亡者(5)

一件我长期没有去想过的往事猛然间在我的记忆里凝结起来，在此之前它一直呆在我那捉摸不定而又隐蔽的记忆长河之下。几年以前，有人当着阿尔贝蒂娜的面谈到她的淋浴衣，她的脸当即红了起来。那年月我对她还没有产生忌妒心。此后我曾想问她是否还记得那次谈话，要她告诉我为什么她当时脸红了。这件事之所以使我格外挂心不只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莱娅的两个女朋友常去旅馆的海水浴场，而且，据说她们不光是为淋浴才去的。不知是害怕惹恼阿尔贝蒂娜呢，还是想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我总是一味地推迟谈及此事，后来也就不再想它了。可是在阿尔贝蒂娜死后不久我突然又想起了这件往事而且察觉了此事既令人生气又十分庄严的特色，这些特色是那些因解谜人已死而永远解不开的谜所独具的。我难道不能哪怕只设法了解一下在海水浴场阿尔贝蒂娜是否从未做过任何坏事，或者只是有做坏事的嫌疑？我如果派一个人去巴尔贝克也许能弄个明白。她如活着，我无疑是什么也打听不出来的。然而当人们再也不怕犯过失的人记仇时，他们的舌头便奇异地松开了。他们会毫不困难地叙说此人的过失，由于人的想象力的结构尚处于初级的过分简单的阶段（它们还没有经过大量的改造，而这种改造可以使人类发明的雏型臻于完善，无论是气压计，是气球，还是电话等等，得到改善后再与雏型相比便面目全非了），这样一种结构的想象力仅仅容许我们同时看见极少的事情，因此关于海水浴场的回忆就占据了我内心里全部的视野。 

在睡眠的一条条黑暗的长街上，我有时会碰上一个恶梦，这类恶梦倒并不十分严重，首先因为它们引起的悲哀只能在睡醒以后继续一个小时，有如不自然的睡眠方式引起的不适；其次还因为人们很少遇上这样的恶梦，两三年一次而已。而且是否真遇上了还不能肯定——也不能肯定错觉和对恶梦的一再分割（有没有使这些恶梦显出一种似曾见过的样子说一分为二是不够的）。我既然对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和死亡有所怀疑，我当然早就应该进行调查了。然而阿尔贝蒂娜在世时使我屈服于她的那种疲劳和软弱又不允许我在见不到她时着手进行此事。不过，有时从长年累月的软弱里可能会猛然冒出闪电般的强大力量。我决定进行调查，起码是部分的调查。 

可以说阿尔贝蒂娜一生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别的事。不过我还是在考虑我能派谁去巴尔贝克作一次实地调查。埃梅似乎是合适的人选。他不仅对当地了如指掌，他还属于那种十分操心自己的利益，对主人又很忠心，而且对无论哪种道德都漠不关心的普通百姓（如果我们给他们报酬丰厚，他们在按我们的意志办事方面会表现得谨言慎行，不怠惰不贪赃枉法国时又不择手段），我们谈到这类人时总是说：“是些好样的人。”我们对这类人是可以绝对信赖的。埃梅一动身，我便琢磨我现在如能问阿尔贝蒂娜本人关于埃梅准备去那边打听的事，那不知会强多少。于是我宁愿亲自问她而且似乎已准备亲自问她的念头立即把阿尔贝蒂娜带到了我的身边，这倒不是依靠起死回生的努力而似乎是靠了某次偶然的邂逅，如同不“摆姿势”的照像，快镜头照出的人像总是更生动，我在想象我们的交谈时，我同时又意识到这交谈根本不可能；我刚从新的角度去重新考虑阿尔贝蒂娜已经死了这件事，这阿尔贝蒂娜便引起了我对业已消失的人的一片柔情，看不见她们当然也无从修改她们被美化了的形象；这阿尔贝蒂娜同时也引起了我的哀伤，她永远消失了，那可怜的小家伙永远被剥夺了生活的乐趣。于是倏忽之间，我从忌妒心对我的折磨里骤然转移到离别的绝望中去了。 

此刻充溢着我心灵的并不是充满仇恨的猜疑，而是对和妹妹共同度过的洋溢看爱和信任的时刻的使我感动的回忆，死神的确已经使我失去了这样一个妹妹，因为我的悲伤并非与阿尔贝蒂娜曾经是我的什么人有关，而是与我的心逐渐使我相信她是什么人有关，因为我的心总渴望着领略最一般的爱的激动；于是我明白了那使我如此厌倦的生活（至少我认为如此）其实是趣味无穷的；我如今才感到，甚至就一些无关宏旨的话题同她闲聊的那些时刻也曾使我精神得到极大的满足，我在当时的确没有觉察到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但如今它已促能我始终不懈地去追忆这样的时刻而且排除其它的时刻了；我能追忆的最微不足道的事，在汽车里，她坐在我身边做出的某个动作，或在她房间里她在我对面坐到饭桌上的动作，都在我心里激起了甜蜜而悲哀的波浪，这波浪越涌越近最后便淹没了我整个的心灵。 

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用餐的这个房间很美观，我对阿尔贝蒂娜说它美观是为了让她生活在其中感到满意。如今，这里的窗帘，椅子，书籍都不再是我漠不关心的东西了。并非只有艺术才能给最微不足道的事物抹上一层富有魅力的神秘色彩；艺术固有的这种使魅力和神秘性与人们水乳交融的能力也会转换给痛苦。当时我从不去注意我和她从森林回来到我去维尔迪兰家之间这段时间共同享用的晚餐，而如今我的泪眼却在寻找晚餐时刻的美妙而庄严的温馨。爱情的感受和生活中的其它感受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也并非只有沉迷于生活的感受才能体会爱情。在尘世，在市街的喧嚣和周围鳞次栉比的房舍的杂乱中，你不可能估量一座教堂的独一无二又经久不变的正确的高度，只有远离尘嚣，从邻近的山坡遥望过去，城市失去了踪影或只在地平线上呈现出模糊的一团，只有这时你才可能在黄昏的寂静里沉思默想从而估量出教堂的高度。我竭力用我的泪眼鸟瞰阿尔贝蒂娜的全貌，同时回想着那晚她所说的全部严肃而正确的话语。 

一天清晨，我仿佛在雾霭里看见一座小山的椭圆形身影，感觉到一杯巧克力的温热，与此同时一件往事的回忆却使我的心难受得紧缩起来。阿尔贝蒂娜在一个下午来我家看望我，我第一次拥抱了她，原来我突然听见了刚点燃的热水暖气发出的格格响声。我气冲冲地把弗朗索瓦丝交给我的维尔迪兰夫人的邀请信仍到地上。阿尔贝蒂娜既然这么年轻就死了；而布里肖又继续去维尔迪兰家赴宴，维尔迪兰夫人家也继续高朋满座而且也许还会高朋满座若干年，我初次去拉普利埃晚餐时的感受便以更大的力量逼我相信死神并不袭击同一岁数的所有的人！布里肖的名字立即勾起了一件往事，在一次晚会结束时布里肖把我送了出来，我当时在楼下看见了阿尔贝蒂娜房间里的灯光。我后来曾反复回想过她房间里的那一缕灯光，但却从来没有从现在这样的角度去回忆过。因为我们的回忆虽然的确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拥有这些回忆却好比我们拥有花园式住宅，住宅的一些小小的暗门往往为我们所不知，可能会是邻近的某个人前来替我们打开这些暗门，因此在这之前我们虽然回到了家里，但起码有一个方面我们还不大清楚。一想到我回家时人去楼空的景象，一想到我在楼下再也看不见阿尔贝蒂娜的房间而那间房里的灯光也永远熄灭，我才明白那天晚上离开布里肖时我以为自己因不能出去散步也不能去别处做爱而感到烦躁、懊恼，那是怎样的错觉。只因为我自以为很有把握全部占有那个宝贝，那个把光芒从上至下反射到我身上的宝贝，因而对估量它的价值便毫不在意，这样一来我便必然认为这宝贝还比不上寻欢作乐，这种寻欢作乐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我在竭力想象它们时起码对它们作了估价。我明白了，在巴黎时我在我家也就是在她家过的那种生活正好使我实现了一种深沉的宁静，而在巴尔贝克大厦，那天晚上我同她睡在同一屋檐下时，我梦想过这种宁静但以为那是不可能得到的。 

在去参加维尔迪兰家最后一次晚会之前——即使这次晚会没有举行我也不会为此感到宽慰——我们从森林回来时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进行过一次谈话，那次谈话使阿尔贝蒂娜和我的精神生活有所融合，而且在某些领域使我们互相同化了。因为如果说我带着柔情回味她的聪慧和她对我的体贴，这无疑不是由于她的聪慧和她对我的体贴超过了我认识的其他人；在巴尔贝克时德·康布尔梅夫人不是对我说过：“怎么！您完全可以和埃尔斯蒂尔这样一个天才一道度过这些日子，而您却和您的表妹在一起！”我之所以喜欢阿尔贝蒂娜的聪慧，是因为她的聪慧使我联想到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我把这种东西叫做甜美，正如我们把仅仅是上腭的某种感觉叫做水果的甜味一样。事实上，我在想到阿尔贝蒂娜的聪慧时，我的嘴唇会本能地伸出去进行回味，我真宁愿我回味的东西实际存在于我之外，宁愿它是一个人客观的优越之处。我当然认识一些比她更聪明的人。然而爱情的毫无止境，或者说爱情的自私自利使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精神和道德面貌最难做出客观的判断，我们总是随着我们的愿望和畏惧不断地修饰我们之所爱，我们总不把所爱的人和我们自己分别开来，她们仅仅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处所，是我们表露爱情的处所。总有数不胜数的苦和乐永不停息地汇集到我们的身体里，因此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总不能象对一棵树，一幢房舍，一个行人一样具有清晰的概略看法。我没有千方百计从阿尔贝蒂娜本身更多地去了解她，这也许是我的错误。同她相处这么长的时间我只不过认识到就她的魅力而论她在我的记忆里所占的地位随着年代而有所不同，所以在看到她自发地起了许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绝不仅仅因为她的前途已可能有所不同时我还感到吃惊呢，同样，我本应该象了解任何一个人的个性一样去设法了解她的个性，这样做我也许可以弄明白为什么她一味坚持对我隐瞒她的秘密，从而避免使这种奇怪的顽固态度与我从不变通的预感之间的冲突延续下去，而这种冲突却导致了阿尔贝蒂娜的死亡。这样一望，我在深切怜悯她的同时便感到在她死后继续生活下去乃是一种耻辱。的确，在我的痛苦达到最缓和的程度时，我甚至感到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在享受她死亡的好处，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在我们的生活里并不是幸福的因素而是悲伤的工具，这个女人对我们的生活便大有用处，占有任何女人本身都不如占有她使我们痛苦时为我们揭示出的真理那么宝贵。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把我外祖母之死和阿尔贝蒂娜之死联系起来，我感到我的一生似乎被我犯下的双重谋杀罪玷污了，只有世上最卑劣的人才会原谅我。我曾梦想被她理解，梦想别让她低估我，我以为被理解和不被低估乃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更能理解我和估价我的人又何其多也。希望被理解是因为希望被爱，希望被爱是因为正在爱。其他人的理解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这些人的爱是令人厌恶的。我在获得阿尔贝蒂娜一丁点理解和爱情时感到的欢乐并非来自她的理解和爱情本身固有的价值，而是由于这种获得，我又往全部占有阿尔贝蒂娜的目标迈出了一步，这种全面占有是我在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一天就已确定的目标和抱定的幻想。我们在谈到女人的“可爱”时，我们也许只是在让我们见到她们时感到的快乐从我们身上迸发出来，就象儿童说“我亲爱的床，亲爱的枕头，我亲爱的山楂树”一样。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男人从来不这样谈论并不欺骗他们的女人：“她真可爱”，他们说这句话时往往是在谈欺骗过他们的女人。 

德·康布尔梅夫人有理由认为埃尔斯蒂尔的精神魅力更大些。然而我们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判断一个和别人一样在我们自身以外而且只在我们思想的边缘着了色的人的精神魅力以及另外一种人的精神魅力，这种人在某些事故之后定错了位置，最后竟顽强地固定在我们自己的体内，致使我们自问此人在过去的某一天是否在某个海边小火车的走廊里注视过一个女人，而且在这样自问时我们体会到的痛苦与外科医生在我们心脏里取子弹时感到的痛苦如出一辙。一个普通的羊角面包，只要我们吃它，它就比路易十五吃的雪鹀、小兔和山鹑更使我们感到快活，我们躺在山上时，离我们几厘米远的眼前的一根簌簌颤动的小草的草尖可以遮住几里以外的山峰的令人晕眩的尖顶。 

此外我们的错误并不在于我们高度评价我们所爱的女人的聪慧和可爱，无论这种聪慧和可爱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对别人的聪慧和可爱无动于衷。谎言只有在来自我们所爱的女人时才会引起它永远应当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愤怒，善心只有在来自我们所爱的女人时才会引起它永远应当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激之情，肉欲具有恢复智慧和为精神生活打下牢固基础的不可思议的能力。我再也找不到这种神奇的东西了：一个我能使我与之无话不谈的人，一个我能够信赖的人。信赖？别的人不是比阿尔贝蒂娜更信赖我吗？我同别的人谈话的话题不是更广泛？问题在于，信赖或谈话这些极平常的事只要融进了爱情，那独一无二的神圣的爱情，它们是否很理想这又有什么相干呢？我又看见阿尔贝蒂娜坐到她的自动牌钢琴前面去了，她头发漆黑，双颊微红：尽管她想推开我的双唇，我的嘴唇却似乎感觉到了她的舌头，她那母性的，滋补而又不能食用的圣洁的舌头，阿尔贝蒂娜即使只让她的舌头轻轻拂过我的脖颈，我的胸腹，她舌头上神秘的火焰和露珠也会使我认为这种表面的抚爱出自她肌肤的深层，这深层显露出来有如一块布料翻出它的底面，因此这种抚爱哪怕是最表层的触摸，也仿佛具有沁人心脾的神秘的温馨。 

我还不能说我在失去那些永不复返的甜蜜时刻时所感受到的是绝望。绝望意味着还必须维持这万劫不复的生活。在巴尔贝克时我一见旭日东升便意识到我再也不会过一天舒心的日子，那时我已经绝望了。从那时起一直坚持我的利己主义，然而这个我如今十分依恋的“我”，这个调动自卫本能的生机盎然的“我”，这个“我”在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了；我在想到我的力量，想到我强大的生命力，想到我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时，我想起了我已经占有过的一个宝贝（只有我一个人占有过它，因为其他人并不确切知道它在我身上引起的，隐蔽在我身上的感情），谁也夺不去这个宝贝了，因为我已不再占有它。说真的，我过去占有它只是因为我愿意想象我占有了它。不过我在用嘴唇注视阿尔贝蒂娜时，我在把这宝贝放进我的心间时，我不仅犯下了让她在我全身心的深层生活的不谨慎的错误，而且犯下了使手足之情和肌肤之爱交融起来的另一种不谨慎的错误。我也曾愿意使自己相信我和她的关系是爱情关系，我们互相都在实行那叫做恋爱的关系，因为她顺从地吻我而且我也吻她。由于习惯于相信这点，我不仅失去了我挚爱的女人，也失掉了爱我的女人，我的妹妹，我的孩子，我温柔的情妇。总之，我的幸福我的不幸都是斯万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恰巧在他爱恋奥黛特并为她妒性大发的时候他几乎见不到她，而且每当她在某个约会的最后时刻取消约会时，他去她家又那么困难。可是这之后他却得到了她，她成了他的妻子，直到他离开人世。而我却相反，我在为阿尔贝蒂娜而妒火中烧时，我比斯万幸福，因为她当时住在我家，我已经得到了她。我已经在事实上实现了斯万当时梦寐以求的事，而他切切实实地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对此已经无所谓了。不过，我究竟没有象他留住奥黛特那样留住阿尔贝蒂娜。她逃走了，她死了。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重复出现，那些最相似的生活方式，那些由于性格的接近和环境的近似而可以被人们选作和谐典范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仍旧是互相对立的。当然，最主要的对立（艺术）尚未显现出来。 

丢了命我也算不得损失严重；我无非丢了一个空无所有的外壳，一部杰作的毫无内容的框架。我今后究竟还能把什么东西引进这个框架我完全置之度外，然而一想到这框架业已包涵的内容我又感到幸福和自豪，我赖以生存的正是对那些甜蜜时刻的回忆，这个精神支柱传递给我的祥福恐怕连死之将至也难以摧毁吧。在巴尔贝克时每当她为了讨我喜欢在头发上洒香水因而耽误了时间，我总命人去寻她，她当时是怎样飞跑过来看我的呀！我百看不厌的巴尔贝克和巴黎的图景正是她短暂的一生中翻得那么迅速而历历在目的篇章。这一切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回忆而已，对她来说却曾经是她的行动，是她象悲剧情节发展一般急匆匆走向死亡的行动。人的成长一方面表现在我们自身，另一方面却表现在我们自身之外（我对此深有所感正是在有些晚上，当时我注意到了阿尔贝蒂娜身上不断增长的优点，而这种增长又并不完全取决于我本人的记忆力），这两方面的成长又不免互相影响。我在千方百计了解阿尔贝蒂娜并试图全部占有她时，我只顾凭经验把一切人和一切地方的奥秘都简单化成全部和我们本身的素质貌似的东西，其实想象力总是使这些人和地方在我们面前显得千差万别，我只顾把我每一次由衷的快乐都推向快乐本身的毁灭：因为我要做到这些不影响阿尔贝蒂娜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也许我的财产和我俩喜结良缘的光辉前景曾经吸引过她；我的忌妒心也曾留住过她；她的善良或她的聪慧，她的犯罪感或她施展计谋的灵活性也曾使她接受过囚禁般的生活，并促使我越来越把这种囚禁强化到难以忍受的地步，这种纯粹由我的内心活动发展造成的囚禁又反过来冲击着阿尔贝蒂娜的生活，这种冲击本身又反过来提出一些使我内心越来越感到痛苦的新问题，因为她已从我的牢狱里逃走并且在马背上夭亡，而没有我，她又根本不可能拥有这匹马，她甚至在死了之后也给我留下了不少疑团，如果我去核实这些疑窦，这种核实本身就会比我在巴尔贝克发现她认识凡德伊小姐更为残酷，因为她如今已不可能在我身边安慰我了。由此可见一个自认为过着封闭式生活的人心灵里的长吁短叹的抱怨只在表面上表现为独白，因为现实的回声会使这种抱怨偏离正道，而且这种封闭式的生活好比自发进行的主观心理实验，这种实验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给另一种生活构成的纯现实主义的小说提供它的“情节”，而小说跌岩起伏的情节又会反过来使心理实验的曲线弯曲而且改变心理实验的方向。情节是多么复杂而紧凑，爱情的发展又多么迅猛，好比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或舒曼的叙事曲，尽管开端有些许迟缓，间断和犹豫，那结局又是多么神速！应该把我们那一段柔情似水的美满生活摆在最后一个年头，对我来说这个年头真好比一个世纪——因为在我思想上，从巴尔贝克到她离开巴黎，阿尔贝蒂娜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她本身也在独立于我之外的情况下而且常在我不知不觉间起了很大的变化——这柔情似水的美满生活虽然并不持久却使我感到它似乎非常充实，几乎无所不包，这种生活永远也不可能再出现了，然而它又是我不可或缺的。也许它本身并非不可或缺，它起初只不过是某种带必然性的东西，因为如果我没有在一篇考古论文里读到描写巴尔贝克教堂的段落；如果斯万在对我谈到这座教堂堪称波斯式的教堂时没有把我的兴趣引向拜占庭时期的诺曼底方言；如果一家豪华旅馆建筑公司在巴尔贝克修建的那家舒适卫生的宾馆没有促使我的父母下决心满足我的愿望让我去巴尔贝克，我根本就不可能认识阿尔贝蒂娜。诚然，在我向往已久的巴尔贝克，我既没有发现我梦寐以求的波斯式教堂，也没有找到那永恒的雾霭。那行程一个钟头35分的漂亮的火车本身也并不符合我的想象。然而，为了补偿我们为之神往而且枉自苦苦追求寻觅却未得到的东西，生活往往会给予我们某种我们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在贡布雷，每当我愁苦万状地等待母亲向我道晚安时，谁又会对我说我那时的忧虑可以消除，随后在某一天又会复苏，不过不是为我的母亲而是为一个少女复苏呢？这个少女开始无非是海天连接处的一朵花，一朵我的眼睛每天都希冀着去观赏的花，一朵有思维能力的花，我多么孩子气地热望在这朵花的心灵里占据一个显要的位置，当她不知道我认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时，我又是多么痛苦。是的，几年以后正是为一个陌生姑娘的一声晚安，一个吻，我象孩提时等不到母亲前来看望我那样痛苦不堪。我那么需要这个阿尔贝蒂娜，如今她的爱几乎成了我心灵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依据，可是倘若斯万不曾对我谈到巴尔贝克，我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她。她也许会活得更长，我也不至于终身为她的死而备受折磨。唯其如此我才感到是我出于十足利己主义的爱而听任阿尔贝蒂娜长辞了人世，这似乎和我谋杀我的外祖母并没有什么两样。就算我后来在巴尔贝克认识了她，我也完全可以不去爱她，而我后来却爱上了她。我在放弃希尔贝特而且知道我总有一天会爱上另一个女人的当儿我还差点没敢怀疑我是否至少在过去只可能爱希尔贝特一个人。然而对阿尔贝蒂娜我竟没有任何怀疑而且完全相信我爱的人不一定是她，很可能是另外一个女人。只要那天晚上斯代马里亚夫人不取消我和她在森林岛上共进晚餐的约会就可以做到这点。当时还正是时候，也许我的想象力就是为斯代马里亚夫人而活跃起来的，这种想象力可以让我们从某一个女人身上得出一种个别的概念，似乎她本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对我们来说她又是命中注定必不可少的。从生理学的观点出发，我最多可以说我可能专一地爱另外一个女人，但并不是爱任何一个另外的女人。身材肥胖的阿尔贝蒂娜头发是棕褐色的，她不象红棕头发身材苗条的希尔贝特，然而她俩的体质都一样，她俩都有肉感的双颊，双颊上都长着一对难以捉摸的眼睛。这样的女人是有些男人不屑一顾的，而这些男人又可能疯狂地爱上别的我“毫无兴趣”的女人。我几乎可以相信希尔贝特那喜好淫乐的倔强的个性已经移植到阿尔贝蒂娜体内，她俩的形体确实有所不同，然而我事后琢磨起来又觉得它们都呈现出了根深蒂固的相似之处。男人几乎永远以相同的方式感冒，生病，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如此必定有情况的巧合；当他坠入情网时，那恋爱对象自然是某种类型的女人，而且类型还十分广泛。阿尔贝蒂娜最初引起我浮想连翩的眼神和希尔贝特最初的眼神并没有绝对的不同。我几乎可以相信希尔贝特那令人难以捉摸的为人，她的喜好淫乐和她那倔强而诡诈的天性这次又回来通过阿尔贝蒂娜的形体重新诱惑我了，她俩的形体当然各不相同，但也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就阿尔贝蒂娜而言，由于我们在一起而又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我们整个的思想活动又自始至终都有一种令人痛苦的忧患感维持着经久不衰的内聚力，这样的生活也就不可能产生自我消遣和遗忘的裂缝，因此她在世时的形体就没有一天象希尔贝特的形体一样失去我在事后才意识到的（别人也许不会意识到）女性的魅力。然而她却去世了。我很可能会把她遗忘。谁知道某一天是否会有一个气质同样多姿多彩躁动不安而又富于幻想的人前来打破我的宁静呢？不过我并不能预见这些气质又会以什么样的女性形式体现出来。就凭希尔贝特我很难想象出阿尔贝蒂娜的形象，也想不到我会爱上她，犹如对凡德伊奏鸣曲的回忆并无助于我想象她的七重唱一样。此外，即使在我最初几次看见阿尔贝蒂娜时，我也认为我即将爱恋的会是别的姑娘。再说，如果我早一年认识她，我很可能会感到她象黎明前灰蒙蒙的天空那么毫无生气。如果说我对她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因为她自己也起了变化，我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信那天，走近我床前的少女再也不是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那个姑娘了，这或许只是性成熟期妇女的突变现象，或许是我永远也弄不清楚的某些情况造成的。无论如何，即使我在某一天可能会爱上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与她相似，即是说万一我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妻子，我那种也许是必然性的选择，在比选一个具体的人更广阔的范围，在选择某一类型的女人方面，应该说还是自由的，而且在排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一切必然性时，那种并非完全自由的选择也符合我的愿望。一个女人的脸庞比光线本身更经常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因为我们即使双眼紧闭也没有一刻不在珍爱她美丽的眼睛，动人的鼻子，也没有一刻不在想方设法看到它们，这样的女人的确是天下无双的，然而我们都明白，如果我们生活在曾经遇见过她的那个城市以外的某个城市，如果我们在别的街区漫步，如果我们经常光顾的是别的沙龙，对我们来说就不会是她而可能是另一个女人天下无双。天下无双，我们难道真相信？象她这样的人是数不胜数的。然而在我们那热爱她的眼睛里，她是结实而不可摧毁的，多长的时间也无法为别人所代替。因为这女人通过各种神奇的召唤一味地调动着存在于我们身上的千百个爱情的零碎基因并把这些基因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消除它们之间的空隙，我们自己则为勾画所爱之人的面宠而提供全部翔实可靠的材料。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在她眼里仅仅是芸芸众生之一员，也许还是最差的一员，她在我们眼里却是天下无双的，而且我们终身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确，我甚至已经非常清楚地感到这种爱情并不是必然的，不仅因为这种爱情有可能在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和我之间形成，而且也因为即使不是这样，我也对这种爱情本身有了认识，发现了它和我过去对别的女人的爱情有着过分相似的地方，而且感到这种爱情远比阿尔贝蒂娜本人博大，它不了解她却又包围了她，宛若海潮包围了一片小小的浪花。然而，由于我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生活，渐渐地，我再也无法挣脱我给自己铸造的锁链了；而把阿尔贝蒂娜本人和并非由她引起的感情联系起来的习惯又使我相信这种感情非她莫属，正如某个哲学流派所认为的，习惯总是把因果律的虚幻的力量和必然性强加给两种现象之间的简单联想。我曾以为我的社会关系和我的财富足以使我免除痛苦，而且这也许非常奏效，因为这些社会关系和财富已经使我失去了感觉、爱恋和想象的能力；我很羡慕可怜的乡下姑娘，由于没有与人交往，甚至没有电报，她在不可能人为地缓解自己的伤感时可以进行长时间的遐想。我如今才明白，如果说我已看清德·盖尔芒特夫人拥有的一切虽然足以使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变得无限之大，但这种距离已突然被下面这种主张消除了；社会地位的优越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而且它是可以变动的；那么，在相反的意义上以此类推，我的社会关系，我的财富，我的地位与当今的文明提供给我享用的全部物质手段也只不过推迟了我和阿尔贝蒂娜倔强的逆反意志之间的肉搏时间而已，阿尔贝蒂娜是不受任何压力影响的，正如在现代战争里准备齐全的炮火以及大炮了不起的射程只不过推迟了士兵之间肉搏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占上风的乃是意志力最坚强的人。我无疑是可以同圣卢保持电报和电话联系的，也可以和图尔的办公室保持联系，然而他们为此不是在白白等待而且毫无结果吗？毫无社会优越地位，毫无社会关系的乡下姑娘或文明趋于完善之前的人类由于欲求较小，由于不象我们那样为明知得不到的因此也是不现实的东西而惋惜，他们不是更少受痛苦吗？一个人总是对即将委身于他的人欲求更大，他在占有之前总抱着希望；所以惋惜是欲求的放大器。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拒绝去森林的岛上晚餐，她的拒绝促使我爱上了她之外的另一个人。这种拒绝同样也可能促使我爱上她，如果我后来又及时见到了她的话，我刚得知她不来时便作出了似是而非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却兑了现——，我以为有人为她而妒性大发因而老把她从别人那里支开，我也许永远见不到她了，于是我苦恼不堪，真愿意为见到她而付出一切，这件事简直成了最令我揪心的事情之一了，幸好圣卢到来总算使这件揪心的事平息下来。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爱情，他的情妇都会成为忧虑的副产品，我们的过去和记录着这过去的体内的损伤又决定着我们的未来。对阿尔贝蒂娜来说尤其如此，我爱的人不一定必须是她这一点，即使不存在类似的爱情也已记录在我对她的爱情史里了，即是说已记录在我对她和她那些女朋友的爱情史里。因为这种爱情与我对希尔贝特的爱并不相同，它是建立在好几个少女平分秋色的基础之上的。我之所以和她的女友们相处甚篇，可能是因为有了她，也可能因为我感到她那些女友和她有些相似之处。总而言之，长期以来我完全可能是在她们当中犹豫不决，我从这位选到那位，当我自以为偏爱这一位时，只要那一位让我在约会中久候，拒绝和我见面，我必定会对那一位产生爱情。有好多次都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安德烈要去巴尔贝克看望我，如果说为了不显得我依恋她我事前已准备好对她撒谎说：“唉！您如果早几天来该多好！如今我已爱上了另一个姑娘，不过这不要紧，您还是能使我得到安慰的。”那是因为在安德烈来看我之前，阿尔贝蒂娜已经对我失了信，我的心跳个不停，我以为我永远也不会看见她了，这说明我爱的是阿尔贝蒂娜。安德烈来到时，我确实对她说了这些（在得知阿尔贝蒂娜认识凡德伊小姐时，我在巴黎也对她说过），她可能以为这是故意说出来的毫不真诚的话，如果我前一天和阿尔贝蒂娜过得很幸福，我倒也的确可能用她所说的那种不真诚的口气对她说：“唉！您早点来该多好，如今我已爱上另一个姑娘了。”当我得知阿尔贝蒂娜认识凡德伊小姐时，阿尔贝蒂娜便取代了安德烈这时的位置。爱情总是交替发生的，因此，在同一时间里无论如何也只能爱一个人。不过以往也曾经发生过我几乎同时和那些少女中的两位闹翻的情况。首先采取主动的姑娘会使我恢复平静，而另一位如果继续与我不和，我爱的倒可能是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最终与之结合的人就不是前面那一位采取主动的姑娘，因为她能够抚慰我——尽管不是有效地——遭受的后面这位姑娘的无情对待，这无情的姑娘如果再不回到我的身边，我最终是会把她遗忘的。然而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满以为她俩起码有一位会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在一段时间里却没有一个人回来。我为此倍受忧虑的煎熬，我的爱也成倍地增长了，我准备一有机会便终止对可能回到我身边的姑娘的爱，可是我又同时为这两个少女而痛苦万分。到了一定年纪的人就是这种命，而且这种命运很可能早期降临，那时比起你被抛弃来，一个活生生的人倒更可能促使你减少痴情，因为在你被遗弃时，对方已面目不清，此人的灵魂也已不存在了，到头来关于此人你便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你近期对他的莫名其妙的偏爱：为了不再痛苦你很可能需要此人让你说：“你接待我吗？”弗朗索瓦丝告诉我：“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那天，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分离仿佛成了我那么多次和别人分离的淡化了的象征。因为往往必须在分离的日子到来时我们才可能发现我们是在相爱，甚至才可能真变得在相爱。 

在一次白白的等待或一声拒绝便可以决定选择的情况下，被苦痛激发起来的想象力发挥得如此神速，它以极为迅猛的速度促成那刚产生而尚未成形的爱情，这爱情几个月来一直处在萌芽状态，因此赶不上心灵活动的智力便不时出来惊呼：“你真是疯了，什么样的新念头能让你生活得这么痛苦呢？这一切都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呀。”的确，此刻那不忠实的姑娘如果没有重新去纠缠你，某些使你身心平静的消遣就完全可能使这份爱情流产。无论如何，和阿尔贝蒂娜的共同生活尽管本质上并非必然，它对我却已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爱上德·盖尔芒特夫人时曾害怕得发抖，因为我心里明白她那不仅是姿色而且是地位和财富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她有太多的自由去属于别的太多的人，因此我对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微不足道了。阿尔贝蒂娜却家境贫穷，地位卑微，她一定非常希望嫁给我。然而我却并没有做到独自占有她。无论你社会地位如何，你的预见如何明智，事实上你是不可能去左右另一个人的生活的。 

为什么她不告诉我“我有这种嗜好”？我也许会让步，也许会允许她去满足这种嗜好。我读过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女人，爱她的男人无论怎样要求都无法使她开口说话。我读小说时认为这种局面是荒唐的；我想，换了我，我一定会先强迫这个女人说话，这之后我们之间便会互相理解。何必去寻那许多毫无意义的烦恼呢？到如今我才看出来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想不寻烦恼就不寻烦恼，我们个人的意志再坚强也属枉然，别人并不去服从我们的意志。 

而那些支配着我们又使我们盲目相信的实情，那些令人痛苦而又无法逃避的实情，我们感情的真相，命运的真相，有多少次我们不知不觉而又不情愿地用我们自以为是谎言的话语将它们说了出来，然而事变的结局又在事后证明了这些话具有预言的价值。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俩说过的一些话，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它们内涵的真实性，我们在说话时甚至相信自己在演戏，与话语所包容的我们并不清楚的内涵相比，话语的虚假性并不重要，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它仅仅局限在我们那可怜的不真诚的范围之内。谎言、谬误都存在于我们看不见的深刻的现实之下，而真相却在其上，有我们情格中的真相，这种我们无法把握其本质规律的真相需要“时间”方能得到揭示，我们命运的真相也是如此。在巴尔贝克，我对她说：“我看见您次数越多，我就爱您（而正是时刻耳鬓厮磨的亲密感以忌妒的形式促使我如此依恋于她的），我觉得我可能对您的头脑有所裨益”；我在巴黎说：“尽量小心些。您想想，万一您出了事故，我会受不了的（而她却说：‘我可能会出事’）”，我说这些话时满以为自己在说谎；在巴黎时，一天晚上我装出想离开她的样子对她说：“让我再看看您，因为要不了多久我再也看不见您了，而且永远也看不见了”；她呢，就在这天晚上她看看自己的周围说：“真难想象我再也看不见这个房间了，还有这些书，这架自动牌钢琴，这住宅里的一切，我真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末了是她最近写的那几封信，她写道（也许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语“我这是在装假”）：“我给您留下我个人最美好的”，（如今她的聪慧，她的善良和美貌不是果然交给了我忠实有力的可惜又是不牢靠的记忆了吗？）还有：“这一刻，这历暮色苍茫和我们那将离别而显得格外黯然神伤的一刻，只有在我的脑海已被深深的夜色笼罩时才会从我的脑海里消失”（这句话写在她的脑海果然被深深的夜色笼罩的前夕，那天，在她脑海里倏忽即逝但又被忧虑分割到无限小的闪光里，她也许清楚地看到我们最后那次散步，人在一切都抛弃了他时会给自己建立一种信念，有如无神论者在战场上变成了基督徒，她当时也许在向那位她经常诅咒而又十分尊敬的朋友求救，这位朋友自己——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大同小异——也残酷地盼望她有认识自己的一天，盼望她临终时向他敞开胸怀，向他忏悔，在他心上死去）。 

即使她当时来得及认识自己，我俩也只能在幸福已不可能实现或者正因为幸福已不可能实现时才会双双明白我们幸福之所在，明白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而且明白这一切我们都做不到了，之所以做不到，或因为我们在可能做这些事情时把事情延误了，或由于这些事情只有被投进想象中的空泛理想而且从有生命的环境的淹没中挣脱出来，从那使一切变得累赘而丑陋的淹没中挣脱出来时才可能获得强大的魅力并且显得容易实现，既然如此，那又何必为之呢？人会死的想法比死更为残酷，但这种想法又不如知道另一个人已死的想法那么残酷，人会死的想法也不如这样的事实残酷：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现实吞没之后，现实的一切复归于平静，甚至在吞没处见不到一丝波动，而那被吞没的人却已被排除在这现实之外了，在这样的现实里希望已不复存在，知觉也已溟灭，而且很难从这个现实再加溯到“被吞没的人曾经生活过”这样的概念，而在回顾他生前历历在目的往事时，也同样难于想象这样的人竟会和毫无实感的形象相联系，会和人们读过的小说人物的往事相联系。 

她在去世前给我写的信，尤其是她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向我证实了如果她还活着她完全可能已回到了我的身边，我至少可以为此而感到高兴。我觉得这不仅显得更柔和，而且显得更美好，没有这份电报事情会不那么完善，会缺乏艺术和命运的象征意味。事实上，这个事件即使以别的方式发生也会具有那样的象征意味；因为任何事件都像一个特殊形态的模子，无论是什么样的事件，只要它们的发生中断了一连串的行为同时似乎为这些行为作出了结论，它们就一定会给这些行为勾画出轮廓，而且我们还会认为这是唯一可能的轮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别的轮廓可能代替这样的轮廓。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有这种嗜好”？我也许会让步，会允许她去满足这种嗜好，而且此刻我还会拥抱她。不得不去回顾她离开我的前三天还赌咒发誓地对我撒谎说她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没有那种关系而她脸上的红晕却在对这种关系进行忏悔，这多么令我伤感！可怜的小家伙，她不愿起誓说她那天想去维尔迪兰家的愿望与重见凡德伊小姐和她的女友的乐趣无关这一点起码还是诚实的。她为什么又不彻底承认呢？她这样无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而矢口否认，根本不愿对我说“我有这种嗜好”，我可能也有些错误。我之所以可能有些错误，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时，有一无从德·康布尔梅夫人家作客回来，我首次要求阿尔贝蒂娜作出解释，当时我无论如何也很难相信除了她与安德烈过分热烈的友情之外她怎么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我当时过分粗暴地表示了我对这类不良习惯的厌恶，我谴责的方式也过于斩钉截铁。我现在已想不起来在我天真她宣称我对这类事深恶痛绝时阿尔贝蒂娜的脸是否发红了，我之所以想不起来，是因为往往在事后很久我们才会想到去探究某个人在我们一点不注意他的时候采取了什么态度，当我们后来又想起这次谈话时，也许正是他当时的态度可能澄清某个使人心碎的难题。然而我们的记忆却总有空白，我们便因此而寻不到事情的蛛丝马迹。甚至有些在当时已经显露出重要性的事情都常常引不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没有认真听某一句话，没有去注意某一个手势，或者把它们抛在了脑后。过些时候，当我们如饥似渴地希望发现什么真相时，我们回顾推断，推断回顾，象翻阅回忆录似的去翻阅我们的记忆，即使翻到了这句话这个手势的地方也还是想不起来，于是我们便重起炉灶，沿着同一个轨迹再翻它20遍，可是徒劳，而且再也翻不下去了。她当时脸红了吗？我不知道她是否脸红了，但她不可能没有听见我的话，后来在她正准备向我坦白的当儿，也许正是因为回想起了我说过的那些斩钉截铁的话她才裹足不前的。现在她已经踪迹全无，我即使从地球的南极走到北极也不可能再遇见她了；已在她身上锁闭起来的现实又已变得平淡无奇，使沉没了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只剩下了一个名字，就象那位德·夏吕斯夫人一样，认识她的人谈到她时也只不过不疼不痒地说说“她真是妙不可言”而已。然而我却一刻也不能设想会存在阿尔贝蒂娜意识不到的现实，因为她在我身上的存在太牢固了，我的全都感情，全部思想都和她的生命息息相关。倘若她了解这一点，她看见男友对她如此不能忘怀也许会受到感动，因为如今她的生命既已完结，她也许倒会对她昔日漠不关心的事情感受格外深刻。然而正如人们由于害怕所爱之人不忠实而自愿摒弃自己哪怕最秘密的不忠之举一样，我一想到如果死者的生命在某处犹存，我外祖母了解我对她的遗忘与阿尔贝蒂娜了解我对她的追忆一定会同样清楚，一想到此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总的说来，甚至就同一个死者而言，难道你就可以肯定得知她了解某些事情而感到的欢乐足以抵销以为她什么“全”知道的恐惧吗？某些时候，无论我们可能作出多么残酷的牺牲，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挚友死后放弃把他们继续作为朋友来纪念，原因是我们害怕他们死后也同样对我们加以评判，不是吗？ 

第六部 女逃亡者(6)

我那想探究阿尔贝蒂娜做过些什么的妒性十足的好奇心是无边无际的。我收买过好多女人，她们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消息。这种好奇心之所以如此恒久不衰，是因为对我们来说人并不可能倏忽死去，他仍旧沐浴在某种生命的光晕里，这和真正的永生毫不相干，但这种光晕却会使死者继续占据我们的思想，就象他在世时一样。他仿佛出门旅行了。这是一种无神论式的生命不灭。与此相反，爱情如果已经停止了。在引起好奇心的人离开人世之前这种好奇心就会泯灭。因此我从没有设法去打听某个晚上希尔贝特究竟和谁在香榭丽舍大道散步。不过我清楚感到这类好奇心都是一个模式，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也不可能维持很久。然而我仍旧甘愿牺牲一切以令我痛苦的方式去满足这些昙花一现的好奇心，尽管我事先已经明白，阿尔贝蒂娜之死逼使我与她分离同我和希尔贝特甘心情愿分离一样最终会使我把她淡忘。正是这些考虑促使我派埃梅去了巴尔贝克，因为我感觉到他可以实地调查出许多事情来。 

倘若阿尔贝蒂娜知道随后发生的事，她也许会留在我的身边。不过这就等于说一旦她能看见她自己离开人世，她一定更愿意留在我的身边继续活下去。就凭这种假设所包涵的矛盾本身，提出这种假设就是荒谬的。而且这种假设也并非毫无害处，因为一想象阿尔贝蒂娜如果知道这一切，如果在她反思时她明白了这一切她会多么高兴回到我的身边，我就仿佛看见了她，我就想拥抱她，可惜这已不可能了，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死了。 

我在想象里前往天上去寻觅阿尔贝蒂娜，象这样的夜晚我从前也和她共同遥望过同样的天空；我竭力使我的爱升腾到她喜爱的月光那边，升腾到她的身边，给不能继续生存下去的她带去安慰，向如此遥远的人儿奉献的爱就好比宗教，我的相思也象祈祷一般朝她飞升而去。人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愿望又会产生信仰，我曾相信阿尔贝蒂娜不会出走，因为这是我的愿望；我希望她不死，便相信她没有死；我阅读起转桌上的书籍来，我开始相信灵魂不灭是可能的。然而光灵魂不灭并不能使我满足。我还必须在我死后寻找到有形有灵的她，就好象永恒已变成了和生命相似的东西似的。我说“和生命相似”是什么意思？我的要求更高。我希望死神永远也别剥夺我的欢乐，然而并不只是死神在剥夺我们的欢乐。没有死神这些欢乐也会逐渐减弱，在往日的习惯和新的好奇心作用下，这些欢乐已在开始减弱了。而且在生活中，阿尔贝蒂娜即使在身体方面也可能会逐渐发生变化，我也会日复一日地去适应这些变化。然而我现在还只能回忆起她的某些瞬间，因此我非常希望能在回忆中重新看见她即使在世也不可能复得的样子；我希望在回忆中看见的其实是一种奇迹，因为这奇迹能够补偿记忆力的天然而专横的局限，这种奇迹是不可能来自过去的。不过我是以古代神学家的天真去想象这栩栩如生的女人的，我想象她对我作出了解释，不是她可能作出的解释，而是新近的矛盾使她在生前总是拒绝对我作出的解释。这样，她的死既然是某种梦幻一般的东西，我对她的爱也就仿佛成了她意想不到的幸福；对她的死亡我只考虑那是合适而理想的结局，这结局可以使一切变得简单而且得到妥善的解决。 

有时我想象我们聚会的地点并不很远，并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当年我认识希尔贝特只为了和她去香榭丽舍游玩，晚上在家时我曾想象我即将收到她的信，她在信中会向我表白爱情，我还曾想象她即将走进我的家，如今一种同样强烈的愿望也和那次一样不顾妨碍它的物质规律（那次是和希尔贝特，我的愿望归根结底还是没有错，因为最后还是它胜利了）又使我想象我即将收到阿尔贝蒂娜的短简，她在短简里会告诉我她骑马时的确出过一次事故，不过出于某些浪漫的原因（总之，一些被认为早已死了的人也曾遇到过这类情况），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已康复，如今她后悔了，要求回来同我一起生活而且同我白头偕老。我还——我同时在让自己明白一些似乎很通情达理的人也会干出些什么样甜蜜蜜的蠢事——感到对她死亡的深信不疑和对看见她走进来所抱的从未泯灭的希望同时在我身上并存着。 

我还没有得到埃梅的消息，他恐怕已经到达巴尔贝克了。我的调查内容无疑是次要的而且内容的选择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果阿尔贝蒂娜过去的生活的确应该受到谴责，这样的生活一定会有格外重要的内容，只不过出于偶然的原因我没有能象那次抓住有关晨衣的谈话和阿尔贝蒂娜脸红的迹象一样去琢磨这些内容罢了。准确地说这些事于我并不存在，因为我并没有亲眼看见过。我特别强调那一天而且几年以后又竭力回顾那一天，这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做法。如果说阿尔贝蒂娜喜好女人，那么她一生中这天以外的好几千个日子如何度过我既然都不知道，对我来说了解这些日子也应该是饶有兴趣的；我就应该打发埃梅去巴尔贝克别的许多地方，去巴尔贝克以外的许多城市。然而正因为我并不清楚她如何度过了这些日子，这些日子也就不曾在我的想象里再现过，它们在我的想象里根本就不存在。对我来说所有的人和事只有个别存在于我的想象里才算存在。如果还有千万个相同的人和事，在我眼里这个别存在的就变成很有代表性的了。如果说在对阿尔贝蒂娜的怀疑方面我早就想知道淋浴是怎么回事，同样在她对女人的性欲方面，尽管我知道有大量的少女和女仆与她们大同小异而且我也完全可能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她们，我还是愿意了解曾个别存在于我想象中的那两个——因为圣卢向我谈到的是她们——即去过妓院的姑娘和普特布斯夫人的女仆。正如圣卢所说，我的健康情况，我的犹豫不决，我的拖拉作风使我难于实现任何该作的事，使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推迟澄清某些疑虑而且推迟实现某些愿望。不过这些事情仍旧存留在我的记忆里，我给自己许愿一定要了解其中的真相，因为只有这些事萦绕在我的心间（其它的事在我印象里是无形的，不存在的），还因为我从现实中偶然选中这些事情，这本身就构成一种保证，即正是通过这些事情我可以接触到一点事实，接触到一点令人垂涎三尺的真实生活情景。再说，只要有一个精心挑选的事实不就可以使实验者得出一条普遍性的规律以揭示千百个类似事实的真相了吗？阿尔贝蒂娜尽管还留在我的记忆里，由于她在世时只是一次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在我记忆里便只留下了零零碎碎的时间概念，但这丝毫不妨碍我恢复她的统一的形象，使她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希望作出总的判断的正是对这活生生的人，我想知道她是否对我说过谎，她是否爱好女色，是否为了更自由地和她们会面她才离开了我。那淋浴场女侍说的话也许会使我一劳永逸地了结对阿尔贝蒂娜不良习惯的怀疑。 

我的怀疑！唉，我原以为看不见阿尔贝蒂娜于我是一件无所谓乃至惬意的事，直到她出走时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直到她去世时我才明白我以为自己有时盼望她死而且设想她的死会使我得到解脱那是怎样的错觉。同样，我在收到埃梅的信时才明白，我之所以一直没有为怀疑阿尔贝蒂娜的德行而痛苦万分，是因为实际上那根本算不上是怀疑。我的幸福，我的生活要求阿尔贝蒂娜贞洁娴淑，于是我就说一不二地肯定她是贞洁娴淑的。带着这种预防性的信念，我就可以毫无危险地听任我的思想去和各种假设瞎折腾了，在我的思想里这些假设有鼻子有眼但我并不相信它们。我对自己说：“她也许爱好女色”，就象人们说“我今晚可能会死去”一样；他们说是说了，但自己都不相信，他们还在为明天盘算呢。我错误地认为自己对阿尔贝蒂娜是否爱好女色毫无把握，因此算在她账上的错误事实除了我自己经常预料到的都不可能带给我别的什么，这说明为什么在看到埃梅的信里提到的那些画面、那些对别人来说毫无意义的画面时，我感到一种始料未及的痛苦，一种我迄今未曾感受过的最酷烈的痛苦，这种痛苦结合那些画面，结合，唉！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形成了一种化学里叫作沉淀的现象，其中一切都是不可分的，我用纯属习惯的方式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埃梅的信却又不能使我得到任何概念，因为信中的每一个字一出现便立即被它引起的苦痛改变了，永远染上了信件引起的苦痛的色彩。 

“先生， 

“我没有早一些给先生写信请先生原谅。先生委托我看望的人有两天不在，我希望回报先生对我的信任，所以不愿意空手而归，我刚才终于和这个人交谈了，她还清楚记得（阿小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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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梅初通文墨，他想把阿小姐写成斜体或加上引号。然而他想写引号时却画了个括号，他想加括号时又画上了引号。弗朗索瓦丝也是这样把某人在我们那条街住下来说成停下来，又把停一会说成呆下来，老百姓的错误在于经常把一些说法互换——法语也是这样——这些说法在几个世纪以来早已互相调换过位置了。——作者注。 

“据她说先生猜想的事完全是确实的。首先每次阿尔贝蒂娜小姐去浴池时都是这个女侍照顾的。阿小姐经常和一个比她年纪大的高个儿女人一起去淋浴，这高个儿女人总是穿一身灰色衣服，淋浴场女侍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只因常见她去那里找一些少女所以认识她。不过自从她认识（阿小姐）后她再也不去注意其他的姑娘了。这个女人和阿小姐总是把洗澡间的门关上，在里面呆很久，而且穿灰衣服的女人起码给和我说话的这个女人10法郎小费。就象这个女人对我说的，您想如果她们只是随便瞎浪费时间准不会给她10法郎小费。阿小姐有时还和一个黑皮肤的女人一道来，这个女人有一副长柄眼镜。 

不过和（阿小姐）一道来得最多的是一些比她年轻的姑娘，尤其是一个有一头红棕色头发的姑娘。除了穿灰衣服的太太，阿小姐惯常带来的人并不是来自巴尔贝克，恐怕常常是从远方来的。她们从不一道走进来，不过阿小姐进来时总叫我把淋浴室的门开着，说她在等一个朋友，可是和我说话的这个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无法对我说得更详细了，因为她已记不大清楚，“过了这么长时间这很容易理解。”再说这人也没有设法去了解，因为她很谨慎，而且那样对她有利，因为阿小姐让她赚了很多钱。得知她死了时这人打心眼里受到了触动。这么年轻就夭亡的确对她和她的亲属都是很大的不幸。我等着先生的命令，不知我是否能离开巴尔贝克，我想我在那里也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我还要感谢先生让我作这样一次旅行，这次短促的旅行遇上的天气再好不过了所以格外愉快。今年海水浴季节可能很不错。大家都希望先生在今年夏天来这里小住。 

“我再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奉告了”，云云。 

要想明白这些话使我震动到什么程度，就必须回过头想想我提出的有关阿尔贝蒂娜的问题并非次要的，无所谓的问题，并非鸡毛蒜皮的问题，并非我们实际上经常互相询问的有关我们以外的所有的问题，象这样互相询问我们可以在思想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去痛苦、谎言、罪恶和死亡当中漫步。不，那是有关阿尔贝蒂娜的最本质的问题：她究竟是什么人？她想了些什么？她爱好什么？她对我撒过谎吗？我和她的共同生活是否和斯万与奥黛特的共同生活同样可悲？埃梅的回答尽管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对个别问题的回答——正因为如此——这回答所触及的才真正是阿尔贝蒂娜和我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透过出现在我眼前的阿尔贝蒂娜偕灰衣女人经过小巷去淋浴场的情景，我终于对她过去这段经历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这段经历比起我在我记忆里或在阿尔贝蒂娜的眼神里看到的令我觳觫的经历，其神秘和可怕的程度似乎毫不逊色。换了我以外的任何人恐怕都会认为这些零碎的情节毫无意义，阿尔贝蒂娜既然死了，我也就不可能让她亲自驳回这些情节而这种无能为力几乎就等于某种可能性了。不过这些情节即使确凿无误，即使她自己也已供认不讳，阿尔贝蒂娜的错误（无论她出于良知认为那些事无辜抑或应当受到谴责，也无论她出于淫欲认为那些事趣味无穷抑或平淡乏味）恐怕很可能不会使她象我一样感到无法表达的极度憎恶。我自己呢，借助我和女人的恋爱经历，尽管这些女人对阿尔贝蒂娜来说不一定是一回事，我也能够多少猜出一些她的感受。的确，一想到她象我过去那样欲壑难填，象我过去对她说谎那样对我谎话连篇，一想到她为这个或那个少女忧心忡忡，象我为斯代马里亚小姐破费，为另外许多人破费，为我在郊野遇到的农家女破费一样为那些少女破费，一想到这些我已开始感到苦恼了。是的，我以往的欲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理解她的欲念；这种欲念越强烈，它们引发的苦痛便越酷烈，想到这点已经是一种巨大的痛楚了；就好比这些欲念以相同的系数在感觉的代数式里重新出现，不过不是加号而是减号。然而就阿尔贝蒂娜而言，根据我本人所能作出的判断，她无论以多大的毅力对我隐瞒她的错误——我以此猜测她一定自以为有过失或者害怕使我难受——由于她是在闪烁着欲念的想象力的亮光里任意铸成她的错误的，这些错误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和生活里其它的东西同样性质的东西了，成了她没有勇气拒绝的乐趣，成了她竭力隐瞒以避免在我这里引起的苦痛，然而乐趣也好、苦痛也好，它们都可以列入生活里其它的乐趣和苦痛之中。不过对我来说，阿尔贝蒂娜去淋浴场而且准备给小费①的画面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我自己无法构思这样的画面的情况下自外而来的，我是从埃梅的信里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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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今我毕竟更爱她了，她是那么遥远；一个人在场时总是把我们和唯一的现实，和我们在思考的现实分开，所以我们的痛苦可以得到缓解；而他不在场时，我们的痛苦又会因为爱而死灰复燃。——作者注。 

阿尔贝蒂娜和灰衣女人有意地悄悄去淋浴场这件事无疑使我看出了她们定下的约会以及她们去淋浴场某个单间里做爱的习惯，这种经历意味着堕落，意味着一种巧加掩盖妥为安排的双重生活，这些画面给我带来了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可怕消息因此立即引起了我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从此以后这些画面与我的痛苦再也分不开了。然而我的苦痛又会立即反过来影响这些画面；一个客观事实，一个图景总是根据接触它的人的内心状态而有所不同。苦痛可以象酩酊大醉一样强有力地改变现实。灰衣女人，小费，淋浴，阿尔贝蒂娜与灰衣女人有意前去的那条小巷，这些画面一经与苦痛结合便立即被苦痛改变成与它们可能给别的人留下的印象截然不同的东西：管窥某种充满谎言和过失的生活的手段，而我过去却从来未想到会有这样的生活；我的痛苦立即使这些画面变质了，我在普照人间景象的亮光里是看不见这些画面的，这是另一个世界的画面片段，它们属于一个陌生而可诅咒的世界，它们是“地狱”的景观。“地狱”就是整个巴尔贝克，整个邻近巴尔贝克的地方，埃梅的信上说，阿尔贝蒂娜常从那些地方把比她年幼的小姑娘带到淋浴场。从前我曾想象巴尔贝克有一个谜，等我去那里生活时这个谜便消失了，在我认识了阿尔贝蒂娜之后，我又曾希望重新把握这个谜，因为当我看见她走过海滩时，当我发疯似的唯愿她不是一个贞洁的少女时，我想她也许能够体现这个谜，如今这个谜又怎样令人憎恶地渗透了与巴尔贝克有关的一切啊！车站的名字，阿波隆维尔……当年我在晚间从维尔迪兰家回去时，一听见这些名字我就感到它们是那么亲切，那么使人安心；如今一想到阿尔贝蒂娜曾停留在某个车站，曾从一个站漫步到另一个站，而且可能常常骑车到第三个站，这些站名便使我产生极大的忧虑，这种忧虑比我第一次看见这些车站时感到的忧虑更为强烈，那次我同外祖母在到达我还没有去过的巴尔贝克之前，我看见这些车站就象地方投资的小铁路那样乱作一团。 

发现外界的现实和内心的感情都是怎样一种能引起万千猜测的陌生事物，这是忌妒心的能耐之一。我们总以为我们对事物和对人的思想都了如指掌，唯一的理由是我们并不关心这些事。然而当我们象那些好忌妒的人一样产生了解它们的愿望时，便会发现一个什么都无法看清的令人晕眩的万花筒，阿尔贝蒂娜是否欺骗了我，和谁，在哪幢住宅，在哪一天，哪天她对我说了什么事，哪天我记起来我日间说了这件事或那件事，这一切我都一无所知。她对我的感情如何，这些感情是出自对物质利益的考虑抑或出自爱，对此我更是不甚了了。我会猛然忆起某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比如，阿尔贝蒂娜想去圣马丁，说她对这个地名感兴趣，也许无非是因为她认识那里的某个农家女。不过埃梅把淋浴场女侍告诉他的这件事通报我也无妨，因为阿尔贝蒂娜永远也不会知道他通报了我，在我对她的爱情里，我什么都想知道的需求总是被我想向她显示我什么都知道的需求所压倒；这虽然消除了我俩不同的幻觉之间的分界线，却从没有取得她更爱我的结果，倒是恰恰相反。然而自她去世以后，第二种需求和第一种需求所取得的结果合二而一了：我以同样快的速度想象出一场我希望向她通报我所了解之事的谈话和一场我想向她打听我不了解之事的谈话；即是说我看见她呆在我身边，听见她亲切地回答我，看见她的双颊又变得丰满了，眼睛也失去了狡黠的光而变得哀伤了，也就是说我还爱着她而且在孤独和绝望中我已忘记了我疯狂的忌妒之情。永远也不可能告诉她我所了解的事而且永远不可能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我刚发现的真相的基础之上（我之所以能发现恐怕只是因为她已经死了），这令人痛心的不可能之谜以它的哀伤取代了阿尔贝蒂娜的行为的更令人痛心的谜。怎么？我那么希望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已了解淋浴场的故事，这时阿尔贝蒂娜却不复存在了！我们需要思考死时，却除了生以外什么也不可能去考虑，这又是我们面临的不可能性的结果之一。阿尔贝蒂娜没了；然而对我来说，她仍旧是向我隐瞒她在巴尔贝克和一些女人幽会的人，仍旧是自以为已成功地让我对那些事一无所知的人。当我们在思考我们死后发生的事情时，我们此时的错觉不是仍然会使我们想到活着的我们自己吗？说来说去为一个去世的女人不知道我们已了解她六年前的所做所为而遗憾这是不是比我们希望一个世纪以后我们死了还受到公众好评滑稽得多呢？即使第二种假设比第一种有更多的实际依据，我这马后炮式的忌妒心引起的遗憾却仍然和那些热衷于身后荣耀的人的看法错误如出一辙。不过如果从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分离中得出的庄严的最后印象暂时取代了我对她那些错误的考虑，这印象也只能赋予这些错误以无法挽回的性质从而使它们变得更加严重。我看见自己在生活中那样不知所措就好象我独自站在无边无际的海滩上，无论我走向何方都永远不能与她相遇。 

幸好我及时在我的记忆里找到了——因为在一片杂乱无章里事物总是五花八门的，这几样危险，那几样有益，其中连回忆也只能一个一个地现出清晰的轮廓——发现了我外祖母的一句话，有如工人发现了有助于他要做的活计的物件。在谈到淋浴场女侍告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个不太可能的故事时，外祖母对我说：“这个女人恐怕得了撒谎症。”这件往事大大帮助了我。淋浴场女侍告诉埃梅的事有什么意义呢？更重要的是她当时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谁都可能和一些女友一道去淋浴却什么坏念头都没有。那个女侍把小费说多些也许是为了吹牛。有一次我就亲耳听见弗朗索瓦丝认定我莱奥妮姨妈当着她弗朗索瓦丝的面说她“每月可以吃上100万”那样的疯话；还有一次她说看见我莱奥妮姨妈给了欧拉莉四张1000法郎的钞票，而我认为一张折成西迭的50法郎的钞票都不大可能是真的。我就如此这般地探索下去，而且逐渐摆脱了我经过那么多周折获取到的令我痛苦万分的确切消息，因为我总是处在渴望了解而又惧怕痛苦的矛盾之中。这一来我的爱应该可以复苏了，然后随着我的爱情的复苏，与阿尔贝蒂娜离别的忧伤也紧接着复苏了，处在这忧伤的时刻我也许比前不久备受忌妒心折磨时更为不幸。可是每当我想到巴尔贝克这种忌妒心又会突然出现，原因是我仿佛突然重见了巴尔贝克饭厅的图景（在此之前这图景从来没有使我难受过，我甚至认为这是我记忆中最不使我痛心的画面之一），每天晚上，玻璃窗外总有一大群人挤在阴影里，就象挤在水族馆里明亮的玻璃隔板前似的，他们瞧着里面稀奇古怪的人们在亮光里走来走去，可是拥挤又使渔妇和平民姑娘摩肩接踵地碰撞着（我从未想到过这点）小有产者的小姐们，这些小姐对里面的豪华十分忌羡，那种在巴尔贝克还很新奇的奢侈，即使不是家境起码也是吝啬的习惯和旧的传统使她们的父母未敢效法，在这些小有产者小姐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肯定有阿尔贝蒂娜，当时我还不认识的她恐怕已经在那里搜罗小女孩了，也许过一会便会找到一个女孩而且同她一起乘夜色去到沙滩或峭壁下某个荒废的浴场更衣室。忧伤又紧接着攫住了我，我象听见判决我流放似的听见了电梯的响声，电梯没有在我这一层停下，直开到楼上去了。我望穿秋水却永远也见不到我那唯一的客人来访了，她已经死了。尽管如此，每逢电梯停在我这一层时我的心仍然会狂跳起来，有一阵我曾想：这一切果然是梦该多好！这也许是她，她快按铃了，她回来了，弗朗索瓦丝就要来通报我：“先生恐怕一辈子也猜不出谁来了。”说她怒发冲冠不如说她胆战心惊，因为她的迷信超过了她的报复心，她害怕活的阿尔贝蒂娜也许远不如她害怕她所谓的阿尔贝蒂娜的鬼魂。我试着什么也不去想，便拿起一张报纸。然而阅读那些没有感受过真正痛苦的人写的文章简直让我受不了。一个人在谈到一首不值一提的歌子时说：“真是催人泪下”，可是如果阿尔贝蒂娜还活在人世我倒会兴高采烈地听这首歌子。另一个人，还是个大作家呢，在下火车时受到欢呼便宣称这样的表示是“令人难忘的”，换了我，倘若我此刻也看见这种表示，我恐怕一刻也不会想到是“令人难忘的”。第三个人保证说，如果政局不那么糟糕，巴黎的生活会“美妙无比”，然而我完全清楚，即使没有政治这儿的生活也只能使我感到难于忍受，如果我找回了阿尔贝蒂娜，即使政局糟糕，生活于我也是美滋滋的。狩猎专栏的编辑说（时值五月）：“这段时间对真正的猎人来说实在令人头疼，说得更确切些，真是灾难性的，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可猎。” 

“展览”栏的编辑宣称：“这样组织展览会使人感到万分扫兴，令人愁煞苦煞……”如果说由于我自己感觉敏锐，那些从未经历真正幸福或不幸的人说的话便显得既虚假又苍白无力，与此相反，那些最无关紧要的一行一行，无论多么风马牛不相及，只要能和诺曼第或尼斯挂上钩，只要能和温泉浴场或伯尔玛，和德·盖尔芒特公主或爱情，或失踪，或不忠实这些概念沾上边，都会在我来不及转过头去的瞬间突然使阿尔贝蒂娜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又会潸然泪下。而且我通常是无法去阅读这些报纸的，因为翻开报纸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就会使我同时想起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的类似的动作，而且想起她已离开人世；我根本没有力量把这份报级全部翻完便又把它扔下了。每一个印象都会引起同样的然而又是伤痕累累的印象，因为阿尔贝蒂娜已经从这些印象里消失了，因此我永远没有勇气坚持度过这些支离破碎的令我伤心的分分秒秒。甚至在她的身影逐渐停止出现在我的脑际却又强有力地萦绕在我的心间时，如果我需要象她在世时一样走进她的房间里去点灯，去坐在自动牌钢琴前面，我也会突然心酸难忍。她仿佛分成了若干小小的家神，久久停留在蜡烛的火焰里、门的执手上、椅背上以及别的更无形的领域，这就象我在不眠之夜的感觉，或我喜欢的女人初次来访时引起的躁动不安。尽管如此，我在一天里过目的或尚能忆起的寥寥几句读过的话仍然常常引起我强烈的忌妒。这寥寥几句勿须对我提供女人伤风败俗的充分论据，只要重新唤起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密切相联的我旧有的印象便能达到目的。阿尔贝蒂娜的过失一旦移运到某些早已遗忘的时刻，由于我回顾她还活着的时刻的习惯并没有衰退，她的过失便增添了某种更贴近、更揪心、更残酷的意味。于是我再一次问自己那海滨浴场女侍揭露的事是否真会是假的。要想知道实情，最好打发埃梅去一趟尼斯，让她去邦当夫人的别墅附近住上几天。倘若阿尔贝蒂娜热衷于女色，倘若她离开我是因为不愿意更长久地被剥夺这种乐趣，她一旦得到自由，便一定会立即去那里设法重演故伎而且会取得成功，假如她不认为去她熟悉的那个地方比在我家更方便，她肯定不会选择那里去躲避起来。阿尔贝蒂娜之死使我忧虑的心境改变如此之微小这无疑是不足为怪的。一个人在他的情妇健在时，构成他所谓的爱情的相思大多来源于她不在身边的时刻。因此人们老习惯于以不在身边的人作为遐想的对象，尽管这个人只有几小时不在，这不在场的人在这几小时里也只属于回忆。由此可见死亡并不会使事物有什么大的改变。埃梅一回来，我就请他动身去了尼斯，这一来不仅根据我的思想活动、我的悲哀、我因联想到某个远而又远的人的名字而产生的躁动不安，而且根据我全部的行动，我进行的调查，我为了解阿尔贝蒂娜的行动而花费的钱财，我可以说这一年里我的整个生活都充溢着爱，充溢着我和她之间实际存在的恋情。而这一切活动的对象却是一个死人。人们有时说，倘若某个人是一位艺术家而且往作品里注入了一部分自己，这个人身上的某些东西便可以在他死后犹存。从一种生物体内抽取出来又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部的东西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尽管被抽取生物的母体业已死亡，这也许出于同一个道理。 

埃梅去尼斯住在邦当夫人的别墅附近；他认识了一个女仆和一个阿尔贝蒂娜常去租一整天汽车的汽车租赁人。这些人什么也不曾注意。在第二封信里，埃梅告诉我他已从一个城里的洗衣女那里打听到在她给阿尔贝蒂娜送衣服时阿尔贝蒂娜捏她手臂的方式很特别。“不过，”信上说，“这位小姐并没有对她做别的事。”我把埃梅的旅费寄去，这笔钱也算付了他的信引起的痛苦的费用，与此同时我却在竭尽努力医治我的苦恼，我对自己说那个动作不过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并不能证明有什么邪恶的欲念，这时我又收到埃梅的一封电报：“打听到最值得注意的情况。给先生弄到大量消息。信即到。”第二天我果然收到了一封信，光看信封我就簌簌地颤抖起来；我认出那是埃梅的信，因为每个人，甚至地位最卑微的人都管辖着一些熟悉的小生物，它们是活生生的但又仿佛发僵地躺在纸上，那就是每个人特有的字体。 

“起初那小洗衣女什么也不愿对我说，她保证说阿尔贝蒂娜小姐除了捏她的手臂没干过别的。为了让她说出来我带她去吃晚饭，请她喝了酒。于是她对我讲了阿尔贝蒂娜小姐去洗海水澡时常在海边碰见她的事；阿尔贝蒂娜小姐习惯一大早起床就去洗澡，而且照惯例总在海边的一个去处把她找到，那里树木茂密谁也瞧不见谁，再说在这样的时刻谁也不会去看谁。后来洗衣姑娘把她的女朋友们也带到那里去洗澡，后来，那里天气已经变得很热了，甚至在树荫下太阳也很烤人，她们便去草丛里互相擦干身子，互相抚摸，挑逗，玩耍。洗衣小姑娘承认她很喜欢和她的年轻女友们逗乐，她见阿尔贝蒂娜小姐贴着她的身体搓揉时还穿着浴衣便要她把浴衣脱了，洗衣女便用舌头沿着她的脖子和手臂舔呀舔，她甚至舔了阿尔贝蒂娜小姐伸过去的脚掌。洗衣女也把衣服脱了，她们还在水里追逐嬉戏；这天晚上她就对我讲了这些。不过为了忠实执行您的命令，为了不惜一切使您高兴，我还把小洗衣女带回去和我 

睡了觉。她问我想不想让她再做一遍阿尔贝蒂娜小 

姐脱了浴衣后她做过的事。她还对我说：‘您真该看看她怎样地动来动去，这位千金小姐，她对我说： 

（啊！您简直让我快活疯了！）她浑身酥软，禁不住啃起我来。’我还看见了这洗衣姑娘手臂上的痕迹。 

我也能体会阿尔贝蒂娜小姐的快活，因为这小家伙 

实在太乖巧了。” 

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告诉我她对凡德伊小姐的友情时我确曾苦恼不堪。然而那时还有阿尔贝蒂娜在我跟前安慰我。后来由于我过于渴求了解阿尔贝蒂娜的行为，我达到了让她离开我家的目的，当弗朗索瓦丝通报我她已离去而只剩下我自己独处时，我却经受了更剧烈的痛苦。不过，当时我热爱的阿尔贝蒂娜起码还留在我的心里。如今，我在她身上——这是对我过分好奇的惩罚，出乎我的预料，连她的死也未能使这种好奇心泯灭——看到的已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少女了，前一个阿尔贝蒂娜是那样柔情似水地使我安心并向我保证说她从未领略过这种快乐，这一个阿尔贝蒂娜却谎话连篇百般欺瞒，在她重新获得自由的狂喜中竟去品尝这种快乐甚至达到痴狂的程度，她竟在日出时去卢瓦尔河边与那洗衣女幽会而且啃着她说：“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的确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阿尔贝蒂娜，截然不同这个词不仅指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到别人的那种含义①。如果别人与我们原来认为的截然不同，由于这种不同没有深深触动我们，而且直觉的钟摆所能造成的外向振荡又仅仅与它的内向振荡相等，因此我们看到的这种截然不同只是这些人的表面现象。从前我在得知一个女人喜好女色时，我并没有感觉她因此就成了另一个女人，成了特殊类型的女人。然而在这件事牵涉到你所爱的女人时，为了摆脱一想及此种可能性便感到的痛苦，你会千方百计去了解她的所做所为，而且想知道她干这些事情时有什么感觉，她对这些行为有什么想法；于是，你会越跌越深，痛苦至深时你便会触到事情的神秘之处，触到问题的实质。我为我的好奇心已苦恼到至深之处，已痛苦到五内俱焚的程度，这痛苦已大大超过了由惧怕丧失生命而感到的苦恼，而我这种好奇心又是靠我全部的智慧和无意识的力量来支撑的；因此我如今将我打听到的有关阿尔贝蒂娜的全部情况都投射到她自己的心灵深处去了。而她有邪恶行为这个事实带给我的深入骨髓的巨大痛苦又在后来为我做了最后一件好事。与我使外祖母受到的伤害一样，阿尔贝蒂娜对我的伤害也成了我与她之间最后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在我对她的记忆消失之后还存在，因为有有物质的东西所具有的那种能量守恒规律，痛苦甚至可以不需要记忆的忠告：比如一个人已经忘记了在月光下的森林度过的美好夜晚，却还在为月夜里患下的感冒而感到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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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德·夏吕斯先生也跟我一样悲伤的时候，我们说着同样的话。然而尽管我们的精神状态相同，我们却无法互相安慰。因为伤心是自私的，它不能从与它无关的事物里得到解脱；即使德·夏吕斯先生的痛苦也由女人引起，他的痛苦与我的痛苦却仍然相距甚远，除非我的痛苦不是由阿尔贝蒂娜所造成。——作者注。 

被她否认但她又确实有过的这种嗜好，我并非通过冷静的推理发现的，而是在读到“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这句话时感到的火一般灼人的苦痛中发现的，而这火一般灼人的痛苦又使这句话显出了某种特质，这种嗜好丰富了阿尔贝蒂娜本人的形象，有如拖在身后的新贝壳给寄居蟹添色一般，不仅如此，这种嗜好还象一粒盐接触另一粒盐一样改变了另一粒盐的颜色，而且还通过某种沉淀作用改变了这另一粒盐的性质。那年轻的洗衣女一定对她的女友们说过：“你们想想，我真无法相信，唉，那位小姐也和咱们一样呢。”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她们始料未及却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的邪恶，而且是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新发现，我发现她原来是另一个人，一个和这些洗衣女一样的人，和她们说一样的话，这一切使她变成了别人的同类，却使我感到她更加陌生，这说明我所占有的，我捧在心上的，只是她身上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却在尽量扩展，一直扩展到不仅成了异常神秘而重要的东西，即个人的欲念，而且成了她和其他人共有的东西，这一部分她却总对我隐瞒起来，使我沾不了边，有如一个女人向我隐瞒她属于敌对的国度而且她是间谍，甚至比间谍包藏更大的祸心，因为间谍无非谎报国籍，而阿尔贝蒂娜却在最深刻的人性上进行欺骗，她隐瞒了她不属于一般人的范畴，她属于混杂于人类的一个奇异的人种，这人种隐藏在人类之中却又从不与之融合。我正好在埃尔斯蒂尔的两幅画里看见过万木丛中的几个裸体女人。在其中的一幅画里，一个姑娘抬起一只脚就象阿尔贝蒂娜将一只脚伸给洗衣女时的动作一样。在另一幅画里这姑娘将另一个年轻女子往水里推而被推的姑娘又快活地反抗着，她抬起大腿，她的脚刚刚浸进蓝色的水里。我现在回忆起来这姑娘抬起大腿从膝部往下弯曲而形成的天鹅脖颈一般的曲线和阿尔贝蒂娜睡在我身边时大腿下部弯成的曲线一模一样，我当时常常想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了这两幅画，然而为了避免使她想起裸体女人的形象我并没有告诉她。这时我又仿佛看见她呆在洗衣女和她那些女朋友身边，再一次组成了我在巴尔贝克坐在阿尔贝蒂娜的女友当中时百看不厌的那幅女儿图。倘若我是专门喜好此种美色的人，我会承认阿尔贝蒂娜组成的画面比前述那一幅画动人千百倍，因为组成那幅画的是些裸体的女仙塑像，它们就象雕塑大师们分散在凡尔赛宫的树林或水池里的雕塑，任凭水波抚摸洗涤磨光。这时，我看见她还是一个在海边坐在洗衣女身边的少女，这形象远比她在巴尔贝克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她们象大理石雕像般光着身子，在一团团的热气里，在草木丛中象水上浅浮雕一般浸泡在水里。在回想她躺在我床上的姿态时，我觉得我看见了她那弯曲的大腿，我看见这大腿了，那俨然是一只天鹅的脖子，它在寻找旁边那个少女的嘴唇。这时我连大腿也看不见了，眼前只有那只天鹅放肆的脖子，酷似一幅使人震撼的习作里的天鹅，它正在寻找一个处于女性欢乐的特殊激奋状态中的勒达①的嘴，因为画上只有一只天鹅，她显得更孤单了，这就象人们在电话里发现对方的声音有变化但又听不清楚，因为不能从声音分辨出他的脸孔，而人的脸孔是可以体现感情的。在这幅习作里，欢乐并没有体现在引起画家灵感却没有在画上出现的女人的身上，这女人已被一只一动不动的天鹅代替了，欢乐集中在感到欢乐的那一个女人身上。有时我的心会和我的记忆中断联系。阿尔贝蒂娜和洗衣女的所做所为几乎以代数的方式在我心里缩减到再也没有什么意义的程度；然而这切断的记忆之流又会以每小时成百次的速度重新恢复起来，于是我的心又被地狱之火毫不怜惜地烧灼开了，这时我便看见我的忌妒心使阿尔贝蒂娜复活了，重又变得栩栩如生的她在洗衣少女的爱抚下显得不大自然，她对小姑娘说：“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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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勒达，一译丽达，系希腊宗教故事中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妻，美人海伦的母亲。据神话传说，在她少女时期，一次在河里洗澡，宙斯化作一只天鹅与之交配，生下二卵，其中一卵孵出海伦。 

第六部 女逃亡者(7)

她在犯过失的当儿还活在人世，也就是说我自己当时也还在，因此我光了解她犯了什么过失就很不够了，我还想让她知道我已了解了一切。由此可见，我在为今生无从再见到她而感到遗憾的时刻，这种遗憾也带着我的忌妒的痕迹，当然这种遗憾和我热爱她时的撕心裂肺的遗憾完全不同，现在感到的无非是意识到再也不可能对她说这几句话的遗憾：“你以为我永远不会知道你离开我以后的所做所为，瞧，我全知道了，在卢瓦尔河边你对洗衣女说：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我已看见你啃她的痕迹。”我当然也对自己这么说：“何必自寻烦恼？和洗衣女寻欢作乐的人已经没了，她的行为再也没有任何价值。她不会想到我了解那些事。可是她也不会想到我不了解，因为她什么也不想了。”然而对我来说这种推理远不如那寻欢作乐的画面更有说服力，因为这画面总把我引到她乐在其中的时刻。对我们来说只有感觉到的东西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置于过去或未来，并不受死亡这虚构的壁垒所阻拦。我那时为她的死亡而感到的遗憾既然能受到忌妒心的影响而且表现得如此奇特，这种影响自然会波及我对神秘术和永不死亡的幻想，只不过这些幻想是为千方百计实现我之所求而作的努力吧了。即使那时我能象贝戈特深信不疑的那样一转桌子就能召回她的亡灵，抑或象某某教士设想的那样在来世再遇上她，我希望看见她也不过是为了对她说：“洗衣女的事我知道了。你当时说：你简直让我快活疯了；我已看见你啃她的痕迹。” 

前来助我抵制洗衣女的形象的，还是——当然这形象得持久一些才行——这形象本身，因为我们真正认识的只能是全新的事物，是猛然使我们感到变化突兀令人震惊的事物，是习惯还没有以它毫无生气的复制品去加以代替的事物。不过阿尔贝蒂娜只有首先分割成许多部分，分割成无数的阿尔贝蒂娜才可能在我身上存在下去。她或善良，或聪慧，或严肃，甚至连爱好也只有体育运动的时刻便重现出来了。这样的分割使我内心深处得以平静，这不是很有道理吗？因为就算这种分割本身并没有什么真实性，就算这种分割仅仅来源于她在我面前出现过的那些时刻的接二连三的形态，也就是留在我记忆里的形态，就象我的神灯的弧形投影来源于彩色玻璃的弯曲部分一样，这种分割本身不也按它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客观真理吗：我们每个人都并非一个人，每个人都包涵了道德价值各异的许多人，有邪恶的阿尔贝蒂娜存在，这并不妨碍存在别样的阿尔贝蒂娜，比如喜欢在她房里同我议论圣西蒙的阿尔贝蒂娜；我在晚上告诉她我们必须分手时，悲伤地说出这一席话的阿尔贝蒂娜：“这自动牌钢琴，这间屋子，想想看，我再也见不到这一切了”，还有，在看见我最终被自己的谎言所激动时，带着真诚的怜悯惊呼：“啊！不，什么都比您难受强，说定了，我一定不去设法再见您，”的阿尔贝蒂娜。于是，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了；我感到分开我们的隔板消失了。这善良的阿尔贝蒂娜一旦回到我的记忆里，我便找回了我可以索要解毒剂的唯一的人，我索要解毒剂是为了消除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引起的痛苦。我当然仍旧想对她谈洗衣女的事，但这已不再是以得胜者的残酷姿态去向她恶狠狠地显示我已了解此事。我要象她在世时那样行事，我要用柔和的语气问她洗衣女的事是否属实。她会对我发誓说并没有此事，埃梅不大诚实，为了显示他够格赚下我给他的那笔钱，他不愿空手而归便让洗衣女按他的要求说出了那些话。阿尔贝蒂娜无疑是在继续对我说谎。然而在她话语的矛盾起伏之中我感到出现了某种进步，而这进步又归功于我。她起初是否对我吐露过真情（的确，也许是不由自主地在某一句话里说漏了嘴）我不敢肯定：我记不清了。再说她称呼某些事情的方式那么奇特，可以意味这个也可以不意味这个。不过她对我的妒性的感受后来又促使她厌恶地收回了她起初好意向我承认的事。再说阿尔贝蒂娜甚至没有必要对我说这些话。我只要一拥抱她就满可以相信她无罪了，如今分开我们的隔板既已倒塌，我已能做到这点了，那隔板就象恋人发生龃龉之后竖起来的既摸不着又很坚实的隔板，恋人的热吻碰到它也会粉碎的。不，她没有必要对我说什么。她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可怜的小家伙，有些感情存在于分离我们的东西之上，我们完全可以靠这种感情结合起来。如果这件事的确存在，阿尔贝蒂娜向我隐瞒嗜好也是为了不让我伤心。听见我自己对这个阿尔贝蒂娜说出这番话我心里甜滋滋的。再说，我难道还认识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吗？一个人在同另一个人的关系中出错的两个最大的原因，一是自己的好心，一是爱上了这另一个人。一莞尔，一顾盼，一抚肩，就这样爱上的。这就足够了；就这样，在长时间的希冀或忧伤中你可以塑造一个人，构想一个人的性格。当你后来再与你所爱的女人交往时，无论你遇到多么残酷的现实，你也不可能排除与你顾盼抚肩的人儿那善良的性格和热爱你的女人那天生的品质，正如你再见到你在她年轻时认识而现在变得老态龙钟的人时，你无法排除她那些善良的性格和天生的品质。我追忆着这个阿尔贝蒂娜那美丽善良而又楚楚动人的眼神，她那丰腴的面庞，她那皮肤粗糙的脖颈。那是死人的形象，然而这死人还活着，因此我很容易立即做到她活在我身边时我肯定会做的事（倘若我在来世能找到她我也会这么做），我原谅了她。 

我在这个阿尔贝蒂娜身边度过的时光于我是这样宝贵，我真愿意一刻也不放过。有时，就象人们零零碎碎地找回了散失的钱财一样，我又找回了似乎已经失去了的时光：我把围脖结打在脖子后面而不打在前面时，我忆起了一次从不曾回想过的散步，为了冷空气不迎面吹进我的喉咙，阿尔贝蒂娜拥抱我之后便以那样的方式为我理好了围脖。通过如此微不足道的动作而在我记忆里复原的这次简单的散步给与我的乐趣就象我们见到老女仆送来的属于亲爱的死者的私人物品，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是太宝贵了；我的悲伤因此而增添了内容，尤其是这条围脖，因为我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想到过它。就象憧憬未来一样，我们不是一劳永逸地而是一点一滴地品味我们的过去。 

而且我的悲伤有时会五花八门到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我盼望伟大的爱情，我愿意找一个人来我身边生活，我原以为这是我不再爱阿尔贝蒂娜的征兆，其实这迹象正说明我一直爱着她；因为我对体味伟大爱情的需要和我想亲阿尔贝蒂娜丰腴的双颊的愿望一样，只是我思念之情的一个部分。实际上我却很庆幸没有爱上另一个女人；我明白我对阿尔贝蒂娜持续的热恋就好比我过去对她的感情的影子，它再现着这种感情的各个部分，而且照样服从于主宰真实感情的法则，而真实感情又由这种持续的热恋超越死亡而反映出来。因为我充分感到，如果我能把某种间隔加进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相思里，这间隔过大我就不会再爱她了；这间隔会使她变成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就象我外祖母如今与我毫不相干一样。太长的时间不思念她我记忆的连续性便会中断而这种连续性正是生活的原则，只不过这种连续性在一定的时间间隙之后又可能重新恢复罢了。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对她的爱情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不是在好长时间不想她之后又和她重归于好的吗？然而我的记忆也必须服从同样的法则，也不可能容忍更长时期的间隔，因为这记忆好比一缕北极光，只是在阿尔贝蒂娜死后才反映出我过去对她的爱，我的记忆真象我爱情的影子。恐怕只有在我已将她遗忘时我才可能体会到没有爱情的生活更加明智，更为幸福。因此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思念一旦使我产生了对妹妹似的某个姑娘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变得难以餍足。我对妹妹的需要无非是我对阿尔贝蒂娜的一种无意识的思念形式，随着我对她的思念的逐渐减弱，这种需要也就变得不那么迫切了。不过我的爱情的这两种尾声并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减弱的。有些时候我对她的思念暂时全面隐去，而我对妹妹似的姑娘的需要却保持了强大的力量，这时我便决定结婚。相反，这之后我对她珍贵的记忆虽然已经减弱了，我对她的柔情有时却又会突然闯进我的心田，这时，一想到我对别的女人的爱，我就对自己说她一定会理解这种爱，赞同这种爱，于是她的恶癖倒似乎成了我现在的爱情的起因了。有时我的嫉妒之情竟在我不再思念阿尔贝蒂娜的当儿复苏，尽管引起我忌妒的正是她。这段时间有人对我讲起安德烈不寻常的爱情故事，我竟以为我为她也产生了忌妒心。不过安德烈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预替人，一条起衔接作用的道路，一个使我和阿尔贝蒂娜间接联在一起的电源插座。人就象这样在梦里总给一个他熟知其真正身分的人加上另一副面孔，另一个姓氏。总之，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尽管普遍的法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冲击，阿尔贝蒂娜给我留下的感情却仍旧比我对这些感情来源的回忆更加难于消亡。不光感情，甚至感觉也如此。我和斯万不一样，他一开始不爱奥黛特便连重新去感觉过去的爱情也做不到，而我却总感到自己还生活在过去而这过去也无非是另一个过去的历史而已；这个“我”可以说只有一半，而“我”的上端已经变硬变冷了，每当一点火星使昔日的电流重新经过“我”的底部时“我”又会从底部燃烧起来，甚至在我早已停止思念阿尔贝蒂娜时也是如此。等到我剧烈的心跳已并非由她的形象引起，我的眼泪也只是由象巴尔贝克那些已经变得粉红的苹果树间沙沙吹过的冷风刺激出来的时，我才想到应该考虑我的痛苦复苏是否出于病理上的原因，我是否把初期的心脏病当成往事的再现和最晚期的爱情了。 

病人过分倾向于把某些情感领域里发生的非主流的偶然事故混淆成疾病本身，这些偶发事故一停止他才吃惊地发现自己离痊愈更近了，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埃梅关于淋浴场和洗衣女的来信引起的痛苦——带来的“并发症”——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如果某个心病医生前来给我看病他准会发现就其它方面而言，我的悲伤本身已经好转了。由于我是男人，属于同时沉缅于过去又热衷于当今现实的双重性类型的人，在我身上自然会始终存在着明知阿尔贝蒂娜已死却又保留着她栩栩如生的印象的矛盾。不过这个矛盾如今可以说又和它的过去背道而驰了。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概念最初以如此凌厉的气势冲击我认为她还活着的想法，使我不得不象儿童逃避浪涛一样去躲避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又不断向我发起冲锋，最后终于夺得了适才还被她活着的想法占据的位置。我也弄不清为什么，如今是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概念——而不再是对她活着时的回忆——占压倒优势地构成了我无意识的遐想的基调，因此如果我突然中断这些遐想而将我自己考虑一番，使我吃惊的便不再是起初的，即认为在我心里如此生气勃勃的阿尔贝蒂娜怎么可能离开人世，怎么可能死去的想法，而是认为已经不在人世，已经死去的阿尔贝蒂娜怎么可能在我心里还如此生气勃勃的想法。我在黑色隧道里冥想的时间太长所以再也不对它加以提防，如今这黑色隧道已被一个紧接一个的回忆堵塞，而渗进来的一缕阳光又冷不防使隧道中断了，于是远远地隐约映出一个笑盈盈的蓝色天地，而阿尔贝蒂娜在那里也只是一抹充满魅力的淡淡的回忆。我问自己，那是真正的她，抑或我在长期包围我的黑暗中漂泊时视为唯一现实的人才是真正的她？前不久我还是个活着只为了永远等待阿尔贝蒂娜回来道晚安回来热吻的人；我个人的某种分身现象使我显得象这样一个人物，他似乎是我个人的一小部分，被半剥光了的一部分，而且我象一朵半开的花似的领略到了剥落过程的使人焕发青春的清新。而且这短暂的感悟也许只会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正如一切特别确切的想法必须在对立中才能肯定自己一样。比如，在1870年的战争时期生活过的人说战争意识之所以终于使他们觉得似乎合情合理，并不是因为他们考虑战争还不够，而是因为他们老想着战争。为了使他们明了战争是何等奇特而值得注意的事，必须有什么东西使这些人摆脱始终困扰着他们的念头，从而使他们暂时忘记正在进行的战争，使他们又回到和平时期的样子，直到这残酷的现实骤然间又从那短暂的空白里清晰地突现出来，而过去他们除了这个残酷的现实看不到别的，所以早就不去注视它了。 

必须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各种回忆不是逐步而是同时在我心上消退时，必须在我对她的背叛的回忆同对她的柔情的回忆一古脑儿从我的记忆里同时全线撤退时，遗忘也许才能给我带来宁静。而情况却并非如此。好比我身在海滩而海水的退潮又极不正常，当我突然受到某种猜疑的袭击和伤害时，她的柔美形象已经退得太远无法前来补救了。 

我对她的背叛是痛心疾首的，因为无论它们发生在怎样遥远的年代，对我来说它们都并非过去；它们果真成为过去时，即是说当我不那么激动地追忆它们时，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因为与逝去的日子实际的距离相比，一件事情的远近更容易同视觉记忆的强度相适应，正如人们在回忆昨日的梦境时，由于梦想什么都模糊不清，梦景便显得比几年前发生的事更为遥远。不过，尽管对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想法在我心里已有了进展，认为她还活着的感觉却仍然会回潮，这种回潮即使不阻挡那些进展，也会抵制它而且妨碍它成为有规律的进展。我如今才明白在那个时期（无疑因为忘记了她被禁闭在我家的时日，这些时日消除了我为她的过失而感到的痛苦，因为我知道她没有犯这些错误，所以这些错误便似乎与我不大相干了，于是这些时日就变成了她清白无辜的证据），我老受到一个新想法的折磨，这想法和阿尔贝蒂娜已死的概念（直到那时我思想的出发点都是她还活着）同样新奇，我原以为我恐怕同样不可能接受这新的想法，可是在我不知不觉间这想法倒逐渐构成了我意识的基本内容，从而代替了认为阿尔贝蒂娜清白无辜的考虑，这新的想法便是：阿尔贝蒂娜有过失。我自以为我在怀疑她时，我反而是在相信她；同样我想象我在对她的罪过抱怀疑态度时，我其它思想的出发点全都是相信她有罪，这种信念和与之相反的思想一样又往往被推翻。那段时间我无疑是非常苦恼的，不过我现在已明白事情原本应该如此。只有充分体验了痛苦才可能解除痛苦。我当时禁止阿尔贝蒂娜接触任何人，我幻想她清白无辜，和我后来又以她还活看作为推理的基础，这一切都只能延缓解除痛苦的时间，因为我这是在推迟早就应该忍受的必要而漫长的痛苦时日。然而习惯会起作用的，它会根据已经在我生活过程中受到过检验的规律让我适应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想法。正如德·盖尔芒特的姓氏已经不再意味道旁睡莲盛开的公路和魔鬼希尔贝特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的魅力，阿尔贝蒂娜的存在也不再意味那起伏的蓝色大海的魅力，斯万的姓氏，拉球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其它许多事情对我来说也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魅力，这种意义和魅力只给我留下了一个既简单而又被它们认为大到足以独自存在下去的字眼，好比一个人到来是为了鼓动仆人干活，等仆人知道这点之后过几个礼拜他又抽身走了；与上述情况相同，习惯也会把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令我痛心的想法从我心里驱除出去。而且从现在到那时，好比从两翼同时进行的打击，在“习惯”的行动过程中两支同盟军一定会互相支持。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想法会变得更具可能性，更使我感到习惯，因此也会变得不那么令我痛心。然而另一方面，正因为它可能变得不那么令我痛心，对她有过失的信念提出的异议就可能一个接一个她被推倒，这些异议在我思想里产生也是受了我不过多受痛苦的愿望的启发；一个行动加速另一个行动，我相当迅速地从相信阿尔贝蒂娜无辜过渡到了相信她有过失。我只有在生活里接受阿尔贝蒂娜已死，阿尔贝蒂都有过失的概念，这些概念才可能成为习以为常的事，即是说我才可能忘记这些概念而且最终忘记阿尔贝蒂娜本人。 

我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有时我的记忆受到心智活动的刺激变得格外清晰——比如在我阅读时——从而勾起了我的伤心事；有些时候反而又是我的伤感受到担心暴风雨天气这类心态的引发，使我爱情史里的某些往事变得格外突出，格外明朗。 

对死去的阿尔贝蒂娜的爱也可能在某段时间的间隙之后重新恢复，在这段间隙时间里我由于注意力的它属而变得对她漠不关心，比如在巴尔贝克她拒绝亲吻之后就有过这样一段空隙，在这段时间我更关心的是德·盖尔芒特夫人，是安德烈和德·斯代马里亚小姐，不过在我重又经常看见她时我对她的爱便恢复了。然而，甚至在此刻，我对其他人的操心也可能导致分离——这次是同一个死人分离——在这样分离时她变得与我更加无关痛痒了。发生这一切只有一个缘由，那就是我仍然把她当作活人。即使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那么爱她了，这一点仍旧是我的一个愿望，这类愿望很容易使人感到厌倦，但抛开它一段时间之后它们又会重新找上门来。我追逐一个有生命的女人，接着是另一个，这之后我又回到我那死去的女人身边了。我在失去了对阿尔贝蒂娜明确的概念之后，某个姓名经常会不期然地闯进我内心里最模糊的区域去激起我痛苦的反应，我原来还以为这种反应不可能出现了呢，这就象你往一个头脑已不能思考的死人身上插进一根针去时他的某个肢体还会痉挛一样。长期以来，这种刺激是那么吝于光顾我以至在我无意中竟主动去寻找机会使自己悲伤，使自己妒性发作，借此重新和往昔发生联系以便更清晰地追忆她。原因是，对一个女人的相思其实就是复苏了的爱情，而这种复苏的爱情又同样受到爱情法则的制约，因此我的相思力增强的原因也就和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对她的爱情加深的原因同出一辙了，而忌妒和苦恼又列在这些原因的首位。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是这些情况——因为一种疾病或一场战争延续的时间可能比最聪明最有远见的人估算的要长得多——总在我不知不觉间产生而且它们对我的冲击如此之剧烈使我只能考虑如何保护自己不致过分悲痛反倒无暇顾及从中讨得某件可以回忆的往事了。 

此外一个字甚至不必象“朔蒙”这个字一样和某种猜测①发生联系就能引起猜测，就会成为口令，成为打开通向往昔的大门的神奇“芝麻”，由于看够了这个往昔，你原已不再去考虑它，因此严格说来你也就不再占有它了；你个人已去除了往昔这个部分，由于这种切除你以为你个人的人格也改变了原样，正如一个图形，失去了一角就等于失去了一边；比如有些句子里出现了某条街某条公路的名字而阿尔贝蒂娜又可能去那些地方，这些句子就足以体现一种潜在的但并不存在的猜疑心，让它去寻觅实体，寻觅处所，寻觅某种具体的固定办法某种特定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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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甚至两个不同名词共有的相同音节就足以使我的记忆——就象电工只需要最少的优质导体一样——重新建立阿尔贝蒂娜和我的内心之间的联系。）——作者注 

有时这种“重新恢复”，这种梦景的“重新演奏”干脆趁我睡觉时到记忆这本书里一举翻过许多页，于是一页一页的日历将我带到，使我倒退到痛苦的但已很久远的印象里去，这些早就让位给别种印象的印象又变得历历在目了。这印象通常总是和一切笨拙而激动人心的演出同时出现，这演出给我以假象，使我耳闻目睹从此以这一夜为起点的一切。而且在爱情史里，在爱情与遗忘作斗争的历程里，梦所占的位置比醒着更为重要，梦从不考虑时间上的极细微的划分，它取消所有的过渡状态，使巨大的反差变成对立，它在刹那间打乱我们在白天缓慢完成的安慰性的工作，在夜里安排我们和那一不见面就可能忘怀的人儿幽会，不是吗？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在梦里总可以得出一切皆真的印象。只有从我们白天的感受里找出的原因才能说明这一切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感受在做梦时又是我们看不到的。因此这种不可能的生活在我们眼里似乎就成了真实的。但有时由于使演出归于失败的内部照明不足的毛病，我那成功地搬上舞台的回忆便使我产生了真实生活的幻觉，我真以为我曾经约过阿尔贝蒂娜幽会，以为我找到了她；可是我又感觉到不可能向她走过去，不能出声地把我准备向她说的话说出来，也不能为看清她而重新点燃那已经熄灭的小火把：这种不可能性在我的梦里无非是睡眠者的动弹不得，说不出话，看不见物，就象你猛然看见幻灯里出现了大片的阴影把舞台人物抹去，这阴影本来是应该被遮住的，这片阴影就是幻灯本身的影子，或者是操作人员的影子。有时，阿尔贝蒂娜出现在我的梦里，她又想离开我，这次她的决心却没有能触动我的心。原因是一缕令人警觉的光可能已从我的记忆里透进了黑暗的睡梦里，这种光一经停留在阿尔贝蒂娜身上便使她未来的行动，使她宣布的出走失去了全部的重要性，这光就是她已经死了的概念。然而阿尔贝蒂娜已死的记忆往往在更清晰的情况下甚至也会和她还活着的感觉相结合而并不推翻这种感觉。我同她谈话，在我谈话时外祖母在房间紧里头走来走去。她的下颏已有一部分碎成碎片掉在地上，俨如一尊已经毁损的雕像，而我却丝毫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异常之处。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有问题要问她，是关于巴尔贝克淋浴场和土兰的某个洗衣女的事，不过我把这事放在以后再谈，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没有必要着急。她保证说她没有干坏事，只不过昨天吻过凡德伊小姐的嘴唇。“怎么？她在这里？”“是的，而且这会儿我就该离开您了，因为我一会儿就得去看她。”阿尔贝蒂娜死后我一直没有象她在世的最后一段时间那样把她禁闭在我家里，所以她看望凡德伊小姐的事使我有些担心。我又不想让她看出我的担心。她告诉我她只不过吻过凡德伊小姐，可是她也许又在撒谎，就象她过去对一切都矢口否认一样。过一会她恐怕就不会只满足于吻一吻凡德伊小姐了。当然，按照某种观点我如此烦恼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据说死人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不能做。大家尽管这么说，我的外祖母死后却还是继续生活了好几年，而且此刻还正在房里走来走去。当然，我一旦醒来，这死人继续活着的想法会变得让我既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然而我这种想法在做梦的荒唐的短暂时刻却出现了那么多次，我终于和它熟悉了！如果梦境反复出现，对梦境的记忆就可能变得持久。我想，一个疯人今天即使已经痊愈而且恢复了理智，他恐怕也比别的人更容易理解他在自己精神生活的某个已过去的时期想说的话，他当时想对参观精神病院的人解释说，不管大夫如何看他，他个人并非失去理智的人，他把自己健康的精神状态和每个精神病人的疯狂的异想天开加以对比，结论说：“因此，瞧这人的神气和大家一样，你们一定以为他不是疯子，好！他就是疯子，他以为自己是耶稣基督，这不可能，因为我才是耶稣基督！”我的梦结束很久以后，我还在为阿尔贝蒂娜谈到的给凡德伊小姐的吻而苦恼，她的话仿佛还在我的耳际回响。这些话倒真的可能在我耳际回响过，因为这些话是从我自己口里说出来的。我一整天都在和阿尔贝蒂娜交谈，我询问她，谅解她，我向她谈那些在她生前我一直想对她说的事以弥补我对这些事情的遗忘。我突然害怕地想到我在回忆中提到过的人，我与之说了那一席话的人再也没有任何现实感了，那张面孔的各个不同的部分都毁灭了，原来也只是不断迸发的生的意志使这个面孔和人的脸孔相一致，如今这生的意志已经无影无踪了。 

还有几次，我并没有做梦，一醒来我就感觉到我心中的风转向了，刮个不停的冷风是从另一个方向，从往昔的深处吹来的，它向我传来了遥远时刻的钟声，传来了我不常听见的启程的汽笛声。我试着抓起一本书。我再翻开我特别喜爱的贝戈特的小说。我觉得书里的人物挺讨人喜欢，我很快就入迷了，我开始象企盼自己的乐事似的盼望书中那个坏女人受到惩罚；当那一对未婚夫妻的幸福有了保障时我的眼睛都湿了。“那么，”我绝望地大声说道，“我那么重视阿尔贝蒂娜可能做出的事却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她个人是不可消除的真实存在，说我总有一天会在天上再看到与她在世时一样的她，而我却带着那么多的祝愿呼唤，那样急切地等待，而且带着眼泪欢迎一个只在贝戈特的想象里存在的人的成功，一个我并没有见过的，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象其面孔的人的成功！”小说里也还有些迷人的少女，有情书，有寂静无人的供人幽会的花园小径，这一切都在提醒我说人是可以秘密谈情说爱的，于是我的忌妒心重又被唤醒了，就好象阿尔贝蒂娜还可能去幽径散步似的。书中还描写了一个男人在50年后重见了他在青年时代爱过的女人，他认不出她了，他在她身边感到厌倦。这又提醒我爱情是不可能天长地久的，这使我感到震惊，仿佛我命中注定必须和阿尔贝蒂娜分手而到晚年再见她时又必然会冷漠无情似的。倘若我瞥见一幅法国地图，我惊恐的眼睛一定会设法避开土兰以免生出忌妒心，为了避免不幸，我的眼睛也会躲开起码有巴尔贝克和东锡埃尔标志的诺曼第，我和阿尔贝蒂娜相偕走过好多次的道路就在这两地之间。其它的法国城市名称无非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一些地名，在这些地名当中，比如说，图尔这个名字的构成似乎就和别的地名有所不同，它不是由非物质的形象而是由有毒的物质构成的，而这些物质又直接对我的心脏起着作用，加快它的跳动并且使这种跳动十分痛苦。如果说这种作用力可以扩展到另外一些名字上面，这些名字因而变得与别的名字有所不同，那么在我进一步考虑我自己的事而且只限于考虑阿尔贝蒂娜本人时，这作用于我的，任何女人都可能促其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是梦境、欲念、习惯、柔情受到此起彼伏的痛苦和欢乐的必然干扰之后又互相接触互相揉合的结果，对这一点我怎能感到吃惊呢？这一切继续处于死亡状态，因为光记忆就足够支撑实际的生活，即精神的生活了。我想起阿尔贝蒂娜从火车车厢下来时曾说她想去圣马丁，这之前我还看见她把马球帽一直拉到她的脸颊；我又有了获得幸福的可能性，我向这种可能性冲过去，嘴里说：“我们可以一道走，直走到甘贝莱，直走到阿方桥。”没有一个靠近巴尔贝克的车站不让我重新看见她，因此这片土地就好象保存下来的神话之乡，它使我感到那最古老，最动人而且被我后来的爱情消除得最彻底的神话变得又生动又令我感到痛楚。啊！如果将来某一天我还得睡到巴尔贝克的那张床上，那该是怎样难受的事，我的生活就象围绕一根不动的支轴，一根固定的棍子一样围绕着铜床架转动、演变，接连不断地给这张床嵌上诸如和外祖母欢快的交谈，外祖母死亡的恐怖，阿尔贝蒂娜柔情似水的抚爱，对她恶癖的发现等情节，如今又嵌上了一种新的生活，看见书柜玻璃上映出的大海我才明白阿尔贝蒂娜永远也不会走进这新的生活里来了。巴尔贝克的公馆不是很象省剧院独特的住宅布景吗？多年来在这布景里演出过各种截然不同的戏剧，这布景曾为喜剧所用，为第一出悲剧所用，为第二出悲剧，为纯诗剧所用，巴尔贝克的这座公馆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我生命中一个一个的新时期又总是在它的墙壁之间更迭着。墙壁、书柜、镜子这些仅存的部分还保持着原样，这使我更清楚地感到，总的说来，是这些东西以外的，是我自己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使我得出一种印象，而那些自以为悲观的乐观主义的儿女们是不会有这种印象的：生活，爱情，死亡的秘密很谨慎，这些秘密并不去参与生活，爱情和死亡，人们会既骄傲而又苦痛地发现，年复一年他们本身已和他们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了。 

我试着拿起报纸。 

我憎恶读报，而且读报也并不是不伤人的。事实上，从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会象从林中的岔道口一样生出许多不同的道路，因此每当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我都会面临新的回忆。福雷的乐曲名《秘密》使我忆起布洛伊亲王的《国王的秘密》，布洛伊的姓氏又使我想起朔蒙。耶稣受难日几个字使我想到“各各他”，从“各各他”①又想到这个字的词源，这个词似乎和“卡尔维蒙”同义，法文就是朔蒙。不过无论经过哪条路到达朔蒙，此时此刻我受到的打击仍旧是那么难以忍受，所以此后我想得更多的是避开痛苦而不是向朔蒙索取往事。这次打击之后不久，我的心智活动象雷声一样放慢了步伐，使我恢复了理智。朔蒙使我想到布特朔蒙②，邦当夫人曾对我说，安德烈经常偕阿尔贝蒂娜去到那里，而阿尔贝蒂娜却说她从未见过布特朔蒙。人到一定的年龄往事就在记忆里互相扰作一团，你想的事，你读的书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到处插手，一切都硕果累累，一切又都险象环生，你可以在肥皂广告里象在帕斯卡尔的《名言录》③里一样发现许多珍贵的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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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各各他是golgotha的音译，卡尔维蒙是各各他的意译即“髑髅地”。此地位于耶路撒冷西北不远的一座小山上，传说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于此地。——译者注。 

②朔蒙，地名，位于法国上马恩省，在马恩河和绥策河之间。布特朔蒙是巴黎一个公园和风景区的名称。 

③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大气压力的学说，水压力学说，液体平衡学说，概率论等都是他的发明。他还发表过一些闸述宗教的作品，成为冉森派教徒后，他逝世前曾写过为基督教辩护的文章，但没有完成，其中一些片断被人搜集发表，书名《名言录》。 

象布特朔蒙这样的事我在当时自然认为无关宏旨，这事实本身对阿尔贝蒂娜不利但与淋浴场女侍或洗衣女事件相比却远没有那么严重，那样关键。然而首先，一件往事不期然地前来光顾我们时会在我们身上发现一种完整无缺的强大想象力，即是说在心情难受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尽管有意开动脑筋回忆往事，我们却只是部分地运用了我们的强大想象力。再说这后一部分往事（淋浴场女侍和洗衣女）尽管在我记忆里已经模糊不清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消逝，好比走廊里的家具，尽管周围光线昏暗人们什么也看不清，他们却总是避免碰到这些家具，我对这部分往事的回忆早已习以为常了。与此相反，长期以来我从不去想布特朔蒙，也不去想诸如巴尔贝克娱乐场里那面镜子照出的阿尔贝蒂娜的眼神，或在德·盖尔芒特家晚会后的夜里我那样久等她而她迟到了却不作解释的事，我现在倒愿意去了解她生活中所有这些游离在我心田之外的部分，使它们和我的心水乳交融起来，在我心里与我真正占有过的心上人阿尔贝蒂娜留下的更为甜蜜的往事结合在一起。这些回忆撩开习惯的沉重面纱的一角（那使人遇钝的习惯在我们生活的全过程中几乎对我们掩盖了整个宇宙而且在深沉的夜里挂着亘古不变的标签，用一种不产生任何乐趣的不疼不痒的东西去替换生活中最危险或最使人沉醉的毒药）象最初那样带着季节转换时的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带着改变当今陋规的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回到我的脑海，这些回忆在我们领略乐趣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初春的艳阳天里坐上汽车或者在旭日东升时走出家门，这些回忆会使我们兴奋而清醒地注意我们自己那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行动，这样的兴奋和清醒会使这激越的一瞬远远胜过这之前的全部日子。我现在又处在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家的晚会出来的那一刻了，我等待着阿尔贝蒂娜的到来。往昔的日子逐渐掩盖了它们之前的日子而这些日子本身又被后来的日子淹没。然而每个过去的日子都会在我们身上积淀起来，就象储存在一个无比宽敞的图书馆里一样，在图书馆最古老的藏书里，总有一本是永远无人问津的。然而这过去的一天穿过后来的半透明的各个时代又会浮到表面而且在我们身上伸展开去并覆盖我们全身，于是，一时间，姓氏恢复了原有的意义，人恢复了原有的面孔，我们也找到了我们当时的心灵，于是我们便带着隐约的但已变得可以忍受的悲哀，带着不可能持久的悲哀去感受长期未能解决而当时又使我们那么忧虑的问题。我们这个“我”是由我们一个接一个的状态迭合而成的。然而这种迭合又不象山的层叠一样永恒不变。无休无止的上升运动会使古老的地层露出表面。我又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晚会出来等待阿尔贝蒂娜了。那一夜她都做了些什么呢？她欺骗了我吗？同谁？即使我接受了埃梅揭露的情况，这也丝毫减少不了我对这个未能逆料的问题的忧憾掺半的兴趣，就仿佛每个不同的阿尔贝蒂娜，每个新的回忆都会提出一个由特殊的忌妒心引起的问题似的，解决其它问题的办法都不适合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我希望了解的不仅是她和什么女人度过了这一夜，而且是她体会到那其中有什么样的特殊乐趣，那一刻她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巴尔贝克时，弗朗索瓦丝有时去寻找她，回来时她对我说她发现阿尔贝蒂娜靠在窗前，看上去忧心忡忡，东张西望，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就算我已得知被等的人是安德烈，那么阿尔贝蒂娜等待她时的思想情况，隐藏在她那忧心忡忡东张西望的眼神背后的思想情况又如何呢？对阿尔贝蒂娜来说这嗜好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这嗜好在她操心的事里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唉！我想起了我自己每次见到一个讨我喜欢的姑娘时感到的激动，有时只听见有人说起她而并没有看见她我就操心如何打扮得漂亮些，如何突出我的优点而且冷汗淋漓了，因此我只需想象阿尔贝蒂娜也和我一样领略过充满快感的激动不安就够我苦恼不已了，这样做就好比借助仪器的神力，我的莱奥妮姨妈在医生来看了她的病而且对这种病是否存在表示怀疑时就曾希望发明这样一个仪器使医生亲自体会病人全部的病痛以便更了解病人的痛苦。而这么一想我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折磨，我想，比起这些来，我和她之间关于斯汤达和维克多·雨果的严肃谈话对她来说恐怕倒是一文不值的，我感到她的心已被别人吸引了，已经脱离了我的心归附到别处去了。然而她对这种欲念的重视和围绕这种欲念所作的谨慎的安排都未能使我明了这欲念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进一步说，她自己在考虑这欲念时又认为它是什么性质。在身体的病痛方面我们起码不必去选择自己的痛苦。疾病先决定这种痛苦然后才强加给我们。然而在忌妒方面我们却必须首先以某种方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大小不等的痛苦，然后才能选择可能对我们合适的痛苦。轮到这后一种痛苦时，我们感觉到我们所爱的人同我们之外的人相处更快活，这些人给她的感受是我们不可能给她的，或者起码这些人的轮廓、形象、举止向她展现了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这时的尴尬处境变得何等严峻！啊！阿尔贝蒂娜怎么没有爱圣卢，真爱了，我恐怕还不至于这么苦恼呢！

第六部 女逃亡者(8)

我们当然并不清楚每个人的特殊感觉，但出于习惯我们甚至不明白我们不清楚，因为别人的这种特殊感觉与我们毫不相干。至于阿尔贝蒂娜，她的这种感觉如何却能决定我是不幸或是幸福；我清楚知道她这种感觉是我所不熟悉的事，而这不熟悉本身就已经使我苦恼了。阿尔贝蒂娜感受的这种我所不熟悉的欲念和乐趣，我有一次产生幻觉以为看见它们了，在另一次幻觉里又以为听见它们了。阿尔贝蒂娜死后那段时间安德烈来过我家，我当时就看见了这些欲念和乐趣。她第一次来我家时我觉得她似乎挺美，我想她那一头几乎是天生的短短的卷发，她那双带黑眼圈的忧郁的眼睛，这无疑是阿尔贝蒂娜心爱的东西，是她情思昏昏时瞩目的东西在我面前的显形，是她那么急切地想从巴尔贝克赶回来那天她用自己充满欲念的带预感的眼睛看见的东西的显形。我好象看见了一朵不知名的黑色的花，一朵从某个人的坟墓那边给我送来的花，而我在那边是发现不了这朵花的，我象看见意想不到地挖掘出来的珍贵圣物似的看见了由安德烈来我面前为我体现出来的阿尔贝蒂娜的“欲念”，就象维纳斯体现朱庇特的欲念一样。安德烈悼念阿尔贝蒂娜，但我立即感到她并不想念她的亡友。死神迫使她离开了女友，她似乎很轻松地拿定主意和女友彻底分手了，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可不敢向她提出这种彻底分手的要求，因为我害怕安德烈会不同意。她现在似乎反倒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放弃女友的要求，而这种放弃恰恰又是在对我没有什么好处的时候作出的。安德烈为我抛弃了阿尔贝蒂娜，可惜是亡故的，对我来说她不仅失去了生命而且事后回想起来她还失去了她过去存在的某些真实性，因为我看清了她于安德烈并不是不可或缺的，独一无二的，安德烈可以让别的人代替她。 

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我可不敢要求安德烈对我披露隐情谈她和阿尔贝蒂娜之间以及她们和凡德伊小姐的女友之间友谊的性质，因为我不敢肯定到头来安德烈是否会把我的话告诉阿尔贝蒂娜。如今这样的询问即使毫无结果，起码也不会有危险了。我向安德烈谈到，不是以询问的口气而是以我似乎向来就知道，也许是通过阿尔贝蒂娜而知道的口气谈到安德烈自己对女色的嗜好以及她同凡德伊小姐的个人关系。她毫无难色地承认了一切，而且笑盈盈的。从她的承认里我可以得出令我苦恼的结论；首先，安德烈在巴尔贝克对不少姑娘那么亲切那么卖弄风情可能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而她自己却毫不否认她有那些习惯，以此类推，我在重新认识这个安德烈的同时也满可以想到阿尔贝蒂娜同样可能轻而易举地向我之外的任何人，任何她感到正在忌妒的人坦白承认她自己的那些习惯。另一方面，安德烈曾经是阿尔贝蒂娜最好的朋友，而且也许正是为了她阿尔贝蒂娜才特意从巴尔贝克赶回来，既然现在安德烈已经承认了她的嗜好，我思想上必然得出结论认为安德烈和阿尔贝蒂娜总是同时在一起发生这类关系的。当然，就象在外人面前人们总是不敢看这个人为他带来的礼物是什么，他得在馈赠者走了之后才去揭开盖子，因此只要安德烈还在这里，我就不会在自省中去审视她带给我的痛苦，我明显感到这种痛苦已经在我的神经和心脏这些服务器官里引起了严重的纷乱，只是因为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才能装作没有发现这些混乱，反倒和这个少女最亲切不过地聊天，我把她当作客人，所以没有把注意力从她身上转移到我内心的意外变化上去。听见安德烈谈到阿尔贝蒂娜时说出的这句话我感到格外难受：“噢，是的，她喜欢我们一道去舍夫勒斯山谷散步。”我仿佛觉得是安德烈事后在她和阿尔贝蒂娜散过步的那模糊而且似乎不存在的天地恶狠狠地造出一个令人诅咒的山谷加进了上帝的创造里。我感到安德烈即将向我和盘托出她和阿尔贝蒂娜的所做所为，而出于礼貌，出于狡猾，出于自尊，也许出于感激，我又竭力使自己显得越来越亲切，与此同时我能给阿尔贝蒂娜无辜这个概念让出的空间却越来越缩小了，我似乎发现我无论作出多大的努力，我仍旧显出了即将被抓获的动物特有的那种发呆的状态，而在这只动物的周围，令它慑服的鸟已缓缓地缩小了它回旋飞翔的圈子，它从容不迫是因为它有把握在必要时追上它的牺牲品而且这牺牲品再也不可能逃出它的爪子了。不过我仍旧注视着安德烈，而且带着残存的诙谐，自然和信心十足的神气，这种神气正是那些想装出不怕别人盯着他们使他们入迷的人特有的，我插进这么一席话：“我怕惹您生气所以从没有对您说过这些，不过现在我们既然轻松地谈到了她，我也就可以对您说我早知道了您和阿尔贝蒂娜这种性质的关系，再说尽管您已经知道，告诉您这事仍旧会使您高兴：阿尔贝蒂娜非常爱慕您。”我告诉安德烈如果她愿意让我看看她（哪怕只看看她们怎样抚爱，在我面前做这个动作恐怕不会使她太为难）同阿尔贝蒂娜那些有此嗜好的女友们如何动作，那一定颇富奇趣，我点了罗斯蒙德，贝特以及所有阿尔贝蒂娜的女友的名，以便从中弄个明白。“我不但绝不在您面前做您说的那种事，”安德烈回答我说，“而且我也不相信您说的那些姑娘有这种嗜好。”我情不自禁地靠近吸引我的魔鬼，回答说：“怎么！您总不至于想让我相信在你们那一伙里您只和阿尔贝蒂娜一个人干过这事吧！”“可我同阿尔贝蒂娜也从没有干过。”“瞧您，小安德烈，干吗否认我起码在三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呢？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恰恰相反。对了，那天晚上她那么想第二天和您一道去维尔迪兰夫人家，您也许还记得……”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便看见安德烈的眼睛里掠过一丝忧虑，忧虑使这双眼睛棱角毕露，俨如珠宝工人也难于利用的满是棱角的宝石，这就好比那些享有特权的人在演出开始之前撩开一角帷幕随即闪身躲开以免被人瞅见。这忧虑的目光一消失，一切又复归正常，然而此刻我已经意识到我再看见的一切都只可能是对我假装出来的了。这时我从镜子里看见了我自己；我吃惊地发现我和安德烈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如果我不是早就停止刮胡须了，如果我只留下一丁点胡茬，这种相似真算得上是毫无二致了。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也许正是看见了我刚长出来的胡子才突然急不可耐地渴望回到巴黎的。“可是总不能只因为您不认为这有什么坏处我就承认并不存在的事吧。我向您起誓我和阿尔贝蒂娜什么也没有干过而且我相信她厌恶这种事。告诉您这件事的人是在骗您，也许是为了什么私利。”她带着询问和不信任的神气说。“那好吧，既然您不想对我说，”我答道，宁可作出不想提供任何证据的样子，再说我也并没有掌握什么证据。不过为了碰碰运气我还是含糊地说出了布特朔蒙这个地名。“我可能和阿尔贝蒂娜去过布特朔蒙，难道那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去处不成？”我问她能不能和希塞尔谈谈这事，因为此人有一段时间和阿尔贝蒂娜特别熟。然而安德烈宣称希塞尔刚刚对她做了一件极无耻的事，去求此人帮忙是她永远不会为我效劳的唯一的事。“您如见到她，”她补充说，“别把我对她的议论告诉她，没有必要树敌。她很清楚我对她的看法，但我还是宁愿避免和她闹得太僵，闹僵了倒反而只能和解了。而且她是会伤人的。您会明白，只要看了我一周前收到的那封信，看她在信里怎样背信弃义地撒谎，世上无论什么东西，连最漂亮的行为也抹不掉这件事留下的记忆。”总之，如果说安德烈的这种嗜好强烈到不加掩饰的程度，而阿尔贝蒂娜对她又怀着那么热切的爱，她也的确怀着那样的爱，尽管如此，安德烈却并没有和阿尔贝蒂娜发生过肉体关系而且不知道阿尔贝蒂娜有这类嗜好，那准是因为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有这种嗜好，也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这种关系，她即使想和女人发生关系，她也一定宁愿和安德烈而不愿和别的女人。因此安德烈一走，我就发现她那斩钉截铁的断言已经使我平静了下来。可是她这样做也许是受责任感的驱使，因为她还没有忘记阿尔贝蒂娜，她认为不让别人相信阿尔贝蒂娜在世时无疑曾要求她否认的事是她对死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在凝视安德烈时曾一度相信自己看见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变着法儿臆造出来的阿尔贝蒂娜的那种乐趣，还有一次我竟以为我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听见了她在寻乐。在一家妓院我命人叫来两个洗衣女，她们都住在阿尔贝蒂娜经常光顾的那个街区。她们一个抚摸着另一个，另一个突然发出一种我乍一听根本分不清是什么样的声音，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确切理解出自我们从没有体验过的某种感受的奇特而又极富表现力的声音的涵义。如果你在隔壁听见一种声音而又什么也没有看见，你可能会把给病人施行无麻醉手术时病人疼极而发出的声音当成狂笑；如果告诉一位母亲说她的孩子刚死了，她发出的声音也会被不知底细的人认为象禽兽或竖琴发出的声音一样很难用人类的语言加以说明。需要一段时间才可能理解，从我们自己的性质不同的体会加以类推，这两种声音所表达的东西我们都称作痛苦，我同样也需要时间才可能理解，同样从我个人截然不同的亲身体会加以类推，我可以管前述那姑娘发出的声音叫快乐；而这种快乐一定得非常非常强烈才可能使领略这种快乐的人激动到如此程度，才可能引出别人不懂的那种语言，那种语言仿佛在指明和评论那年轻女人经历的趣味无穷的事情的每个阶段，不过一幅永远拉下的帷幕在我眼前已把这趣味无穷的事全部遮住了，除她以外所有的人都不会知道每个轻佻女人神秘的内心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这两个小姑娘什么也谈不出来，她们根本不知道阿尔贝蒂娜是谁。 

小说家们经常在小说前言里声称他们在某个国家旅行时遇到了某个人，此人向他们讲述了某个人的一生。于是他们让这位邂逅相遇的朋友出来说话，这个人向他们讲的故事正好就是他们的小说。比如法布利斯·代·唐戈的生平是巴杜的一个司铎对斯汤达讲述的。写我们堕入情网时，即是说当另一个人的生活让我们感到神秘莫测时，我们多么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熟知内情的讲述人啊！而且肯定有这样的人。我们自己不也常常不痛不痒地向朋友或向外人讲述某个女人的生平而听讲的人尽管对这女人的爱情一无所知不也听得津津有味吗？我对布洛克讲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讲斯万夫人时，我是作为男人讲的，能够对我讲阿尔贝蒂娜的男人也有，这样的人永远存在……然而我却始终见不到他。我觉得如果我能找到认识她的女人，我也许能打听到我不知道的一切。不过，局外人似乎会以为谁也不可能象我那样了解她的一生。我不是连她最好的朋友安德烈都很熟悉吗？因此，人们以为部长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某些事件的真相或者他一定不会被牵连到某个案子里去。而这个朋友也只是在把部长磨得精疲力竭时才终于明白，每次他和部长谈论政治时部长都只泛泛地议论一番，最多说一些报纸上的东西，有时，这朋友遇到了麻烦，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部长的门路，而每次得到的回答也只是“这不是我权限以内的事”，朋友自己对此也无能为力。我想：“我要是认识某些见证人多好！”如果我真认识这些人，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情况也不会比安德烈提供的多，她本人才是秘密的知情人呢，只不过她不愿意披露罢了。在这方面我又和斯万有所不同，他一旦停止忌妒，便对奥黛特同福什维尔的所做所为毫无兴趣了，而我甚至在我的忌妒心已经湮灭时还认为世上最具魅力的事仍旧是认识阿尔贝蒂娜的洗衣女和她所在街区的其他姑娘，仍旧是去她们那里重新恢复她的生活情景和与她们之间的暧昧关系。由于欲求总是来源于先期的幻觉，而我对希尔贝特，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欲求也是如此，因此在阿尔贝蒂娜曾经生活过的街区，我要寻找的仍旧是和她的身分相同的人，我希望插手此事的人只可能是她们。即使她们并不能向我提供任何情况，我觉得正在吸引我的这些女人反正是阿尔贝蒂娜认识的或可能认识的，是和她同等身分的人或她喜欢的圈子里的人，总之是让我产生幻觉认为与阿尔贝蒂娜相似或阿尔贝蒂娜可能喜欢的那类女人。在她可能喜欢的那一类女人中首推平民阶层的姑娘，原因是她们的生活与我熟悉的生活是那样大异其趣。人们无疑只有通过思维活动才能占有一些东西，并不能说一幅画因为挂在你的饭厅，即使你并不理解它你也占有了它，也不能说因为你住在一个地方，你即使没有看过它一眼它也属于你。不过我从前倒真有过幻觉，以为既然阿尔贝蒂娜来巴黎看望我而且我也把她抱在了怀里，我就重新获得了巴尔贝克；同样，我拥抱了一个女工我就以为我和阿尔贝蒂娜的生活取得了联系，尽管是有限的偷偷摸摸的联系，就以为我接触了作坊的气氛，听见了柜台前的闲聊，了解了又脏又乱的房间的生命力之所在。安德烈，还有其他那些女人，她们比之于阿尔贝蒂娜——有如阿尔贝蒂娜本人和巴尔贝克相比——都是互相代替而且不断减弱的乐趣的代用品，它可以使我们放弃再也得不到的乐趣，如去巴尔贝克旅行或阿尔贝蒂娜的爱，也可以使我们放弃另一些乐趣（如去卢孚宫欣赏提香①的肖像以安慰去不成威尼斯的遗憾），这些乐趣又分成极细微的不同层次，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象是一系列的区域，这些有向心力的，互相毗连，互相协调又逐渐失去光彩的区域的中心有一个最初的欲念，这欲念定下了色调，排除了与它不相融合的东西，表现了主色（我也有过这种经历，比如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以及希尔贝特）。安德烈也好，这些女人也好，对我明知不能实现的愿望，即身边有阿尔贝蒂娜的愿望来说，就好比有一天晚上——那时我只见到阿尔贝蒂娜面熟但还不认识她——，我认为永远不可能实现让一串葡萄上起伏而凉美的阳光移到我身边的愿望一样。因此无论我追忆的是阿尔贝蒂娜本人或者是她无疑十分偏爱的那类人，这些女人都会引起我一种难以忍受的忌妒或懊恼之情，这以后，当我悲伤的心情平静下来时，这种感情就变成了不无魅力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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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提香（1417—1576），意大利画家，初期受其师乔治的影响，最后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师。他曾为教皇，为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菲利普二世工作。晚年，他的艺术有如浪漫抒情诗，技巧臻于完美。 

过去阿尔贝蒂娜的体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特点并没有妨碍我去爱她，如今她的这些独特之处和我的爱情回忆联系在一起，反而把我的欲念引向它以前最不可能自发选择的姑娘，即出身小资产阶层的褐发女郎。诚然，有一种东西又在我心中开始部分复苏，那是一种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中没能得到满足的强烈渴求，一种想了解生活的强烈渴求，这种渴求，以前不管是在巴尔贝克的公路上，还是在巴黎的街道上，我都感受到过，而且当我猜想阿尔贝蒂娜心中也怀有同样的渴求，因而千方百计要让她无法和别人只能和我一起去满足时，它曾经使我那么痛苦。现在我已经能够忍受阿尔贝蒂娜也有欲念这一想法了，而且我自己每生欲念这个想法便随之而来，两人的欲念互相吻合，于是我想我们俩要是能一道寻欢作乐该多好。有时我对自己说：“这个姑娘也许会招她喜欢”，思路这么猛然一转我便想到她，想到她的死，顿时悲从中来，再也无心继续考虑我的欲念了。过去我对乡村的喜爱是基于我对梅塞格里丝一带和盖尔芒特一带风光的欣赏，倘若一个地方没有古老的教堂，没有矢车菊和毛莨花，我便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别迷人之处；同样，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之所以会引导我专门寻求某种类型的女人，正是因为这爱情在我心中把她们和一种富有魅力的过去联系在一起；我重又象爱上阿尔贝蒂娜之前那样，需要她的“谐音”来代替我回忆中的她，这种回忆的排他性已逐渐弱化了。现在我大概不会喜欢与一位高傲的金发公爵夫人为伴，因为这类女人不可能在我身上引发阿尔贝蒂娜能激起的那种心灵的悸动，也不能引发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欲望，对她另有所爱的妒忌，以及对她的死所感到的悲哀。我们的感觉要想强烈就必须激发某种与其相异的东西，一种情操，这种情愫不以肉体的欢愉为满足，却又使肉欲增长、膨胀，达到与肉体的欢愉难分难解的程度。阿尔贝蒂娜对某些女人可能有过的恋情渐渐不再令我痛苦，同时逐渐成为这些女人和我的过去之间的纽带，赋予她们某种更真实的东西，正如对贡布雷的回忆使毛莨花、山楂花比其它后来看到的花儿在我心目中更具真实感。甚至对待安德烈也是如此，我不再恨恨地想：“阿尔贝蒂娜爱过她！”相反，为了替自己的情欲辩解，我还充满柔情地想：“阿尔贝蒂娜不也爱她吗？”现在我才理解那些鳏夫，人们以为他们娶上小姨子便得到了安慰，其实他们恰恰以此证明他们的心是无法慰藉的。 

我与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既然正在结束，我似乎可以另求新欢了。而阿尔贝蒂娜则替我的新欢增颜添色，一如蓬帕杜尔夫人为路易十五的新宠梳妆打扮，有些女人就是这样，她们原先凭着自身的力量长时期受到钟爱，后来感到情人对她们的兴趣渐渐淡薄，便满足于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以此来保持自己的影响。早先，我的时间分成若干阶段，在这一阶段喜欢这个女人，在另一阶段又喜欢另一个女人。从一个女人那里得到的强烈快乐平息后，我便想从另一个女人那里得到一种如水的纯情，待到需要更为老练的爱抚时我又重新渴望第一个女人。如今，这种交替往复已经结束，至少其中的一个阶段正在无限期延长。现在我所期望的是，新的女友能住在我家，每天晚上离开我之前给我一个姐妹式的吻。若不是我已体验过另一个女人呆在我身边是多么令人难受，我会以为自己留恋的是一个亲吻而不是某种嘴唇，是肉体的快乐而不是爱情，是一种习惯而不是某一个女人。我还期望新的女友能象阿尔贝蒂娜一样为我弹奏凡德伊的曲子，象她一样和我谈论埃尔斯蒂尔。然而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我想，她们的爱都抵不上阿尔贝蒂娜的爱；也许是因为，当一种爱情附带许多插曲，诸如一道参观博物馆，一道听音乐会，总之当它构成全部错综复杂的生活，为通信和谈话提供了内容，当两人的关系以调情为开端，后来又发展成为庄重的友谊，这种爱情自然比那种只会奉献身体的女人的爱情丰富得多，正如一支乐队的表现力要比一架钢琴的表现力丰富得多；更深一层的原因也许是，我需要阿尔贝蒂娜给予我的那种温情，也就是一个既有相当文化素养又象妹妹一样的姑娘给予的温情——正如我需要与阿尔贝蒂娜有着相同的社会出身的姑娘一样——只不过是我对阿尔贝蒂娜本人以及对我俩爱情的缅怀。于是我再一次感到，首先，回忆是没有创造力的，它所向往的不可能比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更多，甚至也不可能更好；其次，回忆是一种精神活动，现实不可能为它提供它所寻求的状态；最后，当回忆源于某个死去的人时，它是死者在我们心中复活的体现，人们以为它意味着我们重新渴望爱，其实它更意味着我们重新渴望那离我们而去的人。因此，甚至我所选择的女人与阿尔贝蒂娜之间的相似，她对我的温情与阿尔贝蒂娜的温情之间的相似，（如果有可能相似的话）也只会使我更深切地感到，我不自觉地寻觅过的东西，我的幸福的再次降临所不可或缺的东西，也就是说阿尔贝蒂娜本人，我们在一起生活的那段时光，我一直不自觉地寻找着的过去，这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 

是的，在晴朗的日子里巴黎街上那数不清的少女使城市看上去如花团锦簇，她们并不是我想要的姑娘，但她们与阿尔贝蒂娜的难以了解的欲望和她远离我而度过的那些夜晚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她们中间有阿尔贝蒂娜早先对我还不存戒心时提到过的某一位：“真迷人，这个小姑娘，她的头发多漂亮！”过去我和阿尔贝蒂娜还只是面熟时对她的生活就曾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我自己对生活也怀有种种欲望，现在，这二者合成唯一的好奇心，那就是想知道阿尔贝蒂娜是如何感受快乐的，想看见她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情形，也许因为这样，等那些女人一走，她身边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便成了她最后的情人同时也是她的主宰。看到她犹豫不定不知是否值得和这个或那个女人共度夜晚，看到她在那个女人走后的餍足或是失望，也许我能更好地理解我对她的忌妒，并能把这种感情控制在适当的分寸以内，因为我既已看到她如何感受快乐，便能估量出她快乐的程度，也能发现她快乐的限度。 

我常想，由于阿尔贝蒂娜始终矢口否认自己的趣味，她使我们失去了多少快乐和多么美妙的生活啊！我又一次寻思她如此固执的原因，突然忆起了一天在巴尔贝克她给我一支铅笔时我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责怪她没让我吻她，并说我认为我吻她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正如我认为两个女人之间产生爱情关系是最下流不过的事。唉，也许她记住这句话了。 

我把一些过去我最不可能喜欢的姑娘带回家来，我摸平那象圣母一样向两边分梳的头发，欣赏那线条优美的小鼻子，或西班牙女人似的苍白肤色。是的，我早就感到，即使对巴尔贝克公路上或者巴黎街道上我仅仅偶然瞥见的女人，我的欲望也是极富个性的，如果希图以另一个对象来满足这种欲望，那就是对它的歪曲。但是生活又让我逐步发现我们对爱的需要是不会终止的，从而告诉我失掉了所爱的人就只得以另一个人填补，我以为我希望从阿尔贝蒂娜那儿得到的东西，也许另一个女人，比如德·斯代马里亚小姐，也能给我。然而阿尔贝蒂娜毕竟是阿尔贝蒂娜；我对温情的需要的满足和她的肉体的特点之间已织成了错综复杂的回忆之网，再也无法理清，以至每当我需要温情时，对阿尔贝蒂娜肉体的回忆便如附丽之物相随而至，难以分开。只有她才能给我这种幸福。认为她是独一无二的看法和过去我对过路女人的看法不一样，它不是从阿尔贝蒂娜的个人特点得出的形而上学的先验之谈，而是一种经验之谈，是由那些偶然地却又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回忆构成的。我不能不在渴望爱抚时也渴望她，并因失去了她而难过。所以，连我选择的女人以及我想得到的温情与我体验过的幸福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只能使我更深切地感到，前者总缺少点什么，故而我的幸福是不可失而复得的了。自阿尔贝蒂娜走后我一直因人去楼空而怅然，也曾以为怀里拥着其他女人就能填补这种空虚，然而我在她们身上得到的还是空虚。她们从不跟我谈凡德伊的音乐，也不谈圣西门的回忆录，她们来看我时身上没洒那种香味过分浓郁的香水，她们也不拿自己的睫毛和我的睫毛相厮摩来取乐，而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因为它们似乎能激发与性行为本身有关的遐想，从而产生爱的幻觉，实际上因为它们是我对阿尔贝蒂娜回忆的一部分，因为我希望找到的是她。阿尔贝蒂娜具有的东西这些女人也有，这只能使我更痛切地感到阿尔贝蒂娜具有而这些女人所缺乏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而这一切的一切将永远不复存在，因为阿尔贝蒂娜已经死了。这样，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把我引向这些女人，随后又使我对她们失掉兴趣，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怀恋，我那经久不减的妒忌心，这些感情持续的时间之长已超过了原先最悲观的估计，但是如果它们的存在脱离了我生活的其它部分，仅仅受我那些回忆的支配，受这种适用于静止状态的心理学所谓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影响，而没有被牵进一个更广阔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心灵可以在时间的长河里活动，犹如物体可以在空间运动一样，那么，这两种感情大约永远不会如此变幻无穷。 

正如空间有几何学，时间也有心理学，把平面心理学的计算用于时间心理学，计算就可能不准确，因为不会考虑时间这一因素，也不会考虑时间的表现形式之一：遗忘；我开始感到遗忘的力量，它是我们适应现实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因为它慢慢摧毁尚活在我们心中并经常与现实相冲突的过去。其实我早该料到，总有一天我会不再爱阿尔贝蒂娜。她本人以及她的行为对于我是举足轻重，而对于别人并非如此，从这两者的差别中我悟出了一点：我的爱情与其说是对她的爱，不如说是我心中固有的一种感情，我本可以从我的爱情的这种主观性推断出种种后果；我应当知道，这种爱既是一种精神状态，当然可以在被爱的人死后很久仍然存在，但是，我也应当知道，爱情由于和被爱的人不再有任何真正的联系，由于在自身以外没有任何支柱，它也和任何精神状态甚至和最持久的精神状态一样，总有一天会成为无用之物，会被“替代”，到那时，把我和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那么甜蜜、那么牢固地维系在一起的一切对我来说就不复存在了。人们在我们头脑里只是一套套极易磨损的版画，这是人们的一大不幸。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他们抱有很多打算，其炽烈的程度不亚于思念的炽烈。然而思念会疲乏，回忆会消亡，于是总有一天，我会心甘或其他礼物送给了阿尔贝蒂娜而丝毫未感到伤心一样。 

这并不是说我不爱阿尔贝蒂娜了，不过已不是后期的那种爱法；而是早期的那种爱法，早期，一切与她有关的，不论是地点还是人物，都使我好奇，这种好奇包含的魅力大于痛苦。确实，我现在深深感到，要完全忘掉她，要回到原先我与她毫不相干时的状况，象旅行者由原路回到出发点那样，我就得先经过达到热恋之前所经历过的各个感情阶段，只是运动方向与原来相反。然而这些阶段，这些过去的时刻并不是凝固不动的，它们保留了人们对未来尚一无所知因而充满希望时的幸福之感，以及希望所蕴含的了不起的力量，这希望在当时奔向未来的某一时刻，如今这时刻已成过去，可是回顾往事时，幻觉会使我们在一瞬间把它当成未来。比如我读一封阿尔贝蒂娜的信，信中说她晚上来看我，于是我刹那间感到了有所期待的快乐。人们由原路从一个今后不会再去的地方返回时，往往对去时经过的每一站的站名、面貌都记得一清二楚，于是可能发生下面这种情况：我们在某一站停下，突然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重又朝着去时的方向出发了。虽然错觉倏忽即逝，但在那一瞬间，我们感到自己被重新带回那个地方，这就是回忆的残酷之处。 

然而，如果说人们在回复到起初的漠然状态之前，免不了要以终点为起点逆向走完爱情之路的全程，但所走的路程、路线却不一定与去时完全一样。两条路线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不是直线，因为爱情与遗忘的进展都无一定之规。但它们不一定取同样的路，我的回程在接近终点时分四个阶段，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是因为在这几个阶段我发现了一些游离于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之外的东西，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这些东西和我的爱情之间有某种关系，那只是因为在一次难忘的爱情诞生之前，我们心灵里已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们与爱情发生联系，或者滋养爱情，或是抗拒爱情，或者在我们惯于思考的理性看来它们是爱情的反衬或写照。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初冬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那天是诸圣瞻礼节，我出去散步。我一面走近布洛涅树林，一面忧伤地重温阿尔贝蒂娜回到巴黎后从特罗卡特罗来找我的情景，因为那天也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只是这天阿尔贝蒂娜已不在我身边。我的回忆是忧伤的，但也并非没有乐趣，因为我好似在用凄凉的小调重新奏出逝去的时日的主题曲，没有弗朗索瓦丝的电话，没有阿尔贝蒂娜前来陪伴，连这也不是什么不利的事，只不过我必须把回忆中的有关内容从现实中抽掉，结果反而给这一天涂上了某种伤感的色彩，使它比平淡而普通的一天更美好，因为那不复存在的部分，那被抽掉的部分印压在上面宛如凹形花纹。我轻轻哼着凡德伊奏鸣曲中的几个乐句，而且想到阿尔贝蒂娜曾多次为我弹奏过这个曲子时也不太悲伤，因为所有我对她的回忆几乎都已进入第二化学状态，不再给心灵造成令人忧虑的压迫感，而是带来一丝温馨。有些乐段是她弹奏得最多的，而且每弹奏到这里总要发些我当时认为挺有意思的感叹，或者暗示某件往事。如今我哼着这些乐段时便会想：“可怜的孩子。”但并无伤感之情，只是给这些乐段增添了一种价值，可以说是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就象范·狄克①所作的查理一世画像，画儿本身已经很美，后来杜·巴里夫人②想让国王吃惊，下令把这幅画列为国家收藏品，于是它的价值就更高了。那个小小的乐句在完全消失之前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小节，飘飘袅袅，过了一会儿才余音散尽，这时对我来说，消失的并不是阿尔贝蒂娜的使者，但对于斯万，意义就不一样。小乐句在我心中和在斯万心中所唤起的联想不尽相同。使我更为动心的是乐句的构思、尝试、反复开始，总之是一个乐句在整个奏鸣曲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一如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是在我的一生中形成的。现在我已明白我的爱情的组成部分在怎样一天天消失，先是忌妒心方面，接着是另外某一方面，最后化成模糊的记忆，回到最初那不牢固的开端，因此，听着小乐句渐渐飘散，就好象看到我的爱情在眼前逐步瓦解。 

我沿着被灌木丛融开的一条条小径漫步，铺满小径的薄纱般的小草已日渐稀疏，我忆起有一回乘车兜风，阿尔贝蒂娜坐在我身旁，之后又和我一道回家，我感到她如同氛围笼罩着我的整个生活，对那次散步的回忆此刻仿佛在我四周飘荡，融在树枝间似有若无的雾霭里，落日的余晖透过这些颜色变深的树枝，把宛若横悬在半空中的疏疏落落的金色树叶照得灿亮③，我不满足于用记忆的眼睛看这些小径，它们使我发生兴趣，使我感动，就象那些纯粹的景物描写章节，艺术家在其中穿插了一个虚构的情节，甚至一整个离奇的故事，为的是使描写更完美；于是这自然景物便独具一种震撼我的心腑的忧伤之美。当时我以为，这景色之所以对我有这样的魅力是因为我始终深深地爱着阿尔贝蒂娜，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原因是我正在进一步把她忘掉，是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已经不再令我痛苦，也就是说，回忆的性质已经起了变化；然而有时我们虽然弄清了自己的感觉，比如那天我以为看清了自己忧伤的原因，但要追根寻源找到这种感觉更深远的含意却无能为力：正如医生听着病人向他诉说自己的不适，并且根据这些症候顺藤摸瓜，找出内在的、病人自己也不清楚的原因，同样，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想法也只能起征兆的作用。我的忌妒心被美的感受和淡淡的哀愁排斥在一边，于是肉欲便苏醒了。对女性的爱又一次在我身上抬头，就象当初我停止和希尔贝特会面后的情况一样；这种爱欲并不和某个我曾经爱过的女人有任何单一的联系，而是象从毁灭后的物质中释放出来的元素那样飘飘荡荡，在春天的空气中浮游，只等和另一个造物结合。任何地方都不如墓地萌发的花儿多，哪怕是“毋忘我”也是在墓地最繁茂。我观赏着繁花似锦的少女们，晴朗的日子在她们的装点下显得更明媚，过去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车里，或者，也是一个星期天，和阿尔贝蒂娜一起乘车散步时，我从车内大概也这么观赏过姑娘们。我投在她们之中某一位身上的目光立即与我想象中阿尔贝蒂娜向她们偷偷投去的好奇、迅速、大胆、反映出捉摸不透的思想的目光结合在一起，那目光如同神秘的、迅捷的蓝灰色翅膀，与我的目光成双配对，于是那原本意趣天然的小径上便掠过一种陌生的欲念的微波，而我自己的欲念如果孤立存在是不足以使这些小径如此变样的，因为对我自己的欲念我是很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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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狄克（1599—1641），弗朗德勒画家。 

②杜·巴里夫人，路易十五的宠幸和情妇。 

③而且我时不时地浑身一颤，就象所有那些为某个女人魂绕梦牵的男子，他们看到站在一条小径拐角处的任何女人都觉得她象自己思念的人，甚至可能就是她。“也许是她！”他们不断回头张望，但车子继续往前开，并不返回来。——作者注。 

有时一本令人伤感的小说会突然把我带回到过去，确实，某些小说就象重大而短暂的悲痛，能一扫习惯的障碍，把我们重新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不过时间不长，只有几个小时，跟一场恶梦一样，因为习惯的力量很大，它产生忘却，带回欢乐，而头脑无力与它抗争，也无力恢复真实，习惯的力量远远超过一本好书的近乎催眠术的暗示力量，后者和所有的暗示一样，只有短期效果。 

再说，当初在巴尔贝克我第一次想结识阿尔贝蒂娜时，不正是因为在我看来她能代表所有那些街道上、公路上常常使我为之驻足的少女们，并能概括所有这些少女的生活吗？过去她们凝聚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里，如今这颗正在陨落的爱情之星重又化为散开的粉末般的星云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我觉得这些姑娘全都是阿尔贝蒂娜，我心中印着她的形象，于是处处看到她的倩影。有一次，在一条甬道的转弯处，一位正在上汽车的姑娘是那么象她，身材和她一样的丰腴，一时间我竟至于自问，我适才看到的是否就是她，人们向我讲述她的死时是否在骗我。就这样，在甬道拐弯处，或者在巴尔贝克，阿尔贝蒂娜常在我眼前再现，上车的方式和过去一样，那时她对生活是多么充满信心啊。刚才这位姑娘上车的动作，我并不是用眼睛在看，就象看散步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表面现象那样，不，对我来说，它成了一种持久性的动作，通过适才赋予它的这一层意义，它似乎还延伸到过去，正是这一点打动了我的心，使我又快意又忧伤。 

然而姑娘已经不见了。离我稍远一些的地方有三个姑娘走在一起，年龄比那一位稍稍大些，也许是少妇，她们那优雅而有力的步态与我第一次瞥见阿尔贝蒂娜和她的女友们时为之着迷的那种风度有极大的相同之处，我身不由己跟在那三位姑娘后面，她们叫了一辆车，我也不顾一切地四下找车，后来找到一辆，但已经太晚了。姑娘们早没影儿了。过了几天，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远远望见我在树林尾随过的三个姑娘，她们正从我们公寓的拱门下走出来。完全是那种社交界的姑娘，尤其是褐色头发的那两个，只是年龄大了些，过去我从窗口看见这样的姑娘，或是在街上与她们交臂而过，脑袋里便会打千百个主意，她们使我热爱生活，可是我没能认识她们。金色头发的那一位看样子更娇弱些，几乎是病恹恹的，我不太喜欢。然而正是她使我不能只看她们一眼就满足，我的脚仿佛在地上生了根，我的目光凝然前视，无法让它转移，它象在解一道数学题时那么专注，好象意识到必须透过所看的事物探寻出更深远的意义。我本来也许会让她们就这么从我视线中消失，象对很多其他姑娘一样，可是她们打我面前经过时，金发姑娘——也许是因为我过分注意地凝视她们了？——偷偷向我投来一瞥，接着，在走过去之后，她回过头来又瞟了我一眼，这一眼可把我的心点燃起来了。不过，见她不再管我只顾和她的女友们又谈起话来，我的热情可能最终会跌落下去，可是下面这件事却使它百倍高涨。我去问门房那三位姑娘是谁，门房说：“她们想见公爵夫人。我想她们三人中只有一位认识公爵夫人，其他两位只是陪她到门口。这是那位姑娘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写对了。”只见写的是德博什维尔小姐，我很快把它复原为德·埃博什维尔，也就是说，据我的记忆所及，这是，或者至少差不多是一个出身极好的姑娘的姓，而且和盖尔芒特家族沾点什么亲，罗贝尔曾经对我说起过她，因为他在一家妓院遇见过她，还和她有过一段私情。现在我明白她那目光的含意，以及她为什么背着伙伴们回头看我。我曾经多少次想到她，并根据罗贝尔告诉我的名字想象过她的容貌啊！而我刚刚看见的就是她，她和她的女友们毫无不同之处，除了那含而不露的目光，这目光把我秘密带进了她生活中某些显然连她的女友们也不知道的阶段，我因而觉得她比较容易接近——几乎已一半属于我了——也比一般的贵族女子更温和。在她的思想上，我们之间早就存在着共有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可能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当然，如果她可以随便跟我约会的话。这不就是她的目光想对我表达的吗？然而那丰富的表情只有我一个人清楚。我的心猛烈地跳着，要问我德·埃博什维尔小姐究竟长得怎样，我也许不能准确描述，我只是又依稀看到一位金发女郎的侧面轮廓，然而我已经疯狂地爱上她了。突然我发觉，我这样推理就好象德·埃博什维尔准是三人中那个回过头来并看了我两眼的金发姑娘似的。而门房并没有这样说呀。于是我又回到门口，再一次盘问门房，他说对这一点他无可奉告，因为那几位姑娘是第一次来，而且他当时又不在场。不过他这就去问他妻子，她见过她们一次。她此刻正在打扫后楼梯。谁一生中没有体验过和上述情况多少有点相似，而且是耐人寻味的猜疑不定的心情呢？比如您将您在舞会上见到的一位姑娘向您的朋友描写了一番，这位好心的朋友据此得出结论说，姑娘大概是他的女友，并且他向您和她一齐发出邀请。但是在那么多女子中间，而且仅仅根据一番口头描绘就断定是谁，不会弄错吗？您即将与之相见的姑娘会不会是另一位，而不是您倾慕的那一位呢？或者相反，即将微笑着向您伸出手来的姑娘会不会正是您希望她是的那一位呢？后一种可能性是相当常见的，这得归功于某种直觉，有时幸运之风也促成好事，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总能用德·埃博什维尔小姐这件事的令人信服的推理来解释。于是当您见到她时，您会在心里说：“正是她。”我记得，我曾经在海边散步的一群姑娘中一下就猜出谁叫阿尔贝蒂娜·西蒙内。这段回忆引起我内心一阵尖锐的痛苦，但为时并不长，在门房去找他妻子的当儿，我考虑的主要是——因为我想着德·埃博什维尔小姐，而在这种等待的时刻，你原先没来由地安在一张面孔上的一个名字，或一种情况，便会处于游离状态，在好几张脸之间飘荡，如果它附着到一张新的面孔上，那么为您提供过有关情况的原先那张面孔就随即变得和先前一样陌生、不相干、不可捉摸——门房也许会告诉我，德·埃博什维尔小姐不是那位金发姑娘，而是两位褐发姑娘中的一位。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姑娘，那个金发的、诡秘的德·埃博什维尔小姐（我相信她的存在，我已经爱上她，并且一心只想得到她）就会消失，门房的决定命运的回答将把她分离成两个互不相关的成份，而我曾经凭着主观臆断把这两个成份结合在一起，有如小说家把从现实生活中取来的各种素材溶于一炉，然后塑造出一个假想的人物，而每一个素材孤立起来看——那时姓名不再能证实目光的意图——便失掉任何意义。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论据将不攻自破，可是事实相反，门房回来说，德·埃博什维尔小姐正是那位金发姑娘，顿时，我的论据就变得坚不可摧了！ 

从此以后，我不再相信什么同音字。如果三个姑娘中有一个叫德·埃博什维尔小姐，回过头来用那种神态甚至几乎是微笑着看我的又正好是她（我的假设初步得到局部验证），而她却不是去妓院的那个德·埃博什维尔，那么，这种偶然性也未免太离奇了。 

第六部 女逃亡者(9)

于是极度忙乱的一天开始了。两天后我将去拜望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她家里，我将见到一位容易接近的姑娘，并和她约会（我能想到办法和她在客厅的一角单独交谈），为了在那天给人一个更好的印象，我必须外出购买所有我认为适合的东西把自己打扮一番，在这以前，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先去给罗贝尔发了个电报，询问姑娘的确切姓名和长相，希望在两天内得到回音，门房说过，姑娘两天后会来看望德·盖尔芒特夫人；我要在同一个时间去拜访公爵夫人（此刻我没有一秒钟想其他事；连阿尔贝蒂娜也不想），不管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哪怕我病了，必须让人用轿子把我抬下去。我打电报给圣卢，并不是因为我对姑娘的身份还有什么怀疑，也不是因为我以为我见到的那个姑娘和他跟我谈过的那个姑娘是不同的两个人。我根本不怀疑她们是同一个人。只是在我不耐烦地等待两天后的那个日子时，能收到一封有关她的详细情况的电报，这在我是一件美妙的事，就好象我已经对她拥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权力。在电报局，我一面因满怀希望而情绪兴奋，劲头十足地拟着电文，一面注意到，我现在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已远非童年时对希尔贝特那样束手无策了。我只费心拟了电文，这以后邮局工作人员就只需把电文拿去，极其迅速的电讯网就只需负责传送，于是法国大陆和地中海，以及致力于查清我前不久遇到的姑娘姓名的罗贝尔那整个花天酒地的过去，这一切都将为我刚刚开始的浪漫史效力，我甚至无需再费脑筋想它，上述那些人会负责在24小时内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管结果是好还是坏。可是从前呢，我被弗朗索瓦丝从香榭丽舍大街带回来，只能独个儿在家酝酿自己无力实现的欲望，不能运用当代文明提供的种种便利，我恋爱的方式象未开化的野人，甚至只能说是象花儿，因为我没有行动的自由。电报发出以后，我便在焦躁不安中捱着时光；父亲偏又要我和他一起离开巴黎两天，这样，去公爵夫人家拜访的事可能给误掉，我心急如焚，一筹莫展，以致母亲不得不出面干预，最后父亲同意我留在巴黎。可是在那几个钟头里，我怒气无法平息，与此同时我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的渴念却因为有人在我们之间设置了障碍，因为我一度害怕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拜访不能成行而高涨了百倍，而我无时无刻不预先为这次拜访感到满心欢喜，就象想到一件必将属于我、谁也无法从我手中夺走的财宝。有些哲学家认为，外部世界并不存在，我们生活的进程是在我们自身完成的。不管怎样，爱情，即便在它微不足道的开端，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它说明外界现实的作用对我们是微乎其微的。若是要我凭记忆画一幅德·埃博什维尔的肖像，要我描写她的体貌特征，那是不可能的事，甚至要我在路上认出她也是不可能的。我只从侧面瞥见过她，她正在走动，她给我的感觉是好看、朴实无华、身材颀长、一头金发，关于她，我说不出更多的情况了。然而欲望、焦虑、怕被父亲带走而见不到她时精神上所受的致命打击，凡此种种都作用于心灵，再加上姑娘在我脑海中的一幅形象，这形象，说到底我并不熟悉，但我知道它赏心悦目就够了，以上这一切便已构成爱情。我高兴得一夜未能成眠，到了第二天早晨，终于收到圣卢的回电：“德·奥士维尔，‘德’贵族姓氏前之介词，‘奥士’如裸麦，禾本科植物，‘维尔’同城市①，小巧、褐发、丰满，现在瑞士。”原来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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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奥士维尔的原文是deorgeville，前部分“orge”与法文“裸麦”（orge）相同，后部分“ville”与城市（ville）相同。 

过了一会儿，母亲拿着信件走进我的房间，漫不经心地将信件放在我床上，脸上摆出在想其他事的神情，她随即又走开了，好让我一个人呆着。而我呢，我熟悉亲爱的妈妈的心计，并且知道任何人都能准确无误地从她脸上猜出她的心思，只要掌握一把钥匙，那就是懂得她总想让别人高兴，于是我微微一笑，心想：“信件里面一定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妈妈装出这副若无其事、心不在焉的样子是为了给我一个完全的意想不到，而不象有些人，他们先就把事情告诉了你，使你兴味大减。她没待在我这里是因为怕我出于自尊心掩盖自己的高兴，从而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乐趣。”母亲走到门口正要出去时，迎面碰到正走进我房间的弗朗索瓦丝，母亲便硬让她退回去，并把她拽到房外，弄得弗朗索瓦丝莫名其妙，大为不快，因为她认为她的差事包含一项特权，那就是她可以随时走进我的房间，并且，如果她乐意的话，可以呆在这里。但是，转眼间她脸上惊讶、气愤的表情已被一个阴郁而粘糊糊的微笑所掩盖，这微笑带着超越一切的怜悯和哲理的嘲讽，是受伤的自尊心分泌出来医冶自己伤口的粘液。为了不感到自己被瞧不起，她便反过来瞧不起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是主子，主子都是任性的人，他们引人注目不是靠聪明才智，他们的乐趣在于依仗别人对他们的畏惧，硬要聪明人和仆人去做一些荒诞不经的事，以充分显示他们的主子地位，比如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命人把水煮沸，规定打扫房间要用湿抹布，人家想进房间的时候偏要他出去。我母亲匆忙中带走了蜡烛。我发现她把邮件放在紧靠我的地方，为的是引起我注意。不过我感觉出那都是报纸。也许报上有某个我喜爱的作家写的文章，由于他现在很少写作，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走向窗口，拉开厚厚的窗帘。在灰白的雾蒙蒙的日光之上是粉红色的天空，红得象厨房里在这种时刻点燃的炉灶，它使我充满希望，又使我心中漾起一个欲念：去我在那儿遇见过一个脸颊红扑扑的卖牛奶姑娘的山区小站过夜，并在那儿醒来。 

我翻开《费加罗》报。多么无聊！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和我寄到报社而没被刊登的文章标题正好一字不差。而且不仅标题相同，下面几个词句也完全一样。这，这太不象话了。我要寄一份抗议书去①。咦，不只是几个词句相同，而且是整篇文章，还有我的署名……原来我那篇文章终于发表了！可是，也许在那个时期我的思想已经开始有点老化，有点疲乏了，它仍继续按原来的路子思考，好象还没明白这就是我那篇文章，如同老人必定要做完已经开始的动作，哪怕这动作已没有必要了，哪怕前面出现一个未曾料到的障碍，必须退却，否则就有危险。接着我便端详这精神食粮——报纸，由于刚从印刷机里出来，又带着晨雾，这报纸还是热乎乎潮润润的，它在晨曦微露时就被分送到女佣们手中，女佣们把它和加牛奶的咖啡一起拿给她们的主人，它在同一个时间进入千家万户，既多得数不清而每人拿到的又是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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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时我听到弗朗索瓦丝在嘟嘟哝哝，她一向认为自己可以大摇大摆进我的房间，这次被赶出来很是愤愤不平，“你说这让不让人难受，他是我眼看着生下来的孩子。当然，他妈妈生他时我没看到，不过，说得实在点，我第一次看见他时，他还不满5岁哩！”——作者注。 

我手中拿着的不是某一份报，而是一万份报中的任意一份；这文章不只是我写的文章，它是我写的而且被所有人阅读的文章。为了正确估计此刻在别人家里发生的现象，我必须不以作者的身份而以报纸的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读这篇文章，这不仅是我写的东西，在众多人的思想里，这是作者的代表和象征。因此，我必须暂时不作为作者而作为报纸的任意一位读者来读它。然而首先就遇到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不知道报上有这篇文章的读者会读到它吗？我漫不经心地展开报纸，仿佛自己就是这样一位读者，脸上甚至做出一副不知道今天报上有些什么，并急于要看看社会新闻或政治消息的神情。我的目光故意避开那篇文章（为了做得逼真，也为了不偏袒自己，就象有的人在等待时数数故意数得特别慢），可是文章特别长，我的目光扫过时免不了挂住一段。不过，看到头版文章的人，乃至阅读它的人，很多并不看署名。我自己就很可能说不出昨天报上头版的文章是谁写的。此时我便下决心，今后凡是头版的文章都要读，还要看一看作者的名字；然而正象妒忌的情人不欺骗情妇是为了相信情妇对他也是忠实的，我伤心地想，今后我对别人的文章的关心并不一定能，事实上也没有能强使别人对我的文章回报以关心。再说还有外出打猎的人，以及一大早就离开了家的人，话说回来，总还有几个人会读它。于是我学着这些人的样子，开始阅读了。尽管我知道很多读这篇文章的人都会认为它令人厌烦，但是我却觉得，我阅读时在每个字里看到的东西都跃然纸上，我不能相信，别人睁开眼不会直接看到我所看到的形象，因为我以为作者的思想能直接被读者领会，其实，后者头脑里形成的是另一种思想，所以我的想法和那些以为他们讲的话将一毫不差地沿着电话线传过去的人们一样天真；就在我想作为任意一个读者时，我的思想却按作者的方式重复着我的文章的读者们将要做的工作。如果说德·盖尔芒特先生不理解布洛克喜欢的某个句子，他却可能玩味被布洛克轻忽的某一感想。同样，前一个读者弃而不读的部分可能会有另一个读者去拜读，这样，整篇文章就会被一大群人捧上天，使我不得不对自己产生怀疑，而且也不再需要为自己的文章辩护了。实际上，不管多么出色的文章，其价值就象议会报告中的某些词句一样，部长说的“我们走着瞧”这几个字不过是下面这句话的一部分，也许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这句话应该是：参议院主席，内务和宗教部长说：“我们走着瞧吧。”（极左派热烈欢呼。中间派和左派席位上有几个人喊“很好！很好！”句子的结尾比句子中间部分美，与开头亦很相称）。新闻文学的美一部分在于它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这是这类文学的先天性缺陷，名气很大的《星期一》周刊也未能幸免。文章好比集体创造的一尊维纳斯雕像，如果你囿于作者的思想，你就等于只看到一只残缺的胳臂，因为文章的完整思想是在读者头脑中实现和完成的。但由于人群，不管多么优秀的人群，不可能是艺术家，所以他们给文章打上的最后印记总有点平庸的意味。比如每星期一，圣伯夫可能想象德·布瓦尼夫人躺在她那带有高大圆柱的床上读他发表在《立宪报》上的文章，并且很赏识某个漂亮句子，这个句子他自己也为之得意了很久，但若不是他认为要扩大他的专栏文章的影响就必须往文章里塞进很多这样的句子，那么也许这句话永远也写不出来。荣誉勋位管理会总管大概也在看这篇文章，而且稍后去拜访他的挚友时会跟她谈起。身着灰色长裤的德·诺阿耶公爵晚上用车来接他时会告诉他社交界对此文的看法，除非在这以前他已从德·阿布维尔夫人的短简中了解到这些看法。既然我对自己的怀疑建立在一万个人对我的赞同和支持上，因此，此刻我阅读那篇文章时便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在才华方面的希望，其程度与我仅为自己阅读而写这篇文章时对自己的不信任相同。我似乎看到，此时此刻对很多人来说，我的思想——或者，对那些不能懂得我的思想的人们来说，甚至不是我的思想，而仅仅是我的名字的一再出现，以及对我这个人的联想，并且是美化了的联想——在他们头上闪耀，把他们的思想染成了曙色，这曙色比此刻在各家窗户上同时升起的粉红曙光更使我浑身充满力量和得胜的喜悦①。因此，这令人鼓舞的阅读一结束，原来没有勇气把自己的手稿重看一遍的我，竟想立即把文章再读一遍，但并不象人们对自己过去写的一篇文章，认为“既然看了一遍，就可以看第二遍。”我决定叫弗朗索瓦丝再去买若干份，就说是为了送给朋友们，其实是为了亲手触摸一下我的思想千百倍增生这一神奇现象，同时可以假设自己是某一位先生，他刚打开《费加罗》，这样我就可以在另一份报纸上读到同样的句子。正好我已有很久没去看望德·盖尔芒特夫妇了，我将去拜访他们，借此机会通过他们了解人们对我的文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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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在我尽量作为任意一名读者的时候，我看到布洛克、德·盖尔芒特夫妇、勒格朗丹、安德烈、还有某某先生从每句话里找出它们包含的形象，于是我又以作者的眼光读这篇文章。但是为了使我竭力扮演的那个不可能存在的人兼有一切对我最为有利的对立面，我虽然以作者的身份读它，却以读者的身份来评判自己，因而我没有任何作者在把自己想表达的完美境界与实际文章相对照时会有的那些苟求。在我写那些文章时，它们和我的思想相比是那么苍白，和我对事物和谐而明晰的看法相比显得那么复杂和晦涩，而且充满我不知如何填补的空白，因此，当时读这些文字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只能使我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可救药地缺乏才华。但是现在，由于我竭力把自己作为读者，就把评判自己这一痛苦责任推卸给了别人，至少在读我写下的东西时，能够将我原来想表达的东西一笔勾销。我一面读，一面尽量使自己相信这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于是文章中所有的形象、所有的感想、所有的形容词——只看其本身，不去想它们与我原来想写的相比是一个失败——都以它们的光彩、它们的新颖、它们的深邃使我陶醉。当我感觉到某处是明显的败笔时，我就躲避到对文章赞叹不已的任意读者这一身份后面，并对自己说：“算了！一个读者怎么能觉察这个欠缺呢？不错，这儿可能缺了点什么，可是，要是他们不满意那真叫见鬼了！就现在这样，妙语连珠之处已经够多的了，比他们通常读到的要多。”——作者注。 

我想到某位女读者，我是那么希望进入她的闺房，报纸即便不会给她带去我的思想（因为她不能理解它），至少也能带去我的名字，如同人们在她面前对我的一声赞扬。然而你不爱的东西受到赞扬不能牵动你的心，正如你不理解的思想不能吸引你的思想。而我其余的朋友呢？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如果我不能去看他们，那么不妨继续写作，通过我的文章去接近他们，在字里行间与他们交谈，让他们按我的意向思考，让他们喜欢我，并接受我进入他们的心灵，这对我将是一件愉快的事。我这么想是因为社交关系迄今为止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一席位置，缺少这种关系的未来日子使我害怕；还因为在我身体恢复到能重新去看望朋友们之前，写作这一权宜之计能使我得到他们的关注，也许还能激起他们的赞赏，这对我是一个慰藉；我虽这么想，但我却感觉到这是不现实的，不错，我喜欢把朋友们的关心想象成我的乐趣之所在，然而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的、主动的乐趣，这种乐趣不是他们所能给我的，也不是我跟他们交谈时所能得到的，而恰恰是在远离他们写作时我才能得到；如果开始写作是为了间接与他们见面，为了让他们对我有一个更好的看法，为了替自己在社交界取得一个更好的地位作准备，那么，日后也许写作会使我不再想见他们，而文学为我在社交界取得的地位，我也许不再想去享用它，因为那时我的乐趣就不是在社交活动中而是在文学创作之中了。 

因此，午饭后我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家时，主要不是为了见德·埃博什维尔小姐，圣卢的一封电报已经使她这个人失去了最精彩的东西，而是为了在公爵夫人身上看到我的文章的女读者之一，从而想象公众，也就是《费加罗》的订户和买主们，对我那篇文章可能持有的看法。况且，我去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也并非没有乐趣。尽管我对自己说，对于我，这个沙龙与其他沙龙的差别在于它在我想象中已存在了很久，我虽明白这一差别的原因，却不能取消这一差别。而且在我心目中存在着好几个盖尔芒特姓氏。印在我记忆中的那个盖尔芒特，就象印在通讯地址录上的一样不能引起任何诗意的联想，但追溯到更早时期，即我不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那个时期的几个盖尔芒特是能够在我心中恢复其诗意形象的，尤其当我好久没见她，当姓氏的神秘之光没有被凡夫俗子之身的刺目光亮遮没的时候。于是我就象遐想某种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东西一样又思念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府邸来，正如我重又思念起早先我梦中的雾蒙蒙的巴尔贝克，好象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似的，或是重又想起1点50分的那次列车，仿佛我没乘过这趟车似的。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存在，只是我一时把这一点给忘了，正如有时我们想念一个亲爱的人，却一时忘了他（她）已经不在人间。后来，我走进公爵夫人的前厅时才恢复了对现实的概念。不过我安慰自己说，不管如何，她对于我是现实和梦幻之间的千真万确的交点。 

一进客厅我便看见了那位金发姑娘，我曾在24小时中把她误当成圣卢和我谈起过的那位。她主动要公爵夫人把我重新介绍给她。的确，从走进客厅那一刻起，我也有一种和她早已熟识的感觉，但一听到公爵夫人说：“啊！您和德·福什维尔小姐见过面？”这感觉当即烟消云散了。其实，我敢肯定自己从未被介绍给任何一位叫这名字的姑娘，否则，一定会留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听过关于奥黛特的爱情及斯万的妒忌心的史话，自那以后，德·福什维尔这名字在我记忆中简直太熟悉了。我两次弄错姓氏，一次是把“德·奥什维尔”误忆为“德·埃博什维尔”，一次是把“福什维尔”的误写纠正为“埃博什维尔”，这双重谬误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错就错在向别人介绍事物是按照它们本来的面目，介绍姓名是按它们原来的写法，介绍某人则按相片和心理学所给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感知到的通常远非如此。我们七颠八倒地看世界、听世界、设想世界。我们按自己听到的去重复一个名字，直到经验纠正我们的谬误，而且谬误并不总能得到纠正。在贡布雷，大家跟弗朗索瓦丝谈到萨士拉夫人有25年之久，而弗朗索瓦丝继续说“萨士兰”夫人，她这样做并非出于骄傲，有意坚持错误，虽然这是她的老脾气，而且往往因我们唱反调而变本加厉，这是她对1789年平等原则照耀下的法国圣—安德雷—德乡①地区所作的全部贡献（她只要求一项公民权利，那就是不跟我们一样发音，并且坚持认为hegte，été，air是阴性名词）②，而是因为事实上她听到的始终是“萨士兰”。这种永存的谬误恰恰就是“生活”，其千变万化的形式不仅表现在听觉世界和视觉世界，还表现在社交世界、感情世界和历史世界等等。在第一主席夫人的眼里，卢森堡公主只不过是个轻佻女人，这倒没什么严重后果；斯万认为，奥黛特是个不易相处的女人，那后果就比较严重了，因为他依据这一看法，构想了整个爱情故事，而后来他明白自己的错误时，只能更增加他的痛苦；在德国人看来，法国人梦寐以求的就是报复，这事的后果就更严重了。我们对万物只有一个未定形的、片面的看法，而后用一些主观的联想去补充，就是这些联想造成危险的暗示。因此，听到福什维尔这个姓，我本没什么可惊讶的（而且我已经在思忖，她是不是我以前常听人谈论的那个福什维尔的亲戚），可是金发姑娘大概想巧妙地防止别人提出一些可能是不愉快的问题，便先发制人地对我说：“您过去和您的朋友希尔贝特来我家时常看到我，您不记得了。我看出您认不出我了。我可是一下子就认出了您。”（她说这话好象她是在客厅里一下子认出我的，事实是她在街上就认出了我，还跟我打了招呼，而且德·盖尔芒特夫人后来对我说，德·福什维尔小姐曾当作一件很滑稽、很不寻常的事向她叙述，我曾经如何把她当成轻佻女人尾随她，从她身旁擦过。）她走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她叫德·福什维尔小姐，原来，斯万去世后，奥黛特（她表现出那么深沉、持久、真心的悲痛，令所有的人惊讶不已）顿时成了一位十分富有的寡妇。福什维尔娶了她，当然，在这以前他花了很长时间到各个庄园转了一趟，确信他家族的人会接待他的妻子。（这个家族起先刁难了一番，后来考虑到一个穷亲戚就要由近乎贫困的处境转为富足，今后用不着他们再接济了，就作了让步。）不久以后，斯万的一位叔父去世了，这位叔父生前从陆续仙逝的好几位亲戚那里得到一大笔遗产，现在全部财产留给了希尔贝特，这样希尔贝特便成了法国最有钱的女继承人之一。然而这时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下，一个反犹太人的运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却有更多的犹太人进入上流社会。政治家们认为司法错误的披露将给反犹太主义一个打击，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但社交界的反犹太思潮却有增无减，日趋激化，至少暂时如此。福什维尔象任何稍有点身份的贵族子弟一样，从家族成员的谈话中得到一个信念，那就是他的姓氏比拉罗什富科这个姓氏还要古老，因此他认为，娶一个犹太人的遗孀为妻是做了一件善事，无异于一位百万富翁收留一个流落街头的妓女，把她从贫困和泥淖中拯救出来。他甚至准备把善心扩大到希尔贝特身上，这姑娘的百万家产虽然有助于她嫁个好人家，但斯万这个荒唐的姓氏却是个妨碍。于是他宣称收她为养女。众所周知，斯万结婚后，德·盖尔芒特夫人曾拒不接待他的妻子和女儿，这使她周围的人大为惊讶——再说她也有引起别人惊讶的爱好和习惯。表面看来这种态度对斯万来说尤其残酷，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奥黛特结婚的前景对于他恰恰意味着能把女儿介绍给德·盖尔芒特夫人。他这样一个阅历很广的人也许本该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为自己设想的图景是永远不会成为现实的，可是这种种原因之中，有一个原因使他对未能介绍女儿感到遗憾。这个原因可以这样来解释：人们构想出各种生活画面，小至在日落中品尝鲈鱼，为此一个深居简出的人会决心乘一趟火车，大至渴望某个晚上乘坐一辆豪华马车停在一个高傲的女出纳面前让她大吃一惊，为此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会谋财害命，或者巴不得亲人死掉好独吞遗产，这要看他是胆大包天还是懒惰成性，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还是停留在酝酿计划的第一步，总之，不管构想什么样的画面，为了实现这一画面所采取的行动——旅行、结婚、犯罪等等，会使我们起深刻的变化，以至我们对自己成为旅客、丈夫、罪犯、孤独者（后者为获得荣誉而开始工作，但工作又使他对荣誉的渴望变得淡泊）之前构想的画面不再重现，也许连想也不去想了。再说，纵然我们下定决心不肯徒劳无益，也有可能日落景象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或者到那时我们因感到寒冷宁愿在火炉边喝汤而不想在露天品鲈鱼，也可能我们的马车丝毫未打动女出纳的心，她出于别种原因本来对我们十分敬重，而我们陡然摆阔反倒引起了她的猜疑。简而言之，我们发现婚后的斯万特别重视妻子和女儿与邦当夫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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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弗朗索瓦丝是圣－安德雷－德乡人。 

②hegtel（旅馆），été（夏天），air（空气）均为阳性名词。 

公爵夫人拒不让人向她引见斯万夫人和小姐有多种缘由，都出自于她对社交生活的盖尔芒特式的理解，在这些理由之外还可补充一点，那就是未堕入情网的人们常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冷眼旁观恋人们身上被他们认为荒唐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可以用爱情来解释。“哦，我才不去管这闲事呢；如果可怜的斯万有这份兴致来干蠢事，毁掉自己的一生，那是他的事，可是要把我拉进去那可不行，这事不会有好结果，我瞧他们怎么办。”当斯万早已不再钟情于奥黛特，也不再留恋维尔迪兰的小帮派时，他自己也劝我对维尔迪兰夫妇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第三者对自己未被卷入的激情和这些激情造成的难以理解的行为之所以能做到旁观者清，原因全在于此。 

德·盖尔芒特夫人排斥斯万夫人和小姐时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令人颇为吃惊。当莫莱夫人和德·马桑特夫人已经开始和斯万夫人交往，并把很多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带到她家时，德·盖尔芒特夫人不仅依然毫不妥协，而且还设法破釜沉舟，要她的堂妹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效法她。一天，那是在鲁维埃内阁时期，是德法两国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人们以为德法之间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了，我一个人和德·布雷奥代先生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吃晚饭，我觉得公爵夫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由于她是个喜欢过问政治的人，我还以为她的神情表明她担心爆发战争，就象有一天，她来吃饭时也是愁容满面，勉强用单音节的字回答别人的问话，有人怯生生地问她为什么事发愁，她神情严肃地说：“中国让我不安。”然而，过了一会儿，德·盖尔芒特夫人主动解释她为何心事重重（我曾把它归之于担心德法两国宣战），她对德·布雷奥代先生说：“据说玛丽－埃那尔想给斯万一家一席地位，我明天上午无论如何得去拜访玛丽—希尔贝，要她帮我阻止这件事，否则，还成什么社会。德雷福斯事件是很有意思，可这一来，街拐角的杂货铺老板娘只需自称是民族主义者就可以要我们接待她了。”这一席话与我期待的回答相比是那么无聊，因此我的惊奇不亚于一个读者在《费加罗》的习惯版面上寻找有关日俄战争的最新消息时，不料却看到给德·莫特马尔小姐赠送结婚礼物者的名单，贵族婚礼竟重要到把一场两国间的海陆之战挤到了报尾的程度。公爵夫人终于在她那过了分寸的坚持不懈的立场中满足了自己的孤傲，而且不放过任何表露这种心情的机会。“拔拔尔①认为，”她说，“我们俩是巴黎最风雅的人，因为只有我和他不理斯万太太和斯万小姐。他断言风雅就是不认识斯万太太。”说着公爵夫人纵情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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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布雷奥代先生。 

然而，斯万一去世，德·盖尔芒特夫人便再也不能从拒绝接待他女儿的决定中得到她本来可以得到的傲气、独立自主和迫害欲方面的满足了。斯万在世时，她美滋滋地感到自己能抵制他，而他却不能叫她收回成命，现在斯万不在了，她的心满意足之感也就此告终。于是公爵夫人开始发布新决定，这些决定在活着的人身上实施，能使她感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公爵夫人并不是想着斯万小姐，只是当别人向她谈起这位姑娘时，一种好奇心油然而生，好象人们谈的是一个她从未涉足过的地方，而且她不再因为必须抵制斯万的奢望而对自己掩盖这种好奇心，另外，一种感情里往往混有很多别的感情，所以也说不清她对斯万姑娘的兴趣里是否含有某种对斯万的情意。也许——因为在社会的各个层次，无聊的名利场的生活麻痹了人们的同情心，使人们失去了让死者在自己心中复活的能力——公爵夫人属于那种女人，她们需要某人的存在（而作为名符其实的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她最善于延长这种存在）才能真正爱他或恨他（后一种情况比较罕见）。因此她对人们怀有的善良感情往往在他们活着时由于他们的某些行为触怒了她而被中断，一俟他们去世，这些美好的感情便重新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产生一种弥补过去的愿望，因为这时他们在她的想象中，当然是极为模糊的想象，就只有优点，而没有他们活着时令她生气的那些小小的满足、小小的奢望。因而她的为人虽然浅薄，但有时她的行为却有某种高贵之处——其中也不乏卑劣的成份。确实，绝大部分人都只奉承活人而毫不考虑死者，她却往往在那些活着时被她亏待的人去世以后做一些他们生前希望的事。 

至于希尔贝特，所有爱她并且稍稍维护她的自尊心的人恐怕都不会因为公爵夫人改变了对她的态度而高兴，除非他们以为希尔贝特如果轻蔑地拒绝公爵夫人的主动接近，就能一洗25年来所受的侮辱。可惜，心理的反应与情理的想象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某人不恰当地辱骂了一个对他至关重要的人，便以为在他身旁实现雄心的希望从此成为泡影，不料恰恰相反，这一骂反而使他的雄心得以实现。希尔贝特对善待她的人相当冷淡，对傲慢无礼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却一直怀着崇拜之情，还琢磨为什么她如此傲慢无礼；有一次她甚至想写信给公爵夫人，问问她和一个从未冒犯过她的姑娘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她要是真这样做会叫所有对她有点好感的人为她羞死。盖尔芒特家族在她眼里具有其贵族身份也不可能赋予他们的宏大气势。她不仅把他们置于整个贵族阶层之上，而且把他们看得比所有的皇亲国戚还高。 

斯万的生前女友们很关心希尔贝特。贵族阶层得知她不久前又得到一笔遗产，人们于是开始注意到她是多么有教养，她将会成为一个多么讨人喜欢的女人。有人声称，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位表妹，德·尼埃弗公主有意让儿子娶她。德·盖尔芒特夫人把德·尼埃弗尔夫人恨得牙痒痒的。她到处扬言，这样的联姻将是一桩丑闻。德·尼埃弗尔夫人吓坏了，忙保证说她从未想过此事。一天午饭后，天气晴朗，德·盖尔芒特先生要和太太外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着穿衣镜整理头上的帽子，一双蓝眼睛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和那依然金灿灿的头发，贴身女仆手里拿着各色遮阳的小伞让女主人从中挑选一把。阳光从窗户大量照进来，于是夫妇俩决定趁这好天气去圣克鲁游览参观。德·盖尔芒特先生已穿戴停当，手上是珠灰色手套，头上是一顶大礼帽，他心想：“奥丽阿娜确实仍然很出众，我觉得她迷人极了。”这时他见妻子心情很好，便说：“对了，德·维尔莱夫人托我跟您讲件事。她希望您星期一去歌剧院。但是因为她带着斯万小姐，所以不敢跟您说，就请我试探试探。我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向您转达而已。说真的，我觉得我们似乎可以……”他又闪烁其辞地补充了一句，因为他们俩对某个人的看法总是共同的，在各自的头脑里产生时就是一致的，他心里明白妻子对斯万小姐的敌意已经平息，而且很想认识她。德·盖尔芒特夫人整理完面纱，挑了一把阳伞，说：“您看着办吧，我无所谓。我看认识一下这个姑娘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很清楚，我从来没和她有什么过不去，只不过以前我不愿意让人觉得我们接待朋友中间的姘居男女。如此而已。”“您做得完全对，”公爵回答说，“您是明智的化身，夫人，而且，您戴着这顶帽子很漂亮。”“您太好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对丈夫微笑着说，一面向门口走去。但是在上车之前，她觉得有必要再向他解释几句：“眼下有不少人去看望她母亲，母亲也聪明，一年中倒有大半年生病在家。据说姑娘很讨人喜欢。大家都知道，斯万在世时我们对他很好，所以会觉得这件事顺理成章的。”随后他们就出发一起去圣克鲁了。 

一个月以后，斯万姑娘（她当时还不叫福什维尔小姐）来盖尔芒特家吃午饭。大家谈天说地；席终，希尔贝特怯生生地说：“我想你们以前跟我父亲很熟。”“可不是吗，”德·盖尔芒特夫人用伤感的语气说，表明她很理解斯万女儿的悲伤，但那语气有意过分夸张，使人觉得她想掩饰她其实已记不太清楚斯万其人了。“我们跟他很熟，我完全记得他。”（她的确能记起他，25年里他几乎每天来看她）“我很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就跟您说说，”她又说，好象她要跟女儿解释父亲是何许人，要向女儿提供一些有关父亲的情况似的，“他是我婆母的好朋友，和我的小叔子帕拉墨德斯交情也很深。” 

“他也到这儿来，甚至常在这儿吃午饭，”德·盖尔芒特先生补充道，为了炫耀自己是多么谦虚，多么注重事实的准确性。 

“您记得的，奥丽阿娜。噢，您父亲是个多好的人哪！大家完全能感觉到他多半出生于一个正派人家！而且过去我见过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和他的父母都是多么好的人啊！” 

人们会觉得，倘若斯万和他的双亲还在人世，德·盖尔芒特公爵会毫不犹豫地举荐他们当一名花匠，圣日尔曼郊区便是如此对任何资产者谈论其他资产者的，也许是为了让对方高兴，因为在交谈的当儿，他（她）被看作一个例外；也许，更确切地说，是为了羞辱对方，或者两种意图兼而有之。比如一个反犹太分子在非常和蔼可亲地对待某个犹太人的同时，却对他大讲犹太人的坏话，不过用的是泛指的方式，这样既可伤害对方又不显得粗暴无礼。 

德·盖尔芒特夫人是瞬时的主宰，在某个时刻，她确实能做到对您好得无以复加，简直下不了决心让您离去；然而她又是瞬时的奴隶。过去在谈兴正酣时，斯万曾有几次使公爵夫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对他有点好感，现在他再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他很讨人喜欢，”公爵夫人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同时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希尔贝特，如果碰巧姑娘很敏感，那么这目光便是向她表示得到了理解，还表示倘若她们俩是单独在一起，倘若当时的情况许可，德·盖尔芒特夫人真想向她袒露她那无限深厚的同情心。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呢，也许他觉得客观情况正好不允许如此流露感情，也许他认为所有感情的夸张都是女人的事，男人无须过问，正如无须过问女人的其他权限，除了烹调和美酒（他把这两项权限划归自己，因为在这两方面他比公爵夫人更有学问），因此他虽然参加谈话，却认为最好不要为谈话添薪加柴，他是带着显而易见的不耐烦情绪听这场谈话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在一阵同情心发作过后，便以社交界的无聊对希尔贝特说：“喏，我来告诉您，他是我的小叔夏吕斯的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很熟悉富瓦丝农（德·盖尔芒特亲王的庄园）。”她说这话就好象对斯万来说认识德·夏吕斯先生和亲王是一件偶然的事，好象公爵夫人的小叔和堂兄弟是斯万在某种情况下偶然结交的两个人，其实斯万跟这一阶层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又仿佛她想让希尔贝特明白她父亲大体上是何许人，并通过某一特征替她父亲确定位置，正象人们为了解释怎么会跟一个本来不一定会认识的人有了来往，或者为了突出自己的叙述，便援引某个人给予的特殊保护。至于希尔贝特，她正好一直在设法改变话题，因此，见谈话终于结束心里特别高兴，她继承了父亲那种细腻的识时务知分寸的直觉，又聪明可爱，公爵和公爵夫人都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大为赏识，他们请希尔贝特不久以后再去。此外，他们象所有缺乏生活目标的人一样对细枝末节观察入微，有时在与他们交往的人身上发现一些其实是极普通的优点，他们会大呼小叫赞叹不已，那份天真就象城里人在乡下发现了一根小草；有时他们又用显微镜看别人的细微缺点，将其无限扩大，深恶痛绝，评论个没完，而且常常是对同一个人这样时褒时贬。在希尔贝特身上，闲得无聊的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那洞察秋毫的眼光首先注意到的是她的可爱之处。“您注意到她吐某些字的方式没有，”公爵夫人在希尔贝特走后问丈夫说，“完全是斯万的风格，我简直以为是他在讲话呢。”“我正要发表同样的看法，奥丽阿娜。”“她很风趣，完全是她父亲的气质。”“我甚至觉得她胜过她父亲。您记得她讲海水浴的事讲得多精彩吗？她有一种斯万所没有的生动活泼。”“噢！他也是很幽默的。”“我不是说他不幽默，我是说他缺乏生动活泼。”德·盖尔芒特先生用呻吟般的声调说，因为痛风病使他心烦，当他不能向其他人表明自己烦躁时，总是冲着公爵夫人发脾气。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其中的原因，于是就做出一副不被人理解的样子。 

公爵和公爵夫人既已对她有好感，其他人有必要时也会对她说一声“您去世的父亲”，不过这已无济于事了，因为大约在同一时期，福什维尔先生已收她为养女。她称福什维尔“我的父亲”，她的彬彬有礼、高雅脱俗的言谈举止深得寡居的老夫人们的欢心，大家一致公认，福什维尔固然待她很好，但姑娘也很有良心，懂得感恩图报。也许因为她希望显得洒脱自如，有时也确能做到洒脱自如，她对我讲了她是谁，并且在我面前谈起她的亲生父亲。但这只是一次例外，平时人们不敢在她面前提起斯万的名字。 

刚才走进客厅时，我碰巧注意到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过去这两幅素描一直被束之高阁，放在楼上一间书房里，我也是偶然见过。如今埃尔斯蒂尔时兴了。德·盖尔芒特夫人曾把这位画家的那么多作品给了她的堂妹，现在心里懊恼不已，倒不是因为这些画时兴了，而是因为她现在欣赏它们了。其实所谓时髦乃是一群人的热衷造成的，而德·盖尔芒特夫妇则是这类人的代表人物。但她无意再买几幅这位画家的其它作品，因为那些画的价格上升得惊人地高，她想至少客厅里总得摆点什么埃尔斯蒂尔的东西，于是命人把这两幅素描从楼上搬下来，并且宣称她“喜欣他的素描甚于他的油画。”希尔贝特认出了画家的笔法。“好象是埃尔斯蒂尔的作品，”她说。“正是，”公爵夫人冒冒失失地答道，“这正是您的……这是几位朋友建议我们买的。真是妙极了。依我看，比他的油画更高一筹。”我呢，没听见她们之间的这段对话，只顾走过去观赏素描，“咦，这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是……”这时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拼命向我示意。“啊，对了，这两幅埃尔斯蒂尔的素描是我在楼上常常欣赏的。挂在这儿比挂在楼道里更合适。说到埃尔斯蒂尔，昨天我在《费加罗》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他。您看过那篇文章了吗？”“您在《费加罗》报上写了文章？”德·盖尔芒特先生惊呼道，其惊奇程度就仿佛他在喊：“咦，这不是我的表妹吗！”“是的，昨天。”“在《费加罗》报，您肯定？这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俩各人都订有一份《费加罗》，即使一个人没注意到您的文章，另一个人也会看到的。是不是，奥丽阿娜？报上根本没有。”公爵命人拿《费加罗》来，见是真的才相信了，好象在这以前，更可能是我弄错自己在什么报上写文章的了。“什么？我不明白，这么说您在《费加罗》上写了篇文章？”公爵夫人对我说，看来要谈一件她不感兴趣的事很费力气。“好了，巴赞，您以后再读吧。”“让他读吧，公爵的大胡子垂在报纸上的样子很有派头。”希尔贝特说，“我回家后立即看这篇文章。”“是啊，现在大家都把胡子剃了，他反倒留起胡子来了，”公爵夫人说，“他从来不跟任何人雷同，我们结婚以后，他不仅剃掉了胡须，连唇髭也不留了。那些不认识他的农民都不相信他是法国人。那时他的称号是德·洛姆亲王。”“现在还有德·洛姆亲王吗？”希尔贝特问，一切与那些很长时期里不愿和她打招呼的人们有关的事都使她感兴趣。“不，没有了，”公爵夫人回答，目光带着忧郁和抚爱的神情。“那么好听的封号！法国最雅的封号之一！”希尔贝特说，因为有时有些聪明人也会说出某一类的平庸之辞，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时钟到点就要鸣响一样。 

“可不是吗，我也惋惜。巴赞希望由他妹妹的儿子恢复封号，不过这就不是一码事了；说到底也可以是一码事，因为不一定非得长子继承封号，可以由长子转给次子。刚才我讲到巴赞当时把胡须刮得精光；有一天，正是朝圣的日子，您记得吗？我的小伙子，”她对丈夫说，“是去帕赖—勒—莫尼亚勒①朝圣，我的小叔夏吕斯颇喜欢和农民聊天，他不时问问这个，又问问那个：‘你是哪儿人，你？’而且他很慷慨，总要赏给他们点什么，还带他们去喝酒。没有一个人能象梅梅②那样既高傲又平易近人。他可能不屑于向一位公爵夫人行礼，因为觉得她不配当公爵夫人；但他可能待一个管猎狗的仆人好得无以复加。于是，我对巴赞说：‘瞧，巴赞，您也跟他们聊聊嘛。’我丈夫并不总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承蒙嘉许，奥丽阿娜，”公爵说，并继续专心致志地阅读我的文章。“他一眼瞧见一个农民，便一字不差地重复他兄弟的问话：‘你呢，你是哪儿人？’‘我是洛姆人。’‘你是洛姆人？那么我是你的亲王。’农民看看巴赞刮得发青的脸，回答说：‘不可能。您，您是个英国人。’就这样，在公爵夫人的简短叙述里，常会突然冒出象德·洛姆亲王这样高贵而杰出的封号，他们恢复了应有的位置、原来的状况和地方色彩，就象在某些祈祷书里，人们能在当时的一大片尖塔中认出布尔日教堂的尖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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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勒—勒—莫尼亚勒：在法国索恩—卢瓦尔省，当地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教堂，甚为有名。 

②梅梅，夏吕斯男爵的昵称。 

有人把听差刚放下的名片拿了过来。“我不明白他是怎么了，我并不认识她。这得感谢您，巴赞。可是结交这一类关系并不是您之所长，我可怜的朋友，”随后她又转过身对希尔贝特说，“我甚至无法向您解释她是谁，您肯定不认识她，她叫鲁弗斯·伊斯拉埃尔夫人。”希尔贝特的脸顿时绯红：“我不认识她，”她说（这是撒谎，因为伊斯拉埃尔夫人在斯万去世前两年与他重归于好，并且对希尔贝特始终直呼其名），“不过我从别人那里知道您说的这个人是谁。” 

我听说有位姑娘不知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笨拙，问她的父亲——不是养父而是亲生父亲——姓什么，她因心情纷乱，同时也是有意让说出来的话走样，竟然把父亲的姓发成斯凡而不是斯万，后来她意识到这一音变产生了贬义，因为把原来英国人的姓变成了德国人的姓。她甚至还补充说：“关于我的出生众说不一，我呢，还是一概不予理会为好。”她说这话象在贬低自己，实为抬高自己的身价。在想到父母时（因为斯万太太在女儿心目中是个好母亲，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希尔贝特尽管有时也会为自己对待生活的这种态度感到十分羞愧，但不幸的是应该承认，她的生活观中的某些成份无疑来自她的父母，须知，我们本身不是七拼八凑起来的。母亲身上的利己主义与父亲家族固有的另一种利己主义加在了一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相加，甚至也不是简单地互为倍数，而是构成一种新的利己主义，它比前两种要强大、可怕无数倍。自有世界以来，自家族间联姻以来，一个家族的某一缺点与另一家族的形式不同的同一缺点也互相结合，从而在孩子身上形成这一缺点的登峰造极、可憎之至的变种，这样聚积起来的利己主义（这里仅以利己主义为例）的威力之大足以摧毁整个人类，幸亏从祸害本身产生出天然的限制物，将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就象纤毛虫的天敌阻止它无止境地增殖，使地球不致被纤毛虫毁灭，单性受粉使植物免于灭绝等等。有时，一种好品德与利己主义组成一种新的、无私的力量。这真可谓精神化学，它通过化合作用把变得过分危险的成份固定下来，并使其成为无害成份。化合形式是无穷的，它们可以使家族史丰富多彩得令人目眩神迷。再说，与积聚的利己主义（希尔贝特身上大约就有）同时存在的还有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这种或那种讨人喜欢的品德；这种品德会单独来一段小小的插曲，真心诚意地扮演一会儿动人的角色。希尔贝特有时向别人暗示她可能是某位大人物的私生女，也许她并不总做得这样出格；但她一般都掩盖自己的出身。或许她只是觉得承认自己的出身太难堪了，宁愿人们从别人嘴里知道。或许她真以为能瞒得住，这是一种没有把握的信念，但又不等于怀疑，它为我们的企望保留了一点实现的可能性，缪塞所说的对上帝的希望就是这类信念的一个例子。 

“我本人不认识她，”希尔贝特又说。她让别人称呼她德·福什维尔小姐时，是否希望人家不知道她是斯万的女儿？也许这是对某些人而言，不过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人扩大到近乎所有的人。至于这些人目前前数目有多少，她对此大概不抱太大的幻想，而且她兴许也知道不少人会在她背后窃窃私语：“这是斯万的女儿。”然而她知道这一点犹如我们知道就在我们赴舞会的时候有人因穷困而自尽，也就是说那是一种遥远而模糊的认识，而且我们并不用从直接印象中得来的明确认识来代替它。正象事物离我们越远就显得越小，越不清晰，危险性也减弱，希尔贝特希望，当有些人发现她生下来姓斯万时，她最好不在这些人旁边①。我们往往觉得自己想象得出的人就离我们近，而我们能想象人们在读他们的报纸，于是希尔贝特希望报纸上最好称她德·福什维尔小姐。诚然，在她必需承担责任的文字如信件上，她的签名是g·s·福什维尔，以便有一段时间的过渡。在这个签名里，“gilberte”一字被省掉的字母比swann多，这正是虚伪之所在，因为，通过把无辜的名字缩减为g，德·福什维尔小姐似乎在向她的朋友们暗示，她砍掉swann的后面几个字母也是出于缩写的动机，她甚至给s一种特殊的重要性，把s的下面一勾拉得长长的，象一条尾巴，一直甩到g字上，不过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尾巴也是过渡性的，注定要消失的，正象猴子还有长长的尾巴，人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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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尔贝特属于——或者至少在那几年属于——那种最常见的人类中的鸵鸟，他们把头埋在希望之中，并不是希望不被看见，因为这是不大可能的，而是希望不看见自己被人看见；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其余的事，那就靠碰运气了。——作者注。 

尽管如此，希尔贝特的附庸风雅里包含一点斯万的聪慧的好奇心。我记得那天下午她问德·盖尔芒特夫人可认识迪洛先生，公爵夫人回答说迪洛先生身体不好，常年足不出户，希尔贝特又问他是怎样一个人，因为她常听到人们谈起他，她补充这句话时脸微微一红。（的确，迪洛侯爵在斯万结婚前曾是斯万的一位知交，希尔贝特甚至可能看见过他，不过那时她对这个圈子里的人还不感兴趣。）“他是不是类似德·布雷奥代先生或者德·阿格里让特亲王那种人？”她问。“噢，一点不象，”德·盖尔芒特夫人大声说，她对外省之间的差异极为敏感，而且常用她那甜蜜而沙哑的嗓音，简单几句话就色彩鲜明地勾勒出某些人物的音容笑貌，这种时候她那双紫色的眼睛总闪出柔和的光。“不，一点不象。迪洛是贝里戈尔的乡绅，很可爱，他那个省份的文雅举止和不拘小节他全兼而有之。和迪洛交情很深的英格兰王驾临盖尔芒特庄园时每次打猎回来后都要用午茶；这时迪洛总喜欢脱掉半统靴，换上粗笨的毛线鞋。嘿，他并不因为爱德华陛下和那么多大公在场而感到丝毫的拘束，照旧穿着毛线鞋来到楼下大客厅。他认为他是阿勒芒斯的迪洛侯爵，无需为英格兰王约束自己。他和那个可爱的加西莫多·德·布勒德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人。而且他们也是……（她差点说‘您父亲的好朋友’，但立即打住了。）不，他同格里－格里和布雷奥代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他是地地道道的贝里戈尔大乡绅。梅梅引用过圣西门描写一位阿勒芒斯侯爵的一段文字，真是活脱脱一个迪洛。”我于是引了那段文字的头几句：“德·阿勒芒斯先生是贝里戈尔贵族中的出众人物，不仅由于他出身高贵，也由于他有大才大德，贝里戈尔所有的人都把他视为全体的仲裁人，每个人有事都求助于他，因为他廉正、能干、待人温和，他们还把他视为外省的公鸡……”“是的，是有那么点味儿，”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尤其是他的脸总是红得象公鸡。”“是的，我记得听到过这段描绘，”希尔贝特说，并不进一步明确是听到她父亲引用过，她父亲生前确实对圣西门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六部 女逃亡者(10)

她也喜欢谈谈德·阿格里让特亲王和德·布雷奥代先生，但那是出于另一种原因。德·阿格里让特亲王的封号是从阿拉贡家族①继承得来的，但他们的领地在普瓦图省②，至于他的庄园，至少是当时他居住的庄园，那并不是他家的产业，而属于他母亲的前夫家，这个庄园坐落在马丹维尔和盖尔芒特之间，与两地的距离几乎相等。所以希尔贝特谈到他和德·布雷奥代先生就象谈乡下邻居，他们使她想起从前在那儿生活过的外省。实际上她的话里有一部分与事实不符，因为她是在巴黎通过莫莱伯爵夫人才认识布雷奥代先生的，虽然这位先生是她父亲的老友。至于谈论当松维尔近郊时给她的乐趣，那倒可能是她真正感受到的。对某些人来说，赶时髦好比美味饮料再加上点有益于健康的物质。比如希尔贝特对某位高雅的夫人感兴趣，因为这位夫人有吸引人的藏书和纳基埃③的画，而我这位旧时女友是不会到国立图书馆和卢浮宫去看这些画的。我想象得出，在希尔贝特眼里，当松维尔对德·阿格里让特先生产生的吸引力比对萨士拉夫人或古比尔夫人产生的吸引力更大，尽管这两位夫人离当松维尔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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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拉贡家族：阿拉贡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省，公元10世纪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②普瓦图：法国西部旧省名。 

③纳基埃（1685—1766），法国画家。 

“啊！可怜的拔拔尔，可怜的格里—格里，”德·盖尔芒特夫人说，“他们俩的健康状况比迪洛还要糟得多，只怕两人都活不了多久了。” 

德·盖尔芒特先生读完我的文章后，把我恭维了一番，不过恭维中带有保留。他说文章的美中不足之处是文笔稍嫌陈旧刻板，“用了些夸张和隐喻，颇象夏多布里昂的过了时的散文”，但他对我能“找点事干干”倍加称赞：“我主张人们都用自己的双手干点什么。我不喜欢无用之人，他们都是自高自大之辈，或是烦躁症患者。愚蠢的败类！” 

希尔贝特对上流社会的一套言谈举止学得极快，她宣称能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位作家的朋友她将感到多么自豪。“您想，我怎么能不说我很高兴有幸认识了您呢。” 

“您明天不想和我们一起去喜歌剧院吗？”公爵夫人问我，我想我大概就是在那个楼下包厢里第一次见到她的，当时我觉得那个包厢就象湟瑞依德斯①的海底王国一样不可企及。然而我用忧伤的声音回答说：“不，我不去看戏，我挚爱的一位女友去世了。”说这话时我眼里几乎含着泪水，而心里却又体味到某种快意，说到她的死时有这种感觉这是第一次，自那以后，我开始写信告诉大家我不久前遇到了令人悲伤的事，而同时却开始不再感到悲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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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湟瑞依德斯：希腊神话中海神湟瑞的女儿。 

希尔贝特走后，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您没有明白我的示意，我是叫您不要提起斯万。”见我连连抱歉，她又说：“不过我完全谅解您；我自己也差点说出他的名字，刚刚来得及挽回，真叫人提心吊胆，幸亏我及时打住了，您知道，巴赞，这叫人很不自在。”她对丈夫说，想以此来减轻一点我的过失，似乎认为我是受了一种人所共有而又难以抗拒的天生癖好的影响才失口的。“我有什么办法？”公爵说，“既然这几张素描让您想起斯万，您吩咐人把它放回楼上去不就得了。如果您不想到斯万，您就不会提起他。” 

次日，我收到两封贺信，使我大为惊讶，一封是古比尔夫人写来的，这位住在贡布雷的夫人，我已有多年没见了，而且即便在贡布雷时，我和她说话也不到三次。原来，某个阅览室给她寄了《费加罗》报。事情往往是这样，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某件能引起一点反响的事，我们就会得到一些人的消息，这些人与我们的关系极为疏远，给我们留下的回忆也已经很陈旧，因此他们距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尤其是从感情的深度来讲。一位被您遗忘的中学同窗（虽然他有很多机会在您脑海中出现）突然给您音信，当然并不是不图报偿的。布洛克没有给我写信，我本来很希望知道他对我的文章的看法。他其实是读过这篇文章的，而且后来向我承认他读过，不过是由于一种反作用效应。事情是这样的：几年以后他自己也在《费加罗》上写了文章，并立即想向我通报这件大事。过去被他视为特权的事现在降临到他自己头上，原先驱使他佯装不知道我发表了文章的忌妒心随之烟消云散，仿佛压在心头的重物被掀去了，于是他跟我谈起我的文章，我想他是不会希望听到我用同样的方式谈他的那篇文章的。“我知道你也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不过当时我认为还是不和你提起为好，深怕引起你不快，因为一个人不应该和朋友谈他们遇到的丢面子的事，而在一种被称为刺刀和圣水刷，fiveo’clock①以及圣水缸的报纸上写文章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他的性格没变，文章倒不象以前那般矫揉造作了，正如有些作家，由写象征派的诗转为写连载小说后便脱离了浮华矫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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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刺刀和圣水刷指军队和教会，fiv队和教会服务，及提供茶余饭后谈资的反动无聊的报纸。 

为了排遣布洛克的沉默给我带来的惆怅，我又读了一遍古比尔夫人的信；信很平淡。虽说贵族们的信函少不了某些应酬客套但是在开头的“先生”和结尾的“致以崇高的敬意”这类套语之间，还能迸发出几声欢叫，几声赞叹，犹如几束花儿逾过栅栏送出浓郁的香气。而资产阶级的习俗使书信连正文也想不出“您理应取得的成功”或至多是“您光辉的成就”之类的套子。那些忠实遵循所受教导的姑嫂们，一本正经地束在她们的胸衣里，一个个矜持而含蓄，要是在您不幸或高兴的时刻给您写了句“我最深切的思念”，她们便认为自己已披肝沥胆了。“代母亲致意”是最高级的问候用语，你很少能得到这种厚爱。除了古比尔夫人的信我还收到一封，署名萨尼隆，这名字于我是陌生的。字迹大众化，语言颇有情趣。我无法弄清是谁写来的，心里很感遗憾。 

第三天早晨我心里充满喜悦，因为贝戈特十分赞赏我的文章，他读这篇文章时不无羡慕之意。然而不一会儿我的喜悦便化为乌有。事实上贝戈特根本没给我写片言只语，我只是问过自己，他会不会喜欢我的文章，心里怕他不喜欢。我给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德·福什维尔太太作了回答，她说贝戈特对我的文章无比欣赏，认为它堪称名家手笔。但她说这话时我正在睡觉：原来是一场梦。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人们总是用复杂的话来回答，而且安排好几个人物在场，但这些回答是没有结果的。 

至于德·福什维尔小姐，我每想到她就禁不住心里难过。什么？她是斯万的女儿？斯万生前多么希望看到她在盖尔芒特家里，然而他们拒绝接待她，后来他们又主动找她，因为时间的流逝使一切在我们眼前面目一新，它根据别人对他们的谈论，往我们长久没见的人身上注入新的人格，而这期间我们自己也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的喜好已与往日大不相同。斯万有时把女儿搂在胸前，一面亲她一面对她说：“亲爱的孩子，有你这么个女儿真福气；哪天我不在人世了，要是还有人提到你可怜的爸爸，那一定只是跟你提起，而且只是因为你的缘故。”斯万怯生生地，忧心忡忡地希望自己能虽死犹生，他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他想错了，好比一个年迈的银行家，这位银行家为他供养的一个年轻而举止端方的舞蹈演员立一份遗嘱时心想：他只是她的一个好朋友但她会一直记着他。她举止端方，可是却和老银行家的朋友之中被她看上的人暗地里调情，当然都是背着人干，表面上无可指责，那个善良的老人死后她会为他戴孝，心里却觉得摆脱了他一身轻松，她不仅花他的现钱，还享用他的产业，以及他留给她的汽车，她会叫人把原主人姓名的首字母从所有地方抹掉，因为这名字让她感到一丝羞愧。在享用遗赠的时候她从不连带怀念馈赠者。父爱的幻想也许并不比那位银行家的幻想稍稍实际些；很多女儿仅仅把父亲看成能留给她们产业的老人。希尔贝特在一个沙龙露面非但不能引起人们再谈谈她父亲，反而使人们失去谈他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本来就愈来愈少了。甚至在谈到他说过的字句，他赠送的礼品时，人们也渐渐习惯于不提他的名字，这样，那个本该使他死后的形象恢复年轻甚至永世长存的姑娘，不料却加速并完成了死亡和遗忘的业绩。 

希尔贝特一天天完成着遗忘的业绩，这不仅就斯万而言：她也加快了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忘却。在我误把她当成另一位姑娘的那几个钟头里，她激起了我的情欲，从而也激起了我对幸福的渴望，而在情欲的作用下，一些不久之前还萦绕在我脑际的悲伤和痛苦的思绪便从我脑中逃遁而去，并带走了一连串关于阿尔贝蒂娜的回忆，这些回忆可能本来早已支离破碎、朝不保夕了。如果说，不少与她相关联的回忆使我一直痛惜她的死，那么这种痛惜又反过来稳固了我对她的回忆。我的心态的变化大概是由忘却的不断瓦解作用在暗中一天天酝酿起来的，但其完成却是陡然的、整体的，因此这一变化给我一种感觉，我记得那天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即感到空虚，感到我心中一整片联想变成了空白，一个脑动脉早已劳损、一天突然破裂以至部分记忆力丧失或瘫痪的人就会有这种感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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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已不再爱阿尔贝蒂娜。至多在某些日子，当外面的天气改变或唤醒我们的感觉，重新沟通了我们和现实世界的联系时，我会联想到她而无限伤感。我在为一种不复存在的爱情而痛苦，正如截去肢体的人遇到天气变化会感到截去的腿在疼痛。——作者注。 

我的痛苦以及伴随它的一切其他感情消失以后，我整个人似乎缩小了，就象在我们生活中原本占很大位置的疾病突然痊愈后我们常有的感觉。爱情之所以不可能永恒，大约正因为回忆不可能始终真实，因为生命就是细胞的不断更新。不过对于回忆来说，这种更新被我们的注意力所推迟，注意力在一段时间里把应该变化的事物截住、固定住了。忧伤就象对女人的欲望，愈去想它愈会把它夸大，而忙个不停和清心寡欲能使忘却变得容易些。 

时间的流逝逐渐导致忘却（虽然在我身上是注意力的分散——指我对德·埃博什维尔小姐的相思——使忘却突然变得真实而明显），而由于反作用的缘故，忘却也不会不使我们的时间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空间上存在视觉误差，时间上也存在视觉误差。比如我心中久已有一个愿望，想工作，想弥补失去的时间，想改变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想开始生活，这个微弱的愿望在我心中一直存在，以致使我产生一个错觉，以为自己始终还那么年轻；但另一方面，回忆阿尔贝蒂娜逝去前的几个月我生活中陆续发生的事情——以及我心灵中陆续发生的事情，因为当一个人起了很大变化便会以为自己度过了很长时间——曾经使我觉得这几个月比一年还要长得多，而现在那么多东西被遗忘，仿佛若干空白把我和新近发生的事隔开，以至这些事就象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既然我已有人们称为的“时间”去忘记它们。我的记忆中插入了片断的、不规则的遗忘——犹如海洋上笼罩的浓雾隐没了周围事物的标识——它搅乱、破坏了我对时间距离的感觉，有些地方缩短了，有些地方又拉长了，使我与事物之间的时间距离在感觉上要比实际上时而近得多，时而远得多。由于在我尚未经历、尚未认识的未来时间里将不再会有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痕迹，正如在我刚刚度过的、业已逝去的时间里，看不到我对外祖母的爱的痕迹，这就形成一个个连续的阶段，相隔一定的时间以后，前一阶段赖以存在的东西在后一阶段竟荡然无存，因此，我觉得我的生活是一种空洞的东西，它是那么缺少一个能作为支柱的统一而连续的自我，它的过去是那么漫长，它的未来是那么多余，死亡可以在此时或彼时将它了结而不对它作结论，犹如修辞班的法国历史课，可以随便在某一阶段结束，可以到1830年革命为止，也可到1848年革命或第二帝国灭亡为止，全根据教学大纲或教授的心血来潮而定。 

也许，当时我感到疲倦和忧伤并不完全因为我徒然爱过我已在忘却的人，而是因为我开始乐于和新交、和十足的社交界人士以及和盖尔芒特家的一般朋友厮混，而这些人本身是那么乏味。我发现曾几何时我热爱过的姑娘已仅仅成为一个苍白的回忆，我还发现自己重又泡在无谓的社交活动中虚度时光，让一群生命力顽强的寄生虫占据了我的生活，这些人死后也会化为乌有，他们现在就已经与我们的经历和体验毫不相干，而我们由于衰老期的唠叨、忧郁和好献殷情却竭力去取悦于他们，相比之下也许前一个发现倒更能使我聊以自慰。那个能并不费难地过一种没有阿尔贝蒂娜的生活的新人已在我身上出现，既然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谈到她时言辞悲切而内心深处并不十分痛苦。这些新我应该和前一个我有不同的姓名，它们对我之所爱无动于衷，因此我一直害怕它们的到来：从前在谈到希尔贝特时害怕过，那时她父亲说如果我去大洋洲我会不愿再回来；最近又害怕过，那是在读了一部回忆录以后，我感到揪心地难过，作者其实很平庸，他写自己年轻时热恋过一个女人，但生活把他们分开了，待到他老了又与这个女人邂逅时，竟未感到重逢的喜悦，也没有再见她的欲望。然而这个新人在带给我忘却的同时，反而消除了我几乎全部的痛苦，使我有可能得到安乐，这位如此可怕又如此乐善好施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命运为我们准备供替换用的许多个“我”中的一个，命运象一位英明而果断的医生——唯其英明才更果断——它不听我们的恳求，不顾我们的反对，将伤得实在太厉害的“我”通过手术适时地换下来，换上一个新“我”。这一替换工作，命运之神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好象将用旧的织物翻新，只不过我们不注意，除非旧“我”原有一颗痛苦的心，一个陌生而且粗暴的躯体，一天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个旧“我”已经不存在，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自己已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这个人眼里，其前身的痛苦就象是别人的痛苦，可以怀着怜悯之情来谈论，因为自己感受不到。甚至我们过去的苦难历程也显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只依稀记得受过那些苦。同样，我们夜里做的恶梦可能极其恐怖，但早晨醒来时我们是另一个人，我们几乎不再理会前一夜的我们曾在刺客面前吓得狂奔。 

新我无疑和旧我还保持着某种联系，犹如一个丧妻者的朋友，他对这一不幸并不感到悲痛，可是和在场的人谈论这一不幸时还是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悲哀，并且不时回到托他代为接待亲朋的鳏夫房间里，后者继续在那里呜咽抽泣。当我自己暂时又变成阿尔贝蒂娜的生前好友时，我还这么哭过。不过我正逐渐地整个儿进入一个新的角色。我们对别人的感情逐渐淡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死了，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逐渐死亡。阿尔贝蒂娜对她的朋友没什么可责怪的。窃取了她朋友的名字的人只不过是她朋友的继承人。人们只能对自己记得的人保持忠实，而人们又只能对自己了解的人保留着回忆。新我在旧我的荫庇下逐渐成长时，常常听到旧我谈起阿尔贝蒂娜；通过旧我，通过从他那儿搜集到的叙述，新我自以为了解了阿尔贝蒂娜，对她有了好感，爱上了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温情。 

那个时期关于阿尔贝蒂娜，忘却还在另一个人身上也许更迅速地进行着它的工作，而且，由于连锁反应，也使我不久后意识到忘却的作用在我身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就是我回忆中的第二阶段，亦即最终忘却前的那个阶段），这个人便是安德烈。在我转述过的她和我的那次谈话后约摸半年，我们俩有过另一次谈话，确实我不能不把对阿尔贝蒂娜的忘却看作这次谈话的原因，即便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因，至少也是决定性的、必要的原因，这次谈话中她对我说的话与第一次迥然不同。记得那是在我房间里，那时我喜欢和她发生半肉体关系，因为我对这群少女的爱情开始曾带有集体性，这时又恢复了这种特性，在很长时间里她们一直共享我的爱，只在很短时间，就是在阿尔贝蒂娜死前和死后的几个月里，它才仅仅和阿尔贝蒂娜一个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我房间里谈话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另一个原因使我能极其准确地确定这次谈话的时间。这原因就是除了我的房间我不可能呆在公寓的其他地方，因为那天是妈妈的会客日。妈妈先是对去不去萨士拉夫人家有些犹豫不决。不过，由于这位夫人惯会在邀请您的同时还邀请一些索然无味的客人，即使在贡布雷也不例外，妈妈肯定自己在那儿不会玩得痛快，所以她盘算可以早点回家而不会错过任何有趣的事。她果然准时回来了，而且毫不后悔，她在萨士拉夫人家遇到的尽是些讨厌得要命的人，加上萨士拉夫人的声音本已令她拘束发怵，这位夫人每有客人便用这种特别的声音讲话，妈妈称之为“星期三之声”。除此之外，妈妈倒挺喜欢她，并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她的不幸是她那被某公爵夫人弄得倾家荡产的父亲一系列荒唐行径造成的，家境衰败迫使她几乎长年蛰居贡布雷，有时去巴黎她表妹处住几个星期，每10年才作一次“娱乐性旅行”。 

我记得前一天母亲去拜访帕尔马公主了，一则禁不住我几个月来的一再请求，再则公主一直要她去，公主她是从不访亲走友的，通常是人家预约去拜访她。既然碍于社交礼仪她尊驾不便光临舍下，她便执意要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回家后满脸不高兴。“我依了你的话真是失策，”她对我说，“帕尔马公主只勉强跟我打了个招呼，随即又继续和那些夫人聊天去了，全然不理会我，过了10分钟，我见她不和我说话便起身走了，她竟没和我握手。我心里很不痛快；不过我出来时在门口倒遇见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她很和蔼可亲，对我谈了你很久。你怎么想得出在她面前说起阿尔贝蒂娜呢！她告诉我，你对她说这姑娘的死叫你悲痛欲绝（我确实对公爵夫人说过这话，不过简直不记得了，而且我说此话时并未十分在意。然而最漫不经心的人往往特别留心我们无意中说出的话，这些话于我们很自然，却激起他们极大的好奇）。我可再也不去帕尔马公主家了，你叫我干了件蠢事。” 

第二天，也就是妈妈的会客日，安德烈来看我。她时间不多，因为还要去约希塞尔，她很想跟希塞尔一道吃晚饭。 

“我知道她有不少缺点，不过她毕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喜欢的人。”她对我说。她甚至好象有点惶惶不安，唯恐我提出要跟她们俩共进晚餐。她总是贪婪地想把朋友占为已有，象我这样一个过分了解她的第三者在场会妨碍她推心置腹，从而妨碍她体味与朋友在一起时的完美乐趣。 

她来时我确实不在房间里；她等着我，我正要穿过小客厅去会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便知道还有别的来客。我因急于去见我房间里的安德烈，又不知道另一位来访者是谁（此人显然不认识安德烈，因为仆人把他安排在另一间屋子），便在小客厅门外听了一会儿；我的客人在说话，他不是单独一个人；他在对一个女人讲话：“呵！我亲爱的，那是在我心田里！”他低吟道，引的是阿尔芒·西尔费斯特的诗句。“是的，你永远是我的亲爱的，尽管你曾那样对待我： 

如同死者在大地的怀抱中安眠， 

熄灭的感情该深深埋葬在心田， 

心儿珍藏的纪念也有它的骨灰， 

别用手去触摸那些神圣的遗骸。 

这有点老一套，可是写得多好！还有下面这首，本来第一天见到你就该念给你听的： 

你会让他们哭泣，美丽可爱的孩子…… 

怎么，你没读过这首诗？ 

……所有的顽皮小伙子，未来的堂堂男子汉， 

已将自己青春的幻想， 

挂在你那明眸娇媚的睫毛上。 

啊，我一度曾经以为可以这样说： 

他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 

我将傲气抛到九霄云外， 

我对他说：‘你会爱我， 

爱我直到地久天长。’ 

在他怀抱里我才睡得香。” 

我十分好奇，想知道这滔滔不绝的诗句是奉献给哪位女子的，于是顾不得与安德烈的紧急会面可能给推迟片刻，我推开了门。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在向一位军人朗诵这些诗句，我一眼便认出那位军人是莫雷尔，他正要去接受服役前的13天训练。其时他与德·夏吕斯先生已不似过去那样打得火热，但间或还因有事相求来看看他。德·夏吕斯先生在爱情上一向表现得颇富阳刚气概，可也有缠缠绵绵的时候。况且早在童年时，为了真正理解和体味诗人的作品，他必须假想那些诗句不是写给一个朝三暮四的美人而是写给一个青年男子的。我尽快走开了，虽然我感觉到对德·夏吕斯来说与莫雷尔相会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为这能暂时给他再度结婚的错觉。而且在他身上皇后们的附庸风雅与下人们的赶时髦兼而有之。 

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回忆已变得如此支离破碎，它再也不会引起我伤感，只能成为我过渡到新的欲念的桥梁，如同为乐章的变换作准备的一声和弦。而且因为我仍然忠实于阿尔贝蒂娜，一切逢场作戏的肉欲之念已被排除在外，因为我甚至认为即使奇迹降临，阿尔贝蒂娜重新回到我身边，我也不会象现在与安德烈在一起这么幸福。安德烈能对我讲很多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比过去她本人对我讲的还要多，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阿尔贝蒂娜的温情虽已消逝，她这个人在我脑中却仍然是个谜。想了解她的一生与想要她呆在身旁这两个愿望相比，现在是前者比后者强烈。因为前者从未有过稍减。另一方面，她可能曾和一个女人有过爱情关系这一想法现在只能使我也想和那个女人发生关系。我一面抚摸着安德烈，一面把这种心情告诉了她。她似笑非笑地说：“哦！是吗？但您是男人，所以我们两人在一起不可能做我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做的那些事。”此时她一点也没考虑如何把这番话和她几个月之前说的话一致起来。接着，也许她是想刺激我的情欲（以前，为了套出她的心里话我曾对她说过，我很想和一个与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的女人发生关系）或增加我的悲伤，也许是以为这样能打消我在她面前的优越感，她可能以为我有这种优越感，因为我自认为是唯一和阿尔贝蒂娜有这种关系的人，她又说：“啊！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她是那么温存，又那么富于激情。再说她也不是只喜欢跟我一个人取乐。她曾在维尔迪兰家遇到一个名叫莫雷尔的漂亮小伙子，两个人立即互相心领神会。他负责——当然，在她的允许下，他自己也可从中取乐，他专喜欢找那种不通世事的年轻姑娘，而且一旦把她们引入歧途，就丢下她们不管了——他负责勾引远处海滩上的渔家姑娘，还有年轻的洗衣女工，因为这些姑娘可以迷上一个小伙子，却不会答应一个姑娘主动亲近她们。等上钩的姑娘完全受他控制后，他就把她带到一个非常稳妥的地方，交给阿尔贝蒂娜。因为怕失去莫雷尔，再说莫雷尔也参与好事，姑娘总是听凭摆布，不过她终究还是失掉他，因为他一则害怕事情引起的后果，二则觉得玩一两次就够了，往往留下个假地址就溜之大吉。我相信，住在您家的那段时期她抑制了这种情欲，把这类寻欢作乐的事一天天往后推。再说她对您一往情深，不能不有所顾忌。毫无疑问，一旦离开了您，她会故态复萌。不过我想她离开您以后虽然重又恢复了这种疯狂的情欲，事后却百倍地悔恨。她指望您拯救她、娶她。其实她也感到这是一身罪恶的疯狂行为，我常常想，她是不是因为她的行为导致了一个家庭的一起自杀事件，自己才寻死的。应当坦白告诉您。她刚住到您家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我的玩乐。有些日子这简直成了她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那么强烈，有一次，就在您家里，她竟然要我先在她身边睡一会儿然后才肯和我分手。那次我们的运气不佳，差点被逮住。她趁弗朗索瓦丝下楼买东西，而您也不在家的机会。她把所有的灯全灭了，这样您回来用钥匙开门时要费点时间才能找到电灯按钮，她没关自己的房门。我们听见您上楼来着，我刚来得及理好衣服下楼。其实完全不用着急，因为想不到事有凑巧，您忘了带钥匙，不得不按门铃。不过我们仍然吓昏了头。为了掩饰窘态，两人不约而同地装着害怕山梅花的气味，其实正相反，我们非常喜欢这种花的香味。您当时带回长长的一枝山梅，我乘机扭过头去，不让您看到我的慌乱，可我还是笨拙而又荒唐地对您说，弗朗索瓦丝可能已经回楼上去了，她本可以给您开门，而一秒种前我还谎称我们刚刚散步回来，并说我们到家时弗朗索瓦丝还没下楼（这倒是真的）。倒霉的是我们熄了灯——我们原以为您有钥匙——又怕您上楼时看见我们开灯，至少，我们迟疑得太久了。为这事阿尔贝蒂娜三夜没能合眼，时时刻刻怕您起疑心，怕您问弗朗索瓦丝为什么走前不开灯。应当承认，阿尔贝蒂娜非常惧怕您，有时她认为您狡猾，凶狠，骨子里恨她。三天后她见您始终很平静，知道您并没问弗朗索瓦丝任何话，这才睡得着觉。但从此她再也没跟我发生过关系，也许是出于害怕，也许是出于悔恨，因为她自认为深深地爱着您，要不就是她爱着别的什么人。不管怎样，自那以后只要别人在她面前提起山梅花她就会面红耳赤，并且用手摸摸脸，设法不让人看到她脸红。” 

有些不幸也和某些幸福一样降临得太晚，因而在我们心中失去了它们原来可能有的重要性。安德烈吐露的可怕实情给我带来的不幸就属于此类情况。即使坏消息本来会使我们伤心，但在有问有答的谈话消遣中，这些消息会在我们面前一掠而过毫不停留，而我们自己也来不及接受它们，因为我们一心忙于应答，或是因为我们想取悦于在场的人而改变了原来的自我，成了另一个人，或是在新的循环中我们短时间内不受温情和痛苦的折磨，然而这短暂的魔力一旦被打破，我们为进入这一新循环而摆脱掉的爱情和痛苦又会卷土重来。如果这些情感的力量压倒了一切，那么我们只能是心不在焉地进入那个长久不了的新天地，而且在那里也不会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们太忠实于自己的痛苦；于是谈话会立即与我们并未置身事外的心灵相沟通。不过，近来牵涉到阿尔贝蒂娜的话语就象挥发了的毒药，不再具有毒性了。我与她的距离已经太遥远；如同一个散步者午后看见天空挂着一弯朦胧的月牙时对自己说，其大无比的月亮就是这样的吗？我也对自己说：“怎么！我如此孜孜以求而又如此害怕知晓的事情真相，就是在一次谈话中说出来的这么几句话吗！我甚至无法加以全面思考，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再说，我对此实在没有精神准备，我和安德烈在一起已身心交瘁。说实在的，这样一个事实真相，我本希望有更充沛的精力去面对它；现在它对于我仍然是外在的，因为我还没为它在我心中找到一个位置。人们总希望真相通过新的信号披露在我们面前，而不是通过一句话，一句类似我们对自己重复过无数遍的话。思维习惯有时会妨碍我们体验现实，使我们对现实产生“免疫力”，使这现实显得仍然是思想。没有一种想法不包含着对自身的驳斥，没有一个词不包含着自身的反义词。 

不管怎样，如果安德烈说的是实话，那么这就是有关我的情妇的全部毫无用处的真相，她已不在人世，此刻却从神秘莫测的冥冥中浮升起来，在我们不再需要真相的时候却真相大白。于是（兴许想到自己现在爱着的人，想到在她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事，因为那个已被忘却的人，我们是不会再把她放在心上的），我们感到悲凉。我们对自己说：“但愿活着的这一位能理解这一切。但愿她能明白，一旦她死了我会弄清楚所有她瞒着我的事！”然而这不是成了循环论证吗！如果我能让阿尔贝蒂娜死而复生，那么同时我就是让安德烈什么也不对我透露。这与那句千古不变的话“当我不再爱您的时候您会明白的！”几乎是同一回事，这句话是那么中肯又那么荒谬，因为确实，当人们不再爱的时候就能得到很多，不过那时得到多少对我们已无关紧要了。这两者甚至完全是一回事。当您与一个您已不爱的女人重逢时，如果她把一切都告诉您，那是因为她其实已不是原来的她，或者您已不是往日的您：恋爱着的人已不复存在。在这方面死亡也留下了痕迹，它使一切变得容易，使一切变得多余。我的这番思考是以下面的假设为出发点的，即假设安德烈是诚实的——这并非不可能——而且，她对我以诚相见是因为她现在和我保持着关系（即阿尔贝蒂娜早期和我在圣安德烈教堂有过的那种关系）。她对我说真话还由于她现在不用惧怕阿尔贝蒂娜了，因为对于我们，人死后不久其真实性也随之消逝，几年后，他们就象被废黜的宗教的神灵，人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触犯这些神灵，因为大家不再相信它们的存在。然而安德烈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的真实性也可能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她可以毫无顾忌地编造谎言污蔑自己过去的所谓同谋（一如她毫无顾忌地泄露她曾答应保守秘密的事实真相）。倘若由于某种原因，她以为我现在生活得心满意足，趾高气扬，便有心让我难受，那么这种畏惧的消失究竟是促使她向我说出实情呢还是促使她对我撒谎呢？或许她对我心怀恼怒（这种恼怒在她看到我遭到不幸、得不到安慰时曾暂时消除），因为我和阿尔贝蒂娜有过关系，因为她可能羡妒我——以为我以此而自诩比她得宠——享有一种她未曾得到、甚至未敢企望的优待。出于同样的忌妒心，她对气色很好并且自知气色好的人总是感到恼怒，我常见她对这些人说他们看上去象得了重病，并且为了气他们，她还说自己身体很好，即使在她病得极其厉害时也始终这样宣称，直到临死前她变得超然物外，才不再因幸福的人们身体好自己却不久于人世而心烦了。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也许她是莫名其妙地恼我，就象从前她恨过一位年轻人，此人在体育方面无事不懂，对其他事则一窍不通，我们是在巴尔贝克遇到他的，后来他和拉谢尔同居，安德烈对他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甚至巴不得自己被指控犯了诬告罪，那样她就可以在众人面前一口咬定他父亲于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而他却无法证明这是捏造。也许她对我的恼恨在她看到我那么忧伤时曾一度平息，现在只是重新抬头罢了。的确，即使是她恨之入骨的人——她两眼喷着怒火发誓要让他们名誉扫地，要杀死他们，要让他们下大狱，哪怕提供假证词也在所不顾——只要她得知这些人心情悲伤，受到侮辱，她就不再对他们存丝毫恶意，反而准备为他们排忧解难。因为她本质上并不坏，如果说她深一层的而不是表面的性格与人们起初根据她的体贴入微而作的判断相反，并不是殷勤和善，而是忌妒、骄傲，那么她的第三重也是更深一层的性格则倾向于善良和对他人的爱，这是她真正的本性，不过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已。人们处于某一种状况时都渴望改善这种状况，但由于新的状况还只是一种意愿，他们不明白首要的条件是与前一种状况决裂——就象神经衰弱症患者或嗜吗啡者很想治好病，却又不愿除掉嗜好或戒掉吗啡；又象那些留恋社交生活的笃信宗教者或酷爱艺术的人，他们希望清静，却又以为清静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他们先前的生活——同样，安德烈愿意爱所有的人，但条件是先要能做到不把人们想象成得意扬扬的样子，为此她就必须先轻侮他们。她不懂得，即使对自高自大的人也应该去爱，要用仁爱之心去克服他们的傲气，而不是用更厉害的傲气。这是因为她象有些病人，这些人想用来治好疾病的办法其实正是拖长疾病的办法。他们喜欢这些办法，但一旦抛弃了这些办法，便立即不再喜欢了。人就是这样，想学游泳，却又想留一只脚在岸上。 

关于我在巴尔贝克两度小住时遇到的那个喜爱体育的年轻人，维尔迪兰夫妇的侄子，这里必须提前附带谈一谈。在安德烈来访后不久（过一会儿我还要谈到这次来访），发生了几件给人印象颇深的事。首先是这位年轻人与安德烈订了婚并娶了她（也许是出于对阿尔贝蒂娜的怀念，我当时不知道他曾经爱过阿尔贝蒂娜），拉谢尔为此悲痛欲绝，他却毫不理会。其时（亦即在我前面谈到的那次造访后几个月）安德烈已不再说他是一个无耻之徒了，后来我发觉她以前之所以称他无耻之徒正是因为她发疯似地爱上了他，但又以为他不愿意要她。还有一件事更令人震惊。这位青年推出了几个独幕喜剧，布景和服装都是他设计的，这些短剧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引起的一场革命至少可以与俄罗斯芭蕾完成的革命相提并论。简而言之，最有权威的评论家都认为他的作品了不起，堪称天才之作，我现在也这么认为，这就证实了拉谢尔从前对他的看法，着实令我吃惊。在巴尔贝克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注意与他交往的人衣服剪裁是否高雅，以为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玩纸牌、看赛马、打高尔夫球或马球，他们还知道他在班上一直是个又懒又笨的学生，甚至读中学时还被校方开除过（为了给父母找麻烦，他去一家大妓院住了两个月，就是德·夏吕斯先生以为在那儿见到过莫雷尔的那家妓院），他们想他的作品也许出自安德烈之手，是安德烈出于对他的爱把荣誉让给了他，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出钱让某个有才华而又贫困潦倒的职业作家替他写作，反正他腰缠万贯，以往的大肆挥霍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这群阔人——他们并未因为和贵族交往而变得文雅些，对何谓艺术家毫无概念，在他们眼里艺术家就是在小姐的订婚仪式上被叫来背几段独白，演完后立即在隔壁客厅里悄悄得几个赏钱的那种演员，或是一名画师，他们把刚结婚还没生孩子的女儿带到这种画师家里摆姿势，让他画像，因为这时她还显得很好看——往往以为上流社会那些写书、作曲或绘画的人都花钱让别人为他们代劳，为的是得一个作者的名声，就象有些人花钱为自己谋一个议员的席位）。但是所有这些估计都错了；那个年轻人确实是这些令人赞叹的剧作的作者。我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在各种猜想之间犹豫不定。要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确实象看上去那样是个迟笨的粗鲁之人，尔后某个生理上的突变唤醒了他身上处于混沌状态的天才，就象林中的睡美人突然苏醒了一样；要么当他还在修辞班捣蛋闹事，当他中学会考屡屡受挫，当他在巴尔贝克赌博损失惨重，当他害怕和维尔迪兰姑妈那个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一道上“有轨”因为他们的衣著太难看时，他已经是个天资不凡的人，只不过他漫不经心把天才消耗在沸腾的青春激情里，或者甚至也可能那时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才能，而他之所以是班上最后一名，是因为当老师重复着关于西塞罗的陈词滥调时，他却在读兰波或歌德的作品。诚然，我在巴尔贝克遇见他时，没有任何迹象能让人想到后一种假设，当时在我看来他唯一关心的是套车的马是否象样，以及鸡尾酒会准备得如何。但这一不同看法并不是不可驳斥的。他可能很爱虚荣，这与天才并非不能相容，他力图用他知道在他生活的那个社会最能令人倾倒的方式来显示他的才智，而这最好的方式决不是向人们证明他对《亲和力》①有精辟的了解，而恰恰是会驾驭四匹马套的车。再说我不能肯定，即使在他成了那些独树一帜的艺术精品的作者以后，他会很愿意在他扬名的剧院以外的场所与那些未着无尾常礼服的人，比如早先小圈子的忠实成员们打招呼，这并不说明他愚蠢，而是说明他有虚荣心，甚至有一定的务实头脑，一定的洞察力，善于使自己的虚荣心适应蠢人的思想方法，因为他需要得到这些人的敬重，而在这些人眼里，一套常礼服要比一个思想家的目光更有光彩。谁知道，从外表看，一个有才华的人，或者一个并无才华却喜爱精神产品的人，比如我，给某个在里夫贝尔，在巴尔贝克旅馆，或是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碰到他的人留下的印象会不会也象个十足的狂妄自大的笨蛋呢？何况对奥克达夫来说，艺术大概是某种内在的、存在于他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因此他大概根本没想到和别人谈论它，不象圣卢，艺术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于套车的马在奥克达夫心目中的地位。奥克达夫是有可能热衷于赌博，而且据说一直保留着这个嗜好。不过，尽管对凡德伊那部不知名的作品的崇拜——这种崇拜使这部作品得以再生——来自蒙舒凡一个十分暧昧的阶层，但想到那些可能是我们时代最超凡脱俗的作品不是出自中学优等生会考的参加者之手，也不是出自受过典范的、经院式的、布洛依②家族式的教育的人之手，而是一个出入赛马骑师过磅处和大酒吧的人所著，我仍然感到震惊。不管怎样，那时在巴尔贝克，驱使我想认识那个年轻人的原因和驱使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们阻止我结识他的原因都与这个年轻人本人的价值无关，这原因只能揭示“知识界人士”（以我为代表）与社交界人物（以那群少女为代表）之间在对一个交际场人物（那个年轻的高尔夫球手）的评价问题上永存的误解。我丝毫未预感到他有才华，他在我眼里的地位——类似过去布拉当夫人所具有的地位——在于他是我的女友们的朋友，不管她们嘴上怎么说，而且他比我更属于他们那一伙。另一方面，从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身上可以看出社交界没有能力对精神产品作出正确的评价，她们在这方面素来喜欢注重假象，因此她们俩不仅有可能认为我愚蠢，竟对这么个笨蛋感兴趣，而且尤其会惊奇地想，高尔夫球手就高尔夫球手吧，我怎么偏偏选中这个最最不可取的人。要是我愿意结交希尔贝，德·贝勒弗尔倒也情有可原，这个小伙子除了会打高尔夫球还很健谈，而且得过一张中学优等生会考奖状，诗也写得不坏（其实他比谁都蠢）。如果我的目的是为“写一本书”而“练习人物描写”，那么居伊·索穆瓦（此人完全是个疯子，曾诱拐两名少女）至少是个古怪的人，可以引起我的“兴趣”。这两位，人家可能“允许”我与之交朋友，可那一位，在他身上我能找到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是“粗鲁之辈”、“愚笨之辈”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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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亲和力》，歌德的长篇小说。 

②布洛依，法国一古老的名门望族。 

第六部 女逃亡者(11)

再回到安德烈的那次来访。她向我披露了她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后又说，阿尔贝蒂娜离开我的主要原因是顾忌她那一伙女友们以及别的姑娘看见她住在一个未和她结婚的青年男子家里会怎么想：“我很清楚她是住在您母亲家里。不过这也一样。您不了解姑娘们的天地里是怎么回事，她们互相隐瞒些什么，她们多么害怕别人的议论。有些姑娘和青年男子在一起时不苟言笑，就因为这些男人认识她们的女友，她们深怕有些事情被传出去，可就是这些姑娘，我在偶然的机会发现她们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当然她们很不情愿人家看到这一点。”安德烈对这伙姑娘们的一言一行的动机似乎了如指掌，若是在几个月前她的这套学问对于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她的话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阿尔贝蒂娜后来在巴黎委身于我，而在巴尔贝克却执意不从，就因为在巴尔贝克我常见到她的女友们，当时我还荒唐地以为这是我和她亲近的有利条件。也许她见我对安德烈有过某些信任的表示，或是我失之鲁莽，把阿尔贝蒂娜去大旅社过夜的事告诉了安德烈，使得一小时之前还准备让我求欢，并把我的求欢看得再自然不过的阿尔贝蒂娜一下子改变了态度，扬言要拉铃喊人来。然而她跟别的很多人大概很随便。这个想法又燃起了我的妒火，于是我对安德烈说有一件事我想问问她。“你们是在您祖母那幢不住人的房子里干这种事的吗？”“噢！不是，从来没有，在那儿我们会被打扰的。”“是吗，可我还以为，似乎……”“再说，阿尔贝蒂娜特别喜欢在野外干这种事。”“在哪里？”“早先，她没时间去很远的地方时，我们常去朔蒙高地，她知道那儿有一座小屋，有时在树底下，反正没人；有时在小特里亚农①的石洞里。”“您瞧，叫人怎么相信您呢？不到一年以前，您对我发誓说在朔蒙高地什么也没干。”“那时我怕您难过。”我在前面说过，我认为（不过是很久以后），倒是第二次，也就是她对我坦白的那天，安德烈才是有心让我难受。假如我还象从前那么爱阿尔贝蒂娜，那么在安德烈讲这番话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会有这种需要。然而当时安德烈的话引起我痛苦的程度还不足以使我感到必须立刻把这些话看成是谎言。说到底，如果安德烈说的是真话（起先我对此也不怀疑），那么在见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阿尔贝蒂娜的表象以后，我所发现的真正的阿尔贝蒂娜与第一天出现在巴尔贝克海堤上的阿尔贝蒂娜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时我就看出她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姑娘，后来她让我陆续看到了她的多种侧面，正如当我们逐渐走近一座城市时，它的建筑物的布局在我们眼前不断变化，以至后来在远处唯一能看到的宏伟的主建筑反显得矮小、逊色了，待到我们熟悉这座城市并能正确评价它时，就会发现，它的真正比例正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远景所呈现的比例，至于我们走过的其余部分，只不过是一切存在物为抵御我们的视觉而建造的一道又一道的防线，我们必须忍着极大的痛苦，越过这一道道防线才能到达核心。再说，如果我不需要绝对相信阿尔贝蒂娜的清白是因为我的痛苦已经减弱，那么反之亦然，我不为安德烈透露的真情过分痛苦，是因为近来，我原先苦心树立起来的认为阿尔贝蒂娜白璧无瑕的信念已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一直存在于我头脑中的、认为阿尔贝蒂娜有过失的信念所代替。我不再相信阿尔贝蒂娜纯洁清白，是因为我不再有这个需要，也不再有强烈的愿望去相信。然而正是愿望产生信念，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大部分产生信念的愿望都与我们自身共存，只有到我们生命终止时才结束，——但促使我相信阿尔贝蒂娜清白无瑕的愿望要作别论。那么多证据证实了我的最初看法，我却不信，宁愿傻里傻气地相信阿尔贝蒂娜的几句话。为什么相信她了呢？因为谎言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人的生活中它起的作用与人类对享乐的追求所起的作用也许同等重要，而且前者受后者支配。人们说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享乐，或自己的荣誉，如果享乐被张扬出去会损害荣誉的话。人们一辈子都在撒谎，甚至对爱自己的人，尤其对爱自己的人，也许仅仅对爱自己的人撒谎。因为唯有这些人让我们为自己的享乐担惊受怕，而且我们也只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敬重。我起先认为阿尔贝蒂娜有罪过，后来只因我的愿望调动了我的智力去怀疑这一信念，才把我引入了歧途。我们生活在电和地震的征象中间，也许必须竭诚尽力加以解释才能了解那些符号的真实意义。毋用讳言，不管安德烈的话多么使我悲伤，我仍然觉得，现实最终与我的本能最初的感觉相吻合，要比现实与后来因我的怯懦而在我身上占上风的盲目乐观相吻合更好些。我宁愿生活跟上我的直觉。何况，我在海滩上的第一天就凭直觉认为那群少女是狂乱的肉欲和道德败坏的化身，还有，当我看到阿尔贝蒂娜的女教师把这个狂热的姑娘带回小别墅，如同人们把一头野兽推进笼子，而这头野兽，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日后将谁也不能驯服，那天晚上看到这一幕时我也有一些直觉，我的这些直觉与布洛克向我指出大地上欲望普遍存在（这使大地在我眼前显得无比绚丽，使我在每次散步、每次邂逅时都禁不住心灵震颤）时所说的话不正相一致吗？这些最初的直觉，我现在才再度与它们相逢，并发现它们已得到证实，不管如何，这样也许对我更为有利，而在我爱恋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它们却会引起我过分的凄楚。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直觉只留存下一点痕迹，那就是我对一些我看不见但却不断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的恒久揣测，也许还留下了另一种痕迹，它先于前一种，也比前一种更博大，那就是我的爱情本身。事实上，我不顾理智的否定，选择了阿尔贝蒂娜，爱她，难道这不意味着了解她，连同她的所有丑恶之处吗？而且即便在猜疑心偃旗息鼓的时刻，难道爱情不是猜疑的持续和它的一种转换形式吗？既然欲望总是把我们引向与我们最为对立的东西，迫使我们去爱那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那么爱情难道不是恋人的洞察力的一种证明，连恋人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一种证明吗？一个人的魅力里，他（她）的眼睛、嘴巴、身段里必然含有令我们感到陌生、并能使我们极其不幸的一些成份，当我们感到被这个人吸引并开始爱他（她）时，就意味着不管我们把他（她）说得如何纯洁无邪，我们已经看出他（她）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和种种过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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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里亚农，造在凡尔赛公园内的两座花园，大特里亚农建于1670年，小特里亚农建于1762—1768年。 

就这样，为了吸引我，某个人身上有害的、危险的、置人于死地的成份体现为魅力，也许，这魅力与隐秘的毒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比毒花的繁茂诱人与它的毒性汁液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更为直接？我常对自己说，也许正是阿尔贝蒂娜的同性恋行为——我日后痛苦的根源——使她具有那种和善而直率的举止，这举止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和她可以象和男人一样保持忠实而无拘无束的同伴关系，同样，类似的毛病使德·夏吕斯先生变得象女性那样敏感和聪颖。恋人在最盲目的时候仍有洞察力，其表现形式正是偏爱和柔情，所以在爱情上无所谓选择不当，因为一旦进行了选择，选择总是不当的。“您到我家来约她的那个时期，你们去朔蒙高地散步吗？”我问安德烈。“噢！不，自打她跟您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除了我告诉您的那一回，她再没和我干过任何那种事。她甚至不准我再对她谈起这种事。”“可是，我的小农德烈，干吗还要撒谎呢？我通过一次十分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从不想去打听什么），知道而且极其详细地知道阿尔贝蒂娜又干过这类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是在河边，跟一个洗衣女工，就在她出事之前几天。”“哦！也许是在离开您以后，这我就不清楚了。她感到自己没有能、也永远不可能重新得到您的信任。”最后这句话使我心情沉重。接着我重又想到山梅花那晚的事，我记得大约半个月后，由于我妒忌的对象不断改变，我曾问阿尔贝蒂娜她和安德烈是否发生过关系，她回答说：“噢！从来没有，不错，我很喜欢安德烈；我对她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就象对自己的姐姐一样，而且即使我有您怀疑的那种癖好，我可能找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找她。我可以指任何东西向您发誓，指我姨妈，指我去世的母亲的坟墓向您发誓。”我相信了她。她过去吞吞吐吐对我供认过一些事，后来见我对这些事并非无所谓便又矢口否认，然而即使这种前后矛盾没有引起我的疑心，那么我也该记得斯万曾坚信德·夏吕斯先生的友情是柏拉图式的，而且就在我看到男爵和裁缝在院子里的那一幕的那天晚上，他还对我肯定这一点；我本该想到人间有两个世界，一个在前面，另一个则隐藏在后面，前面那个世界由最正派、最诚实的人们所说的话构成，藏在它后面的那个世界则由这些人所做的事构成，因此，当您听到一个有夫之妇在谈到一个年轻男子时对您说：“哦！我和他很要好，这事千真万确，不过我们的友情是很清白、很纯洁的，我可以拿我死去的双亲发誓。”您应该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肯定说，这位太太很可能刚从盥洗间出来，她每次和那个年轻人幽会后便匆忙跑进去冲洗，以免怀上孩子。山梅花的事使我伤心得要命，而且正如阿尔贝蒂娜所认为、所说的那样，我变得阴险了，开始恨她了；尤其是她那些出人意料的、令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的谎言。一天她告诉我说她去过一个航空兵营，她是飞行员的朋友（大概是为了转移我对女人的怀疑，她以为我对男人会妒忌得轻些），她还说那位飞行员以及他对她表现的那份毕恭毕敬使安德烈如此心驰神往，以至安德烈希望飞行员带她乘飞机兜兜风，当时的情景真有趣。然而这完全是七拼八凑编出来的故事，安德烈从来没去过那个航空兵营。这类谎话，不胜枚举。 

安德烈走后，已是晚饭时分。“你无论如何猜不到谁在这里呆了至少三小时，”母亲向我说，“我估计三小时，其实也许更长些，她和第一位客人戈达尔太太差不多同时到，她看着我的客人——今天有30多位——一个个来了又走了，她却安坐不动，直到一刻钟前才告辞。要不是你的朋友安德烈在这儿，我就会让人叫你了。”“到底是谁来了？”“一个从来不访亲拜友的人。”“帕尔马公主？”“没说的，我的儿子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叫你猜人名真没意思，你一猜就准。”“她没为昨天怠慢了你向你表示歉意吗？”“没有，那样做就愚蠢了，她的来访本身就是道歉；你去世的外婆会认为这样做很得体。据说帕尔马公主大约在两点钟时派了一名跟班的来打听我有没有接待日，下人回答说就是今天，她就上楼来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没敢告诉母亲，我想前一天帕尔马公主周围准是一群很出色的人，她和他们交情很深，喜欢跟他们谈天说地，见我母亲去了她感到有点不快，而且并不想掩饰她的不快。这种目无下尘的傲慢态度，她以为能用细心周到的殷勤来补偿，这完全是德国贵妇人的作风，盖尔芒特家族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吸取了这种作风。可是母亲却认为（我后来也这么认为）原因很简单，是帕尔马公主没认出她来，因而没想到应该对她表示关注，待到母亲走后帕尔马公主才得知她是谁，也许是从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儿知道的，因为公爵夫人在楼下遇见我母亲了，也许是从来拜访的夫人小姐的名单上看到的，门房在她们进府前都要询问姓名，以便登记入册。她觉得由别人或者她本人对我母亲说“我没认出您”这不太客气，而且认为作一次拜访——这在公主殿下是一次破例，尤其是一次长达几小时的拜访——无异于间接而又同样有说服力地对我母亲作了解释，她果然这样做了，其实这种做法也和我的第一种解释一样，是符合德国朝廷的礼节与盖尔芒特家族的家风的。 

但我并没有长时间呆在那儿让母亲对我讲帕尔马公主来访的经过，因为我适才想起好几件有关阿尔贝蒂娜的事，本想问安德烈，却忘了问她。再说，阿尔贝蒂娜的身世我现在知道得多么少啊！将来也不会知道得更多！然而这是唯一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故事，至少在某些时候它又开始使我感兴趣了。人是一种没有固定年龄的生物，他具有在几秒钟内突然年轻好多岁的功能，他被围在他经历过的时间所筑成的四壁之内，并在其间漂浮，如同漂浮在一只水池里，池里的水位会不断变化，一会儿把他托到这个时代，一会儿又把他托到另一个时代。我写信请安德烈再来。她过了一星期才又来访。我几乎是一见她就问：“既然您声称阿尔贝蒂娜住在我这里的时候没干那种事，那么，按您的意思，她是为了自由自在地干那种事才离开我的？她去找哪个女朋友了呢？”“当然不是，她绝不是为这事离开您的。”“那么是因为我太让她讨厌罗？” 

“不，我想不是。我想是她姨妈逼着她离开您的，她姨妈替她物色了那个坏蛋，您知道的，就是您称之为‘我的情况很糟先生’的那个年轻人，他爱阿尔贝蒂娜，向她求过婚。她姨父母见您不准备娶阿尔贝蒂娜，担心她要是继续在您家里住下去而引起大家的反感，那个年轻人会不肯娶她。而且年轻人不断让人对邦当夫人施加影响，因此邦当夫人就把阿尔贝蒂娜叫回去了。事实上阿尔贝蒂娜也需要她的姨父母，当他们要她作出抉择时，她就离开了您。”我被妒忌心所苦，过去从来没想到阿尔贝蒂娜离开我还有这层理由，我只想到她对女人的欲念以及我对她的监视，却忘记了还有邦当太太，对我母亲一开始就看不惯的事她不久以后可能也觉得有点离经叛道了。至少她担心这会得罪那位有可能成为阿尔贝蒂娜的未婚夫的年轻人，她留着这人好在我不娶阿尔贝蒂娜的情况下给她作后路。确实，与安德烈的母亲过去的想法相反，阿尔贝蒂娜总算找到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好对象。当她想去看维尔迪兰太太，当她和她秘密谈话，当她因我事先不通知她便去赴维尔迪兰家的晚会而对我大发脾气时，那时她和维尔迪兰太太之间策划的内容并非是安排她会见凡德伊小姐，而是会见维尔迪兰太太的侄子，此人爱阿尔贝蒂娜，而维尔迪兰太太对这门亲事也很满意，她并不十分希望他能结一门阔亲。某些家庭决定的某些婚姻确实令人诧异，我们无法完全深入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可我后来就再没想过这位侄子了，他可能当了阿尔贝蒂娜的开导者，多亏他我才得到阿尔贝蒂娜的第一个吻。这样看来，我过去对阿尔贝蒂娜的心事的整套设想应该为另一套设想所代替，或与它重合。因为后者不一定排斥前者，因为喜欢女人这一癖好并不妨碍她结婚。这桩婚事真是阿尔贝蒂娜离去的原因吗？而她是出于自尊心，不愿让人以为她依赖她姨妈，或者以为她要迫使我娶她，所以没有肯把这事说出来吗？我开始懂得，一个单一行为的多种原因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行为时它所呈现的各个方面的一种人为的、主观的体现，阿尔贝蒂娜在和女友的交往中就是搞这一套手法的行家，她有本领让她们每一个人都以为她是为她而来。阿尔贝蒂娜在我家的暧昧处境会使她姨妈不快，我以前竟从未想到这点，我为此感到吃惊和某种羞愧，这种吃惊，我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决体会到。有多少次我绞尽脑汁想弄明白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危机，却突然听到第三者按自己的观点跟我谈起他俩的事，原来这第三者与他俩中的一个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就（她）的观点可能就是引起这一危机的根源！既然人的行为是如此靠不住，那么人本身怎能靠得住呢？有些人说阿尔贝蒂娜是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设法叫某人娶她，听到这些话就不难推测说此话的人会如何评判她在我家的生活。然而我却认为她是个牺牲品，一个可能不太纯洁的牺牲品，即使如此，她也是由于其它原因而有过错，是由于道德败坏，而人们对此却只字不提。 

但下面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考虑：一方面，撒谎往往是个性格问题；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并非天性爱撒谎的女人，谎言是一种本能的防卫手段，起先是应急的办法，后来编排得越来越严密，用来抵御那突然降临的、可能毁掉她们一生的危险：爱情。另外，有知识而又生性敏感的人总是把自己交给冷漠的下等女人，而且哪怕事实已经证明他们并不为她所爱，也丝毫不能打消他们为把那个女人留在身边而牺牲一切的念头，他们仍然舍不得离开她，这种情况并非出于偶然。我说上述这些人有一种受苦的需要，这话道出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我说此话时排除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其他事实，因为它们使这种受苦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自觉的——成了这些事实的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再说，十全十美的性格是不多见的，大凡十分有知识而又十分敏感的人都缺乏意志力，容易被习惯力量和对即将来临的痛苦的恐惧所控制，而这种恐惧使你注定要终身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肯放弃那个不爱他的女人。人们会奇怪，他怎么满足于如此微不足道的爱，其实最好想象一下爱情给他带来的痛苦。不过我们不必过分为这种痛苦怜悯他，因为爱情的挫折、情人的出走或去世在我们精神上引起的可怕震动亦如瘫痪病的突然发作，一开始把我们击垮，但是渐渐地我们的肌肉又会恢复弹性和生命力。何况，这种痛苦并非没有补偿。有知识而敏感的人一般生性不大爱撒谎。谎言使他们措手不及，尤其因为他们即使很聪明也是生活在由可能性构成的世界里，他们很少反抗，应该说他们总是生活在某个女人刚刚给他造成的痛苦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对这个女人想要什么，她在做什么，她爱什么的清醒认识之中，这种认识是那些意志坚强的人所特有的，他们需要这种认识，为的是防备将来而不是哀叹过去。所以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受了骗，却又不太清楚怎么受的骗。由此而论，一个平庸的女人（人们奇怪他们竟会爱上这种女人）远比一个聪颖的女人更能丰富他们的世界。在她的每句话后面，他们觉察到一个谎言；在她自称去过的每幢房子后面，他们看到另一幢房子；在她的每个行为，她结交的每个人后面，他们看到另一个行为，另一个人。他们可能说不清楚在后面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没有精力，甚至也许没有可能去查个水落石出。一个爱说谎的女人只需要弄一个极其简单的伎俩，而且用不着费心加以变换，便能蒙骗众多的人，甚至更可悲的是蒙骗同一个人，而此人本应将它识破。这一切在敏感的知识分子面前创造了一个深邃幽秘的世界，她的妒忌心想去探测这个世界，他的智慧也不得不对它发生兴趣。我虽然不一定就是这类敏感的知识分子，但是，阿尔贝蒂娜既已去世，我大概即将弄清她生活的秘密了。然而只在一个人的尘世生活告终后才发生的泄露其隐私的行为，归根结底不是证明谁也不相信有所谓来世吗？否则，如果泄露的情况属实，那么泄露者会害怕被揭露者的怨恨，不仅在她活着的时候害怕，因为那时人们自认为应该替她保守秘密，而且为有朝一日将在天国与她见面而害怕。如果泄露的情况纯属捏造和虚构，以为她反正已不在人世不能加以澄清，那么泄露者该会加倍害怕死者的愤怒，如果他相信真有在天之灵的话。 

然而谁也不信。 

这样看来阿尔贝蒂娜的心里在去还是留的问题上可能进行过一段长时间的痛苦斗争，而最终离开我大概是由于她的姨妈或那个青年，而不是由于某些女人，她也许从未想到过这些女人。对于我，最严重的事是安德烈（关于阿尔贝蒂娜的生活作风她再没有什么可对我隐瞒的了）向我发誓说阿尔贝蒂娜与凡德伊小姐及其女友之间没发生过任何这一类的事（阿尔贝蒂娜在认识她们俩的时候她本人还不清楚自己有这种趣味，而这两位害怕弄错别人的意向，不料害怕与欲念能导致同样多的错误，这就使她们把她看成是反对干这种事的人。很可能后来她们得知她和她俩有着同样的趣味，然而那时她们已经太了解阿尔贝蒂娜，阿尔贝蒂娜也太了解她们，所以双方连想也不会去想在一起干这种勾当了）。 

总之我始终没有能进一步弄清阿尔贝蒂娜为什么离开我。如果说女人的面孔对于不能适应这一活动着的平面的眼睛、对于嘴唇、尤其对于记忆是难以捕捉的，如果说女人的社会地位和人们置身的高度如同一层云雾，它的变幻改变着女人的面孔，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女人的行动和她的动机之间又隔着一层比云雾更要厚多少的帷幕啊！动机藏在我们看不到的更深的层面上，它还产生着我们了解的行为以外的其它行为，而且两者往往绝对地互相矛盾。哪个时代没有这样一种社会活动家，他们被朋友们奉若圣人，尔后又被揭露伪造过文书，盗窃过国家资财，出卖过祖国？一个领主每年有多少次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管事骗取钱财，而他还发誓说总管是个正派人，也许后者确实也是个正派人！而遮住他人行为动机的那层帷幕，当这个“他人”是我们所爱的人时，这层帷幕又会变得多么厚不可透啊！因为爱情不仅模糊了我们的判断，还遮掩了我们所爱者的行为，她因深知自己被爱，便突然不再珍视那原先对她可能是有价值的东西，譬如财产。也许爱情也多少促使她佯装藐视财产，以图通过使对方痛苦而得到更多。这种讨价还价的行径也可能掺杂在其它事情里；甚至掺杂在她生活中无庸置疑的事实里，比如她与某人的爱情关系，她没告诉过任何人，唯恐人家透露给我们，其实尽管如此，很多人仍然可能知晓，只要他们有和我们同样强烈的了解那件事的愿望，而他们却保留着更多的任思想驰骋的余地，他们能避免引起当事人太大的怀疑，那桩爱情关系，某些人并不是不知道，只是我们不认识这些人，而且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们。当一个人对我们采取一种难以解释的态度时，在种种原因里我们应当考虑到性格上的古怪，诸如对自身利益的忽视，仇恨，对自由的酷爱，一时愤怒的冲动，对某些人说三道四的恐惧，凡此种种都能促使他做出与我们的估计相悖的事。此外还有社会环境、所受教育等差异，人们不愿相信这些差异的存在，因为两人在交谈时，它们消失在言语中，可是当我们独处时，它们重又出现，并从截然相反的出发点引导每个人的行为，以至心灵的真正会合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的小安德烈，您还在撒谎。您记得吗（您自己也承认，前一天我给您打过电话，您记得吗）？阿尔贝蒂娜那么想去凡德伊小姐也会去的维尔迪兰家的午后聚会，可是又瞒着我，好象这是件我不应该知道的事。”“是的，可是阿尔贝蒂娜绝对不知道凡德伊小姐会去。”“什么？您自己跟我说过，她几天前和维尔迪兰太太会过面。再说，安德烈，我们不必再互相欺骗了。一天早晨，在阿尔贝蒂娜的卧室里，我发现一张纸，是维尔迪兰太太给她的一个字条，力劝她去赴午后聚会。”说着我把那字条拿出来给她看，事实是阿尔贝蒂娜走的前几天，弗朗索瓦丝设法把这张字条放在阿尔贝蒂娜的衣物上面好让我一眼便看到，而且我担心，是她故意丢在那儿，让阿尔贝蒂娜误以为我翻过她的东西，总之让她知道我看见字条了。此后我常思忖：弗朗索瓦丝耍的这一诡计是否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阿尔贝蒂娜的出走，因为她明白她再也无法对我隐瞒任何事了，她感到心灰意冷，一蹶不振。我给安德烈看字条，上面写的是：我毫不愧疚，因为我已得到亲人般感情的谅解……“您很清楚，安德烈，阿尔贝蒂娜总说凡德伊小姐的女友对她确实有如母亲、姐妹。”“但您把这张字条理解错了。维尔迪兰太太要让她在自己家会见的人根本不是凡德伊小姐的女友，而是那个未婚夫，那位‘我的情况很糟’先生，亲人的感情是指维尔迪兰太太对这个无耻之徒的感情，他是她的侄子。不过我想阿尔贝蒂娜后来是知道凡德伊小姐会来的，维尔迪兰太太可能顺便告诉过她。毫无疑问，她想到又将看到自己的朋友心里当然高兴，这使她回忆起过去的一段愉快时光，假如您要去一个地方，并知道埃尔斯蒂尔正在那儿，仅此一点，甚至无需这么完美，您也会很高兴的。阿尔贝蒂娜不愿对您说她为什么想去维尔迪兰太太家，是因为那里举行了一场排练，维尔迪兰太太只召集了很少几个人参加，其中有她的侄子，您在巴尔贝克遇到过他，邦当太太想叫阿尔贝蒂娜嫁给他，那天阿尔贝蒂娜想跟他谈谈。这个坏小子长得挺俊……再说也用不着找这么多理由，”安德烈补充道，“上帝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阿尔贝蒂娜，她是个多好的姑娘，可是特别在她得过伤寒以后（在您认识我们这一伙的前一年得的病），她成了个十足的头脑发热、顾前不顾后的人。她会突然对自己手头的事感到厌恶，于是就得变换，而且刻不容缓，她自己大概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您记得您来巴尔贝克的第一年，就是认识我们的那一年吗？一天她突然让人给她发了份电报，叫她回巴黎，我们几乎来不及给她收拾行装。而她没有任何理由走。所有的借口都不能成立，那个季节巴黎会叫她受不了。我们大家都还在巴尔贝克，高尔夫球场还没关闭，甚至锦标赛还没结束，而她是那么想得冠军！而且冠军确实也非她莫属。离比赛结束只剩一周了，可她倒快马加鞭地走了。后来我还常跟她提这事。她说她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走的，说是犯了思乡病（家乡，是指巴黎，您想这怎么可能），说她不喜欢呆在巴尔贝克，还说她觉得那儿有人嘲笑她。”安德烈的话里有一点是真的：如果说人们精神上的差异能说明为什么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如果说感情上的差异能说明为什么您不能说服一个不爱您的人，那么同样，人们的性格也存在着差异，这就是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也是行为的动机。但我随后便不再考虑这一解释，我对自己说，要了解生活中的真情委实太难了！ 

第六部 女逃亡者(12)

我早就注意到阿尔贝蒂娜想去维尔迪兰太太家但又掩饰这种愿望，我没看错。然而这么一来，当我们如此这般地掌握了一桩事实，我们只了解其表面现象的其它事实却逃过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只看见闪过一些平面侧影便对自己说：是这个，是那个；是因为她，或因为另一个女人。凡德伊小姐也将赴午后聚会的事被揭穿后，我以为一切都已昭然，何况阿尔贝蒂娜为了先发制人自己也曾对我说起过。后来她不是无论如何不肯向我发誓说凡德伊小姐在场丝毫不使她感到高兴吗？提起那个年轻人，我倒想起一件被忘掉的事。不久前，那时阿尔贝蒂娜还住在我这里，我遇见过他，他一反在巴尔贝克时的态度，对我十分客气，甚至很亲热，恳求我让他常来看我，由于多种原因我拒绝了他的要求。现在我明白了，很简单，他知道阿尔贝蒂娜住在我家，就想跟我套近乎，以便于和阿尔贝蒂娜相会，并从我这儿把她夺走，我因此断定他是个卑鄙小人。然而事隔不久，这个年轻人的头几部剧作上演了，当然我仍旧认为他是为了阿尔贝蒂娜才那么想来我家的，我一方面觉得他这样做很不道德，可同时我也不禁回想起从前我去东锡埃尔看望圣卢，其实是因为我爱上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固然情况不完全相同：圣卢不爱德·盖尔芒特夫人，因此我的感情虽然也许有点表里不一，却无半点背信弃义之嫌。尔后我又想，我们对拥有我们所希冀的财宝的人怀有温情，但如果我们喜欢这个财宝的拥有者本人，我们也会怀有同样的温情的。当然那时就必须抵御那种必然会直接导致背信弃义行为的友谊。我想我始终是这样做的。但有些人没有力量抵御它，我们不能说他们对财宝拥有者的友情纯粹是一种手段，不，他们的友情是真诚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表现得特别热烈，以至一旦铸成背叛行为，那个受骗的丈夫或情人就有理由气得目瞪口呆地说：“您要是听见这个无耻之徒曾经多少次对我作友谊的保证就好了！一个人偷别人的财宝，我尚能理解。可是在偷之前还狠毒地必定要先向他表示友谊，卑鄙、奸诈至于此真令人难以想象。”然而，非也，这不是以奸诈为乐事，甚至也不是完全有意识的欺骗。 

阿尔贝蒂娜的假未婚夫那天对我表示的这类情谊远不只是他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的衍生物，它还有另一个更复杂的理由。原来他只是近来才知道，才承认，并愿意宣称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世上除了体育和吃喝玩乐还存在其它有价值的事。由于我得到埃尔斯蒂尔和贝戈特的敬重，由于阿尔贝蒂娜可能跟他谈起过我如何评论作家，以及她想象我本人如何写作，于是我在他（终于发现了自我的新的他）心目中陡然成了一个有趣的人，一个他乐意与之交往的人，他愿意和他倾谈自己的计划，也许还要请他把自己介绍给贝戈特，因此他提出要来我家并对我表示好感是出自真心，他对我的好感中既有理智的原因也有阿尔贝蒂娜的影响，故而有真挚的成份。当然他并不是为此才那么想来我家，也不为此而放弃其它一切。这最后一个理由只不过加强了前两个理由，使它们达到某种狂热的顶峰，而且也许并未被他本人所认识，而其它两个理由则确实存在，正如阿尔贝蒂娜想去维尔迪兰家看下午的排练时，她预想的乐趣也可能是确实存在的，那是十分光明正大的乐趣，因为她将与童年的女友重逢，她们在她眼里亦如她在她们眼里都不是伤风败俗的人，她将与她们畅谈，并以自己出现在维尔迪兰家这一事实向她们表明，她们往昔认识的那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如今已成了一个显要沙龙的座上客，此外她可能还将体味到听凡德伊乐曲的乐趣。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在我提到凡德伊小姐时她脸上泛起红晕是因为我是在谈起那次午后的聚会时提到凡德伊小姐的，而她正想对我隐瞒那次午后聚会因为我不便知道那个婚姻计划。阿尔贝蒂娜拒绝向我发誓说她对在聚会上能与凡德伊小姐重逢不感到任何乐趣，这在当时增添了我的苦恼，加重了我的疑心，然而事后回想起来，这说明阿尔贝蒂娜一心要对我以诚相见，哪怕在无可指责的事情上，也许正因为这是件无可指责的事，可是还剩下安德烈所讲的有关她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的关系问题。也许虽然我不一定要心宽到认为这完全是安德烈为了不让我称心如意，为了打消我的优越感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但我不是可以揣猜她有点夸大了她和阿尔贝蒂娜干的事，而阿尔贝蒂娜出于思想上的保留则缩小了她和安德烈之间的事，她狡狯地利用了我在这方面所下的某些愚蠢的定义，认为她和安德烈的关系不属于应向我交待的范围，因此她可以否认而不担欺骗之名。然而为什么偏偏认为是她在撒谎而不是安德烈在撒谎呢？事实和生活真是太艰深了，说到底我对它们还不了解，但在它们留给我的印象里厌倦也许仍然超过忧伤。 

我记得我第三次意识到自己对阿尔贝蒂娜已接近彻底的冷漠（这一次我甚至感到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冷漠），那是在安德烈最近一次来访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在威尼斯。 

母亲带我去威尼斯过了几星期。由于稀世珍宝和平凡之物都各有其美妙之处，我在威尼斯得到的印象与我过去在贡布雷常有的感受颇为相似，不过如以乐曲相比，前者是后者在完全不同的调式上的搬移，同时也比后者更为丰富。当早晨10点钟侍者为我打开窗户遮板时，在我眼前熠熠发光的不是圣依莱尔的亮得象黑大理石似的石板瓦，而是圣马可教堂钟楼上的金色天使。它在太阳照耀下流光溢彩使人无法定睛注视，它张开的双臂仿佛在向我许诺，半小时后我在小广场上将领略到无上快乐，这一许诺比它从前向虔诚的人们所作的许诺更为切实可靠。我躺在床上能看到的只有这尊天使，然而世界不过是一面硕大无朋的日晷盘，我们能从盘上的一个日射刻度来测定时间，同样，在威尼斯的第一个早晨便使我想起贡布雷教堂前面广场的店铺，每个礼拜天我去望弥撒时这些店铺已在准备打烊，而集市的稻草在热烘烘的太阳下正散发出浓烈的气味。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便想到的事，那催我起床的事（因为在我的记忆和愿望中，它已代替了我对贡布雷的回忆），则是我在威尼斯的第一次出游留给我的印象，这里的日常生活对于我就象贡布雷一样看得见摸得着：象在贡布雷一样星期天早晨人们喜欢走到节日般热闹的街市上，不过这里的街是蓝宝石似的水道，阵阵和风吹来，河水分外清凉，水色蓝湛湛的，蓝得仿佛具有了一定的强度，我可以将目光倚于其上以放松我疲倦的双眼而不必担心水面会弯曲。象贡布雷鸟儿街的人们一样。我刚到的这座城市的居民也从一间紧挨一间排列整齐的房子里来到大街上；不过在墙根处投下一抹阴影的房子在这里被一座座用碧玉岩和花斑岩建成的宫殿所代替，宫殿物的拱门上方都雕有一尊美髯天神的头像（稍稍超出建筑物的边线，和贡布雷房屋大门上的门环一样），头像不是在地上投下影子使地面变成深棕色，而是在水中反射出倒影使水的湛蓝色更加幽深。在贡布雷的教堂广场上，时新服饰用品店的布篷和理发店的招牌会展开它们放大的影子，而在圣马可广场上，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正面的浮雕在沐浴着阳光的空旷的石板地上撒下蓝色碎花图形，这并不是说烈日当空时在威尼斯和在贡布雷都不必放下篷帘，即使水道边也不例外。不过篷帘都撑在哥特式窗户的四叶形饰物和涡形饰物之间。我们下榻的旅馆的窗户也是如此，母亲就站在窗户的栏杆前，她一面凝望着水道，一面耐心等着我，过去在贡布雷她也许不会表现出这份耐心，那时，她在我身上寄托了种种希望，后来都未实现，所以她不愿让我看出她是多么疼爱我。现在她深深感到故作冷漠已无济于事，便对我不再吝惜她的慈爱，好似人们对被确认患了不治之症的人开禁，准许他们吃原来被禁止的食物。诚然，使得莱奥妮姨妈那幢坐落在鸟儿街的房子的窗户与众不同的那些细微特点，诸如与左右两扇邻窗的距离不等而产生的不对称感，过分高的木窗台，便于开百叶窗板的弯曲形栏杆，用束带分系于两边的蓝色轧光缎子窗帘，这一切也都能在威尼斯这家旅馆看到，在这里我听到那种十分独特、十分动人的话语，根据这话语我们远远便能认出那就是我们要回到那里用午餐的住所，而且日后它们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好象一种见证，证明在某一段时间这儿曾是我们的住所；不过在贡布雷，正象在差不多所有其它地方，向我们说这些话语的是最平常、乃至最丑陋的东西，而在威尼斯这一任务却由旅馆半阿拉伯式的尖形拱肋来承担，这尖拱被作为中世纪家用住房建筑艺术的一大杰作陈列在所有的造型博物馆里，印在所有带插图的艺术书刊上；我从老远的地方，甚至刚过圣乔治大教堂便能看到早先见过我的尖拱，它象一个表示欢迎的微笑，而那一条条高耸的尖拱折线却象高傲的、近乎孤芳自赏的目光，给它增添了一种尊贵气派。妈妈坐在彩色斑斓的大理石栏杆后边，一面看书一面等我，她的整个脸庞笼在白色绢网的短面纱里，面纱的白色和她头发的白色都同样使我心碎，因为我深知母亲暗自留着眼泪在草帽上加上了这副白纱，并不是为了在旅馆的侍者们面前显得“穿着讲究”，而是为了让我觉得她不是那么身戴重孝，也不是那么悲哀，她心头的创伤几乎已经平复；母亲没有立即认出我，所以一听到我从轻舟上唤她，便向我送来发自心底的爱，这份爱不需要任何物质来载托，只由母亲那富于情感的目光载着它，母亲将它的目光尽量与我靠近，并微微撮起嘴唇，把她的目光升华为一个仿佛在亲吻我的微笑，母亲就坐在那尖拱形窗框下，沐浴着正午的阳光的尖拱宛若一个更为含蓄的微笑，成了上面这幅画面的背景——正因为这样，这扇窗户在我的记忆里便具有某些事物的温馨，这些事物与我们同时而且就在我们近旁在某个时刻中占据一席位置，这个时刻既是我们的也是它们的，因此不管这扇窗有多少多彩多姿的中挺，不管它多么闻名遐迩，对我来说它却象某位和我同在一个度假胜地呆过一个月并跟我结下一段友情的天才人物那么知己，而自那以后，每当我在博物馆看到这扇窗的铸型就不得不强忍住泪水，原因就在于它在对我说一句最能打动我心弦的话：“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您母亲呢。” 

我去找已经不在窗下的母亲，一离开户外的炎热，便立即感到一阵清凉，这是过去在贡布雷我回楼上自己的房间时感到的那种清凉；不过在威尼斯这股凉气是由海风吹表面每时每刻都迸射出一线海蓝色阳光，台阶的建筑艺术既吸收夏尔丹①的有益教导，又揉进了维罗内塞②的风格特点。在威尼斯给我们留下生活的亲切印象的是艺术作品，是那些华美的东西，因此，借口威尼斯城举世闻名的部分在某些画家笔下只有一种冷漠的美（马克西母·德托马斯的精美习作除外），便反其道而行之一味表现威尼斯的贫困面貌，即表现见不到它的辉煌壮美的那些地方，或者借口要使威尼斯显得更亲切、更真实，便把它画得有点象奥贝维里埃③，这样做实在是抹煞了这座城市的特点。不少名画家，出于对蹩脚画师笔下那个人工造就的威尼斯的一种自然的逆反心理，专门致力于描绘威尼斯平凡的郊野和被废弃的小水道，认为这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威尼斯，他们真是大错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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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擅长风俗画和静物画，注重构图的和谐，及对象的色调和质感。风格朴实简练。 

②维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威尼斯画派重要画家，其装饰风格与明朗的银色调子为意大利18世纪装饰壁画所取法。 

③奥贝维里埃：巴黎北边的一座小城。 

下午倘若我不和母亲外出，我也常去探索这个威尼斯，因为在这里更容易见到下层社会的女人，比如做火柴的，穿珍珠的，制作玻璃器皿或编织花边的女人，还有围着带流苏的黑色大披肩的年轻女工，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去爱她们，因为我已基本上忘掉了阿尔贝蒂娜，同时她们又比别的女人更能激起我的情欲，因为我对阿尔贝蒂娜还留有一点回忆。况且谁说得清，在我对威尼斯姑娘如饥似渴的追求中，她们本人占多少成份，阿尔贝蒂娜占多少成份，我对昔日威尼斯之行的留恋又占多少成份呢？他们的任何欲念虽然象一个和弦似的单一，但却包含了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的音符，有时假如我们取消其中的一个音符。虽然我们听不到，意识不到，而且它与我们追求的对象没有任何关联，然而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这个对象的欲念也随之化为乌有。我在追逐威尼斯姑娘时感到的兴奋与激动，这种心态里包含的许多东西我并没试图去剖析。 

我乘坐的轻舟顺着小运河行驶；仿佛有一只神秘的精灵之手指引着我在这座东方城市的曲曲弯弯的水道中前行。随着小船向前行驶，水道好象为我在城区中心开出一条路，城区被这些水道分割成若干小块，一座座带着摩尔式窗户的高大房屋之间有一条任意开凿出来的细小水路把它们隔开；船儿所经之处，前方水面上总闪耀着一线阳光，顺着河道为它开的路向前移动，好象是那位神奇的向导手执一支蜡烛在为我照明。可以想象，那些被小水道隔开的贫寒房舍本来可能连成密集的一片，房屋之间没有留下任何空余的地方。这样，教堂的钟楼或花园的葡萄架便垂直地突出在河上，宛如被水淹没后的城市景象。但是由于小运河起着和大运河一样的替带作用，所以不管是对教堂还是对花园来说，海水都极为合适地负担了大街小巷等各种交通线的职能，小运河两岸一座座教堂耸立于水上，水面成了人口稠密的贫困老城区，就象那些微贱而热闹的教区，身上带着贫穷和与众多下层人接触留下的印记；水道穿过的花园里，树叶或裂开的果实一直拖到水中，在房屋突起的边缘上（这些边缘上的沙岩劈得很粗糙，至少依然凸凹不平，象是刚才被匆忙锯下来似的），坐着一群神情惊讶的野孩子，他们让双腿笔直下垂，稳稳地保持着平衡，如同端坐在活动甲板上的水手，甲板刚刚分成两半，好让海水从中间通过。有时一座颇为精美的古迹映入眼帘，它出现在这里令人感到意外，好象我们在刚打开的盒子里发现的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比如一座带考林辛式柱子，正面饰有寓意雕像的小象牙寺庙，它象散落在日常用品中的一件艺术精品，显得有点迷惘落寞的样子，因为尽管人们给它留出了一席之地，它那露在水面外的列柱廊还是有点象为菜农建造的登岸码头。我有一种感觉，而我的欲念则加强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不是置身于屋外，而是在渐渐深入到某个秘密的处所，我每时每刻都在我的左边或右边发现一点新东西，一座小型纪念性建筑物啦，或是一座意想不到的广场啦，它们都带着人们第一次见到的美丽事物的新奇意味，但它们存在的目的和用途尚不为人所知。我穿街走巷步行回旅馆，有时拦住一些平民女子，阿尔贝蒂娜可能也这样做过，我真希望此刻她能和我在一起。然而她们不可能是当时的那些姑娘；阿尔贝蒂娜在威尼斯的时候，她们可能还是些孩子。然而既然我追求的是相似的对象，而不是同一个对象，因为我不指望能重新找到它，那么从根本意义上说，我出于懦弱过去已经背弃了我的每一个被视为独一无二的愿望，现在我则执拗地专门寻找阿尔贝蒂娜不曾认识她们本人的那些女人，我甚至不再追求我从前渴望得到的女人。不错，我常常会怀着前所未有的强烈欲念想起梅塞格里丝或巴黎的某位小姑娘，想起在第一次去巴尔贝克的旅途中，一个清晨，我在一个小山丘脚下看到的那个卖牛奶的姑娘，然而可叹的是，我回记中的她们是当时的模样，也就是说她们现在必定不再是的那个模样。因而如果说从前当我找一个相似的女寄宿生来代替一个我再也见不着的女寄宿生时，我已被迫在欲念的唯一性上作了让步，那么现在，为了重新找到曾经扰乱过我或阿尔贝蒂娜少年时期的那些姑娘们，我就必须进而违背欲念的个体性原则：我应该寻找的不是当时才16岁的姑娘，而是现在年方二八的妙龄少女，因为既然个人身上最特别的东西已寻觅不到，它已经从我身边消失，那么现在我所爱的应该是青春。我知道从前认识的那些姑娘们的青春如今只留在我火热的回忆里，我也知道不管她们在我的记忆里再现时我是多么想得到她们，但如果我真想收获当年的青春和鲜花，我应该采摘的就不是她们。 

我去小广场找母亲时太阳还高悬在天上。我们叫了一只小船。“您那过世的外祖母会多么喜欢这如此朴实的雄伟气派呵！”母亲指着公爵府说，公爵府怀着建筑师寄托给它的思想注视着大海，它忠实地守着这种思想默默地等待着逝去的总督们。“她甚至会喜欢这柔和的粉红色，因为这颜色不做作。唉，你外祖母会多么喜欢威尼斯呵！她会觉得所有这些美好的建筑是多么亲切，亲切得可以和大自然的风光媲美，而它们的内涵又那么丰富，以至不需作任何布置，只需以它们的本色出现，这圆锥形的公爵府，这些圆柱，你说是希律王府的圆柱，就这么随便竖在小广场的中间，还有圣约翰－达克尔教堂的柱石，更是没有刻意安排的痕迹，好象没有其它地方可搁才造在那儿似的，还有圣马可教堂楼厅的群马雕塑。你外祖母会带着观看山上日落的那份兴致来欣赏总督府的日落的。”母亲的话确实有点道理，当小船沿着大运河逆流而上把我们载回住所时，我们的小船在排列成行的宫殿之间穿行，只见这些宫殿的粉红色侧壁反射出日光和时光，并随着光线的变化和时光的推移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但并不象私人府邸或著名的古迹，倒象吸引人们傍晚荡着轻舟去它脚下观看日落的连绵起伏的大理石峭壁。这样，航道两边的屋宇使人想起大自然的景点，不过这个大自然以人类的想象力创造了它的作品。但与此同时（因为威尼斯仍然给人一座都市的印象，尽管它几乎就建造在海上，建造在波涛上，我们可以感觉到波涛每日两度涨落，涨潮时那些宫殿的华美的露天楼梯被淹没，退潮时又显露出来），正象在巴黎的马路上，在香榭丽舍的大街上，在布洛涅树林里，或在任何时髦的林荫大道上可能发生的那样，我们在照出浮尘的落日余辉中与一些雍荣华贵的夫人小姐交臂而过，她们几乎都是外国人，慵懒地倚在“漂浮的马车”靠垫上，她们的船排成一队，有时在一座住着她们要拜访的女友的宫殿前面停下来，她们派人打听女友是否在家，然后一面等回音一面准备万一女友不在家时要留的名片，就好象她们是在盖尔芒特府门前似的，同时她们还在自己的导游指南上查找这座宫殿建于哪个时代，属于何种风格，这时晶莹的海水被夹挤在跳荡的小船和发出巨响的宫殿大理石之间，象受惊的马儿一个劲往上窜，她们的小船被漩流激烈地颠摇着，仿佛被抛在蓝色波浪的浪尖上。这样，在威尼斯的外出散步，哪怕只是为了访亲会友和递交名片，也是独具一格的，它有三重意义，既是一般的社交往来，又具有参观一座博物馆和在海上溜达的形式和情趣。 

大运河两岸的宫殿有好几座改成了旅馆，不知是因为我们喜欢变换口味还是为了对萨士拉夫人表示热情——人们每次出外旅行都可能遇见预想不到的、来得不合时宜的熟人，我们与萨士拉夫人不期而遇，母亲邀请了她——一天晚上，我们想尝试一下不在我们自己的旅馆而到另一家旅馆吃晚饭的滋味，据称那家的饭菜做得更好些。在母亲付钱给船夫尔后和萨士拉夫人走进她预订的小餐室的当儿，我想看一看旅馆的大餐厅，这个餐厅有着漂亮的大理石柱子，过去四面墙上绘有大幅壁画，至今这些壁画还未好好修复。两名侍者在用意大利语交谈，我翻译如下： 

“老头老太是不是在他们房间里吃饭？他们从来不通知一声。真伤脑筋，monsosebesognaconservalorolatavola①。管他呢，要是他们下楼来发现桌子被人占了那就算他们倒霉！我不明白这么气派的旅馆怎么接待这种外地人，他们根本不配做我们这地方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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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文，即：我从来不知道是不是要为他们保留餐桌。 

尽管侍者对这种人不屑一顾，他还是需要知道有关餐桌的事怎么决定，他正要让人差电梯司机去楼上询问，但还没来得及，答案却已摆在他面前：他看见老妇正走进餐厅。我毫不费力地认出，这位头戴无边软帽，身穿一件w裁缝制作的、但在不识货者眼里与老看门女人的衣服毫无二致的黑色上衣的老太太是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虽然在岁月的重压下她显得又忧郁又疲乏，虽然她脸上布满了象湿疹或麻风似的红色斑点。事有凑巧，我站在那儿审视一幅壁画残迹的地方，恰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刚刚就座的那张桌子后面，靠着漂亮的大理石墙壁。 

“看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很快就会下楼来了。他们住在这儿一个月了，只有一次不在一起吃饭。”侍者说。 

我正在思忖，跟她一起旅行，被侍者称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的人究竟是她的哪位亲戚呢？不一会儿只见她的老相好德·诺布瓦先生朝她的桌子走来，并在她身旁坐下。 

他年事已高，声音已不及以前洪亮，但过去他言谈十分含蓄，现在却锋芒毕露。究其原因也许是他感到满怀抱负已没有时间去实现，故而把全部激越的火热之情都倾注在言辞中；也许他急于重返政治舞台却被排斥在政事之外，因此他天真地想通过对政敌进行辛辣的批评逼他们下台，以便自己取而代之。我们常听到一些政客断言他们不在其中任职的内阁维持不了三天。不过，倘若以为德·诺布瓦先生已完全丢掉了他惯用的一套外交辞令那也未免失之夸张。只要一谈起“重大事件”，他便重新成为我们了解的那个德·诺布瓦，这一点大家以后会看到，而在其余时候他则以老年人的狂暴不是对这个人就是对那个人发泄怒气，某些八旬老人便是以这种狂暴扑向女人，但他们对女人已不可能有多大的伤害了。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保持了几分钟的沉默，当衰老和疲惫使一个老妇人难以从往昔的回忆里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时就会有这种沉默。随后他们谈起那些非常实际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他们至今继续相爱的痕迹。 

“您去过萨菲阿蒂家了吗？” 

“去过了。” 

“他们明天寄出吗？” 

“我亲自把杯子带回来了。晚饭后我拿给您看。我们看看菜单吧。” 

“您把我的苏伊士运河证券委托书拿出来没有？” 

“没有，目前交易所的注意力放在石油证券上。但是不用着急，股票市场形势很好。菜单来了。头道菜有鲂濛。我们要一点好吗？” 

“我要一点，可您，医生不让您吃的。还是要点意大利煨饭吧。不过他们做不好。” 

“没关系。喂，伙计，先给夫人来点鲂濛，再给我来一份煨饭。”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瞧，我给您拿来几份报纸，corrieredellasera①，lagazzettadelpopolo②，等等。您知道吗，现在报上正在大谈特谈一场外交活动，首当其冲的替罪羊可能是巴莱奥洛格，他在塞尔维亚不称职是众所周知的。洛塞可能替代他，那么君士坦丁堡的空缺职位就得派人去顶。不过，”德·诺布瓦先生忙又尖刻地说，“这可是个重要的使馆，很明显在那里任何情况下都是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占首席位置，因此为谨慎起见，最好是找有经验、有办法的人去任职，才能对付得了我们英国盟友的敌人设下的圈套，而不能派一些初出茅庐的外交人员，他们会一下子就上当受骗的。”最后这几句话，德·诺布瓦先生说得又快又急，怒气冲冲，因为各报纸没有按他的嘱托提他的大名，而把一位年轻的全权公使提出来作为“一号种子选手”。“天晓得，如今老年人都被人通过不知什么拐弯抹角的阴谋撇在了一边，不让他们代替那些程度不同的无能新手！我见过不少凭经验办事的所谓外交家，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试探性气球上，但气球往往很快就被我戳穿。如果政府不明智地把国家的领导权交到一些毛毛糙糙的人手里，毫无疑问，只要一声召唤，每个应征入伍的人都会回答：到。不过谁知道（然而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很知道他指的是谁），倘若派一个学识渊博、机智灵活的老将，情况是否也会一样？依我之见（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君士坦丁堡的职位只有在我们和德国之间悬而未决的纠纷解决后才能接受。我们不欠谁什么，不能容许人家每半年就用欺诈手段要我们违背自己的意愿交出莫名其妙的什么清帐单，而且总是由御用的新闻界提出来。这种情况应当结束了，当然一个有本领、经受过考验的人，一个，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个能让皇上听得进他的话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威了结这一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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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文，意即：晚邮报。 

②意大利文，意即：民众报。 

一位正要吃完晚饭的先生向德·诺布瓦先生打招呼。 

“噢！这不是福格希亲王吗？”侯爵说。 

“噢！我可不太清楚您指的是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叹息说。 

“可不是他吗。是奥东亲王，是您的表姐杜多维尔公爵夫人的亲妹夫。您还记得我跟他一起在博内塔布尔打过猎吗？” 

“哦！奥东，就是以前绘画的那个？” 

“不，不是，是娶了n大公爵的妹妹的那个……” 

德·诺布瓦先生说这些话时语气颇为不快，好象一个不满意自己的学生的老师，而且他那双蓝眼睛死死盯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一俟亲王喝完咖啡离开餐桌，德·诺布瓦先生便站起身，殷勤地向他走去，然后以庄严的动作自己站到一边，侧转身体，把亲王介绍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亲王站在他们旁边的那几分钟里，德·诺布瓦先生用他的蓝眼珠始终紧盯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刻也不离开，这是出于老情人的讨好或严厉，尤其是因为担心她运用那种他曾经很欣赏而眼下却害怕的不正规的语言，每当她对亲王说了什么不准确的话，他立刻加以纠正，并且盯住疲惫而温顺的侯爵夫人的眼睛，他那种持续的高度紧张的样子很象一个正在施行动物磁疗法的催眠师。 

一名侍者过来对我说我母亲在等我，我回到母亲那儿，向萨士拉夫人表示了歉意，并说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了，很有意思。听到这个名字，萨士拉夫人顿时脸色发白，似乎快要晕倒了。她一面竭力控制自己一面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就是德·布永小姐？” 

“是的。” 

“我能不能远远望她一眼？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那就别太耽误时间了，夫人，她就要吃完晚饭了。可是她怎么会引起您这么大的兴趣呢？”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第一次结婚后成了德·阿芙雷伯爵夫人，她美得象天使，坏得象魔鬼，她使我父亲为她发疯，弄得他倾家荡产，随后又抛弃了他。是啊，虽然她的行为象一个最最为人不齿的窑姐儿，虽然是她害得我和我的亲人们在贡布雷过着拮据的生活，可是现在父亲既已去世，使我感到安慰的是他爱过当时最美丽的女人，而我却从未见过她，不管怎样，我会好受些，如果……” 

我把激动得直打颤的萨士拉夫人一直领到餐厅，并且指给她看谁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但萨士拉夫人就象那些盲人，总不把眼睛转向应该看的地方，她的视线不是停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正用餐的那张桌子上，而是往餐厅的另一个地方搜寻： 

“她大概已经走了，在您说的地方我看不到她。” 

她一直在搜寻、追捕着她既憎恨又爱慕而且那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占据着她的想象的那个幻影。 

“怎么不在，在第二张桌子。” 

“可能我们不是从同一张桌子数起的。按我的数法，第二张桌子那里，在一位老先生旁边，只坐着一个矮个儿驼背女人，脸红红的，丑得吓人。” 

“正是她！” 

与此同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让德·诺布瓦先生请福格希亲王坐下后，三人之间开始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他们谈论政治，亲王宣称他对内阁的命运问题并不关心，并说他在威尼斯还要待一个多星期。他希望等他回去时内阁危机已经避免。福格希亲王起初以为德·诺布瓦先生对这些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因为这位在此之前曾如此激烈地表明自己的政见的先生，突然沉默得几乎象天使，倘若他重新发出声音，那沉默似乎只可能化为门德尔松①或塞扎尔·弗朗克②的纯洁而忧伤的乐曲。亲王还以为这种沉默是出于一个法国人不愿在意大利人面前谈论意大利的事的审慎态度。亲王的猜想完全错了。在德·诺布瓦先生身上，沉默和冷漠的神情不是审慎的标志而通常是他对重大事件进行干预的前奏。我们已经看到，侯爵觊觎的正是君士坦丁堡的职位，条件是德国问题必须先行解决，为此他打算对罗马内阁施加压力。侯爵认为，只有一个出自于他的具有国际影响的行动才不愧为他的外交生涯的圆满结束，甚至可能是新的荣誉和他从不想放弃的艰难职务的开始。因为衰老首先从我们身上夺走的是行动的能力而不是欲望。只是到了第三阶段，那些活到很老的人才不得不象放弃了行动一样放弃了欲望。他们甚至不再参加无聊的竞选，比如竞选共和国总统，而早先他们却曾不止一次地力图取胜。如今他们只满足于外出、吃饭、看报，他们人还活着，但原来的自我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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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 

②塞扎尔·弗朗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 

为了让侯爵不感到拘束，并表明自己把他视为同胞，亲王跟他谈起现时内阁会议主席的几个可能的接班人，这些接班人的任务将是艰巨的。福格希亲王举了20多个在他看来可以当部长的人名，而那位往日的大使则一动不动地听着，眼皮半耷拉在蓝色的眼珠上，最后他突然打破沉默说出一句话，这句话将成为20年里所有大使馆的谈资，乃至后来当人们已经把它忘了的时候，还被某个署名为“一个知情人”或“见证人”或“马基雅维里”①的人物在某个报纸上旧事重提，而且正因为原来已被遗忘，才有重新引起轰动的效果。话说福格希亲王刚刚在这位象聋子一般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的大使面前提了20多个名字，突然德·诺布瓦先生微微抬起头，用他以往那些最有影响的外交谈话的形式，只是这次更大胆，也不象以往那么简短，他狡黠地问：“难道没有一个人提乔利蒂②的名吗？”一听这话福格希亲王顿时明白自己原来的判断错了；他听见了来自天堂的低语。随后德·诺布瓦先生便天南海北地谈起来，也不怕吵了别人，正象当巴赫的一首美妙绝伦的咏叹调最后一个音符一奏完，听众就开始毫无顾忌地高声说话，或去存衣间取出自己的衣服。使他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更为突出的是，他还请求亲王如有机会谒见国王和王后陛下，一定要代他恭致敬意，这是人们动身前说的一句话，相当于一场音乐会结束时有人大声喊“贝卢瓦路的马车夫奥古斯特”。我们不清楚福格希亲王当时的确切感想是什么。他听到“乔利蒂呢，没有一个人提他的名吗？”这句名言后一定无比高兴。因为德·诺布瓦先生身上最闪光的优点虽然因年迈而变得黯淡和紊乱，但他的“大无畏气概”却随着年龄而日臻完美，一如某些老年音乐家，其他方面都走下坡路，但到生命结束时却在室内音乐的演奏技巧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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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后泛指一切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 

②乔利蒂（1842—1928），意大利政治家，1908—1914年曾连续担任内阁会议主席。 

总之，本来打算在威尼斯呆半个月的福格希亲王当天就回了罗马，并且几天后为产业的事受到国王的接见，我想前面已经说过，就是亲王在西西里拥有的产业。内阁苟延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要长些。内阁倒台后，皇上就为给新内阁物色一个合适的首脑多方征求了国务活动家们的意见。然后他召来乔利蒂先生，后者同意出任内阁总理。三个月后，一家报纸记叙了福格希亲王和德·诺布瓦先生的会晤。报上转述的两人之间的谈话与我们转述的一样，不同之处在于报上写的是“他带着人们熟悉的那种狡黠而优雅的微笑说”，而不是“德·诺布瓦先生狡黠地问”。德·诺布瓦先生认为对一个外交家来说“狡黠地”这个词已经够有爆炸力的了，而这种添油加醋的做法起码是不合时宜。他曾请求法国外交部予以正式否认，然而外交部也穷于应付。因为自从那次会晤被披露报端以后，巴雷尔先生每小时向巴黎打好几次电报，抱怨在奎里纳莱①有一个非官方的法国大使，并报告此事在整个欧洲引起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其实并不存在，但各国大使出于礼貌不便在巴雷尔先生声称大家对此事反感时否定他的说法。一向只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的巴雷尔先生把这种礼节性的缄默当成了同意。于是他立即打电报给巴黎：“本人与维斯孔蒂一韦诺斯塔晤谈了一小时，云云。”他的秘书们忙得不可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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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奎里纳莱：最早是罗马教皇夏天的居所，1870年开始成为意大利国王的王宫。 

第六部 女逃亡者(13)

不过德·诺布瓦先生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法国报纸为他效忠，早在，1870年，当他在某个德语国家任法国公使时，这家报纸就曾为他帮过大忙。该报的文章（尤其是头版头篇不署名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可是当这头版头篇文章（在遥远的过去被称为“巴黎开篇”，现在不知为什么称为“社论”）写得拙劣了，老是没完没了重复同一些字眼时，人们对它的兴趣反倒比以前增强了百倍。当时每个人都激动地感到那篇文章是“受启发”而写的，也许是受德·诺布瓦先生的启发，也许是另一位当代伟人。为了使读者对意大利发生的事件预先有个概念，让我们看看德·诺布瓦先生在1870年是如何利用这家报纸来为他服务的吧，大家也许会觉得他此举徒劳无益，因为战争终究还是爆发了；德·诺布瓦先生自己却认为此举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万事首先要作好舆论准备乃是一条公理。他那些字斟句酌的文章颇象对一个病人的乐观的估计，而紧接着病人却一命呜呼了。举例说吧，1870年宣战前夕，当战争总动员已接近完成时，德·诺布瓦先生（自然是躲在暗处）认为有必要给那家有名的报纸寄去下面这篇社论： 

“在权威人士中间，占上风的意见似乎认为，自昨天下午三四点钟以来，局势可以被看作是严重的，就某些方面而言，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危急的，当然，还未到令人惊慌的程度。德·诺布瓦侯爵先生可能已与普鲁士公使进行了多次晤谈，以便本着坚定而和解的精神，极其具体地研究现存摩擦——倘若可以这么讲——的种种原因。遗憾的是在本文付印时，我们尚未得到两位公使就寻求一个可作为外交文本基础的形式达成协议的消息。” 

最新消息：“消息灵通人士满意地获悉，普法关系似乎稍有缓和，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在‘菩提树下’①会见了英国公使，并与之晤谈了20分钟左右，人们对此事会予以特别重视，并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消息。”（在“令人满意的”一词后面加了个括号，括号中是相应的德语词：befriedigend。）然而次日社论写道：“尽管德·诺布瓦先生行事灵活，而且公众一致赞誉他善于巧妙而有力地维护法国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但两国关系的破裂可以说已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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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柏林市区的一条林荫大道。 

在这样一篇社论后面报纸不能不附几则评论，不用说，这些评论也是德·诺布瓦先生寄去的。大家可能已经从前面几页里注意到，“条件式”①是这位大使在外交文字里特别喜欢使用的语法形式。（不写“据说人们特别重视”而写“人们可能特别重视”。）但他也同样喜欢用直陈式现在时，但不是用这一语法形式通常的意义，而是用它在古法语中的祈愿式意义。社论下面的评论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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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动词的一种语式，表达不肯定或婉转语气。 

“公众从未表现出如此令人感佩的镇静。（德·诺布瓦先生很希望这是真的，但又怕事实正好与此相反。）公众厌倦了徒劳无益的骚动，而且满意地得知皇上的政府将根据可能发生的多种情况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公众别无他求（祈愿式）。这种崇高的镇静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的征象。除此以外，我们还想补充一条消息，它可以，如果有此必要的话，进一步安定人心。此间肯定，由于健康原因早已准备回巴黎接受一次短期治疗的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已离开柏林，他认为自己留在那里已失去意义。 

最新消息，“皇帝陛下今晨离开贡比涅回巴黎，以便与德·诺布瓦侯爵、国防部长以及深得公众信任的巴泽纳元帅共商国家大事，皇帝陛下取消了为款待其嫂德·阿尔贝公爵夫人而准备举行的晚宴。这一措施一经为公众获悉立即普遍产生极为良好的反响。皇上检阅了部队，部队热情之高笔墨难以形容。皇上到巴黎后即发出动员令，有几支部队接到动负令后准备一有情况便向莱茵河方向开拔。”有几次黄昏时分在返回旅馆的路上，我感到过去的阿尔贝蒂娜，虽然我自己看不见，却给关在我心灵的深处，就象关在威尼斯内城的“污水槽”里，有时一件小事使水槽的变得牢固的盖子滑开，给我打开一个通向过去的洞口。 

比如一天晚上，我的场外证券经纪人的一封来信在一瞬间重新为我打开了关着阿尔贝蒂娜的牢笼的大门，在我心中的这个牢笼里她是活生生的，然而离我又是那么远，那么深，因此还是无法接近。早先为了能有更多的钱花在她身上我曾经做过金融投机，她死后我就不再管那些事了。然而时代变了；上几个世纪的一些至理名言被这个世纪否定了，梯也尔先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曾说铁路永远不会成功；德·诺布瓦先生谈到公债时曾对我们说：“公债的收益也许不很高，但至少本金永远不会贬值。”但这些公债往往正是跌价跌得最惨的。这样，仅仅在英国长期公债和塞依①制糖厂这两项上，我就必须付给场外证券经纪人几笔数目极为可观的差额，同时还要付利息和延期交割贴费，以至我一气之下决定把这些债券全卖了，这一来我从外祖母那儿继承来的财产顿时就只剩下不到1f5，而阿尔贝蒂娜活看时这笔遗产还全数在我手中呢。我们家留在贡布雷的亲戚朋友知道了这件事，由于他们还知道我和圣卢侯爵及盖尔芒特一家交往甚密，于是就有人说：“这就是想干一番大事的结果。”如果贡布雷的人们得知我搞投机是为阿尔贝蒂娜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姑娘，一个可以说是受我外祖母以往的钢琴教师保护的姑娘，他们一定会惊奇得非同小可。在贡布雷，人们按他们了解的各个人的收入情况把他永远地归入一个等级，就象归入一个印度的种姓一样，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人们无法想象盖尔芒特们的天地里的充分自由，这里，人们对财产毫不重视，人们可能也认为贫穷是一种不愉快的处境，但却认为它并不能降低一个人的人格，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正象胃病不能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样。贡布雷的人兴许反而以为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是些破落贵族，他们的庄园被抵押，是我借了钱给他们，其实，如果我真的破产了，他们会是首先主动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不过我不会接受罢了。至于我的相对破产，这事确实使我烦恼，因为我对威尼斯女人的兴趣近来集中在一个年轻的卖玻璃制品的姑娘身上，这姑娘花朵般鲜艳娇嫩的皮肤透出由浅入深韵致万千的橙色，令人看了心往神迷，我每天都想再见到她，但我知道母亲和我不久即将离开威尼斯，因此我下决心设法在巴黎为她谋个事儿，好让我们俩不分离。她妙龄17的青春美色是那么高雅脱俗，光彩照人，不啻是一幅提香的真迹，我在走之前无论如何要弄到手。然而，我仅存的那点财产对她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她离乡背井为我一个人来巴黎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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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依（1774—1840），法国经济学家，在南特领导一家制糖厂，著有《各国财富研究》等。 

我正要读完场外债券经纪人的信，信中有句话：“我将照管您的延期交割贴费”突然使我忆起另一句同样虚伪的职业性套语，就是巴尔贝克的海滨浴场女侍对埃梅谈起阿尔贝蒂娜时用的那句话：“当时是我照管她的，”她说。以前从未在我脑海中再现的这几个字此时有如“芝麻开门”，突然令囚室的门开启了。但不一会儿牢门重又在被囚禁者面前关上——我不想去和她团聚，这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再也看不见她，再也想不起她的样子了，而对我们来说，人们是通过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才存在的——但她的被遗弃一时却使我觉得她分外楚楚动人，只是她自己却不知道她已被遗弃：我在一闪念之间竟羡慕起那段已经很遥远的时光来，那时我日日夜夜被对她的回忆所萦绕而痛苦。还有一次，那是在斯基亚沃尼的圣乔治教堂，12使徒之一的旁边有一只用单线勾勒的鹰，使我蓦地想起了那两只戒指，并且几乎重新勾起了它们给我带来的痛苦，弗朗索瓦丝曾发现这两只戒指一模一样，而我一直没弄清这两只戒指是谁送给阿尔贝蒂娜的。 

然而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它似乎本应该使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死灰复燃。当我们的游船在旅馆门前的石级下停住时，看门人交给我一封电报，为了这封电报，电报局职员已经来过三回了，因为收报人的姓名写得不准确（我还是能从意大利报务员译走了样的名字上认出是我的名字），要我给一个收据，证明这份电报确是拍给我的。一回到房间，我立即拆开电报，扫了一眼电文，电文有很多传送错误，不过我还是能读出如下的话：“我的朋友，您以为我死了，请原谅我，我好端端地活着，我想见您，跟您谈结婚的事，您何时返回？温柔地爱着您。阿尔贝蒂娜。”于是发生了与外祖母相同的情况，只是过程相反：我得知外祖母去世时，起初未感到丝毫的悲伤。只是在对她的不自觉的回忆使她变得栩栩如生后我才真正为她的死而难过。现在阿尔贝蒂娜在我思想中已经死去。因此她还活着的消息并没给我带来预想的快乐。对于我，阿尔贝蒂娜只是一束思念，只要这些思念还活在我心中，她便能肉体虽死精神犹生；但是现在这些思念已经消逝，因而她不能随着肉体的复活而在我心中复活。当我发现，她还活着这个消息并不使我快乐，当我发现我已不再爱她，我本应为此感到震惊，而且震惊的程度应该甚过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外出旅行几个月或病了几个月以后，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有了不少白头发，和一副成年人或老年人的陌生面容。这确实使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过去的“我”，那个金发青年已不存在，“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然而与白发下这张布满皱纹的脸代替了原来的脸孔相比，我的变化不是同样深刻，旧我不是消逝得同样无影无踪，同样彻底地被新我替代了吗？但是人们既不因自己随着时光的流逝、按照日月更替的次序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苦恼，也不因自己在同一时期竟会是每天性格互相矛盾的人——今天凶狠明天心软，今天体贴明天粗野，今天公正无私明天野心勃勃——而苦恼。不苦恼的原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旧我已经消隐——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暂时的、性格方面的消隐，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永久的、情欲方面的消隐——不可能悲叹另一个我，而这另一个我在当时当刻，或从此以后，则是整个儿我；粗野者为其粗野而得意因为他是粗野者，健忘者不为其缺乏记忆力而伤心正因为他已经遗忘。 

我是没有能力使阿尔贝蒂娜复活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复活我自己，复活当年的我。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它通过极其细微而又从不间断的工程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按照这一规律，生活并没有在阿尔贝蒂娜死去的第二天对我说：“变成另一个人吧。”然而，通过无数微小得使我难以觉察的变化，生活几乎把我整个儿更新了，因此当我的思想发现它的主人变了时，它已经适应这个新主人——我的新“我”；它依附的是这个新主人。大家已经看到，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温情，我的妒忌，来自于某些甜蜜的或痛苦的核心印象通过联想向四面八方的辐射，来自于对蒙舒凡的凡德伊小姐的回忆，来自于阿尔贝蒂娜晚间在我颈脖上印下的温柔的吻。但是随着这些印象的逐渐淡化，被它们染上令人忧虑的或令人愉快的色调的广阔印象场便恢复了中性色彩。一旦遗忘占领了痛苦或欢乐的几个主要据点，我的爱情的抗争便被击败了，我便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我试图想起她。早在她出走后两天，我就曾经为自己居然能离开她生活48小时而惊恐万分，那时我就有个预感，看来这个预感是正确的。正象从前我给希尔贝特的信中所说以及我对自己所说的：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两年，我就不再爱她了。当斯万要我再去看希尔贝特时，我觉得这就象要我接待一个死去的人一样不合适。死亡——或者我以为的死亡——在阿尔贝蒂娜身上所做的工作与长期的关系破裂在希尔贝特身上所做的工作是相同的。死亡只不过起了分离的作用罢了。我的爱情一想到它的出现便不寒而栗的那个恶魔——遗忘，终于真如我所料把我的爱情吞食了。阿尔贝蒂娜还活着的消息不仅没有唤起我的爱情，不仅使我看到我返回到漠然状态的旅程已即将走完，而且还在一瞬间促使这种返回加快速度，加快得如此之猛以至我事后不禁自问，过去那个相反的消息，即阿尔贝蒂娜死亡的消息，是否在完成她的出走所做的工作的同时，反过来激励了我的爱情，推迟了爱情的衰退。是的，现在知道她还活着，知道我可以和她重新聚首，反倒顿然使她在我心中失去了价值，我因此不禁自问是否是弗朗索瓦丝的暗示，是阿尔贝蒂娜的出走本身，乃至她的死（假想的，却信以为真）延长了我的爱情，因为当第三者甚至命运力图把我们和一个女人分开时，他们的阻挠只能使我们更依恋那个女人。眼下发生的事恰恰相反。我试着回想阿尔贝蒂娜的音容笑貌，然而也许因为我只需对她作出表示便能得到她，在我回忆中出现的是一个已经相当肥胖、有点男性化的姑娘，她那张憔悴的脸上，如同种子就要破土发芽一样，已经凸现出邦当太太的侧影。她与安德烈或其他姑娘可能干的事已不再使我感兴趣。我在很长时期里以为无法治愈的苦恼已不再使我痛苦，而这一切说到底我本来应该能预见到。诚然，对情妇的怀恋，尚未熄灭的炉火也和结核或白血病一样是肉体的疾病。不过，在肉体的痛苦中间，有必要区别由纯粹肉体上的因素引起的痛苦和以心智为媒介作用于肉体的痛苦。尤其当作为传送纽带的这一部分心智是记忆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引起痛苦的原因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很遥远——，那么不管痛苦有多么残酷，不管给机体带来的混乱有多么深广，由于思想有一种自我更新的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缺乏机体组织具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因而预后不好的情况是极少的。一个患癌症的病人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死，而一个遭到无法慰藉的不幸的鳏夫或父亲，经过同样长的时间以后，却很少有心灵的创伤得不到愈合的。我的创伤也已愈合。此刻我在想象中看到的阿尔贝蒂娜是那么虚胖，她必定象她爱过的那些姑娘一样已经人老珠黄，难道为了她我必须放弃那个明丽照人的威尼斯少女，我昨日的回忆，明日的希望吗（如果我娶阿尔贝蒂娜，我将再也不可能给那位姑娘以及其他任何姑娘一文钱了）？难道为了她我必须放弃这位“新的阿尔贝蒂娜”，“不是那个到过乌七八糟的地方的阿尔贝蒂娜，而是忠贞的、高傲的、甚至有点野性的阿尔贝蒂娜？”现在这位威尼斯少女就是从前的阿尔贝蒂娜：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不过是我崇慕青春的一种短暂的形式。我们以为自己爱一个姑娘，其实，唉，我们爱的是曙光，因为她们的脸庞昙花一现地映出曙光的绯色。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我把那份电报还给看门人，说是搞错了，电报不是发给我的。看门人说电报已经拆开，他很难处理，还是由我保存为好；我把电报放回口袋但决定不去管它就象没收到过似的。我已经彻底地不再爱阿尔贝蒂娜了。因此这段爱情在远远背离了我以与希尔贝特的爱情史为依据对它所作的预测以后，在让我绕了一个又长又痛苦的大圈子以后，最终（虽然一度曾是例外）也象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情一样，归入了被遗忘这一普遍规律。 

于是我想：过去我依恋阿尔贝蒂娜甚于依恋我自己；我现在不再依恋她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已没有看到她。我不想让死亡把我和自己分开，我希望死后能复生，这一愿望和我想与阿尔贝蒂娜永不分离的愿望不一样，它还在延续。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比她更珍贵吗？是因为我在爱着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更深地爱着自己吗？不是，而是因为我看不见她了也就不再爱她了，而我一直还爱着自己因为我与自己的日常联系没有中断过，我与阿尔贝蒂娜的联系却已经断了。那么如果我和我的躯体，和我自己的联系也断了呢？情况肯定是同样的。我们对生命的眷恋只不过象一种年深日久的摆脱不掉的爱情关系。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持续不断。一旦死亡来割断这种关系，我们想长生不死的愿望也将消除。 

午饭后，倘若我不独自在威尼斯城里游荡，我便准备和母亲一道外出，为了做点我正在进行的有关拉斯金①的研究札记，我到楼上房间去拿本子。墙壁突兀的拐弯使房间的墙角凹进去，从这里我感到海给威尼斯带来的限制和人们在土地利用方面的精打细算。我下楼和等着我的母亲会合时，正是在贡布雷人们关上百叶窗在幽暗中惬意地享受身边的阳光的时刻，而在这里，从大理石楼梯走下来时（这楼梯就象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里一样，你看不出它是建在一座宫殿里还是建在一条双桨战船上），人们可以领略到同样的清凉和户外的灿烂阳光，这得归功于那些顶篷，它们在永远开着的窗户前面晃动着，通过这些窗户，暖烘烘的阴影和蓝绿色的阳光随着源源不断的气流流动，就象流动在一个飘浮的平面上，使人联想到邻近动荡不息的波涛和那闪烁着变幻不定的色彩的粼粼波光。我最经常去的地方是圣马可教堂，而且每次都兴趣盎然，因为要去那儿先得乘游艇，因为对我来说这座教堂不只是一处古迹，而且是在春天的海上所作的一段旅程的终点，教堂与海水在我眼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气勃勃的整体。母亲和我走进圣洗堂，我们脚下是大理石和彩色玻璃镶嵌的拼花地面，眼前是宽大的拱廊，拱廊的喇叭口形的粉红色壁面因年深日久而微微弯倾，这样，在没有因年代悠久而失去其鲜艳色泽的地方，教堂看上去象是用类似巨大蜂房里的蜂蜡那样一种柔软而有韧性的物质造成的；相反，在岁月的侵蚀使材料发硬的地方，以及被艺术家雕空或用金色烘托的地方，教堂就象用科尔都②出产的皮革制作的精装本封面，而威尼斯则象一本其大无比的圣经。母亲见我要在几幅表现耶稣浸礼的镶嵌画前呆很久，而且她感到了圣洗堂沁人肌肤的凉气，便将一条披肩搭在我肩上。我和阿尔贝蒂娜在巴尔贝克时，她对我谈到如果能和我一道观赏某幅画会有怎样的乐趣——在我看来她想象的这种乐趣毫无根据——当时我认为她的话揭示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不少思想混乱的人头脑里往往装满了这类幻想。今天我至少可以肯定，和某人一起观赏或至少一起看过一件美丽的东西的乐趣是确实存在的。我有过这样的时刻，即当我回想起圣洗堂，回想起我面对着圣约翰将耶稣浸入其中的约旦河的波涛，而游艇正在小广场前等候我们，这时我便不能不动情地想到，在凉爽的半明半暗中，在我身旁，有一位身着孝服的妇人，她脸上带着卡帕契奥的《圣于絮尔》中那位老妇人的毕恭毕敬而又热情洋溢的虔诚表情，而这位脸颊红润、眼神忧伤、罩着黑面网的妇人就是我的母亲，对我来说，从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和圣马可教堂那光线柔和的殿堂分开，我确信总能在殿堂里再找到她，因为她在那儿就象在一幅拼花图案中一样占有一个专门的、固定不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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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斯金（183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和社会学家。著有六卷全集阐述其美学观点，认为艺术与人类在其他领域的活动是互相依存的，普鲁斯特深受其思想影响。 

②科尔都，西班牙西南部城市，以出产皮革著称。 

我刚刚提到卡帕契奥，在我不去圣马可教堂进行我的研究时，他便是我们最喜欢“拜访”的画家，有一天他几乎重新燃起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之火。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慈悲族长为中魔者驱邪》那幅画。我欣赏着那美妙的肉红色和淡紫色天空，天幕上衬托出高高的镶嵌式烟囱，烟囱的喇叭口形状和它的红色象朵朵盛开的都金香，使人想到惠斯勒①笔下千姿百态的威尼斯。接着我的目光从古老的里亚托木桥移向15世纪的维契奥桥，移向那一座座装饰着镀金柱头的大理石宫殿，随后又回到大运河，在河上划船的是一些身穿粉红色上衣，头戴饰有羽毛的窄边软帽的少年，他们酷似塞尔、凯斯勒和斯特劳斯那幅光彩夺目的《约瑟夫的传说》中那个使人想起卡帕契奥的人。最后，在离开那幅画之前，我的目光又回到河岸，这里密密麻麻地呈现出当时威尼斯的生活场景。我看到理发师在擦拭剃须刀，黑人扛着木桶，伊斯兰教徒在聊天，还有身穿锦缎和花缎宽大长袍，头戴樱桃红丝绒窄边软帽的威尼斯贵族老爷。突然我的心好象被蜇了一下。我认出，一个编织行会会员（这可以从他们的领口和袖口上用珍珠和金线绣成的他们所属的这个快乐行会的会徽识别出来，）身上披的斗篷就是阿尔贝蒂娜和我乘敞篷车去凡尔赛那天穿的那种斗篷，那天晚上我无论如何没想到仅仅15个小时以后阿尔贝蒂娜将离开我家。那个凄凉的日子，她在最后一封信里把它称为“格外晦暗的日子，因为当时已暮色苍茫，而我们又即将离别”，当我叫她出发时，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情况的她，披上了一件福迪尼设计的斗篷，第二天就带着这件斗篷走了，自那以后我在回忆中再也没看到过这件斗篷。然而福迪尼，威尼斯的天才儿子，正是从卡帕契奥的这幅画里吸取了斗篷的式样，把它从编织行会会员的肩上取下来披到了众多巴黎女子的肩上，当然她们象我在此以前一样不知道这种斗篷的式样古已有之，人们能在威尼斯艺术学院的一间大厅里，在那幅题为《慈悲族长》的画上，在处于画的近景的一群贵族老爷们身上看到它的原型。我认出了所有这一切，而且那件被忘却的斗篷为了让我更好地审视它，把那晚和阿尔贝蒂娜出发去凡尔赛的人的眼睛和心灵还给了我，于是在片刻间，我感到一种无法表述的欲望和忧伤涌上心头，但很快就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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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 

还有些日子我和母亲不满足于参观威尼斯博物馆和教堂，于是趁有一次天气特别晴朗，我们一直推进到帕多瓦①，为的是再一次欣赏那几幅《善》《恶》图，斯万先生曾送给我这些画的复制品，至今可能仍挂在贡布雷老宅的自修室里；我在骄阳下穿过阿雷娜花园，走进由乔托的画装饰的小教堂，只见教堂的整个拱弯以及巨幅壁画的底色一片碧蓝，仿佛灿烂的白日也同游客一起跨进了门槛，把它那万里无云的蓝天带到荫凉处小憩，纯净的蓝天卸去了金灿灿的阳光的服饰，那蓝色只稍微加深了一点，就象最晴朗的天也会有短暂的间断，这时天空并无一丝云，但太阳似乎把它的明眸转向别处一小会儿，于是天空的湛蓝就变暗了一些，但也更加柔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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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多瓦：意大利北部城市，有名的圣安东尼方形大教堂内有圣安东尼之墓，市内阿雷娜广场上的小教堂饰有13世纪意大利画家乔托绘的巨幅壁画。 

现在蓝幽幽的青石壁象移进来的蓝天，天空飞着几个小天使，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小天使，因为斯万先生送我的仅是《善》《恶》图的复制品，而不是描绘圣母和圣子的故事的整幅壁画。天使的飞翔动作与《慈悲》或《贪欲》的动作一样都给我一种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感觉。天使们把小手合拢，显出对天国的万分虔诚，或者至少是孩子的认真和乖巧，阿雷娜壁画上的这些小天使让人觉得世界上真存在过这类特别的有翅膀的生物，圣经和福音时代的博物学大概会提到它们。圣徒们散步时少不了会有这些小人儿在他们前面飞来飞去；也总会有几个降临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由于这是些真正存在而且确实会飞的造物，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向上升腾时画出各种弧线，极其轻松自如地在空中“翻筋斗”，或是头朝下向地面俯冲，一面还起劲地扑腾翅膀，以便使自己保持从重力法则来看是完全不可能的姿态，它们更象某种业已绝迹的鸟类，或者象在练习滑翔的加罗①的青年学生，而不象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后来的各个时期的绘画艺术中表现的那些天使，那些天使的翅膀只不过是天使的标志，它们的姿态通常和不长翅膀的天国人物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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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罗（1888—1918），法国飞行员，是第一个飞越地中海的人。 

回到旅馆时我看见一群年轻女子，她们大部分是从奥地利来威尼斯享受这明媚的、花儿尚未开放的早春时光的。她们中间有一位使我产生了好感，她的五官虽然不象阿尔贝蒂娜，但却有着同样娇艳的脸色，同样笑盈盈的轻佻目光。不久我便觉察到我已开始对她说一些我在初期对阿尔贝蒂娜讲过的话，当她告诉我第二天我将见不到她因为她要去维罗纳①时，我对她掩饰同样的痛苦，并且立刻也想去维罗纳。然而好景不长，她就要回奥地利，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但是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到妒忌，就象刚堕入情网的人那样，我望着她可爱的谜一般的脸庞不禁自问她是否也喜欢女人，她和阿尔贝蒂娜的相同之处，那鲜亮的脸色和明亮的目光，那令所有人倾倒的和蔼而坦率的神情，（她有这付神情主要是由于她不想去了解与她无关的人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由于她能向别人公开自己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她用幼稚可笑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行为），这一切是否正是喜欢女人的女人固有的体貌特征。我自问，但理性上又弄不明白，是否正是她身上的这一点对我具有吸引力，是否正是这一点在引起我的不安（这也许是我容易被叫人痛苦的东西所吸引的更深刻的原因），而且当我看见她时，是否正是这一点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快乐和忧伤，就象那些磁性物质，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它们存在于某个地区的空气中时便能使我们感到种种不适。可惜这个问题我永远也弄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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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罗纳，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其风光仅次于威尼斯。 

有时我试图从她脸上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我真想对她说：“您应当告诉我，我对这事感兴趣，它也许能帮助我认识人类博物学的一条规律。”然而她永远也不会告诉我；她声称对这一类恶习深恶痛绝，而且她和女友们保持一种冷漠的关系。也许这恰恰证明她有不可告人的事要隐瞒，也许她正是为这种事在被人笑话和羞辱，也许她为避免别人以为她有这类恶习才装出这种表情，就象动物对打过它的人保持一种不言自明的疏远。至于要打听她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事；即使对阿尔贝蒂娜，我也是花了多少时间才了解到她一星半点的情况呵！她的行动是那么小心谨慎，和这位年轻女人一个样，以至等她死后人们才敢谈起她！何况，即使是关于阿尔贝蒂娜，难道我能肯定我了解什么情况吗？此外，正如我们所爱的某个女人会使我们不自觉地追求某种生活条件，因为有了这种物质条件我们就能生活在她身边，就能最大限度地取得她的欢心，而一旦我们不再爱这个女人，我们原先梦寐以求的生活条件对于我们就变得无所谓了，精神上的某些兴趣也一样。我想知道在那花瓣似的粉颊下面，在那双宛如日出前的晨曦似的淡灰色明眸里，在那些从未讲给人听过的时日里，究竟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欲望，我赋予我的好奇心一种科学意义，然而当我一点也不爱阿尔贝蒂娜了，或者当我一点也不爱这位年轻女人了，这种科学意义大概也会消失。 

第六部 女逃亡者(14)

傍晚我独个儿步出旅馆，在这座迷人的城市里徜徉，有时置身于一些我未到过的街区，好象《一千零一夜》中的某个人物。在我信步漫游的路上，常常会发现一个我不知其名的宽阔广场，没有一个游客也没有一本旅游指南向我提到过它。我进入纵横交错的小街织成的网络。高高的喇叭口形的烟突被夕阳抹上了无比鲜艳的玫瑰色和明亮夺目的红色，于是屋顶上成了一个百花盛开的花园，花的颜色是那么富于层次，你会以为是代尔夫特或哈勒姆①的某个郁金香花迷的花园搬到了威尼斯城的上空。此外，这里的房屋挨得十分近，因而每个窗口都好象一个画框，框中是一个厨娘在胡思乱想，眼睛从窗口向外望着，或是一个少女坐着，正让一个老妇梳理头发，老妇的脸隐在暗处，但可以依稀辨出那是一张巫婆的脸，——一座座简陋而静寂的房舍在狭窄的街道旁紧挨着，一眼望去如同一百幅荷兰油画并排陈列在那儿展览。那些街道一条挤一条，象齿槽似地将环礁湖与运河之间的那块威尼斯横七竖八切成无数块，仿佛这块城区已在这些数不清的纤细而精微的模子里凝结了。突然，在一条小街的尽头，凝固的物质里有一处仿佛发生了膨胀。原来是一个宽阔华美的广场伸展在我面前，广场四周耸立着赏心悦目的宫殿，月光在广场上撒下一片苍白的清辉，我真没想到在这样稠密的街道网里，还能有地方摆下那么大一个广场。这是一个建筑群，若是在别的城市，各条街道往往都通向这样的建筑群，好把人们引向那里，或向人们指明它的所在。但是在威尼斯，它好象故意藏在小街纵横交织的网里，犹如东方童话里的宫殿，某个人物夜里被人领到宫殿里，天亮前又被送回来，他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个神奇的处所，最后还以为这不过是他梦中去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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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代尔夫特和哈勒姆，荷兰的两个城市，荷兰是郁金香之国。 

第二天我去寻找我夜间发现的美丽广场，我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它们都很相似，但没有一条能给我提供一点有关那个广场的情况，只有使我更加晕头转向。有几次我以为认出了一个什么标记，便估计那个美丽而偏远的广场，那个被幽禁的、孤寂的广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眼前。这时某个鬼精灵变成的一条我从未走过的小街，引得我身不由己地往回走。不久我突然发现自己重新被带回到了大运河。而由于对现实的回忆与对梦境的回忆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到后来我不禁自问，是否在我的睡梦中，在一块幽暗的威尼斯的凝固体里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浮动面，它给久久沉思的月光奉献上一个宽阔的、被迷人的宫殿所环绕的广场。 

但是在威尼斯，不愿永远失去某些女人比不愿永远失去某些广场更能使我的心情始终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到了我母亲决定离开威尼斯的那天傍晚，那时我们的行装已经由小船运往车站，我突然在旅馆准备接待的外国旅客登记簿上看到：“普特布斯男爵夫人及其随从”，这时我的骚动不安达到了狂躁的程度。一想到我和母亲这一走我将错过多少享受肉体欢愉的佳辰良宵，我体内处于慢性病状态的欲望立即上升为一种情感，欲望被一种忧郁和迷惘的心情所淹没；我向母亲提出推迟几天再走；母亲好象一分钟也不愿意考虑我的请求，甚至根本不把它当回事，我的神经已被威尼斯的春天刺激得很兴奋，因而母亲的神情一下子唤醒了在我神经里存在已久的反抗欲，那就是抵制我臆想中父母策划来对付我的阴谋，他们总以为我最终不得不服从，过去正是这种抗争的决心驱使我把自己的意志粗暴地强加给我最爱的人，哪怕在成功地迫使他们让步以后我仍旧按他们的意愿行事。于是我对母亲说我不走了，而她呢，以为做出不把我的话当真的样子是巧妙的办法，因此她甚至不予回答。我说她马上就会看到这是不是真的。这时看门人拿来三封信，两封是母亲的，一封是我的，我把信放进皮夹，和其它信混在一起，连信封都没看一眼。待到母亲动身去车站，后面跟着我所有的物件时，我则命人拿了一杯饮料到平台上去，我在平台上坐定，面对着运河，看着落日西沉，而停泊在旅馆对面的一条船上一位乐师正弹唱着“solemio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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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文：“我的太阳”。 

太阳继续落下去。母亲现在离车站大概不会很远了。她很快就会不在这儿了，而我将孤身一人留在威尼斯，孤身一人为惹得母亲伤心而难过，却没有她在身旁抚慰我。开车的时刻越来越近，我的无可挽回的孤寂也即将来临，我甚至觉得我已经开始尝味这彻底的孤寂了。确实我感到孤独，周围的事物变得陌生了，我已没有足够的平静去摆脱心脏的猛烈跳动，去给周围的事物注入一点安定。我面前的这座城市已不再是威尼斯。它的特点，它的名字对于我如同骗人的虚构，我再没有勇气把这些虚构刻印在石头上了。宫殿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一个个建筑物和一大堆与其它石头没有什么不同的大理石，水也只不过是氮氢化合物①，一种永恒的、没有灵性的物质，威尼斯存在以前就有，威尼斯以外的地方也有，它不知总督和透纳②为何人。然而这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又很奇特，它象这样一种地方，你刚到那儿，它还不认识你，你走了它也已经把你忘掉。我再不能向它吐露任何心事，再不能在它身上寄托自己的任何思想与情愫，它使我收缩成一团，我现在只不过是一颗还在跳动的心，是一种正忧虑地关注着“solemio”如何展开的注意力。我徒然拼命把我的思想放在里亚托桥那独特的优美曲线上，然而在我眼里它仍是如此明显地平庸，不仅不是一件上乘之作，而且与我从前对它的评价毫无关系，就象一个演员，虽然戴着金色假发，穿着黑色衣服，但我们知道他实质上不是哈姆雷特。与宫殿的情况一样，大运河，里亚托桥一旦剥去了构成它们个性特征的那层思想外衣，就化为一堆普通的物质材料。但同时这极其平常的地方又似乎并不那么遥远。比如在军舰修造厂的锚地，由于纬度这一科学因素，事物就有一种特别之处，它们即使表面上与我们国家的东西一模一样，但总让人觉得陌生，终归是流落在异域的东西；那水天相接之处离我很近，我只需乘一小时船就能到达，但我感到这段地平线的弧度与法国的完全不一样，它本来很遥远，只是通过旅行的妙法才突然离我很近，但它只能使我更深地体会到我是远在他乡；因而看着那既微不足道又遥远的军舰修造厂锚地，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厌恶而又惊恐的复杂感情，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情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一天我陪妈妈去德里尼温泉浴场，这是个怪诞的地方，水色幽暗，不见天空和阳光，四周是一个个小房间，在这儿你感到自己与看不见的挤满人体的深水相通，我曾纳闷地想，用一些木板房遮住不让人从街上看到的深水处是否就是由此处开始的并把极地包括在内的冰洋的入口，这狭窄的空间是否是极地冰洋可通行的部分；眼前的景色显得寥寂，不真实、冷漠，我对它已没有好感，这儿即将剩下我孤单一人，“solemio”的歌声悠悠升起，仿佛在哀叹我原先认识的威尼斯，又仿佛在以我的不幸证明那个威尼斯已不存在。毫无疑问，如果我还想赶上母亲，和她一起乘火车，我就应该停止听下去；我就应该立即下决心动身，一秒钟也不再耽搁。然而这正是我做不到的事；我仍旧一动不动地呆着，不仅站不起身来，而且连下决心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为了避免考虑下这个决心，我的思想整个儿在关心solemio如何一句接一句的展开，并且跟着歌者默唱，预料下一句即将高昂起来，并跟着它高上去，再跟着它低下来。毫无疑问，我对这支听过上百遍的无关紧要的歌根本不感兴趣。我这样认真地象完成一项义务似地把它从头听到尾并不使任何人高兴甚至也不使我自己高兴。再说，我预告就知道的那些歌词里，没有一句能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那个决定；不仅如此，每个歌句，在轮到唱它的时候，还成了我有效地作出这一决定的障碍，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迫使我作出相反的决定，亦即留下不走的决定，因为它使我让时间分分秒秒地溜过去，因此我此时听唱solemio这件事本身不仅毫无乐趣可言，而且还包含着一种深沉的甚至是绝望的悲伤。我清楚地感到，由于我呆在那儿不动，实际上我作出的决定是留下不走；对自己说“我不走了”这种直截了当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而另一种形式：“我再听一句solemio”却是可能的，然而这另一种形式也更痛苦千百倍，因为这一转义语的实际意义我并非不知道，我在对自己说“归根到底我不过是再多听一句罢了”的同时，我知道这就意味着：“我将一个人留在威尼斯。”也许正是这种象使人麻木的寒冷一样的悲伤构成了这支歌的魅力，那种绝望而又慑服人的魅力。歌者的声音用几乎是肌肉的力量和炫耀掷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对我的当胸一击。当一个句子在低音处唱完，乐曲似乎已经结束时，唱歌的人还不满足，又由高音处重新开始，好象他需要再一次宣告我的孤独和绝望。而我出于关注他的歌这一愚蠢的礼貌，对自己说：“我现在还下不了决心；先要把高音这一句再默唱一遍。”然而这个歌句却在扩大我的孤独，它在我的孤独中落下并使我的孤独随着分分秒秒的过去而愈来愈完整，不久将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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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应该是氢氧化合物，可能是作者的笔误。 

②透纳（1775—1851），英国画家和木刻家。 

母亲离车站大概已经不远。很快她就不在这儿了。伸展在我面前的已经是我孤零零留在那里没有母亲相伴的威尼斯。这座城市不仅已不再包含我母亲，而且由于我再没有足够的宁静让我的思想停止在我面前的景物上，这些景物实际上也已不包含我的任何一部分；更有甚者，它们已不再是威尼斯；就仿佛是我一个人给宫殿的石头和运河的水注入了灵魂似的。 

我就这样木然呆坐着，意志涣散，表面上不知何去何从；其实这时我们的决心无疑业已下定：我们的朋友往往能预料到这个决定。但我们自己看不到，否则我们可以免受多少痛苦呵。 

终于，从比人们预言彗星升起的地方还更难以捉摸的神秘深处，——幸亏根深蒂固的习惯有一种想象不到的自卫力量，幸亏人体内蕴藏着储备的能量，在突然冲动下习惯会在最后时刻把它们投入激战，——突然涌出了我的行动：我拔腿飞跑，到达车站时火车门都已关闭，不过我还来得及找到母亲，她正急得满脸通红，克制着自己不要哭出来，她以为我不会来了。“你知道，”她说，“你去世的外祖母生前常说：‘真奇怪，这孩子，没有比他更让人受不了也没有比他更讨喜的人了。’”在火车行进的路线上，我们看到帕多瓦然后是维罗内迎着火车扑过来，几乎是一己的山丘，因为它们不走，它们将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母亲并不急着看那两封仅仅拆开的信，并且尽力让我也不马上抽出皮夹，从里面拿门房交给我的那封信。她总怕我觉得旅途太长、太累人，所以尽量晚一点打开装着煮鸡蛋的盒子，尽量晚一点递给我报纸和拆开她没告诉我她买了的那包书，好让我在旅途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有事可干。我先看看母亲，她正带着惊奇的表情读那封信，尔后她抬起头，目光象是轮流停在一些彼此不同的、互不相容的往事上，而她无法使它们接近。与此同时，我在我那封信的信封上认出了希尔贝特的笔迹，我拆开信。希尔贝特向我宣布她将和罗贝尔·德·圣卢结婚。她说有关此事她曾往威尼斯给我发了个电报，但没收到回电。我记起有人对我说过威尼斯电报局的服务如何之差。我从未收到过她的电报。她也许会不相信。突然我感到原先以回忆的形式存放在我头脑里的一件事实离开了它的位置，并让另一件事实取代了它。我不久前收到的那份我以为是阿尔贝蒂娜发来的电报，原来是希尔贝特发来的。希尔贝特的笔迹有一个相当做作的特点，就是当她写一行字时，喜欢把字母t的一横写到上一行去，好象给上一行的字画上加重线，或是把字母i上的那一点写到上一行去，好象把上一行的句子断开，同时又把上一行字母的下伸笔划和曲线插到下一行字中间，因此电报局职员把上一行的s或y的拐弯加在gilberte的末尾读成ine是很自然是事。gilberte一字中i上的一点升到上一行成了省略号。至于g则象哥特字体的a。除此以外再有两三个字没看清，一些字搅在另一些字里（我也曾觉得某些字费解），这就足够说明我的谬误的细节了，甚至无需这么多因素。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尤其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人，在认定一封信是某个人写来的以后能读一个词里的几个字母，一个句子里的几个词呢？他一面读一面猜，外加创造；一切都始于最初的错误，其后的错误（不仅在读信和电报时，不仅在作任何阅读时）不管在持不同出发点的人看来显得多么荒诞不经，其实都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固执而诚心诚意相信的事，乃至最终的结论，大部分都是如此，都是一开始就把前提弄错了。 

“噢！真是闻所未闻，”母亲对我说，“您瞧，人到我这把年纪已经没什么可惊讶的了，可是我还是要向你肯定，没有什么比这封信向我宣布的消息更出人意料的了。”——“你听好，”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要说的是哪件事，但不管它多么令人吃惊，也及不上这封信告诉我的消息。这是件婚事。罗贝尔·德·圣卢娶希尔贝特·斯万。”——“哦！”母亲说，“那么另一封信，我还没拆开的那一封要告诉我的大概就是这件事，我认出你朋友的笔迹了。”于是母亲略带激动地向我微微一笑，自她丧母以后，不管是多么细小的事，只要关系到也有痛苦、也有回忆、也失去过亲人的人，对她来说都具有一点使人激动的意味。因此母亲对我微笑并柔声说话，好似深怕轻描淡写地谈论这件婚事就会看不出它在斯万的女儿和遗孀心里，在准备与儿子分开生活的罗贝尔的母亲心里所能引起的忧伤感觉，而且由于这些人待我好，母亲还出于好心和同情把自己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那份感触加在这忧伤里。“我说对了吧，你不会遇到比这更令人吃惊的事了。”我说。——“嗯，不对！”她轻声回答说，“我手里的消息才是最离奇的，我不说是最伟大的、最渺小的，因为塞维尼夫人的这句话被所有只知道她这句话的人引用过，让你外祖母大倒胃口，就象‘美哉，花的凋零’一样。我们才不拾人牙慧用大家用滥的这句话呢。这封信告诉我小康布尔梅结婚的事。”——“哦！”我冷淡地说，“跟谁？反正不管如何，未婚夫的人品已经使这桩婚事无任何轰动性可言了。”——“除非未婚妻的人品使它成为轰动事件。”——“未婚妻是谁呢？”——“哈！要是我立即告诉你就没价值了，来，猜猜看，”母亲说，她见我们还没到都灵，便想留点事给我做做，象俗话所说，留个梨到口渴时吃。“我怎么猜得到呢？是不是和一个门第显赫的人？如果勒格朗丹和他妹妹满意，那准保是门体面的婚姻。”——“勒格朗丹是否满意我不知道，但向我宣布这个消息的人说康布尔梅夫人满心欢喜。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这称为体面的婚姻。我呢，我觉得这有点象国王娶牧羊女那个时代的事，何况这个牧羊女还够不上牧羊女，话说回来，人倒是挺可爱的。要是你外祖母还活着，这桩婚事会叫她大吃一惊，但不会使她不高兴。”——“未婚妻到底是谁呢？”——“是德·奥洛龙小姐。”——“依我看，够气派的，一点不是什么牧羊女，不过我不明白是哪个奥洛龙，奥洛龙是盖尔芒特家族过去的一个封号。”——“正是，但是德·夏吕斯先生在收养絮比安的侄女时把这个封号给了她。就是她嫁给小康布尔梅。”——“絮比安的侄女！这不可能！”——“这是对好品德的报偿，是乔治·桑夫人的小说结局式的婚姻。”母亲说。而我却想：“这是对道德败坏的惩罚，是巴尔扎克小说结局式的婚姻。”“说到底，”我对母亲说，“仔细想想，这是挺自然的事。从此康布尔梅一家就在盖尔芒特家族的圈子里扎根了，以前他们可不敢奢望能挤进盖尔芒特家族的圈子；再说，姑娘被德·夏吕斯先生收为养女后就会有很多钱，这对已经倾家荡产的康布尔梅家是必不可少的；她终究是一个被他们视为王亲的人的养女，而且据康布尔梅家的人说，她很可能是他的亲生女儿，也就是说，私生女。和一个可以说是王室的私生子结婚，这在法国和外国的贵族眼里一直是一种高攀。甚至不用追溯到离我们很远的吕森士家族，就在半年前，你记得吗，罗贝尔的朋友和那个姑娘结婚的事，这门亲事唯一的社会原因就是人们猜测，不知有根据没根据，那姑娘是某位国君的私生女。”我的母亲尽管保持着贡布雷社会等级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外祖母本应对这门亲事感到气愤，但由于她特别想显示她母亲了不起的判断力，所以她补充说：“何况姑娘人品极好，你亲爱的外祖母即使不是那么善良，那么宽容，也不会批评小康布尔梅所作的选择。你还记得，很久以前，有一天她走进裁缝铺让人把她的裙子重新缝一下，后来她是如何盛赞这位姑娘高雅脱俗的吗？当时这位姑娘还是个孩子。现在她虽然大大超过了结婚年龄，是个老姑娘，但她长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更加完美百倍了。可你外祖母那时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早就认为裁缝的侄子比德·盖尔芒特公爵更‘贵族’。”但称颂外祖母还不够，我母亲还必须感到，为外祖母着想她老人家不在人世反倒好些，似乎这样就能使外祖母免受最后的痛苦似的，而这正是她的赤子之情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不过，你想，”我母亲对我说，“毕竟斯万老先生——你没见过他，这倒是真的——怎么能想到，有朝一日在他的曾外孙或曾外孙女的血管里，那个把‘您好，先生’说成‘李浩，先森’的莫塞大妈的血和德·吉斯公爵的血会流在一起呢！”——“可是，妈妈，这事远比你说的更令人吃惊。斯万老先生一家是很体面的人，凭他们的儿子的地位，如果他娶一位好人家的姑娘，他的女儿希尔贝特本来可以结一门很好的亲事。可是现在一切得从头开始，因为他娶了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噢，名声不好的女人，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可能太狠了点，我始终没有完全相信那些流言蜚语。”——“当然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我甚至哪天可以向你透露点……家庭情况。”母亲沉浸在她的遐想中，她说：“一个你父亲绝对不允许我和她打招呼的女人的女儿，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侄儿结婚！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你父亲开始也不允许我去看她，因为觉得她所属的阶层对于我来说太显赫。”接着又说：“勒格朗丹过去那么怕把我们引荐给康布尔梅夫人，因为他觉得我们不够气派，而现在这位夫人的儿子要娶一个只敢从后楼梯进我们家门的人的侄女！……毕竟你外祖母是对的，你记得吗，她在世时常说豪门贵族做的事有的会让小市民看不惯，还说玛丽—阿梅丽王后的形象在她心目中给破坏了，因为王后主动接近孔代亲王的情妇，为的是让她叫亲王立一份有利于奥马尔公爵的遗嘱。再有，几百年来，格拉蒙家族的小姐们，这些真正的圣女，为了纪念一位先祖与亨利四世的私情，竟一直用戈里桑德这个姓，你外祖母对此也很反感，你记得吗？这类事情在资产阶级家庭也可能发生，不过他们隐病得更严密。你以为你去世的外祖母会觉得这事有趣吗！”母亲忧郁地说，因为，外祖母被令人遗憾地排除在外再也体验不到的那些快乐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快乐，诸如一则消息、一出戏，甚至哪怕是一种“模仿”，都会使她觉得津津有味。“你以为她会为此大吃一惊吗！我敢肯定这类婚事会使她反感，会使她不好受，我认为她不知道反倒好些。”母亲又说。因为遇上任何一件事她都爱这么想：外祖母对此会有完全独特的感受，这种感受来自她那美好而又与众不同的天性，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遇到任何过去预料不到的伤心事，比如我们家的世交中有谁倒霉或破产，或是发生了什么公共灾难、流行病、战争、革命，母亲便对自己说外祖母没看到这些事也许倒好些，否则她会太难过，也许会受不了。倘若是象上面谈到的这类令人反感的事，那些坏心眼的人会喜孜孜地猜想，他们不喜欢的人所受的个中之苦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深，而我母亲的心理活动却与这些人相反，她出于对外祖母的亲情，不能容许任何不幸的事或任何降低人格的事降临到她头上。她把外祖母想象成不受任何不该发生的坏事伤害的人。她想外祖母的死归根结蒂也许是件好事，免得这个天性如此高尚的人目睹她不能忍受的现代社会的丑恶现象。乐观主义是往昔的哲学。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里，我们只了解已经发生的事，因而我们把这些事造成的恶果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而把它们不得不同时带来的微小好处归功于这些事件，以为没有这些事件也就不会有这些好处。与此同时母亲还竭力猜想外祖母若是得知这些消息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而同时又认为我们这些不如外祖母有头脑的人是不可能猜到的。“你想！”母亲先对我说，“你外祖母要是还活着会多么吃惊！”我感觉到母亲为不能把这事告诉她而伤心，为外祖母不能知道这件事而遗憾，此外，她觉得不公正的是，生活给当今带来了一些外祖母想象不到的事情，结果回过头来看，外祖母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的对人和对社会的认识成了错误的或者不全面的，比如絮比安姑娘和勒格朗丹的外甥结婚的事，其性质足以改变外祖母所有的总体观念，还有，人们已能解决航空和无线电问题——要是我母亲能让外祖母知道这事就好了——而这问题过去外祖母认为是解决不了的。然而大家即将看到，要让外祖母分享当今科学带给人类的好处这一愿望不久在我母亲看来还显得太自私了。①他们俩的订婚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烈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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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得悉的是——我当时在威尼斯没有能目睹这一切——原先向德·福什维尔小姐求婚的是德·夏特勒罗公爵和德·锡利斯特拉亲王，而圣卢则千方百计想娶德·卢森堡公爵的女儿德·昂特拉格小姐。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德·福什维尔小姐有一亿财产，德·马桑特夫人便认为这对她的儿子倒是门理想的亲事。然而她不该说姑娘讨人喜欢，说她压根儿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穷还是富，还说即便姑娘没有嫁妆，天底下哪怕是最挑剔的年轻男子要是能娶上这样一个妻子也算是莫大的幸运。对一个仅仅觊觎这一财产而闭眼不看其它东西的女人来说，讲这种话是很冒险的。人们立刻明白她在为她儿子考虑这门亲事了。于是德·锡利斯特拉王妃四处张扬表示反对，大谈圣卢的高贵，并大呼如果圣卢娶奥黛特和一个犹太人生的女儿，圣日耳曼区就不成其为圣日耳曼区了。这一来，不管德·马桑特夫人一向如何自信，她也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只能在德·锡利斯特拉王妃的呼声前打退堂鼓，德·锡利斯特拉王妃随即让人替她自己的儿子提亲。原来她大喊大叫只是为了把希尔贝特留给自己的儿子，德·马桑特夫人不甘心失败，立刻把目标转向德·卢森堡公爵的女儿德·昂特拉格小姐。这位小姐只有2000万财产，当然不那么合她的意，但她逢人便说圣卢这样的人不能娶斯万小姐这样的姑娘（甚至连德·福什维尔这个姓也不提了）。过不多久，不知什么人冒冒失失说德·夏特勒罗公爵有意娶德·昂特拉格小姐，于是比谁都讲究等级的德·马桑特夫人摆出高姿态，改弦易辙，回过来请人替圣卢向希尔贝特求婚，订婚仪式很快就举行了。——作者注。 

母亲的好几位女友曾在我们家见到过圣卢，她们在母亲的“接待日”纷纷来打听未婚夫是否就是我的那位朋友。关于另一桩婚事，有些人竟至于认为不是康布尔梅—勒格朗丹家的事。这消息来源可靠，因为出身于勒格朗丹家的侯爵夫人就在两家发布订婚消息的前一天还否认这门亲事。我却纳闷为什么德·夏吕斯先生和圣卢两人对我都只字不提订婚的事，他们不久前都曾有机会给我写过信，还如此亲切地谈到一起旅游的计划，而实现旅游计划就不可能举行订婚仪式。我因此得出结论，我与他们的朋友关系并不如我以为的那么亲密，这一点就圣卢而言尤其使我伤心，我没想一想人们对这类事总是保密到底的。其实既然我早已注意到贵族阶级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平等相待都不过是做戏，那么，我又何必为自己被排除在此事之外而大惊小怪呢？在德·夏吕斯先生撞见莫雷尔的那家妓院里——这儿越来越多地提供男人——女监管，一个《高卢人》报的热心读者和社交新闻的评论家，在和一位胖先生（这位先生常和一些年轻人来这儿没完没了地喝香槟酒，因为已经大腹便便的他想变得更肥胖臃肿，这样万一发生战争他就肯定不会被“抓”走）聊天时宣称：“据说小圣卢是‘那号人’，小康布尔梅也是。他们的妻子真可怜！不管怎样，如果你认识这两位未婚夫，一定要让他们到我们这儿来，在这儿他们要的应有尽有，我还能从他们身上捞很多钱。”胖先生自己虽然也是“那号人”，听了这话却愤愤然，这位颇爱赶时髦的人反驳说，他在阿尔东维叶的表兄弟处常遇到康布尔梅和圣卢，他们是女人的热心追求者，而完全不是“那号人”。“是这样！”女监管最后说，声音里透着怀疑，但她又不掌握任何证据，何况她也深信当今世上飞短流长恶言中伤的荒唐程度不下于道德的腐败程度。某些我并未谋面的人给我来信，问我对这两桩婚事“有何见解”，完全象在对剧场里女人戴的帽子的高度或是对心理小说开展调查。我可没有勇气回复这些信件。对这两门婚姻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你往昔生活的两大部分原先系在你身边，你也许渐渐在它们身上懒懒的寄托了某种秘而不宣的希望，当这两部分生活，象两艘战舰，带着火苗的欢快劈啪声，向着陌生的目的地永远离你而去，你就会感到这种悲哀。至于当事者本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大事的看法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事而不是别人的事。为了这两门建立在不可告人的缺陷上的“伟大婚姻”，再多的冷嘲热讽他们也在所不顾。就连出身于那么古老的贵族世家而要求并不高的康布尔梅一家，本来也会率先忘掉絮比安其人，而仅仅记住奥洛龙门庭的闻所未闻的荣耀，只是这一家出了个例外，就是那个本应为这门亲事额首称庆的人，康布尔梅—勒格朗丹侯爵夫人。她生性恶毒，竟把侮辱亲人的乐趣看得比为这门亲事自豪的乐趣还重要。她不爱自己的儿子，对未来的儿媳自然也一看就厌恶，因此她说康布尔梅家的人娶一个不知到底是谁生的而且牙齿长得如此参差不齐的姑娘真是家门之不幸。至于小康布尔梅，他向来喜欢和贝戈特乃至布洛克这样的文人来往，人们认为这门给他添光增彩的亲事并没有使他变得更附庸风雅，不过他现在意识到自己是奥洛龙爵位，报上称为“王侯”的继承人，他对自己的高贵地位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和任何人交往。在不去奉承那些亲王殿下的时日，他便丢下小贵族去找聪明的资产阶级。报上这些评语，尤其是有关圣卢的评语，以及对他的王室祖先的一一列举，给我的朋友增添了另一种气派，然后这种气派只能使我伤心，仿佛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成了大力士罗贝尔的后裔，而不是从前为了让我在车子后排坐得更舒服自己便极少坐折叠座席的那位朋友；我预先没料到他会和希尔贝特结婚，他们结婚的消息那么突然地出现在给我的信里，与我前一天对他们俩的看法又如此大相径庭，就象化学沉淀一样出人意外，因而使我感到痛苦，其实我应该想到他当时有很多事要办，再说上流社会的婚姻常常是突如其来，以便代替另一种没有成功的组合。由于这两桩婚事定得突然，而且偏巧又撞在一起，它们给我带来的悲哀，那种象迁居一样沮丧，象妒忌一样苦涩的悲哀是极其深沉的，以至后来人们在和我旧事重提时，竟荒唐地认为这是一种我可以引以为荣的感情，其实那完全不是我当时体验的那种感情，也就是说一种双重的，甚至三重或四重的预感。

第六部 女逃亡者(15)

社交界过去对希尔贝特不屑一顾的人士此时纷纷做出煞有介事的关心神情对我说：“啊！原来是她嫁给圣卢侯爵。”并向她投去关注的目光，那些不仅贪婪地收罗巴黎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千方百计四处打听，并相信自己的目光很深邃的好事者常用这种目光看人。另一方面原先只认识希尔贝特的人则以极大的注意力打量圣卢，他们（往往是和我不太熟识的人）要我把他们介绍给未婚夫，介绍过后他们脸上挂着过节似的快活表情回来对我说：“他真是一表人材。”希尔贝特深信德·圣卢侯爵的姓氏比奥尔良公爵的姓氏还要高贵千百倍，然而她毕竟首先属于有才情的一代，她不愿意在幽默感方面显得比别人逊色，因此津津乐道matersemita①，而且为了显得非常之风趣她还补充说：“对我来说是我的pater”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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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母亲的门路。 

②拉丁文：父亲。 

“听说小康布尔梅的婚姻是帕尔马公主促成的。”妈妈对我说。这倒不假。帕尔马公主早就通过勒格朗丹的作品认识了他，并认为他是一个高雅的人，另一方面她也认识德·康布尔梅夫人，这位夫人，当公主问她是不是勒格朗丹的妹妹时就改换话题。公主知道德·康布尔梅夫人遗憾自己始终未能跨进上层贵族社会的大门，因为上层贵族社会里谁也不接待她。有一次，自告奋勇为德·奥洛龙小姐物色对象的帕尔马公主问德·夏吕斯是否知道一个和蔼可亲而又很有见识，名叫勒格朗丹·德·梅塞格里丝的人是谁（现在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勒格朗丹的），男爵先回答不知道，接着猛然想起一天夜里他在车厢里认识的一位旅客，这位旅客曾给他留下自己的名片。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心想：“也许是同一个人。”当他得知说的是勒格朗丹妹妹的儿子时，他说：“咦，这真奇了！”如果他象舅父，那倒没什么可叫我害怕的，我一直说他们是最理想的丈夫。“他们是谁？”帕尔马公主问。“呵！夫人，如果我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些我一定给您解释。跟您是有话可谈的。公主殿下那么聪明。”夏吕斯说，他突然感到一种推心置腹的需要，但那一次并未谈得很深。他对康布尔梅这个姓颇有好感，虽然他不喜欢这家的二老，但他知道他们拥有布列塔尼的四大男爵领地之一，也是他能为他的养女找到的最好归宿；康布尔梅是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家族，在布列塔尼省有牢固的联姻关系网。为养女找一个亲王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并不令人向往。小康布尔梅再合适不过。随后公主请来勒格朗丹。近来勒格朗丹在外貌上起了相当大的对他颇为有利的变化。正象妇女们为了保持身材的轻盈苗条宁可咬咬牙牺牲面容，并且为此长年不肯离开玛里亚①温泉市，勒格朗丹变得象骑兵军官那样潇洒。就在德·夏吕斯先生身体日渐笨重，举止日渐迟缓的时候，他却比以前颀长和灵敏。这是同一个原因产生的相反效果。他的轻捷还有心理上的缘故。他习惯去某些不光彩的地方却又不愿意别人看见他出入于那种场所，因此总是一阵风似地冲进去。帕尔马公主和他谈起盖尔芒特们，谈起圣卢，他声称早就认识他们，他把听说过盖尔芒特庄园主的名字与在我姨妈家会见过斯万，未来的德·圣卢夫人的父亲本人混为一谈了，就是这位斯万，想当初在贡布雷，勒倍朗丹既不愿和他的妻子也不愿和他的女儿来往。 

“不久前我甚至还和德·盖尔芒特公爵的兄弟，德·夏吕斯先生一道旅行过哩。他主动和我攀谈，这总是好兆头，说明他即不是愚蠢的假正经一类的人，也不是妄自尊大之辈。嗯，我知道人家都说他些什么。可我从来不相信有这等事。再说别人的私生活与我无关。他给我的印象是富有感情，很有才智。”于是帕尔马公主讲到德·奥洛龙小姐。盖尔芒特圈子里的人都被德·夏吕斯的高尚心地所感动，他一向心眼好，现在正为一个贫寒但很可爱的姑娘谋幸福，为弟弟名声不好而难堪的德·盖尔芒特公爵暗示，这事不管做得多漂亮，却是极自然的。“我不知道我的意思说清楚没有，这件事里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他说，殊不知反而弄巧成拙。但他的目的在于表明姑娘是他兄弟的孩子，而且也得到他的承认。这一来连带开脱了絮比安。帕尔马公主引入这番解释是为了向勒格朗丹指出，归根结蒂小康布尔梅将娶一位类似德·南特小姐那样的姑娘，德·南特小姐是路易14的几个私生女之一，这些私生女既未被奥尔良公爵鄙弃，也未被孔蒂亲王鄙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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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里亚温泉市在捷克－斯洛伐克。 

我和母亲在回巴黎的火车上谈论的这两件婚姻，对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故事里出现的人物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首先是对勒格朗丹；不用说他象飓风一样冲进德·夏吕斯先生的府邸，好象他是走进一个声名狼藉的、不能被人看到的地方，他这样做既为了表现他的大胆也为了遮盖他的年龄，——我们的习惯总是伴随着我们，即使在我们不再需要它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德·夏吕斯先生在向他问好时露出一个难以觉察更难以理解其含意的微笑；这个微笑表面上象——实质上完全相反——两个经常在上流社会见面的男人一天偶然在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相遇时交换的那种微笑（譬如弗罗贝维尔将军过去常在爱丽舍遇到斯万，当他瞥见斯万时就投去心照不宣的嘲弄目光，就象洛姆公主家的两位常客又在格雷维先生家沆瀣一气时一样）。但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本质上确实变好了。很久以来（从我很小的时候去贡布雷度假开始），勒格朗丹便在暗暗培养他与贵族人士之间的交情，不过以前这种交情充其量只能使他得到一次去某个度假胜地的单独邀请，没有其他收获。现在他外甥的婚姻突然把这一段段相隔甚远的关系连接起来了。勒格朗丹在社交界有了一定的地位，而他和从前只与他私下里亲密来往的那些人的老关系又回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他在社交界的地位。当某人自以为在把勒格朗丹介绍给一些贵妇人时，这些夫人却说20年来他不时去她们的乡下别墅住半个月，还说家里小客厅的那只精致的晴雨表就是他送的。他也曾偶然被安排在有几位公爵成员的“组”里，现在这些公爵竟和他成了亲戚。然而他一旦在上流社会站住脚以后，倒反而不再利用这种地位了。这不仅是因为他被上流社会接纳既已人所共知，因而受到邀请对他已无多大乐趣，还因为长期来争相占据他的身心的那两种毛病中，最不顺乎自然的那一种，也就是附庸风雅的毛病，正让位给另一位比较不做作的毛病，因为后者至少标志着回归本性。即使是以迂回的方式。当然这两种毛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在离开一位公爵夫人的交际晚会以后还可以接着去郊区寻花问柳。但年龄的增长起了降温的作用，他不再同时兼享那么多的乐趣，不再无节制地外出，饮食男女上也偏向柏拉图式，着重于友谊、交谈，这些活动要花时间，因而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于和一般人交往，只把很少一部分留给社交生活。德·康布尔梅夫人现在对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友善相待也看得无所谓了。公爵夫人出于礼仪常去侯爵夫人家，正象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间一长就迟早会发现他们的优点，习惯他们的缺点一样，她发觉德·康布尔梅夫人是个智力和文化素养方面都很出色的女人（但鄙人并不十分赏识）。她于是常在向晚时分去拜访德·康布尔梅夫人，而且一坐就是很久。可是这位太太一看到公爵夫人常来找她，原先心目中想象的公爵夫人的神奇魅力便烟消云散了。从此她接待她只是出于礼貌而并不感到乐趣。 

希尔贝特身上出现的变化更加令人震惊，她的变化与斯万结婚后的变化完全不同而又恰成对应。诚然，最初几个月希尔贝特很高兴接待那些上层社会的精萃。她也请她母亲离不开的几个知己朋友，那多半只是出于对财产继承的考虑，而且只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邀请，光请他们不请别人，让他们自成一统，远离那些高贵的人，仿佛邦当夫人或是戈达尔夫人与德·盖尔芒特公爵或德·帕尔马公主一接触，就会象两种不稳定的化学粉末相接触一样，会发生无法弥补的灾难似的，戈达尔夫妇、邦当夫妇以及其他人看到总是他们这帮人在一起晚宴虽然不免失望，但还是感到脸上有光，因为能对别人说：“我们在德·圣卢侯爵夫人家吃晚饭来着。”何况希尔贝特为有利于将来继承遗产，有时还斗胆把德·马桑特夫人也一起请来，这位夫人手执一把玳瑁骨子的羽扇，确实有一副贵妇人的气派。只是希尔贝特有意不时称赞一番那些只在向他们表示邀请时才来的识趣者，这称赞既是一种提醒，也是对戈达尔、邦当这样的明白人表示最高雅而又最傲慢的问候的一种方式。我倒宁愿与这批人为伍，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巴尔贝克女友”和她的姨妈的缘故，我希望她姨妈看见我置身于他们中问。可是在希尔贝特看来，我现在主要是她丈夫和盖尔芒特家的朋友（很可能早在贡布雷，当我的父母亲不和她母亲交往时——在那个年龄我们不仅给事物凭添这种或那种优越性而且还将它们分门别类——她就已经赋予我一种地位，这地位后来一直伴随着我），故而她认为那些晚会与我的身份不相称，她在辞别时对我说：“我很高兴见到您，不过您最好后天来，您会见到盖尔芒特伯母和德·普瓦夫人；今天请的是我妈妈的朋友，为了让她高兴。”然而，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个月，很快一切都彻底变了样。是不是因为希尔贝特和她父亲的社交生活注定会表现出同样的反差呢？总之，虽然希尔贝特成为圣卢侯爵夫人还只是前不久的事（人们会看到，她很快将成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但她已实现了最光辉、最难以到达的目标，她认为从此盖尔芒特的姓氏附着在她身上就象一层金褐色的釉一样牢固，不管她和谁来往，她在众人眼里永远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此念大谬不然，因为贵族封号与股票一样，人家向你要时价值就上升，你主动提供时价值则下跌）①，简而言之她的观点与某个轻歌剧中的人物相同，那个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想，我的名字已足以说明问题，不用我多费口舌。”因此她开始对她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表示公然的蔑视，宣称圣日耳曼郊区的人都是愚蠢之辈，结交不得，后来更将此话付诸行动，干脆停止与他们来往。那些在这段时期以后才认识她，并且借助她而步入社交界的人，听到这位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她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晤面的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竭尽嘲笑挖苦之能事，看到她拒不接待这个社会的任何人，而且倘若有谁，即便是最显赫的人，冒险去她府上，她便公然冲着来访者打呵欠，他们回想以前自己竟然觉得上流社会颇有魅力，都不禁为之脸红，而且可能永远不敢向那个女人吐露自己过去的弱点中这一丢脸的秘密，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女人天性高贵永远不能理解他们的这些弱点。他们听到她如此淋漓尽致地讥讽那些公爵，更意味深长的是，还看到她的实际行动与口头上的嘲笑如此完全一致！他们无疑并未想到去探究使她由斯万小姐一跃而成德·福什维尔小姐，又由德·福什维尔小姐一跃而成德·圣卢侯爵夫人，尔后又成了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偶然事件的原因。他们可能也未想到这偶然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同样都能用来解释希尔贝特后来的态度：平民对人际交往的理解与斯万小姐不尽相同，也与一位被大家称为“公爵夫人”，被令她讨厌的公爵夫人们称为“我的表妹”的贵妇不尽相同。人们通常轻视一个没有能达到或已经最终达到的目的。当这种轻视表现在我们还不了解的人身上时，我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品格固有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能追溯到早年，也许我们会发现他们曾比任何人都更狂躁地为这些同样的缺点所苦恼，只不过他们已经完全掩盖或彻底克服了这些缺点，以至我们以为他们不仅自身从来不可能染上这些缺点，而且也不能原谅别人有这些缺点，因为这些缺点在他们是无法理解的。荣升不久的德·圣卢侯爵夫人的沙龙很快便定了型（至少在社交方面，因为大家会看到在其他方面她的沙龙是多么暧昧不清）。然而这个沙龙的面貌颇令人惊讶。人们还记得，巴黎排场最大、格调最高、可与德·盖尔芒特的招待会相媲美的要数圣卢的母亲德·马桑特夫人举办的招待会。此外，还有后期奥黛特的沙龙，虽然档次要低得多，但其豪华与风雅也同样令人赞叹。然而现在圣卢依靠妻子的丰厚财产可以得到他希冀的一切物质享受，他已心满意足，便只想在用过一顿精美的、有乐师为他演奏优美音乐的晚餐后，安安顿顿呆在家里。而且这位一度显得那么自命不凡、那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现在竟邀请一些他母亲绝不肯接待的伙伴来分享他的荣华富贵。希尔贝特则实施斯万身前的妙论：“我不在乎质量，就怕数量多。”圣卢对妻子是百依百顺，他爱她，又全亏了她才能有这等穷奢极侈，故而不想违拗她的喜好，何况她的喜好与自己的又如此相同。这样一来，德·马桑特夫人和德·福什维尔夫人多年来，尤其是为了子女能体面地成家而举办的盛大招待会到了德·圣卢夫妇这一代便没有下文了。他们拥有世上最漂亮的马供他们一起乘骑，有世上最漂亮的游艇供他们游弋，然而他们往往只带上两位客人。在巴黎他们每晚请来共进晚餐的朋友从来不超过三四位；这样，双方母亲原先象宽敞热闹的大鸟栏似的沙龙便意想不到地、但又自然而然地逐渐衰退，最后被一个安静的小鸟窝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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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切在我们看来是不朽的东西终将毁灭，一个人在交际场的地位也和其他事物一样，并不是一经造成便能一劳永逸的，而是象一个帝国的威势，必须每时每刻通过永远不断的创造进行重建，这就说明了半个世纪中政治和社交历史上一些明显的不正常现象的原因。世界的创造不是在人类之初已经完成，而是每天每日都在进行着。德·圣卢侯爵夫人想：“我是德·圣卢侯爵夫人。”她知道她前一天已经拒绝了公爵夫人们的三个晚宴邀请。然而如果说她的姓氏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了受到她接待的那个没有半点贵族气味的阶层的身价，那么通过一种逆向运动，受到侯爵夫人接待的那个阶层却降低了她的姓氏的身价。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这种运动，连最高贵的豪门贵族也会因此而最终垮掉。斯万认识的一位法国王室的公主不是因为什么人都接待，她的沙龙名声便一落千丈了吗？一天洛姆公主出于礼节去那位公主殿下府上逗留了片刻，她在那儿遇到的尽是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接着她又去勒鲁瓦夫人家，一进门她就对斯万和德·莫代纳侯爵说：“我终于回到了朋友们中间。我从德·×伯爵夫人家来，在那儿我没见到三张熟人面孔。”——作者注。 

在这两门联姻中得利最少的要算德·奥洛龙小姐，她在宗教婚礼那天已经得了伤寒，艰难地拖着病体去了教堂，几个星期后便溘然长逝。人们在她死后不久的讣告上看到絮比安这等人的姓名与欧洲几乎所有最高贵的姓名，如德·蒙莫朗西子爵与子爵夫人，德·波旁－斯瓦松伯爵殿下夫人，德·莫代纳－埃斯特亲王，德·埃迪梅子爵夫人，埃塞克斯夫人等赫然并列。当然，即使那些知道死者就是絮比安的女儿的人，见这么多名门望族与她有姻亲关系也不会惊讶。的确，一切都在于攀一门好亲。再加上casnsfoederis①的作用，于是这个平民小女子的死竟让欧洲所有的侯门爵府都戴了孝。可是不少新一代的年轻人不了解真实情况，他们读了讣告不仅会把玛曲－安托万内特·德·奥洛龙，即德·康布尔梅侯爵夫人当成一位出身极为高贵的贵妇，而且还会犯很多其他的错。比如他们通过周游法国对贡布雷这个地方稍有了解，又看到勒·德·梅塞格里丝夫人和德·梅塞格里丝伯爵的名字排在发讣告者名单的前列，并且紧挨着德·盖尔芒特公爵，他们可能毫不感到奇怪：梅塞格里丝一边与盖尔芒特一边原就互相毗连。他们会想：“他们都是同一个地区的古老的贵族之家，也许世代有联姻关系。谁知道呢？也许是盖尔芒特家族的一个旁支用了梅塞格里丝伯爵的姓。”其实德·梅塞格里丝伯爵与盖尔芒特家族毫无关系，他甚至不是以盖尔芒特这边的身份，而是以康布尔梅那边的身份发讣告的，因为德·梅塞格里丝伯爵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勒格朗丹，他升得快，当上勒格朗丹·德·梅塞格里丝才两年。假封号倒也罢了，但也许很少有象这个假封号那样使盖尔芒特家族不快的。他们过去曾与名副其实的德·梅塞格里丝伯爵家族有姻亲关系，然而这个家族现在只剩下一个女人，是默默无闻、家境败落的人的女儿，她本人又嫁给了我姨母的一个发了迹的大佃户，这个佃户买下了我姨母在米鲁格兰一处的田庄，他原姓梅纳谢，现在便自称梅纳谢·德·米鲁格兰，因此当人家说他妻子出身于梅塞格里丝家族时，这些人心里却在想，不如说她是生在梅塞格里丝这个地方，她的德·梅塞格里丝封号与她丈夫的德·米鲁格兰封号来源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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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此处意为“姻亲”。 

任何其它假封号都不会使盖尔芒特家族如此烦恼。不过既然关系到一门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都是有益的亲事，那么贵族阶级便能承受这些烦恼，以及其它种种烦恼。在德·盖尔芒特公爵的掩护下，在这一代的部分人眼里（到下一代将是在所有人眼里）勒格朗丹是真正的德·梅塞格里丝伯爵。 

任何不太了解情况的年轻读者会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可能以为德·福什维尔男爵和夫人是作为德·圣卢侯爵的亲戚和岳父母，亦即作为盖尔芒特这边的人来发讣告的。其实他们不能被列在盖尔芒特这一边，因为罗贝尔是盖尔芒特家族的亲戚，希尔贝特却不是。不，那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德·福什维尔男爵和男爵夫人是新娘那边的人，而不是康布尔梅这边的人，而且他们发讣告不是由于盖尔芒特家族的关系，而是由于絮比安的关系，因为，了解点底细的读者会知道，奥黛特是絮比安的嫡亲表妹。 

养女结婚后，德·夏吕斯先生把他全部的厚爱都转到了年轻的德·康布尔梅侯爵身上；这位年轻人有和男爵相同的爱好，既然这种爱好没有妨碍男爵选他作为德·奥洛龙小姐的丈夫，那么在他成了鳏夫后，这种爱好当然只能使男爵格外赏识他。这并不是因为侯爵先生没有其他长处可以让他成为德·夏吕斯先生的一位可爱伙伴。但是一个把他作为亲密知己的人，即使此人是位优秀人物，是不会忽视他的这一优点的，加之他又会玩惠斯特牌，这就使男爵更觉得他可心合意。年轻的侯爵聪慧过人，而且完全是他“祖母那边的人”，他象祖母一样热情，一样有音乐天赋，这一点，费代纳的人们早就说过，当时他还是个孩子。他身上还表现了祖母的其它一些独特之处，但那主要是模仿的结果，和全家人一样，而不是由于隔代遗传。比如在他妻子死后不久，我接到一封署名莱奥诺尔的信，我并不记得这是他的名字，但是当我读到结尾的套语：“请相信我真诚的同情”时，我才明白这信是谁写的。这“恰到好处”的真诚一词仿佛给莱奥诺尔这个名字加上了康布尔梅这个姓。 

火车已进巴黎车站，我和母亲还在谈论这两则消息，为了使旅途不显得太长，母亲本想把它们留到行程的第二阶段，所以待火车过了米兰她才让我知道这些消息。母亲很快回到在她看来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亦即外祖母的观点上。起先她想外祖母会非常惊讶，然后又想她会难过，其实这不过是认为外祖母会很高兴知道如此惊人的消息的一种说法，但母亲不能容许外祖母被剥夺掉这一乐趣，所以她宁愿认为一切都再好不过，因为这消息只能使外祖母伤心。可是我们刚刚回到家，母亲又觉得仅仅为不能让外祖母参加到生活带来的种种意料之外的事件中去而遗憾，这还太自私。她更愿意猜想它们对外祖母来说不算是意料之外的事，而只是对她的预见的一种认可。母亲爱把这些事件看成是对外祖母的预言性的见解的一种证实，一个证据，证明外祖母的思想比我们认为的还更深邃、更敏锐、更正确。因此母亲为了最终归结到她对外祖母毫无保留的钦佩，紧接着便补充说：“不过，谁能说你逝去的外祖母会不赞成呢？她是那么宽厚。而且你知道，对于她，社会地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天性高贵。你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很奇怪，两位姑娘都得到她的赞赏。你还记得吗？她第一次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来后对我们说她觉得德·盖尔芒特先生是何等平庸，相反她又是何等称赞絮比安一家人啊。我可怜的母亲，你记得吗？谈到絮比安先生时她说：如果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就把她许配给他，而他女儿比他更胜一筹。还有斯万小姐！她说：‘我认为她非常可爱，你们瞧着吧，她将来准能嫁个好人家。’可怜的母亲，她要是能看到这一切就好了，她预见得多么准确呵！直到最后，甚至当她已经不在人世，她还在教导我们如何明察事理，如何为人善良，如何正确评价事物。”而由于我们难受地看到外祖母被剥夺的乐趣都是生活中平凡而微小的乐趣，诸如一个演员饶有趣味的语调，她爱吃的一个菜，她最喜欢的作家新出的一本小说等，所以妈妈说：“她会多么惊讶，她会觉得多么有趣啊！她会写一封多么妙不可言的回信啊！”母亲又说：“你想，可怜的斯万生前那么盼望希尔贝特受到盖尔芒特家族的接待，要是他能看到他女儿成了盖尔芒特家族的一员，他会多么幸福！”——“不姓他的姓，而姓另一个人的姓，以德·福什维尔小姐的身份被领到神坛前？你以为他为此会感到很幸福吗？”——“嗯！这倒是真的，我没想到这一层。”——“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不能为这匹‘驽马’高兴；想想看，她竟然狠心地抛弃了待她那么好的生身父亲的姓。”——“是的，你说得对，归根结底，也许他还是不知道这件事为好。”唉，对死人对活人都一样，我们真不知道一件事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多还是欢乐多！“据说圣卢夫妇将来住在当松维尔。以前斯万老爹那么想让你外祖父看看他的池塘，他怎么能想到今后德·盖尔芒特公爵会常常看到这个池塘呢，尤其是如果他知道他儿子结了那门丢脸的亲？你以前常和圣卢谈到当松维尔的刺玫瑰，丁香和蓝蝴蝶花，他对你的话将体会得更深。因为这一切将归他所有。”就这样我和母亲在餐室的灯光下侃侃而谈，这类谈话总有灯光相伴，在这种灯下漫话中，家族的而不是民族的睿智往往抓住死亡、订婚、继承、破产等某个事件，将它置于回忆这面放大镜下，使它更突出，然后将在未经历过这个事件的人看来是混杂在同一个平面上的东西——亡故者的姓名，先后居住过的地址，家财的来源和变迁，产业所有权的转移——一一分解，与它们拉开距离，将它们远远地放在时空的各个点上进行评述。这种睿智来源于缪斯，人们如果想保持一点新鲜感受和创造功能，那么他们最好尽量推迟认识这位缪斯，然而即使是一直不知道它的人，到了生命的暮年也会在外省古老教堂的大殿里和它相遇，当他们突然感到触动他们心灵的并不完全是神坛上雕刻所表现的永恒美，而主要是想到那些雕刻经历过的种种遭际——它们起初列在某个著名的个人收藏品中，放在小教堂里，然后进了博物馆，最后又回到教堂；或者当他们走路时感到踩在脚下的地面几乎是有思想的，是用阿尔诺①或帕斯卡尔②的遗灰铺成的；或者仅仅是当他们在木制跪凳的铜片上辨读乡绅或显贵的女儿们的名字，一面还可能想象着一位纯真的外省姑娘的容貌，这种时刻他们便与这位缪斯相遇了，这位缪斯搜集一切被艺术和哲学的更高一级缪斯们摈弃的东西，一切并不确实有根据的东西，一切仅仅是偶然的但却能揭示另一些规律的东西，这位缪斯就是历史。 

母亲过去的一些朋友，一些多少和贡布雷有关系的朋友，这时都来看望她，和她谈论希尔贝特的婚姻，她们丝毫不赞赏这桩婚姻。“您知道德·福什维尔小姐是何许人，就是斯万小姐。证婚人呢，是德·夏吕斯‘男爵’，他让别人这么称呼他，就是这个老头子从前供养过希尔贝特的母亲，而且斯万不是不知道，但他从中得到好处。”——“您这是什么话？”母亲反驳道，“首先，斯万是极有钱的。”——“他既然需要别人的钱，说明他自己并不那么有钱。您说说看，这女人究竟存的什么心，要把她以前的情夫们这么牢牢抓在手里？她有本事先让第一个情夫娶了她，后来又让第三个情夫娶了她，她还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第二个情夫拉出来给她和第一个情夫生的女儿当证婚人，也可能是她和另一个人生的，她的相好那么多，怎么弄得清楚？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我说第三个情夫，其实应该说第300个。况且您知道，如果说希尔贝特和您我一样不姓福什维尔，这与她丈夫的身份倒很般配，因为他当然也不是什么贵族子弟。您也知道，只有冒险家才会娶这个姑娘。据说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要不是贡布雷由一个见了神甫都不打招呼的激进派市长掌了权，我准能知道事情的底细。因为，您也清楚，发布结婚预告的时候总是报真名实姓吧。是啊，对报纸或代发喜帖的文具商自称德·圣卢侯爵是很神气的。这对任何人都没坏处，如果那些人高兴这么干，也无须我来横挑鼻子竖挑眼，这碍我什么事？反正我以后不会和那个被人说三道四的女人的闺女来往，她尽可以在仆人面前神气活现地摆侯爵夫人的架子。可是在身份证件上就不是一码事了。哼！假如我的表兄萨士拉还是第一副市长，我就会给他写信，他准能告诉我让她在结婚公告上用的什么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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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尔诺（1612—1694），法国17世纪神学家，亦是研究语言的逻辑至哲学的理论家。 

②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17世纪著名学者、思想家及作家。

第六部 女逃亡者(16)

那段时期我常见到希尔贝特，我们俩重又恢复了来往：我们生命的长短不是按我们与别人的友谊的长短来计算的。过了一段时间，同一些人之间中断了好多年的友谊关系又会恢复，而且双方都很乐意恢复（就象在政界被取消的部重又组建，剧院里被打入冷宫的戏重又上演）。原先一方为何过分执着地爱，而另一方为何不能忍受那过分苛求的专横，那些理由10年后都不复存在了。唯有社会礼仪依然有效。希尔贝特过去可能拒绝给我的东西，现在她会轻易应允，无疑因为我已不再想要了。她总是随时准备到我身边来，从来不急着离开我，这在过去对她来说是不能容忍也无法做到的事，但我们之间从未挑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已经消除，这障碍就是我对她的爱情。 

此后不久我去当松维尔小住了几日①，因为我得知希尔贝特很不幸，罗贝尔对她不忠实，并不是用大家以为的、也许希尔贝特自己至少仍认为的、至少是她说的那种方式。然而由于自尊心，由于想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还由于对背弃行为的了解不全面（凡是被欺骗的人都不能全面了解那些欺骗行为），尤其因为罗贝尔不愧是德·夏吕斯先生的外甥，他和被他败坏了名声的女人招摇过市，大家都认为，反正希尔贝特认为，这些女人是他的情妇……上流社会甚至认为他不够检点，公然在一些社交晚会上与某个女人寸步不离，然后伴送她回家，让圣卢夫人自己想办法回府。谁要是说被他这样连累的女人实际上并非他的情妇，这个人便会被视为头脑简单、在事实面前说瞎话。然而不幸的是，从絮比安嘴里漏出来的几句话引导我了解了事实真相，那令我万分痛心的事实真相。我动身去当松维尔的前几个月，一天我去探问德·夏吕斯先生的健康情况，他的心脏功能出现了障碍，不能不令人担忧。我看到絮比安一个人在，便和他说起一封署名波贝特的寄给罗贝尔的情书，这封情书被圣卢夫人截获，我从男爵原先的管家那里得知，那个署名波贝特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曾经谈论过的那个小提琴手兼专栏编辑！此人在德·夏吕斯先生的生活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絮比安一说起这事便气愤填膺：“这小子当然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说还有什么人他不该在他身上打主意，那就是男爵的外甥。尤其因为男爵疼这个外甥就象疼自己的儿子一样；这小子千方百计拆散人家夫妻，真可耻。而且为此不惜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因为谁也不象德·圣卢侯爵那样天性反对这种事。他过去为自己的情妇挥霍得还少吗！从前这个该死的乐师那么卑鄙地离开了男爵，人家可以说这是他的事。可是他竟然转过来引诱男爵的外甥！不，有些事是干不得的。”絮比安的愤怒是发自内心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们在道德问题上有着与别人同样强烈的义愤，只是针对的目标稍有不同。此外，没有被直接卷入感情纠葛的人总是评论哪些男女私情应该避免，哪些是不合适的婚姻，好象人可以自由选择恋爱对象似的，他们没有考虑到爱情能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景，把我们所爱的人单独地、整个儿地笼罩起来，以至一个男人会干出和厨娘或与挚友的情妇结婚这等“傻事”，然而这“傻事”却往往是他一生中完成的唯一富有诗意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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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次离家外出使我相当为难，因为我在巴黎有一个姑娘，她住在我租的单一临时寓所里。有些人需要森林的芳香或湖水的低语，我晚上需要这个姑娘睡在我身旁，白天坐车时也需要有她在身旁。一次恋爱可能被遗忘，但它能决定下一次恋爱的形式。在前一次爱情中某些平日的习惯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自己也记不起这些习惯从何而来；正是第一天的焦虑使我们热切希望每次用车把我们所爱的人一直送回她的住所，或者要求她住在我们家里，希望她每次外出都有我们自己或我们信任的人陪伴在她左右，后来这些做法被我们采用并固定下来，如同人们已经忘记其意义的一些风俗习惯：所有这些习惯都象一条条千篇一律的通衢大道，我们的爱情每天打那里经过，而从前它们被溶化在火山烈焰般的火热冲动里。这些习惯在我们所爱的女人死后，甚至在对她的怀念已经消失后仍然存在。它们变成我们的爱情的形式，即使不是所有的至少是某些互相交替的爱情形式。比如作为对已被遗忘的阿尔贝蒂娜的回忆，我需要我现在的情妇呆在我的住所里，我把她藏着不让来访者看到，但她象过去的阿尔贝蒂娜一样充实了我的生活。为了去当松维尔，我不得不求她答应让我的一个不好女色的朋友代我守护她几天。——作者注。 

我得知罗贝尔和妻子险些分居（而希尔贝特尚未完全清楚事情的真相），多亏德·马桑特夫人这位爱子之心拳拳、巴望儿子出人头地的明智冷静的母亲从中调解，强使他们言归于好。她属于那种阶层，在这种阶层里不同血统的不断交叉混合，祖传家产的日渐贫乏使得情欲和物质利益方面的世代恶习与因循苟且有随时抬头的可能。她曾经强有力地支持过斯万夫人，支持过絮比安的婚姻，后来又以同样的劲头一手安排了儿子和希尔贝特的亲事，就这样她怀着痛苦的忍让精神不仅为自己运用祖传的睿智，而且让整个圣日耳曼郊区从中得益匪浅。也许当初她之所以草草决定罗贝尔和希尔贝特的婚事（当然这件事让她耗费的心血和眼泪比过去叫罗贝尔和拉谢尔断绝关系而费的心血和眼泪要少），只是因为害怕他又和另一个坏女人姘居，——或者就和原来那个女人，因为罗贝尔对拉谢尔久久不能忘情——殊不知若是那样他也许倒得救了。现在我明白罗贝尔在德·盖尔芒特王妃家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他说：“真遗憾，您那位巴尔贝克的女朋友没有我母亲要求的那笔财产，否则我想我和她会很投契。”他的意思是说她是戈摩尔人正如他是索多姆人①，或者，如果他尚未成为索多姆人，他也只喜欢那些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去爱而且和别的女人一起去爱的女人。看来希尔贝特也可以向我提供阿尔贝蒂娜的情况。若不是我已经失掉想知道有关我女朋友的事的好奇心，除了偶尔故态复萌。我本可以不仅向希尔贝特而且向罗贝尔去打听。说到底，使罗贝尔和我产生娶阿尔贝蒂娜的欲望的是同样一个事实，即她爱恋女人。不过两人的欲望原因完全不同，目的也完全相反。我是出于得知这一事实后的绝望，罗贝尔则是出于满意；我是为了通过每时每刻的监视阻止她沉湎于这种喜好，罗贝尔则为了培养她的这一喜好，而且给她充分自由好让她为他带来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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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圣经》创世纪记载，戈摩尔与索多姆是两个位于死海南部的城市，因其居民道德败坏，搞同性恋，在硫磺与火中毁灭。 

这样，絮比安把罗贝尔在肉欲兴趣方面出现的与原先截然不同的新动向看成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然而我从和埃梅的一次使我十分伤心的谈话中得知，这位巴尔贝克旅馆侍应部前领班把罗贝尔性欲上的这种偏离和倒错回溯得更远。 

我因去巴尔贝克小住了几天，才有机会和埃梅作了那次谈话，那几天，正在享受一次较长休假的圣卢本人也偕妻子来到巴尔贝克，在这新婚燕尔的阶段，罗贝尔陪伴夫人是寸步不离。当时我注意到在罗贝尔身上仍能感到拉谢尔对他的深刻影响，并对这种影响颇为赞赏。只有和情妇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年轻丈夫才会在走进餐厅之前帮妻子脱掉大衣，才会对妻子表现出应有的关心体贴。他在和情妇生活期间受到了一个好丈夫应受的训练。离他不远并与我相邻的一张桌子上坐着布洛克，他在一群自命不凡的年轻的大学士中间，做出一副虚假的轻松自如的样子，他一面炫耀地将菜单递给一位朋友，动作夸张得打翻了桌上两瓶水，一面对他喊道：“不，不，我亲爱的朋友，还是您点菜吧！我这一辈子从来不会制定一份菜单，从来不会点菜！”他带着不太真诚的高傲重复道，同时立即同意要一瓶香槟酒，说是喜欢在聊天时有香槟作“象征意味十足”的点缀，这给口腹之欲涂上一点文学色彩。圣卢是很会点菜的。他坐在已经怀孕的希尔贝特旁边（后来他不停地让她生孩子），正如夜里在旅馆的双人床上睡在她身边一样。他只跟妻子讲话，好象旅馆里的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似的，然而当一名侍应生来取点菜单，站在他近旁时，他突然迅速抬起明亮的眼睛，向侍应生投去一瞥，这一瞥的时间不超过两秒钟，但那清澈而敏锐的目光里却表露了一种好奇和探究，其性质与任何一位在顾客注视（哪怕是长时间地注视）一名旅馆服务员或伙计以便得出一些幽默的感想并把它告诉自己的朋友时目光中包含的好奇和探究完全不同。这倏忽即逝的、看似无意的一瞥表明侍应生本人引起了他的兴趣，此时谁若是观察罗贝尔，就可从这一瞥里看出，这位好丈夫，昔日拉谢尔的狂热的情人，他的生活里有另一面，这一面远远比他出于义务而行动的那一面更使他感兴趣。然而人们看到的是前一个罗贝尔。他的目光已经回到了希尔贝特身上，这位妻子什么也没觉察到。罗贝尔顺便向她介绍了一位朋友，就陪她出去散步了。不过埃梅当时对我说起的是更久以前的事，即我通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结识圣卢的那个时候，也是在巴尔贝克。 

“一点不假，先生，”埃梅说，“这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是早就知道的。先生第一年去巴尔贝克时，侯爵把自己和我手下的电梯司机关在房间里，藉口为先生的外祖母放大照片。年轻人想告他，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事情暗暗了结。喏，先生大概还记得侯爵和他的情妇来餐厅用午餐那一天吧，侯爵是拿他情妇当屏障呢。先生大概还记得侯爵借发脾气走开了。当然我并不是说那位太太有理。她让他吃够了苦头。可是那天我总觉得侯爵的怒气是假装的，他需要支开先生和这位太太，谁也无法让我消除这种看法。”关于那天的事，我倒知道埃梅若不是有意瞎编，就是完完全全看错了。罗贝尔当时的情状以及他给记者的那记耳光我记得太清楚了。巴尔贝克的事也一样：要么电梯司机撒了谎，要么是埃梅在撒谎。至少我这么认为；是否确实，我不能肯定：人们永远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对我来说，电梯司机去圣卢那里跑一趟是替我给他送信并取他的回信的方便办法，而对圣卢来说则是认识某个他喜欢的人的好机会，若不是这件事使我如此痛苦，我会觉得其中有某种美妙之处。确实，世上的事物起码是双重性的。别人可能在我们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上添枝加叶地安上一连串完全不相干的行为。毫无疑问，在我看来圣卢和电梯司机之间如果真发生过什么风流韵事，那么它与为我送信这件平常小事没有关系，正如只听过瓦格纳的《洛亨格林》①二重唱的人不可能预见《特里斯丹和绮瑟》②的前奏曲。诚然，由于人的感觉官能的贫乏，他们只能在事物的无数属性中认识有限的几种。物体是有色彩的因为我们长着眼睛去看；如果我们有几百种官能，那么该有多少形容语去修饰事物呢？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哪怕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你只了解其中一部分却以为那就是全部，另一个人则从另一方面看待这件事，就象从开在房屋另一面的窗口望出去看到另一个景观一样，由这一点去想，事物会呈现不同的方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如果埃梅没有看错，那么罗贝尔在布洛克对他说起电梯司机时脸上突然绯红，其原因可能就不仅仅在于布洛克把“电梯”说成“预梯”。不过我深信圣卢生理上的演变不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他当时还只爱女人。回想起来，在巴尔贝克他对我的友谊便是明辨此事的最好迹象。只有他爱女人的时候他才真正能对男人产生友谊。此后，至少在一段时期里，他对与他无直接关系的男人一律表现出冷漠，我想这种冷漠一部分是由衷的，因为他态度变得很生硬，但也有夸张的成份，为的是让别人相信他只注意女人。不过我总还记得有一天在东锡埃尔，我正要去维尔迪兰家吃饭，他对夏里注视良久后对我说：“真奇怪，这小伙子，他有些地方象拉谢尔。你不感到吃惊吗？我觉得他们有不少相同之处。不过反正这与我无关。”然而接着他的眼睛却久久迷惘地看着远方，好似一个人在重新开始一局牌或在出外吃饭之前想到一次遥远的旅行，想到今后永远不会作这种旅行，便感到一瞬间的怀恋。罗贝尔在夏里身上看到拉谢尔的影子，希尔贝特呢，则竭力仿效拉谢尔以取悦丈夫，她象拉谢尔一样头发上戴着朱红，粉红或黄色丝绸结，也梳一样的发型，因为她相信丈夫仍然爱着拉谢尔，她妒忌她。罗贝尔的爱情有时介乎男人对女人的爱和男人对男人的爱之间，这是可能的。总之他对拉谢尔的怀念在这方面只起一种审美作用。它甚至也不可能起别的作用。曾经有一天，罗贝尔叫她打扮成男子，要她让一绺头发垂下来，不过他只是看看她，好象不太满意。他对她却仍然很依恋，准时按数——虽然不是心甘情愿——付给她那笔他许诺的年金，但这并不妨碍拉谢尔后来对他施展卑劣的手段。如果希尔贝特知道他对拉谢尔的这种慷慨只不过是不得已地实践一个诺言而并不牵涉到任何爱情，那么她最不会为此而痛苦的。然而罗贝尔偏偏装作对拉谢尔旧情依依。同性恋男子倘若不装模作样钟情于女人，他们倒可能是最理想的丈夫。再说希尔贝特也毫无怨言。当初正由于她以为罗贝尔被拉谢尔所爱，而且爱得那么长久，她才想得到罗贝尔，并且为他拒绝了不少更合适的择偶对象；他娶她似乎对她作了某种让步。确实，一开始，在这两个女人之间作一番比较（虽然她们在魅力和容貌方面是如此悬殊）对甜美的希尔贝特是颇为不利的。但后来希尔贝特愈来愈得到她丈夫的敬重，而拉谢尔的地位却日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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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亨格林》是瓦格纳根据德国古代民间传说创作的一部歌剧。 

②《特里斯丹和绮瑟》是瓦格纳根据中世纪凯尔特民间故事《特里斯丹和绮瑟》改编的一部歌剧。 

另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物是斯万夫人。如果说在希尔贝特眼里，婚前的罗贝尔头上已环绕着双圈光轮，一圈是从德·马桑特夫人的哀叹里不断透露出来的他和拉谢尔的同居生活造成的，另一圈是盖尔芒特家族在她父亲心目中始终享有的并在她心中得到延续的威望造成的；那么德·福什维尔夫人则不同，她原企望女儿能攀一门更光彩的婚姻，也许嫁一位王子或亲王什么的（有些王室亲戚不富裕，他们会接受这笔嫁资——已经远远低于原先许诺的8000万——何况福什维尔这个姓氏已经使这笔钱脱尽了俗气），她企望她的女儿不象圣卢那样因远离社交界生活而降低了地位，然而她终究拗不过希尔贝特，于是她逢人便抱怨，痛斥她的女婿，可是忽然有一天，一切都变了，女婿成了天使，她即便挖苦他也是偷偷地。原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斯万夫人（现在成了德·福什维尔夫人）虽然仍旧保留着让男人供养的习惯，却失掉了让他们供养的手段，她的崇拜者都一一弃她而去。她每天都想得到一串新项链，一件缀着钻石的新裙子，一辆更豪华的小轿车，然而她的财产有限，福什维尔几乎把家产都吃光了；她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女儿吝啬得可怕——犹太人的哪一种影响在驾驭着希尔贝特？——她对丈夫尚且锱铢必较，对母亲当然更加如此。可是奥黛特突然预感到罗贝尔可以做她的供养人，而且后来他果真成了她的供养人。她已经不很年轻，但在一个不爱女色的女婿眼里这无关紧要。他只要求岳母平息他和希尔贝特之间发生的这样或那样争执，能让希尔贝特同意他和莫雷尔一道作一次旅行。奥黛特全力以赴完成了使命后，就立即得到一颗精美的红宝石作为酬谢。然而为此必须让希尔贝特对丈夫更慷慨些。奥黛特规劝女儿要如此行事，而且规劝得极其热心，因为从希尔贝特的慷慨中得到好处的将是她本人。这样，多亏罗贝尔，年届50的奥黛特（有人说是60）每次赴晚宴或参加晚会时，仍能以华丽得出奇的打扮令举座惊叹，却又不必象过去那样需要一位“男友”，再说即便有“男友”，他现在也不会出钱，甚至不会上钩。因此她虽进入了而且似乎永远进入了最后的贞洁时期，她的穿着打扮却从未如此漂亮。 

夏里不仅仅是出于坏心眼，出于原先的穷人对让他发了财但又始终让他感到（这一点表现在德·夏吕斯先生的性格里，而尤其表现在他的语汇里）两人地位差异的主人的怀恨，才转向圣卢以便叫男爵加倍痛苦的。他可能也为了贪利。我的印象是罗贝尔大概给他很多钱。我动身去贡布雷之前在一个晚会上遇见罗贝尔，他堂而皇之地伴着一位雍荣华贵的女人，人们都以为这女人是他的情妇，他寸步不离她的左右，与她两位一体，仿佛当众裹在她的裙裾里，那种情状令我想到那是他家祖传动作的一种不自觉的重复，不过带着某种更神经质、更惊悸的意味，我曾经在德·夏吕斯先生身上观察到同样的动作，那时他好象裹在莫勒夫人的裙子里，莫勒夫人是他表现亲近女人的一面旗帜，其实亲近女人不是他的目的，但是他喜欢打着这面旗帜，虽然他没有权利这样做，也许他觉得它能起保护作用，或者是认为它有审美价值。回家的路上我发现罗贝尔远不如现在富有时曾是那么慷慨。而现在却变得如此节俭，这使我非常吃惊。人们只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或者一个人钱不多时能挥金如土，而富足后却守财如命，这都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我觉得这现象在罗贝尔身上表现得有点特别。圣卢不肯乘马车，而且我看见他保留了一张有轨电车转车票。在理财方面他无疑发挥了他与拉谢尔同居期间获得的才能，不过为着不同的目的。一个已与女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年轻人不似结婚前从未有过别人的女人的童男那样缺乏经验。罗贝尔不常常带妻子上餐馆，但每次只要看他如何灵活而又毕恭毕敬地取下她的衣物，如何熟练地点菜和差遣侍应生，如何在希尔贝特穿上紧腰上衣之前细心地理平她的衣袖，就能知道他在成为这个女人的丈夫之前长期当过另一个女人的情夫。同样，过去他曾不得不照料拉谢尔的家，直至细枝末节，一则因为拉谢尔于此一窍不通，二则因为他受妒忌心的驱使想自己指挥仆役。因此后来在管理希尔贝特的财产和料理家政时，他才能继续发挥巧妙而内行的本领，也许连希尔贝特也望尘莫及，于是乐得把担子丢给他。不过圣卢这样做无疑主要是为了让夏里从他的铢积寸累中得益，要做到既能阔绰地供养他又不让希尔贝特觉察，也不让她的生活受影响。也许他以为这位小提琴手也象“所有的艺术家”一样爱乱花钱（夏里不太自信也不太自豪地自命为艺术家，以此为自己不回信以及其他一大堆缺点辩解，他认为这些缺点是公认的艺术家心理特征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从道德观点来说，从男人那里抑或从女人那里得到乐趣，这无关紧要，人们到能获得乐趣的地方寻找乐趣是再理所当然、合乎人情不过的事。假如罗贝尔没有结婚，那么他和夏里之间的关系就不应该引起我丝毫的悲伤。然而我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罗贝尔仍然是单身汉，我的悲伤会同样强烈。这种事若是出在别人身上，我会漠然置之。但是想到我过去对另一个圣卢，一个与现在的他判若两人的圣卢曾怀有那么深厚的情谊，而且我从他那冷漠的、支支吾吾的态度感觉到，自从男人有可能激起他的情欲以后，他与男人之间已不可能存在友谊，因而他也不可能回报我以友谊，想到这些我禁不住流泪了。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这个小伙子身上？他曾经那么钟爱女人，当“大气派的拉谢尔”要离开他时，我看见他那么绝望以至害怕他会自杀。难道夏里与拉谢尔之间的相象——我并未觉察出——是罗贝尔从他父亲的爱好过渡到他舅舅的爱好以便完成生理上的演变的跳板吗？其实即使在他舅舅身上，这一演变也开始得相当晚。有时埃梅的话又来困扰我；我回忆起那年在巴尔贝克的罗贝尔；他对电梯司机讲话时着意不看他，那样子很使我想起德·夏吕斯先生对某些男人讲话时的神情。这一点，罗贝尔很可能得之于德·夏吕斯先生，不过是得之于盖尔芒特家族的某种高傲的气质和体态，而不是得之于男爵特有的癖好。比如德·盖尔芒特公爵，他完全没有这种癖好，但他转动起手腕来和德·夏吕斯先生一样有力，仿佛是在绕着手腕抽紧一条花边袖口，还有嗓音里那种尖锐和做作的调子，以及其他种种举止，这些举止若是出自于德·夏吕斯先生，人们就会赋予它们另一种含意，而他自己赋予的则是另一种，因为个人总是借助一些非个人的和返祖的特征来表达自身的独特之处，而且它们也许只不过是古远的特点固定在动作和声音里罢了。这一假设已涉及博物学了，按这一假设推论，应该被称为有缺陷，并部分借助盖尔芒特家族的特点来表现这一缺陷的盖尔芒特成员就不是德·夏吕斯先生，而是德·盖尔芒特公爵，因为公爵在这个生理反常的家族里是个例外，他丝毫没有沾染上祖传的毛病，而它在他身上留下的外部烙印也就失掉了任何意义。我还记得第一天在巴尔贝克看到圣卢，金黄的头发，整个人仿佛是用稀有的珍贵材料做成的，手拿着单片眼镜在面前挥动，我总觉得他有点女人气，这当然不是我现在得知的他的癖好产生的结果。而是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温文尔雅给人的感觉，宛若精致的萨克斯瓷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是用这种质地的材料塑就的。我也记得他对我的情谊以及他表达这种情谊的温柔而多愁善感的方式，这也许会使别人得出错误的想法，可我心里思量，这同样不意味着我现在得知的事情，在当时这意味着别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东西。那么他的癖好始于何时呢？如果始于我重返巴尔贝克的那一年，那么他为何一次也没来看过电梯司机，而且从未和我谈起过他呢？至于第一年，他当时是那么狂热地迷恋着拉谢尔，怎么可能注意电梯司机呢？那年我觉得圣卢象所有道地的盖尔芒特那样与众不同。不料他比我以为的还要特别。然而我们未能直接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仅仅从别人那儿获悉的东西，我们再也无法让我们的心灵接受，因为时机已经过去，心灵与现实的通道已经关闭；因而我们也不可能享受我们的发现，因为为时已经太晚。何况，上述的发现太使我痛苦，我精神上无论如何不可能享受它。自从听了德·夏吕斯先生在巴黎维尔迪兰家对我讲的那番话以后，我也许已经不再怀疑罗贝尔的情况是很多正派的人甚至是最聪明、最善良的人中的一例，无论从谁那儿得知他的情况对于我都一样，无论从谁那儿，除了从罗贝尔那儿。埃梅的话给我留下的疑云使我和罗贝尔在巴尔贝克和东锡埃尔结下的友谊变得晦黯无光，而我虽然并不相信友谊，而且对罗贝尔从未真正产生过友谊，但是回想起电梯司机的事，回想起我与罗贝尔及拉谢尔在餐馆用午餐时发生的事，我就不得不克制自己，以免流下眼泪。

第七部 重现的时光(1)

我这次在贡布雷附近逗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少想到贡布雷的时候，如果这次逗留没有首先证实——至少是暂时的证实——我对盖尔芒特那边的一些看法，以及证实我对梅塞格利丝那边的另一些看法，我就不会来谈论这次逗留。每天晚上。我从另一个方向来重温我们在贡布雷时每天下午在梅塞格利丝那边所作的散步。现在当松维尔吃晚饭的时候，过去在贡布雷的人们早已上床睡觉。由于当时正值夏天，又因为希尔贝特每天下午在城堡的小教堂里画画，所以在晚饭前两小时左右才去散步。过去，散步归来时看到紫红色的天空映衬着耶稣受难像或是沐浴在维福纳河之中是一种乐趣，现在，在夜幕降临之时出去散步，在村里只看到形状如移动着的不规则三角形的淡蓝色的牧归羊群，也感到十分愉快。在一半田地上，夕阳的余晖已经消失，而在另一半田地上，则已升起了月亮，月亮很快普照整个山地。有时希尔贝特让我一个人去散步，我往前走着，尾随着自己的影子，犹如一条小船，在迷人的河流上航行；但她经常陪我一起散步。我们这样散步，往往同我过去在童年时散步一样：然而，我对盖尔芒特那边的感觉为何并不比过去那种无法描述的感觉更为强烈？此外，当我发现自己对贡布雷兴致索然，我就感到我的想象和敏感已经衰退。我感到归兴的是，我很少回忆起过去的岁月。我感到纤道边上的维福纳河既狭窄又难看。这并不是因为我看出这条河与我回忆中的河流有很多具体的差别，而是因为我已离开我在过一种不同的生活时所经过的地方，所以在这些地方和我之间，已经不存在那种能在不知不觉中使令人欣喜的回忆在片刻之中完全产生的类同。我不大清楚它的性质是什么，但我伤心地想，我的感觉和想象的能力想必已经减弱，所以我不能在这些散步中感到更多的乐趣。希尔贝特对我的理解还不如我自己，她同我一样惊讶，这更增添了我的伤心。她对我说：“怎么，您走这条过去常走的斜坡小路，竟然毫无感受？”她本人的变化也很大，我不再觉得她美，她一点也不美。在我们散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地方变了，先要爬上一些山坡，然后才是下坡路。我们交谈着，我感到和希尔贝特性格，有她母亲的性格；人们穿过一个层次，然后穿过另一个层次。但到第二天，迭复的次序颠倒过来。最后，人们不知道谁将会区分出各个部分，在评论它们时可以相信谁。希尔贝特就象这些地方一样，人们不敢和它们结成亲家。因为这些地方易主的次数过于频繁。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对连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人的记忆，使他的心中建立起一种同一性，并使他不愿意违背自己记得的那些诺言，即使他并没有对此签字画押。说到聪明，希尔贝特是很聪明的，不过具有她母亲的某些荒唐。但是，这与它固有的价值无关。我记得我们在散步时进行的这些谈话中，有好几次她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有一次，也是第一次，她对我说：“要是您不是很饿，时间不是这么晚，我们走左边这条路，然后往右拐，不到一刻钟就能走到盖尔芒特。”这犹如她在对我说：“您往左走，然后右手拐弯，您就会触及无法触及的东西，您就可到达无法到达的地方，在地球上人们只知道这些地方的方向——我过去认为我能够对盖尔芒特了解的东西只有这点，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当时并没有错——就是这条‘路’。”我还感到惊讶的地方之一，就是看到了“维福纳河的源头”，我过去认为它象地狱的入口那样，是地球之外的某种东西，而实际上它只是象一个涌出水泡的方形洗衣槽。第三次是希尔贝特对我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一天下午出来，我们就可以经过梅塞格利丝来到盖尔芒特，这是最好的走法。”这句话打乱了我童年时代的一切想法，使我认识到这两条路并不象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无法调和。然而，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次逗留期间我很少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不大想重游贡布雷，感到维福纳河即狭窄又难看。但是，她为我证实我过去对梅塞格利丝那边的一些想法，则是在一次散步的时候，这些散步虽说是在晚饭前进行的，却总是夜晚的散步，原因是她很晚才吃晚饭！当我们走进一个月光覆盖的美妙深谷，处于神秘的环境之中，我们就停留片刻，犹如两只昆虫，即将钻进青色的花萼之中。希尔贝特也许只是出于女主人的恩惠，对您即将动身感到惋惜，见您好象欣赏这个地方，就觉得应该尽地主之谊，她这位社交界的女士，善于在表达感情时使用沉默、爽直和朴实无华的方法，这时说出一番话来，巧妙地使您相信，您在她的生活中占有一种任何人都无法占有的地位。我突然向她倾吐我因吸入芬芳的空气和微风而充满的柔情，对她说：“您有一天曾谈起斜坡小路。我那时多爱您！”她对我回答道：“您那时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那时我也爱您。我甚至讨好过您两次。”——“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在当松维尔，您当时和家里的人一起散步，我是在回家的途中，我那时还从未看到过您这样漂亮的男孩。”这时她显出茫然而又腼腆的神色，补充道：“我当时有个习惯，就是和一些男孩一起在鲁森维尔城堡主塔的废墟里玩耍。您一定会对我说我当时缺乏教养，因为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女孩和男孩，他们趁着黑暗玩乐。贡布雷教堂的侍童戴奥多尔，应该说他很温柔（他真好！），但后来变得非常难看（他现在是梅塞格利丝的药剂师），他当时和附近所有的农村小姑娘在那儿玩乐。由于家里允许我单独外出，所以我一有机会溜出来就跑到那儿去。我无法对您说，我当时是多么希望看到您去那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使您明白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就冒着被您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看到的危险，用十分露骨的方式向您指了指那个地方，我现在想起来还感到害羞。但是，您凶狠地瞪了我一眼，使我明白您不愿意这样做。” 

突然间，我心里想，真正的希尔贝特，真正的阿尔贝蒂娜，也许是在初次见面时用眼神来委身于人的女子，一个是在玫瑰花篱之前，另一个则是在海滩上。而我却没能理解这点，只是到后来才回忆起来，也就是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在这段时间里通过我的谈话，一种不是极端的想法使她不敢象第一次那样坦率，所以说是我因自己的笨拙而把事情全弄糟了。我完全“放过了”她们——虽然说实在的，在她们面前的相对失败并没有那样荒谬——原因和圣卢、拉谢尔相同。 

希尔贝特接着说：“第二次，那是在好几年之后，我在您家门口遇到您，就是我在舅妈奥丽阿娜家里见到您那天的前一天；那时我没有立刻认出您，或者确切地说我认出了您但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的愿望和在当松维尔时相同”——“在这段时间里，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也见过面。”——“是的，不过在那时，您对我的爱太过分了，我感到您在调查我所做的一切。”我不想问她，在我去看她的那天，和她一起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的小伙子是谁。那天我也许可以和她重归于好，因为当时还来得及，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两个身影在黄昏中肩并肩地朝前走，那天可能会改变我的整个生活。我要是问了她，她也许会对我说出真相，就象阿尔贝蒂娜那样，如果阿尔贝蒂娜死而复生的话。确实，你在几年后再遇到你不再喜爱的女人，在她们和你之间相隔的难道不就是死亡，犹如她们已不在人世一般，因为我们的爱情不再存在这一事实，使当时的她们或当时的我们变成了死人。也许她没有回想起来，或者是她在说谎。不管怎样，我对此已毫无兴趣，我不想去了解它，因为我的心发生的变化，比希尔贝特的脸发生的变化还要大。她的脸已不再为我喜爱，但主要是我已不再感到不幸，我要是再回想起这件事，就无法想象我见到希尔贝特在一个小伙子身边慢慢地走着会感到如此不幸，心里会想：“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愿再见到她。”在这遥远的年代，这种思想状态对我来说曾是一种长久的折磨，现在却已荡然无存。因为在这个一切都会耗尽、消失的世界里，同美相比，有一样东西会倒塌，毁坏得更加彻底，同时又留下更少的痕迹，那就是悲伤。 

然而，如果说我对自己没有问她当时和谁一起沿着香榭丽舍大街往前走感到惊讶——这种因时过境迁而不爱追根究底的例子我已经见得太多了——，那么，我对自己没有把那天我遇到希尔贝特之前卖掉一个中国古瓷花瓶以便给她买花这件事告诉她感到有点惊讶。①这确实是在随之而来的十分悲伤的年代里，我当时唯一的安慰是在想，有朝一日我会毫不担心地把这种温情脉脉的意愿向她诉说。一年之后，如果我看到一辆汽车将要撞到我的汽车，我不想死的唯一愿望，是因为可以把这件事告诉希尔贝特。我当时安慰自己，心里想道：“咱们别着急，我还有整个一生可以来做这件事。”由于这件事，我希望自己不要失去生命。现在，我感到把这件事说出来并不是愉快的，几乎是可笑的，也不是“诱人的”。希尔贝特继续说道：“另外，即使是我在您家门口遇到您的那天，您还是象在贡布雷时一模一样，您要是知道，您的变化多小啊！”我又回忆起往日的希尔贝特。我简直可以画出太阳照在山楂花下的四边形光线，小姑娘拿在手里的铲子，以及在远处盯着我看的目光。只是伴随着这目光的粗野手势，使我以为这是一种蔑视的目光，因为在我看来，我所希望的事是那些姑娘不知道的某种事情，这种事情只有在我的想象中她们才会去做，就是在我单独一人想往的时候。我更不能相信的是，这些小姑娘中的一个，竟敢在我祖父的眼皮底下，轻而易举、十分迅速地想出这种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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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后来问了她。那是女扮男装的莱娅。她知道她认识阿尔贝蒂娜，但详细情况就说不上了。由此可见，某些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重逢，以便为我们的欢乐和痛苦作准备。——作者注。 

我没有问她，在我卖掉花瓶的那天晚上，她跟谁一起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在当时的表象下发生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已变得完全无关紧要。然而，有多少日日夜夜我在痛苦地想那人是谁，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克制我心脏的激烈跳动，也许要比过去在这同一个贡布雷不去对妈妈说声晚安而作出的努力更大。人们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在衰老，这正是某些神经方面的情感逐渐衰退的原因。不过对我们永久的自我来说并非如此，因为永久的自我会在我们整个一生中持续下去，但对我们所有连续的自我来说确实如此，连续的自我都是永久的自我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相隔这么多年之后，我必须对我脑海中清晰可见的一个形象进行修改，这件事使我感到相当高兴，因为它向我表明，我过去认为在我和某种金发小姑娘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同帕斯卡尔的鸿沟一样是想象出来的，我还认为这件事富有诗意，因为完成它需要漫长的岁月。我想到鲁森维尔的地道，不禁因欲望和遗憾而惊跳起来。然而，我高兴地想，我当时全力以赴却又无法如愿以偿的这种幸福，也许存在于别处，而不是在我的思想之中，实际上它又离我这么近，在这个我经常谈起的鲁森维尔，我可以从散发鸢尾香味的书房里看到它。可我却一无所知！总之，她概括了我在散步中向往的一切，直至我迟迟不想回去的原因，我那时却以为自己看到树林微微裂开，活了起来。我过去热切地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是我能够理解和找到，她当时就能使我从少年时代起尝到它的滋味。在那个时候，希尔贝特确实是完全属于梅塞格利丝那边的，而我过去却并不这样想。 

虽说她不是奥士维尔的小姐，就是罗贝尔在妓院里认识的那位小姐（真有意思，我要求对此作出解释的人恰恰是她未来的丈夫！），即使是我在家门口见到她的那天，我也没有完全弄错她目光的含义，没有弄错她是哪一种女人，她现在已向我承认她过去是这种女人。她对我说：“这一切都已十分遥远，我自从和罗贝尔订婚以来，心里只想着他。您看，我对自己责备得最多的，甚至不是小时候的这些心血来潮……” 

整整一天，呆在这个乡村味有点过浓的住宅里，住宅的外表象散步中休息或避雨的午睡处。在这种住宅里，每个客厅犹如花园中的凉棚，而在房间的墙布上，来找你作伴的是园中的玫瑰或树上的小鸟，它们与世隔绝——因为墙布太旧，上面的每朵玫瑰之间都相距甚远，要是真的就可以采摘下来，每只小鸟则可关进笼子驯养。墙上丝毫没有今天那些房间里的豪华装饰，就是在银色的背景上，诺曼底地区的苹果树都以日本的风格表现出来，使你在床上度过的几小时中幻觉联翩——，整整一天，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从房间里可以看到花园的青葱可爱和园门口的丁香，河边大树的绿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以及梅塞格利丝的森林。我望着这一派景色感到愉快，是因为我心里在想：“我房间的窗口一片青翠，真美。”直到在广阔的绿色画面上，我看到了贡布雷教堂的钟楼，这钟楼漆成深蓝色，和画面的颜色不同，只是因为它距离较远的缘故。这不是这座钟楼的一种形象表现，而是这座钟楼本身，它把地点的距离和年代的间隔展示在我的眼前，并在闪闪发光的青翠之中，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色调，呈现在我的正方形窗框之中，那色调非常深暗，仿佛是画在上面一般。我要是走出房间片刻，就会在走廊的尽头看到一个小客厅的墙布，因为走廊的走向不同，犹如一条鲜红的带子，墙布只是一块平纹细布，但颜色是红的，一道阳光射在上面，仿佛立刻会燃烧起来。 

在这些散步中，希尔贝特和我谈起了罗贝尔，听起来好象他要离开她，以便到其它女人的身边去。确实，他生活中有许多碍手碍脚的东西，就象某些男子的友情对于那些喜爱女人的男人一样，还有那种无益的防范、徒劳地强占位置的性格，犹如大多数家庭中那些毫无用处的物件所占据的位置。 

我在当松维尔时，他好几次来过那儿。他和我过去认识的他已大不相同。他的生活并没有使他的身材变粗、行动迟缓，就象德·夏吕斯先生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在他身上发生相反的变化，使他具有一位骑兵军官的潇洒外表——虽然他已在结婚时辞去军职——，这种外表是他从未有过的。德·夏吕斯先生的体重逐渐增加，罗贝尔（也许他要年轻无数倍，但人们感到，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只会和这个理想越来越接近）却犹如某些妇女一样，为了身材而坚决牺牲自己的容貌，从某一时刻起无法离开玛丽亚温泉（既然无法同时保持好几种青春的特点，还是选择青春的身材为好，因为它最能代表其它各种青春的特点），他的身材变得更为修长，动作更为敏捷，这是同一种恶习所产生的相反结果。另外，这种敏捷还有各种心理上的原因，如害怕被人看见，不想显出这种害怕的愿望，以及对自己不满和无聊所产生的焦躁不安。他常去某些烟花巷鬼混，由于不愿被人看到自己进出这些场所，他就一头钻到人群之中，使自己的身体以尽可能少的表面呈现在设想中的过路人不怀好意的目光之下，犹如士兵在冲锋时一样。他那一阵风似的行走速度依然如故。这种行走速度可能也概括了一个人显而易见的勇敢，这个人想显示自己无所畏惧，不愿花时间进行考虑。为了使他的形象完整无缺，还须提到一点，那就是他年纪越老，就越想显得年轻。他还有那些一直感到无聊、厌倦的男人的急躁，这些人过于聪明，不能过他们所过的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的才能也无法在这种生活中得到施展。也许这些人无所事事的本身可以表现为无精打采。但是，自从体育运动受到青睐之后，无所事事就具有一种体育运动的形式，即使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间之外也是如此，无所事事就不再表现为无精打采，而是表现为生气勃勃，使得无聊的情绪没有蔓延的时间和地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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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的记忆，即无意识记忆本身，已经忘记了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但是，看来还存在着一种四肢的无意识记忆，这种记忆是对另一种记忆的大为逊色、毫无结果的模仿，但它的寿命更长，犹如某些无智慧的动物或植物的寿命比人更长一样。双腿和双臂充满了麻木的回忆。 

有一次，我相当早就和希尔贝特分手，半夜里在当松维尔的房间里醒来，睡眼惺忪地叫“阿尔贝蒂娜”。这不是因为我在想念她，不是因为我梦见了她，也不是因为我把她当作希尔贝特；这是因为我手臂里产生的模糊回忆让我去找我背后的铃，就象在我巴黎的房间里一样。我没有找到铃，就叫“阿尔贝蒂娜”，以为我已故的女友睡在我身旁，就象过去那样，她晚上常常睡在我这儿，我们一起睡着醒来时就计算弗朗索瓦丝走到我的房间所需要的时间，以便让阿尔贝蒂娜可以从容不迫地摇响我无法找到的铃。——作者注。 

他变得消瘦多了——至少在这令人烦恼的时期是如此——，对自己的朋友们，例如对我，他几乎不再表现出任何同情心。相反，他对希尔贝特装出多愁善感的样子，象是在做滑稽，却惹人讨厌。这并不是因为希尔贝特对他来说真的是无足轻重。不，罗贝尔爱她。但是，他总是对她说谎；他那双重的思想，即使不是他谎言的本质，却总是被人发觉；于是，他觉得要获得成功，就只能把他使希尔贝特感到难过的真正悲伤夸大到可笑的地步。他说，他这次来到当松维尔，但必须在第二天上午离开，因为他要跟当地的一位先生谈一件事，据说这位先生在巴黎等候他，但正巧有人在贡布雷附近的晚会上遇到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说他来此休息一个月，在此期间他不回巴黎，这个谎话也就不拆自穿，因为罗贝尔在编造谎言时没有和这位先生通过气。罗贝尔脸红了，他看到希尔贝特忧郁而狡黠的微笑，就把传话人骂了一通之后离开，在妻子以前回家，并托人给她捎个绝望的口信，说他撒这个谎是为了不使她难过，她看到他又要走了，走的原因又不能告诉她，所以他就撒个谎，这样她就不会认为他不爱她（所有这些，虽说他把它写成谎言，却是千真万确的），然后派人去问，他是否能去她的房间，这下可是一半是真的悲伤，一半是对这种生活感到难以忍受，还有一天比一天大胆的装疯卖傻，他抽抽噎噎地哭泣，泪流满面，说他将要死去，有时突然倒在地板上，就象身体不舒服一样。希尔贝特不知道应该对他相信到何种程度，认为他每件事都在说谎，但她知道，总的说来他是爱她的，所以对这种将要死去的预感表示担心，认为他也许身患一种她不知道的疾病，因此不敢惹他生气，不敢要求他放弃旅行。另外，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在巴黎和当松维尔，在圣卢家族居住的所有地方，使莫雷尔和贝戈特一样，受到这个家族子女一般的接待。 

弗朗索瓦丝早已发现德·夏吕斯先生为絮比安所做的一切，以及罗贝尔·德·圣卢为莫雷尔所做的一切，但她没有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是盖尔芒特家族几代人中相传的一个特点，她这个人很讲道德，又是满脑子的偏见，却最终认为——就象勒格朗丹大力相助戴奥多尔一样——这是她所拥有的各种知识认为值得尊重的一种习惯。她谈起莫雷尔或戴奥多尔，总是说这是个年轻人：“他找到了一位先生，这位先生一直关心他，帮了他很多忙。”在这种情况下，保护者总是那些爱恋、痛苦和宽恕的人们，在这些人和被他们引入歧途的未成年人之间，弗朗索瓦丝毫不犹豫地把美的角色赋予前者，认为他们“心肠好”。她毫不犹豫地指责戴奥多尔对勒格朗丹耍了许多花招，然而她仿佛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不存在任何疑问，因为她补充道：“这时，小伙子懂了，觉得应该出点力，就说：‘您把我带去吧，我会喜欢您的，我会好好的奉承您。’真的，那位先生心肠真好，戴奥多尔在他身边得到的东西，可能会比他应该得到的要多得多，一定会这样，因为他头脑发热，可那位先生真好，我常常对霞内特（戴奥多尔的未婚妻）说：孩子，您什么时候要是有困难，就去找那位先生。他会自己睡到地上，把床让给您睡。他太喜欢那小子（戴奥多尔）了，不会把他赶出去的。当然，他永远不会抛弃他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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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奥多尔现在住在法国南方，出于礼貌，我问他姐姐他姓什么。当知道他姓萨尼隆时，我就大声说道：“那时为了我给《费加罗报》写的文章，是他给我写了信！”——作者注。 

同样，她对圣卢的评价高于莫雷尔，她认为，尽管小伙子（莫雷尔）耍了所有这些花招，侯爵却决不会让他生活在困苦之中，因为侯爵本人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他坚持要我留在当松维尔，有一次甚至脱口而出，说我来这儿对他的妻子来说是一种快乐，就是她现在所有的那种快乐，他这样说显然不是为了使我高兴，他说这是她在一天晚上亲口对他说的，那天晚上她一直欣喜若狂，可开始时她感到十分伤心，我不期而至，使她奇迹般地从绝望中摆脱出来，“也许是从最坏的情况之中摆脱出来，”他补充道。他请我想方设法使她相信他爱她，并对我说，他还爱着一个女人，但他爱这个女人不如爱自己的妻子，很快就要和她一刀两断。他这时自鸣得意，需要吐露隐情，我有时甚至觉得夏尔莉这个名字会在罗贝尔嘴里脱口而出，就象一次开奖的号码一样。他补充道：“然而，我可以引以为豪。这个女人无数次向我证实了她的爱情，可我却将为希尔贝特而牺牲她，她从未注意过一个男人，她也认为自己是不会爱上男人的。我是第一个这样的男人。我知道，她对所有的男人都严词拒绝，所以当我收到她的情书，看到她在信中对我说，她只有和我在一起时才感到幸福，我就不能再离开她了。显然，要不是想到这可怜的小希尔贝特痛哭流涕我就心软，我真会感到得意忘形呢。你不觉得她有点象拉谢尔？”他对我说。确实，我感到惊讶的是，要是将就一点，她们之间确实有一种模糊的相似。也许这与脸部某些轮廓真正相象有关（例如与希伯来人的血统相关的轮廓，这种血统在希尔贝特身上却极不明显），由于这种相象，当罗贝尔的家里要他结婚时，他在门当户对的条件下感到自己更倾向于希尔贝特。这还和下面的情况有关：希尔贝特一次偶然看到她不知姓名的拉谢尔的一些照片，她为了讨好罗贝尔，就竭力模仿这位女演员喜欢的某些习惯，例如头发上总是戴红蝴蝶结，手臂上扎一条黑丝绒带，并把头发染成棕色。后来，她觉得他因内心抑郁而脸色难看，就试图妙手回春。但她有时做得实在过分。有一天，罗贝尔要来当松维尔逗留二十四个小时，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看到她在入席时已十分奇怪地判若两人，她不仅和过去不同，而且和平时也不相同，我惊讶得愣住了，仿佛我的面前坐着一位女演员，一位狄奥多拉①。我感到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好奇地想知道她什么地方变了。这种好奇心很快得到了满足，就是在她擤鼻涕的时候，尽管她异常小心，手帕上还是留下各种颜色，犹如一块色彩丰富的调色板，我由此看出她脸上涂满了脂粉。正因为如此，她的嘴唇才变得血红，还竭力使嘴上露出笑容，以为这样才会使他满意，而这时，火车到站的时刻即将来临，希尔贝特却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否真的会来，或者会发来一份电报，这种电报的模式，就象德·盖尔芒特先生曾风趣地确定过那样：“不能来，就撒谎。”这就使她双颊苍白，眼圈发黑，面颊上流着带紫色眼膏的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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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狄奥多拉（约500—548），拜占廷皇后，查士丁尼一世皇帝（527—565）之妻。她从小就当演员，查士丁尼爱其美貌聪明，纳为情妇，525年与她正式结婚。 

他脸上装出温柔的样子，这和他过去自然的温柔形成鲜明的对照。说话的声音象酒鬼，但又有演员的抑扬顿挫。他对我说：“啊！你看，只要希尔贝特幸福，我什么都可以牺牲。她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这点你是无法知道的。”这其中最令人生气的，仍然是自尊心，因为他对自己被希尔贝特所爱而洋洋得意，但又不敢说他爱的是夏尔莉，就对小提琴手自以为对他所具有的爱情，加上各种各样的细节，虽说这些细节并非纯属虚构，却也被善于夸大其词的圣卢添枝加叶，而夏尔莉向他要的钱一天多似一天。他把希尔贝特托付给我之后就回到巴黎。此外，我曾有机会（我把以后的事提前叙说，因为我当时还在当松维尔）在巴黎的社交界见到他一次，是在远处见到的，在那里，他的话虽说生动、迷人，却使我想起了过去；我感到惊讶，他的变化真大。他越来越象他的母亲；母亲的高傲、轻盈的风度，在她自己身上是十全十美的，但传到了他的身上，由于他受过完美无缺的教育，这种风度就变得夸大、僵硬；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深邃目光，使他仿佛在仔细察看他经过的所有地方，不过这几乎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是出于一种习惯和动物的特性。他那个性突出的外表是盖尔芒特家族所有成员都没有的，他即使在不动的时候，也如同凝固的黄金那样，是阳光灿烂的白昼，这样他就仿佛披上一身奇特的羽毛，变成一个稀有的品种，使鸟类收藏家们都想占为己有；但是，当这种化作鸟的阳光开始运动、行动之时，譬如当我看到罗贝尔·德·圣卢进入我所在的一个晚会之时，他昂起了头，头发如羽冠一般显得喜悦而又自豪，金色的冠毛有点脱落，脖子转动时的灵活、自豪和卖弄风情是人类所没有的，他使你产生的好奇和赞赏，一半与社交界有关，一半与动物学有关，你不禁会想自己是在圣日耳曼区还是在植物园，你是在端详穿过大厅的一位大贵族还是在观赏笼子里跳跃的一只小鸟。只要稍加想象，这个图像中不但会出现羽毛，还会出现树枝。他开始说出一席话来，他认为这些话具有伟大的世纪①的风格，并以此来模仿盖尔芒特的风度。但是，有一种微不足道却又无法捉摸的东西，使这种风度变成了德·夏吕斯先生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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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十七世纪。 

在那次晚会上，德·马桑特夫人离我们较远，他就对我说：“我离开你一会儿。我去奉承一下我的母亲。”至于他不断和我谈起的爱情，并不是对夏尔莉的那种爱情，虽说他重视的只有那种爱情。一个男人不管怀有何种爱情，人们总是会弄错同他发生关系的人的数目，因为人们错误地把友谊当作恋情，这是一种加法的错误，而且还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已被证实的恋情会排除另一个恋情，这就又产生另一种类型的错误。两个人可以说：“x……的情妇，我认识，”并说出两个不同的名字，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弄错。爱一个女人往往不能满足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交结一个我们并不喜欢的女人来欺骗她。到于德·夏吕斯先生传给圣卢的那种爱情，一个丈夫有了那种爱情一般会使妻子幸福。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但盖尔芒特一家却找到使这条规律产生例外的方法，因为有这种癖好的男人们希望别人相信，他们喜欢的是女人。他们和某个女人一起招摇过市，使他们自己的女人悲痛欲绝。这种手法，古弗瓦西埃一家用得更为巧妙。年轻的古弗瓦西埃子爵认为自己举世无双，自创世以来就受到某个男性的诱惑。他认为他的这个癖好来自魔鬼，就同它进行了斗争，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让她生了几个孩子。后来，他的一个堂兄弟告诉他，这种癖好相当普遍，还亲自把他带到那些能满足他这种癖好的场所去。德·古弗瓦西埃先生从此只喜欢自己的妻子，以加倍的热情来生儿育女，她和他被列为巴黎的最佳夫妇。人们对圣卢夫妇的评价就并非如此，因为罗贝尔不但性欲倒错，而且还使妻子嫉妒得要死，原因是他毫无乐趣地供养着几个情妇。 

可能是因为莫雷尔长得极黑，符合圣卢的需要，就象阳光需要阴影一样。在这个如此古老的家庭里，一位头发金黄、聪明的大贵族具有一切魅力，心底里却埋藏着一种无人知晓的对黑人的秘密癖好，这是十分容易想象的。 

另外，罗贝尔从不让人在谈话中涉及他那类爱情。要是我说上一句，他就会回答道：“啊！我不知道。”神情冷淡得让自己的单片眼镜掉落下来。“我并不怀疑有这种事情。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到别处去问。我是一个士兵，就是这样。我对这些事毫无兴趣，对巴尔干战争却兴趣盎然。过去，战役的词源学曾使你感到兴趣。我当时对你说，即使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也会看到典型的战役，例如侧翼包围的伟大尝试，乌尔姆战役。嗳！不管这些巴尔干战争如何特殊，鲁莱－布加斯仍然是乌尔姆，侧翼包围。这就是你可以和我谈论的话题。至于你所暗示的那种事，我是一窍不通，就象对梵语一样。” 

罗贝尔不屑一谈的那些话题，希尔贝特在他走后却很乐意和我谈起。当然不是谈她的丈夫，因为她对此一无所知，或是装作一无所知，但是，她大谈特谈这些事涉及的是别人，这也许是因为她从中看到一种对罗贝尔的间接辩白，也许是因为罗贝尔同舅舅一样，既对这些话题讳莫如深，又有一种倾听和恶言中伤的需要，使她了解到许多情况。在所有的人中，德·夏吕斯先生并没有得到她的宽容，这也许是因为罗贝尔虽然没有和希尔贝特谈起夏尔莉，却禁不住要以某种方式对她反复叙说小提琴手告诉他的事情：他一直憎恨过去的恩人。希尔贝特很喜欢这种谈话，这样我就可以问她，阿尔贝蒂娜趣味相同，是否也有这类癖好，因为阿尔贝蒂娜的名字我第一次是从她那儿听到的，那时她们是同学。希尔贝特无法向我提供这方面的情况。另外，我也早已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我继续机械地打听这方面的情况，犹如一个记忆力衰退的老人，不时打听他失去的儿子的消息。 

奇怪的是，以及我无法加以发挥的是，阿尔贝蒂娜喜欢的所有女人，就是所有那些可能让她做她们所希望的那种事的女人，在那时由于得不到我的友谊，在何种程度上要求、恳求——我不敢说乞求——和我发生某种关系。如果遇到邦当夫人，不需要给她钱她就会把阿尔贝蒂娜给我送回来。这种起死回生在毫无用处之时发生，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这并不是因为阿尔贝蒂娜，要是她不是从都兰，而是从另一个世界返回我的身边，我就会毫无乐趣地接待她，而是因为一个我所喜受却又无法去看望的年轻妇女。我心里想，如果她死了，或者我不再爱她了，所有那些可能使我和她接近的人，就会在我的脚下消失。而现在，我徒劳地试图去影响他们，原因是我的心病没有被经历治愈，这种经历本应使我明白——它过去曾使我明白某些事——，爱是一种坏运，就象童话里的那些人一样，只要魔法没有解除，别人就无能为力。 

她对我说：“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谈论这些事的。这是巴尔扎克的一本老书，名叫《金眼女郎》，我仔细阅读这本书，是为了能了解我的那些叔叔。但是，这是荒唐而难以置信的，是个美丽的恶梦。另外，一个女人也许会这样受到另一个女人的监视，但决不会被一个男人监视。”——“您错了，我过去认识一个女人，一个喜欢她的男人简直是把她监禁起来；她不能去看望任何人，外出时只能由忠实的男仆跟随着。”——“啊！这一定会使您这样的善良的人感到厌恶。是啊，我们曾经和罗贝尔谈起过，您应该结婚。您的妻子会使您恢复健康，您则会使她幸福。”——“不，我的脾气太坏。”——“这是什么想法！”——“我可以向您担保。另外，我订过婚，但我不能……” 

我回到楼上的卧室时忧虑地想，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贡布雷的教堂，这座教堂仿佛是在淡紫色窗子里的绿树丛中等待着我。我心里想道：“算了，改年再去吧，要是我没死的话”，除了我的死亡，我没有看到其它的障碍，也没有想到教堂的死亡，我感到教堂应该在我死后长期存在下去，就象它在我出生之前曾长期存在一样。但在有一天，我对希尔贝特谈起阿尔贝蒂娜，我问她阿尔贝蒂娜是否爱女人。“哦！一点不爱。”——“但是您过去说过，她有不良的嗜好。”——“我说过这种话？您一定听错了。不管怎样，即使我说过，您也弄错了，我是说她和一些小伙子谈情说爱过。另外，在这样的年纪，恐怕也不会在这方面走得很远。”阿尔贝蒂娜曾对我说过，希尔贝特也喜欢女人，曾向阿尔贝蒂娜求过爱，现在希尔贝特这样说，是否为了对我隐瞒这个情况？或者是（因为其他人对我们生活的了解往往比我们认为的要多）她知道我过去喜爱、妒忌阿尔贝蒂娜（其他人对我们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多，但由于过多的猜想，他们也会进行不着边际的发挥并产生错误，而我们则由于不进行任何猜想，希望他们产生错误），并认为我现在还是这样，就出于好心用布蒙住我的眼睛，这种布，人们时刻为妒忌的男人准备着。不管怎样，希尔贝特过去说的“不良的嗜好”直至今天所作的生活作风正派的担保，同阿尔贝蒂娜肯定的过程恰恰相反，因为阿尔贝蒂娜到最后几乎承认她和希尔贝特保持同性恋的关系。在这点上，阿尔贝蒂娜曾使我感到惊讶，就象对安德烈告诉我的事感到惊讶一样，因为对于这一小群姑娘，我在认识她们之前先是认为她们反常，后来认识到自己的猜想是错误的，就象往往会发生的那种事一样，人们发现一位正派的姑娘，她对爱情的现实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所处的环境却是人们错误地认为伤风败俗的环境。后来，我又走了回头路，认为自己最初的猜想的正确的。但是，阿尔贝蒂娜把这件事告诉我，也许是为了显示她的经验要比她看上去更为丰富，为了用反常的魅力在巴黎迷住我，犹如初次相识时她用贞洁的魅力在巴尔贝克迷住我一样；当我跟她谈起喜欢女人的女人时，只是为了不显出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样子，就象在一次谈话中，如果谈到傅立叶或托博尔斯克①人们虽说对此一无所知，却会装出在行的样子。她也许曾经生活在凡德伊小姐的或安德烈的女友隔壁，和她们隔开一道厚实的隔墙，但她们认为她“并非如此”，她后来获悉了这些情况——就象嫁给作家的女人竭力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一样——，但只是为了讨好我，为了能回答我的问题，直至有一天她才明白，她们这样做是出于妒忌，于是她就开了倒车。除非是希尔贝特对我撒谎。我这时想到，罗贝尔在一次以他感兴趣的方式进行的调情中，得知希尔贝特不讨厌其他女人，就娶了她，希望得到他想必没有在家里得到过的乐趣，因为他在别处得到这种乐趣。这些假设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荒谬的，因为象奥黛特的女儿那样的妇女或是那一小群姑娘，兴趣十分多样，各种兴趣即使不是同时存在，也会交替出现，她们会轻易地从对一个女人的爱恋转到对一个男人的热恋，因此要确定她们真正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困难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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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博尔斯克是苏联俄罗斯联邦秋明州城市，建于1587年，是俄国早期西伯利亚殖民开发的重要中心。 

②为了使我决定娶她（而她本人也拒绝了这件事，原因是我的性格优柔寡断、令人厌烦）。确实，我就是以这种过于简单的形式来评论我和阿尔贝蒂娜的艳史，因为现在我只是从外部来观察这段艳史。——作者注。 

既然希尔贝特在读《金眼女郎》，我就不想向她借阅这本书。但是，在这最后一个晚上，当我去她那儿时，她借给我一本书，让我在睡觉前阅读，这本书使我产生的印象相当强烈而又混杂，不过并不持久。这就是龚古尔兄弟未曾发表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