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我们生活道路上那些差距极大的景地联成一气。我们是不可能叙述自己与一个甚至都不甚了解的人之间的关系的。因此，每个个人——而我也是这些个人之一——均以他们不仅在自己周围，而且在他人周围完成的回旋，尤其是他们对我而言先后占有的方位确定时值。而自刚才在这场欢庆活动中我重又抓住时间以来，这个时间一方面使我想到在一部准备用来叙述一个人的生活的作品中，与通常使用的平面上的心理分析相反，应当充分使用某种空间中的心理分析，另一方面，它还根据所有那些不同的平面安排我的生活。只要我继续在书房里独自冥想，这些不同的平面无疑为我的记忆施行的那一次次起死回生增添新的美色，因为记忆在把过去不加变动地、象当初它尚且在进行的时候那样把它引入现在的时候，它所抹掉的恰恰正是那个时间的巨大维数，就是生命据此得以发展的巨大维数。 

我看到希尔贝特朝前走来。我惊讶地发现她身边走着一位妙龄少女，因为，我仿佛觉得圣卢的婚姻就是昨天的事情，当年盘踞在我心头的思绪今天早晨依然在我心头没有什么变化，姑娘高挑的身材标出了这段我一直视而不见的间隔。无色无嗅、不可攫住的时间，可以说是为了使我能够看到它、触摸到它，物质化在她的身上，把她塑造成美的杰作，与此同时在我身上，唉！却只是完成它的例行公事。此时，德·圣卢小姐已来到我的面前。她两眼深凹、熠熠有神，那娇秀的鼻梁呈鹰钩状微微隆起，这只鼻子，虽说一点也不象斯万的鼻子，却很象圣卢①。这位盖尔芒特的灵魂已然泯灭，可他那颗长有一双飞禽般炯炯眸子的秀美头颅却降落在德·圣卢小姐的肩上，致使曾认识她父亲的人们浮想联翩。我觉得她很美，因为她还充满希望、来日方长、喜气洋洋，即由我失去的那些年头造就的她仿佛就是我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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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很惊讶，她那似是仿照她母亲和她外祖母的样子制作的鼻子恰好终止在她鼻下那条完全水平的线上，尽管略略见大，却属十分精巧。一个如此独特的特征足以让人把一尊雕象从一千尊中辨认出来，只要认准了这个特征。我赞叹大自然这位独具匠心的雕塑大师象给母亲、外祖母做过的那样，不失时机地又给这外孙女刻下这强劲有力的决定性的一刀。——作者注。 

最后，这种时间的观念对我来说还有一种重要的价值，它是一根刺棒，它告诉我，如果我想达到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有时，在短促的瞬间，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在我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坐车出去散步的时候产生过的、使我认为这日子还值得一过的感受的话，那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现在我觉得这种生活值得一过，因为我觉得有可能阐明它，阐明这种我们在黑暗中看到的、不断遭到歪曲的生活，还它真实的本来面目，总之，实现在一部作品中！我想，但愿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的人能得到幸福，他要做的工作是多么艰巨啊！这里且略示一斑，他必须做到使他的作品能与最高雅、最不同的艺术相媲美，况且，这位作家还将使每个特点都显现出它各个相反的方面，以说明他的兼容并蓄，他必须条分缕析地酝酿他的作品，无休止地翻复集结力量，仿佛展开一场攻坚战，象忍受疲劳那样忍受之，接受戒律那样接受之，建造教堂那样建造之，遵守规章那样遵守之，克服障碍那样克服之，赢取友情那样赢取之，喂养幼儿那样给予充分的营养，创造一个世界那样创造它，绝不把那些可能只有在别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解释的奥秘、我们预感在生活中、艺术中最能令人感动的奥秘放过一边。而在这些鸿篇巨制里，有些部分还只来得及拟出提纲，因为由于建筑师计划之宏大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完工，有多少大教堂仍处于未完成状态啊！我们给这部作品以养料，加强它的薄弱部分，保护它，然而接下去的却应是它自己成长，它指定我们的坟墓，保护它免遭物议，有时也使它免被后人遗忘。不过回过头来说我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实不敢抱任何奢望，要说考虑到将阅读我这部作品的人们、我的读者那更是言过其实。因为，我觉得，他们不是我的读者，而是他们自己的读者，我的书无非是象那种放大镜一类的东西，贡布雷的眼镜商递给顾客的那种玻璃镜片；因为有了我的书，我才能为读者提供阅读自我的方法。所以，我不要求他们给我赞誉或对我诋毁，只请他们告诉我事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他们在自己身上所读到的是不是就是我写下的那些话（再说，在这一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也并不一定纯然是由我的差错而引起的，有时还可能是由于读者的眼睛还不适应于用我的书观察自我）。为了更有效、更具体地想象我将投身其中的工作，我每时每刻不断地变换比较的角度，我想，我在我那张白木大方桌边工作，弗朗索瓦丝在我身旁望着我，她就象那些默默无语的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不卑不亢的人们，一定程度地直觉到我们的使命（我把阿尔贝蒂娜忘记得差不多了，以至我会原谅弗朗索瓦丝可能做出的反对她的事情），我在她身边工作，几乎也象她那样地工作（至少象她过去那样，因为她现在已经老得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因为，在这里别 增补，我将粗粗地勾出我这部书的概貌，我不敢狂妄地说它象一座主教座堂，只求它象一条连衣长裙。当我手头没有我所有的那些被弗朗索瓦丝称作烂纸片儿的东西，当我缺少的正是我需要的东西时，弗朗索瓦丝能理解我的冲动，她总是说，如果没有她需要的那号纱线和扣子，她是缝不成衣服的。还因为她按我的生活起居，她对文学工作已经形成了一种本能的理解，比许多聪明人还正确的理解，更不用说那些笨人了。例如当初我给《费加罗报》写我那篇文章时，老膳食总管真心实意地同情作家们说：“这种事情真是难上加难，”他们总有点儿夸大一项自己并不进行、甚至连想都没想到的工作的艰难之处，表示诸如此类的怜悯，甚至夸大一种人家并没有的习惯，就象有的人对你说：“象这样打喷嚏会把您累成什么样儿了。”此时的弗朗索瓦丝却完全相反，她揣度着我的幸福感并且尊重我的工作。只是，她对我把自己的文章给布洛克讲述一遍时发发脾气，怕他赶到我前面去了，说：“您对这些人总少个防人之心，他们全都是抄袭大师。”而布洛克呢，每当我给他大致叙述一篇他觉得不错的文字后，他确实也在给自己留着后路，他对我说：“嘿！挺怪的，我也写了一篇差不多的东西，我以后也得给您念一念。”（后来他还是没有能念给我听，但那天晚上他却就去写这篇大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