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饮食专栏的作家和编辑，赖希尔最擅长的是具有迅速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在八月份的访问期间，她竟然能忽略了整个法国。这是多么勤奋啊！然而，她却努力设法挤出时间度过了一个令人失望的假期。

那令人失望的食谱从早饭就开始了：令人生厌的长面包，还有更差的羊角面包，馊了的咖啡。整个市场上竟没有一个完全成熟了的番茄，桃子跟石头一样坚硬，绿豆干得吓人。没有什么能比看到干绿豆更让饮食评论家心情郁闷的了。法国不产土豆，肉铺连小羊肉都没有，于是她的心在往下坠。这真是美食家的地狱。

赖希尔说，她去超市，无奈中在不开市的一天去购物，这却丝毫无助于减少她的不满情绪。那里的食物也相当糟糕，肉类和蔬菜根本不值得一提。乳酪是经工厂加工过的，面包装在塑料袋里。在回家路上，她遇到了最恐怖的事：在那个叫德构斯蒂诺的市场里，光各类玫瑰葡萄酒占的空间就比所有的麦片粥、小甜饼和脆饼还多。想想这种事情！比小甜饼还多的葡萄酒！这显然是腐化堕落社会的一种显著标志。

接下来的是其他意外发现，那暂且不提，先回过头来看看前边这些情况。不用说，在普罗旺斯你能看到很多不太重要的食品，但如果你想在经过的每个地方都能找到很好的食品，这不是粗心就是对当地极度缺乏了解。发生在普通游客身上可以理解，但鲁斯·赖希尔显然不是普通游客，她的工作是寻找美食，与烹饪和新闻界也必定有某种联系。她在法国当然有朋友和同事，应该可以告诉她在普罗旺斯——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该去什么地方。难道没有人告诉她一些好点的去处？她自己也没要求别人告诉吗？不知她是否看过她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同行帕特里夏·韦尔斯（patricia wells）写的佳作？韦尔斯也是位美食家，对普罗旺斯非常熟识。显然她并非如此。

市场上没有熟透了的番茄，肉铺里没有诱人的羊羔肉，这两件事，我们在普罗旺斯的几年中从没遇到过。这多半是因为运气不佳，也许是去市场和肉铺的时间太晚了，最好的已经卖完了。八月份就是这样。至于嘈杂的超市，不是给赖希尔的建议太糟，就是根本没有建议。当然一些超市里有工厂出品的奶酪和塑料包装的面包，虽然我搞不懂怎么会提起这个——超市本就是专门销售标准化的食品，而且大多数也都合法地采用塑料包装。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超市都一样。虽然小甜饼的种类也许还达不到德构斯蒂诺市场的标准，但普罗旺斯的大部分超市里，是能找到销售新鲜奶酪的专柜和自己的面包房的。

事实上，我们认识的认真的厨师中，大多数只到超市购买基本日用品。他们到小专卖店去买肉、面包、油、酒和农产品，就像他们的母亲以前那样。哪怕他们住在阿威格农或者附近，他们也到拉斯霍斯去购物，这是在法国全国都能见到的最好市场中的一家，位于城中心，离赖希尔住的地方并不远。

二十五年来，市场成为当地供应商长期的批发商店，四十个售货摊位为顾客提供着非常丰富的肉食、家禽、野味、面包、奶酪、猪肉制品、水果、蔬菜、香草、调料品和油，鱼类柜台足有三十多码长。每个工作日六点开门，中午关门。但是，八月份在阿威格农很难找到停车位，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市场被人忽略了。这是一个遗憾。

但不用担心。如果对购物有些犹豫，那还有餐馆，其中几家可以和纽约的高级饭店相媲美。黑利（hiely）、埃斯那特（l’isle sonnante）和雷尼（reine）是其中的三家，但这也无法躲开赖希尔的眼睛。我们被告知菜只是让人看的，而不是吃的，里面只有番茄（但愿是熟透了的番茄）。这或许会让她联想起对大城市的一般餐馆的评论。这些都足以让你在普罗旺斯停留期间对吃饱饭大为失望。

就在我们随着饥饿而备感失望之际，却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在这里白纸黑字地写着，同时被极具权威性的《纽约时报》所认可的：“我原来一直梦想的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普罗旺斯。”

这句话对我的冲击就如同看到生番茄一般。你可以想像。这些年我一直住在哪？还有其他那些被蒙蔽的作家呢？都德（daudet）、季奥诺（giono）、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和m.f.k.菲舍尔（m.f.k.fisher）等所熟悉的和他们笔下的普罗旺斯——也是我了解的普罗旺斯——并不存在。而且从未存在过，它只是我们乐观想像的一次虚构，一个罗曼蒂克的梦。

这弥天大谎的始作俑者，恐怕只能归咎于那个土生土长的普罗旺斯人的儿子马塞尔·帕尼奥尔。哦，又是一位神经质的、富有想像力的作家。赖希尔似乎还对他颇为崇拜，和我们一起分享着对他的尊敬：“我所迷恋的普罗旺斯，是伟大的电影创作者马塞尔·帕尼奥尔的普罗旺斯。这是一个拼凑起来的黑白世界。在咖啡馆里，人们在帽子下面放上石头，静等着有人来踢。”

在我看来，这跟希望一个当代美国人模仿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电影里的人物没什么两样。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做些调查，因为我不能跟事实争论。为了公平，我必须报道，为取乐大众而出现的踢帽子现象已经不存在了。

在当地我曾居住的村子里，翻遍村长办公室的档案，也找不出一例有关在公共场所踢帽子的记载。在村子的小酒吧里，我问年纪最长的老人以前是否曾以踢帽子为乐。他只是斜眼看看我，喝完酒，便走开了。哪怕是在最边远的豪特·普罗旺斯村里，你或许幻想可以碰上最古怪、早已被人遗忘的踢帽子者，但你在咖啡馆里看到的只会是人们在聊天、玩牌或滚水球。最重要的问题是糟糕的食物，现在正是如此。又一个梦想破灭了。